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和土耳其是世仇吗？为什么？ 第1页

谈不上是什么深仇大恨，说起来很多人对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矛盾太过夸张了。他们在用民族国家概念出现之前的历史来强行套入现代社会，因此他们把600年前拜占庭与奥斯曼之间的仇啊怨的，都变成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民族矛盾，这实际上是很荒谬的。

如果一定要追究历史，那么土耳其不只与希腊，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这一批东欧国家都有血海深仇。但是这些矛盾很多是在民族主义还没有发端之前出现的。比如1389年科索沃战争后奥斯曼帝国开始逐渐占领塞尔维亚，但那个时候塞尔维亚还没有明确的民族观念。今天巴尔干地区的波斯尼亚族，就是穆斯林化的塞尔维亚人或克罗地亚人，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中，他们与塞尔维亚之间爆发了种族仇杀，却把土耳其视为其“精神家园”，到现在土耳其和波黑之间的关系都特别友好。说这些波斯尼亚人数典忘祖也好，在现代民族主义建构之后，这些具有塞尔维亚血缘，说着塞尔维亚语方言（波斯尼亚语、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这三种语言基本上可以互通）的波斯尼亚人，偏偏最喜欢自己过去的压迫者和殖民者，最憎恶自己曾经的手足同胞，民族主义的吊诡之处就在这里。

土耳其和希腊之间是有龃龉的。矛盾有三个点------爱琴海岛屿的领土纠纷，两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对立，最后（而且不那么重要的）才是历史上侵略与被侵略的恩恩怨怨。这一段恩怨史，从希腊民族觉醒和独立战争开始，到土耳其独立战争结束，《洛桑条约》签订为止，持续大约100年。非要追溯到拜占庭和奥斯曼之间的历史就很无聊了，就好像假设意大利和法国之间出了点矛盾，就有人说这要追溯到凯撒征服高卢一样，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不说历史，两国现在还在对爱琴海上的岛屿有领土争端。土耳其政府想要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时候，就会派两艘船到爱琴海上搞个巡逻什么的，然后希腊政府必然会在国际舞台上发表正式抗议谴责，土耳其这边立马就炸了……如此循环。希腊和土耳其岛屿争端和一战的结果也有联系。一战中土耳其是战败国，希腊是战胜国，巴黎和会中希腊的天才政治家、外交家韦尼泽洛斯（Venizelos）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加上英法两国政界高层对希腊的普遍同情），说服了与会的大部分代表，为希腊赢得了非常有利的条约，也就是《色佛尔条约》，该条约将西色雷斯地区，安纳托利亚半岛西部（主要是伊兹密尔）还有爱琴海上几乎所有岛屿划给了希腊。然而我们都知道在随后爆发的土耳其独立战争中，伟大的（这里必须要强调一下）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将入侵？的希腊军队彻底赶出了安纳托利亚地区，希腊在战争中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很长时间无法恢复，甚至是再也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稳定、服众的政府，不过这个时候之前被逼下台的韦尼泽洛斯（也有人把他成为现代希腊之父）再度出山，与土耳其政府展开斡旋，并再度展示他惊人的外交天才，保住了希腊的利益。在1922年的《洛桑条约》中，希腊和土耳其都获得了满意的结果，但是依旧规定，除了土耳其海岸边20公里以内的岛屿，其余所有爱琴海上的岛屿都归给希腊。当时土耳其刚刚打完一场世界大战和一场生死存亡的独立战争，百废待兴，对这样的结果也没什么不满。毕竟就在几年前，土耳其连本土都被英国、法国、希腊三国瓜分，现在好不容易趁着英法等大国厌战情绪发酵，把领土一点点地挣回来，不必为了几个海岛大动干戈。但土耳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渐渐成为中东地区举足轻重的一个大国，便开始怀念起过去奥斯曼帝国的辉煌，随着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发展与“新奥斯曼主义”的崛起，土耳其对过去失去的领土产生了某种执念，希腊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个蕞尔小国，又是过去的帝国领土，土耳其对希腊控制着离土耳其本土这么近的海岛这件事越发不满，越发失去耐心，两国在七八十年代关系最僵的时候甚至到了要诉诸武力的地步，好在两国最后都保持了克制，海岛附近并没有重要的资源，能带来的经济利益确实不大。现在这个领土争端除了偶尔引发两国在国际舞台上偶尔爆发的“口头交锋”以外，并不会真正影响两国的关系。

关于塞浦路斯岛的问题就说来话长了。1560年奥斯曼帝国从威尼斯手中夺来了塞浦路斯，从此便开始了对塞浦路斯漫长的殖民过程，即使在帝国衰落，被奥地利、沙俄、英、法轮番吊打的时候，奥斯曼帝国依然对塞浦路斯岛进行着稳定的统治。当然，塞浦路斯的主体居民，从古希腊，也就是公元前几百年的时候开始，就一直是希腊人，奥斯曼帝国在统治过程中也将一些土耳其移民迁往塞浦路斯，这些土耳其人在塞浦路斯开始了农业定居的生活。到20世纪，土耳其人大约占塞浦路斯岛总人口的20%。到了近代以后，塞浦路斯岛上的希腊人由于主要从事商业贸易，逐渐走向开放，开始学习并接受西方的思想，在社会中也处于上层的地位。土耳其人由于宗教以及更多从事农业的原因，相对而言，要更为保守。在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之后，土耳其被迫向俄罗斯割让了大片土地，包括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卡尔斯与阿尔达汉。而巴尔干地区长期以来被奥斯曼帝国被压迫民族也趁机谋求民族独立。俄土战争以后，保加利亚宣布独立建国，获得了俄罗斯的大力支持。然而，俄罗斯在东方的一家独大一直以来是西欧各国的心头大患。俄罗斯已经在库楚克.卡纳加条约（Küçük Kaynarca）中获得了对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基督徒的保护权，这就为俄国时不时地向奥斯曼帝国发动战争、攫取领土给予了口实。英法曾经迫使俄罗斯保证“巴尔干地区不会出现一个斯拉夫大国”，以避免俄罗斯在东欧进一步坐大，保加利亚的独立成为一个导火索，西欧各国再也无法忍受俄罗斯进一步扩张版图，于是迫使俄罗斯接受德国进行居中妥协，对战后的圣史蒂凡诺条约（San Stefano）进行修正，重新订立了《柏林条约》，剥夺了俄国在战争中获得的部分领土，并将塞浦路斯岛划给了英国进行统治。这也为未来塞浦路斯的动乱埋下了伏笔。希腊人是比较欢迎英国的统治的，毕竟比起一个落后、保守且日渐残暴的奥斯曼帝国，英国的统治显然显得更加合理。而且长期以来奥斯曼帝国对希腊人施加的压迫也激起了他们对土耳其人的仇恨，任何对土耳其人不利的条约他们自然都热烈欢迎。当时不少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塞浦路斯岛希腊人也接受了民族主义思想的鼓舞，他们看到了希腊独立战争取得的辉煌胜利，看到了希腊民族独立建国的美好愿景，并且深信西方国家会帮助他们实现这一梦想，毕竟在希腊独立战争中，是英法的帮助才最终使希腊人击败残暴的土耳其侵略者，没有理由指明在塞浦路斯同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英国在塞浦路斯的统治基本上应该说是稳定的。他们的统治顺利地持续到了二战以后。但是在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足以改变塞浦路斯岛的未来。

这里先绕开塞浦路斯岛，谈一谈希腊与土耳其在在20世纪初的恩怨。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错误站队，最终遭到了惨败。阿拉伯大起义以后奥斯曼在阿拉伯地区的领土彻底丢失，一战结束时，英法军队进驻伊斯坦布尔，法国的将军坐在了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皇位上，不知道这样的场景有没有让帝国的希腊臣民产生一种报复性的快感，毕竟400多年前，那时的侵略者土耳其人也是这样攻占了他们心爱的城市，烧杀抢掠，破坏他们美丽的都城君士坦丁堡的。此时，土耳其人终于获得了他们应得的报应，更好的消息是，战后的《色福尔条约》将安纳托利亚西部交给希腊人统治，希腊人就要收复他们丢失已久的古城，从古希腊延续至今的以弗所、伊兹密尔……或许还能收复他们的故都君士坦丁堡，希腊人就要重建拜占庭帝国的辉煌，实现他们的伟大理想“Megali Idea”，希腊人的复兴。那将是多么美好的图景！无论如何，他们这种美好的愿望很快就破灭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奥斯曼帝国虽然衰落腐朽，但是土耳其人毕竟已经在帝国末期的改革中培养出了坚定的民族主义信念，并且他们有久经沙场，接受过西方各国将领专业训练的现代化军队。才独立不到一百年的希腊毕竟还太年轻，也太弱小了，西方列强并不是真的希望帮助他们收复领土，对于希腊人的诉求只是表面上虚与委蛇。当如火如荼的土耳其独立战争打响时，希腊军队发现他们势单力孤，远远比不过凯末尔率领的意志坚定、士气高昂的土耳其士兵，在经历多次惨败（尤其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萨卡利亚战役）之后，希腊军队最终投降，最后一支军队从海上撤离了安纳托利亚半岛，离开了他们祖先曾经居住的土地，将一切留给了土耳其人。土耳其军队趾高气扬地开进了伊兹密尔，这是土耳其独立战争中的标志性事件，土耳其人赢得了战争，解放了国土。但对希腊人来说，这不过是一系列灾难的开始，伊兹密尔的沦陷，被希腊人称为“伊兹密尔的大火”，在他们身后燃起的不详的火焰，预示着战败与动荡不安，无数希腊平民在战争中丧生，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希腊居民或遭到屠杀，或被迫背井离乡，再后来的人口交换中涌入希腊境内，抛弃他们祖祖辈辈居住了上千年的故土，希腊人2000多年来未曾抛弃的土地---即使是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也未能改变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眷恋，就这样被永远地抛在了身后，土耳其人烧毁了他们的村庄，破坏了古希腊的文明遗迹，只留下一点点历史残留的痕迹，提醒着人们这里过去也曾有过一个伟大、辉煌的文明。

@赤坂凌太郎的答案写的很好。另外加一点补充。

说起希腊独立运动中的民族仇杀。有答案关注摩里亚的穆斯林，那么这场仇杀是怎么挑起的呢？直接原因是1821年君士坦丁堡发生了针对希腊人的大屠杀，随后扩散到周边。苏丹还把无辜的普世牧首额我略五世给处决了。许多死难者都是商人，教士和官员等对奥斯曼忠心的中产阶层。普世牧首又是绝罚了起义的希腊人，又向苏丹重申了服从，两次表忠心，得到本应是效忠皇上的快乐，但是为什么会被这样吊死呢？至于阿尔巴尼亚人几十年前还在米斯特拉斯大肆烧杀抢掠，被清算了也不奇怪。奥斯曼既然在希俄斯屠杀婴儿，在首都冤杀希腊人的象征普世牧首出气，就别指望希腊人不复仇了。

"包含希腊和土耳其的大希腊"这种提法根本就是在发明历史。伟大理想的概念是很明确的，自提出伊始就只包括希腊人优势的地区，即含北伊庇鲁斯和色雷斯的希腊本部，小亚细亚海岸线，以及士麦那的内陆地区。按韦尼泽洛斯的安排，意大利愿意移交除罗德岛以外的十二群岛，英国人在保留军事存在的情况下支持塞浦路斯回归，本都会交给一个友善的亚美尼亚。除了卡帕多西亚和本都，上述这些地区基本包括所有东正教希腊人的聚居区。这就是所谓大希腊的内涵。

即便希腊最贪婪的领土索求也仅包括更多的沿海地区和本都。没有希腊政治家对安纳托利亚内陆感兴趣。即便真有人精神错乱，这个想法也没有一丁点的可行性，完全枉顾当时的国际政治常识。希腊的外交在和会上已经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但其所有领土索求都必须由列强协调和首肯，直到1919年夏天，由于美国的反对，希腊还差点吃不下西色雷斯。希腊曾经和意大利达成关于北伊庇鲁斯的协议，但是由于法国的强烈反对而作废。试想希腊连一小点的阿尔巴尼亚南部地区都吃不下来，合并安纳托利亚简直活在梦里。

然而无论希腊的领土范围如何确定，希腊从来没有和土耳其人一起玩的想法。韦尼泽洛斯早在1914年就有和土耳其和平交换人口的构想，理想的情况是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对去留自愿用脚投票。人口交换这个构想还是希腊人在《色佛尔条约》第143条里提出的。只是当希腊战败时，这个人口交换既不和平也不自愿。

大希腊的根本问题是没有腹地和纵深。韦尼泽洛斯倒是说：“希腊人三千年来都是处于这种情况下，并有能力克服困境，”但希腊在这方面过于自大。尽管劳合·乔治狂热地支持希腊，但英军参谋部相信土耳其的复仇主义会导致地区持续的不稳定。希腊可能最终被迫收缩为合乎地缘的范围内，比如放弃小亚细亚，但如果不是国王作大死，保住色雷斯是没有悬念的事。

至于亚历山大国王只是韦尼泽洛斯的傀儡，他一生之中影响最重大的事情就是被猴子咬死，事实上如果他哥愿意继位问题也不严重。亚历山大本人真敢搞出白马入城的幺蛾子，第二天就会跟他爹一样被协约国掀翻。就算土耳其人研究决定请他当苏丹，希土矛盾是难以调和的。即便可以调和，希腊在面对列强时也会毫不犹豫地卖掉土耳其。当法国和意大利索求势力范围，英国要求库尔德斯坦独立和摩苏尔，亚美尼亚人要求世居土地，希腊全国人民要求把圣索菲亚恢复成教堂，土耳其人还觉得吼不吼呀？

奥斯曼军队里有基督徒并不奇怪，就和能从帝俄军队里找出波兰人来说明沙皇恩情比天高一样。1914年的时候克罗地亚人等少数民族臣民向着哈布斯堡家并不令人诧异，不过1918时还向着奥匈的只能说既没良心又无脑。同理在加里波利战役，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会为了奥斯曼而战是事实，毕竟几个月之后三帕夏才开始着手灭绝他们的同胞嘛。如果那些士兵没有阵亡，大概会被甄别出来然后赶到叙利亚的沙漠里。1914年前，奥斯曼民族矛盾没有激化也许值得一辩（事实上巴尔干战争之后奥斯曼民族关系已经很僵了），1919年时，搞死50万希腊人之后再说民族矛盾没有激化就是自欺欺人了。到了1922年，再对土耳其人抱有幻想的希腊人有大概率在士麦那被烧成焦尸。

希腊在希土战争中确实犯下了很严重的战争罪行。除了造成4000多人死亡的梅内门屠杀之外，摧毁土耳其城镇的高潮出现在1921年下半年希腊撤回士麦那的途中，目的是通过焦土战术阻挡土军。希军在撤退的过程中彻底焚毁了许多村镇，在费拉德菲亚，火灾造成3000多平民的死亡。跟几年前德国在比利时，奥匈在塞尔维亚的行为一样，都是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的战争犯罪。不过希腊的战争罪行和奥斯曼开创性的种族灭绝没法比，事实上其他列强的帝国主义行径和奥斯曼的种族灭绝也没法比。把希腊的战争犯罪和奥斯曼的种族灭绝相提并论，就像各打波兰和纳粹五十大板。

奥斯曼种族灭绝了近10%的希腊裔人口，在道义上过于低劣，不能让人产生同理心。即便基于对西方的警惕，没有必要自我代入奥斯曼和拥抱元首。替别人感恩皇国这种事情，终究还是挺奇怪的。

爱琴海，几乎等同于古希腊文明；尽管现代希腊并不拥有爱琴海的彼岸--那里现在属于土耳其，但她任然拥有整个爱琴海，包括与土耳其海岸咫尺之遥的众多海岛，宣告着她就是那个伟大文明的正宗。现代希腊和土耳其几乎100年来的冲突，基本就为这些海岛。究其根源，要回到古希腊-罗马文明史上最黑暗的年份--1453年。

那一年，古希腊-罗马文明仅残存在以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为核心，包括部分东色雷斯、希腊和安纳托利亚的狭小领土上。这个伟大的文明回到了她最初崛起前的样子--一个城邦国家，5万人口，5000希腊联军，和2000意大利雇佣军。奥斯曼帝国雄主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 the Conqueror)，帅十万大军，水陆并进围攻君士坦丁堡。没落的帝国，依然流淌着先祖的血液，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英勇抵抗，守军苦苦坚持。罗马（拜占庭）皇帝和东正教牧首向西欧求援，等来的却是“叛徒”乌尔班和他的大炮。乌尔班大炮精确的每三小时发射一次，地动山摇，如同敲响的丧钟。5月29日，城墙坍塌，正是被第四次十字军打破的那一段。巷战中，罗马皇帝阵亡，“新罗马城”陷落于异族。“征服者”没有纵军劫掠屠城，他不想要一座残破的城市；也没有将东正教徒赶尽杀绝，他还需要希腊人的知识文明。但从此，希腊人，在自己的故土上，成为二等臣民。曾经高傲的希腊人，一直没有放弃恢复罗马（拜占庭）帝国光荣的梦想。

题外话1，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后，两部分都以罗马自居，东罗马、拜占庭等等都是后人的叫法。

题外话2，西罗马人主要讲拉丁语，拜占庭人主要讲希腊语。

三个半世纪之后，奥斯曼帝国，日暮西山。腐朽落后的国家机器，对外无力抵御欧洲外敌，对内难以压制民族问题。帝国境内民族起义此起彼伏，希腊人也蠢蠢欲动。19世纪初，希腊人在海外建立“友谊社”，旨在带领东正教众，重现光荣的罗马（拜占庭）。1820年，友谊社在帝国境内多处起义，但大部分很快被奥斯曼镇压，只有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取得意外成功。1821年3月25日，伯罗奔尼撒宣布独立。随后友谊社竟然陷入内战，到1825年，奥斯曼平复了半岛大部。此时，西欧民众掀起“拯救文明之母”的行动，积极支援希腊独立，其中就包括英国著名诗人拜伦(Baron G.G.Byron, Lord Bayron)。出于削弱奥斯曼帝国的目的，英、法、俄达成一致，出兵支持希腊独立。1827年10月，英法俄联合舰队在艾奥尼海港Navarino大败奥斯曼舰队；次年4月，俄罗斯发起第八次俄土战争，在巴尔干和高加索大败奥斯曼；同年，法国出兵伯罗奔尼撒。1830年，希腊事实上获得独立。

赢得独立的希腊试图建立法式的共和国，但首任元首很快被地方派系刺杀，国家又陷入混乱。1832年的伦敦和会，英法俄指定有拜占庭血统的巴伐利亚王子为希腊国王，是为奥托一世(Otto of Greece, King of Greece)；奥斯曼被迫接受。奥托一世带来了德式的君主制套餐--中央集权、兴办教育、民族主义，国力军力猛增，进而提出复辟拜占庭的“伟大理想”。这并不是列强的本意--削弱奥斯曼不是为了一个强大的希腊，随即支持立宪派发难。1843年，宪法革命胜利，希腊转成了英式的君主制，有了民主宪政的影子。1854年，奥托一世进攻奥斯曼兵败，随后因政变退位。“伟大理想”受到重大挫折，但是民族主义在古老的土地上发芽，一个的新希腊诞生了。

题外话1，拜伦最终病死于希腊。

题外话2，当时的德意志尚未统一，有无数的诸侯国，很多非储君的王子被选为外国国王。

奥托一世退位后，希腊人公投希望英国阿尔弗雷德亲王来做国王，然而这违反了英法俄间的协议。于是另一位拥有拜占庭血统的德意志王子--威廉被于1863年被选为希腊国王，是为乔治一世(George I of Greece, King of the Hellenes)。英国将爱奥尼亚群岛移交给希腊，作为乔治一世的登基礼物。乔治一世对内改两院议会制为一院议，改多党竞选为两党轮庄；对外继续推行民族主义，积极恢复古希腊疆域。世纪之交，民族运动浪潮在巴尔干愈演愈烈。1912年，希腊联合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门的内哥罗（黑山），趁奥斯曼与意大利开战之机，发起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果奥斯曼帝国几乎丢掉了整个巴尔干。希腊收复了北部奥林匹亚山和马其顿--古希腊最光荣的象征，“伟大理想”似乎就要实现了。然而在这里，还有大保加利亚、大塞尔维亚、大阿尔巴尼亚，等民族主义的“伟大理想”；还有老牌列强英、法、俄，和新兴列强德、意，以及旧帝国奥匈、奥斯曼，等纠缠在一起的利益。乔治一世以光复者的身份来到Thessaloniki，迎接他的是一场刺杀；最终乔治一世身披希腊、丹麦两国国旗归葬雅典，伴随着一个黄金时代的结束。随后，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这次，无关民族解放。

题外话1，乔治一世的头衔不是“希腊国王”，而是“希腊人国王”。

题外话2，乔治一世的父亲，克里斯蒂安九世(Christian IX)，于其登基同年，加冕为丹麦国王(King of Denmark)。

题外话3，在乔治一世治下，第一届奥运会于1896年召开。

乔治一世的儿子，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 of Greece)即位。这位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表现耀眼的新国王被希腊人称为君士坦丁十二世，意为光复君士坦丁堡，继续拜占庭正统。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希腊和塞尔维亚瓜分了马其顿大部和爱琴海，而主力保加利亚却收获很少。保求重新瓜分马其顿，希、塞断然拒绝。希望染指巴尔干的奥匈帝国支持保加利亚，为了打击英、法的德意志支持奥斯曼，为了阻止拜占庭复辟的沙俄要限制希腊，为了保住地中海利益的英、法支持希腊；一片乱局下，希、赛联军取得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胜利，保加利亚被迫吐出了色雷斯和科索沃。德、奥眼见在巴尔干日渐式微，决定亲自上阵，发动了第三次巴尔干战争，进而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亲英法的希腊首相力主加入协约国(Entente Powers)一方，而祖籍德意志的国王想保持中立。君臣间发生了激烈冲突，最终君士坦丁一世于1917年被迫退位，让位于次子--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Greece)；长子乔治(George)曾在德军中服役。年轻亚历山大在首相授意下，宣布希腊对同盟国(Central Powers)开战。随着战事日渐向协约国倾斜，希腊占领了克里特、色雷斯和爱琴海上的众多岛屿。不过在达达尼尔海峡，奥斯曼军官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在德国军官协助下，成功挫败了协约国针对君士坦丁堡的行动--这次行动的策划人是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到一战结束为止，任然控制着君士坦丁堡。但是然并卵，腐朽的奥斯曼帝国在巴黎和会上签订了屈辱的《色佛尔条约》，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成为了协约国占领区。1918年，希腊军队以胜利者的身份重回了新罗马城，一个长达四个半世纪的梦想，似乎实现了。

题外话1，希腊历代国王都亲上过战场，真刀真枪。

题外话2，君士坦丁一世的长子日后还是登上大统，是为乔治二世(George II of Greece)。

根据一战前的秘密协议，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本归属沙俄；但此时沙俄变成了苏俄，友谊翻了船，协约国转而倾向于将君士坦丁堡转交给希腊。被伟大理想冲昏头的希腊仍不满足，继续出兵占领了士麦那(Smyrna)，并且打算占领整个安纳托利亚(Anatolia)，引发了希土战争。但就在此时，亚历山大竟然被猴子袭击，于1920年10月去世。他的父亲君士坦丁一世复位。君士坦丁一世命令希腊军队继续深入安纳托利亚，进攻奥斯曼新都--安卡拉(Ankara)。危亡时刻，凯末尔再次力挽狂澜，于Sakarya击败希腊军队。这一次，支持凯末尔的是苏联--没能得到君士坦丁堡，但是苏联得到了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以及--斯大林(Stalin)。无力再战的协约国不再支持希腊占领安纳托利亚，要求签订新的和约，保住士麦那和君士坦丁堡。但凯末尔的要求是协约国撤出安纳托利亚和君士坦丁堡。一言不合，继续开打。结果希腊再败，二十万大军尽殁，士麦那被屠城，君士坦丁一世二次退位；而凯末尔奠定了自己国父的地位，于1922年11月废除了奥斯曼末代苏丹穆罕默德六世(Mehmed VI)，建立了开明世俗的现代土耳其。1923年，土耳其以胜利者身份签订了有利的《洛桑条约》，明确了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归属。至此，关于爱琴海的恩恩怨怨暂时告一段落，希腊关于恢复拜占庭的伟大理想破灭了，但是土耳其也只能望爱琴海诸岛而兴叹。

题外话1，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

题外话2，希腊领海的11段线比起中国的9段线还要霸气。

题外话3，从君士坦丁十一世到君士坦丁一世，从穆罕默德二世到默罕默德六世，历史，常常就像是在开玩笑。

我觉得这个问题下的所有回答都过分沉迷于族群叙事与“宽容-迫害”叙事了，我这篇回答将指出各种传统叙事的问题，并着重讨论“认同”的问题，特别是“罗马”在早期近代欧亚大陆的意义。

概念问题

任何以族群为单位的问题，都必须先细究族群标签本身的历史演变，才能给出回答，否则很容易被民族主义史学带进坑里。首先我要抠个字眼，我觉得这个问法本身就有时代错误和本质主义的嫌疑。土耳其和希腊都是近代才有的民族国家，之前没有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只有罗马人和突厥人，并且这两种认同未必互相排斥。希腊这个概念的问题我已经讲过114514遍，不再复读。为什么我要说近代以前没有土耳其人呢？问题在于，现代语境下中的 土耳其人/Turkish，更多是指现代土耳其国家疆域内的突厥语穆斯林族群，民族国家的意味更浓，但这种思维不能套到19世纪之前。因为近代以前伊斯兰世界的族群和地理观念根本无法有效区分安纳托利亚的突厥人与中亚的突厥语族群，也就是说现代的 Turkish 一词在古代甚至是早期近代并没有一个范围接近的对应词。

举几个例子，18世纪的一部翻译版的波斯语辞典，把奥斯曼突厥语称为“我们的突厥语”(bizim Türkî)，以区分于阿塞拜疆和中亚的突厥语。中亚的突厥人索性就把安纳托利亚突厥人称为罗马人，奥斯曼就是罗马国，帖木儿王朝的史学家的记载中，帖木儿在安卡拉之战中击败的军队就是“罗马人”。假如当时存在任何一个专属于“安纳托利亚突厥语穆斯林”的标签，那为何没人用呢，为什么要说“我们的突厥语”，而不选择更简洁精确的词？

由此可见，当时 turk 这个词，并不专属于“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的突厥语穆斯林”，只要是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就可以被贴上突厥人的标签，对巴尔干基督徒来说，甚至只要是穆斯林就够了，这与今人对“土耳其人”的理解是很不同的。如果一个波斯人在写作时非要明确指安纳托利亚或巴尔干的穆斯林，那他会用的标签就是“罗马人”。所以我挺反感“奥斯曼土耳其”这个说法，“奥斯曼突厥”似乎更合适，但这也只是法兰克人和一部分奥斯曼基督徒的认知。奥斯曼国家的正式自称是 Devlet-i ʿAlīye-i ʿOsmānīye (大奥斯曼国），面向东方的一般称呼是 devlet i Rum（罗马国），直到一战后，Türkiye 这个称呼才被广泛接受。文末我会谈以下奥斯曼的“罗马认同”，但首先我还是要直接回答一下问题。

“宽容-迫害”叙事的缺陷

澄清概念之后，这个问题最精确的问法应该是“讲希腊语的正教徒与讲突厥语的穆斯林是世仇吗？”，我觉得修正后的提法也还是很难回答。以族群为单位的宏大叙事本就容易陷入过度概括的陷阱，并且压迫与和谐共处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从学术角度上讲，这种针对少数族群的“宽容-迫害”叙事，真的应该终结了。首先伊斯兰世界历史上对异教徒的迫害并不少，基督徒时常成为城市暴力事件的牺牲者，也常被强迫改宗，东方教会一堆殉道圣人就这么来的。但伊斯兰世界真的不宽容吗？相对于西班牙和巴尔干民族国家的种族清洗，似乎还算宽容。问题在于，当我们用“宽容-迫害”叙事去观察少数族群时，研究者会不自觉地从统治者的视角“俯视”这些族群，而少数族群自己的自己的体验与内部的关系，跨地区的联系等等，就被模糊了。

具体到“希腊人”，当我们关注迫害时，可以看到奥斯曼统治者时常侵占东正教堂，普世牧首的坐堂都不得不迁移三次；圣职成了包税标的，从牧首到司祭，全部都得向突厥人出价竞拍才能得到圣职。当我们关注宽容时，奥斯曼确实让普世牧首缓慢地扩张了自己的权力，消灭了拉丁东方，帮助教会抵挡住了拉丁渗透，以及斯拉夫地区在奥斯曼时代经历了很深的希腊化。但跳出这个框架，奥斯曼施行的法律多元主义，方便了基督徒女性利用沙里亚法离婚，到了1717年，甚至普世牧首也不得不允许合意离婚，这又算是“宽容”还是“迫害”呢？少数族群女性的体验，在“宽容-迫害”叙事中就被压抑了。再比如少数族群内部关系，如普世牧首与东方教会的联系，以及少数族群的跨地区链接，比如希腊人的地中海关系网，亚美尼亚人的旧商路贸易网，这些主题就被忽视了。在“宽容-迫害”叙事中，少数族群似乎成了完全的被动者，丧失了主动性。犹太研究在抛弃这种旧范式上是先锋，迫害叙事被称为“新哭泣理论” (neo-lachrymose theory)，宽容叙事被称为“跨信仰乌托邦” (interfaith utopia)，二者都已经成了过去式，国内中东史研究过于落后，至今还在争论这种问题，急需输入武德。

汉奸与民族英雄

具体到希腊革命和希腊民族主义，因为压迫深重，所以世仇，所以揭竿而起，这个逻辑真的说得通吗？希腊本土的革命是在摩里亚首先展开的，但摩里亚的自治程度是非常高的，穆斯林与基督徒在地方议事会里各有两人，甚至17世纪的穆斯林旅行家都说这里的基督徒对穆斯林毫不畏惧。常被视为希腊革命先声的1770年的奥洛夫起义，基本是土豪兼包税人 Benakis 家族勾结俄国舰队对抗其在地方上的敌人，起义者与保皇派之间并不是靠信仰二分的，而更多是个人关系网的连结，也就是说叛乱一方也有穆斯林的加入。当时基督徒与穆斯林土豪时常成为结义兄弟，一人手按圣经，另一人手按古兰经，宣誓结义。

而1821年革命的在摩里亚具体过程是，当时的奥斯曼驻军要去镇压伊庇鲁斯的土豪约阿尼纳的阿里 (Ali Pasha of Ioannina)，总督不放心摩里亚，要求当地的基督徒土豪交人质，土豪们察觉到了奥斯曼此时的虚弱，没有上交人质而集体跳反。再比如希腊独立战争有大量土匪的参与，当希腊革命政府付不出军饷时，很多匪首索性转投奥斯曼。这些土豪平时是奥斯曼政权的合作者，而土匪也一直是皇协军的兵源，他们在察觉到机会或者切身利益受到威胁时起义或叛变。这种“汉奸”与“民族英雄”之间的转换，以及复杂的地方斗争，显然不是“世仇”能简单解释的。

作为海外革命党的“友谊社”就更是如此了，其领袖 Alexander Ipsilantis 就出自法纳尔显贵家族，老爹做过两公国特首，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流亡俄国。可以说是“先把汉奸做到最高级别，再投身革命。”

所以仔细想想，如果真有世仇这么回事，突厥人能允许“希奸”能做到这么高级别？能允许他们在地方上有那么大势力？可如果奥斯曼真是个 interfaith utopia，那革命的号召力又是从何而来呢？但如果压迫真的是革命的唯一原因，那为何在臭名昭著的“血贡”制度废除百余年后，才有了希腊革命？为何革命先锋是一群前汉奸？这就体现出旧叙事无法弥补的缺陷了。

另一种“罗马”

大家都知道现在所谓的希腊人，以前被称为罗马人。那么，所谓的“土耳其人”，是怎么看“罗马人”与“突厥人”这两个词的关系的呢？

生活在奥斯曼王朝光辉时代的各种族群与各类罗马人，一般而言并未与突厥人和鞑靼人截然分开。。。他们纯洁而讨喜，属于上流社群，既有特殊的国家起源，又因虔诚、清洁、忠实在各族群中脱颖而出。另外，绝大多数在罗马土地上生活的人们，说不清自己的族裔来源。他们中的显贵，普遍家谱能追溯到一个皈依者身上。要么是父系，要么是母系，他们的家系可以追溯到一个污秽的异教徒。这就好像两种不同的果树嫁接在一起，果实大而多汁，如巨大的珍珠一般。祖先们最高贵的品质，如此得以彰显。这既包括外在美，也包括精神上的智慧。

语出 Gelibolulu Mustafa Âlî，16世纪的一个知识分子，可见虽然穆斯林并不把基督徒当自己人，但也并没有与“罗马人”截然二分。

回到民族发明的话题上来，“世仇”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需要灌输的，因为族群观念本身也需要灌输。正是因为西方思想输入，原来的 Rumi/Romaioi 才变成了截然二分的 Hellene 与 Turkish。但并不是说此前的巴尔干穆斯林与基督徒就共享一个罗马认同，基督徒当然称穆斯林为突厥人，穆斯林也不认为基督徒跟自己一个族群。问题在于，同样一批穆斯林，面对东部伊斯兰世界时却又变成了罗马人。波斯人，印度人，中亚人，甚至阿拉伯人，都习惯把那个“以今天的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为核心的帝国以及这个地区来的人”称为“罗马国”与“罗马人”，这既是他称，也是安纳托利亚与巴尔干穆斯林面向东方的自称，举几个例子：

在伊斯兰世界的地理观念中，“罗马”常与波斯（Acem），叙利亚（Sham），法兰克斯坦（Frengistan）并列。而在文学上，波斯诗人也常把安纳托利亚的诗人称为“罗马诗人”。

在16世纪初一首四行诗中，Ibn Kemal 替远征埃及士兵们传达了对罗马的思念：“我们在阿拉伯的土地上还有何可做呢？在阿勒颇与沙姆（叙利亚）我们已经停留太久，这里的人们生活在快乐中，让我们回到罗马吧。”

Nevres-i Kadim 在记载1731年的埃里温围城战时就说：“波斯人意图屠杀城内所有的罗马人（也就是奥斯曼士兵）”。Ahmed Vasıf Efendi 在记录镇压1787年发生在埃及的一场叛乱时，就称赞了“罗马士兵的勇气”。而在提到叶卡捷琳娜图谋支持巴尔干基督徒叛乱时，他又说“俄国女皇阴谋支持独立的罗马国 (Rum devleti)，指定一个俄国贵族为罗马王 (Rum kralı)”。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境下使用罗马一词，既可以指奥斯曼士兵，也可以指我们现在所说的“希腊人”。

这里我们就能看到前现代认同的多面性了。人总是要在他者中确定自我，在波斯，印度斯坦，中亚这三面镜子中，奥斯曼的突厥语穆斯林照射出来的样子就是“罗马人”，而在法兰克人，以及奥斯曼本国的基督徒等镜子中，照出来的就是“突厥人”。理论上，有多少种他者，就有多少种自我，但法兰克人的族群和地理观念，近代以来成了一幅“魔镜”，有了说一不二的魔力，说你是谁你就是谁。由此，前现代的族群认同就丧失了其多面性，互斥的成分越来越大。甚至罗马一词也丧失了其多面性，似乎只有SPQR罗马才是真罗马，Βασιλεία Ῥωμαίων 与 Devlet i Rum 都是冒牌货。当然这肯定不是西方人有意追求的结果，这个问题上阴谋论和反帝话术都不适用，只能说西方思想过于强大，甚至是有意抵制它的人都难免受其影响。

再激进一点说，如果大分流的胜者是奥斯曼以东的任一文明，那这个文明对奥斯曼的认知，也会有本位面里“法兰克族群观”那般的魔力，并且其也不会像近代西方那样自认为是罗马遗产的唯一正统继承者，那么奥斯曼就真的很可能成为真正唯一的“罗马国”。

比如，直到1850年，苏门答腊土王写给麦吉德的马来文求援信里，都把奥斯曼苏丹称为罗马苏丹：

So I conferred with all the [war] commanders and nobles of Aceh on this matter, and the commanders said to me: 'At the present time we are on the brink of war with the Dutch, but the Dutch have warships while we have none, and furthermore because we are under the rule of the Sultan of Rum, before we do anything at all it is essential that Your Highness should send a letter to our lord the Sultan of Rum and we should ask for his assistance, and we should ask for an adequate number of warships manned by Turkish troops.

甚至还有土王声称自己是罗马皇帝的旁系

While Malay kings of the line of the great sultanate of Melaka claimed descent from Iskandar Zulkarnain 'of the race of Rum'（罗马人亚历山大大帝）, in West Sumatra the myth of origin held that Iskandar Zulkarnain himself had three sons: the Emperor of China, the Emperor of Rum and the Emperor of Minangkabau.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sultan of Minangkabau still styled himself as the younger brother of the ruler of Rum.

在这些东南亚土著眼中，奥斯曼就是唯一的罗马，从亚历山大一路传承到19世纪的罗马。如果东南亚在另一位面首发现代性，那今人的“罗马观”，毫无疑问会与本位面天差地别。比如，印度洋的葡萄牙殖民者就受当地影响，经常把奥斯曼海军，海贼，商人称为 Rumi，不过他们口中的 rumi 能否与葡萄牙人固有的罗马观联系起来，那就很成问题了。不过既然印度洋的观念能让葡萄牙人改变对奥斯曼的称呼，那我觉得如果印度洋自己足够发达的话，彻底改变葡萄牙人的罗马观，也毫不奇怪。

当然，民族主义席卷之后的东地中海，“罗马”大概确实是死透了。不过，了解“罗马观”的演变，并认识到民族主义叙事的问题之后，我们就真的有充分的理由去辱骂民族主义，呼唤“罗马”回归了吗？土耳其与希腊的二分固然激化了对立与仇恨，并将之无限上溯，但鼓吹“大家都是罗马人"，难道就能免于掩饰压迫的嫌疑？这里我想引用 Cemal Kafadar 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回答，虽然我并不全然赞同下面这段说法，但我确实觉得对民族主义的批判确实不应流于廉价：

我对民族主义者发掘民族本质，传播排外话术的做法深感忧虑，但我同样担心，在这个自以为全球化的年代里，解构民族观念与叙事会服务于新帝国主义，伴随着的是一些伪善的批判（针对人权，民主，少数族裔权利，女权）。辱骂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史学，似乎成了一项后现代体育运动——而且经常是廉价运动。我们倾向于忘记，民族主义在过去与现在，赋予了成千上万的人们以自尊感与主权感，我认为这二者没有理由被鄙视，被破坏。全球化时代的政治话语，及其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并不是要把民族叙事当成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而只是希望某些深陷古老仇恨与难懂争端的地区与民族明白更好的（历史）教育的必要性。

（出自 A Rome of One's Own: Reflections on Cultural Geography and Identity in the Lands of Rum，原文的注释引用是齐泽克05年的文章 “Against Human Rights”，看过这篇，我个人感觉 Kafadar 这段话是在批判齐泽克。）

关于早期近代近东的“罗马”究竟能有几种含义，参见

如果真的有“清真罗马”，那“早期近代罗马史”会是什么叙事？

“服务于旧帝国，曝尸于民族国家”的基督徒高官的自白

民族国家里的精神罗马人

参考资料

A Rome of One's Own: Reflections on Cultural Geography and Identity in the Lands of Rum

The Edinburgh History of the Greeks, 1768 to 1913

Coptic Christianity in Ottoman Egypt

Ottoman-Aceh relations as documented in Turkish sources

The Ethnic Composition of Ottoman Ship Crews and the “Rumi Challenge” to Portuguese Identity

3月31日补充

罗马多面性在同一个“海贼王”的不同语境下的体现

Piri used the terms “Rum” and “Turk” frequently throughout the Kitab-ı Bahriye. Turk is most often found in the phrase “Türk taifesi” when Piri indicated the names Turkish seamen used for places（突厥水手如何称呼某地）. Rum appears most often in Bahr-i Rum（罗马海）, which Piri used more frequently than Akdeniz to refer to the Mediterranean Sea. But Piri is not consistent in his use of Rum, and its meaning depends on the context. When Piri indicated that some names were of Rum or Greek - origin then Rum means the Greek language（罗马语/希腊语地名）. Sometimes Rum means Anatolia, and it also might mean the Ottoman Empire more generally, perhaps even islands off the Anatolian coast. According to Piri, Hayreddin was from Rum（来自罗马的海贼前辈）, but his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Midilli (Lesbos), Hayreddin’s birthplace, does not mention Hayreddin.

Another incident that deserves special attention is found only in the first version of the Kitab-ı Bahriye. This description is significant because Piri identified Kemal and himself as gazis, Turks, and their homeland as Rum. Once Kemal and I came to Bijayah [Bougie in Algeria], … As we approached Bijayah, boats manned by inhabitants of the city came ten miles out towards us. They asked who we were and came right up to us and climbed on our ship. The late Kemal Reis asked them, ‘Why were you not wary of us? After all, no Turk has come here as yet.’（为啥不怕我们，以前没突厥人来过这里啊） They answered, ‘Three days ago Sidi Muhammad Tuwati informed us that a gazi was coming from Rum（会有来自罗马的加齐）and told us to go and meet him. When we saw you today, we went and told the Shaykh. … No sooner had we said this than the Shaykh exclaimed, “Go forth, it is the Gazi!” So we have come to you.’ … first of all we went with several of our companions to the Zaviye of Sidi Muhammad Tuwati. … He placed his hand on Kemal Reis’s head, … and said, ‘God willing, the Rum Padişah will bestow his favor on you.’（罗马帕迪沙会保佑你）… Out of love for this saint, we spent two winters at Bijayah, sailing out each summer on our raids.

来源：Was there Room in Rum for Corsairs?: Who Was an Ottoman in the Naval Forces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不是

二战前后那种艰险的国际环境里，像土耳其、希腊这种小国生存都很困难，哪有什么精力再去纠结什么世仇？二十世纪三十到五十年代间，希腊和土耳其都是盟友。

1930年，在凯末尔与韦尼泽洛斯的主持下，两国关系终于正常化。韦尼泽洛斯甚至给凯末尔提名了个诺贝尔和平奖。1934年两国和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共同加入了巴尔干条约组织。

韦尼泽洛斯（左二）和凯末尔（左四）在安卡拉

后来二战爆发，土耳其和希腊都面临生存危机，德军先占希腊，唇亡齿寒，兵锋威胁土耳其。直到纳粹入侵苏联，土耳其才如释重负——因为德三挂在土耳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被用来砍了别人。这时的土耳其是没时间去想什么世仇的。

土耳其给德三占领下饥荒中的希腊人民送去了宝贵的救援物资，但是也针对国内的非穆少数族裔课以重税。

给希腊人民送去救援物资的Kurtuluş号运输船。

二战结束后，1950年两国都加入联合国军参加了朝鲜战争，1952年都加入了北约，1953年两国连同南斯拉夫重新组建了巴尔干条约，协防苏联。

1953年是君堡陷落500周年，但土耳其为了照顾希腊的观感，庆祝得非常低调，连总统和总理都没有出席纪念活动。

但仅在一年之后，伊斯坦布尔针对希腊人的暴乱和塞浦路斯的种族冲突就使两国关系再次得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