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
我们天然的地追求“民主”,但是如果“民主”本身是错的,那怎么办?
如果抛开人性,抛开政治,抛开心理学;民主在数学上不成立的话,我们追求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这篇答案,我们连半点人文知识都不会涉及,仅用最纯粹的小学逻辑和小学数学,带你感受民主的绝望。
1. 投票
历史课本告诉我们,文明经历了:一个人说了算(君主);几个人说了算(寡头);一撮人说了算(精英)的时代,根据牛顿第一定律,似乎接下来就要进入所有人说了算的时代了。
为了所有人都能说了算,同时兼顾效率,投票成为了一种高效直接的手段。通过投票结果,少数服从多数。
这里要注意起来,虽然自大部分知乎用户出生起,“投票”和“少数服从多数”都已经不仅仅是正确命题了,甚至这种投票精神本身已经成为民主的前提假设了。但是在研究它的时候,我们必须打破它的权威,只把它理解为实现民主目标的一种手段。
那么,“投票”如果真的是一种好的方法它必须要同时符合以下特征:
(1) 存在最好的解决方案。A好于B,B好于C。同时A也好于C,则A为最好。
(2) 最好的解决方案对所有人都更好,或不更坏。(帕累托改进)
(3) 大多数人会为最好的解决方案投票。
当然啦,一般而言我们认为:
因为最好的方案保护最大的人类利益,
又因为多数人的等价利益大于少数人的等价利益,
所以最好的方案保护多数人的利益。
因为最好的方案符合多数人的利益,
又因为人们会为自己的利益投票,
所以大多数人会为最好的方案投票。
因为在投票中得票多的方案会生效,
又因为大多数人会为最好的方案投票。
所以投票总能选出最好的方案。
这才是投票民主的真正逻辑来源,和你们幼儿园老师讲的是不是不一样?幼儿园老师在带领你们举手投票的时候,只是把投票当成民主的前提,这种武断的前提假设,只会让投票变成幼儿园老师独裁的工具。当把投票作为民主的解决方案的结论的时候,投票才是民主的一部分。
而当投票变成逻辑结论的时候,它就有了自己的前提。而有前提的东西是会被驳倒的,是会被釜底抽薪的。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世上不存在最好的解决方案怎么办?如果最好的解决方案是电车难题怎么办?如果尽管最好的方案是最好的,但是只有少数人为之投票怎么办?
2. 康多塞投票悖论
苏格拉底之死,死于一场判决,先280票对220票,后360票对140票。笃信民主的苏格拉底此时成为了逻辑的囚徒,接受民主的判决,会杀死他这个人;决绝民主的判决,会杀死他的思想。他别无选择。
不知他是否想过,如果投票结果和民主判决是割裂的,那么这场多数人的投票,是否真的给出了最好的解决方案。
命题:投票总能选出最好的解决方案。
这是一个全称命题,证伪仅需一个反例。
假设市长想建设一个城市公园,有A、B两个位置可以选择。经过最初的市民投票
A:■■■■■55%
B:■■■■45%
那么市长认为A明显是一个更符合大众需要的位置。A是最好的。
在正式决策之前,经过幕僚提醒,有三个备选方案才更民主,于是加入了C位置,并认为如果最后真的C位置被选择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结果出来之后,让市长意外:
A:■■■35%
B:■■■■45%
C:■■20%
最后的最高票既不是35%的A也不是20%的C,而是B。B是最好的,C是最差的。
市长马上反应过来,是C分走了A的票,于是为了确认民意,重新组织了AC的投票:
A:■■■35%
C:■■■■■■65%
C是最好的。
选民实际上是这样组成的:
A>B>C:■■■35%
B>C>A:■■■■45%
C>A>B:■■20%
这就意味着仅仅从投票结果来看的话,A好于B,B好于C,C又好于A。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而多数票的结果本身也没有任何真正的社会意义:没有最好的解决方案,多数人投票的方案不一定对多数人更好,更莫论多数人是否会为最好的方案投票了。
即,投票不是总能选出最好的解决方案。
3.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
前面的小节证明了“投票不是总能选出最好的解决方案”,那么阿罗就要揭示“投票总是不能选出最好的解决方案”。
在市长认为既然非黑即白的投票不足以提现足够的人民意愿,那么久打分吧,给最满意的打3分,次之的2分,最次的1分。(这种计票方法被称为博达计算,曾经是我和 @司铎、 @獬豸 组成的无意识群体的文明之光。我们曾以3分、1分、0分、-5分决策学习还是玩,去哪玩,玩什么,度过了充实而有意义的一个夏天。自从獬豸的女朋友来了之后打破了这个平衡,我们就绝交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阿罗不可能定理。)
经济学家阿罗的文章指出,如果某种投票模型能够选出“最好的解决方案”,那么这种投票模型一定要符合以下特征:
(1) 确定性:如果每个人对A的偏好都大于B,则A必然打败B。
(2) 传递性:如果A打败B,B打败C,则A必然打败C。
(3) 不相关选择独立性:任何两个结果A与B之间的排序不取决于是否存在C。
(4) 没有独裁者:没有一个人总能获胜,不论每个人的偏好如何。
数学论证比较复杂,有兴趣可以读一下《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在此不贴出数学论证过程。
总之在一顿计算之后,尽管所有四条特征本身是一个投票本该具备的属性,但是从数学上可以毫无疑问的说,没有一种投票制度能满足所有这些特征。
即,任何形式的投票总是不能选出最好的解决方案。
4. 阶段总结
(一般篇幅写到这里刚好是一个知乎用户一次阅读能够接受的量,不过因为还有话想说,又不想失去你因没看完而漏点的赞。如果前面的内容有帮助的话,不妨在这个位置点赞休息一下。)
至少在数学上,“投票”和“少数服从多数”在民主中发挥的作用,仪式性大于其实质性。甚至我们可以说,想让“所有人”或者是“大多数人”做出决策已经很不容易了,毕竟人太多就容易嗡嗡嗡。
“投票”而产生的方案至少赋予了该方案“合法性”,使之拥有落地的权利。虽然不一定是正确的方向,但是至少我们在走着。
如果你来管理一个民主国家,你会发现需要调控的参数是个天文数字,你能做的不是让它发展的越来越好,而是让它衰败的尽可能慢。在看似民主的仪式中,维持稳定运转,然后花大力气研究出一个可以代替投票的,更有效的,真正能选出民主且最好的方案的决策方法。而在真正的解决方案出现之前,你所掌控的政治实体不能因为太烂的决策能力而崩塌。
并且当你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不民主的正确,一条是民主的可能不正确。
你只能走民主的那一条,这就是政治正确,这就是历史裹挟。同时这也是唯一出路,不能看到困难就哭天喊地说民主已死。
如我是苏格拉底,我宁愿死于愚昧的民主投票,也不愿死于高贵的皇帝赐酒。因为愚昧的愚昧是可以消亡的,而高贵的高贵只会更高贵。
我们已经谈民主谈了二百年了,除了“少数服从多数”这种幼儿园老师伎俩之外,我们确实掌握了更加先进的民主技术。
从此开始,我不能再纯讲逻辑和数学了,毕竟人文科学才能证实,自然科学只能继续证伪。
5. 中值选民
还是市长,还是公园,反正不管建在哪里肯定是要建了。那修一个多少钱的呢?
从0美元的裸地到20亿美元的豪华大公园,继续给选民投票。
结果如下:
0亿: ■■■■■25%
5亿: ■■■15%
10亿: ■■■■20%
15亿: ■■■■■■■35%
20亿: ■5%
虽然选民投票最多的是15亿的方案,但是0亿的方案支持者也不少。但是实际上,0亿投票选民是永远不会去那个公园所以不愿意浪费公款,而15亿及20亿的支持者可能就住在公园边上。这种情况就可以采取中值选民方案。
也就是从两头的方案中开始向中间数人头,最后数到中位数。该数字落在哪个方案里,就采用哪种方案。即本假设的10亿方案。
因为当所有选民投票:10亿以下VS10亿以上(含)的时候,10亿以上(含)胜出。10亿以下(含)同理。则最终会锁定在10亿的数字上面。
因此对于民主而言,中位数比众数更具参考价值。
6. 陪审团制度
既然作为法律答主,还是把这个奇怪的数学问题拖回到法律问题上。以便让数论博士们,可以陷入法律旋涡,忘记和我死磕。
之前我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法律人的看法和普通人不同,甚至有些讨厌?”我觉得这是有现实意义的,法律是普通人的法律。学法律变得讨厌是必然的结果,最早我进入法律班的时候,身边的人都是科班出身,当时我想:“我草好可怕这帮人已经疯了,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好好说话了。”等我经过一年的学习,我已经开始感觉:“啊,外面的人好无趣,我要和法律班的人一起玩,他们才能理解我。”
但是当所有的法律人都变得讨厌且不近人情的时候,他们的法律工作还能为普通人带来更好的生活吗?立法、司法、执法如果不是保护普通人的法律,那这就是恶法,恶法非法。
但是我们既不能让没有受过严格法律训练的人执掌法律,我们也不能允许任何力量干涉法律,那么如何让脱离人民的法律人搞出来的人民的法律不脱离人民的约束呢?
或者说,法律如何能不脱离民主呢?
试试看陪审团制度。
某辱母案,法律人认为杀人者死,普通人认为护母无罪。
某故意伤害案,法律人认为罪不至死,普通人认为以死谢罪。
那么我们就假设,法律人和普通人在死罪问题上,常常会有分歧。
法庭上,为嫌疑人辩护的人是最希望嫌疑人无罪或轻罪的,不但有高昂的代理费在支撑他,还有他的天职和义务。
但是陪审团和法官的看法是可能分歧的。
当陪审团认为嫌疑人无罪,法官想要判罪的情况下,希望嫌疑人无罪或轻罪的顺序为:
辩护人——陪审团——法官。
则陪审团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中值选民,采取陪审团的意见,无罪。即使依照法律,嫌疑人确信无疑触犯法律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法官再想履行职责,他依然没有定罪的权力。
当陪审团认为嫌疑人罪无可赦,应当千刀万剐的情况下。则此时希望嫌疑人无罪或轻罪的顺序为:
辩护人——法官——陪审团。
尽管残忍处死嫌疑人是民意,或者说是民主的意志,但是法官有义务确保嫌疑人只在法律的规定内接受惩罚,不许接受更多的额外的任何惩罚。作为中值选民的法官最终会下达一个罪责刑相适应的判决,并生效。
你看,陪审团制度是有它的人文科学属性和自然科学属性在的,同时这也是司法对人民民主意志的体现。
我国有人民陪审员制度类似,但是性质不同,科学性上无法比较。
7. 说在最后
(如果后面的内容依然有帮助,那么不妨点一个感谢,我也能了解一下是否大家真的不喜欢法律的相关内容。我一个大老爷们给你这个看完答案的小读者们比个心♥!)
法律也好,数学也好,这些知识本身是矛盾的。越学习越会对之前的自己产生背离。
法律人会和普通人在法律问题上产生分歧。学霸会在数理分析上藐视学渣。
说应该相互理解那就是鸡汤,接下来我要说的是现实:
最绝望的就是,大部分知识都是越学习越背离。自由民主姑且说是我们的信仰,我和 @司铎 为了论证民主的有效性,买了一架子的书,法律的社会的数学的来者不拒,但是研究的越深越发现“不民主”成了我们抹不去的泊松光斑。
最后发现,不是学的越多就越知道该往哪里走,最后的答案只在问心无愧。带领我们走向文明的不是文明,而是野蛮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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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区好多人说:“洗地专制,是何居心!”
我就很委屈了,字里行间哪有一点是洗?要说怎么洗地,请看曹操表演——
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会过去......百年之后,我们都将成为幻影。
某天中午,你走在小区的林荫中,手中拎着冰镇西瓜,金灿灿的阳光穿过树叶,在你脸上留下游离的斑驳,微风阵阵,你觉得惬意极了,心想,活着真好。
但你是否想过,几百年前,一名远途跋涉的少女,也是经过脚下这片同样的土地,那时你身后是一条干净的小河,可以清晰地看见河底的游鱼和彩石。少女携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跑到河边,伸出双手,捧着一把洁净的河水,一股脑喝进肚中。抬头看了看远方,她满足地笑了。
时间一直流转,亘古的阳光永恒地照着,地表几经变迁。几百年后的现在,根本没人记得,当初那个在河边喝水的少女,她稚嫩饱满的脸庞,她微微隆起的胸部,她婀娜苗条的身姿,她心中装着对远方情郎的挂念,她的情与爱,痛苦与快乐。
这一切的一切,早就在人事变迁中烟消云散,没人记得她曾经存在过,没人关心她死后葬在什么地方,幻化成几缕青烟.......
其实要不了一百年,同样的宿命会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哪怕你混成了凤毛麟角,可以流传千古,但你死后的世界,和你已无半点关系,任由后人评判或遗忘。
每次想到这些,我都会生出一种浓重的虚无感和无意义感,我不知道我的存在会有怎样的意义,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我死后会是整个宇宙的湮灭还是重生。
但尽管如此,我一如既往地热爱我所遭遇的一切,我的爱人,我的工作,我的追求。我知道它们不会永垂不朽,但它们构成我生命的全部,并且仅有一次。
我的公众号:陈妖姬,关注我,为你写字。
生殖相关的知识。
别笑,半年做了二十多期名医的生殖科普视频,上到院长,下到主任,跟他们聊的越多,越觉得女性在这个社会的艰难。
利益相关,加上我已经离职,所以不放链接了。感兴趣的朋友随便搜一搜,网上很多的。
折棍是我听过最恰当的一个比喻了,大家随便脑补一下,棍子折断的画面,就知道女性的生育能力是怎么下降了的。
而当下社会,鼓吹女性自立自强、鼓吹晚婚晚育、鼓吹高龄产子。
可是,社会进步了,思想进步了,人类的身体进化速度并没有跟上这个进步的速度啊。
且不说高龄产子有多危险。女性35岁之后,尽管她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顶梁柱的角色,处在青壮年这个阶段,可是在生育方面,她已经是高龄了,已经比年轻女性“难生”很多了。
开放二胎后,很多高龄女性,甚至40岁以上(超高龄女性)产子。社会新闻也有诸多报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医疗条件进步了,年纪大一点再生孩子变容易了。
事实不是这样!事实很残酷!
可能10个高龄女性里面,只有1个顺利产子,2个借住辅助生殖技术产子。
而剩下7个都失败了。
新闻是不会报道这7个失败者的故事的,因为失败者的故事并不吸引人。而那三个,冒着巨大的危险成功产子的故事,才是大家喜闻乐见的。
试管生子的新闻很多,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哪怕生不出孩子,试管就好了啊。
这是另一个误区,那就是把辅助生殖技术想的太好了。
首先,试管的成功率约等于50%,无论你做几次试管,你的成功率都是50%。
好一点的医院,或许他们成功率是60%,但是,这是所有周期(即所有患者)的成功率,而不是你个人的。可能这一年,去做试管的女性普遍年纪比较轻,成功率提高并不是什么怪事。
其次,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试管。
譬如,男性无精子症,女性卵巢早衰等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精子和卵子都没有,怎么做试管?虽然可以供精供卵,但是你让生一个跟自己或另一半毫无血缘关系的宝宝,多少人能接受?
【供精:使用志愿者的精子。供卵:使用志愿者的卵子】
患者和志愿者之间是双盲的,纯捐献,非营利性质。供精比较好获得,供卵特别少,一般是试管成功的另一个患者,愿意将自己多余的卵子捐献出来。这也是为什么,非法的地下取卵机构那么多,花一两万,买少女的卵子(机构一个卵至少卖10万)。
这种非法取卵,对女性身体伤害特别大,而且他们还把自己包装的特别好,说是为了帮助没有宝宝的家庭圆梦,都是鬼扯。
就算要圆梦,那也是要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保证双方都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吧!
这种地下机构,都是纯利益驱动的,大家不要上当。
取卵很痛苦,操作不得当的话,对女性身体伤害很大,千万不要去!
第三,试管婴儿过程很痛苦,尤其是女性。
促排,取卵,黄体支持等等一系列下来,打个上百针真的不算少的。男性来说,就比较简单了,身体调理好,取精就可以。
很多女性患者,打针打到最后屁股都硬了,其中受的罪,真的很多很多。
新闻不会说过程,只强调结果。
大家就觉得,好像试管很容易,轻轻松松就来个小孩。但事实上,对女性来说,试管的过程特别漫长、且痛苦。
有一种病叫做“子宫内膜异位症”
病因不清楚,目前有一种推论是“经血逆流”
经血逆流不是说,你的经血逆着跑,而是它没有正常排出,反而运动到了输卵管、卵巢等部位
并且在那里形成病灶,以后每次来例假,也会跟着出血
但是在输卵管、卵巢等部位的出血,没办法顺利排出,久而久之就形成囊肿或其他的什么东西,影响怀孕
为啥“经血逆流”会发生呢?
原因很多,免疫力啊啥的
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女性婚育年龄延后,导致从初潮到生育这段时间延长了,来例假次数越多,得这种病的概率越大
生育对这个病是起到治疗作用的,因为孕期激素的影响,病灶不会出血,反而会萎缩
这也是为什么说,婚育年龄延后,会使这种疾病发生率升高
很讽刺吧
婚育年龄延后,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对女性的职场以及个人发展都是有好处的,是一种进步
但是我们的身体却远远跟不上这种进步
在接触这一行之前,作为一名女性,我也天真地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女性从生育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至少我们不用急着生孩子了,年纪大了也可以生孩子。
然而,了解了这些知识之后我发现,目前医疗并没有发达到可以左右人类生育的程度。
女性依然处在“生育”二字的束缚下。
为什么之前的我会有这种天真的想法呢?
因为社会上一直在鼓吹“高龄产子的神话”,这种神话往往给不明真相的女性一种错觉,那就是,自己也可以。
殊不知,能实现高龄产子神话的,只是少数的幸运儿。
大部分女性,有生育要求的,在目前,只能遵循身体的规律,在适合的年龄段生育。
而这种适龄生育,给女性在职场上带来的困难,不用我多说,经历过的女性都懂。
这种尴尬艰难的境地,让人丧得不行。
所有不顾自身,为所有人谋福的英雄人物都死去或终将死去。
他们的敌人涂抹了他们的思想。
他们救赎的人们在崇拜他们的敌人,并把他们视为异端和疯子。
“我们走后政府可能会来给你们修路、盖学 校、建医院,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 不是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资本主义。
它发展到现如今,几乎意味着这世界上的一部分人陷入永恒的悲剧,不可能获得尊严,以及一点点虚幻的自由。
如果有一天没有长跑或者吃有机食物,中产阶级就和中世纪的苦行僧进行了一次手淫一样痛苦。——齐泽克如是嘲讽。
传统价值观的崩溃,正在缓缓拉开序幕。不管你逃避或是反抗,你已经置身于这场大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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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播一则个人感悟,欢迎各位朋友们指正、点拨:
九零后可以说是平均幸福指数很低的一代人了。往前看经历了独生子女,往后看将会经历老无所依——但是先别急,在当下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今天开篇我先教大家一个新词语,请各位跟我一起念三遍:九(xin)零(qiong)后(ren)。
我的工作比较特殊,我在香港做财富管理和规划,所以不仅要跟客户打交道,还要比较清晰的知道她们的财政状况。说实话,我所认识的大多数90后是符合上面这张图的描述的:深圳互联网行业,从业3年左右,存款不到五万。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这里我们不做批判,只从这个现象出发谈一谈为什么90后大多先消费后存款,而不是反过来。
有两本书非常有意思,这些天我断断续续看,惭愧的看了个大概但是没看完。一本是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另一本是鲍曼的《工作,消费,新穷人》。如果说韦伯还只是从另一个角度去阐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就像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不同表现形式那样,那么到了鲍曼这里,他的作品就是马克思看完都会流泪了。
简单来说,还是时代不同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人们的精神需求一直在发生变化。
新教教义是很有意思的。教会指出一个人能不能被救赎,其实是命中早就注定的,谁也改不了,做好事或者成天上教堂也没用。但是你可以通过努力工作来试探自己是不是被救赎,因为上帝不会让他选中的子民在生意上遭殃的。所以这群新教徒就拼命工作,不为别的只为看看是不是自己被上帝选中了。他们一门心思赚钱不是为了享受生活,而是为了给上帝增添荣耀。这群人工作很努力又赚了很多钱,而且还不花,所以原始资本就积累起来了。最终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发展。
韦伯指出了一条资本主义和新教伦理相辅相成的成长路径,而这个伦理随着资本主义的传播被带到了全世界。现在人们不会去追溯资本主义配套的思想指导的起源,只会记得传下来的工作习惯,比如时间就是金钱,浪费时间就是可耻的。这些思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具体影响就是我们会因为自己碌碌无为的一天或是拖延而感到焦虑,也会因为同龄人都在努力,而自己还没找到方向而焦虑。
说到底,这就是资本主义对于人们意识形态的潜在改变。资本主义始终追求的是利润,而人则是帮助资本主义实现其目的的工具。换言之,当人们创造了资本主义之后,我们就在为资本主义服务了。所以个体的时间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是不能被浪费的,浪费时间是可耻的行为。
这是我们焦虑的来源之一,也是表面层次的原因——我们正在逐渐被资本主义物化,并且难以抵抗这种趋势。在这种模式下个体本身的价值取向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为企业创造了多高的利润,自己拥有多大的“价值”,这成了社会衡量一个人的主要标准之一,不进步就是原罪。
再引申,韦伯提出了第二个很有价值的观点,就是现如今资本主义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割裂,这个现象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不幸福。因为其实在现在我们早就抛弃新教伦理了,人们目前赚钱不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不再是为了观察自己是不是能被救赎,而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去获得更好的物质或精神享受。
这和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冲突的,因为我们生活的社会还是要求你拥有尽可能多的财富的,要尽量多赚钱少支出,才能实现财富的增长。可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只赚钱不花钱像欧也妮葛朗台以及她父亲一样——这不科学。所以人们进行消费的时候往往有负罪感,但是却又说不清这个负罪感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现象其实在中国尤其严重,因为我们甚至连新教都没有,更不要提古希腊一脉相承的思想了。从古至今我国的宗教始终是为政权服务的,而不是为了个体,这使得大多数时候国人缺乏一个关于人生意义的终极解释。缺乏思想上的庇护,就会在资本主义的洪流里显得渺小和痛苦,因为赚钱这个行为不再具有正当性,同时消费又被资本主义排斥,所以当每个人都被迫去赚更多钱以应付社会评价,同时压抑自己的消费欲望时,就会格外的不幸福以及焦虑。
这是我们焦虑的来源之二,也是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们的行为没有价值合理性的支撑。工作或者说赚钱不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自我价值,而纯粹是为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理由。换言之,不知道如何抛开外界的杂音,正确的认识和评价自己的行为和价值。
但是其实,针对这两点人们也在试图寻找解决方案。
为了应对第一种焦虑,现代人找到了不少办法。比如对应自己浪费时间的问题,就优化自己的工作模式和时间利用效率,比如番茄工作法、佐藤可士和的超整理术等等——以期望减轻因浪费时间带来的焦虑,获得一种充实的感觉。我们暂时不对这种方法作出评价。
我着重的想要讲的一件事情是,有一个办法叫做跳出自己的舒适区。很多人都会认为跳出自己的舒适区是为了让自己成长,让自己成为更有价值的个体,从而在资本主义的庞大乐章中占有小小的一个音节。
而事实上,这种思维恰恰是我们一定要警惕的中产阶级陷阱之一。最痛苦的不是没有进步,而是没有感觉自己正在努力进步,脱离舒适区约等于一种身份认同,是为了区隔于“废人”。
它并不总带来好处,束腰、高跟鞋和婆罗门的素食是区隔,甚至996都是比逃离者更高尚的,让自己显得像个战士。所以脱离舒适区在本质上是从一种努力变的更好的行为变成了努力变的不同的行为,通过否定自我并且产生焦虑导致的一种强迫行为,堪称21世纪版本的“奴隶道德”。
那些坦然承受996甚至更高强度的工作,并且把这件事情当作跳出舒适区的年轻人们,其实并没有获得确定的生活会变好的承诺,但却获得了“我已经和low逼不一样”了的优越感。所以很多时候,如何变的符合资本主义要求的优秀,和这种成长究竟是不是真的我想要的,这是不同的事情。
换言之,你想在这一层面解决自己的焦虑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永远都会存在一个争论,就是我要做的事情究竟是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也就是说,必须要从价值合理性上解决这个身份认同的问题。
所以正确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尽量跳出资本主义或者说新教伦理带来的价值评判体系,寻找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自己想要的就是价值合理的。
我们都听过古希腊犬儒派经典大家——第欧根尼甩在亚历山大脸上的那句经典的“你挡到了我的阳光”,在中国同期也有无用之用和君子不器等等的价值观。如果说前面我们所讲的方法都还只是在三维领域作斗争,那么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还是要降维打击,从根本上解决价值合理性的问题,把自己的一切行为真正的建立在自我实现的基础上。而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可复制的方法的,这也是这篇文章不能讲清楚的事情之一,我们明白问题在哪里,但是没有可以让每个人都学会的解决方案。
如果看完前面的内容,你觉得还可以承受的话,那么接下来要讲述的现状其实会让你更绝望。因为刚刚阐述的这些问题其实已经存在了几十甚至一百年了,而现在旧的问题还没解决,新的问题已经出现。
这个新的问题也即是前文提到的,新穷人的问题。因为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在从所谓的“生产型社会”过渡到“消费型社会”。但也请各位读者不必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两个名词,消费这个概念古已有之,而我们讨论的内容更多的是指:
之所以把以往旧型的现代社会为“生产型社会”,理由在于该社会的成员主要是担任生产者;而社会要求其成员所遵守的规范,则是扮演该角色的能力和意愿。而在当今时代,社会主要是需要其成员具有扮演消费者的能力。当今社会塑造其成员的方式,最主要乃是由扮演消费者角色的需求所主宰,而我们社会所标举的规范,乃是成员必须有能力及意愿来扮演消费者。鲍曼认为,从“生产型社会”过渡到“消费型社会”的标志性后果之一就是“消费文化”成为当前时代的重要特征,消费因此成为了当代社会运转的核心而获得了一种至尊性。
简单来讲就是,以前的新华字典里会写: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这是用工作或者说生产的性质来作为一个人的主要特征,而在现在虽然我们也会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是做什么工作的,但是人们对于这个标签现在并没有那么在乎了,因为你的公司你的岗位,人家可能完全没有听说过。而如果一个人展示出来的东西完全是工作相关的,比如朋友圈永远只有工作内容,大家会认为他无趣至极。相反的,大家喜欢在朋友圈看到的是什么?
是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是买了什么精致好看的衣服鞋包化妆品,是去哪里玩耍打卡了——是消费。以及,我能不能也负担得起这样的消费。
消费成为了当代社会人们最关心的事情,也即是前文提到的至尊性。前面我们详细的讲解了资本主义或者说工作/新教伦理是怎么影响个体的生活的,那么现在,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影响人们生活的主要因素已经在从工作伦理向消费美学逐渐过度了。这个现象在鲍曼看来是非常悲剧的。因为在工作伦理驯化出顺服的工人之后,资本主义转而需要的是数量庞大、无节制的消费者。
这里我们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
假设吃货国有一万人口,一万个人每人每天生产一个面包,每人每天消耗一个面包,那这是一个完美的均衡。但是有一天,突然出现了新的技术,每人每天可以生产两个面包了,于是全国多出来了一万个无法被消费的面包,通常我们把这个叫做产能过剩。
这时资本家发现原来只需要五千人口就能够生产出可以足够全国人消费的面包了,于是他们裁员一半。但是裁员一半意味着有一半人失去了收入,买不起面包了,于是市场上的需求也随之减少了一半,变成了五千。这时资本家又敏锐的发现原来现在市场上只需要五千个面包了,于是又裁员一半..如此循环往复,这个通常我们叫做大萧条。
作为资本家,其实他们不在乎生产,只在乎利润。为了阻止大萧条的发生,其实办法很简单——因为我们没办法阻止技术的进步,就只能阻止需求的降低。换言之,我们要让那些实际可以被机器或者技术淘汰的人,有钱买得起面包。资本家不是要给自己的剩余货品给穷人,而是分配自己的财富给穷人。
这也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逻辑,是凯恩斯主义的基本观点,各学派也基本认同此观点。这个逻辑就是说,穷人的收入中用于被消费的比例,是高于富人的。如果一百万在老板手里,老板会毫无疑问的去投资房产或者买机器买地皮。而如果把一百万分给一千名员工,只需要一个双十一,他们说不定剁手全花掉。按照这个逻辑,生产不足的时候,就要把钱从穷人手中转移到富人手中,用于投资生产,生产过剩的时候,就必须把富人的钱转移到穷人手里,用于消灭过剩产能。
顺带着,这也解释了福利这个制度。如果你在香港生活过,就会深切的体会到,有很多岗位和工作,完全可以被技术或者机器取代的那种,目前依然依靠人力来做。我们这些港漂时常诟病香港的落后,殊不知,这是香港这个城市存在的基础。如果不让这些人买得起面包,最后受损的还是资本家。因为穷人手里的钱,兜兜转转一圈总会回到资本家的手里,穷人是没有办法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
所以这和我们之前提到的社会转型有什么联系呢?其实很简单,我们的社会并不是只有面包这一个产品,而是全方位的产能过剩,在所有行业,所有领域。我上大学的时候买的一个iPad用了五年半,一直用到现在工作了都没坏,其实苹果的产品质量是有保证的。但这是把双刃剑,因为质量太好的产品意味着可以用很久,会抑制接下来的新产品的销售。即使你手中的iPad、iPhone没有坏掉,也能处理各种任务,但是资本家考虑的也不是你真实的需求被满足了没有,他们只是想把下一个产品接着卖给你。
话说回来,工作伦理将每个人变成同样形象的螺丝钉,其最重要的例证便是全景敞视机构之中完全的监视,及被随而来的规格化的身体与动作;然而,正好与之相反的是,消费美学诉求的是永远求新求变(不然哪有下一次的消费)的内在驱力,及永不止息的欲望。
所以,说了这么多次新穷人,现在是时候给它一个定义了:
在如今这个消费社会里,穷人不再单单指失业、没钱、缺乏各种保障的人,那些不爱消费,或者说一旦生活需求满足就终止消费行为的人,成了消费时代的新穷人。
过去二百年里资本主义最青睐的只挣钱不消费的葛朗台,在新的消费时代成为了社会功能当中最不受人待见的那个类型。不消费就意味着多余的产能没法被消耗掉,就意味着有工作岗位要消失,所以在现代社会不消费是可耻的。
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不明白消费主导型社会有什么问题,那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其实消费社会是有好处的。事实上对比以前的工业生产时代,我们的自由指数确实是在增加的,以前的工人,他们的行动甚至思想都没有自由,完全束缚于繁忙的工作效率中;而在现在,我们可以拥有大量自由的选择,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包括。并且我们总愿意去相信这世界上还有更美好的事物,只要你愿意出更多的钱。
但是,请等一等,有趣的是我认为这种“消费自由”其实有很强的欺骗性。消费欲望主导的自由、快乐和幸福都是虚假的,而且永远难以满足。因此,理想的消费自由就是欲望至上,使一切激情和理性都以满足和提升欲望为目标才体现意义。消费市场为了增强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需要大量的时尚和广告来诱惑他们时刻处于亢奋和永远不满足的状态。鲍曼认为,在当前的个体化社会中,消费自由的欺骗性会逐渐导致无法寻求“系统矛盾的个人解决方案”。
很简单,按照叔本华的观点,无穷无尽的欲望是人们不幸福的根本,而消费主义所构建的社会则是无限的提供给你下一个会更好的存在,因为如果当前这个产品不过气,那么下一个新产品怎么继续销售?所以苹果从big到bigger,比大更大;各种化妆品层出不穷,比贵更贵。最好的产品就是让每个当下的认同,都成为暂时性的。一旦出现更好的产品,人们就能够马上敞开双臂去拥抱。正如前面我提到的,我的旧iPad兢兢业业的陪了我五年半,依然可以满足我的需求,但是市场并不care你需求什么,只会把下一个产品用一个合理的理由塞给你。可以说人们是为了消费而消费,或者说是为了所谓“消费带来的身份认同”而消费。
所以在这个时代,新穷人们彻底的被社会所抛弃。因为在消费社会中,穷人丧失了在精神上对于富人的平等甚至优越感。
在以往的基督教中,穷人和富人同样是上帝的子民,富人也并非就一定能上天堂,这在精神上为受难者带来福音和安慰;而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无产阶级更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这显然是对穷人优越更深层的精神肯定;可在现在的消费主导型社会中,穷人变成了无法正常消费的 “有缺陷的消费者(Flawed consumer)”,在精神上失去了与富人平等的地位。
当我们换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用四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的进程,但是同样的,我们的基尼系数也仅用了四十年就比肩了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如果你能看到这篇文章,那么你理解的穷,可能仅仅只会是买不起房的这种穷,是没办法财富自由的这种穷;而事实上真正的穷人是我们根本看不见的,他们这一辈子的资金流水可能没有超过六位数,不过是一线城市一平米的价格。以前有个笑话叫做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剥大葱,皇帝老儿用金锄头;而这个笑话反过来也是成立的,我们根本想象不到那些穷人是怎样的穷。
消费型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依赖感性的社会,因为理性掌控下的消费欲望其实较容易被完全满足,只能通过情绪继续带动消费的意愿。而女性相对的会更加情绪化一些。所以这个时代必然会有咪蒙,即使一个咪蒙倒下了,也会有千万个哑蒙,呐蒙等等站起来,枪打的永远都是出头鸟罢了,资本家们对咪蒙根本是爱都来不及。
所以你看,这个时代的道德和资本是多么的割裂。再加上之前详细写过的阶级固化、教育内卷的问题,你就会明白,穷人在这个社会是多么的举步维艰寸步难行。具体请移步:
穷则坐以待毙,达则为富不仁,诚不我欺。
其实这是我的一篇文章,截取了前面一半回答了这个问题,后面还有讲一些应对方法,全文在这里:
多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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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评论区有网友说我是香港的小家子气以及没有知识分子的风骨,那我提提供一点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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