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汉字几千年的谬误是真的吗？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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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一个故事：北宋的某一天，王安石问苏轼：“鸠字为何从九？”苏轼答道：“《诗》曰：‘鸤鸠在桑，其子七兮。’七个孩子算上爹妈一共九人，所以从九。”

题主所举的《

》其实和苏轼解“鸠”字一样，纯为抖机灵博人一笑，只不过抖出来的机灵难以望见东坡之踵武罢了。倘若当真了，以此为正途分析汉字，那就如王安石作《字说》一般，误入歧途，走火入魔。

文章里说到的六组十二个字，正好反映了人们对汉字认识的三种误区，我们来看：

“牛”字与“半”字的错误。“牛”字从形体看只有半边一撇，本读作“半”；而“半”字头生两角，活像一头牛，应该读作“牛”。

经常见到有人说汉字是“象形文字”，其实这是一个概念上的混淆。象形文字是文字的早期形态，如古埃及圣书字早期的“神圣体”和中国纳西族的东巴文。

汉字经历了象形化、线条化、笔画化三个阶段，现代汉字早就不是象形文字了，比如说“日”字写作“⊙”是象形文字，写作“日”就不是了，而成为纯粹的符号了。再如“何”：

“何”的本义是负荷的“荷”，象人负戈之形，在后来的字形中是看不出来的。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绝大多数的字形都已不是古文原貌了，许慎《说文解字》以小篆为本，尚有诸多讹误，更何况是楷书了。因此可以说，凡是不看古文字材料，直接对现代汉字进行字形分析，都是耍流氓。

来看“牛”和“半”：

“牛”的甲骨文形体是一个牛头的简化， “半”字从八从牛，“八”是分的意思，比如“分”字，从八从刀，就是一刀将东西分为两半，《说文》中说：“牛为大物，可以分也。”所以“半”字从牛。这些古文字形经过线条化和笔画化的学演变，已经很难看出最初的字理了，这样的字仅从今文字形是无法分析的。

“方”字与“圆”字非常别扭。“方”字根本不方，其字形倒有些像“元”字的同胞弟兄；而“圆”字本来方方正正，有角有棱，不识字的人，很容易从象形上判为“方”字。

首先“方”字从哪也看不出来像“元”，即便生拉硬扯，兄弟的“兄”都比“方”长的像“元”。“方”字的情况与“牛”、“半”相类，都是古今字形演变造成的差异。

“方”字的甲文象耒形，徐中舒《金文诂林》认为当训为“一曰臿土谓之坺”的“坺（垡）”，即耕地翻土之义，如唐· 韩愈《送文畅师北游》：“余期报恩后，谢病老耕垡。”至于它后来有了方形、方向的意思，则是同音假借的缘故。

“圆”的演变过程略有些复杂，最初形体作“○”表示圆形的意思，后来在其下方加了一个鼎形，因为绝大多数的鼎都是圆形的，意为鼎口的圆形，继而“鼎”形类化为“贝”形，即为现在的“员”，再后来在“员”字之上加了一个“囗”，就成来现在的“圆”。

“出”字与“重”的颠倒。“出”字系“两山”重叠，可谓“重”也；而“重”字为“千里”二字合成，可谓远矣。

前面提到了一个概念叫作“类化”，所谓类化就是在文字发展过程中，原本不同的两个或多个构字部件渐渐趋于相同。因此现代汉字中拥有相同构件的两个字，并不一定意味着包含了相同的涵义，比如“出”和“重”：

“出”字甲文从止从凵，“止”象脚之形，其本义是脚；“凵”即是“坎”，地下陷也。人类早期曾以地穴为居，这个“凵”很可能就是居住的地穴，“止”的脚形是朝外的，所以“出”就是象从坎穴中走出之形，隶变以后，类化为两山相叠的字形。

“重”的早期字形从人从东，“东”象橐形，是一个两端扎起的大口袋，所以“重”字象人负重之形，义即为重。后来将“東”的一竖与“人”字表示腿的竖划合并，再在下边加上两横，或为饰笔，或为羡划，与字义无关。“重”字到小篆都看不出所谓“千里”的样子，许慎依小篆字形将其析为“从壬东声”，虽不正确，总还算是靠点谱。所谓的“千里”重，也是隶变时类化的产物。

“射”字与“矮”字的颠倒。“射”由“身”和“寸”组成，身子仅有寸长，自然“矮”也；“矮”字由“矢”与“委”组成，“矢”者箭也，“委”者放弃也，将箭放弃，才是“射”也。

“射”字左边的“身”其实是弓，在甲骨文中有两种构形，一是从弓从矢，《说文》以此为标目。“弓”、“尸”、“身”古文字形相近，古文中经常混用，“射”字所从的“身”就是从“弓”字讹变而来，至小篆已成正体。

右边的“寸”，其本义也不是长度单位，“寸”与“又”同源，象手形。“寸”是在“又”的基础上，在手腕处加了一点作为指事符号，即手腕之义。现在中医学还将手掌与前臂的连接处称为寸。但作为构字部件使用的“寸”与“又”无别，皆表示手。

“矮”所从的“矢”确是弓矢的“矢”，由于弓、弦、矢所构成的结构与几何学中的弧弦及其半径十分相似，所以在中国古代几何学中将弧弦的半径称为“矢”，如清·戴震《句股割圜记上》：“值弧与弦之半曰矢。”这样“矢”就成了一个度量名称，有了度量之义，“矮”字从矢，正是取义于此。至于“委”是一个表音部件，与意义无关，“矮”字从矢委声，是个形声字。

“凤”字与“鸭”字的错误。凤为鸟中之王，实乃天下第一鸟，却以“凡鸟”自称；而鸭纯属禽中凡者，乡间遍地成群，却以“甲鸟”相誉。

汉字中存在着大量的形声字，因为语言中有很多词语的意思无法用图形来表示，比如虚词、代词等。最初人们用同音假借的方法，借用已有的同音字来表示，这些字叫作假借字。如前文提到的“何”，本是负荷的“荷”，用来表示疑问词“何”就是假借，后来用荷花的“荷”表示负荷的“荷”也是假借。但同音假借不宜大量使用，容易造成用字的混乱，同时随着人类的生活越来越复杂，所需要的语词和文字也越来越丰富，这就需要一种更加高效便捷且便于记忆的文字形式。于是人们找来两个字形，一个表示意义，一个表示读音，这样便产生了形声字，表义的部分叫作形符，表音的部分叫作声符。商代甲骨文中就已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形声字，现代汉字中形声字的数量更是达到了97%，可以说形声字的出现是一种文字走向成熟的标志。其他古老文字由于没能传承下来，中断了发展的脉络，所以并未体现出形声化的趋势，但古埃及文字在其消亡之前，已出现了少量形声字。

形声字的声符与字义无关，但历史上却不乏有人将其当作表义成份加以分析，比如王安石所作的《字说》。其说多为牵强附会，不足为凭，前面故事里苏轼引《诗经》为王安石解“鸠”字，恐怕不无揶揄意。

“鳳”的早期字形是一只羽毛华丽的鸟，但因与“鸟”字十分相似，辨识度不高，于是给“凤”字加了一个声符“凡”，而原来的字形也从简类化为“鸟”形。所以这个“鳳”不是什么“凡鸟”，而是从鸟凡声，是个形声字。

至于“鸭”字从鸟甲声，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炊”字与“烟”字理应移义。欠火则“烟冒”，因火才可“炊”。

作者说欠火才冒烟，因火当为炊，而古代却有“此木为柴，因火成烟”的段子，可见拆字说文本身就是一件主观性很强的事情，只要想象力够丰富，可以说出无限多种解释。

“烟”字从火因声，与前面几个字同理。“炊”字略有一点不同，从火吹省声，也就是说“炊”字所从的“欠”不是真的“欠”，而是“吹”的简省，“炊”的真正声符是“吹”。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汉字理解的三个误区：

第一，不参照古文字形，对现代汉字进行直接分析。

第二，不考虑文字演变中的类化与讹混，将构字部件等同视之。

第三，把形声字的声符当作表意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