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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司马炎?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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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司马炎相比与其他开国皇帝,他更像一个普通人,对于他的评价,褒贬共存。比如,在司马炎执政前期,他励精图治,开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史称“太康之治”,不过在公元280年,攻灭东吴后,突然变得骄奢淫逸、懒惰怠政、腐化奢侈。

终结三国乱世的含金量不高

我们回顾一下三国历史,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而该政权是在司马昭把持朝政的时候攻灭的。然后司马炎的篡魏时,他的前辈司马懿、司马昭已为他铺好了所有的道路。至于吞并东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于当时的东吴政权国君孙皓的昏庸,而东吴并非像东晋、南宋这样的相对稳定的政权。

实施分封制,让历史开倒车

司马炎在位时,没有吸取西汉“吴楚七国之乱”的教训,仍然分封诸王,这样的做法,显然是对中央集权不利。被分封的诸王,直接导致了断送西晋王朝前途的“八王之乱”。这场长达16年的内乱,致使国家陷入衰败,而这样的结果,和司马炎分封的做法有着莫大的关系。

晋王朝只维持了仅数十年就分崩瓦解

相比于其他大一统朝代,司马炎所开创的西晋,只让人民得到了仅仅几十年的和平生活,随后陷入“五胡入华、南北朝”的乱世,而这是司马炎的头等污点。

因此,司马炎并没能像秦始皇、刘邦、刘秀、朱元璋、李渊那样得到历史的高度评价。司马炎与其他大一统王朝的开国皇帝横向对比,其执政能力是个反面教材。而若是纵向对比中华所有帝王,那司马炎的执政水平,还算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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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炎挺让人同情的。

他把帝位传给了一个痴傻太子,但朝臣都想让他的弟弟司马攸继位,甚至在他病重时策划了一场篡位阴谋。

他得知后暴怒,但又不敢发作。

他只能装作对阴谋一无所知,还必须用最为低调的方式,一一除掉这些恶狼和狐狸。

一、瘟疫

咸宁元年(275)年末,京城忽然闹起了瘟疫。

刚开始,人们都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可只过了几天,京城就有许多人死去,大片大片地死去,好像有一支看不见的阴兵破城而入,见人就杀,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贵贱贤愚。这时候,人们才惊慌失措地意识到这一次的瘟疫来势凶猛。

离新年还有十几天的时候,司马炎病倒了。短短几天,他就卧榻不起,连坐起来的力气也没有。御医惊恐地告诉他,他得的是可怕的瘟疫,但吉人自有天相,他必然能康泰如初。

在御医的眼睛里,司马炎清楚地看到了言不由衷的意味,御医看他的那种眼神,分明是在看将死之人。

取消元旦大朝会——咸宁二年到来之前,这是司马炎下的最后一道诏令。

一年一度的元旦大朝会是国家最盛大的典礼。届时,食禄六百石以上的京官都将齐聚太极殿,各个州郡、各个藩国,匈奴人、鲜卑人、氐人、羌人,都会派遣使者携带贡品来京朝贺。

为了避免人心震怖,司马炎没有在诏书中透露取消元旦大朝会的原因,并严密封锁消息,只把贾充、夏侯和、齐王司马攸留在他养病的寝宫里端汤送药。

感染瘟疫,等于必死无疑,司马炎知道自己康复的可能微乎其微,也知道这时候应该安排身后事,为太子继位做准备,以防突然发生不测。但出于某种忌讳心理,他不愿意想这件事,不甘就此撒手人寰。

大多数时间,他的意识是模糊的,只能时不时地隐隐约约感觉到有人在他的卧榻边走动,扶他起来喂药。偶尔头脑清醒的时候,他能强打精神说说话,问问外面局势如何,但精力有限,往往说两三句话就全身虚乏。

贾充他们告诉司马炎,宫墙外的世界一切安好,波澜不惊。对于这种说辞,司马炎当然是不相信的。且不说愈演愈烈的瘟疫,突然取消元旦大朝会本身就是个大消息,可以预料得到,当各州郡、藩国和胡人部族派来的朝贺使者踏上归程时,这个消息肯定会传得沸沸扬扬,人们对大朝会被取消的原因也定会做出种种耸人听闻的推测。然而,贾充他们的话也是可信的,因为它至少透露了一个事实——即使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也还不足以大到惊动司马炎的地步。许多大臣的做派向来是报喜不报忧,除非到纸不包住火的时候,他们才会据实上报。对于这种习气,司马炎早就习惯了。

不管怎么说吧,只要外面没有发生必须让他知道的事,这就是好消息。

说来也怪,入夏之后,司马炎服用的还是以前的汤药,竟然一天天地恢复了精神。司马炎敏锐地察觉到,不知道为什么,贾充、夏侯和、齐王恭贺他康复的时候,看起来却不是很高兴。

殿外蝉鸣的时候,司马炎康复了。虽然还不能上朝理政,但可以偶尔起来走动一会儿,不必像以往那样终日卧榻不起。除了贾充、夏侯和、齐王,司马炎也开始渐渐召见另外一些朝廷重臣。

与此同时,洛阳城的瘟疫也渐渐平息了,但代价是人口损失大半。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司马炎的心情是悲哀的。但与悲哀相比,在他病愈的那个夏天,盘桓在他心里的另外一种感情无疑更为强烈,更为持久。

它的名字叫愤怒。

某次召见大臣的时候,有人悄悄告诉司马炎,在他染病不起的那段时间里,贾充、夏侯和、齐王策划过一个阴谋,打算等他一咽气,就废黜太子,改由齐王登基称帝。

得知阴谋的那一刻,司马炎怒不可遏,一度想马上传召他们,狠狠惩罚一番!但理智告诉他:不能这样做。因为贾充、夏侯和、齐王只是策划阴谋的元凶,在他们背后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支持者,如果司马炎当面斥责他们,就等于把他们的阴谋公之于众了,到时候,帝国的臣民们必然会众口相传,人情震骇;为了避免遭到朝廷的惩罚,他们的支持者也说不定会铤而走险,闹出更大的事端。

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司马炎必须装作对阴谋一无所知,尽量以最为低调的方式化解最大的危险。

二、太子

阴谋的根源在于太子。

司马炎有寡人之癖,后宫的嫔妃多得自己也数不清楚,他的身体也没什么问题,自然也不缺儿子。

司马炎的长子叫司马轨,继承人的位子本来是他的。但这个可怜的孩子短命,小小年纪就过世了,于是司马炎只好将次子司马衷作为继承人加以培养。

司马衷的头脑有点儿问题,在宫墙内,这几乎是一个人尽皆知但谁也不敢说出口的秘密。其实,一开始把司马衷作为继承人加以培养的时候,司马炎并没有察觉到他的头脑有什么异常。当时司马衷还太小,能说,能走,能玩耍,和别的孩子相比,只是反应稍微迟缓一些。司马炎想,他可能只是发育比较晚,长大一些就好了。

泰始三年(267),也就是司马衷九岁那一年,司马炎正式将他册封为太子,移居东宫。

做儿子是一回事,做太子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太子既是皇帝的继承人,也是皇帝的竞争者,有的大臣在为皇帝效力的同时,也会暗中频繁出入东宫,以便讨取太子欢心,换取将来的荣华富贵。这也是没有办法根除的问题,父亲和儿子本可以毫无芥蒂地和睦相处,但在至高无上的权力面前,皇帝与太子之间的亲情必然会被稀释。

太子移居东宫之后,司马炎给他配备了自己的文武班底,从此,父子二人接触的次数少了。一般情况下,只有在固定的时间里,他们才会举办一次正式的见面仪式。这种仪式的场面比较隆重,朝廷重臣和东宫重臣都会参与,在这样的场合里,他和太子往往只是谈谈对治国理政或者学业的见解,而很少像寻常父子那样在轻松闲适的气氛中共叙亲情。

此时,司马炎依然没有察觉到太子的头脑有什么异常。有那么好几次,虽然他注意到司马衷谈话时眼神有些呆滞、言辞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但在他看来,那或许是因为司马衷平时贪玩,没有好好学习功课所致。这也难怪,天底下的孩子,有几个能喜欢读书的,谁从小没有偷懒贪玩过呢?

发现问题之后,他只是比较温和地斥责了司马衷几句,责令东宫太傅、少傅加紧督训他的课业。

时间一晃,两三年过去了。太子十二三岁的时候,宫里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谣言,有些人在背地里窃窃私语,说太子是个傻子。

谣言刚冒头的时候,司马炎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太子有时候确实看起来比其他孩子迟钝一些,但那是因为他更事比较晚,他怎么可能是傻子呢?然而,随着谣言的日渐流传,司马炎有些坐不住了。莫非太子真的是傻子,只是因为我们父子二人见面少,所以自己没有察觉到吗?

为了打消疑虑,司马炎悄悄派人到东宫,把太子传唤到自己的居处,仔仔细细地盘查了一番。

发现真相的那一刻,司马炎只觉得全身冰凉,像一股冰水从头顶贯穿到了脚底。这个孩子并不是晚熟,他的头脑是真的有毛病。尽管他也知道饥饱、知道冷热,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并非像谣言中所说的那样是彻头彻尾的傻子,但他只能理解一些非常粗浅的问题。如果被问到比较复杂的问题,他就会面目呆滞、两眼无神;或者,他只能对问题中涉及的人或事,做出非常简单的「好」或者「坏」的评价,就像小孩子评价某人某事的时候,只会说某人是好人或者坏蛋、某事是好事或者坏事,而不会用大人的眼光去看待问题。

也就是说,太子现在是个十多岁的孩子,而他这一辈子都将是个心智年龄只有十多岁的孩子。

「我的老天爷啊!我犯了多么愚蠢的错误!我怎么能把先人栉风沐雨打下来的江山交给一个孩子掌管呢?为什么我就没能早些发现太子的脑袋有问题呢?」

司马炎即便现在懊恼不已,但也于事无补。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太子是个傻子」的消息肯定早就传到了宫墙外的世界里。不过司马炎对此并不担心,因为让傻子当太子这样的事情太违背常理,老百姓十有八九不会相信皇上会把国家的未来托付给一个痴傻之人。只要不让太子在他们面前出现,不与他们有太近的接触,他们就会在想象中把太子美化成天资不凡之人。

司马炎真正担心的,是朝堂上的文武百官,因为迟早有一天,太子会代替他统治他们,成为他们的新主人。司马炎实在无法想象,满朝文武面对一个痴傻之主时将会是怎样的心情。

随着太子一天天长大,他的言谈举止与年龄之间的不协调越来越明显,宫里知道他是傻子的人也越来越多。有一年夏天,他带着侍从到一个湖泊边乘凉,听见湖里有蛤蟆叫,便傻乎乎地问侍从:「你们说这蛤蟆是官家的,还是私家的?」侍从们强憋着笑意说:「蛤蟆在宫中的湖里,自然是官家的,若是在外面的湖里,那就是私家的。」

很快,这件事就在宫里成了一个人人都知道的笑料。听说这件事以后,司马炎既恼怒又尴尬。恼怒,是因为太子的愚钝太让他丢脸;尴尬,是因为他不能去惩罚那些嘲笑太子的人,那样做等于公开承认太子痴傻。

司马炎曾想过废黜太子,从太子的十几个弟弟当中挑选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做继承人,但几经思量,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他的弟弟——齐王司马攸。

当年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选择王位继承人的时候,许多大臣为司马炎的弟弟司马攸摇旗呐喊,但父亲最终选择了他,所持的理由是立长不立幼。如果他废黜太子,从太子的弟弟当中挑选继承人,那就相当于否定了当年父亲立他为继承人的理由。而且,这么多年来,齐王一直对皇位有觊觎之心,一旦太子之位有变,齐王党徒定然会借机滋事,再为齐王鼓呼。

所以,既然错了,那就错到底吧。即使太子痴傻,司马炎也要把皇位传给他。问题是,以太子的资质,将来登基之后根本压不住那帮虎狼之辈,为了帮他坐稳江山,司马炎必须帮他做点儿什么。曾经,司马炎以为自己正当春秋鼎盛之年,此事可以缓缓图之,从长计议,然而这次瘟疫告诉他:生死在天,命途无常,有些事晚做不如早做。

咸宁二年夏天,司马炎决定不等了。

三、苍蝇

第一个被解决的是夏侯和。

夏侯和是前朝名将夏侯渊的儿子,但与夏侯渊不同的是,他并非曹家死党,从青年时代开始就为司马家效力,官居相国左司马,被司马昭视为心腹。为了回报他的忠诚,司马炎称帝之后让他做了河南尹,也一直对他信任有加。染病不起的那几个月里,司马炎把他留在宫中随侍汤药,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监视贾充和齐王。然而司马炎万万没想到,他居然会参与废立阴谋,而且,在那三条令人作呕的虫子中,最早提议废立的就是他!

「父亲在世之日待夏侯和不薄,我也不曾亏待过他,他与贾充、齐王也谈不上有什么私交,可他为什么在我病危的时候背叛我呢?」

这个问题困扰过司马炎好几天,后来,司马炎想通了。因为夏侯和自认为是忠臣,自认为把江山交给齐王要比交给太子好,自认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好。说实话,司马炎并不是很喜欢这种「自认为是忠臣」的人。他们是帮忙治国理政的好手,不徇私,不枉法,不贪渎,但他们太缺乏人情味,总让司马炎觉得难以真正接近。在「为了国家好」的名义下,他们也总是做出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比如说话或者做事的方式太直接,不注意维护司马炎作为君主的尊严。

司马炎需要忠臣,但更需要的是先忠于他、再忠于国家的忠臣。

病愈不久,为了「奖励」夏侯和在自己病重期间的随侍之功,司马炎解除他的河南尹之职,让他做了光禄勋。光禄勋的品级比河南尹高,但它是个虚职,几乎毫无实权。

司马炎自认并不小器,此举还算大度。

有一次,司马炎大宴百官,一个醉眼蒙眬的大臣,拍着司马炎的御座,口齿不清地说:「可惜了这个好座位啊!」

他没有醉,看他的眼睛,司马炎就知道他的醉意是装出来的。他说那句话的意思是:司马炎应该立齐王为继承人,不能把皇位交给痴傻的太子。

大庭广众之下说这样的话,司马炎当然十分难堪,也很气恼,但司马炎并没有大发雷霆,也没有惩罚他。既然他装醉,司马炎就顺水推舟,装作他是真的醉了。于是,司马炎强忍怒气,装作毫不在意地笑了笑说:「你喝醉了。」

废立阴谋虽然是夏侯和的主意,但他只是个没有太大影响力的小人物,只因为得到了司马炎的信任,他才能在朝堂上占据一方立足之地。在反击齐王党徒的整个计划中,处不处罚他其实是很无所谓的事,但他触碰到了司马炎的痛处。

是可忍,孰不可忍?再大度也应该有个界限,如果一味容忍,大度就变成了懦弱。夏侯和这次是真的激怒了司马炎。

即使他只是一只小小的苍蝇,司马炎也要拍死他。

四、狐狸

因为这次瘟疫,贾充的狐狸尾巴又露出来了。

河内司马氏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大家族,早在汉代就名闻海内,曹魏末年,在司马炎的祖父宣皇帝(司马懿)的苦心经营下,司马家的势力更是如日中天,一跃成为海内第一大族。然而,在甘露五年(260)夏天,因为一起突发事件,司马氏先祖几十代人苦心创立的基业,差点毁于一旦。

那一年司马炎二十四岁,身份是大将军之子。

那是一个闷热的午后,曹魏高贵乡公曹髦,忽然率领一支由宫廷武卫和杂役拼凑而成的散兵,鼓噪而行,前来进攻大将军府,企图杀死司马昭,夺回大权。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大权虽然在司马昭手里,但他名义上还是曹髦的臣子。接到消息后,他一时间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是好。从皇宫到大将军府,虽然守备森严,但谁也不敢对皇帝兵刃相向,只能眼睁睁看着高贵乡公率领散兵鼓噪而行,一路向大将军府挺进。

很快,高贵乡公的人马到了离军府不远的地方,不动用武力拦阻的话,他们就会杀进军府!可如果动用武力,司马家就会背上「乱臣贼子」的骂名,成为众矢之的,祖上几十代人的努力就会化为泡影。

就在形势岌岌可危之际,贾充忽然率领一队人马及时出现,并嗾使一个头脑简单的莽夫一枪刺死了高贵乡公。

贾充是擅自行动,还是得到了司马昭的授意呢?司马炎不敢问,这在他心里一直是个谜。但不管怎么说,高贵乡公遇刺是好事,司马家躲开了乱臣贼子的恶名。

事后,朝中人情汹汹,许多人要求处死贾充以谢天下人,但司马昭顶住了压力,并没有那样做。

改朝换代势在必行,做这种事必须有一些可靠的人手,朝堂上却还有许多人摇摆不定。贾充替司马家做了最脏的活儿,如果处死他,那些摇摆不定的人难免会因此以为司马家过河拆桥,自然也不会帮衬他们。所以,袒护贾充事实上对司马家延揽人手相当有利。

因为高贵乡公之死,贾充的名声彻底臭了,除了死死依靠司马家,他已无路可走。用这样的人,司马家当然也是放心的。在司马家的鼎力扶持下,贾充的身价水涨船高,很快就成了朝堂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当年司马昭确立王位继承人时想选择司马炎,却不便明说,那时候,贾充敏锐地察觉到了司马昭的心思,集结党徒为司马炎呐喊造势、披荆斩棘,最终,把司马炎送到了王位上。

如果没有贾充,司马炎不知道家族会怎么样,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司马昭临终时还叮嘱他,以后要重用贾充。

贾充为司马家出过大力,司马炎对贾充也怀有一种超出君臣关系之外的谢意,但打心眼儿里说,他在司马炎眼里只是一条看家护院的狗,只是与别的狗相比,它更善于察言观色、更讨司马家欢心罢了。

然而,父亲去世之后,司马炎渐渐发现,贾充变成了狐狸,一只披着狗皮的狐狸。

贾充的前妻李婉,是前朝中书令李丰的女儿。魏晋易代之际,李丰因企图谋害司马炎的伯父而被处死,满门抄斩。李婉当时已嫁给贾充,算是贾家人,因此算是躲过血光之灾,但还是被流浪到了遥远的辽东。之后,贾充另娶了一个叫郭槐的女人为妻。

本朝开国后,李婉遇赦而还,司马炎知道她是贾充深爱之人,于是特许贾充接她回家,可以同时有两个正室,但贾充拒绝了,所持的理由是家有悍妇,郭槐嫉妒成性,不让别的女人进门。

郭槐的确是个悍妇,但她真的有拒绝皇命的胆量吗?对于贾充的说辞,司马炎是不信的。他不是不想接李婉回家,而是不愿与乱贼的后人扯上关系。到此时,他还是一条乖巧的忠犬,一条小心翼翼地嗅探着主人心思的忠犬,不敢有丝毫闪失。

他不愿接李婉回家,司马炎当然也犯不上去勉强他。可是,没过多久,意外发生了——李婉回到洛阳不久,她与贾充所生的女儿嫁给了司马炎的弟弟,做了齐王妃。

当时,朝中有许多大臣或明或暗地劝司马炎废黜太子,改立齐王为继承人。从前,贾充一直是站在司马炎这一边的,坚决不同意废黜太子,但在他女儿嫁给齐王之后,他的态度渐渐发生了变化。虽然并没有明确表态支持齐王,但他也不再像以往那样卖力地为太子助威了。

齐王是他的女婿、自家人,而太子对他而言终究是外人。尽管他知道司马炎绝不会废黜太子,但他也犯不上因为一个外人,而开罪于自己的女婿。

贾充的沉默让司马炎恼怒,但司马炎也无法命令他为太子说话,因为司马炎明白一个道理——要想让看家狗服服帖帖,就得让它怕你,知道你能决定它的生死,还得让它离不开你,知道你是最舍得给它吃肉的人。

泰始七年(271),关中发生了一次动乱,司马炎不失时机地嗾使几个心腹在朝堂上弹劾贾充德行不佳、不堪大用,应该率军前往关中平乱,以功抵过。

贾充是个人才,精通刑名律法,本朝通行天下的《泰始律》便出自他的手笔,但他对行军打仗却没有什么造诣,让他去率军平乱,等于把他往狼窝里送。

贾充慌了,他终于知道,司马炎可以让他青云直上,也可以让他跌落深渊。在他惊慌失措的时候,司马炎一声不吭,默默地看着他丑态百出。等到火候差不多了,司马炎才派遣内侍拜访贾家,言明来意:希望贾家与皇室联姻,把女儿嫁给太子。

贾充的鼻子灵敏得很,揣测风向是他的长项。司马炎给他一个金光闪闪的台阶下,他当然要千恩万谢,忙不迭地抓住这个与皇室攀亲的机会。

泰始七年冬天,贾家与皇室联姻的事定下来了。作为贾家的大家长,因为需要筹备婚事,贾充无法离京,平定关中动乱的主帅只好另派他人。这个理由十分正当,极其自然,无懈可击。

贾充与郭槐有两个女儿,大女儿贾南风,小女儿贾午。贾南风相貌平平,不丑但也不好看,贾午却是个小美人胚子。司马炎原想聘贾午为太子妃,可惜她年纪太小,只有十三岁,司马炎只好改聘比她大两岁的贾南风。但贾南风有一样好处是贾午比不了的,那就是,她的性格像郭槐,眉眼里有一股寻常女子所没有的英气,一看就是个有决断的小姑娘。

普通人家若是有一个头脑像太子这般鲁钝的儿子,这户人家为儿子择妇时,往往要挑选一个厉害的儿媳支撑门户。太子的头脑有问题,给他娶一个厉害的太子妃,不正好可以在背后帮衬他吗?每当想到这个关键所在,贾南风的相貌如何就无关紧要了。

事实证明,司马炎没有看错人,贾南风这个小姑娘的确是个很有决断的人。

有一次,为了堵塞大臣们对太子的非议,证明太子绝非彻头彻尾的痴傻之人,司马炎出了几道考题,派小黄门送到东宫,让太子作答。

小黄门走后,司马炎忽然察觉到了一个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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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设局谋安世 无力回天补乱局

被低估的晋武帝

司马炎在历史夹缝中的闪转腾挪


提示:全文较长,约16000字,为了不影响阅读,标注所有的史料部分置之于最后。另,因为涉及不同时期人物、事件对比,因此在裁选史料时,优先选择资治通鉴;资治通鉴不载的,再选取其他史料标注。特此说明。

引子:传统叙事中的晋武帝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分裂时期,在一般的历史叙事中,大约是这样叙述晋武帝司马炎的:

司马炎承祖父三代之经营,受魏禅让,取得帝位,是为晋武帝。晋武帝期间,承袭九品中正制、颁行户调式,征伐东吴,结束了三国分裂,实现了国家短暂的统一;罢废州郡武装,没有很好的处理少数民族内迁问题;大肆分封司马家族亲王,重用贾氏、杨氏外戚;发生了王石斗富、天下禁娶、羊车游幸、钱入私门等轶事;晋武帝最终将皇位传给“何不食肉糜”的白痴儿子司马衷,最终导致了外戚乱政、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永嘉之乱……西晋王朝很快就衰败灭亡了。

这样的叙述,自然不能算错。但从这种叙述看来,司马炎简直就是一个扶不起的官N代,仅仅是命好,居然混成了大一统的开国皇帝,又因为自己的错误决策,最终埋葬了晋政权,可以说是除了投胎技能满格之外,简直百无一是。

但是,泪痕想说的是,当我们从居高临下的上帝视角切换至此时此景的代入视角,深入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后,就会明白,司马炎是一个历史地位被低估的皇帝,其设计的政治格局是一个承前启后的、统治了中国四五百年的政治格局,是贵族政治时代的“权力样板间”。


晋武帝被低估、被非议的主要理由有这么几个:

一是自身经历不够传奇,继承三代基业而称帝,似是N代废柴。

二是在地方上大肆分封亲王,开历史倒车,导致帝国在骨肉相残中走向灭亡。

三是重用外戚,导致中央政府外戚专权,外戚之间互相争斗,中央政府乌烟瘴气。

四是选了个白痴儿子继承皇位,导致外戚乱政、八王之乱。

五是自己奢侈好色,人称“酒色天子”。


其中,第一条是根本,可以说,正是因为晋武帝本身缺乏传奇色彩,而其政治手段又偏温和,导致了其历史评价偏低——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刘邦、石勒、刘裕、朱元璋身上,大家往往会基于主角的传奇色彩而不敢轻看,即使败招,也不乏“一向英明神武的人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的分析,但同样的手段发生在官N代司马炎身上,人们往往就会觉得,不过是废材下出的臭棋——而外戚乱政、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永嘉之乱……这一系列的“乱”果,就更让人看轻晋武帝了。

而第五点,属于政治人物的私德部分,泪痕不做过分评价,也没什么好辩白的(虽说管仲几百年前就提倡贵族奢侈以促进生产的“歪理邪说”,但凡事有度,奢侈到司马炎那个时代的程度,无论如何不是国家之福)。但是,二三四项属于重大的国家政策,很值得讨论一下。


而司马炎的政策,归纳总结,大体如下:

第一,确保本系掌握皇权(司马衷而非司马攸);

第二,让两大外戚并存于中央政府(杨氏、贾氏);

第三,大肆分封亲王、让他们占据帝国最主要的地方资源(经济、政治、军事要地)

第四,让贵族代表进入中央(如卫瓘、荀勖等);

第五,贯彻九品中正制,摒弃寒门,形成了“上品无寒门”的人事格局。

综上五点,最终形成了皇室、外戚、宗室、贵族、地方、中央多股力量相互牵制、互相平衡,以实现皇权的高高在上——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不妨将这种政治架构称为“司马炎模式”。


孤立的、静态的看“司马炎模式”——摒弃寒门,在宗室、贵族之间叠屋架床,简直就是没事找事!——你开科举,用寒门,把人事、军事、财政几种主要权力进行分割,全部由没有根基的寒门人物任职,把外戚、宗室、贵族统统圈养起来,不就完了嘛,搞什么皇室、外戚、宗室、贵族多股力量互相制约,没事找事,自找烦恼!

的确,后来的宋、明、清就是这样设计的,而且效果也非常明显,在宋、明、清,随便拉出一个皇帝,也知道不应该让外戚、诸王拥有强大的实力(只有开国之初有些例外);宋、明、清随便拉出一个皇帝,普遍都能让皇权稳定的。乱臣贼子那是少见又少见,而且,所谓的乱臣贼子,在和皇权交手时,往往败相极为不堪,经常一个回合就被KO了(例如魏忠贤、鳌拜之流),这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乱臣贼子成群结队出现、而且还屡屡修成正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朱棣是个例外,但这个故事有机会可以单独写一写】

唉,所以说嘛,司马炎不明智,白白辱没了“武皇帝”这一高大上的谥号。

一、纵看三百年历史:一再上演的雷同剧目

但是,如果我们把历史镜头稍微拉长一点,却不难发现,如此简单的道理,不但废柴N代司马炎没有想明白,几乎所有那个时代的英雄豪杰、政治强人,都没有想明白——废柴N代司马炎之后接连上演的一出出雷同的剧目,贯穿整个中国三百年,即使是所谓开创了科举制度的隋朝,也是老老实实的按照司马炎的剧本演戏,直到武则天、唐玄宗,才隐约走出了“司马炎模式”的阴影。

这四百年的演员太多了,我们不妨列一个领衔主演的演员表:


石勒——后赵开国皇帝,从奴隶到皇帝的华丽转身者!但是这样一个传奇人物,同样的大肆分封亲王、同样的重用两门外戚、同样的选择弱势太子继位,完全盗版了司马炎模式!

石虎——后赵铁血君主,面对石勒的失败,自作聪明的修改了模型,结果绕了一大圈后,最后又回到了司马炎立傻儿子的路数上。

刘渊——匈奴汉国开国皇帝,大肆分封亲王,最后帝国也是在骨肉相残中走向灭亡。

李雄——成汉开国皇帝,建立的成汉帝国,皇族的力量同样非常强大。当然了,李雄一死,皇族内哄也是不可避免了

从苻健到苻坚——前秦开国君主和统一北方的君主,也是在诸王、外戚骨肉相残中延续帝国的生命。

刘宋帝国——其皇族内哄之惨烈,远远超过前面所有帝国。文帝刘义隆把自己弟弟刘义康杀死了;太子刘邵把文帝的头给割了下来;孝武帝(文帝第五子)又把太子刘邵全家杀死了。于是拉开了刘氏皇族骨肉相残的序幕。最后,刘裕九个儿子,四十多个孙子,六七十个曾孙子,死于非命者十之八九。而且几乎都是死于骨肉相残之中。

萧齐帝国——萧道成虽然篡夺了刘宋帝国,但面对刘宋皇族的骨肉相残,实在心有余悸。于是他一再告诫自己的子孙,你们可千万不要走刘宋皇族的老路啊!但在权力面前,这种告诫能有什么作用呢?面对皇族内部这种血淋的惨剧,我们自然也可以说如果皇帝不分封诸王,哪会有这种惨剧呢?问题是,这么浅显的道理谁都明白,只是他们都无从选择罢了。

萧梁帝国——开国皇帝萧衍,篡夺皇权后也是大肆诸王。只是梁武帝萧衍命很长(这位老兄足足当了五十多年的皇帝),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延缓了诸王纷争的进程。但他的子侄们、孙子们,已实在等不及了。于是大家都盼这个老家伙快死。为此他们不惜引狼入室,不惜隔岸观火,最后梁武帝被侯景杀死了。梁武帝一死,他的子侄们、孙子们,马上就开始大火并了。为此他们不惜引狼入室、出卖帝国利益。最后终于把帝国折腾得四分五裂、灭亡了。

北齐帝国——高欢的几个儿子实力都非常巨大。高洋继承父兄的权力后,为了巩固权力就把自己三弟(永安王高浚)、七弟(上党王高涣)杀死了。单纯看这件事,我们也许会说高洋残忍。但高洋死后不久,小皇帝(高洋的儿子废帝高殷)就被高洋的六弟(孝昭帝高演)给杀了。高演的儿子刚皇帝,又被自己的九叔(武成帝高湛)杀死了。

千古一帝唐太宗李世民——同样的大肆分封诸王、同样的重用外戚、同样的选择最差劲的儿子继承皇位,同样是身死之后一地鸡毛……简直是另选演员重拍了一遍“晋武帝的失败史”!


大家注意,这只是领衔主演,若是把那三四百年的英雄豪杰的政治架构一一罗列,结果会更触目惊心、但也更清楚明显。但是,简单的罗列历史,过于枯燥,既不经济也不必要,我们就选择两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来做个相对深度的分析:一个是从奴隶成为皇帝的石勒,一个是传说中的千古一帝唐太宗——这两个人,是主演中的主演,他们绝不是废柴N代吧?


石勒是世界历史上的唯一一个奴隶皇帝,其才能之高、见识之远、命运之跌宕、经历之传奇,自然不用多说的。但看石勒建立的帝国的政治架构,完全就是盗版的“司马炎模式”——虽然石勒不但不交版权费,还对司马家族报以十足的讽刺【1】:


司马炎让两大外戚并存(杨氏、贾氏)。

司马炎老婆杨氏一门,权倾朝野【2】;司马炎儿媳妇贾氏一门,也是权倾朝野。【3】


石勒呢,同样是让两大外戚并存(刘氏、程氏)。

石勒大老婆刘氏,史书上说经常与石勒一块参决军事,并有有吕后之风【4】;石勒头号重臣张宾死后,其职务由石勒小老婆程妃的哥哥接继任了。【5】


司马炎大肆分封亲王、让他们占据帝国最主要的经济、政治、军事要地【6】

石勒同样大肆分封亲王、让他们占据帝国最主要的经济、政治、军事要地【7】


他们都是让外戚、皇室、宗室三股力量相互牵制、互相平衡。

当然了,他们都失败了。司马炎的失败在于,八王之乱把帝国火并的四分五裂,西晋从此走向了灭亡。

石勒的失败在于,他的老婆孩子在强势亲王面前成了“可怜的”孤儿寡母,被石虎任意欺凌全部杀死。【8】


不过,石勒的老婆孩子被石虎杀光后,后赵帝国在石虎的统治下,依然如日中天的发展着,这么看,似乎后赵帝国似乎比西晋帝国更成功一点哈。但石勒如果泉下有知的话,恐怕不会因此认为自己比司马炎更成功。


再看看唐太宗李世民,不仅生前,连死后的剧情都亦步亦趋,难免让人有一种时空错置、不知今夕是何夕的感觉,泪痕只能掩卷感慨:不愧是亲自为《晋武帝本纪》作评的千古一帝啊:


司马炎大肆分封诸王【6】;

李世民也大肆分封诸王【9】。


司马炎优秀的儿子不少,可司马炎就是要把皇位传给一个白痴儿子。

李世民优秀的儿子是多的是,但李世民就想让最差劲的儿子当太子。

魏王李泰在争夺皇储之时,一直表现的非常象玄武门之变的李世民。【10】,吴王李恪用李世民的话说,这个儿子英果类我。【11】,晋王李治用李世民的话说,这个儿太子太软弱,恐怕不能守住江山。【12】。但是李世民就是选了晋王李治当太子。


司马炎让两大外戚(杨氏、贾氏)与亲王(汝南王)相互牵制,共同确保中央政府的稳定;

李世民让外戚(长孙氏)与两大亲王(江夏王、吴王)相互牵制,共同确保中央政府的稳定。


司马炎死后,第一轮政治斗争主要在中央政府内展开;结果是是外戚打败亲王。于是辅政的汝南王被排挤出中央政府,而外戚杨氏控制了中央政府【13】

李世民死后,第一轮政治斗争也主要在中央政府内展开,结果也是外戚打败了亲王。于是长孙无忌寻找借口,把大唐最有影响力的、最有才能的两大亲王吴王李恪【14】、江夏王李道宗【15】全部给整死了。


司马炎死后,帝国第二轮政治斗争是在两大外戚之间展开的,皇帝的老婆把皇帝的外公杀掉了。于是帝国大权遂落入皇后手中。【16】

李世民死后,帝国第二回合的争斗也是在两大外戚之间展开的,皇帝的老婆帮助皇帝把皇帝的舅舅干掉了,于是帝国的大权遂开始落入皇后手中。【17】


司马炎死后,帝国第三轮政治斗争,是在外戚与诸王之间展开的,于是诸王联起手来,把皇后清理出局。【18】

李世民死后,帝国第三轮的政治斗争,也是在外戚与诸王之间展开的。结果却是外戚把李唐诸王差点一锅全端了。(演到这,终于有了一些新鲜剧目)【19】


之所以说“差点一锅全端了”,是因为还有几个李氏的王爷,恰恰是武则天的亲生子孙,否则的话,恐怕李世民的子孙就没有人能活在世上了。换句话说,要不是李世民的亲儿媳妇,估计大唐帝国估计也就是两晋、南北朝那种短命的王朝、二世乃亡了。


李世民布的局从整体模式来说,基本上全盘照抄了“司马炎模式”,当然,李世民自作聪明的做了一些改变,比如,司马炎让两个外戚和一个亲王辅政、李世民让一个外戚和两个亲王辅政;再比如,司马炎给了诸王相当大的权力,而李世民限制了诸王的权力……但结果呢?李世民泉下有知的话,真会认为自己的修改感到得意吗?


如果说晋武帝是官N代,籍祖宗余荫上位,缺乏政治才能、政治眼光,愚蠢,毫无远见,那三四百年时间里,接连而出的政治强人,包括奴隶皇帝石勒、千古一帝李世民,都缺乏政治才能、政治眼光?都愚蠢、毫无远见?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从这层意义上讲,居高临下的非议“司马炎模式”,可能只是因为我们把历史想得太简单了。

二、横切晋武帝断面:所有剧目的历史背景

让我们把镜头切回晋武帝的断面,再仔细瞧一瞧司马炎当时所面临的历史背景,也许,从这里面我们能发现什么。

事实上,从三国开始,一直到隋唐,这段时期,中国的皇权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贵族政治兴起,皇权极度衰弱。而司马炎的所有政治布局,都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

当然,有人反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强势皇帝层出不穷,怎么是皇权衰弱呢?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是没有理解皇权和皇帝的关系,所谓皇权衰弱、和皇帝强势,并非矛盾。

皇权强势,意味着即使皇帝本人很弱势、就算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或昏庸无能的废柴,也没有人敢“替天行道”,把皇帝踢下去自己来。例如我们看宋明清时期,不论皇帝是什么样的人当,乱臣贼子篡夺皇位的例子极为罕见,这就意味着皇权空前强盛。

反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强势皇帝一死,小皇帝不是被杀就是被废,帝国如走马灯一样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是典型的皇权衰弱。


这里,请允许我占用一点篇幅,简单介绍一下皇权的实质。

最初的人类社会,通常只是由人数有限的群体构成的部落;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最高权力,通常并没有任何神秘、神圣可言,最高权力者可能是跑的最快的、力气最大的、打猎最有经验的、最能团结人的……但是,这种权力是有限的,更最关键的是,这种权力的来源是清晰可见的。

这种权力通常最多只能支配几百、几千人。在这种背景下,最高权力者如果不能代表整个利益群体的利益,那竞争者很容易就能取得整个利益群体的支持而取代他的权力。因而这种背景下的最高权力,通常是难以实现终身制、世袭制的,因为最高权力者如果不能代表整体的利益,那他的反对者、竞争者,可以随时取得群体的共同支持而取代他。

比如说,黑社会的火并、部落的首脑更迭。


但当人数有限的部落渐渐发展成由上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上百万的规模时,最高权力就变得开始神秘、神圣了。一是权力者会极力编造这种权力神圣、神秘的谎言,二是这种权力的来源也确实变得极为模糊和难以理解了。

一个权力者如果支配的人能达到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后,那任何反对他的人、或与之竞争的人通常都会处于弱势之中,因为最高权力者可以支配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太大了,他可以强有力的打击一切试图挑战他权威的人,而反对者、竞争者通常也很难汇集起能与之对抗人力、物力、财力资源。

在这种背景下,最高权力者遂变得神圣、神秘、强大了,最高权力者终于可以为所欲为的用最高权力为自己谋私利了。皇权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独裁、终身、世袭——这是权力谋取私利的顶峰。


但是,事实上皇权并没有任何神秘、神圣性可言的,尤其是在与皇权最接近的顶层圈子里,所以皇帝必须随时注意反对者、竞争者取代自己。而维护最高权力,通常不外乎以下三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尽量代表帝国普遍利益群体的利益,使反对者难以从帝国内部吸取到足够的反对资源。

第二种方法就是不断加强自己的权力;使反对者想反对自己之时变得越来越困难。

第三种方法就是不断的分化、削弱其它权力者的力量,使他们难以形成反对、挑战自己的权力资源。


所有的皇权政治,通常都是这种三种方式并用的。

当然了,关于权力的分析,本身就足以写一本书了,但这不我们要所讨论的重点。泪痕在这里只是想说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最高权力者在打击、抵制反对者、竞争者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上面所提到的三种方法,所有皇帝都在交替的、不断的变着法的应用,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都感到力不从心。


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帝国的高级官员通常都有着雄厚的家族背景(所谓上品无寒门,只有极少数的例外,例如陶侃),他们的兄弟、子侄、姻亲、翁婿、门生故吏(这些可以统称为高级官员的“势力”)遍布中央地方权力机构,并且一代又一代的将这种势力传承下去。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实权人物只要能够取得几大家族首脑人物的支持,就很容易动摇最高权力者的权威、地位。

这就是两晋南北朝之时,事实上的终身制、世袭制变得难以维持的主要原因——因为一个实权人物很容易汇聚起足够的力量来获取最高权力;这也是两晋南北朝之时,皇帝容易猜忌、杀戮臣子的主要原因——因为一个实力巨大的臣子,随时可能会把他、或他的儿子踢下皇帝的宝座;这也是两晋南北朝之时,皇帝不断被废、被杀的主要原因——因为皇帝面对兄弟、子侄、姻亲、翁婿、门生故吏遍布中央地方权力部门的权臣,实在缺乏驾驭的能力。

因此,从司马炎开始,我们看到纷纷沓而出的帝国,通常都是短命的。即使不是短命的,通常也是在骨肉相残中艰难的维持着生命。


但我们必须还要注意到,这种权力竞争的历史,只存在于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及隋、唐初)时期,从宋代开始,官员通常只是官员;一个官员再有本事,也无法让自己家族长久的保持显赫的地位,更无法让自己的势力遍布中央地方权力机构。

最典型的例子,东汉末年的弘农杨氏和汝南袁氏都是“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衣冠南渡的王、谢家族更是百年不倒,但这种情况到宋明清时期就再也看不到了,即使零星见到刘统勋“父子宰相”这样的个例,也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贵族世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理解了这种区别,我们再读“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时,会不会有一番别样的滋味呢?

而在这个背景下,宋明清的皇帝驾驭着由这种纯粹的官员组成的政府,自然变得相对容易起来。于是,我们之前提议的那种政治模式(开科举,用寒门,把人事、军事、财政几种主要权力进行分割,全部由没有根基的寒门人物任职,把外戚、宗室、贵族统统圈养起来),自然而然的出现了,而成群结队的乱臣贼子,从此彻底成为了遥远的历史记忆。


而司马炎,显然没有等到那个时代,他所面临的是贵族政治兴起,皇权极度衰弱,乱臣贼子层出不穷,抢班夺权屡屡上演的时代。

生于什么时代,这肯定不是司马炎能选择的,但是,作为一个一生都在政治场上厮混的、执政25年的皇帝,司马炎肯定希望自己帝国能一辈接着一辈的永远传下去,即使永远是奢望,至少也要多传几代吧!为此,司马炎充分吸收了秦汉三国的经验教训,设计出了一个足够精巧的“权力样板间”——也就是我们说的“司马炎模式”。而这个权力模式,也成为后世三四百年期间几乎所有的政治强人设计政治格局的蓝本,他们要么是全盘照搬、要么是稍作修改,而所有试图超越司马炎政治格局的人,最终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三、试图超越晋武帝的努力:无一例外的徒劳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三四百年的历史中,真的只有“司马炎模式”吗?这个模式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问题,并且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难道那么多政治强人,就没有人试图超越“司马炎模式”,去构建一个更合理、更有效的政治架构吗?


比如说,重用寒门子弟——这样就不用担心贵族取代皇族了吧?再比如,限制宗室力量——这样就不至于皇族骨肉相残了吧?最不济最不济,指定个像样的接班人总可以吧——让一个愚痴掌握神器,自然会刺激权贵的不臣之心吧?

这几种建议,的确“看起来很美”,但是,具体效果呢?我们无需空对空的评论,因为已经有无数英雄豪杰,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些问题。


先说重用寒门,这个听起来极美,以至于许多人觉得隋朝开科举那是伟大的革新——至少从表象上看,科举之后,寒门秉政,乱臣贼子再也难得一见了——但注意,这只是表象!B发生于A之后,并不意味着A是B的原因!你要非认为取寒门人士,就可以避免国家动荡,皇帝始祖、秦始皇嬴政第一个不服!

话说秦始皇当年纳李斯之言,力排众议、废分封、置郡县。结果呢?标准寒门出生的李斯、赵高成为帝国主要权力者后,照样把大秦帝国玩弄于股掌之上,更把始皇帝的儿子、女儿、重臣杀得一蹋糊涂,就算没有不读书的刘项,恐怕天下也不姓赢的了。

况且,重用寒门子弟,意味着要剥夺皇亲、外戚、豪们可能得到的利益,因而会受到普遍皇亲、国戚、豪门成员的共同抵制。也就是秦始皇挟横扫六国之余威,在贵族政治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情况下,强推了一波寒门人士。而在豪门贵族已成气候的情况下,你想重用寒门打击权贵,借用高澄一句话:“陛下何故谋反?”


好吧,寒门弟子不能随便用,况且用了也不见得比豪门强到哪去,那么,限制宗室力量总可以吧?一幕幕血淋淋的骨肉相残大戏,还不是因为亲王力量太强导致的?

的确,不分封诸王,确实就不会出现什么八王之乱、七王之乱了,但问题是,在一个高级官员的兄弟、子侄都遍布政府权力机构的年代里,皇帝压制自己家族成员的结果,通常就是会让某个豪门家族能与皇族分庭抗礼,甚至凌驾于皇族之上——看看司马家族是怎么篡的曹家政权?曹家字字血声声泪的教司马家做人,这份情谊,司马炎岂敢不领?

别说不分封诸王,就是分封了,给的权力不够都不行!李世民自作聪明,封王而不予权,结果长孙氏和武则天收拾李氏诸王的时候,那简直不要太容易!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千古名句怎么来的?那是蘸着李氏皇族的血一笔一画写成的啊!


好吧,就算这些都不行,我找个好儿子继位,这个总不为过吧?你让一个愚痴掌握神器,活该你晋国完蛋!

对啊!后赵天王石虎也这么想,于是,石虎在杀死自己叔父全家之后,登上了后赵帝国的巅峰,想必此时石虎,大权在握,踌躇满志,睥睨天下,自信爆棚,面对司马炎、石勒的失败,石虎发表了一通高见,总而言之,你们啊,图样图森破!拿衣服!——早早让太子接管帝国的主要权力,让太子成为仅次于皇帝的实权派,那皇帝死后,谁还能觊觎太子的权力呢?

此时的石虎一定觉得自己比司马炎、石勒要高明多了。石虎经常自信的对人说:“你们看我和太子的关系有多好?许多人为了权力无视父子、兄弟之情,这种事在我们家永远不会发生的。”但在绝对权力面前,父子的亲情真值得人相信吗?太子石邃用响亮的耳光啪啪的打了石虎的脸——太子翅膀硬了,竟然一心想弄死石虎,提前登基!事情败露后,石虎对此施以了残酷的报复。【20】


好吧,培养强势儿子,翅膀硬了会抢班夺权,那我培养一个强势太子,再培养一个势力相当的亲王,这样,太子的地位、势力无论怎样发展,最多也只能拥有一半的权力、影响;他自然无力威胁到皇权了——嗯,这真是一个好办法,就这么办吧:让二儿子石宣当太子,却让另一个儿子石韬在权力、地位上始终与太子并驾齐驱、分庭抗礼。【21】

这真是一个好办法吗?虽然有人一再提醒石虎,太子与亲王实力相若,随时都会酿成骨肉相残的悲剧,石虎却是理也不理,因为他相信自己能控制好这种平衡。【21】但事实证明,石虎根本控制不了。

太子石宣把弟弟石韬杀了,并且计划在石韬的葬礼上拿掉石虎;石虎得知这一切后,又用及其残忍的手段把石宣杀死。尤其是当石宣的幼子、也就是石虎最喜欢的孙子,抓着爷爷的衣服,哭喊着,希望爷爷放过他,但是终于被拉走杀了!面对这种疯狂的人伦惨剧,就连石虎这种以冷酷无情著称于历史的禽兽,也是撕心裂肺的无法面对。【22】

最后,石虎伤心的说:“上天!我到是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儿子一过二十岁就想杀我呢?”【23】石虎实际上并没有做错什么,他只是忘了,皇帝与太子之间有着无可回避的利害关系。:

直到把两个儿子的全家全部杀光之后,伤心绝望的石虎终于发现;司马炎让白痴当太子,石勒不让太子提前登上政治舞台,这哪是什么愚蠢的选择,这分明是深谋远虑啊!于是石虎痛苦而伤心把立太子的各种模式完美的走了一遍后,终于又回到了司马炎与石勒的老路上,选了一个小儿子当太子。


立一个弱势太子,这绝不是什么新鲜事——汉武帝刘彻、晋武帝司马炎、唐太宗李世民……虽然他们用了一大堆云遮雾罩的政治术语、亲情礼法来解释自己的选择,好象他们这样做真是为了帝国的千秋大业、长治久安,但实际上呢?一切恐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不过石虎没有那么遮遮掩掩,他显然是实话实说了:“太子势力一旦太大,那就想杀自己父亲了;我这个小儿子(太子)现在不过十岁,等他能杀我之时,我也老死了。”【23】

政治是肮脏的,但政客们一贯要又做婊子又立牌坊,相比之下,让我们为石虎的坦荡点个赞吧!


石虎通过三次立废太子,构建了贵族政治时代的“立太子样板间”,实际上,两晋南北朝的皇帝们,普遍都徘徊在这三种显然失败的方法中而无法自拔:

第一种方法是培养强势太子,但这很容易造成太子与皇帝之间的矛盾。石虎就是这种选择的受害者,但石虎还不算最惨,宋文帝不遗途力的培养太子刘邵,结果和太子发生了矛盾,太子二话不说,直接把宋文帝结果了。【24】

第二种方法就是让几个儿子权势相当,但这很容易造成骨肉相残。石虎也是这种选择的受害者,不过石虎至少还保住了自己,而李渊这么玩,结果强势亲王把太子杀了,更把李渊逼下了皇位。这一段历史,相信大家非常熟悉,因为它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第三种方法就是选择弱势的太子,然后为太子搭建一个互相制衡的政治格局,让太子即使缺乏能力也能驾驭帝国,但至于这个格局能不能稳定,估计老皇帝临终前只能默念路易十五的名言:我死之后,管不了洪水滔天了。【25】汉武帝、唐太宗都是这样做的,当然了,晋武帝司马炎做的更绝;而石虎呢,绕了一圈之后,也回到了这种选择上。


写到这里,我们应该知道了,司马炎选择愚痴的司马衷当太子,那绝不是受情感支配的。因为以汉武帝、唐太宗、包括石勒石虎这些手段一流的皇帝、枭雄,最后都要选择能力差的儿子当太子,司马炎选择司马衷做太子,真的是臭棋吗?


好啦好啦,你说的都是小打小闹、修修补补,不算什么,不行咱革命!什么贵族、世家、皇族、外戚……统统杀光,咱另起炉灶,这总可以吧???

你还别说,这么疯狂的想法也不是没有试过——北朝的河阴之变【26】、南朝的侯景乱梁【27】,一北一南,遥相呼应,结果呢,尔朱荣和侯景把所有的贵族全部屠杀殆尽之后,仍然难逃失败的命运,一批旧贵族倒下了,一批新贵族又起来了,帝国又迅速回到了原有的模式中。


由此可见,司马炎的架构确有明显的弊端,指出其弊端并非难事,但是,四百年来,各路政治强人试图用各种方案弥补其弊端、或者重新架构。不过,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努力,毫无例外的都失败了。


说了这么多正面反面的案例,我们回头再看晋武帝,大约就明白为什么说司马炎的架构是贵族政治时代的“权力样板间”了:

从现实的权力博弈去看,从理性的权力博弈去看,司马炎设计的这个政治格局应该是非常稳定的。而且,这个政治格局,真正体出了皇权神圣、神秘的特点——皇帝之所以高高在上,绝不是因为皇帝英明神武、算无遗策,而仅仅是因为他是皇帝——一个人是只要是皇帝就能高高在上,这与他的年龄、能力没有任何关系。就是愚痴的晋惠帝坐在那里,也能一直能高高在上,使任何试图窥视晋惠帝权力的人都无法善终。

更重要的是,晋武帝设计的这个政治格局,实际上并不影响帝国政府的正常运转。因为皇帝智力有问题,实际上更容易避免专制、独裁的倾向,使帝国更容易进入一种贵族、官僚集体掌权的局面。


但结果是,晋武帝司马炎仍然失败了,他失败的原因之一,显然是太高估权力者们的智商与理性了。因为这些人,一个个都忘了了自己权力是从哪里来的,一个个都以为自己能玩转整个帝国,于是他们都一个接一个的死于非命——这一切本来是显而易见的,帝国更用血的教训、残酷的事实,一再告诉人们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后继者却依然沿着这条必死的路继续前进、前进、前进进!

晋武帝的格局再巧妙、再耐操,也经不住这样前赴后继的折腾,于是,西晋帝国就在骨肉相残中走向毁灭了。

四、晋武帝真正的问题——过于温和的执政风格

那么,是不是说晋武帝就完美无瑕了呢?当然不是,最起码,司马炎的私德只能用太糟糕来形容,奢靡之风、“酒色天子”是逃不掉的污点。不过,除去私德,司马炎政治上最大的问题,可能恰恰是他的一个作为平常人的优点——司马炎太过于温和了。


晋武帝是一个非常成熟、温和的政治家,尤其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变态皇帝接连出现的情况下,晋武帝绝对是一个温和的异类皇帝——在他执政的25年时间里,从来没有试图用流血的方式去解决重大政治问题,从来也没有杀戮过高级官员——虽然许多高级官员,都曾有意无意的介入了嫌疑之地,但晋武帝总是报以轻描淡写的态度,一笑而过。


比如太子司马衷17岁那年,晋武帝病危,支持齐王司马攸的人,竟然计划趁势拥戴齐王司马攸继位,不巧的是,晋武帝又活了过来。这是一件什么性质的事?这是地地道道的谋逆未遂啊!【28】

换做别的皇帝,十有八九会大开一番杀戒的。但晋武帝只是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他只是开始压制自己弟弟那一系的力量,最后也不过是把齐王司马攸逐出京城而已——这种处置,在那个时代的最高权力场博弈中,应该是最温和的了吧。


还有历史上名气最大的斗富事件,也发生在司马炎执政期间。为了让自己的舅父比过石崇,晋武帝赐了王恺一株两尺的珊瑚;王恺拿着这株珊瑚向石崇炫耀,石崇上去就是一铁如意,直接敲碎了。总而言之,就这破烂货你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我家的这种东西多的是,也比你这强的多。你还别说我吹牛逼,我是真牛逼!你看,我这些珊瑚比你的大得多吧?【29】

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件事之后,石崇的名声竟然比从前更大了!


我们必须得知道,故意打碎御赐之物这是什么罪?更可况,皇帝把一株两尺的珊瑚当宝贝,你家这种东西却是堆了一大堆,三四尺的珊瑚还有好几株,这是什么性质的事?

话说后来宋文帝刘义隆说今年柑子不好吃,他弟弟刘义康马上就从家里拿出一大堆好柑子送给刘义隆。【30】人们有好东西不送给皇帝,却都送给这位皇弟,这有点意思哈,帝国的权力下移了,于是宋文帝遂对自己弟弟动了杀机。

再后来南宋皇太后说今年没有好的子鱼;秦桧老婆想溜舔皇太后就说:“我家这东西多的是,我明天就给您送几一百条来。”秦桧老婆回去和秦桧一说,秦桧顿时心中一万头神兽呼啸而过,娶个媳妇儿情商低成这般真的醉了,人们有好东西不给皇帝家送,却都送到我这个宰相家里,这是什么性质的事?最后秦桧玩了一个手段,让他老婆拿了一百条普通的青鱼送给了皇太后,皇太后见此就笑了:“果然是个没见识的村妇!我说的不是这种鱼!我就说嘛,我们家都没有这种鱼,你们家怎么会多的是呢?”【31】


我们要知道,刘义康与秦桧老婆所做的事,从动机上都是想溜舔皇帝皇后的,尚且是一只脚踏入了鬼门关。石崇所做的事,那从动机上就是目无君上、狂妄不可一世,如果他遇到的皇帝不是晋武帝,恐怕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


再举一个例子,打败吴国后,王濬觉得对自己赏赐不公,一直大呼小叫,甚至动不动连晋武帝也稍带上了,但晋武帝却只是一再调整自己对王濬的待遇,却从来没有因此教训过王濬。【32】这种事如果发生在别的皇帝身上,王濬恐怕真的难以善终。

反观李靖打败突厥后,唐太宗见面,上来就没头没脸的训斥一番,吓得李靖一句话都不敢说,从此更是只有夹着尾巴做人。【33】试想李靖要是象王濬一样不服气,成天大呼小叫动不动就发出抱怨,唐太宗会怎样对他呢?


还有一个经常作为证明晋武帝昏庸的例子,祭祀大典完事后,晋武帝当着众文武的面问刘毅,我和汉朝的哪个皇帝差不多?心说怎么也是高祖汉武光武这个级别吧,没成想刘毅直接说你连桓灵二帝也不比上!桓灵二帝卖官钱都归国库,你卖官钱都到私人腰包了!晋武帝听到这种话,哈哈大笑,自我解嘲一番:桓灵二帝听不到这样的劝谏,这说明我还是比他们强啊。【34】

但我们必须得知道一句老话叫“伴君如伴虎”。魏征是历史上著名的谏臣,但魏征在劝谏李世民之时那从来都是小心翼翼的,给李世民吃一勺药,那得放半斤糖;所有劝谏的前题,都得是先承认皇帝英明神武、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这样劝您只是为了让您保持这种伟大罢了。就是如此,李世民也恨得想杀魏征(幸好得到长孙皇后的劝谏);魏征死后,李世民忽然感觉这个老家伙竟然看不起自己,于是把魏征的墓碑也推倒了【35】;幸好李世民拒谏东征栽了大跟头,于是魏征的名誉地位终于又恢复了。【36】。

批评皇帝可以,劝谏皇帝也可以。但谁敢这样公开的、过分的贬低皇帝呢?这种事也就是发生在晋武帝身上,而晋武帝也只是自我解嘲一番了事。关键是,这件事过后,司马炎没有任何为难刘毅的举动,对刘毅的亲近仍然同从前一样。


泪痕举的这些例子,涉及兄弟、亲人、朋友——当然,在帝制中,所有这些人都是臣子。通过这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晋武帝并不崇尚暴力,某种意义上,有点把自己不当皇帝的“平易近人”感(当然,司马炎绝不是“平易近普通人”,只是“平易近贵族”)。在具备乾纲独断能力的皇帝中,司马炎这种做派是非常罕见的。我们应该承认,从为人的角度讲,司马炎是一个好人,一个好兄弟、好亲戚、好上级(当然,也是好父亲、好爷爷)。

但是,武侯祠的对联说的好,“不审势则宽严皆误”,晋武帝的问题,恰恰就在这温和二字上!吴、蜀灭亡,天下归一,此时,雄主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尽量挟灭国之威,严肃法纪、限制权贵,以期政权长久。要知道,承平日久的政权,限制权贵的能力只会与日俱减——从这个意义上讲,开国时限制权贵的力度,能影响国祚的长短。而晋武帝司马炎开创的西晋政权,却在一开国就显示出萎靡的末世气象,不得不说,这和司马炎本人过于温和的执政风格是有着相当的关系的。甚至而言,外戚和诸王一个个以亡命徒的姿态挑战司马衷,也许就和司马炎执政期间皇帝不像皇帝有关。做臣子的感受不到皇帝的威严,反而觉得皇帝可以随便冒犯,这固然是皇帝“平易近人”的优点,但恐怕也是帝国的取祸之道。所谓“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所谓“不怒自威、亲而难犯”,司马炎做的显然是差火候的。

挟灭国之威限制权贵,可以称之为“谋势”;苦心构建政治格局,可以称之为“谋局”。司马炎显然是精于“谋局”,短于“谋势”,虽然“局”足够精巧,但“势”已然颓唐,西晋帝国的前途,就在这已然颓唐的大势中,走向了骨肉相残的亡国之路。

但是,泪痕更想说的是,就算是司马炎补足了“谋势”的短板,西晋的国祚也未必更长久,很可能会以另一种方式走向分崩离析。事实上,前后四五百年的时间,“谋势”到位的政治强人也不在少数,但是,他们的帝国也没有逃离短命的命运。毕竟,更大的势——也就是“天下大势”,是已经进入贵族政治阶段的中国历史,这绝不是区区一个司马炎能够逆转的。因此,回到本文的引标题,就是“有心设局谋安世,无力回天补乱局”。

结语:雷同剧目一再上演的原因

看司马炎以及之后的历史时,我常有一种穿越的错觉:为什么历史会一再上演出奇相似的剧目?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对东汉外戚专权的评论非常精彩:“这是一个使人感慨的单调场景,第一批新贵靠女人的关系煊赫上台,昂首阔步,不可一世,不久全被拖到刑场,像杀猪一样地杀掉。第二批新贵也靠女人的关系煊赫上台,昂首阔步,不可一世,不久也全被拖到刑场,像杀猪一样的也都杀掉。以后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我们相信外戚中也有非常聪明的才智之士,如窦宪、邓骘,不可能毫无警觉。但权力的迷惑太大,使他们自以为可以控制局势。”

面对这些简单的、雷同的历史内容,我们如果为了省事,自然可以像柏杨先生一样,发表一通居高临下的感叹就可以了:“这是一个使人感慨的单调场景,第一批皇帝大肆分封诸王、重用外戚,最后帝国在骨肉相残中走向毁灭。第二批皇帝再次大肆分封诸王、重用外戚,最后帝国在骨肉相残中再次走向毁灭。以后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我们相信这些皇帝中也有非常聪明的才智之士,如石勒、李世民,不可能毫无警觉。但权力的迷惑太大,使他们自以为可以控制局势。”


但是,我花这样的篇幅去解剖“司马炎模式”和司马炎之后的政治强人的选择,绝不是为了发表一通感慨了事。我想追问的是,历史在某个相当长的时期,竟然一直是这样简单的、雷同的重复着,真的仅仅是因为“权力的迷惑太大,使他们自以为可以控制局势”吗?

以前,我一直不理解唯心史观、唯物史观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后来,我渐渐发现,在许多时候,历史的主角虽然不同,但是历史常常会出简单的、雷同重复;最经典的就是,在小农社会里,不论权力如何交替,也是一个皇帝倒下了,另一个皇帝站起来;在工商社会里,不论谁爬上了权力顶峰,也不敢再玩什么家天下的帝制了。

为什么历史会出现这种简单的、雷同的重复呢?


有人认为,在同一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智力、道德类似,所以历史舞台虽然不断变化主角,但发生的故事却是大同小异。

有人则认为,在同一个时代,当时的社会环境、利害关系类似,所以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上演的剧目却是大同小异。

这两种观点哪个正确呢,我认为是后者正确。如果有人认为不对,我也不强求。在这里,我只想说,第一种观点是唯心的,也就是把历史变迁的原因归结于主观的人的思想、智力、道德;而第二种观点是唯物的,即把历史变迁的原因归结为客观的社会环境、利害关系。


我认为,在一个历史时期内,不断上演雷同的剧目,最好的解释就是:生产力恰好发展到那个阶段,在那个生产力阶段,必然出现那样的上层建筑,必然上演那样的剧目。


顺着这个思路讲下去,那就是:

在魏晋之前,因为生产力比较落后,所以一个人想挑战皇权是极其困难的,因为挑战皇权的人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主要是落后的交通、媒介),想迅速汇集起挑战皇权的实力,那太难了;在这种背景下,威胁皇权的乱臣贼子虽然也层出不穷,但真正想能挑战皇权的人却实在不多;在这种年代里,皇权自然也有些神圣。


但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直至隋唐之时,生产力正好发展到一个对皇权而言比较尴尬的境地。

那个时代,主要的权力者从普遍意义上无非外戚、亲王、或是豪门贵族的代表人物。外戚势力大就威胁皇权,亲王势力大了也威胁皇权,豪门势力大了也会威胁皇权。皇帝如果不大肆加强皇族的力量,那整个皇族就会陷入危机之中;皇帝如果大肆加强皇族的力量,那皇族内部的骨肉相残又无可避免——皇权实际上已经陷入危机伺服之中

于是我们看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甚至隋唐之时,“乱臣贼子”可以迅速的汇集起挑战皇权的实力(因为交通、媒介的发展、贵族的形成),而一个人爬到政治的顶峰后,通常只不过几十年时间,全家就会被新的权力者来一个集体屠杀!这种游戏一直持续了五六百年,这其间,出身、能力、性格、民族各不相同的政治强人不断涌现,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天命各异的帝国却有着似曾相识的命运,这是他们谁也无法改变的残酷现实。

所以说,晋帝国的内哄、短命,是贵族政治决定的,这一切绝不是司马炎造成的,也不是司马炎能改变的,这就是生产力发展的那个阶段之后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


而在宋朝之后,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已达到一种新的阶段,在这种背景下,皇帝能够建立起一套成熟的官僚政治,这种政治把中央、地方、军事、政治、经济、人事等权力全部分割、控制在了皇帝手中,于是在宋、明、清三代里,皇权遂变得更为神圣了,因为中国历史上这几个朝代的乱臣贼子实际是最少的。


当然,这种解释似乎也是最令人不信服的解释,生产力怎么发展?怎么影响的?内在的因子是什么?各项技术进步的权重如何?仅仅用一个笼统的、大而化之的、似是而非的概念解释,确确实实不够令人信服。


但是,基于唯心主义,我们很难理解,司马炎、石勒等人,为什么不建立一套宋、明、清时的政治制度,非要建立一套叠床架屋的、罗圈套罗圈的外戚、诸王、强臣、中央、地方相互牵制的政治制度?我们也很容易认为,在三国两晋南北朝之时,如果他们中有一个聪明的人,早点实行宋明清那样的官僚制度,就可以避免这种王朝没完没了交替的大混乱历史。毕竟,宋、明、清之时,随便拉出一个皇帝,也知道不应该让外戚、诸王拥有强大的实力(只有开国之初有些例外);宋、明、清随便拉出一个皇帝,普遍都能让皇权稳定的、强有力的存在。难道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皇帝都很傻很天真?宋明清时期,皇帝个个英明神武?显然不是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乱世之间,枭雄辈出;反倒是宋明清时期,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废柴一个接着一个。

所以,泪痕以为,如果只用思想、能力、道德等主观的东西解释这些历史现象,更无法让人信服。如果非要用能力、道德去解释,还不如说司马炎的道德、人格再高一点,那中国早就实现民主共和了。


最后,引用历史教科书的一段话来作为文章的结尾:

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也就是说它存在着必然性。但是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也存在着偶然现象,而且这种偶然现象在一定的时期和区域里也影响着历史人物的命运或者事件的发生。然而历史并不是偶然现象的堆积,它的发生也是受内部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发现这些规律。只要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和最终趋势,把握其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对这一类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也就不难解释了。

——而我认为,贯穿整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隐秘的线索,就是生产力的发展。


注释:

【1】赵主勒大飨群臣,谓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对曰:“陛下神武谋略过于汉高,后世无可比者。”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太过。朕若遇汉高祖,当北面事之,与韩、彭比肩;若遇光武,当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宜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效曹孟德、司马仲达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群臣皆顿首称万岁。《资治通鉴•晋纪十七》

【2】:而后父杨骏及弟珧、济始用事,交通请谒,势倾内外,时人谓之三杨,旧臣多被疏退。.... 《资治通鉴•晋纪三》

【3】:侍中贾模,后之族兄,右卫郭彰,后之从舅,并以才望居位,与楚王玮、东安公繇分掌朝政。《晋书•惠贾皇后传》

【4】:刘氏有胆略,勒每与之参决军事,佐勒建功业,有吕后之风,而不妒忌更过之。《资治通鉴•晋纪十七》

【5】:后赵濮阳景侯张宾卒,后赵王勒哭之恸,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夺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为右长史。遐,世子弘之舅也.....。《资治通鉴•晋纪十四》

【6】:甲申,以亮为侍中、大司马、假黄钺、大都督、督豫州诸军事,治许昌;徒南阳王柬为秦王,都督关中诸军事;始平王玮为楚王,都督荆州诸军事;濮阳王允为淮南王,都督扬、江二州诸军事;并假节之国。立皇子为长沙王,颖为成都王,晏为吴王,炽为豫章王,演为代王;皇孙为广陵王。《资治通鉴•晋纪四》

【7】:二月,后赵群臣请后赵王勒即皇帝位;勒乃称大赵天王,行皇帝事。立妃刘氏为王后,世子弘为太子。以其子宏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单于,封秦王;斌为左卫将军,封太原王;恢为辅国将军,封南阳王。以中山公虎为太尉、尚书令,进爵为王;虎子邃为冀州刺史,封齐王;宣为左将军;挺为侍中,封梁王。又封石生为河东王,石堪为彭城王。《资治通鉴•晋纪十六》

【8】:丞相虎遣其将郭太追之,获堪于城父,送襄国,炙而杀之。征南阳王恢还襄国。刘氏谋泄,虎废而杀之……幽弘及太后程氏、秦王宏、南阳王恢于崇训宫,寻皆杀之。《资治通鉴•晋纪十七》

【9】癸丑,徙赵王元景为荆王,鲁王元昌为汉王,郑王元礼为徐王,徐王元嘉为韩王,荆王元则为彭王,滕王元懿为郑王,吴王元轨为霍王,豳王元凤为虢王,陈王元庆为道王,魏王灵夔为燕王,蜀王恪为吴王,越王泰为魏王,燕王祐为齐王,梁王愔为蜀王,郯王恽为蒋王,汉王贞为越王,申王慎为纪王。

二月,乙丑,以元景为荆州都督,元昌为梁州都督,元礼为徐州都督,元嘉为潞州都督,元则为遂州都督,灵夔为幽州都督,恪为潭州都督,泰为相州都督,祐为齐州都督,愔为益州都督,恽为安州都督,贞为扬州都督。泰不之官,以金紫光禄大夫张亮,行都督事。上以泰好文学,礼接士大夫,特命于其府别置文学馆,听自引召学士。《资治通鉴•唐纪十》

【10】:帝以泰好士,善属文,诏即府置文学馆,得自引学士。又以泰大腰腹,听乘小舆至朝。....正月,乙丑,魏王泰上《括地志》。泰好学,司马苏勖说泰,以古之贤王皆招士著书,故泰奏请修之。于是大开馆舍,广延时俊,人物辐凑,门庭如市.....魏王泰多艺能,有宠于上,见太子有足疾,潜有夺嫡之志,折节下士以求声誉。《新唐书•列传•卷五》

【11】:恪有文武才,太宗常以为类己,欲立为太子,无忌固争而止。《资治通鉴•唐纪十五》

【12】:上疑太子仁弱,密谓长孙无忌曰:“公劝我立雉奴,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 《资治通鉴•唐纪十三》

【13】:时汝南王亮尚未发,乃令中书作诏,以亮与骏同辅政,又欲择朝士有闻望者数人佐之。......骏从中书借诏观之,得便藏去,中书监华恐惧,自往索之,终不与。...汝南王亮畏骏,不敢临丧,哭于大司马门外。出营城外,表求过葬而行。《资治通鉴•晋纪四》

【14】:恪有文武才,太宗常以为类己,欲立为太子,无忌固争而止,由是与无忌相恶,恪名望素高,为物情所向,无忌深忌之,欲因事诛恪以绝众望。.....,骂曰:“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灭族不久!” 《资治通鉴•唐纪十五》

【15】:上尝谓侍臣曰:“于今名将,惟世、道宗、万彻三人而已.......江夏王道宗素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不协,故皆得罪。《资治通鉴•唐纪十五》

【16】:二九○年,晋武帝死,杨骏、杨皇后夺政权,大乱就从宫廷内开始。二九一年,贾皇后杀杨骏,夺得政权。范文澜 蔡美彪《中国通史简编》

【17】:许敬宗又遣中书舍人袁公瑜等诣黔州,再鞫无忌反状,至则逼无忌令自缢。《资治通鉴•唐纪十六》

【18】:及期,伦矫诏敕三部司马曰:“中宫与贾谧等杀吾太子,今使车骑入废中宫,汝等皆当从命,事毕,赐爵关中侯,不从者诛三族。”众皆从之。……己亥,相国伦矫诏遣尚书刘弘赍金屑酒赐贾后死于金墉城。《资治通鉴•晋纪五》

【19】:太后潜谋革命,稍除宗室。绛州刺史韩王元嘉、青州刺史霍王元轨、邢州刺史鲁王灵夔、豫州刺史越王贞及元嘉子通州刺史黄公撰、元轨子金州刺史江都王绪、虢王凤子申州刺史东莞公融、灵夔子范阳王蔼、贞子博州刺史琅邪王冲,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冲募兵得五千余人,欲渡河取济州;....冲还走博州,戊申,至城门,为守门者所杀,凡起兵七日而败。越王贞闻冲起,亦举兵于豫州,崇裕等至城下,左右谓贞曰:“王岂可坐待戮辱!”贞、规、守德及其妻皆自杀。与冲皆枭首东都阙下。...乃命于河西监军,更使周兴等按之,于是收韩王元嘉、鲁王灵夔、黄公撰、常乐公主于东都,迫协皆自杀,更其姓曰“虺”,亲党皆诛。……八月,甲寅,杀太子少保、纳言裴居道;癸亥,杀尚书左丞张行廉。辛未,杀南安王颍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杀故太子贤二子,唐之宗室于是殆尽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岭南,又诛其亲党数百家。惟千金长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请为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爱之,更号延安大长公主。《资治通鉴•唐纪二十》

【20】赵太子邃素骁勇,赵王虎爱之,常谓群臣曰:“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残灭,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杀阿铁理否?”既而邃骄淫残忍,好妆饰美姬,斩其首,洗血置盘上,与宾客传观之,又烹其肉共食之。河间公宣、乐安公韬皆有宠于虎,邃疾之如仇。虎荒耽酒色,喜怒无常。使邃省可尚书事,每有所关白,虎恚曰:“此小事,何足白也!”时或不闻,又恚曰:“何以不白!”诮责笞棰,月至再三。邃私谓中庶子李颜等曰:“官家难称,吾欲行冒顿之事,卿从我乎?”颜等伏不敢对。秋,七月,邃称疾不视事,潜帅宫臣文武五百馀骑饮于李颜别舍,因谓颜等曰:“我欲至冀州杀河间公,有不从者斩!”行数里,骑皆逃散。颜叩头固谏,邃亦昏醉而归。其母郑氏闻之,私遣中人诮让邃;邃怒,杀之。佛图澄谓虎曰:“陛下不宜数往东宫。”虎将视邃疾,思澄言而还;既而瞋目大言曰:“我为天下主,父子不相信乎!”乃命所亲信女尚书往察之。邃呼前与语,因抽剑击之。虎怒,收李颜等诘问,颜具言其状。杀颜等三十馀人;幽邃于东宫,既而赦之,引见太武东堂;邃朝而不谢,俄顷即出。虎使谓之曰:“太子应朝中宫,岂可遽去!”邃径出,不顾。虎大怒,废邃为庶人。其夜,杀邃及其妃张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于一棺;诛其宫臣支党二百馀人;废郑后为东海太妃。立其子宣为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仪为天王皇后。《资治通鉴•晋纪十七》

【21】:以石韬为太尉,与太子宣迭日省可尚书奏事……命石宣、石韬,生杀拜除皆迭日省决,不复启也。司徒申钟谏曰:“度赏刑威,后皇攸执,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奸杜渐,以示轨仪。太子国之储贰,朝夕视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邃往以闻政致败,殷鉴不远?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权,鲜不及祸。周有子颓之衅,郑有叔段之难,此皆由宠之不道,所以乱国害亲,惟陛下览之。” 《晋书•载记第六•石季龙上》

【22】:秋,八月,韬夜与僚属宴于东明观,因宿于佛精舍。宣使杨柸等缘獼猴梯而入,杀韬,置其刀箭而去。旦日,宣奏之,虎哀惊气绝,久之方苏。将出临其丧,司空李农谏曰:“害秦公者未知何人,贼在京师,銮舆不宜轻出。”虎乃止,严兵发哀于太武殿。宣往临韬丧,不哭,直言“呵呵”,使举衾观尸,大笑而去。收大将军记室参军郑靖、尹武等,将委之以罪。虎疑宣杀韬,欲召之,恐其不入,乃诈言其母杜后哀过危惙;宣不谓见疑,入朝中宫,因留之。建兴人史科知其谋,告之;虎使收杨柸、牟成,皆亡去;获赵生,诘之,具服。虎悲怒弥甚,囚宣于席库,以铁环穿其颔而鏁之,取杀韬刀箭,舐其血,哀号震动宫殿。佛图澄曰:“宣、起皆陛下之子,今为韬杀宣,是重祸也。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犹长。若必诛之,宣当为彗星下扫鄴宫。”虎不从。积柴于鄴北,树标其上,标末置鹿卢,穿之以绳,倚梯柴积。送宣其下,使韬所幸宦者郝稚、刘霸拔其发,抽其舌,牵之登梯。郝稚以绳贯其颔,鹿卢绞上。刘霸断其手足,斫眼溃肠,如韬之伤。四面纵火,烟炎际天,虎从昭仪已下数千人登中台以观之。火灭,取灰分置诸门交道中。杀其妻子九人。宣小子才数岁,虎素爱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其大臣不听,就抱中取而杀之。儿挽虎衣大叫,至于绝带,虎因此发病。又废其后杜氏为庶人,诛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车裂节解,弃之漳水。洿其东宫以养猪牛。东官卫士十馀万人皆谪戍凉州。先是,散骑常侍赵揽言于虎曰:“宫中将有变,宜备之。”及宣杀韬,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诛之。《资治通鉴•晋纪二十》

【23】季龙曰:“吾欲以纯灰三斛洗吾腹,腹秽恶,故生凶子,兒年二十余便欲杀公。今世方十岁,比其二十,吾已老矣。” 《晋书•载记第七•石季龙下》

【24】:旧制,东宫队不得入城。劭以伪诏示门卫曰:“受敕,有所收讨。”令后队速来。张超之等数十人驰入云龙门及斋阁,拔刀径上合殿。帝其夜与徐湛之屏人语至旦,烛犹未灭,门阶户席直卫兵尚寝未起。帝见超之入,举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之。《资治通鉴•宋纪九》

【25】人们传说,路易十五有句名言: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跟伏尔泰的那句,我不赞同你的观点,却拼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一样,很可能是后人假托的杰作,但根据他的表现,倒是真有那么点意思。见张鸣“腾讯大家博客”:命不好的路易十六与王室的崩盘

【26】荣不听,乃请帝循河西至淘渚,引百官于行宫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既集,列胡骑围之,责以天下丧乱,肃宗暴崩,皆由朝臣贪虐,不能匡弼,,因纵兵杀之,自丞相高阳王雍、司空元钦、仪同三司义阳王略以下,死者二千余人。《资治通鉴•梁纪八》

【27】: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

【28】:及帝疾甚,朝野皆属意于攸。攸妃贾充之长女也。河南尹夏侯和谓充曰:“卿二婿,亲疏等耳。立人当立德。”充不答。攸素恶荀勖及左卫将军冯倾谄,勖乃使说帝曰:“陛下前日疾若不愈,齐王为卿百姓所归,太子虽欲高让,其得免乎!宜遣还藩,以安社稷。”帝阴纳之,乃徙和为光禄勋,夺充权,而位遇无替。《资治通鉴•晋纪二》

【29】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者甚众。恺惘然自失。选自《世说新语•汰侈门》

【30】四方献馈,皆以上品荐义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尝冬日啖甘,叹其形味并劣。义康在坐日:“今天甘殊有佳者。”遣人还东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宋书•彭城王刘义康传》

【31】秦桧之夫人,常入禁中。显仁太后言近日子鱼大者绝少。夫人对曰:“妾家有之,当以百尾进。”归告桧,桧咎其失言,与其馆客谋,进青鱼百尾。显仁拊掌笑曰:“我道这婆子村,果然!”盖青鱼似子鱼而非,特差大耳。宋代笔记《鹤林玉露》

【32】王濬自以功大,而为浑父子及党与所挫抑,每进见,陈其攻伐之劳及见枉之状,或不胜忿愤,径出不辞;帝每容恕之。益州护军范通谓濬曰:“卿功则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尽善也。卿旋旃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吴之事,若有问者,辄曰:‘圣人之德,群帅之力,老夫何力之有!’此蔺生所以屈廉颇也,王浑能无愧乎!”濬曰:“吾始惩邓艾之事,惧祸及身,不得无言;其终不能遣诸胸中,是吾褊也。”时人咸以濬功重报轻,为之愤邑。博士秦秀等并上表讼濬之屈,帝乃迁濬镇军大将军。王浑尝诣濬,濬严设备卫,然后见之。《资治通鉴•晋纪三》

【33】丁亥,御史大夫萧瑀劾奏李靖破颉利牙帐,御军无法,突厥珍物,虏掠俱尽,请付法司推科。上特敕勿劾。及靖入见,上大加责让,靖顿首谢。《资治通鉴•唐纪九》

【34】春,正月,丁丑朔,帝亲祀南郊。礼毕,喟然问司隶校尉刘毅曰:“朕可方汉之何帝?”对曰:“桓、灵。”帝曰:“何至于此?”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朕有直臣,固为胜之。”《资治通鉴•晋纪三》

【35】:正伦以罪黜,君集谋反诛,上始疑徵阿党。又有言徵自录前后谏辞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悦,乃罢叔玉尚玉,而踣所撰碑。《资治通鉴•唐纪十三》

【36】: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资治通鉴•唐纪十四》


最后,感谢单纯快乐网友(知乎Happy Dannis)修订整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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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炎(236年-290年5月16日),字安世,河内温县人。他是中国古代姨学思想的伟大先行者,远东自组织模式的开创者,预言大洪水的先知,土豪的保护者,诸夏贵族的共主,位面之子,疑似穿越者。他所建立的大晋王朝验证了吃饭砸锅道路的可行性,也为之后北方蛮族对中原的德性输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他的主要贡献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在业已流沙化的土地上播撒下自由的种子;其二,安排了大帝国的解体路线。

自发秩序的生长跟人脑神经元一样,本质上就是多层次网络产生更多节点的动态过程。在一个土豪与游士的自由精神早已被群氓泯灭许久的国度,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所要做的比起守护现有的果实,更重要的还是要使土壤恢复重新产出果实的能力。河内司马家作为忠孝传家的土豪贵族,经历了曹刘孙泥腿子发迹所酿造成的人间惨剧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巩固封建自由的秩序,避免老鼠上桌的事情重演。除去对司马昭命令裴秀制定的五等封爵制度的继承之外(有人认为,泰始元年改制后的新五等爵制意味着咸熙旧五等爵制的废除,但是个人认为新封爵制度更多的是对禅代功臣和宗族权益的补充;他登基之前便已经分封的爵位也大多没有被剥夺),还颁布法令,明确规定了不同等级的土豪所能拥有的田地和佃客的特权,可以说是非常有秩序了:

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
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
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 第九品一户。

实际上形势的发展还是给了司马炎惊喜——土豪们很快便突破了法令对拥有田地和佃客数量的限制,而专制政府对此毫无办法。在此基础上,封建自由的庄园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在经历了人口锐减,尚有大量荒地未开垦的情况下,便已经出现流民遍地的喜人局面了。

此外,司马炎对于九品中正制的完善也是做出了很大贡献。虽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早就存在,但是司马炎在癸酉诏书中提到的二品系资更是直接从制度上抹杀了奋斗逼上位的可能,有力维护了上流社会的传统规范,可以说是功德无量。

司马炎更为人所知的贡献在于他所铸造的鄙视链,即贵族高于土豪高于蛮族高于高于费拉化蛮族高于费拉。司马炎对于吸取德性的高雅行为向来是不遗余力的,在他的制下,蛮族的税率是要远远低于费拉的。

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


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


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户绢三匹,绵三斤

你看,远夷高于近夷高于民丁,井然有序。

在司马炎的优惠政策和上帝的眷顾下,蛮族的内迁掀起了新的高潮。但是司马炎并没有被喜悦冲昏头脑,他在引入姨人的过程中,十分注重保存本有的凝结核:对于原来投奔的蛮族,大多保留其部落组织,并依旧听其豪帅进行管理。这无疑是个高瞻远瞩的决定,实际上这些豪帅之中确实涌现了以齐万年为代表的杰出人才。

司马炎的骚操作当然不至于此。被招抚的外族成建制大批进入内地,却发现被许诺的权益只是空头支票。封建自由的贵族们纷纷选择掳掠蛮族为奴。这种手段有效维持了蛮族的武德,极大避免了他们向费拉流沙的滑落。许多蛮族将自己的处境归咎于汉人的欺压,殊不知这都只是解体大师司马炎计划中的一环罢了。

有少数姨骑士们会有疑惑,比如说,司马炎明明是促成了大姨捅的暴君,怎么能说是解体路线的规划者呢?殊不知唯有用剖尸刀一般锋利的思维传统历史的迷雾,下水道里的真相才能暴露到路灯之下。司马炎做好逆费拉化的安排之后,便精心计划了大姨捅之后的解体路线。除去之前提到的大力吸引武德的充沛蛮族内迁之外,他还挑选了自己最不成器的儿子来继承法统,又为他迎娶了贪权凶狠的贾南风作为未来的皇后,还派出野心勃勃的宗室出镇一方,最后手把手向全天下演示了如何逼死自己亲兄弟司马攸。于此同时,他又解散了专制政府的武装力量,把更多的军事力量安排给了封建王国。

吴平之后,帝诏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


武帝泰始元年,封诸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下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

西晋姨桶是在公元280年,灭亡在316年,随后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武德高涨的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代。司马炎死后,留下了地头蛇割地自守,多民族互相仇杀的诸夏,大大降低了大姨捅暴政出现的可能。尽管到了580年,暴君杨坚还是完成了统一,但是费拉末民们至少已经沐浴了264年封建自由的光辉。司马炎出现在历史上,可谓是姨的恩典;而后来他的后代牛睿等躬身践行细软跑学成功躲过大洪水,可以说,冥冥之中,也是姨的安排。

在他完成了再拆华夏的预备,即将安眠的那一刻,不知道有没有想起刚刚登基时向上天求的那一卦:

晋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系此多少。

我想他那时候的嘴角,一定是带着微笑吧。没错,西晋真正掌握权力的皇帝,真的就你一个。可以安心去见司马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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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内称其王侯不论其帝业,以私欲至涂炭,以乱立至族毁,以享乐至民祸,以篡逆至横眉。无德才而夺贤位,至人极而纵奢靡,享天下而趋羊车。

让子孙后代谈及姓氏就觉得羞愧的“皇帝”。

尽管洗

现在这个姓氏这么少也多亏他的雄才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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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武帝司马炎诚恳地向尚书令张华讨主意:“谁可托寄后事者?”张华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这太令司马炎伤心了。在这个世界上,他内心深处最忌惮、最讨厌的人,就是同胞弟弟、齐王司马攸。司马攸是司马昭的次子,景帝司马师一直没有儿子,文帝司马昭便将司马攸过继给兄长。司马师死后,司马昭接替兄长掌握大权,他经常拍着身下的座位说:“天下是景帝的天下,我代他摄政,百年之后,这就是桃符的座位。”

随着齐王的去世,喧嚣十几年之久的皇嗣问题尘埃落定,储君的位置上赫然端坐白痴太子司马衷。三百年后,编写《晋书》的唐朝史官充满遗憾地假设,如果齐王不死,兴许八王之乱就不会发生,随后五胡乱华、南北长达三百年的分裂就不会到来。但也有人说,如果齐王不死,内乱将提前十年爆发,齐王的死消弥了一场分裂,其实是最好的结局。孰对孰错,已经无法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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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炎执政的另一面——整顿户籍,打击豪强。

我是知乎 @数学老师 ,这个回答赞太低所以匿了。

晋朝是代表门阀士族利益的王朝,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一味谴责晋王朝的落后腐朽反动的性质,也显得过于片面。

被严重低估的司马炎
晋干宝《晋纪总论》:太康之年,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


如果将这段史料一味看作史家对司马炎的吹捧,或者和平带来的经济恢复,当然并不合理。


我们需要注意到一个事实,西晋王朝的人口统计是卓有成效的。

​公元263年,户籍的统计数据是:魏国人口440万,吴国230万,蜀国94万,合计不过700余万。


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太康元年,全国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占田、课田法颁布后的第三年,即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国家“户有三百七十七万”,按一户6口计算,西晋王朝的账面户口多达2400万口,相对于3500万的实际人口,统计比例可圈可点。


晋武帝司马炎在解放屯田户,破除部曲制,将人口纳入统一的户籍管理的同时,也大规模丈量土地,占田法虽然保护了士族和官僚占有比普通百姓为多的特权,但亦限制了士族官僚占有田地的上限,因此也一定程度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的作用。

​<br>九品中正制排挤寒门的趋势在晋朝显得越发明显

需要指出的是,曹操奉行唯才是举的政策,其所重用的人才既有士族,也有大量寒族。优待士族的基调实际上在曹操时代已经形成,曹丕推出九品官人法予以确定。


但是,所谓寒门绝非贫民,而是庶族地主,以及坞堡主。许褚就是典型的坞堡强豪出身

更接近基层的寒族实际上有庞大的数量,比起士族要掌握更多的土地和田地,是最广泛的土地兼并者。


西晋王朝代表了士族的利益,打压寒族,寒族只有如张华、王濬、马隆、孟观、石苞等人这样确有突出才能,才能得到重用。因此西晋王朝的统治遭到广大庶族地主的愤恨。


由于夺走了庶族地主口中的大量蛋糕,西晋王朝得以将大量被兼并的土地清查出来,交给底层百姓,所以人口统计效率较高,经济快速发展。

太康之治时西晋王朝的完整版图,相比曹魏有效恢复了对西域的控制


但晋王朝的这一执政方针,令寒族地主愤恨于厚重的阶级壁垒,纷纷有好乱乐祸之心。当五胡乱华开始后,大量寒族地主选择与胡人合作,摧毁晋王朝的统治。


曹魏后期大将——汝南太守王颀的孙子王弥起初参与刘伯根流民起义,继而效命于匈奴人刘渊,在攻陷洛阳时出力极多。后来更是与羯人石勒联手发动了惨无人道的苦县大屠杀,王弥之弟王璋率领庶族地主的反动军队和羯人一同将俘获的西晋官僚士族们活活烧死后,做成人肉料理享用。

永嘉之乱的元凶之一王弥


清初康熙朝纳税丁数为2400万丁,在册口数接近6000万。而当时清朝实际人口已经达到一亿以上。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康熙朝对于户口的清查,对于豪强的打击,远不及司马炎。然而在士绅口中,康熙帝却被当做一代圣主。

客观地讲,司马炎除了继承人问题之外,比某千秋一帝还是要强的。而且西晋和元朝其实更有可比性,可是同为短命王朝,网络史圈对晋对元又总是双标看待。


而史书中晋代士族给大家留下一个骄奢淫逸、清谈误国的印象,或许和大量投靠胡人,掌握话语权的庶族地主带着巨大怨气进行抹黑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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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是这样评价司马炎的

武皇承基,诞膺天命,握图御宇,敷化导民,以佚代劳。以治易乱。绝缣绝之贡,去雕琢之饰,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刘毅、裴楷以质直见容,嵇绍、许奇虽仇雠不弃。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于是民和俗静,家给人足,聿修武用,思启封疆。决神算于深衷,断雄图于议表。马隆西伐,王浚南征,师不延时,獯虏削迹,兵无血刃,扬越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祯祥显应,风教肃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业大矣。虽登封之礼,让而不为,骄泰之心,因斯而起。见土地之广,谓万弃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于升平,行先迎于祸乱。是犹将适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觅路,所趣逾远,所尚转难,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难乎!况以新集易动之基,而久安难拔之虑,故贾充凶竖,怀奸志以拥权;杨骏豺狼,苞祸心以专辅。及乎宫车晚出,谅闇未周,籓翰变亲以成疏,连兵竞灭其本;栋梁回忠而起伪,拥众各举其威。曾未数年,网纪大乱,海内版荡,宗庙播迁。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县,翻成被发之乡。弃所大以资人,掩其小而自托,为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于前,所以贻患于后。且知子者贤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则家亡,臣不忠则国乱;国乱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圣人闲其端。而世祖惑荀勖之奸谋,迷王浑之伪策,心屡移于众口,事不定于己图。元海当除而不除,卒令扰乱区夏;惠帝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况乎资三世而成业,延二孽以丧之,所谓取轻德而舍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圣贤之道,岂若斯乎!虽则善始于初,而乖令终于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无慷慨焉。——《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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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评价司马炎时,说其“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是啊,要是论魏晋南北朝最仁恕之君,确实非司马炎莫属了。

仁恕,仁是指仁爱,恕是指宽容。

司马炎在这方面的最大黑点,也就只是间接逼死司马攸,但相对于刘备赐死刘封,苻坚赐死苻法,感觉司马炎在这点上也不必过于苛责。

而司马炎既然注重仁恕,那么自然也会出现一些缺陷,好比纵容士族,法尚宽松,乃至也是念及与贾充旧情,没把杀人的贾南风给废掉。还有司马炎不废傻太子司马衷,史官也认为这是由于溺爱儿子所致,

以上种种,最终为西晋速亡埋下了伏笔。

不过人的性格是不能做到十全十美的,就好比一个内向人,那他自然相对于外向的人会不那么善于社交。司马炎因为自身的仁恕性格,让他有得也有失,我们也不能只看他仁恕带来的缺陷,而忽视其好的一方面。

一、司马炎对待禅让的曹家,不仅没有杀害他们,而且待之不薄。并且解除了对曹家还有汉家的禁锢。还赦免了王凌和邓艾的子嗣。

【封魏帝为陈留王,邑万户,居于邺宫;魏氏诸王皆为县侯。】

【二月,除汉宗室禁锢。】

【诏曰:"昔王凌谋废齐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邓艾虽矜功失节,然束手受罪。今大赦其家,还使立后。兴灭继绝,约法省刑。除魏氏宗室禁锢。”】

对待吴主孙皓,也很客气,孙皓怼他,司马炎也不生气。

【引见归命侯及吴降人。登殿稽颡。帝谓曰:“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曰:“臣子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

而对待江南的百姓,司马炎也罢免苛政,以此赢得了民心。

【其牧守下皆因吴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简易,吴人大悦。】


二、在面对进谏方面,朝中大臣刘毅批判司马炎是桓灵二帝,司马炎非但不生气,反而觉得有这样的忠臣挺好的。

【帝尝南郊,礼毕,喟然问毅曰:“卿以朕方汉何帝也?”对曰:“可方桓、灵。”帝曰:“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

而司马炎不只是对位高者如此,地位低下的人上言时,司马炎也一如既往。比如有一个养马的官员郭暠给司马炎上书进谏,司马炎觉得说的不错,还提拔他为屯留令。

再比如有一个叫麹路的西平百姓击鼓鸣冤,说了不少抨击朝廷的话,相关官员认为应当将其弃市,但司马炎表示这都是朕的过错,因此便没有追究此事。

【六月,邺奚官督郭暠上疏陈五事以谏,言甚切直,擢为屯留令,西平人麹路伐登闻鼓,言多袄谤,有司奏弃市。帝曰:"朕之过也。"舍而不问。】

顺便一提,登闻鼓便是司马炎设立的,便于百姓击鼓鸣冤。

三、对待士卒方面,司马炎一方面表示如果士兵的父母去世了,只要不是在前线作战,那么士兵就可以去奔丧。

【冬十月,听士卒遭父母丧者,非在疆场,皆得奔赴。】

同时曹操设立的质任制,司马炎也稍作修改,“罢部曲将长吏以下质任。”,也就是说底层将士的家人就没必要质任了,可以让他们团聚了。

并且司马炎还废除了屯田制,要知道在曹魏后期屯田制对士卒的剥削已经达到二八开,所以司马炎此举自然是大大减轻了士兵身上的负担。

【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


四、在对待少数民族方面,司马炎也是比较宽容的。

比如司马攸进言要杀刘渊,然而刘渊其实什么错误都没犯,只是因为是少数民族且有才能而已,而对此司马炎则听取了王浑的意见,并没有因此杀害刘渊。

【齐王攸时在九曲,比闻而驰遣视之,见元海在焉,言于帝曰:“陛下不除刘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宁。”王浑进曰:“元海长者,浑为君王保明之。且大晋方表信殊俗,怀远以德,如之何以无萌之疑杀人侍子,以示晋德不弘。”帝曰:“浑言是也。”】

并且对于身处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司马炎在赋税方面有所照顾,如同当年刘邦与巴族故事一样。

【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

【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今所谓“头虎子”者也。】


五、在对待百姓方面,司马炎曾为死于洪水的百姓亲自赐给棺木,还曾因为瘟疫,特意派医生坐着马车赶去救助百姓。

【河南、魏郡暴水,杀百余人,诏给棺。】

【晋泰始五年,夏四月,地震。大疫。上命医以驷马小车驰救疗。】

在赋税方面,虽然司马炎提高了自耕农的税收(为曹操时期的1.5倍),不过因为废除了屯田制的关系,屯田民的压力就小了很多(屯田民的赋税比例为四六开),再加上司马炎根据百姓所处的地区不同,所要承担的赋税也会有所减轻。

【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

因此总的来说,在赋税方面司马炎算是进行了调整一番,在中原的自耕农的负担加重了,但是屯田民和边远地区的自耕农负担就减轻了不少。

司马炎发布占田令,规定士族豪强占田的上限,而且司马炎也曾下令“豪势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不过因为用法宽松的缘故,取得效果很有限,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司马炎的本心确实是好的。

除此之外,司马炎“是岁,乃立常平仓,丰则籴,俭则粜,以利百姓。”,也是让百姓受益的惠政。

并且司马炎总体来说是比较节俭,虽然灭吴之后耽于享乐,后宫众多,但也没特别大兴土木。

后来陆云评价司马炎时说:“世祖武皇帝临朝拱默,训世以俭,即位二十有六载,宫室台榭无所新营,屡发明诏,厚戒丰奢。”

虽然司马炎也有“秋七月辛巳,营太庙,致荆山之木,采华山之石'铸铜柱十二,涂以黄金,镂以百物,缀以明珠。”这样浪费民力的事情,但纵观他在位期间,大修宫殿的事情确实寥寥无几。

所以说陆云所言是大体公允的。

因此在当时的百姓口中便流传着“天下无穷人”的谚语,干宝认为虽然司马炎在位时期,国家没有真正做到太平和谐,但当时的百姓生活还是不错的,这个说法也是公允之言。

【至于世祖,遂享皇极,仁以厚下,俭以足用,和而不弛,宽而能断,掩唐、虞之旧域,班正朔于八荒,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乐其生矣。】


六、在对待臣子方面,司马炎在位期间没有枉杀一名大臣,无论是士族臣子还是寒门臣子,司马炎都一向宽容。

比如出身太原王家的王济,在和司马炎下棋时,王济伸脚而坐,也就是所谓的箕踞而坐,这是无礼之举,对此司马炎也不以为意,倒是在一旁孙皓把王济嘲讽一顿。

【帝尝与济弈棋,而孙皓在侧,谓皓曰:“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见无礼于君者则剥之。”济时伸脚局下,而皓讥焉。】

还有如出身寒门的王濬在灭吴后,因为老是被王浑中伤,所以经常到司马炎面前陈述当年灭吴功劳,或者干脆就是发泄下怨恨情绪,有时离去时也不向司马炎行礼。

对此司马炎心里也知道孰是孰非,而且也不因此怪罪王濬。

【濬自以功大,而为浑父子及豪强所抑,屡为有司所奏,每进见,陈其攻伐之劳,及见枉之状,或不胜忿愤,径出不辞。帝每容恕之。】


综上所述,司马炎这个人确实不愧仁恕之名,不过也正如我最初所言,虽然仁恕是司马炎的闪光点,但晋朝的一些隐患其实也是因为司马炎仁恕所导致的。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司马炎的性格问题也只是次要因素而已,毕竟当时晋朝身处的社会问题早已积重难返,这才是主要原因。

至于有人说当时士族力量太强,所以司马炎不得不如此,这显然就是把西晋和东晋的皇权情况给混淆了。

后来司马炎死后,“观等受贾后密旨,诛骏亲党,皆夷三族,死者数千人。”,贾南风在政变中一下子就诛杀数千人,难道贾南风的威权还比司马炎高不成?

所以说莫把别人的善良,当做迫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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