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法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第1页

著名的全面介绍世纪末的法兰西政治、经济、社会等人文景观的历史书籍《美好时代》作者就法国人口问题进行了一番有趣的探讨。

世纪末的第三共和国在国力各方面对比中全面落后于德意志第二帝国，其中有一方面就是人口。相较于世纪初的法国，第三共和国时代的法国人口在美好年代的出生率低的离谱。要知道当时欧洲的平均出生率是百分之三十左右，法兰西的出生率则一路从24.8%跌到18.9%。这是远远低于欧洲平均水平的。一战前，德国的人口已经接近6600万，而法兰西仅为3900万，这种巨大的人口差距就是法兰西国家人口增长率过分低迷的证明。

有趣的是，这段时期的法国的人口增长部分要归功于外国的移民数量和生育率。在一战前夕，法国因结婚或者申请以及出生等原因接收的外国移民已经有200万之巨，约占法国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而这部分人主要来源以意大利和比利时，这些外来移民往往表现出了比本土人口更加旺盛的生育意志，本土居民生育率为22.4%，而外国移民则有24.2%。
事实上，面对这种低迷的人口增长问题，很多人会将其归咎于本国国民大量移民、年轻人结婚意愿降低等原因，然而法国人口增长的低迷现象和法国人的外出移民、结婚率以及死亡率都没什么关系。世纪末的法国居民对外移民的数量和意愿都不高，以至于使得曾经是国际交流语言的法语失去了其通用语言的地位。法国的结婚率则长期保持在15%，并未有明显波动，法国的死亡率则在欧洲处于中游水平，高于英国和北欧，但低于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法国低迷的人口增长率？

作者在书中通过列举近代或当代法国学者的观点，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释，归纳起来就是：

1.法国人缺乏足够的生养热情，进而在这方面投入过少。

2.人口转型期带来的影响。

3.法国特殊的生活观念和国家政策对生育的不利影响。

在说明这些观点之前，作者驳斥了一种较为流行的错误观点，即法国人口衰落是因为法兰西民族的种族基因的问题。以及法国人把注意力都放在了怎么享受生活，怎么思考人生而不是工作和造人。对这种观点，作者举出了法国人口增长分布不均的现象驳斥了这个观点。

法国的人口增长分布极为不均，在一些省份，如塞纳省，仅有四分之一的家庭愿意生育1个孩子，在一些省份，如罗泽尔省，则有大量家庭愿意养育6个孩子。这显然无法用法国人的基因不行来解释为什么有的法国人愿意生，有些法国人不愿意生。或许有人认为这种人口增长分布不均和世俗化和近代化有关，然而这也无法解释这个问题。因为在法国相对发达的北方省份生育率并不低，法国西南贫穷且信仰天主教的省份生育率却不高。

在一些法国学者看来，法国生育率的下跌主要原因并非是生理或者什么病理原因，它更接近于一个社会原因，即处于大量育龄中的法国人主动降低了生育意愿。法国学者杜蒙认为世纪末的法国存在一种这样的对立，那就是少数热爱生育的法国人和占多数的不愿生育的法国人。

不愿生育（或者说主动节育）的法国人缺乏足够的生养热情，缺乏投入资本生育的愿望，导致这一点的主要原因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社会出现了明显的经济上的不平等和相对于前代的政治平等。城市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生活压力和向上发展的空间同步增大，为了减免不必要的压力他们选择少生育，在城市为数可观点的市民看来多一个孩子无非就是多一个累赘而已。而在农村，农民的节育充满了对财产分配的考量。第三共和国的继承法由长子继承制修订为诸子均分，法国农村的地产基本由大量中小地产农民所有，这部分人占到了国家46%的人口，他们为保证财产的集中而选择节育。与此同时，没有任何生活压力以及拥有较高政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和有巨大生活压力但向上跃迁无望且没有任何地产的无产阶级没有明显的节育表现。

一些人口学家认为，世纪末的法兰西处于国家发展的人口转型期。即世纪末的法国正在从旧有的人口模式（高出生，高死亡）向新的人口增长模式（低出生，低死亡）转化。这个时期的特征是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和出生率的短时间快速增长和逐渐下降。一般而言导致一个国家进入人口转型期的原因，无非就是卫生条件的改善、教育水平的改变、居民收入的增高以及女性地位的改变。

毫无疑问，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美好时代的在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教育方面、女性权利的保障取得的进步，无疑是法国步入人口转型期的关键。其中法国在推进政教分离以及世俗教育的成功为这点作出了主要贡献。世纪末的法国致力于清除宗教在社会上的影响，一并挑战了天主教在生育方面的宽容态度，也鼓励公民在家庭之外寻找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家庭观念和生育观念变得不那么重要，法国社会的发展为实践世俗教育的进步与开放理念提供了土壤，这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法国相当部分家庭对多子生育的抵触。虽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民法典并未赋予女性公民以完整的公民权利，但是第一代女性律师和女性医生都是在美好时代出现的，侧面证明了法国女性地位的提高，这种提高无疑提升了女性在生育方面决定权的权重。

除此以外，部分法国学者将法国本地的生活方式和国家政策作为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法国人的消费观念时常受到节俭观念的影响。在越来越开放的法国社交活动的背景下，很多法国人为了维持必要的社交排场和支付社交活动的用度以支撑体面，最终换得社会地位的提高，主动削减了生育的支出。这种精打细算的生活方式促进了节育观念的兴起。法国的国家政策对育龄青年的生育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兵役制度。直到共和国的左翼共和派彻底击败反对派把握政府大权之前，共和国长期奉行军国主义的服役制度，大量征召尚处于育龄期的法国青年服役，这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法国人口的青黄不接。

　　知乎上一些喜欢借古讽今的网友，围绕这个问题制造出了许多神话，可惜这些神话并不可靠。

　　本回答希望在此做出一点回归历史的讨论。当然，这个问题本身十分复杂，本回答的解释也绝非唯一正解，只是希望给读者提供一些历史事实以及思路上的参考，欢迎各位的批评和探讨。

一、少子化提前：大革命的遗产

　　19-20世纪法国人口出生率的“过早”下降，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政治平等，也就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开放性。

　　注意，这里的流动既包括向上流动，也包括向下流动。

　　阶层滑落的风险鼓励少生，阶层上升的机会也鼓励少生，两端缺一不可。

　　法国大革命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打破了旧制度形形色色的特权和等级。在旧制度当中，贵族、教士、城市、行会、领主特权比比皆是，阶层与地域间有各种错综复杂、难以逾越的壁垒。人们的迁徙、职业、婚嫁、衣着都受等级制度制约。而大革命，就是一场把这些“封建遗产”涤荡干净的风暴。

　　当然，许多隐形的特权和壁垒依旧存在，社会贫富差距依旧巨大，但是在当时的人看来，“金钱上的不平等已经是最小的不平等了”。在《论美国的民主》当中，法国的大政论家托克维尔盛赞美国人的平等。然而众所周知，美国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当中，一直以贫富分化严重出名。难道托克维尔对此视若无睹吗？并非如此，只是因为对于成长在封建等级制度依旧森严的欧洲的托克维尔看来，社会地位只由钱来决定，这已经是史无前例的巨大解放了。

　　在等级制社会，赚到钱也很难获得社会地位，而且赚钱的前提往往就是社会地位本身。人们被封锁在自己所属的等级当中，很难爬升，但也不容易跌落。以现代社会的标准来看，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等级制不可理喻，因为它严重损害经济效率，但是等级制创造的稳定才是传统社会的核心诉求。此外，等级制还有利于人口增长，而人口数量比效率在古代经济当中更加重要。

　　关于这一点的具体解释，可以参见我之前的一篇回答，在此不赘述。

　　相对其经济发展程度类似，甚至更高的欧洲邻国，19世纪法国社会提早出现出生率下降的原因，就在于它的等级制瓦解更早，更彻底。

　　当然，解释到这里只能说论证了一半，接下来还需要解释社会流动的开放性具体是怎么发挥作用的。不过在此之前，本回答有必要对其它因素，或说网上流传的各种神话进行一轮分析。

二、其它因素，或曰各种神话的局限性

　　目前，关于法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解释在互联网上形成了四种模因，我把它们分别命名为宗教论，女权论，国家政策论，阶级压迫论。这四种说法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以古喻今的影子，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脱离历史。为了甄别哪些是事实，哪些是夸大，以及铺垫说明接下来将要具体阐述的阶层流动问题，在此本回答先盘点一遍以上的四种论述。

　　其一是宗教论，其核心论点在于，法兰西共和国的高度世俗化打破了传统天主教对生育的推崇，也传播了个人自由的观念，因而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这个论点的解释力确实不错，也符合马尔萨斯理论的一般观点，但是从历史事实来看，它不是决定性因素。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城市化和世俗化程度解释不了许多地区差异。例如在上诺曼底、普瓦图、阿基坦等天主教农村地区，生育率也不是很高；而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北方省，生育率就一直坚挺。当然，在塞纳省、罗讷省、科西嘉、布列塔尼等最富或者最穷的省份，马尔萨斯理论看起来还是适用的。但是地域上的各种“反常”可以说明，超越地域来看具体人群的决策可能更加重要。在这些决策当中，宗教是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无法超越社会经济条件本身。关于宗教对生育率影响的解读，网上已有很多，在此不再展开。

　　其二是女权论，其核心论点在于，法国的女权运动起步早，发展快，降低了女性的生育意愿，进而导致社会生育率下降。

　　这个论点基本上是以今推古的结果，女性主义对1930年前的法国社会并没有什么显著影响。在法国大革命当中，即使是最激进的雅各宾派，也对女性解放了无兴趣。拿破仑《民法典》明确规定了女性的从属地位。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法国思想家们，例如孔德和蒲鲁东，都相信男女天然不平等。法国的女性主义运动发端于19世纪末，时间和其它国家差不多。在1945年前，女性普遍比男性更保守，是支持法国天主教会的中坚力量之一。相对于其它西欧国家，法国在女性投票权、堕胎权方面的放松也是最迟滞的。

　　关于这一点，可以详见我之前的另一篇回答。

　　其三是国家政策论，其核心论点在于，路易十五之后的统治者长期奉行马尔萨斯主义，故意限制法国人的生育，鼓励避孕行为，进而导致社会生育率下降。

　　这个说法比女权论的高明之处在于有一定事实依据，但并不充分。特别是夸大了政府的作用，还忽略了反对意见的影响力。诚然，19世纪初法国的政治经济学大师让-巴斯蒂特.萨伊曾经说过，“我们要提倡的不是多生孩子，而是增加储蓄。”他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的马尔萨斯主义者。在统治集团当中，他们也有影响力。但是当时的法国并没有公然推行避孕，也没有干涉人们的生育决策。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在经济上都是奉行“自由放任”的政府，而第三共和国在1900年后走向了鼓励生育（打击避孕，严禁堕胎，最有成果的政策是对无子少子的家庭加税），但是效果依然甚微。很明显，节制生育是法国国民的自主选择，而非政府强加或者引导的产物。

　　其四是阶级压迫论。其核心论点在于，法国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打击了工人的生育欲望，导致社会生育率下降。

　　说实话我很喜欢这个说法，它确实戳中了当下社会的某些痛点，可惜它并不可靠。19世纪中叶的法国工人确实生活在雨果的《悲惨世界》当中，但是他们的状况并不比同时期的英国和德国工人更惨。而且，由于法国的工业化进程十分缓慢，工人在人口中的占比相对较低，另外事实上，无产阶级是19世纪法国社会生育率最高的阶层之一。

三、谁在生孩子，为什么要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社会大约有4000万人口，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层：

　　其一，是大资产阶级。他们当中既有波旁时代和第二帝国时期留下的贵族，也有各种新兴的银行家和企业家。他们就是1930年代人民阵线所批判的“三百家族”。他们在人口中的占比很小，却是国家权力的主导者。

　　其二，是中产阶级。他们的职业包括工匠，职员，商人，律师，还有非常重要的公务员群体。这个阶层大概有300万人，他们普遍受过中学教育，过着相对大多数人更加体面的生活。大革命以来的法国是公务员考试大国，许多人通过成为教师、医生或者政府雇员改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

　　其三，是农民阶级。庞大的农民群体占到第三共和国国民的40%，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是中农和小农。在《法国农村史》当中，作者马克.布洛赫指出，中小地产的普遍存在是法国农业自中世纪以来的特性。拿破仑《民法典》规定的均分制更是巩固了这一点。

　　其四，是无产阶级。他们包括农村雇工和城市工人，他们没有土地也没有资本，生活工作条件往往非常恶劣，缺乏社会保障，而且地位上升的渠道也不多。20世纪初，工人阶级开始进行各种大规模的抗争，为自身争取权利。

　　其中，倾向多子家庭的是一和四，倾向少子家庭的是二和三。

　　“最迷信的农民拒绝生育，最解放的工人拥抱生育。”这样的现象足以说明，宗教是解释生育率的补充因素，而非主导因素。请切莫低估20世纪初法国农村的落后状况，一位出身前殖民地官员的人类学家在描写西非农村时曾不失严谨地说道，“这些地方的物质条件和风俗同我国许多农村相差无几......”

　　对于农民阶层和中产阶层来说，压制他们生育意愿的最大因素就是对阶层滑落的恐惧，还有对阶层上升的渴望，社会流动性从两面挤压，鼓励他们少生优生。义务教育、公务员考试、军队给了这两个阶层上升空间，而生活压力还有分配土地的限制让他们不得不警惕阶层下降。而大资产阶级还有工人阶级，在阶层流动的两端都没有什么压力，能够更轻松地选择多生，因为多子家庭对他们来说有益无害。

　　在同时期的俄国，军官依然不把士兵当人，正是这些“灰色牲口”出身的农奴阶层带来了俄国的人口爆炸。同时期的德国依然保持着形形色色的封建结构，军官和士兵的不平等最终引爆了1918年的基尔水兵叛乱，而赤贫的工人则是德国的生育主力。这两个国家挤压出了大量人口，迫于生计的移民纷纷前往美洲。而法国不仅很少对外移民，还吸收了许多来自东欧的移民，这也是对法国社会阶层流动性的一个印证——法国就是欧洲内部的美洲。

　　1899年，流亡英国的爱弥尔.左拉完成了自己的小说作品《多产》。这位在德雷福斯事件当中勇于发声的作家是当时法国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多产》表达了他对于生育问题的看法：他支持多生，指责少生或者不生是自私的行为。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间，许多知识分子都发表过类似的看法：少生孩子是抠门，或是追求奢侈。

　　在《多产》一文当中，主角弗洛蒙是一位工人，生了许多孩子，年轻时虽然贫苦，但晚年终获幸福。而他曾服务过的两位雇主，甘瑟和波西那，分别是地产主和工厂主，都因为自私和贪婪选择少生，最终走向了悲惨的晚年......

　　左拉的小说其实已经写清楚了一切，但他本人却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育率提前降低，恰恰是法国大革命成功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