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曾国藩被部分人誉为「古今第一完人」？ 第1页

日记家书写得好，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完美到一路屠城屠了南京，果然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曾国藩奏折》：“生擒老贼二百二十一名。每生擒一贼，辄剖肠，剥皮挂树，磔石，见者无不凛凛”。221人全部剥皮挂以树上，蒙到石头上，其惨状可想而之。

《曾国藩奏折》：“各营生擒逆匪一百三十四名，仅予枭首不足恨，概令剜目凌迟”。

《曾国藩奏折》“杀之以祭壕头堡阵亡将士，诸勇犹痛憾切齿，争啖其肉。”

清政府对太平天国战俘都不是正常处死。基本都是虐杀。太平天国被俘虏的那些将领甚至士兵，都是凌迟处死的。

曾国藩《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太平军“禁止奸淫”，“听民耕种”，“民间耕获，与贼各分其半”，“傍江人民亦且安之若素”。他为要取得胜利，乃大烧大杀，做到“男妇逃避，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废业”，使太平军“行无民之境，犹鱼游无水之池”，“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中记载破城后七天时他所目睹的情形：“ 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 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 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

据曾国藩记载，湘军“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城内自伪宫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 “自五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愈于今日。”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写到：三十二年后，谭嗣同游南京时仍听说“（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还屠了安庆。

“收城之日，五鼓攻陷，杀戳至辰己，时城中昏昧，行路尚需用炬，至今阴惨之气，犹凝不散，尸腐秽臭，不可向迩……城中可取之物，扫地而尽，不可取者皆毁之。坏垣剜地，至剖棺以求财物。”

“通计前后杀毙援贼、城外垒贼、降贼及城中之贼实有四万余人，军兴以来，杀劫此为最重。”（李榕：《十三峰书屋全集》）

还屠了九江。

“城外勇冲杀而入，该逆（城内军民）无路可奔，号叫之声惨不可闻，自卯至午，歼除净尽……尸骸堆积，流水腥红。”

“奴才等查九江贼窟已阅六年，万余之贼顽梗负固，其中决无善类，设有胁从之民，必早投诚，设计逸出。”

：“盖自北路五年连镇、高唐战功之后，未有如此次（九江屠城）之剿杀无遗，不留余孽者矣”，“经此大创，足以寒贼胆而伐贼谋。既可不留余孽并可灰其死守之心”

还屠了宣城。

1862年湘军攻下安徽宁国府，进城以后马上开始了大屠杀，城内外数万尸体没人收埋。

曾国藩语：

“克城奕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

“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

“安庆克复，城贼诛戮殆尽，并无一名漏网，差快人心。”

“屠城以泄其愤，迪庵（李续宾字）在九江亦是如此办法。”《曾国藩全集》

曾国藩打仗又不行，经常长期围城，把城里人活活饿死，城破，屠城。攻下九江，湘军用了十六个月；攻下安庆，湘军用了十八个月；攻下天京，更是用了二年有余。

晚年曾国藩退隐后，其同乡王湘绮曾问他为何纵容手下杀戮时，曾国藩平淡对之：“吾之兵士，非朝廷俸养，然为朝廷竭力，故唯有薄民生而厚朝廷也哉！”（引用这句不是为曾国藩开脱，做朝廷走狗，残酷剥削压迫，民不聊生，大肆屠杀，人还不能造反）

统治者只要减少剥削压迫，社会就能维持安定。但广大穷苦人民，是要活活把自己，把家人全部饿死。很多人一提到太平天国，就站统治者立场大肆污蔑，但是，太平天国的劣迹你能举出多少呢。相反，清军到处烧杀劫掠，屠城的事实比比皆是。究竟是谁在破坏呢。

李鸿章苏州大屠杀：城内降卒皆屠，具体多少已难考证，一般认为两万多。李鸿章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拴杀伪王六，伪天将五，皆忠逆部下悍党，稍可自娱”。在给郭嵩焘的信中则说，这次“苏州、无锡苦战数月而得之，所以少惬意者，诱斩六伪王四天将，而解散忠党二十万之众”。曾国藩称赞说：“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朝廷也称：“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

据说有副对联是形容曾国藩，叫“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这“第一完人”的称号大概来源于此。按照儒家标准，曾国藩的“立功”充其量是延长了清朝寿命，与张良、萧何等人比还差了些，所以“第一完人”肯定是指“立德”、“立言”等道德方面的成就。然而如果和同时代的世界对照就会发现，这位“中国完人”的道德水平可能连一个普通外国人都不如。

　　1863年李鸿章指挥淮军进攻太平天国占据的苏州，由于伤亡太大，常胜军首领英国人戈登建议李鸿章策反八名守将，并许诺保全他们生命，加官进爵，李鸿章采纳其建议，并成功拿下苏州。然而事成之后，李鸿章却将八人斩杀，并将数万太平天国降兵一并消灭。李鸿章对此洋洋得意：

苏州、无锡苦战数月而得之，所以少惬意者，诱斩六伪王四天将，而解散忠党二十万之众。

　　而“第一完人”曾国藩对李鸿章这种厚颜无耻的行为也大加赞赏，他说道“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

　　然而，戈登在听说李鸿章杀降后愤怒不已，因为那八名守将的投降是以戈登的名誉作担保，戈登感到受了天大的侮辱，他提枪就要找李鸿章算账，李鸿章赶紧避而不见。戈登怒气未消，他要求李鸿章下台，否则就率军进攻淮军，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要求李鸿章就此事认错，并警告这件事可能使英国不再帮助清政府。战后论功行赏，戈登也公开拒绝清廷的赏赐，并在皇帝诏令背后写到：“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他“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赐的东西。”

　　其实整个太平天国战争中，曾国藩、李鸿章的杀俘、杀人事件比比皆是，故民间给曾国藩起外号“曾剃头”。更重要的是，这位“立德立功立言”的儒家圣人对背信弃义、滥杀无辜这些行径毫无羞愧之心，他坚信只要为了大局稳定，杀再多的俘虏也是道德的，自己的声誉充其量是一种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工具，它本身没有意义。戈登只是一个英国的普通军人，是拿钱办事的雇佣军头目。然而，我们很难为曾国藩这种“信义能值几个钱”的中国式智慧鼓掌叫好，杀降事件折射出的是中西道德观的巨大差别，“曾圣人”之所以能做如此多恶行而不感到任何忏悔，源于他信奉的儒家学说认为一切外在的罪恶都是因为自己没有“勤拂拭”，自己的本心还是“一片赤诚”的，这种对“心诚”的崇拜是整个儒家道德的核心。邓晓芒先生在《康德哲学诸问题》中称之为儒家的“结构性伪善”。

　　实际上，中国人几千年来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人之所以误解了自己，是由于人心还不够"诚"，所以只要这一次我能够做到绝对的"诚"，我就绝对不可能误解自己。但我这次是否真正做到了绝对的"诚"，这同样没有一种确定的标准，也只是一种"未尝欺心"的自我感觉，而这种感觉却阻止我对自己再作进一步的怀疑和追问。哪怕我已经隐约觉得自己恐怕有什么地方也许会搞错，那种自我感觉也足以大声地制止自己"我没有错!我的本意是好的!"甚至足以使人自我膨胀到"天上地下，惟我独尊"。
　　对于自己的"本心"的这种几乎是本能的"中止判断"其实是出于一种恐惧，即害怕自己堕入内心的无底深渊，失去"安身立命"的牢固根基。但通过这种有意无意的掩盖而获得的"安心"显然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欺瞒。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儒家信徒们的本意也许并不是要伪善，但建立在儒家心性论的这种良好自我感觉之上的"君子"人格具有一种结构性的伪善。正是这种结构性的伪善使得儒家士大夫能够不止于空谈心性，而是义无反顾、当仁不让地投身入经国大业，自认为有这杯酒垫底，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而"问心无愧"、无须忏悔。这就是由荀子(和法家)所发挥出来的儒家入世精神。
…
　　然而，按照康德的说法，这样一种道德是建立在"他律"之上的道德，根本上来说是不道德的。“经验性的原则任何时候都不适合于成为道德法则的根据。因为，如果道德法则是从人的自然本性的特殊构造中，或是从这个自然本性被建立起来的那种偶然环境中取得自己的根据的，那么这些法则对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都应当无区别地有效的那种普遍性，以及它们由此所带有的那种无条件的实践必然性，就会荡然无存了”，因为这个原则"为道德提供的动机不如说是摧毁了道德，并将它的全部崇高性一笔句销，因为这些动机将善行的动因和罪恶的动因等量齐观，只是教人如何更好地进行算计，而完全抹杀了两者的特殊区别叫。这段话几乎可以看作对儒家伦理的逐字批判，并揭示了儒家伦理的体制性伪善的内在机制，表明这种伦理即使不是有意地、至少是客观上在暗中教唆人们以更深藏的机心算计来使罪恶披上德行的外衣。实际上，只要把道德看作只不过是政治的手段，那就不能排除为了政治目的也完全可以采用别的、包括不道德的甚至罪恶的手段，儒家伦理在这一点上有极大的容量，以致通过荀子与法家相通而形成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儒表法里"格局也就是毫不奇怪的了。

　　颇为讽刺的是，就在杀降事件的同一年（1863年），红十字国际会议在瑞士召开。第二年，国际红十字会成立，十二国在日内瓦签订了《日内瓦公约》，条约规定各国军队不得杀降、杀俘、虐俘，不能伤害医务人员和伤病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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