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应该是一以贯之、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学习能力强,自然研究能力也强。但是在国内的教育科研培养体系下,这两者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异化,出现了“学习能力”与“研究能力”的割裂。这种异化可以通过两个方面一窥究竟。
第一,应试教育影响深远,高考思维深入人心。
这可以通过一些案例直观体现。高考制度牵头下的应试教育及由此形成固化的“高考思维”在中国社会是根深蒂固的。
体现在社会上,一些人根本分不清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区别,哪怕知道你是博士在读,也会问出“导师教得好不好”、“上课忙不忙”这类问题,似乎从小学到博士,上课都是教育的主要方式,老师都是教育的主体,可见这种凯洛夫主义真是深入人心。
体现在学校内,一些本科生刚上大学就在琢磨考研,在知乎上到处打听应该“准备什么”,俨然把本科读成了研究生的“预科班”。当然,有上进心是好事,但如果大学四年都在为下一场考试而殚精竭虑,紧绷神经,这多少有些悲哀:这不是被考试绑架了吗?另外,哪怕是一些考研党也分不清研究生阶段的任务是什么,甚至在入学前信誓旦旦地谈论“绩点”、“期末考试”,俨然把研究生看作了“学士后”,高考思维浓厚。
在这种全民争当“考试家”的氛围下,就出现了只会考试,不会研究的窘境。比如在一些历史学考研推免案例中,看似绩点优秀,成绩不错的学生,在被老师问到一些“超纲”问题时,竟然一问三不知。殊不知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如果你只读“推荐书目”和“指定范围”,思维必然狭隘固化,这种畸形缺位的知识结构,如何能胜任复杂多变的研究工作?显然,把“学习”简单化为考试导向,考什么就学什么,不考或考的概率小的,都会被无视,势必造成“高分低能”的异化品种。
第二,培养要求和研究需求脱节,导师招不到合适生源。
一些在读研究生普遍反映研究生阶段的课程都比较“水”,老师不爱教,学生也不爱学。因为既没什么可“教”,也没什么可“学”。无他,学校规定的学分要求太死板教条,很多时候完全是为了应付学校,不然一些鸡肋课程根本没必要上。相反,一些真正针对研究需求和工作需要的课程却只能在小范围内“私人定制”。
比如,世界史研究既需要历史学基础理论和史实、研究方法方面的培养,还需要针对本学科具体研究方向的专业技能训练,比如学术论文写作、如何撰写开题报告、如何撰写研究计划书、专业外语训练等。目前高校课程设置还比较死板僵硬,课程内容陈旧,不实用,假大空,很多情况下,上课=浪费时间,老师和学生都不满。既耽误老师的科研时间,也浪费学生充电积累,思考训练的时间,可谓双输。
另外,也正是由于应试教育专职培养“考试家”、“做题家”,导致研究生教育录取上来的人只会考试,不会研究,导师很难招到合适的生源。这里还有另一种尴尬的情况,可能只有国内的教育体系才会出现,那就是“低分高能”型人才。这类人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的脱节。他的“学习能力”其实也不弱,但就是不擅长考试,或者说抵触考试,鄙视考试,是这套考试制度的“持不同政见者”。但现行体制并无这类人的容身之地,你再有本事也必须通过考试制度的筛选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培养。比如某“哲学大神”想考取吉大哲学专业,连考三年才被录取。不是因为专业知识不扎实,而是因为专业知识“太扎实”、“太专业”,“扎实”到考试考的他都不屑于看,“专业”到考试不考的他都门儿清。最后他想通了,必须向考试制度妥协,只有通过考试才能获得继续深造的机会。类似案例屡见不鲜。
总结一下,我认为所谓“学习能力强但研究能力弱”是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这里的“学习能力”被简单化为“应试能力”,“研究能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异化为“发论文的能力”,这都是片面的。但是在现行科研体制下,想要获得深造机会就必须提高应试能力以获得新人入场券;想要拿到学位就必须提高学术写作和发表技能以获得学术入场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