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光荣革命早于大革命，为何影响力远不如后者？ 第1页

在1740到1770年代，法国人（比如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和英国殖民地人民（比如亚当斯）都承认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和亚当斯都被辉格史观洗脑了？不见得吧。

回答问题前，首先要做一个概念上的解释。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国大革命”一词代表了法国从1789年大革命爆发到1794年督政府成立（或者某个更晚的时间点）的一整段历史。但是“光荣革命”一词却无法代表英国从1640年到1689年之间“内战--护国政体--复辟--光荣革命”的全部历史。而且从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来说，光荣革命是这一段历史中比较不重要的一个环节（尽管对于英国本国历史和政治，这一环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使用“资产阶级革命”一词来总结“内战--护国政体--复辟--光荣革命”的全部历史。我个人并不赞同“资产阶级”一说，但至少我们用“英国革命”而不是“光荣革命”来概括这一段历史是比较合适的。所以本题比较恰当的问法是“为什么英国革命的影响不及法国革命”。

就我个人的观点，这一段历史中，光荣革命的意义被过度夸大了，而内战和护国政体时期的影响却被大大低估。由此形成一种英国革命的神话传说，即英国革命是不流血的、是渐进式的，而这种神话传说又被进一步和充满暴力的法国大革命做对比，以体现英国革命的优越性。我个人的观点这完全是睁眼说瞎话。1740年的英国之所以不同于1640年的英国，之所以可以被当时的人誉为最自由的国家，是因为内战时期的呐喊和鲜血，而不是所谓的英国式的谨慎和理性。

说回正题，以美国独立的视角，可以很明白的看出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差异。在1770年代早期，殖民地开始抗议英国议会时，殖民地的主要依据是“普通法赋予英国人民的自由”。殖民地人民相信，英国的政体强有力的捍卫了这种“普通法赋予英国人民的自由”，所以英国是当时最自由的国家。然而到1770年代后期，殖民地宣布独立时，殖民地的主要依据已经变成了“自然法赋予每一个人的自由”。很显然，“普通法赋予英国人民的自由”只是英国内部事务，不具有普世性，不可复制，而且其覆盖的范围也是比较有限的；而“自然法赋予每一个人的自由”则是一个具有普世性的、可以影响其他地方的思想。

当然要苛责英国人在1640到1660年代没有发展出普世性的自由观念是不公平的事情。因为自由的观念在近代本来就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每一个英国人的自由根植于英国历史和传统，受到普通法的保护而不受国王的侵犯”这个观念已经是英国革命的突破性成就，很难要求当时的英国人接受更具有革命性的自由观（其实当时“平等派”确实有更激进的观点，但并不成气候）。而启蒙运动所具有的普世性的平等和自由观念要到1740年代之后才慢慢形成。所以，英国革命时根本不具备现代政治的理论基础，自然也就没法要求当时的英国人采取符合现代政治理论要求的行动。

如果要说英国人有什么黑点，并不是英国人在17世纪不够革命，没有提出足够革新的观点，而是17世纪的革命性观点在18世纪已经显然落伍了。美洲殖民者的叛逆精神其实也来自于辉格党自由观中最激进的部分，也可以说来自于英国17世纪的革命遗产。但是殖民地人民把这种激进的观点和来自法国的启蒙运动精神结合在一起，并且进一步丰富了启蒙运动的思想。而英国本土却坚决的拒斥了启蒙运动的思想，以至于到19世纪才极为迟缓的接受了边沁主张的各项改革措施。简单来说，到了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英国本土的政治观念就是落后的。

而法国大革命发生时，启蒙运动已经在欧洲有了几十年的传播和积淀。所以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当时，在法国人主动“输出革命”之前，欧洲各地的人民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革命性的事件。事实上，与其说是法国大革命影响的世界，不如说是启蒙运动的思想早已影响了世界。法国大革命这个事件本身反而改变了很多人对启蒙运动的乐观幻想。

更新一段托克维尔引用海因里希·斯特芬斯的回忆录里的话。当时斯特芬斯的父亲在德国的埃尔瑟诺伊尔做医生，斯特芬斯本人只有七八岁。

在得知美国革命的重要性之后，我极其敬佩那个勇敢争取自由的民族……签订和平协议、自由得以确保的那一天在埃尔瑟诺伊尔发生和海港里发生的事情，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一个晴天，海港里听着各国的船只。前一天晚上，我们焦急的等待着白天的到来。所有船只都被装饰的节日一般漂亮，桅杆上装饰着长长的彩带，到处都覆盖着旗帜；天空万里无云，彩带和旗帜在风中轻轻飘扬；隆隆的炮声和聚集在甲板上的船员发出的阵阵欢呼使这一天成为节日。我父亲邀请他几个朋友来家里就餐，我们庆祝美国人的胜利和民众自由的实现；在这欢庆的氛围里，也有人对伟大胜利后的前景表示隐隐的悲观。我的父亲想让我们感受政治自由的情感。一反家族的常规，他让我们到餐桌上与客人一起就餐。他试图让我们理解，我们刚刚见证的事件具有重大的意义，并让我们和宾客一起为新生的共和国的健康而干杯。

托克维尔本人对此的总结是：

在那些居住在老欧洲的偏僻角落里的人们当中，虽然有许多人为这个新世界的小民族获得独立而感动，但是谁都预料不到该事件将带来的后果。极少人知道这样一次强烈的感动会给他们的内心带来什么；但人们全都感到激动，把那遥远的声音视为一个信号，而信号的内容他们却不得而知。那仿佛是施洗约翰从沙漠腹地发出的呐喊：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这段话虽然说得是美国独立，但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启蒙运动对欧洲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是一百多年前的英国革命在根本上不具备的。

马克思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非常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很多观点和方法论对历史学的发展确实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在探讨英国光荣革命，尤其是将这个历史事件放在17世纪的欧洲历史发展这个大背景下的时候，我们需要非常小心和谨慎。

事实上，我们当代意义的资本概念，主要来源于19世纪（尽管这个词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了，但是内在的政治含义不同），路易·布朗在1850年，率先现代意义的使用这个词，而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始写于1867年。而“光荣革命”这个词，创造于1689年（光荣革命成功／结束的那一年），来自议会派政治家，约翰·汉普顿。在光荣革命之前，汉普顿曾经因为反政府举措两度进入监狱或者被罚款，甚至被判死刑（通过支付高额罚金抵消了）。所以对于这样一位政客而言，结束旧政府统治的光荣革命，和我们当代意义的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斗争，并无太大的关系，而是真的很光荣，而且真的该被美化称革命（在他的立场上来说）。无疑的，光荣革命一词是有点太过于英国导向，和过于渲染了这一历史事件的高贵程度。

回到题主的问题上，当我们在对比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时候，结合当时时代背景发展的潮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17世纪的欧洲和18世界的欧洲，无论从大洲的政治格局，社会经济水平，还是文化思想的发展上都有很大的差距，在这种前提条件下，英国光荣革命影响力更小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

贯彻整个16世纪，英国是一个更加关注本地挑战和苦难，对大陆势力影响相对很有限的欧洲边缘国家。相对更少的人口，没有常驻职业军队，地方贵族和势力可以轻松自己组织部队（在英国内战中间，牛津大学还捐了一队骑兵），议会的组织和召开都存在致命性问题，政治的平衡取决于国王／女王的手段和与议会之间的协调，殖民事业方兴未艾，王室比较羞涩的财政能力，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结合关系并不紧密。而17世纪，是对英国历史的发展决定性的一个世纪，马克·基诗兰斯基的书的标题，很适合这个时代的主题“一个君主制度的转变，不列颠1630-1714”。但是我们同样需要关注的是，在欧洲的其他地区，政治发展的潮流迥乎于不列颠岛的局势。在法国，路易十四的强权专制大放光彩，在西班牙，君主的缺乏才干和政治系统的僵化和贵族的阻碍导致了专制能引导的改革能力的下降，在奥地利，对于波西米亚和匈牙利的统治如何加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勃兰登堡-普鲁士，三十年战争后不断削弱贵族的能力和军事化国家（集权化）成为了未来，在俄罗斯，风云变幻中一个欧洲最为专制的帝国即将诞生。而反对集权化和专制化的尼德兰和波兰-立陶宛都将面对非常致命的发展难题，和自己难以对付的危机。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这些欧洲君主国追求集权和集中，但是绝不是等同于使他们自己成为无法被质疑的暴君，恰恰相反，今天的发达国家的总统其实在一些方面比路易十四还要强大。路易十四也没有办法废除国内的关税壁垒，彻底的动摇特权阶级的社会财富的掌控力。而今天的法国总统可以修改遗产税，可以制定个人所得税和奢侈品税。我们不能将这个早期近代君主制度加强的过程看作相对自由和民主理念的历史的退步，而应该是欧洲国家的近代化，政府机构的权利的无限升级。

所以我所想要强调的是，英国内战和光荣革命，是一场反欧洲政治发展潮流的历史事件，是一场非常孤立于大陆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历史事件。被断头的查尔斯一世不是一个耸人听闻，前所未见的暴君，一个贱淫民女，贪图自我享乐的残暴之人，他只是一个当时时代背景下，非常正常和正统的“君主集权主义者”。只是他的行为，在经济，宗教和政治上，都触怒了反对派，再加上自己能力的有限，引发了一场颠覆他个人的内战。而詹姆斯二世或许确实更加暴君一点，但同样因君主极权主义而导致了光荣革命的使命。（英国内战和光荣革命高度相关联，因此我将他们看作紧密相关的一个大的历史变革的不同部分，因此在比较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我会将英国内战的讨论看作和英国光荣革命的讨论是高度一致的）

而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对整个欧洲的撼动力更加强大的历史事件。大革命所颠覆的君主，是欧洲最君主不过的君主，其他大陆君主眼中，和自己高度一致和有着相同统治基础的君主；大革命所颠覆的国家，是18世纪列强中的一员，而17世纪的不列颠，与大陆上的三十年战争无关，在整个路易十四的军事生涯中间，很长时间也只是扮演一个次要的角色，甚至在查尔斯二世的统治下，国王接受路易十四的财政支持，提供海军帮助路易十四，期盼路易十四的力量能带给英国天主教徒的保护，和瑞典一般，宛如法国的协助国，辅助国。在两次盎格鲁-荷兰战争和不列颠-荷兰君主联盟带来的贸易扩张，财政扩张和经济发展之前，不列颠的经济地位也相对没那么重要。

所以就当时来看，法国大革命带给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确实是更加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