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何以能打败六国？ 第1页

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建议读一读许田波的《战争与国家的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一书。

我并不同意那本书的观点，因为她的观点本质上和传统教科书的解释非常近似，但她提供了一个通过国际关系势力制衡的视角思考秦国统一中国的深层次问题。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并不是说秦国强大，他就可以打败六国，他就可以兼并六国。这背后牵扯到“为什么中国地方割据没有产生类似于欧洲的各国实力均衡，以阻止秦国对六国的兼并战争”。也就是说，许田波的解释和传统的解释一样，可以解释秦国为什么可以统一六国，但是无法解释中国其他分裂阶段没有形成有效国家间力量均衡，而走向统一。许田波的这个视角实际上是具有全球普遍性的，比如南北美洲早期都是殖民地，但是两个洲的版图就不一样，因此可以问“为什么美国可以统一北美洲那么多殖民地，而南美版图却相对分裂”。

对于秦国可以打败六国，传统的视角其潜在的前提条件是“中国总是趋向于统一”，因此我们只需要解释“某个地方割据为什么强大（崛起）“或者“某个领导人为什么雄才大略”。可是如果我们从国际关系的角度，从国家间力量均衡的角度，就会发现国家的统一受限于地方势力间的力量均衡，并不是说一个国家只要强大，它就有能力打败、兼并其他国家。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长期分裂，但是这些分裂期间地域间的力量均衡最后被被打破。如果我们忽略背后的前提条件，总是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或者领导人的能力加以解释，那么我们可以提出许多相似的问题，比如“刘邦为什么可以在楚汉争霸中获胜”、“为什么曹操可以统一中国北方”、“李世民和秦始皇比如何”、“蒋介石如何在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

也就是说，当我们思考“秦国何以能打败六国”时，我们忽略了其背后牵扯到国际关系、国界划分、或者国家规模问题。当我们考虑到这些前提假设时，就会发现仅仅思考用秦国变法图强作为解释变得非常乏力。因为当我们考虑到中国和欧洲面积差距不大的条件下，同时欧洲各国都产生过很多雄才大略的君主，但是他们都很难做到统一欧洲，所以潜意识里我们把“国力强盛就能打败所有国家”当作是了一种必然，而其实并不是这样。

变法图强其实并不足以解释秦国打败六国、统一中国。要知道春秋战国各国交替变法，各国势力常常此消彼长，秦国并不是最早崛起的一个。秦国的变革并不是我们历史书上描述的奴隶制向封建制“阈值式”的变革，而是在学习他国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比如根据布莱克利认为楚国是最早进行设县改革和实行遴选制的国家，并很快成为霸主，那么为什么楚国没有打败六国？同样的问题，存在于齐国、晋国、魏国身上。

秦国崛起非常的突然、短暂，而又有决定性。从公元前656年齐桓公帅联军攻蔡到公元前357年近300年发生了160起大国参与的战争，但秦国只参加了其中的11场；而从公元前356到公元前221年135年间爆发的96场战争中，秦国参与了其中的48场。用这样的时间断代，其实已经低估了秦国统一的突然性。因为标志性的长平之战发生在公元前260年，人们普遍认为从长平之战开始，秦国统一六国就可避免了，战国七雄间的力量均势被秦国一边独大完全取代，而这比用公元前221作为结束点又少了40年。

也就是说在秦国崛起之前，兼并战争非常多，变法国家也非常多，但没有国家像秦国商鞅变法的效果一样取得短期内决定性效果。为什么300年间其他国家变法图强的效果不能像秦国一样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呢？亦或者我们可以思考，为什么刘邦、曹操、李渊父子等人为什么短期内可以迅速打破割据势力，而这些割据势力没有形成很好的力量均衡。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欧洲各国哪怕短期内出现雄才大略的英主，其中很多帝国都在全球扩张了，比如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苏联，但他们在欧洲的扩张却被力量均势所遏制，根本无法统一欧洲大陆。

下图是中国战国初期地图。你会发现中国战国其实各国除了楚国，就像珍珠被黄河串联起来。秦国和各国的关系可以看做是黄河（渭河）上游与下游的关系，而阻止秦国统一各国最后一个阻碍赵国，其控制的汾河水系在黄河的入河口和秦国控制的渭河水系非常接近。

对比一下，我们看一下欧洲水文图，其卢瓦尔河、莱茵河、易北河、维斯瓦河更多几乎是平行关系，控制这些河流的法国、德国、波兰等国历史上也是欧洲的主要大国。其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哪怕是发明了火车和汽车，河运都是主要运输方式，要知道即便是二战中德国后勤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畜力，而根据福格尔的研究运河运输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在20世纪前都比火车重要。

显然，对于中国和欧洲来说，各国统一战争的运输成本是不一样的。对中国北方和长江流域来说，往往是上游国家对下游国家进行打击，上游国家的容错率很高、统一成本很低，这样形成有效的国际间势力均衡很难。因此五国伐齐非常容易，让齐国差点灭国，反过来五国伐秦却难以行动。对于欧洲来说，其水文特点造成其可以有更多力量平衡的大国以达到实力平衡。

那么北美和拉美的水文特点又是如何呢？显然，看官们试着翻翻两洲的水文图就明白了。

回到开头，我之所以不同意许田波的观点，是因为他抛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角，但其解释却是传统观点的变异——认为秦国的改革（包括税制、户籍和官员筛选）打破了旧有了战国各国势力均衡。然而问题是中国分裂时期是非常多的，然而地方割据政权间的势力均衡却一次次的打破，显然总是用税制、户籍或者其他政治变革加以解释非常乏力，所以总有一（几）项其他因素使得中国和欧洲、北美和南美的统一成本存在差别。

当然，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完全解释清楚，其背后还有气候、文化、集体行动等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