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关于上海的冷知识？ 第1页

迄今整整118年前——1898年11月21日落成于外滩的伊尔蒂斯纪念碑（The Iltis monument）。原址位置大致为现黄浦公园近北京东路、外滩23号原德国商会现中国银行大楼斜对面。

该纪念碑为纪念1896年6月23日遭遇台风触礁沉没于山东荣成成山头海域的德国炮舰伊尔蒂斯号（SMS Iltis 1878，切勿与后续同名舰 SMS Iltis 1898混淆）及其71名遇难者（一说77名）而建。

纪念碑由德国商会和侨民连同怡和洋行出资，雕刻家 August Kraus 设计，以打捞上岸的 SMS Iltis 残存桅杆为主体，大理石底座上嵌上黄铜制的军旗与花环。底座正面为 SMS Iltis 的浮雕，并附有纪念铭文和遇难者姓名。

纪念碑揭幕仪式于1898年11月21日在上海举行。威廉二世的弟弟海因里希亲王（Prinz Albert Wilhelm Heinrich von Preußen）出席。

1900年，德军元帅瓦德西率军登陆上海后在纪念碑前献花。

纪念碑并没有矗立长久。1918年12月1日夜或12月2日凌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约20天后，作为德国在东亚的象征，它被愤怒的协约国国民——英国人、法国人，或许还有美国人——推倒了。此时德国在沪侨民要么离华，要么不敢出门。

SMS Iltis 与中国渊源颇深。该舰入役后派驻德国远东舰队，常驻胶州湾。1894年7月25日，清政府租用怡和洋行商船高升号向朝鲜牙山运送士兵与给养，在丰岛附近海域遭遇日浪速号拦截，日舰击沉高升号后除救起三名西方船员和两名清军官兵后再未搭救，并对落水官兵予以射杀，近900人遇难。附近的 SMS Iltis 与其他几艘舰只前去营救，近两百名落水者得以生还，其中多数为该舰搭救。事后清廷为 SMS Iltis 舰长 Baudissin 颁发宝星勋章。此类勋章为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勋章，且多为清廷向欧洲诸国珠宝商订制，可见清廷对 SMS Iltis 之举的重视。

（时髦值放现在也挺高）

另外高升号获救者中有清朝海军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物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这位比较厉害，游到岸边得救。近两个月后黄海海战中作为顾问与丁汝昌一同在定远号上指挥作战，在丁汝昌受伤后协同刘步蟾指挥，因其作战勇猛，战后获颁清廷二等一级双龙宝星勋章。

SMS Iltis 遇难者葬于现镆铘岛。海因里希亲王出席了遇难者的葬礼。

舰长 Grab von Braun 的墓地。

Grab von Braun 的照片。

遇难者墓地位于镆铘岛灯塔下。舰只遇难处位于灯塔西北方向，当天灯塔管理员曾目睹并记载下 SMS Iltis 最后的身影。事后仅寻得27位遇难者遗体，一并安葬在灯塔附近的墓地里。历经百年，墓园已不复存在，但部分墓碑仍残存在灯塔附近，铭文依稀可见。

德据时期曾将青岛地区的太平山、太平湾、太平角皆以 Iltis 命名，更以此命名驻青岛三大兵营之一（另两个是俾斯麦兵营和毛奇兵营）。现仍为军队驻地。

而出镜率颇高的海因里希亲王，德国殖民时期的青岛有以他命名的马路（今广西路）和豪华饭店。海因里希亲王饭店熬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内战和历次政治运动，却和德国同胞济南火车站一样，没躲过90年代初的城市拆迁大潮。饭店主体和音乐厅不复存在。

1898年，德国海军以 Iltis 命名新一级炮舰—— Iitis 级。

首舰 Iltis 号再度入役远东舰队，不过这次她的使命并不光彩，作为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增援远赴重洋。1914年9月28日，日德青岛要塞攻防战厮杀之际，眼看已负重伤且突围无望，SMS Iltis 二代携三艘姊妹舰自沉于港内。

话题扯回上海。

纪念碑被协约国侨民推倒后，被移至赫德路（今常德路）修复，国民政府与德国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后又迁至大西路、海格路德国侨民文化娱乐中心（今延安西路、华山路静安宾馆），1949年（一说1959年）被拆除，剩余部分据称收藏于上海历史博物馆，但我没有印象，也没有专门去确认过。

外滩原有的华尔（洋枪队那个）、赫德（海关实际掌控者）、巴夏礼、马加里的雕像以及欧战纪念碑都在日军占领后被拆毁或毁坏。

纪念碑对面原德国商会大楼一战后作为敌产被英法没收，后被中国银行上海分行1923年购得。因年久失修，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贝祖贻——即贝聿铭之父决定拆毁旧楼新建中国银行大楼。1936年施工，第二年接近完工前战争爆发，直到1946年中国银行才得以迁入使用。

图为原德国商会大楼（近处，一旁可见伊尔蒂斯纪念碑）

上海曾经有庞大的浦东同乡会，杜月笙为会长。会员认为上海是外地，应有同乡会所，因此在上海中心区建有8层大楼会馆，距离浦东3公里，可能是中国距离本乡最近的会馆。一直到21世纪初，我有个川沙的同学还声称自己上学为“来上海”。

我1998年入学的时候，连五角场人都偶尔说自己“去上海”，毕竟这里长期归宝山县。

复旦大学也曾经归宝山县管辖，传说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临死前握着市领导的手，要求重新划归市区（粮油待遇高），这才归入杨浦区。

同济大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极少数战利品之一。因为它是德国产业，因此在世界大战开战后，法国殖民地士兵占领学校。1917年中国参加世界大战，法国把学校交给中国，但土地和房产不给，转而开办中法工业学院。最后变成上海理工大学。

对了，“同济”实际上是德意志大学，校名是“德意志”（Deutsch）的上海话发音。

• 复旦中学和大学隔着整个市区，在交通大学身边，出门就是交通大学地铁站。
  
• 交通大学附中和交大分别在东北角和西南角，附中紧挨着同济-逸仙高架路（同济路即日军炸毁的同济大学第一本部校区）。
  
• 同济中学离复旦大学最近，只有1公里多。
  

——毅种循环

曾经带西安交大的几个学生参观上海交大，看完了都表示：“这么小气的地方果然不适合开大学”

一度中国的经济层次可以这么表述：上海、上海外围、农村。不信看数据：

现在上海依然是中国第一工业城：

首先，过去30年、60年、100年乃至150年，上海都是中国第一工业城市。2013年上海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769.64亿元。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的固定会址一直是上海。

上海地铁一号线有一部分是70年代修的。

1964年，在衡山公园附近，进行了地铁隧道和地铁站试验。该地铁试验工程代号为“60工程”，当时完全属于保密工程。该车站大小仅80米*20米*20米，规模是按照3米深、宽卡列车编组的停靠来建造的，施工工艺为深井法施工。连接到衡山路时，再挖了两根600米长的隧道，整个项目叫上海地下铁道扩大试验工程。由于该座车站和地下隧道规模较小，而且又太深，最终没有融入到1号线的建设中，但对于之后地铁建设奠定了基础。截至2014年，衡山公园地下仍保留着该设施。
70年代末，在漕溪公园的地底下，尝试了第二条试验隧道的掘进，投资4000多万人民币，上下行总长1290米。这段线路采用结构法修筑地下连续水泥墙的方形隧道，与此后采用盾构机掘进的圆形隧道有明显不同。这段线路作为上海轨道交通1号线的正式路线使用。

就是这段直线：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上海的次要街道往往是根据既有建筑和地形自由生长，主要街道要么是区域分割带（入华山路），要么是填埋河道形成马路（如肇嘉浜路），几乎没有直线。衡山路（法租界贝当路 ）曾号称上海唯一的直马路，在路的北端可以看到徐家汇的天主教堂。其实也不过2.4公里的直线。

全国有许多城市用中国地名当路名，但上海是贯彻最彻底的，很有“胸怀天下”的气势。而且上海尽可能地按照地理方位命名道路。只是上海城区拓展太快，所以很多西北城市不在城区的西北，东南城市也不在城区的东南了。

许多地名消失了，但上海继续作为路名。比如上面那张图的宛平路，在宛平县消失后继续存在。热河路和西康路也一样。法华镇路是少数上海残存的本土地名，这条路曾经在法租界和华界的边界上，但法华镇的命名是因为千年古庙法华寺，冥冥之中有定数啊。

“东方红”歌舞剧是上海搞出来的，后来升级版拿到北京，成了中国红色文化的代表。

有人回忆说，《东方红》的前生是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这不完全对。它创作的主要灵感来自于1964年由上海文艺界创排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

1964年5月，我还是上海舞蹈学校的一名教员。那一年，全国正在举办独舞和双人舞比赛。所有剧团的主要演员都在准备比赛，有民间舞蹈，也有芭蕾舞。能参加比赛的人毕竟是少数，由此导致不参加比赛的大批演员几乎没事做。

这时候，上海歌剧院国家一级舞蹈编导李仲林想了一个主意。他曾经与前苏联专家学过编导，也曾经去朝鲜看过大型歌舞表演，受此启发，他建议，不如上海也把所有演员组织到一起，排一个类似的大型歌舞节目。

经组织同意，节目开始编排。当时需要的人数比较多，除了专业演员，还动员了大学生与工人一起参与。演出地点选择在文化广场，文化广场的主要负责人是李仲林的老战友，他说：“你们要排戏，我给你们提供场地。”从当时的条件看，文化广场已经非常先进，但还是需要两边再增加台子，站合唱队队员。

期间有过一点小波折。有领导并不看好这个节目，把编导李仲林叫过去说：“你弄那么多人来表演节目，万一出了问题，将来你是要承担责任的。”好在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的许平非常支持演出。最终能动员那么多人，与许平的支持分不开。

1964年5月23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在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开幕式上首演。这是一部八场十六景的音乐舞蹈史诗，又称“大歌舞”，由3000多名专业和业余演员共同参与。首演反响极其热烈，后连演数场，场场爆满。

几个月后，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出访期间曾经谈到，1964年是建国15周年，许多外国友人会来访华，是不是能创作一台反映我党革命历史的文艺作品。恰巧，周总理途经上海，到文化广场观看了“大歌舞”演出。结束后，周总理说：“陈老总现在在昆明接待外宾，他过几天就来上海，我请他再来看这个节目。你们的舞台，先不要撤。”

7月，陈毅也到上海观看了“大歌舞”，第二天就邀请主创人员吃饭。到场的除了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孟波以外，另外几个人分别是贺绿汀、合唱指挥司徒汉、乐队指挥黄贻均、舞蹈编导李仲林。他们到了以后，陈毅还半开玩笑地说：“你们怎么才来了这么点人，我准备请二十来个呢。”接着他就解释，周总理想把“大歌舞”表演作为15周年国庆的献礼，让上海与北京合作。希望上海这边的创作团队做好准备，随时待命，前往北京。

不久，一个由许平带队的上海创作班组奔赴北京。大概有十几个人。舞蹈编导有4人，我、李仲林、李群、孔小石。上海排练“大歌舞”时，我也参加了编舞创作，编的正是“开国大典”那场，舞美有李也甘、王兴鲁等。其实上海去的是创作组，演员只带了一位，就是《大歌舞》　中的演唱者才旦卓玛。她后来在《东方红》里也唱歌，由此一炮而红。

到了北京后，我们住在西苑饭店。整个饭店都是参加节目编排的演员和领导。上海的团队受到很好的照顾。在首都，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成立了以周扬为组长的　《大歌舞》领导小组，调集各路精兵强将。除了北京的演员全部参加，还有来自广州军区、南京军区、兰州军区等部队文工团的演员。编导的队伍也扩大了，有20多个。

会议讨论后认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名字太长不容易记，于是改为《东方红》。

上海土地稀缺，但依然欢迎天马射电望远镜落户，除了支付一部分建造费用外，周围很大范围内基本放弃盖楼（保证望远镜指向地平线附近的时候，仰角在4度左右依然有效），这对一线城市来说可谓出了血本，有空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下面是我参观时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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