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骑中的「骑」怎么发音？ 第1页

1 任何在我出生时已经有的读音都是稀松平常的世界本来秩序的一部分。
2 任何在我上学之间简化的读音都是将会改变汉语的革命性产物。
3 任何在我毕业之后简化的读音都是违反汉语规律要遭天谴的。

回到正题，这在语言发展史上是典型的类推作用，没有什么好稀奇的。

类推作用的基础是减轻不必要、不辨义的记忆负担，也就是语言的经济学原则。举一个直观的例子：很多人背英语不规则变化动词的时候经常感慨，要是都是加-ed该多好啊。这就是语言变化中的类推作用倾向。

从历史上讲，qí的读音来自上古音gral(中古读音gie平)，jì的读音来自上古音grals(中古音gie去)。从上古汉语构词法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做名词gral加上动词化后缀s。这样的例子有很多：王(上古音 ɢʷaŋ - ɢʷaŋs，中古音 yang平 - yang去，现代读音 wáng - wàng)。

(上古音参考郑张拟音，中古音使用 @polyhedron 的罗马字方案)

在汉语中，这种加s动词化中古汉语时期就已经不是能产型了。而在汉语口语中，动词“使”已经代替了这一使动用法。因这种原因产生的多音字在后代被简化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举个例子，查阅康熙字典可知，“三”在表示3的时候读音为sān，表示“许多”的时候(如“再三”)时读音为sàn，两个音的来源分别是上古汉语suum和suums。所以“三思而后行”中应当读sàn。然而现在谁这么念呢？也许百年前腐儒们也会嘲笑：平去都不分，还真以为只需要考虑3次呢……

类推作用一般作用于传统遗留下来的，过去是规则变化但现在显得不规则，而且类推之后在一般语用中不引起歧义的词语上。判断类推作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是，去问问语文学的不好的孩子们这个字他要怎么念。

类推作用不只作用于汉语，也作用于其他语言。下面举英语和俄语的例子：

英语中单词的复数本来是从古日耳曼语中遗传下来的，如child-children。这套体系就是学德语的孩纸们极度怨念的“每个单词的复数都要单独背”。但是英语后来从古法语中引入了加-s变复数，于是它不仅作用于法语中引入的词，也作用于古英语继承的词。所以如今英语中只剩下ox-oxen，tooth-teeth等有限的不规则复数了。这一类推作用甚至作用于拉丁语借词，如formula的复数形式本应按拉丁语第一变格法为formulae，但现在formulas也是可接受的形式了。

在俄语中典型的例子是ей前的增音н，本来它只是因为古斯拉夫语中сън ей，кън ей连读而产生的，但是在类推作用下连под这种无н尾的词都要说под ней了。再举个例子，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临时政府在全俄推行正字法改革，其中合并了и和i两个字母，因为他们早在16世纪在口语中就不分了。但是有反对意见认为这样就分不清миръ(和平)和мiръ(世界)了。但实际上推行正字法改革两个拼写合并为мир之后也没有造成什么混乱，在不同的语境下俄罗斯人还是分得清“和平”和“世界”两个含义的。而且这两种写法本来就都来自于古斯拉夫语mirъ，是后来人为分开的。

所以我们考察一下“骑”的读音：统读做qí后对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产生什么危害了吗？并不明显。考察一下益处：普通百姓不会再为“骑”什么情况下读qí什么时候读jì纠结。那么，“为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于语言的经济原则，这一简化就是合理的，是最吼的。

再来考察一下这种变革的阻力是什么呢？当语言在底层平民中快速变化发展时，在受过教育的人中语言则更趋于保守。从一个角度考虑的话，他们需要继承尽可能多的先代的文化遗产。从另一个角度考虑的话，复古的语言则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身份认同，一种“受过教育”、“有文化”的象征。因此，尽管在语言的各个方面他们都已经出于语言的经济原则使用了简化后的语法和词汇，但是在一些层面上他们仍然更倾向于保留较古老的读音，这对他们虽然不够经济，但这点成本对于维持身份认同的好处而言，还是可以算得上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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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才注意到答主 @圻炅樺 引用了我的答案并提出了质疑。应该@我一下嘛……那我需要对其作出回应：

您的逻辑在历史上并非新奇。赵元任先生的《施氏食狮史》正是为了论证这一问题而创作的。那不妨以赵元任先生自己的一段话来回答您的问题：

这些当然是极端的例子……如果你要是写语言，当然不会有问题。因为你写的要是不够清楚（假定你把语言里的声音全写出来而仍旧不够清楚），那你本来话就没有说清楚。不久以前，《今日世界》（第168期）刊登了一段我的谈话，大部分都刊登得对，就是最后几句话，说到我说关于罗马字的拼音文字的用处是很有限制的，那大概是访问的时候，时间匆促了，没有弄清楚，结果刊登出来的那个说法，跟我的意见刚好相反……我们有一套向来沿用的公式，我们还没有制定出新公式来，还没有人想到有这个必要，给他制定成现代化的一种语言，能够说了就可以听得懂的……心理上还没有进展到相当的程度，完全不是文字学的技术上的问题。

简而言之，您所举的妻（qì）子这种例子是不符合现代汉语语法的，因为现代汉语词法中不存在加-s（即变为去声）改变词性的语法。饮马的例子可以问问常用这个词的军人，他们常念成yǐn还是yìn，读成yǐn之后有没有造成误解，如果没有，那迟早也会被简化。宝藏的例子中zàng目前还是一个常用读音，用在“西藏”等词语中，不满足类推简化的必要条件。当这个发音变为孤例的时候它就很可能被简化了。

从信息的角度上看，如果语言所承载的信息量和文字承载的信息量不一致的话，一种情况是不能有效传达信息，需要新的词汇，这是现代汉语双音节化的基础；另一种则是存在冗余信息，有简化的余地。虽然说有简化的余地，但搞化学的人都知道一句话很重要：热力学能反应不意味着动力学能反应。在这里这句话的意思是：简化的趋势不一定带来简化的结果，但除非输入能量，这一趋势无法反向而行。

对@花火Noir 在评论区的回应：

看到您的答案了，谢谢您的讨论！那我就把对答案的和评论的回复合在一起了w：

首先关于答案里的一处不影响论证的事实性错误：数数看，60个回答里还是支持jì的占多数嘛……

然后谈谈文读的问题吧。总的来说，我个人倾向于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作为两种相关的独立语言来处理，按我之前处理拉丁语和现代罗曼语言、古斯拉夫语和现代斯拉夫语言的方法来研究。虽然情感上可能有点难于接受，但是客观一点看的话还是分成两个实体便于研究一些，这也符合王力先生提出的古汉语学习方法。

基于这个前提，我不倾向于将古汉语中的发音全盘保留进现代汉语中。事实上现代汉语继承的发音我先前粗估了一下可能只有《广韵》给出的发音的二分之一左右(康熙词典里面这些发音基本上保留了下来)。更多的字只是取了一个代表音，例如“三”，再举个例子，“焉”做语助读作yán。稍微翻翻康熙词典大多数词头下面都有能辨义的多个发音。如果按“骑”的论证逻辑来考察的话基本都应该保留。

但如果按照这样的体系教的话，识字的教学量就要翻两三番了。即便是对于非音韵学方向的中文系学生大概都要叫苦不迭了。放到中小学教授也许语文课就得专门教辨音了……

所以个人的态度是，这种发音既然已经由国家语委合并了，也就没有在现代汉语口语中恢复的必要。至于按照切韵音系理论读音，不妨把他看做是另一种语言中的借词，就像斜读xiá，王读wàng一样，留给感兴趣、有需要的人去学习与运用。就像英语里et cetera读ketera还是setera的人都有一样。

当然，国家也不妨发布一个古汉语标准词典，严格遵守古汉语读音并标出现代汉语理论音，供想学习者参考。

然后说点题外话。以前也不是文盲文人互不相干，而是文人统治文盲啊……农民只配下地大字不识一个，而“文盲”的政权如今让大多数人有能力读书写字，对于文化传承而言不可谓不是杰出的成就了。

至于拉丁化的话，现在只不过是不便利条件更多，而且大多数人民已经熟练运用这一套读写系统的话贸然改变只能带来更多的不便利。现在毕竟不是凯末尔时代了。如果中国兵荒马乱百年战乱，文明成果毁于一旦，大多数人再成文盲，需要短期内重建国民教育体系的话，拉丁字也不是不能考虑的选项……一点个人观点的题外话，作为一个死硬无神论者，总感觉有些拉丁化文字反对者给的是那种“会下地狱的会遭天谴的”的教徒式的论证过程……不是说不支持他们但这样的论证看起来也未免……无力了一些？(°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