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于美东时间 8 月 1 日凌晨离世，如何评价余教授一生的学术成就与得失？ 第3页

看完下面的一些评论，让我想起了是不是义和团运动在我国又卷土重来了！

什么时候开始，评价一个人是屁股决定脑袋了，如果简单的归咎为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

那这样看来布洛克死有余辜，布罗代尔罪大恶极，兰克简直就是一反动大头目，汤因比要去给马克思跪下赎罪。

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史学家…

屁股歪了，学术肯定就一无是处，那么整个西方史学那通通都是糟粕！

真让我怀疑，现在这个软件的用户难道都是毫无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有的只是想当然的谩骂。

什么是历史评价，对一位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

首先，从学术上看：

在我读书的时候，也是黄仁宇先生那本通俗读物《万历十五年》最火爆的年代，这波余热到现在都还没有散去，而现在被批判的余教授恰恰是黄仁宇的老师。

相比于黄先生的从国民党军官半路出家，余教授无论是从治学方法还是史学功底方面，都是黄仁宇所不能及的。

他写的《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提出的历史观点现在看很多可能已经过时了，但是就像陈寅恪先生的部分观点，不少现在看也有问题，田余庆先生的书很多都提出来了，但是你不能站在现在的角度说陈先生治学一塌糊涂。

史学界早有公论，余教授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在改革开放的这段历史时期，是引领风气之先的。

这点和胡适这类人很像！

众所周知，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史学界，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历史观为尊。

等到了改革开放，由于中国历史学界自身创造理论解释系统的能力不足，史学研究方法上已全面落后于西方，这导致史学界只能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开始借鉴并运用国外史学领域的理论成果，从而承担起向西方学习借鉴以及将西方理论本土化的繁重任务。

然而，在借鉴运用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如生吞活剥西方史学理论，食洋不化。

那时候一些没有西学背景的学者盲目崇拜或者照搬西方的某些理论与方法，或者用被他们误解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他们用西方史学概念生硬堆砌起来的著作，或烦琐晦涩，或故弄玄虚，更出现个别像电视片《河殇》之类盲目崇信西方史学的理论作品。

以余英时为代表的这批美籍华人史学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

对于余英时来说：

当时研究中国史学，大陆学者一直是沿袭梁启超提出的中国社会呈现出器物一制度一文化递次变化过程的基本思路。这种思路，仅仅是把复杂的现代化进程简单理解为在外力影响下对传统社会结构进行破坏的必然步骤，从而看不到传统发挥的作用。

而余英时在当时提出的内在理路之说对于现代化历史研究中过分强调外力作用如政治基础、经济基础、阶级斗争等应当有积极地启发意义。

所谓的内在理路学说，是指在寻求历史变迁的动因中，专注于内在原因的探求，不赞成外部因素决定论。余英时在中国知识人之史、商人伦理以及中国文化变迁等问题的历史性考察上，都树立了内在理路的研究范型。

比如：《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乃是余英时运用内在理路的代表作之一。

在书中，余英时将学术思想史本身看作是有生命、有传统的有机体，认为其成长并不完全依赖于外在刺激，明清思想史上的诸多外缘解释，都忽略了思想史本身的生命，使得思想史发展出现内生的断层无法解释。

这种通过内在理路向所有读者揭示明清之际考据学的兴起，不单是一种孤立的方法论运动，而是与儒学之由尊德性转入至道问学，有着内在的相应性的方法在当时是具有开拓性的。

从后世来看，这种理论姑且不论错与对，在当时的史学界的确是冲击了旧有的史学观念（这种新观点还包括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等），拓宽了大陆史学工作者的视野，有利于他们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而不是单线式的思考，逐渐改变大陆旧有的史学范式，促进大陆史学观念与研究范式的革新及多元化发展。

这就是这批美籍学者对中国思想文化历史研究的贡献。

另外，从人生经历来看：

余英时少年时生活在安徽潜山，在乡间接受纯传统式的教学，接触的只限于的中国古书，写作也是从文言文开始，十三四岁时去县城桐城读书，而桐城是桐城派古文的发源地。

1949年，余英时考入了燕京大学，因为两岸分隔的原因于当年就去了香港。

1950年至1955年，在香港的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跟随钱穆学习，成为钱穆的得意弟子。

随后就到美国后师从杨联陛，杨联陛的学问渊博而又思路细密。

因此，余英时从钱穆和杨联陛那里，继承了强烈的文化使命感、观察问题角度和文章叙述的方式。

而其在美国进行历史研究中，余英时又不可避免的受到西方的一些史家、史学流派的影响，如深受韦伯有关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除了经济与社会的原因外还有文化与精神的原因这一理论影响。

这样的经历，除非觉悟高如郭沫若先生，你让他走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道路，从唯物主义角度来看也不现实。

另外，你说他是我们的敌人吧，也没那么严重。

毕竟改革开放后，他们与国内的学术交流是很密切的，国家也并没有明确反对，余先生的书很多也是作为公开出版物和内参形式在国内发行的。而且事后看如果余英时留在国内，类比陈寅恪先生在建国后，也就写了本柳如是别传记这种例子，在无尽的政治运动中、在恶劣的学术环境中肯定也不会取得什么成绩。

1978年，当余英时开始自1950年离开中国大陆后唯一的访问，虽然只有一月，却深深地勾起他的中国情怀。在余英时的回忆文章说：

从西安到敦煌这一段火车行程尤其使我神游於千载之上，时时体念到汉唐时代的祖先怎样开拓了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国家，创造了这样一个绵延不绝的文化。我个人的心情不但与美国同行者完全不同，甚至和伴随我们的中国朋友也截然异趣。

并且，从敦煌回来的路上，余先生诗情勃发，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一弯残月渡流沙，访古归来兴倍赊。留得乡音皤却鬓，不知何处是吾家。

七年后的1985年，余英时在为他的散文集《我的中国情怀》写序时曾这样回忆这次大陆之行：

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离开出国的时间己整整二十九年了。从东京飞北京那几个小时，心情真是有说不出的激动。那正是我的中国的情怀全幅流露的时刻。但是飞机降落在北京西郊，萦回在我的脑际却是丁令威化鹤归来的神话，那时我才真正体味到城郭如故人民非的意思了。尽管二十九年后化鹤归来，发现城郭如故人民非，我的中国情怀不但未曾稍减，似乎反而与日俱增。正因如此，我才不能忘情于故国，而往往要以世外闲人，与人话国事，说些于己无益而又极讨人嫌的废话。我曾屡次自戒，而终不能绝。

虽然余先生心中念念不忘的国并不是我们心中的那个国，但是对于中华的认同一直没变，而这种两岸的情怀归咎到后来就是九二共识。立场的不同，只能说是时代造成的政见不同，人各有志。这也是那批美籍学者的时代局限，也是时代的悲哀。

而造成两岸这种最大悲剧的，不正是在互联网中的道德圣人，统一楷模：

两位蒋先生么，尤其是大蒋先生这种独裁者。

那么既然网民把他们都捧的那么高了，余先生这种经历了民国的人这种行为算什么，简直思之令人发笑。

最后谈一点，余先生对于为什么现在大陆的学者动不动就称大师国学，动不动就是通才这个问题也有过绝妙的阐述。

他认为：还是精神空虚吧。这是最大的问题，学术界的人精神也空虚，总要有一些东西填补，变成大师的话，当然就得到很大的满足感了。明朝末年官封得太多，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现在的大师太多了，就是通货膨胀，贬值了，什么都是大师，就没有意义了。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

这也是这个社会的真实写照，我们一边说着文科无用，一边却是靠着些自媒体里面的奇闻逸事盲目崇拜，只是真实的话一般都很难听，而沉迷的人却不自知罢了。

希望大家能够多读书吧，但是不要把书读傻了！

8月6日更新：

看了很多评论，都扯到胡适先生，在这群人眼中胡适就是实用主义的鼓吹者、洋奴买办文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甚至把他称为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

简直就是一无是处。

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了你们口中这样一个一无是处的人，当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共同成立了专门批胡的机构，也就是周扬所谓的批胡委员会。在委员长郭沫若的领导下，相关出版社出版了《胡适思想批评》八辑，约二百万字，另有别的出版社出的批胡著作三十多本，总计也三百万言之多。

一无是处的一个人需要在建国以后，特定历史环境下如此兴师动众进行批评么？

如此批驳的皇皇巨著，不就是反衬出胡适的地位。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当年胡适与鲁迅、蔡元培、陈独秀等知识分子一道高举德先生与赛先生两大旗帜，吸纳和借助了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中的民主、自由、科学思想，建构了中国的现代文化思想，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形成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五四精神，这种岂是影响了几代人，简直就是再造华夏文化。

就算从学术上看，他并不是用白话文做大众传播工具的第一人，但由于他的倡导，中国文学才开创了一个以白话文为主体的新时代。他并不是第一个用白话文进行创作的人，甚至可以说他缺乏作家应有的禀赋，但他却是中国现代诗歌创作和话剧创作的开山者。他崇尚西方，曾将全盘西化的口号修正为充分世界化，但他反对基督教，批抽象派、印象派，主张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粹与国渣区别开来。

后世的很多人学术上早已已经超越了他，所谓后浪推前浪，这是肯定的，但是胡适的思想在当时没人超越也并没有过时，所谓开了一代风气之先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其地位，毋庸置疑。

有时候，我们想想在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批判胡适的时候，为什么陈寅恪等人不仅坚决不批，还为胡适辩护。钱钟书会发出如果我们没有了说话的自由，至少我们可以沉默的感叹。胡适的弟子吴晗先生在批胡运动中，他也没写批判自己老师的文字，最后惨死。

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一个人的好或者坏是能够简单讲清楚的么？

究竟功过是非如何，到现在没有盖棺定论，那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在键盘前评论他。

南渡也好，北归也罢。

都是当时的个人选择，事后证明留下的未必是真心拥护的，走了的未必是坚定反对的，很多决定都是有历史局限性的。

而这正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他们游离于左右翼之间，常陷于两难的境界，以至就是猪八戒照镜子两边都不是人。

1949年，陈垣先生在对胡适的公开信中曾这样评论胡适：从五四到建国前这三十年间，胡适已经建构完成了一个文化大师、人伦楷模的地位。

他若能留下来，政治意义显然非常大。

但是胡适当时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声：他们能容我吗？

甚至在批判胡适思想结束后，大陆也曾计划把胡适请回来。

1956年9月20日，陈源依老友周鲠生之托，致函胡适，转达意见，说：大陆对胡先生的批判主要针对胡先生的思想，不针对个人。

胡适当时是这么回的：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胡适的拒绝，也使高层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隐怨。有一次那位领袖曾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很多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道他贪恋什么？

是钱还是地位、名誉，都不是！

都说胡适贪财，但是在其去世后清点他在南港的财产时，发现除了书籍、文件，他的余款只有一百余美元。在他生前也有这样的一段题词：金钱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撑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学识，便是很富有的人了。

那到底图什么呢？

历史最后似乎有所证明。

最后，送给大家胡适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这种境界恐怕比现在键盘前面的诸位高多了吧。

更新：打算各种偏题谩骂的人，能不能先把我拉黑，然后自己另外开一个问题，自己去high啊？这真的是很真诚地建议。因为我拉黑并删除评论要时间，而你写评论也要时间，被删了这个时间不就浪费了么？虽然花费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但是浪费彼此时间毕竟不太好啊。

首先点题，学术成就与得失，这个问题下，不知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怎么看过余英时先生的学术著作，只能评价他的政治取向，导致完全答非所问。虽然知道，对余先生的评价，必然是聚讼纷纭，评论区也将惨不忍睹，但是，我仍然想为他写一篇文章，以纪念先生千古。

余英时先生在他的《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引用了章的一段话“夫学者有天性焉，于读书服古之中，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大致如此，记忆或有字词出入)这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余先生的书，就是我入识最初的书，也是让我第一次产生不知歌泣何从之感的学术著作。所以，其实我是很难客观评价先生的学术成就的。仍记得，我看《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的时候，那种如被天启一般打通任督二脉的感觉。还记得我看《朱熹的历史世界》的时候，那种如饥似渴，挑灯夜读的场景。还记得我看《犹记风吹水上鳞》时，看到钱穆先生与余英时先生的师生互动，几乎眼眶湿润的感动。看他论东汉士人，看他论陈寅恪晚年心境，看他论胡适，论方以智…这几乎伴随了我整个本科求学的时代。虽然我最后并没有专门学思想史，但是，这仍然是唯一能够激起我无穷热情的学术领域。而余英时和葛兆光也是当时唯二两个对我影响甚深的活着的思想史学者。

记得研究生时，上关于史学理论的通识课，老师非常推崇余英时先生，提问大家，谁看过他的著作。我回答说：我几乎看过余先生所有在大陆出版的著作。这句话并非虚言，不过由于有很多不同的出版社都出版过余先生的著作，有时候一篇文章会出现在不同的书里，弄得比较乱，我也没有详细整理过，所以只能说“几乎”全看过。我所在的学校，可以说是最看重文献的学校之一，所以本专业方面的老师，对余先生的评价不算太高（我说的太高，指的是海外堪称独步，神州亦无敌手，绝对不是说师长们不认可余先生的学术成就）。在研究生期间，我也逐渐调整了对余英时先生学术的认知。他的学术的确有很多洞见，但是有时候也不免观念先行，甚至概念先行。于考据方面，材料的取舍，亦不是无可议之处。余先生的安身立命之处，可能还是在中国传统的，但是学术理路，已经有些偏西方了，和他老师，也就是几乎可以作为经学家的钱穆先生，有比较大的区别。但是无论如何，他的洞见仍然是不可抹杀的，他的著作在中国古代思想观念史里，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可以说，在生前，他已经注定写入学术史了。

我虽然几乎读完了他在大陆出版的所有学术著作，但是除了关于陈寅恪和胡适的寥寥数篇文章以外，其实我根本无从看出他的政治观点。可能他发表过不少那方面的文章，但是这些文章的确不好出版，所以我真的没见过。再加上我的关注重点一直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学术史，所以对其他方面更是甚少留意。在我印象中，余英时先生是一个被传统文化浸润很深的人，他的文笔非常好，一看就是那种从传统时代走出来的学人。也许，他们是最后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那种非常亲切的感受的人吧。他们能轻易地穿越千年和古人对面，而再下一代学者哪怕功力再深厚，大多数人不免有些隔膜，因为他们从小生长的时代，已经离传统很远了。随着这代老先生的陆续去世，对我而言，可能是一个时代结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