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英格兰的议会制政体没有像波兰一样制约其国力以及产生内乱？ 第1页

首先，先反驳一下题主的论述。

英格兰的议会制度是从诺曼入侵之后就订立下来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平衡国王与地方领主的利益。在议会制度确立之后，国王的权力不断地被削弱，甚至出现了国王被贵族武力威胁签《大宪章》这种事情。

英格兰议会一般而言说的是1295年爱德华一世所召开的“模范议会”，这次议会被视为之后议会的模范。征服者威廉是改组了前朝的“贤人会议”，通称“大会议”或者“御前会议。通过对英格兰各路土地拥有者的重新洗牌，分封亲信，将贵族封地分化，从而掌握了对御前会议的控制权，提高了国王在英格兰王国的影响力与权威，英格兰议会制度并不是诺曼入侵之后就订立下来的，而是改组前朝的类似机构。此后御前会议实际发挥着咨询的作用，但是征服者威廉为了表示尊重英格兰的习惯，凡事都会征询御前会议成员的意见，比如征收新的税收，颁布新的法令。其次，约翰王被神圣军队武力强制签约<<大宪章>>不是御前会议所导致，御前会议是由以效忠约翰王的彭布洛克伯爵威廉•马歇尔为首的土地大贵族和以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兰顿为首的教会人士中立调解派，1214年圣诞节的圣殿集会实际上有一个世纪后议会的几分影子，本质上更像又一次贵族的武装叛乱，跟御前会议制度一起的是强化的王权。<<大宪章>>所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限，且不说能否限制约翰这种君主，后世对<<大宪章>>的运用，多是提供一个先例，一个君主和贵族乃至第三等级通过谈判和妥协来解决冲突和确立法案。

但是很奇怪地，这种制度并没有使英格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实力得到削弱。在介入欧陆战争、乃至后来在新大陆争夺殖民地、到最后在全世界维持不列颠的殖民秩序，英格兰议会制度似乎并没有限制作为统治者的国王所能够调配的资源，也没有造成国内政令不通地方阳奉阴违的情况，更没有导致地方封建主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阻挠改革强行为农奴制续命。

议会权力的强大实际上确实阻扰了国王很多行动，比如爱德华一世与腓力四世的战争，因为实力强大的土地贵族不愿为国王在法国战争服军役，也不愿意通过一项征税的法案援助国王（实际上他们更愿意在不列颠群岛为国王无偿地服役）。比如亨利五世去世后的百年战争局势，1422年到1428年，英格兰没有开征过任何一项公共税，极大局限了在法战局的主动性，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议会是控制了王国的财政资源，不能说没有限制国王调动国内资源。而政令地方阳奉阴违的情况，我不了解，但是玫瑰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年，地方势力崛起，地方豪强带兵咆哮国王法院的事情倒是常见，至于贵族埋伏仇家公然约定会战的事情，更常见。比如1453年的斯坦福桥战役，内维尔家族和珀西家族各自集结上万家兵约定在此决一胜负的时候，国王政府的勒令一通又一通也无法解决他们之间的愤怒，还是在斯坦福桥打了一场。与其说阳奉阴违，倒不如说阳奉都没有。

注：我知道玫瑰战争，但是英格兰贵族至少没有像瓜分波兰中的波兰贵族一样，对国王的征召无动于衷，在外国军队入侵时喜迎王师登陆，这是有着明显区别的。

英格兰贵族队伍国王的征召无动于衷喜迎王师的事情不少了，就算不提那些得到外国帮助的内战，也有狮子路易和荷兰执政威廉的事情，狮子路易那次约翰的支柱和抗法英雄长剑威廉都加入支持狮子路易登位的叛军了，荷兰执政威廉登陆的时候，约翰•丘吉尔的王军直接阵前倒戈。

再说一下英格兰议会制度和波兰议会制度的差距，我对中世纪波兰政治的研究不多，但我想问题应该出在贵族个人否决权和地缘位置。还有英格兰议会始终是很难动摇王权的，推翻爱德华二世靠的是贵族的合力和运气，推翻理查德二世靠的举国同心和时势，而玫瑰战争，约克家族本身就是凶多吉少，在爱德华四世正式加冕之前，得到的贵族支持本身就少得很，连前两次反叛战争的贵族联合支持都缺乏，只是兰开斯特国王是一头坐在王座上的驴加上绝佳的时运而已。而与王权息息相关的国王经济能力，“在约克王朝之前，王领土地都是分封出去而不是收回”，约克王朝的确立不同于前两次反叛战争所带来的王权削弱的结果，大量贵族的死亡和土地转手，大量的贵族土地被收回王室，越过议会开征新的额外税，尽量少召开议会，都增强了王权。在英格兰迈入近代的时候，英格兰王权的迅速复兴为英格兰提供了在下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区域强国和国际之间不可忽视的力量，对比波兰王权在中世纪的衰落而没有采取长久的政策使其上升，或许这就是问题所在吧。回答有错误或者遗漏，敬请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