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那些调侃和吐槽,我觉得进入博士阶段后,在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上都与硕士时期有所变化,面临的问题和要解决的问题也更加明确,仅就自己的体验和观察谈几点感想。
一、规划时间
耗时比较长的读博过程如果缺乏管理,就会导致学生根本没有能力去完成一本合乎要求的博士论文。因为工作时间和地点更自由,那么就需要找到参照系规划时间。除了博士一年级上学期只有不多的几门课需要上课和考试(思政课、博士俄语一外、博士俄语二外),之后就跟上课和考试无缘了。这固然获得了稳定又连片的读书积累的时间,但同时也失去了固定的“时间参照系”,即固定的作息时间来安排和约束自己的行为。有课可上时,你起码会按时起床、吃饭、睡觉;有试可考时,你也会按部就班地规划时间复习等。因为博士生涯需要具备强大的自学能力,而有效自学就需要自制力和时间管理。
根据美国的一个教育学家的研究,学习效果其实一半是来源于学习者自己,老师能起到的作用不超过30%;家长、学校、同伴以及校长对学生学习的影响累计不超过20%。
从本质上说,博士期间的学习主要是自学,虽然各个学校也安排了一些课程,但是这些课程主要是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等等。它并不直接作用于学生的写论文的过程,也就是说它并不能直接为学生的研究过程起作用,真正能够对学生博士论文写作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活动,其实是学生自学。博士论文的写作需要的大量内容都是学生通过在图书馆、阅览室、自习室甚至是走路吃饭的过程中不断的思考而积累形成的。
虽然我们在写博士论文之前就写过一篇硕士论文,而且由于硕士论文从难度和体量上,根本没有办法与博士论文相比,所以学生们的写作经历可以忽略为零,也就是说学生根本都不会写。博士论文的写作和我们日常生活的写作是不一样的,不仅在于它要求的字数多,还在于它要求逻辑结构严密,论证深入,而是在于它要求用学术语言,对某个学术问题进行学术探讨。[1]
一旦失去时间参照系后,一切活动就都需要自主安排,每天的时间多到用不完,但又容易陷入无效状态,要么无所事事,要么忙得要死。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调整期后,我给自己确定了两条原则来规训自己的时间利用。
(一)任务导向
我发现之所以会觉得有大把时间无处安放,作息时间也发生混乱,是因为没有明确自己的主线任务是什么。发觉这一点后,我开始根据一些认识的前辈的读博经验,认真思考从博士一年级开始自己要做的事。
首先是根据硕士末年的积累和最新思考整理一份学位论文所用核心档案的研究综述,既能让此前的积累发挥效用,也能为下一步的工作廓清道路,拓展思路。当然也是在读论文过程中受到了启发:我发现《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辑刊上刊发了许多在读博士生根据其学位论文核心档案整理的研究综述和档案评介。[2]这是很好的研究积累。因为:
文献是选题的基础和依据,也是写好论文的原材料。它反映的是研究者的专业基础和专业水平。没有文献,就相当于造房子没有砖块一样;同时,没有文献也像在空中造房子一样没有基础。文献是学术传承和学术伦理的载体。尊重文献就是尊重前人的研究,也能体现学术发展的脉络。因此,文献在论文撰写中至关重要。在撰写论文之前,一是要对文献进行必要的梳理,二是要善于使用文献。
梳理文献的目的在于:一是梳理选题的历史发展脉络。任何问题都有一个发展脉络,不了解该问题的学术发展脉络就不可能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也就是说,先要了解这个问题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才能预判这个问题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学术论文中,开头就直奔主题的论文,一般都不是严谨的论文。人贵在直,文贵在曲。论文的贵也在曲,而这种曲是通过对前人既有研究的追溯和分析而表现出来的。二是充分肯定前人所作的学术贡献。任何人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学术的传承就是要尊重历史,不尊重前人的学术贡献,就难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不尊重历史,很可能会陷入盲目自大的学风之中。三是发现前人研究中的问题,从而为自己的研究找到突破口,这也是梳理文献的最终目的。重大学术问题多不是一代学人就能彻底解决的,且任何人的研究都会因各种主客观因素而存在着一定的疏忽和漏洞。因此,后辈学人就是要反复不断地阅读、比较和分析前人的既有研究成果,从中发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漏洞。这样,自己的选题就有可能或者延续前人的研究而深化,或者发现前人研究的漏洞和不足而进行弥补,或者在原有的问题领域发现新的研究处女地。这样才真正体现了选题的研究价值。[3]
后来,我计划的这项工作很顺利地取得了阶段性成绩,我的档案评介在参加了两次论坛活动评议和吸收师友修改意见后,幸运地被一本CSSCI辑刊录用,算是得到了初步认可。
接下来我继续探索解锁新的主线任务。根据读书报告、札记和心得体会,参考几位前辈的开题报告文本,开始组织语言,起草自己的开题报告草稿。阅读文献书目和研究综述报告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因此此前我对档案文献和回忆录已经做了综述,目下只需要补充研究专著和论文部分即可。加之我的硕博学位论文选题是一贯的,故此硕士论文开题报告的部分文本可以经裁剪调整后放入博士论文开题报告,这使我节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接下来的报告正文部分(论文框架和选题依据)困难较大。不得不承认我的积累尚浅,论文结构和章节安排不可能一蹴而就,文不加点。但我并不担心它的完成情况,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指望一次性完成它。而是要随着阅读的扩展,认识的深入和积累的加厚而“勾皴”:逐步补充,逐步修改,逐步完善。永远向前,但不要过急!不过近来对选题依据的草拟进展很大。原因在于我的参考面扩大了。我参考了学友提供的正式科研基金项目的申请书(已获批),这是珍贵的参考资料,我很受启发。受其启发,我把选题依据在原有模板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看起来更加具体详尽,说服力和表现力增色不少。下一步我将继续根据阅读和研究进展补充和完善报告。
(二)活动标的
除了给自己安排任务以更加合理、系统地有效利用时间外,我发现一些高校核科研机构定期和不定期组织的学术活动可以提供有益的锻炼。比如一些博士生和研究生论坛活动,一般都要求根据主题和专题提交会议论文。入选后,会上要做报告,师友评议,可以提供宝贵的修改和完善意见,启迪思路,习得方法。此外,在组织联系过程中还有机会结实一些同侪师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圈”,交流讨论,为博士期间“原子化”的枯燥生活增光添彩。此外,一些感兴趣的线上讲座也值得参加。
二、学会“研究”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
李剑鸣教授在谈到现代史学的研究范式时指出:
现代史学的范式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以问题为中心展开研究,而且任何问题都必须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注重史料的批判和考辨,言必有据,信而有征;以考证、叙事和分析为主要方法,研究成果多以历史解释的形式出现;研究事物的形成和变化的过程,而不是静止的状态;任何论点都是从材料中提炼出来的,而不是先定的概念或假设;论证必须符合一般的思维逻辑;使用的语言必须中性和准确。这种范式是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根本特征,是学科传统的主干,初学治史的人只有掌握这种范式,才能步入治史的门径;治史者只有遵循这种范式,才能得史学之“三昧”。[4]
包伟民教授则指出,史学研究总是带着明确的目的性,即便是以发现历史客观规律相标榜的科学史观也不能例外。历史学的这种特质,不免会影响到它的具体研究过程。在开展历史研究时,我们不免要面临和理解这样几个问题:
1)历史现象能否成为“历史资料”或者“历史事实”,是由人们的主观选择决定的。
2)哪些历史现象有可能成为历史资料,取决于历史学家们对哪些议题感兴趣。
3)历史资料必然是零碎、片面与主观的。
4)更加重要的是,即使历史资料都是客观的,历史学家们在解读它们时也难免不会受到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造成误读。历史学家们不可能超脱社会现实而存在,他们必然受时代与社会阶层立场的制约,而与历史资料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隔阂。
由此,历史著作和历史文学作品是不同的,区别就在这里,这是底线。你可以发挥想象,但必须说明这只是想象,到此为止,不能超越,这是历史学的底线。[5]
李隆国老师还专门就世界史研究发表了看法。他认为:
世界史研究首先要学习和借鉴国别史的研究方法。每个国家的国别史研究都有深厚的学术传统和系统的训练方法。自19世纪之后,各个国家都大体遵循现代科学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这套方法的基本要素就是研究史料的方法。其理想的训练程序为:首先,通晓语言文字;其次,借助文献学、史料学等辅助学科,收集和阅读史料;最后,写作读史札记,进而撰写论文和专著。[6]
沈志华先生在谈到历史研究与档案的开放和利用时说:
历史没有终点,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未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方面指人们对过去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是逐步接近于历史的真实的,而这种认识的基础就在于新史料的不断出现。历史研究者的工作,就是以当代人的意识、观念、认知和感受,在最新发现和发掘出来的更丰富、更详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同一段历史进程,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期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成为不同时代甚至同一时期历史学家反复研究的对象?就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转变了,认知和感受不同了,就是因为出现了许多新的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回忆录之类的史料。于是,人们就不得不对过去的事情进行重新审视。在某种意义上讲,历史研究就像做拼图游戏,那些零散的构件就是史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真真假假以及不断增加的构件反复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历史研究中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某些核心档案的缺失,历史研究者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无法拼装完整的图像,无法讲述完整的故事,而只能等待新的档案文献的问世,因为他们必须遵守一个准则:言必有据,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7]
而这种实证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也是孙江老师所推崇的:
我要求学生都要做实证研究。只有在学生阶段你们才能专心做实证研究,这是你们进入学界的第一桶金。开始工作了,可能就没有完整的时间围绕一个问题做实证研究。我至今坚持实证研究,但很痛苦,时间被各种杂事切割掉了,还要应付各方面的约稿和会议论文,无法集中持续地做一个题目。
实证研究可以避免知识不够、见识有限、驾驭文字能力的不足的短处。注意,实证研究不是把史料拿来拼接,所有的史料都存在问题,如果以为看到第一手资料,就把握了事实,很可能从事的是“虚之又虚”的能指游戏。所谓历史事实,其实都是“事件”,事件是经过人的情感和思想过滤过的。[8]
三、努力写作
在日常的读书报告和日札写作过程中,我发现时间稍长不动笔,笔头子就难免生疏。有时候一个意思的表达甚至要斟酌许久,下笔之后,过一段时间再看又会发现怎么看怎么别扭,只好反复修改,直到改出样子,去掉“翻译腔”和“非人话”才算了事。读本科时有位老师常说学外语的人无假期,因为语言用进废退,熟能生巧。现在我开始觉得学习历史也是一门勤行,辛苦活,必须时时留心,眼到手到,勤学苦练才能不断精进,无怪乎有“历史研习的大苦与至乐“[9]之说了。
(一)在读书和写作过程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关于阅读,根据我的阅读体验,我觉得“深阅读”和“碎片式阅读”都很重要。在此我无法极言其是“同等重要”,因为现在许多老师普遍主张让学生,尤其是博士生放下手机,回归系统性研读经典文献的“深阅读”;因为手机上推送的往往都是碎片化的知识、思想和观点。但在我看来,碎片化地输入信息不等于碎片化地消化信息。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作为研究者或准研究者,在掌握一定的基础理论和习得一定的思想方法的基础上,是有能力整合碎片信息,从而将其补充和内化到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去的。比如一些学术期刊都开设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它的推送或转载就有两个特点。
第一是普遍比中国知网的“网络首发”还要及时,可以抢鲜获得一些有效信息;
第二是普遍质量较高,许多文章都是在各大公众平台被广为转载的好文章,或者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全文转载或论点摘编的重要文章,其质量一般都有保障。
另外一些期刊都设有“卷首语”、“编辑手记”和专题笔谈栏目。其中,“卷首语”往往针对来稿和学界面临的普遍问题以专题形式总结经验,寥寥数百字,却往往能切中肯綮,一针见血,启发后学。在这方面,《社会科学》杂志做的很专业,我本人受益匪浅。“编辑手记”一般都是编辑对一期几个栏目的文章主题、特色和价值进行总结提高,有时也交代一点选用该文的考量和匠心,就像在于读者谈心,我也很受用。《南国学术》杂志做得也很好。至于一些结合热点问题和具有理论价值的问题设置的专题笔谈则更具启发性。比如《抗日战争研究》杂志2020年就已刊发了8篇关于文字问题的笔谈,桑兵、韩东育、王笛等大家和期刊编辑都分享了一些经验和看法,这对青年学子和初识门径的研究者很有教益。
另外,其实我觉得同样是阅读,有时候读论文就比读书来得及时、“解渴”。我以为,期刊论文相比于著作有这样几个特点(之所以说是“特点”,是因为我不确定它们算不算“优势”):
第一,时效性好,信息更及时。学术期刊一般以月为单位出版,一本专著从定稿到出版,所耗时间可能要倍于期刊;
第二,知识更新更快,但在系统性和完整性方面,提供的知识量和逻辑深度显然不如著作;比如吴小安教授就认为:
文科学人最重要的学术身份标识是书,这是与理工科强调论文高规格及时发表所不同的地方。书,存在专业与通俗、教科书与专著、编著与主编、独著与合著、中文与外文、学术专业出版社与非学术专业出版社之分。这里,笔者所指的书当然是学术专著。所以,应该准确地说,学术专著是学人安身立命之本。学术专著不一定就是代表作,但最能成为学人代表作的却一定是学术专著。任何个人学术专著,大概不外乎两大类:其一,命题作文,作为课题项目研究成果。其二,系列论文,作为学人经年系列研究成果。至于第二类,一般都应该是挑选最满意的、最相关的论文,或以学人名字统领,或以主题贯穿,或在书之名目下囊括。无论哪一类,学术专著强调论,不是述;强调专,不是介绍。简言之,学人鲜明个性的专业关怀与系统性的专题思考,大概是专著之所以成为专著的最靓丽之处。
毕业的博士成为学者之路,不仅需要把博士论文整理成专书出版,更需要超越博士论文专题,独立地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其中最重要的是拓展自己对本学科的、跨学科的和跨领域的相关理论和知识。对每个学人而言,这是很艰难的转型;全球视域下,几乎很少有例外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除了定期写作论文发表外,更重要的专业标识是专著出版,否则没有集群性效应的学术标识。这里,同样地,也几乎是没有例外的。[10]
第三,一些论文和著作具备延展性、关联性。一些“青椒”的第一本专著往往都脱胎于其博士学位论文,在此基础上整理、补充、升华而成,还有一些专著本身就是期刊论文结集出版而来,因此有时候读论文和读专著具备一定替代性、互补性。所以我觉得对“深阅读”和“碎片式阅读”不能一概而论,扬长避短,为我所用就好。
读得多了,自然就能发现一些问题;阅读量丰富了,从前一些曾经是“问题”的问题,也会逐渐变成不是问题。
仇鹿鸣说,成为研究者的关键就是努力写作。
首先要创造性地理解和运用学术规范。它能够让你把一些不那么规范性的想法,或者说不够成熟的思考,通过规范性的训练,变得成熟而精确。所以论文注释、学术史写作这样一系列规范,它的目的就是能够让我们非常清晰地展现出一个学术问题的争论是怎么样形成的,它的关键点在哪里、突破点在哪里、主要的瓶颈在哪里。经过了这样的训练之后,可以说是初步具备了论文写作的能力。
最后,我们需要把自己的想法变成论文。严耕望的这段话讲得非常好,他说:“写作事实上不但是为了向外发表,同时也是研究工作的最后阶段。常有人说某人学问极好,可惜不写作。事实上,此话大有问题。某人可能常识丰富,也有见解,但不写作为文,他的学问议论只停留在见解看法的阶段,不可能是有系统的真正成熟的知识。”这也是现代学术和古代学术的一个区别,古人的一些读书笔记,很多时候只是提出一个想法,或许很有创见,但往往没有一个精致的论证过程,而现代学术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一系列规范的约束,驱迫你展开更详密的论证,有时候论证的质量要比观点更重要。当然这一过程本身也包含着两个方面:哪些东西你是依据于前人而来的,而哪些东西是你具有独创性的。
从思考一个问题,阅读文献到经过一系列的形式规范的训练与掌握,进而内化为自觉遵从的实质规范,最后形成论文的写作过程,其实往往不是一个愉快的过程,往复的过程中经常会让人感受到一点痛苦、失望和沮丧。但太容易获得的成绩未必是一种值得珍惜的成绩,所以在座的各位如果有志于从事研究工作,应该能够去学会感受到研究过程中的痛苦,因为只有经历过研究过程中的痛苦,才能够体会到研究过程中有所发明的喜悦。[11]
(二)在写作过程中锤炼本领,从”看热闹的“变成”看门道的“
关于历史写作,李剑鸣教授认为:
历史写作不同于文学写作,它在专业化和规范性方面有很高的要求,即便是专业史家要达到这些要求也非易事,对业余爱好者来说当然就更加困难。
历史写作必须基于前期的研究,而研究有规范,有技巧,还需要下苦功。收集、占有和解读资料、表述研究结果,都不是能够轻易掌握的技艺,学习起来也很难说是什么赏心乐事。自古以来,民间可以产生文学,但民间却很少产生史学,而只能产生历史的传说和神话。中国古代所谓“野史”,其实只是非官方版的文人史学。[12]
李良玉教授认为,要提高研究水平,必须进行综合能力的训练。史学研究的综合能力主要包括八种学术能力,其中与读写能力直接相关的就有:
第一,阅读的能力。阅读是研究的前提,学习历史,研究历史,要做出一定成就来,首先要从阅读开始。没有谁不读书,或者很少读书,就能成为优秀的历史学家。进一步说,阅读与研究的关系,就是积累和创造的关系。有积累才能有创造。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又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是有道理的。读过很多书,灵感自然丰富,表达自然流畅。当然,古人说的“万卷”,不等于现在的“万本”。古代的著作,常常一册书里就有好几卷,印成现在的书,也许就是那么一本。但是,不管怎么说,读破万卷书,已经是很大的数量了。一个专家阅读的兴趣越广泛,涉及面越大,了解的问题越多,把握能力就越强,创造力也越强。
第二,利用史料的能力。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无论研究什么课题,都要知道去哪里找资料,找什么样的资料,用什么方法鉴别找来的资料,怎样运用要害的史料说明关键的问题。这方面的经验,需要不断实践,逐步积累,才能不断丰富起来。提高史料能力的另一个含义,是舍得花很大的力气去积累史料,收集史料,挖掘史料。积累史料是指日常读书的时候尽可能多读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勤检索,做目录、做笔记、做卡片、做专题文档,不断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加强知识储备;收集资料是指在实施具体研究计划的时候,最大限度地把有关资料收集齐全;挖掘资料是指面向基层,深入生活实际,寻找新的问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第四,文字表达的能力。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主要标志之一。作为文化的语言文字有复杂的表现形式,包括口头语言、日常语言、地方语言、书面语言、传统语言文字、现代语言文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外来语言文字等等。历史学的写作,是总结上述各种语言文字形成的各种史料内容所做的叙述。一般情况下,它有两个限定性,一是必须使用书面语言,二是必须使用现代语言。所以要把文字问题提出来,是因为文字是历史著作的重要载体。优美的文字,是史学作品拥有读者的重要条件之一。“五四”白话文运动快100年了,可是现在,语言文字能力倒有降低的趋势。常常看到学术作品干瘪苍白,语言疙瘩,错字连篇,啰嗦重复。必须明白这样的道理,作品是给人看的,如果读者无法读,不喜欢读,学术影响力就会大大降低。[13]
杨奎松先生在谈到史学论文写作时则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这里只说一下我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的论述我真是太喜欢了,因此完整搬运过来)
第一个是文史不分家,这一点同学们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如何做好一篇史学论文?我的意见是一定要学会讲故事。对讲故事,我有两点建议:一个是要有好的素材,要找到一个好的问题点切入进去。所谓好的问题点,指的就是要找到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能够为读者接受,读了确有触动或有收获的话题。总之,要明白我们是在讲故事给读者听,切忌闭门造车,只想着如何满足自己发表论文的需要。再一个就是要有好的文笔和文学创作的功底了。要想把故事本身讲得生动,能够有悬念,有转折,层层递进,由浅入深,能给读者以触动,首先自己的文字要足够好,至少要很流畅,能文笔生动则更好。其次要有好的问题设计和逻辑构思。要想吸引读者能够把一篇长文甚或一本书读下去,除了在开篇就提出吸引人的核心问题外,还需要在行文中不断地提出一些进行性问题,或一步步给出解答,或最后再把主要包袱抖开。
第二个就是要严格概念的使用。很多同学应该知道德国史家兰克。兰克以前是没有职业史学家的,不论是修昔底德、塔西佗,还是吉本,亦或是司马迁,他们的著作都是叙事的。兰克以后,职业史家陆续形成,同时社会科学研究日渐兴盛,历史研究受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的影响甚深,理论色彩日渐浓厚。由此带来的好处和坏处也在逐渐地显现出来。好处是传统叙事性的研究很难在有限的文字中讲清楚研究者想要表达的观点,引入社会科学的方法、概念,会较好地引导治史者提出清晰的问题并注意挖掘故事中的道理。同时,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概念和理论,也能够较概括地阐明自己的论点。坏处是,科学模式下的论文写作、发表都越来越格式化了,不少历史学者不愿意,也不会讲故事了。不少人甚至认为必须把历史论文写得理论一些才显得“高大上”。这种情况带来的一个更麻烦的问题是,太多的社会科学概念被引入到历史叙事中来,它们不可避免地对读者造成了很大困扰。
讲故事的叙事方法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通俗易懂,符合多数读者的阅读习惯。社会科学的最大特点,一是门类繁多,专业性极强;二是新理论、新概念层出不穷,日新月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就是一个爆炸式的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包括西方各种新史学的重要阶段。老实说,我那个时候好多新书都看不懂。包括当年我们一些潮流跟得紧的同事写的,满是新概念、新名词的论文,我也看得眼花缭乱,几乎不知所云。
现在看来,历史学研究和写作,还是应该坚持走叙事的路。年轻同学有必要从开始写论文时起,就先注意养成一个习惯,即我经常说的,我们要把读者想象成完全不懂我们想要讲述的那段历史和我们想要讨论的某个道理或观点的最普通的人。我们从提出问题,到开始设计文章框架与论述逻辑,特别是开始进入文字表述的时候,就要注意提醒自己这一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觉避免把文章写得诘屈聱牙、晦涩难懂。在这里特别要注意概念的使用问题。除了普通读者不大容易读懂的各种生僻新奇的专业概念尽量不要用以外,即使使用我们自己觉得明白的各种名词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两点:一是其涵义必须界定清楚,并且从头到尾一以贯之,千万不要稀里糊涂,导致同一概念在文中的意思变来变去;二是每个必须要使用的重要概念最初出现的时候,都要尽可能地在正文中,或在注释中,对其涵义做出说明或解释。
第三,把握好叙事的时间性。我们所说的“历史”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沿着时间顺序生成的一段故事,有起因,有经过,有结果。我这里强调时间性,主要指的是这样几个意思。第一是故事发生的特定时间背景。注意这一特定的时间背景,就是要注意区别它与其他时间背景不同的特殊性;第二是故事生成发展的动态性和阶段性。注意其动态性,是强调其随着时间演进而生的不确定性或变动的状态;注意其阶段性,是强调这种变化通常是可以划分阶段来考察并描述的。第三是讲述及论证过程中论据使用的严谨性。这是指文章写作过程中作为论据的史料引用和史实说明,一定要严格按照时间的顺序来使用。我当年做编辑时,拿到新的投稿,第一自然是看标题,第二是看前言和结语,第三就是看引文注释。看引文注释,除了要看规范不规范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看作者引用证据时,是否会出现时间倒置的情况。应该说,在史学研究中,这种情况出现得较少。但八十年代前期我做《党史研究》编辑时,为了论证某种观点,党史研究的作者常常会拿完全不能成为证据的产生于后来的史料,来论证他想要说明的前面的史实。这显然不是历史研究的做法。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要求我的研究生做论文时,一定要先做资料编年的一个重要原因。做资料编年,就是要让学生在做论文之前,先就养成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史料和建构史实的习惯。资料编年做得好,也就意味着他对历史发生的经过、阶段、问题点,包括资料缺漏之处,大体都心中有数了。这样的同学肯定不会犯乱点鸳鸯谱的错误。
最后一条,是从最初决心要做历史研究,开始找研究课题之日起,大家就一定要争取树立起较明确的问题意识。我们一直在强调,写任何论文,或做任何研究,都要有问题意识,即绝不要在自己毫无目标的时候,盲目跑到一个档案馆里去,看到哪些材料开放的程度高,就扎进去搜集一批材料,然后就着这些材料想一个题目,完成一篇论文。我们碰到过许多这样的学生,歪打正着的不能说一个没有,但基本上都很失败。勉强能毕业,之后的发展也很不理想。问题意识怎么形成呢?一是个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兴趣点,能够在此基础上自觉地做广泛而深入的阅读;二是一定要有较强烈的现实关怀,或叫人文关怀。[14]
说了这么多,也搬运了这么多,其实说到底还是要多思考,勤动笔,把努力工作变成博士生的日常,学无止境,道不远人,天道酬勤。啥也不说,干就完了。王雨磊老师说,治学如耕田:
做学术这件事情,它的过程,说起来是很寂寞,很枯燥,很无聊的,有95%的时间是一个人在坐冷板凳,只有最后5%的时间是收获的,但是收获了也就意味着你要开始下一段征程了。
很多人初入学术领域,希望速成,或者希望像流水线那样把一篇文章写出来。但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有速成者,也会速朽。况且,这世界上本来没有速成这回事,表面上看,你能够拼凑一些文字在那里,但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是文字的堆积而已,称不上文章。
治学如耕田,它有一个完整的时间过程,是没有办法跳过任何一个环节的。治学者要在春天播种,夏天农忙,秋天收获,冬天归藏。一个完整的学术生产周期下来,没有三五年,根本不现实。
有时候看一看学术史上的很多研究,感觉学术也挺靠天吃饭的。一个人其实无法决定你的选题到底能不能变成热门,也没有办法去左右学术界的偏好和受众的品味,他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田耕好,把学术做到自己所能做到极致的样子。
当然,把自己的学术做到极致,不论如何,庄稼的收成也多半不会太差。尽人事,听天命,如是而已。[15]
最后,我想起了爱德华·卡尔的一句经典论述:
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