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欧洲沿着18世纪后期开明专制的道路走下去，会不会更好？ 第1页

看到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许多人对82年生的金智英^[1]的质疑：她老公都对她那么好了，家里经济状况也不错，男主外女主内分工合作不是挺好的吗？她还抑郁什么？

　　然后想到托克维尔曾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四、五章标题提出的两个经典之问：

1.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2.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

　　对于以上问题，我的看法是：专制制度下的当权者并不都是坏人，他们很多人的动机是好的，但“专制”这个大前提说明“开明”的程度是受当权者一时的状态决定的，所以“开明专制”没有长期“走下去”的可能性。以下结合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与法国历史，分6条详作说明。

（1）当下的君主开明不代表下一代仍然开明，也不代表整个集团中每个掌权者都会对下属开明。

　　体现在电影中就是，虽然男主对待妻子的态度尚可，但当女主离开二人的小家，依然会被父亲、婆婆、公司领导、路上的陌生男性打压、伤害。

　　历史上的事实则是，被认为是开明君主的腓特烈大帝的继任者确实转向了保守，而被认为是开明的路易十六之下的行政当局的状况是：

法国行政当局已经具有下述特点：资产阶级或贵族，所有想从它的外部左右公共事务的人，对于政府一律怀有强烈的仇恨。想不靠政府帮助便自行成立的最小的独立团体也使它畏惧；最小的自由结社，不论目标如何，均使政府不快；它只让那些由它一手组成并由它主持的社团存在。大工业公司也不大遂它的心愿；总之，它不愿让公民以任何方式干预对他们自身事务的考察；它宁愿贫乏，也不要竞争。（《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第七章，P103）

（2）君主当下开明不代表几年后仍然开明，因为任何影响人心情的事情都可能会影响君主的决策，使之保守化，比如亲密的人辞世，或是遭遇背叛，等等。比如被大众认为是千古圣君的李世民也会因为心情不好而想要乱杀人，圣君和暴君只有一念之隔。

　　可以想象，虽然影片中的孔刘（大贤）多数时候表现得很温柔，但当他在外面承受压力后，回家即使不对妻子大呼小叫，至少也不会拥有倾听的耐心，而且事实上，大贤本身与妻子交流就极少，所有的温柔都是高高在上的一厢情愿的施舍，他从未想过自己需要认真听妻子说话，也从未想过妻子本质上并没有生病，只是缺少倾听与情感支持而已。

　　到18世纪，逃离农村几成普遍现象……农村里几乎只剩下家道小康、无力脱身的贵族。他们与农民为邻，朝夕相处，……既然不再是农民的首领，他们也就不像昔日那样有心照顾、帮助和领导农民；另一方面，既然不像农民一样承担公共捐税，他们就不会对农民的凄楚抱有满腔同情，因为他们没有这种经历；也不会分担农民的苦衷，因为他们无切肤之痛。这些农民不再是他们的臣民，而他们也还未成为农民的同胞：这种现象是史无前例的。
　　这种情况导致了一种心灵上的不在地主制，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它比严格意义上的不在地主制更频繁、更有效。因此，仍在自己土地上居住的贵族常常抱有他不在乡间时他的管家的种种观点和感情；像管家一样，他认为佃农只不过是债务人，对这些人他百般勒索，凡是按法规或惯例属于他的东西都不放过，结果这些封建残余权利的勒索竟比封建时代还要苛刻。(P157-158)
　　长期居住在农民当中并和农民保持不断联系的唯一有教养的人，……就是本堂神甫；尽管伏尔泰有言在先，假如本堂神甫本人不是那样紧密地、明目张胆地同政治权力制度相联系，他本可以成为农村居民的主宰；政治权力制度固然给了本堂神甫许多特权，但是他也部分地激起了人民对这种制度所产生的仇恨。(P160)

（3）绝对公正只存在于理念或是神化中，作为凡人的君主必然会有爱憎，不被君主偏爱的群体中自然会积累不满情绪；

　　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公在法国当时的一个显著表现是首都对外省的大吸血：

　　没有一个美国公民会设想纽约人民能够决定美联邦的命运。而且，甚至在纽约州内也无人会设想纽约市的单独意志，就能独自指挥各种事务，尽管纽约今天的居民，与大革命爆发时巴黎的居民数量相等。
　　即使是巴黎，在宗教战争时期，同王国其他部分相比，它的人口同1789年的巴黎人口可以媲美。然而，它却不能决定任何事情。投石党运动时期，巴黎还只是法国最大的城市。到了1789年，巴黎已成为法国本身。
　　早自1740年起，孟德斯鸠就给他的一位朋友写信说：在法国，只有巴黎和遥远的外省，因为巴黎还没来得及将它们吞噬。1750年那位好幻想但时有定见的米拉波侯爵不指名地谈到巴黎，他说道：“首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头脑变得过大，身体就会中风而总崩溃。如果置外省于一种直接依附地位，将外省居民视同可以说是二等臣民，如果不给他们留有任何求取功名利禄的职业和途径，而将一切人才统统吸引至那个首都，假如这样的话，那么后果又将如何！”米拉波将这种情况称为一种暗中的革命，它从外省抽走了显贵、商人，以及所谓的才智之士。（《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第七章，P111-112）

(如果你此时有强烈的熟悉感……)

（4）个人或小群体的力量是有限的，专制意味着不管当权者拥有多么好的“初心”，其制定的许多政策细节在操作中都会出现要么结果与期待相反，要么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问题，这也可以作为上述（1）的解释：每出现一位看起来“开明”的君主，下一任都必须通过各种矫正型的紧缩政策来保证系统不崩溃。

　　这体现在电影中就是，如果孔刘不从精神病的角度去理解妻子，在妻子提出“出去工作”时不说出“你有精神病所以不能工作”那样的话，支持妻子勇敢地走出去，她的问题本身就可以大大缓解，同事的支持也可能会让她自己更有主动去寻求更专业的心理扶助以进一步提升自信水平的动力。

　　对于当时法国的状况则是，从人口与财富的数字上看，路易十六时代的法国的确越来越繁荣，但如果把视线转向大部分法国人时，就会发现他们的生活远远称不上是“繁荣”。

　　为了做到身在巴黎而能领导一切，洞悉一切，必须发明上千种审查手段。书面文件已经十分庞大，行政程序慢得惊人，我从未发现一个教区重建钟楼或修理本堂神甫住所的要求能在少于一年内获得批准，最通常需要两年或三年才能获准。
　　御前会议在一份判决（1773年3月29日）中承认：“行政手续无限期地拖延误事，只能不断激起最正当的怨言；然而手续又是绝对必需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第六章，P102）
　　20年来，政府变得更加活跃，发起过去连想都不曾想的各种事业，终于成为工业产品的最大消费者，成为王国内各项工程的最大承包人。与政府有金钱关系、对政府借款颇感兴趣、靠政府薪金维生、在政府市场投机的人数惊人地增长。
　　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里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1789年，国家欠债将近六亿里佛，那些债权人本身又是债务人，正像当时一位财政家所说，他们和同受政府财政管理不善之苦的一切人联合起来，将他们的怨恨一起向政府发泄。请注意，随着这种不满者人数的增多，他们更加激怒；因为投机的欲望，发财的热忱，对福利的爱好已和生意经自动传播增长，30年前对同样的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对此却忍无可忍了……
　　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四章，P212-213）

（5）人的有限性也意味着，无法“上达天听”的情绪或言论不会获得该有的重视，结果也就不会产生政策上的变化。这在金智英的故事中的体现就是，当所有人觉得“女人做饭是理所应当”、“衣服是洗衣机洗的所以女人没有资格报怨”时，女人对于当下过分承担的一切连大声抱怨的勇气都没有，但那些痛苦感受会弥散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弱势群体永远存在，“灭亡”没有可能，那么就只能以各种方式暴发。

　　影片中一个特别小的细节是备孕的那天早晨，男主自以为很软萌地对女主撒娇说“我好饿啊你给我做点儿吃的呗”，他想都没想过这话还有另一种表达：“我觉得好饿，老婆你是不是也饿了？想吃什么？我做了一起吃好不好？”双方都常用这样的方式讲话才是平等的人际关系正常的样子。

　　法国当时的状况则是，虽然财政制度有所改善，但仍然有着专制政府的毛病，也就是“没有能力负责”。政府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用各种方式收集国民的财富，创造了短时间内的繁荣。然而政府在煽动起了人们致富的欲望的同时，却没有能力满足这些欲望，“繁荣”只是极少数人的繁荣，而大部分人的怨恨却与日俱增。另外，国王也确实尝试过施仁政，比如废除不人道的劳役制和行会制，但没过多久就又恢复了，这很难说是真正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大革命前13年，国王试图废除劳役制，他在敕令的序言中说道：“除少数几个省（三级会议省）外，几乎所有王国的道路都是由我们臣民中最贫穷的那一部分无偿修建的。一切负担便全都落在那些除了双手一无所有并且与道路只有极其次要利害关系的人们头上；真正有切身利益的是所有者，差不多全部是特权者，他们的财富由于修路而增长。人们强迫穷人单独维修道路，迫使他们无偿提供时间和劳动，这样一来便剥夺了他们抵御贫苦饥饿的唯一手段，让他们为有钱人的利益劳动。”
　　与此同时，人们着手消除工业行会制度加给工人的种种痛苦，以国王名义宣布：“劳动权是一切财产中最神圣的财产；一切有损劳动权的法律均违背自然权利，均当被视为无效的法律；现存社会是古怪暴虐的制度，是利己、贪婪、强暴的产物。”类似的言论很危险。更危险的是这些话等于白说。几个月以后，行会和劳役制重新恢复。（《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五章，P214-215）

（6）“自由”是个不归路：“开明”意味着更多的人获得有限的自由，尝过“自己为自己的生命负责”的甜头的人很难不对生活的更多方面产生反思，结果就是对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越来越多的不满。比如说，如果不曾接触到“男女平等”与“8小时工作制”有关的只言片语，现今的我们可能不会意识到同工不同酬、996等现象是个问题，而当这问题一旦进入公众的讨论，便不可能靠压制的方式使之消除。

　　在影片结尾，金智英因为与咨询师有了一些交流，开始意识到“原来我是可以与男人争吵的”，所以破天荒地开始了第一次对陌生男性的指责，指责之后她感觉不错，可以想象，未来她会越来越主动地去争取自己的话语权，越来越少借用扮演成她人的样子表达不满，结果就是越来越接近“完全的精神自由”，越来越难接受任何形式的不公，结果自然会颠覆专制的土壤，就算这过程坎坷重重，但大趋势已经难以扭转。

　　法国当时的状况是，农民已经开始逐渐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他们相对同时期的法国人来说，所需要忍受的徭役罕见且温和，统治者开始越来越尊重自由与人的生命:

　　必须让法国人尝一点放纵的甜头，以慰藉他们所受的奴役，因此，政府允许极其自由地讨论有关宗教、哲学、道德乃至政治种种普遍的和抽象的理论。只要人们不恶意评论政府的芝麻小官，政府甘愿容忍他们攻击社会当时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则，或者甚至讨论上帝的问题。它以为那种事与它无关。(P103)

　　“极其自由地讨论”这个词组在我看起来都眼馋得紧。＊＊大概是从法国的历史经验中知晓了宪法第35条的可怕罢。这些当局认为是“与它无关”的事情，正是后来大革命的重要理论基础。

　　对穷苦人，税务部门极少施行强暴，蠲免捐税更频繁，赈济更多。国王增加所有基金，专门用于在农村创办慈善工场或救济贫民，他还经常设立新基金。我发现1779年在上基耶内一个财政区，国家用这种方式发放80000多里佛；1784年在图尔财政区发放40000里佛；1787年在诺曼底财政区发放48000里佛。路易十六不愿将政府的这个部门只交给大臣去管；他有时亲自负责。1776年，当御前会议判决确定，国王猎物在王室狩猎总管管区周围毁坏农田，应付农民赔款，并指出进行赔款的简便可靠的方法时，国王亲自撰写了各项理由。蒂尔戈对我们讲述了这位善良而不幸的君王把亲手写好的东西交给他，国王同时说道：“你看我也在我这方做工作。”假如人们按照旧制度存在末年的样子去描绘旧制度，那么绘出的将是一幅比真容更美但却不太像的肖像。（《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四章，P207）
　　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气缸制度更难以忍受。博马舍的短期监禁比路易十四时期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动。（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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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站在女性视角，路易十六时期（1754.8－1793.1），女性的生活状态是这个样子的：

1 女性不拥有选举权；

2 女性没有受教育权，因此极少有人有能力在公众场合与男性辩论；

3 未婚女性拥有空洞的公民权，但习俗又将之完全剥夺，不婚的女性要么终身受父权限制，要么在修道院了此残生，除了不服从与犯罪，她们不拥有任何事实上的自由；

4 已婚女性作为丈夫的附属存在，不拥有一切法定权利；

5 农村的女性“被当做仆人对待；她往往不和丈夫、儿子同桌吃饭，她比他们更艰辛地过着牛马般的生活，而且她的劳累还要加上母性负担”；^[2]

……

　　我相信，没有人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开明专制已经够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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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在启蒙与人性解放的潮流下，正确的观念绝不是法家的“民众都是畏威而不怀德的贱骨头，只有把人民剥夺到了温饱线的水平才能实现最稳定的局面，一旦放松管制他们就会造反”（正是这种思维导致了最终燎原的星星之火），而是拥抱新思潮，将民众真的看成是有理性的，共同寻求软着陆的可能性。

1. ^ (韩)赵南柱《82年生的金智英》
2. ^ (法)波伏娃《第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