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破裂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第1页

相当多的回答依旧是停留在表面现象以及导致的后果，而没有真的深入深层原因里面去，对经典与决议的理解也停留在表面层次，没有去深入解读决议背后说明的根本性矛盾。

中苏关系乃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普遍关系破裂的深层次原因是对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估计错误，导致始终没有正确认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没能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比如苏联与东欧、中国与朝鲜在一段时期、中国与越南，民族主义矛盾与民族国家利益，并没有被国际主义共运掩盖。在当前的生产力水平下，人们结成民族主义国家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理由的，这些客观现实你可以不去重视它，但是它反过来总会咬你一口。

同时民族主义国家的传统因素不可小觑，革命的出发点是民族国家，终点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共产主义。我们先抛开各种细枝末节的问题，仅仅从出发点和终点来看，面对阶级矛盾的同时也要面对民族矛盾，试图用阶级矛盾掩盖民族矛盾，长时间看是不可能的。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承认民族主义国家存在并且还将长期存在于现实当中，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解散民族主义国家的程度，国际的共产主义运动必然会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判断是正确的，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共运时机还不成熟，强行推进是必然失败的。

当今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而革命既没有成功也没有彻底失败的地方，主要是南亚。

其中尼泊尔共产党已经夺取了全国范围内的政权，然而革命是不彻底的，地主阶级依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互动，该国国内生产关系依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

印度的情况则更加奇怪，他们只在有限的几个邦取得了执政地位，并且走的是议会斗争路线。邦与邦之间的民族矛盾、邦内部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性别矛盾乱成了一锅粥，单纯的把这些矛盾都归结到阶级矛盾，指望着依靠阶级斗争化解全部矛盾是不现实的。

他们墙上挂着的革命领袖越多，这些矛盾的解决越是看起来遥遥无期。

解决矛盾还是要一条一条的来，一步一步的走，“一抓百通”在这个时代越来越不现实，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不能真的纲举目张。

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我认识不少尼泊尔共产党员。尼共内部存在不少的路线斗争，仅从尼共内部的路线斗争与现实焦灼，能够看出中苏关系破裂的深层次原因，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定性、次要矛盾的解决方法上，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历史观来看，中苏关系破裂是必然的。

简而言之，主要矛盾没看起来那么主要、次要矛盾没看起来那么次要，因而采取的应对方法是有问题的。

尼共内部我最喜欢接触的还是做实事的人，也就是着力于解决实际矛盾问题的人，而不大喜欢专注于路线斗争的人。注意我并不是不重视路线斗争，而是觉得路线斗争还是要脚踏实地，要与现实相结合，不能仅仅是为了革命而革命，始终不能忘了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达卡姆是个不到40岁的尼泊尔共产党员，跟着一个老尼共党员手下做妇女工作，我管他叫“男妇女主任”。这个中国很多人听过的名词，翻译成尼泊尔语更有幽默感，把他笑得肚子都疼了半天。

达卡姆男妇女主任的主要工作是满世界研究各民族的传统手工艺尤其是编织、纺织和刺绣工艺，与尼泊尔传统开司米刺绣工艺相结合。同时研究世界主要奢侈纺织品的流行趋势，制作刺绣图样，设计刺绣工艺流程。

简而言之，这位哥们儿，身为一个糙汉子，做的是绣花的活计。

达卡姆是一条壮汉，是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丛林之虎，打仗是一把好手。我跟他切磋过军事上的问题，这位肌肉猛男是正宗的战士出身，手榴弹、地雷、AK47步枪才是他最心爱的玩具。从十几岁参加游击队以来就没怎么睡过正宗的算得上床的东西，整天都是在丛林里跋涉行军，一边跟原尼泊尔国王的政府军作战，一边发动群众。

你想象一下一个肌肉猛男研究刺绣的场面，挺辣眼睛的。

达卡姆男妇女主任自己都觉得辣眼睛，他十分十分的不愿意让人旁观他做自己的工作，即使我动用了国际共产主义同志的身份也不行。看来他心里面还是有疙瘩的，他依旧怀念自己的手榴弹和步枪。只有在展示他自己的工作成果的时候才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亮晶晶的光芒，他会把脖子向前伸着，热情而近乎渴望的向你推销他的成果。

他是作为一个设计者出现的。

他设计出图样，然后手把手的教给尼泊尔妇女。尼泊尔妇女的地位非常低下，在很多地区即使是家里大牲口都比妇女的地位高，很多农村妇女实际上仅仅是生育工具和家庭劳动力。达卡姆和他革命导师的主要工作就是组织妇女联合起来做手工业品卖到国际市场，为农村妇女提供可靠的专属的经济来源，从而提高尼泊尔妇女的话语权。实际上他们的工作已经形成了产业链，达卡姆因为曾经到中国留学过，见过一些现代时尚用品，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被组织安排做这项工作。

你要说达卡姆对此没有怨言，那是瞎说，谁都看得出来达卡姆实际上是不愿意做这种细活儿的。扛枪打仗才是他的本命，最烂也是种地做工，这种娘炮兮兮的工作他是不情不愿的。

但是他确实做得很好，他设计的图案样式在我看来档次并不低，尼泊尔妇女为了改变自己命运而做出的劳动成果也确实精美绝伦。

我问过达卡姆，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做这些你不难受吗？你为什么还能做好？

他说，这是党性。

他导师说，党性个屁，这小子闹情绪的时候多了去了。

党员当然也是有人性的，达卡姆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个党性机器，他是需要看到自己的工作成果，才能进一步做下步工作的。看着尼泊尔妇女织的披肩、围巾卖出去换成钱，然后把钱亲手交给那些农村妇女，看到那些本来牛马不如的妇女眼睛里闪起光芒，佝偻的后背不由自主的挺起来，在丈夫兄长面前不再是唯唯诺诺的样子，或者某个家庭同意家里女童去上学，他才会由衷的为自己的工作自豪。

就这样，他们这帮人一手一脚的帮助一个又一个尼泊尔家庭的妇女们拥有希望，拥有未来。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尼泊尔革命远远算不上已经成功了，广泛的土地革命还没有实施，党内路线斗争也非常的尖锐，国内矛盾重重，国际环境也不容乐观。但是我对尼泊尔革命还是抱有信心的，共产主义的火种并没有熄灭，尽管矛盾困难很多，但是他们也有同样多的脚踏实地解决问题的人。

达卡姆从一个战士转身成为一个妇女工作者，同样经历了思想上的残酷斗争。他的导师也是一个老游击队员，跟我是好朋友，曾经给我爆过不少达卡姆的黑料。他先意识到了尼泊尔革命的问题所在，即使受到了党内同志的排挤，他依然坚决的放弃了党内较高的地位，跑去农村做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他的理论是生产力不能达到革命彻底的水平，那就首先要努力去提高生产力水平。而提高生产力水平不但要靠生产关系的改善，还需要做很多很多实际的事情，这些事情是理论和教条不会告诉你的，是需要人去做、需要人去摸索的。同时这些实际的事情也会作用于生产关系，从而制订一套符合尼泊尔实际的革命路线，没有探索没有调查，那就只是教条。

达卡姆这个大老粗就不认这个理。

他愿意跟着导师的根本原因是当年在游击队里的上下级关系，以及那时候建立的绝对信任，可是情绪该闹还得闹。

达卡姆曾经想不通，大半夜的一个人跑到曾经的游击队宿营地去“怀旧”，然后被熊赶得满山乱跑；

达卡姆曾经也把不同意家里女孩子去上学的农民给揍了一顿；

他还跑去印度，想干自己的老本行，然后被印度的同志臭骂一顿赶了回来；

达卡姆干过最离谱的事情是跑去农村里给妇女发武器，让她们受到欺负的时候一枪把自己老公崩了，气得他导师追着屁股后头骂，一边骂一边又把那些武器收回来。

就是那一次让达卡姆彻底转变过来的，他们去把发下去的武器收回来的时候，发现那些武器全部都在妇女们的丈夫、兄长手里，无一例外。

她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欺压和剥削。

当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然而并不是有了枪杆子就一定有政权。

有了政权之后呢？是不是就一切都结束了？

在跟达卡姆他们一帮人接触中，对这些问题我进行了很多很多落地的思考。他们的尼泊尔披肩、围巾，我也在帮着销售，当然走的是市场化路线，这一点我和达卡姆的导师意见是一致的，达卡姆本人则还有情绪。

多年的实际工作，让我早已认清了一个现实：理想主义的旗帜举不了多久。人性是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然也是复杂的，无论是妇女运动的名义，还是扶贫帮困的名义，或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名义，都难以应付和抵抗人性的诸多问题。所以在跟他们的合作中，我们可以坐而论道，但是落实到工作中必须要遵循商业规则和国际贸易规律。即使我再欣赏达卡姆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也绝对不能把情怀当饭吃。

说到底，中国和尼泊尔不一样。

当年中苏关系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中苏关系破裂的症结也就在这里：社会发展阶段不一样，生产力水平不同，无论你怎么小心翼翼，都不可能长期保持利益一致。

把他们的货倒腾回中国以后我发现，市场根本就不会吃“理想主义”那一套。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尼泊尔干脆还是封建社会，尽管达卡姆他们是本着崇高的理想在做事，也确实作出了不小的牺牲，然而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中国市场是不会愿意去买单的。

不管是他们拿理想主义要挟我，还是我用商业手段盘剥他们，这桩生意都注定破产了事。

这也就是中苏关系破裂的最深层原因。

说到底，理想主义虽好，但是那只限于掏钱之前。

现在达卡姆他们的事业发展得非常好，认清现实、直面矛盾，让他们在尼泊尔的偏远农村拥有很高的威望。唤醒一个妇女，发展一个妇女党员，往往能够影响一整个家庭。随着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妇女儿童权益也得到了充分保障。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时刻注意遵守国际贸易准则，与跟别的国家进行贸易并没有什么区别，也让他们的商业信誉非常好。他们的事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良性循环着，达卡姆这哥们儿也逐渐不再犯浑，老老实实的顶着一膀子的肌肉干绣花的活儿。

他们既承认现实，也拥有着理想。

注：

1、文中人物是化名；

2、开司米是cashmere的音译，其实就是克什米尔。开司米披肩并不一定是要用藏羚羊绒做的，现在尼泊尔境内已经全面禁止了藏羚羊的捕杀，现有开司米披肩全部是普通羊绒织造的；

3、尼泊尔跟印度是两码事，尼泊尔是一个人口只有2800万的山地农业国家，与中国并没有现实地缘政治冲突；

4、尼共里面的派系相当多，不光只有毛派和联合马列两个，而是派系林立，毛派和联合马列里面也各自分裂成了各种不同的主张；

5、除了思想上的借鉴以外，中国并没有插手尼泊尔革命，也没有干预尼泊尔内政。

老大哥好不好，有多好；有多坏，坏不坏

这些都不是关键

中国当老大当了几千年，晚清开始被胖揍了一百多年，思维确实进步了，知道现代国际关系，自己不该当老大。

但是，自己不当老大，并不代表想认别人当老大

“老大哥”三个字，很值得玩味

如果“大”字没了，喊一声“老哥”没问题；

但是如果“哥”字没了，要喊“老大”，这就不容易了，就算喊了，也只能是暂时的。

来，看看赫鲁晓夫是怎么看待的：《苏联太傻太天真》

我记得，当我们访问中国在全国旅行时，我们看到了全靠人力、没有机械化的土石方简陋施工方式。中国人排列成行站在那里，用手传递着盛满泥土的箩筐。这真像是别出心裁的传送机。有人用肩扛着箩筐，有人则用背背着。咱们的爱说俏皮话的人杜撰了（我不知道这句俏皮话的发明权属于我们中间哪一个人）这么一句话：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台中国步行式挖土机。要叫我说，这个比喻还相当贴切呢。有一次在饭桌上，我们开了许多玩笑。而中国人喜欢开玩笑，他们往往挑头儿开玩笑。这一次我谈了在我们看来这些步行挖土机在中国是怎么工作的。他们哈哈大笑。后来我又一想：这话可别惹恼他们呀，要知道中国人是非常爱生气的。不，他们正确地理解了这句玩笑，没有生气。也或许他们生气了，但没露声色。他们善于伪装，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特点。他们善于带上一副假面具，既不表现出自己对事物的真实看法，也不表露出自己的感情。

1958年中国人向我们提出援助武器的请求，因为他们打算实施一次新的反对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他们索要空中掩护用飞机、远程大炮、海岸大炮，还有一些别的什么。我们全都给了他们。我们以为他们正在策划一次消灭蒋介石的决定性战役。我们当时不仅没有阻止他们，而且正相反，我们认为这个行动是正确的，有助于统一中国。于是他们开始实施自己的行动。具体地说这次行动就是攻击两个与中国大陆毗邻的沿岸小岛即台湾海峡澎湖列岛64个小岛中几个最大的岛。。这个战役并不轻松。双方交火许久，而且美国人还积极支援蒋介石。然而优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我们当然全心全意关注他们的胜利，我们把同情心全部寄托在毛这个方面。必须把这两个岛上蒋介石分子的窝点端掉，因为在向中国大陆派遣登陆部队时它们可以作为跳板。那个时候蒋介石还在抱有这个幻想，根据我们的情报，美国人则怂恿他进攻中国大陆。

当我们看到天平指针正在向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向倾斜、这些岛屿可以夺取而毛却停止进攻的时候，我们是何等惊愕可想而知。战斗偃旗息鼓了，而这次行动竟无果而终。后来，周恩来来访，见到他时我们问道：“你们当时为什么这么做？”他说：“我们是有意识这么做的。”“怎么是有意识这么做？你们并没有拿下那几个海岛嘛，你们发起这次行动不就是为了占领它们吗？你们的‘有意识’是什么意思？你们这种行动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只想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但又不想让蒋介石离开我们太远。我们希望他留在我们的军事能力所及范围之内。我们不仅可以用空军袭击这些岛屿，而且也可以用岸边大炮打到它们。如果我们占领了这些岛屿，蒋军就会离我们太远，我们就丧失了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用军事手段骚扰他们的可能性。”“在自己的岸边拥有敌占岛，等待敌人实施登陆，这哪里是什么好事？这么近的距离岂不是为敌人提供可乘之机吗？

但北京一再表白他们的理由。我们还是没能弄明白他们为什么拒绝把这个行动实施到底。既然如此，何必给这些岛屿造成巨大损失呢？他们狠狠地打击了这几个岛屿，蒋介石甚至撤走了其中一个岛上的驻军。这个空岛本来就可以占领了。我直到现在也没搞明白，为什么不把这个耗资颇多的战役进行到底。早在准备这个战役的时候，我们就认为或许有必要更加积极地援助中国？我们曾建议把我们的歼击机调到他们那里，调一个飞行大队或者需要多少就调多少。他们对这个建议却突然做出了非常神经质的反应，并且让我们明白了这个建议使他们感到尴尬，感到屈辱：他们不要这样的援助！我们没有再勉强。我们本来是想助他们一臂之力，因为他们先前曾主动向我们提出。我们给了他们飞机、大炮，派出了自己的空军教官，还派出一些将领充任顾问。但是，当我们要派兵团过去而被他们拒绝时，我们感觉到他们对此举做出了很坏的评价，虽然我们除了愿意帮助朋友和兄弟巩固其国家边境和统一国家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我们一贯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蒋介石政府、收复沿海岛屿和把台湾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图。

当这次行动正在进行时，那两个海岛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全世界的报刊上。也发生了其他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向我们揭示了北京在对我们友好关系上的真实面目。中国上空正在进行着空战。蒋介石的空军装备有携带”空对空“级导弹的飞机。蒋军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发射的导弹有一些发生故障，坠落在地面上。其中有的保存得相当完好。我们的顾问知道这个情况，就向我们汇报了。不言而喻，我们对美国军事上的新发明，特别是和导弹有关的一切，都很感兴趣。那是一种很小的叫作”响尾蛇“的导弹即AIM-IXL型的响尾蛇导弹，其起飞质量为84千克，射程为18公里，但它的结构却极其复杂。
我们又有了一次了解美国技术的机会。正所谓，美国人通过中国把样品亲自给我们送上门来了。于是我们致函中国人，说我们知道他们缴获了什么什么导弹，我们想对这些导弹进行研究，从而以后可以利用美国技术为我们的共同利益服务……没有回音。过了些时候我们催问。他们再一次不答复。我们很奇怪：怎么能这样？我们把什么都给了中国：我们的机密军事技术、图样、生产工艺流程图、样品，我们直接向中国人提供装备，而他们在和蒋介石军队作战时缴获了武器却不肯给我们？莫斯科对此感到不可理解。我们摆出了百折不挠的姿态。这时他们才答复说：他们自己现在正在研究这枚导弹，因为只有这一枚，所以他们不能给我们。待到他们研究好了，便主动与我们交换情报。
我们对此不能同意。导弹技术很复杂，而中国的技术发展还没有达到能够迅速地、内行地研究这枚新型导弹的水平。我们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素养更高些，因为我们国家已经在建造这类导弹，并且这类导弹已经被用于装备了，所以我们需要美国的样品以便用来进行对比。我们当然预料到美国人可能有所创新，搞出点有趣的东西来，这些可供我军借鉴。除此之外，这种答复实际上大大刺伤了我们，使我们感受到委屈。我设想，任何人处在我们位置上都会做出与我们完全相同的反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对中国保密，我们把什么都给他们，援助设备、顾问、安装技师、工程师、设计师，像亲兄弟一样和他们分吃最后一块面包，而他们缴获了武器却不愿意交给我们！

但没有办法：武器在他们手上嘛。于是我们决定向中国人施加点压力。当时我们正在准备给他们发送中程弹道导弹生产资料，而他们也非常着急地催促我们赶快发出。我们向我们的军事顾问下达指示，让他们在谈判时表达自己的不满，并以自己的名义在私下对他们说，我们向中国提供我们的最新技术，而他们连作为战利品缴获的武器都不愿意给我们，这让我们感到委屈。顾问们应当暗示说，我们在移交导弹生产资料方面遇到了”技术性困难“，并说很可能我们无法如期交出。我们确信，这些话一定会传到那些应该听到的人们耳朵里。果然不久我们就获悉中国人同意把那枚导弹移交给我们。导弹交由我们的顾问发往莫斯科。北京方面在这里玩了一种很不明智的”保密把戏“。这个把戏当然在我们的关系上留下了某种印痕。我倒想说，这件事让我们头脑清醒了，正像那句俄罗斯谚语所说，兄弟归兄弟，钱财要分清（相当于汉语中的”亲兄弟，明算账“。--译者注！）

我们拿到了这枚导弹，它被送往莫斯科附近的一个科研所。我们的设计师很快就报告说这枚导弹很令人感兴趣，说我该前去参观一下。我去了那个研究所。人们向我演示了导弹的组装和拆卸。从作战部队条件下使用角度来看，这枚导弹令人极感兴趣。它很容易拆卸和组装，只消用一把扳手就可以。我们的导弹并不比它差，但工艺性不够好，组装起来较为复杂，重量也较大。就战斗性能而言，我们的导弹不比美国的逊色。但我们衡量了一下，认为美国的导弹制作更精良。我们的设计工程师就这样完全客观地做出了报告。于是我们决定开始生产这种导弹，只是做一些小小的修改。

关于这枚导弹的研究情况，设计师后来经常向我报告。我那时在军事技术方面下功夫颇多，因为军备问题很尖锐地摆在面前：我们认为我国落后于美国。必须把失去的东西补回来，主要是在导弹和导弹运载飞机方面。用军事基地把我们包围起来的敌人拥有强大的轰炸机，我们迫切需要装有空对空导弹的歼击机和地对空导弹，用以防卫。必须尽快地、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以便武装起来应对战事突发。后来人们告诉我，中国人没有把热感应自导头部的敏感元件交给我们。这种元件尺寸很小，形状像钮扣。没有它们，导弹就不成其为完整的导弹。我们再一次向中国人索求，但他们回答说全部都交了出来。我们没有再坚持。也许他们在拆装导弹时将这些零件丢失了，也许他们故意不给。后来我们的几家科研所自己解决了这个课题，不过花了许多时间才破解了技术秘密。最终人们向我报告说这个课题已经解决。

这枚导弹风波所带来的不快滞留在我们的脑海里，败坏了我们的心情。从前我们简直是用天真的目光看待我们与中国兄弟的关系。我们为能够与他们保持这种良好的交往而高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这一下子改变了全世界的力量对比。中国就是中国嘛！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幅员辽阔的陆地大国，并且紧邻我国的边境。此时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形成了边境连绵不断的统一阵营，而这是一支相当强大的力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世界阵营形成。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逐步取得胜利，日益深入人心。可就在这时发生了这种迫使我们深思的事件。我们的关系仍在友好地发展着。然而冲突也开始临近。我们的道路开始出现分歧。那个时期中国很明显地形成了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对我们先前的真挚关系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其实就是老人家看出来了，苏联那套吃枣药丸，再跟下去自己也要药丸。

我举几个例子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当年尤金被老人家找来谈话，谈话记录你们感受一下，老人家说了这么一段话，当年请你们来看我们文章，是吃饱了没事？写个文章还要你们看，我的本意是让你们看看中国有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老人家或许像他说的那样，但是下面的人呢？

我在看温铁军视频的时候，他说了一段很多人都不晓得的历史，当年跟老大哥好的时候，整个文艺界都以说俄语为荣，做啥都要老大哥首肯，温铁军把这个点破了，我们当年在各个方面都苏化了。

然后你们再来看看老人家在重上井冈山说的。

王卓超回忆，那天毛主席反复强调这些，那个年代报纸上也比较注意宣传“反修防修”的问题。毛泽东还问他们，认真读过“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没有？这篇文章中有段讲“苏联特权阶层”的话是他改写的，对苏联修正主义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你们下山后，找一找，看一看，就了解中国为什么要反修防修了。主席说的这段文字在山上就找到了。毛泽东讲的是这么一段：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以上内容来自，前奏：1965年重上井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