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中国历史发现于境外史料而未见于中国史籍？ 第1页

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乌苏里斯克市，是控辖远东地区铁路运输的战略要地。今天的乌苏里斯克，千篇一律的筒子楼，简陋的市场，破损的列宁大街，超尺度的斯大林式建筑，虽是夏日却流露出冷峻的气息。而市中心的多拉公园里却藏着另一个世界——公园里人潮涌动，穿着制服的女孩子拿着冰淇淋和棉花糖，更小的孩子们开着租来的四轮车，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毫不掩饰的笑容。

公园一角的小亭子里卧着一只硕大的石龟；虽然不像公园里其他设施那样能让人玩上许久，但每个经过它面前的游人也都要摸着它的脖子合影留念。对我们来说驮碑的龟趺没什么稀奇的，各地博物馆和公园里都成排的陈列着。而在这里，这只失去了碑的大龟趺却几乎成了城市的象征。

千年以前，这里是渤海国和契丹帝国的率宾府，也是乌苏里江以东最重要的城市。对于继之而起的金帝国来说，这里更是龙兴之地。金帝国在此设立了恤品路，直属上京（黑龙江阿城）统辖，是帝国大后方的统治中心。女真在立国之初仍然保持着墓葬不封不树的习惯，而入主中原后则迅速吸纳了北宋的礼制和建筑。中原使用了千百年的驮碑龟趺，一只接一只出现在了此前极少汉人涉足的遥远北方。

尽管今天在乌苏里斯克仅有这一只孤零零的大龟趺，但在俄罗斯人到来之初这里仍然有丰富的金代石刻。就在这只龟的不远处还有一只驮碑龟趺，这座碑的碑首现存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阿尔萨尼耶夫博物馆，题曰“大金开府仪同三司金源郡明毅王完颜公神道碑”，经学者考证这位完颜公即是《金史》有传的灭辽元勋完颜迪古乃（完颜忠）；龟趺和残碑则在哈巴洛夫斯克博物馆院内。已知的“金源郡王”碑已经有四座，都是金代中期为元勋们补建陵墓的遗存。而多拉公园里的这只龟趺在十九世纪还有碑身和碑额，但文字早已模糊难辨，今天则彻底下落不明；或许它也是某位金代功臣的碑记。

阿尔萨尼耶夫博物馆还有许多渤海、金与东夏时代的遗物，两座石雕的金代文官翁仲体型颀长，竟有些宋墓的气势。最令我惊奇的还是一批陶制建筑脊饰，包括一只完整的鸱吻和两个龙头。鸱吻由上下两部分拼成，保存异常完美，角和牙齿无一缺失；造型与著名的辽代蓟县独乐寺、义县奉国寺和辽金大同华严寺鸱吻如出一辙，显然是辽金遗物无疑。今天国内虽然尚存部分宋辽金建筑，但脊饰多经后世改修，原装者凤毛麟角，除西夏王陵外也鲜见出土品。在此极北之地竟有如此完整的遗存，不由得让人怀疑自己的眼睛了。

但阿尔萨尼耶夫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实非两座永宁寺碑莫属。关于这两座刻于明永乐年间的永宁寺碑和太监亦失哈远航北方的故事可以说很著名了，而我最感兴趣的却是永宁寺碑背面的女真字铭文。先后与北宋、南宋对峙的辽、金两国都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但曾经震动世界的契丹帝国和它的语言文字一起在顷刻间烟消云散，只留下众多谜一般的巨大建筑；而距离金国灭亡已经一百多年的永宁寺碑却仍然刻着与当年一样的女真文字，无可置辩地证明了文化的传承。

八百多年，大龟趺亲眼看到了金帝国的灭亡，东夏帝国的灭亡，蒙元帝国的灭亡，明帝国的灭亡，清帝国的灭亡，还有苏维埃帝国的崩塌。那些踌躇满志从这里出发去征服世界的人们早已不知道在哪里了，大龟趺的眉眼却从未模糊，一直保持着温顺的微笑表情。说来也有趣，这只看尽悲欢离合的大龟趺居然还占据着乌苏里斯克最欢乐地方的一个角落，把破旧的城市甩在身后，每天享受者无数快乐人们的抚摸，心情想必是极好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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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只龟趺与碑首的搭配系参考林沄《完颜忠神道碑再考》一文，载《北方文物》1992年第4期）

唐宣宗大中五年，阿拉伯有一个叫做苏莱曼的商人去了中国和印度，写了一本《苏莱曼东游记》。记载了中晚唐时期很多历史典故。

这本书价值极高，民国时期就被刘半农翻译为汉文。还有人把它和《马可波罗游记》相提并论。初中历史教科书证明唐朝纺织技术高超就引用了该书的一个小内容——-有个唐朝官员夏天穿了五件丝绸衣服，结果阿拉伯商人隔着五层纱还是看得清楚他脖子上一颗痣。

当然本书还记载了一个关于唐宣宗皇帝的一个中国史书没有记载的小故事。

大智若愚唐宣宗

故事是这样的，苏莱曼在中国听说到了这么一个故事，有几个广州的阿拉伯番长（管理阿拉伯商人的头目）得到机会拜见了唐宣宗皇帝。领头的商人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皇帝陛下，像您这样英明仁慈的君主为什么不信伊斯兰教呢？作为一个伟大的君主不是正教徒实在是个遗憾”

结果唐宣宗没有生气，反问道“我为么要信伊斯兰教？”

那个商人还不气馁，说道“可兰经上面有诺亚的教诲，诺亚是人类的始祖，皇帝您也是诺亚的子孙，不应该听从祖先的训导吗？”

唐宣宗回答道“诺亚是大洪水逃生的人，中国历史上并没有记载发生过灭绝了人类的大洪水，因此我不是诺亚的子孙”

阿拉伯人又道“那么可兰经记载了摩西的言行，先知摩西也不应该尊敬吗？”

唐宣宗道“摩西只是以色列人的王而已，而我是中国的君主。”

阿拉伯人又道“难道先知耶稣也不应该尊敬吗？”

唐宣宗道“耶稣传教的时间只有十三个月，然后就上了十字架，他又有多少功德留给人间呢？”

阿拉伯人还不气馁问道“那么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应该够伟大够值得尊敬吧”

“你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的确很伟大”唐宣宗说道“但是他只是定下了规矩，还没有看到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就去世了”

阿拉伯人气馁了，说“照这么说的话，一切先知都不值得尊敬吗？”

唐宣宗笑道“你错了，先知们之所以被人尊敬，不是因为他们本身，而是他们顺应了这个世间的道理，所以才能取得成功，我们应该尊敬的是世间的道理和规则，而不是某个具体的先知或人”

阿拉伯人不说话了，他觉得向唐宣宗传教已经属于多余，他已经明白世间的真理了。

唐宣宗到底信奉那种宗教呢？他其实是佛教禅宗的信徒，禅宗对佛的理解是这样的。佛不是具体的塑像偶像，而是自身明心见性达到觉悟的境界。如果内心能走向正道，那么便可得救。不走正道便没有功德。像梁武帝那样修建很多佛寺佛像，内心邪恶也是没有用的。内心邪恶，即使身在西天佛教发源地的宝地印度，离佛陀也有十万八千里，内心正直光明能够贯彻佛法，无论何处都是西天。

实无功德，勿疑先圣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便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

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使君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西方人，心不净亦有倦。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使君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六祖坛经》

但是通过唐宣宗和阿拉伯人的语言交谈，完全可以发现，唐宣宗虽然信佛教，但似乎对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了解，甚至对基督教了解到了精细到极点的地步，连耶稣传教十三个月就上十字架都知道。唐代汉人的文化水平和世界视野着实不能低估，而这正是今天的汉人所缺乏的。

阙特勤碑，记录了突厥人惨遭巨唐压迫的悲惨历史。

阙特勤，全名阿史那·阙。“阙”为名字，“特勤”相当于突厥的贵族称号，类似中原王朝的“公”、“侯”。

后东突厥创立者骨咄禄之子，看过《神探狄仁杰》的朋友对这个名字应该不会陌生，东突厥毗伽可汗之弟。

公元731年，阙特勤死，唐朝派专使吊唁，并派工匠协助突厥立碑，唐玄宗亲自撰写碑文。该碑于19世纪末被俄国学者发现于今蒙古国呼舒柴达木湖畔，现存放于蒙古国。

唐玄宗所写的碑文摘录如下：

太宗之遂荒帝载，文教施于八方，武功成于七德。

恩，李世民把颉利可汗请来，李渊让他现场表演草原舞蹈，是“施文教于八方”，也说的过去。

其实呢，在颉利可汗跳舞的当场，还有帮他写诗的，即：

“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你说李渊损不损？

继续说碑的事儿。

各修边贡，爰逮朕躬，结为父子，使寇患不作，弓矢载 ？。尔无我虞，我无尔诈。
且特勤，可汗之弟也，可汗，犹朕之子也。父子之义， 既在敦崇；兄弟之亲，得无连类。

这个意思就是，毗伽可汗叫我爹，你是他弟弟，也就是我的儿子啦。自从我们的父子关系建立后，边境安定，你们按时进贡，平等互惠，诚信有佳。

父子之义， 既在敦崇；兄弟之亲，得无连类。俱为子爱， 再感深情。

这段就是总结啦，说你是我的儿子，又是我儿子的弟弟，我对你们的感情就像对待亲儿子一样。你现在死了，我很悲伤。

当然，我相信李隆基确实是有点悲伤的，但在悲伤的同时，他把当爹的便宜是占光了。

好啦，这是李隆基写的碑文。可是呢，在这个碑的东南北三面，突厥人还用突厥语写了自己的碑文，摘录如下：

我，象天一般的，以及由天所生的突厥毗伽可汗，此时继承了君主之位。你们得完全听从我的话，首先是你们这些人，我的兄弟们，我的孩子们，以及我的族人和普通民众，还有你们，右方的失毕们、伯克们，左方的达干们、梅录们和伯克们，以及你们，九姓乌古斯与普通民众。务必好好地记住我的这些话，专心地听着！向东到达日出之处，向南到达日中之处，向西远抵日落之处，向北到达午夜之处，在此范围之内的所有人们（均臣属于我）。

这是开篇，这段话就不太像儿子的口吻了。

汉人不让真正聪明的人和真正勇敢的人获得发展。如若有人犯了错误，汉人决不赦免任何他人，从其直系亲属，直到氏族、部落。你们这些突厥人啊，曾因受其甜蜜话语和精美物品之惑，大批人遭到杀害。啊，突厥人，你们将要死亡！如果你们试图移居到南方的总材山区及吐葛尔统平原，突厥人啊，你们便将死亡！
那些恶意的人会作这样有害的劝说：“人们如若远离（汉人）而居，便只供给粗劣物品；人们如若靠近而居，则会供给珍贵物品。”这些恶意之人作出了这种有害的劝说。听了这些话后，愚蠢的人便去接近（汉人），因而遭到大量杀害。

很易懂，不解释了。

由于伯克及普通民众互相不睦，以及汉人的诡谲奸诈，由于他们狡猾地制造了弟兄们之间的分裂，导致了伯克和大众的相互纷争，突厥人遂使他们先前建立的国家走向毁灭，使他们先前拥戴的可汗趋于垮台。原来的老爷成了汉人的奴仆，原来的太太成了汉人的婢女。
突厥的伯克们放弃了其突厥官衔。在汉人那里的伯克们拥有了汉人的官衔，并听从于汉人可汗，为他服务五十年之久。为了汉人的利益，他们向东，即日出之处，一直征战到莫利可汗之地；向西则远抵铁门。为了汉人可汗的利益，他们征服了许多国家。
然后，突厥的普通民众 如此清楚地说道：“我们曾是一个拥有独立国家的民族，但如今我们自己的国家在哪里？我们是在为谁的利益征服这些地方？”“我们曾是一个拥有自己可汗的民族，但如今我们自己的可汗在哪里？我们在为哪个可汗效劳？” 他们这样交谈以后，就又成为汉人可汗的敌人。

基本属实，颉利可汗被抓到长安是630年，后东突厥复国是682年，前后52年。在这期间，大批突厥人给唐朝打工，相信大家也知道。

下面记载的就是阙特勤的战功，不多说了。

就这些。

说说我大（hóng）宋（jīn）军在高丽（朝鲜）的记载吧。

红巾军在1359年12月、1360年1月、1360年11月，三次进军高丽，并攻陷高丽首都开城府。作为一个农民起义政权，打出这样的成绩是很不错的，然而这事在中国的记载，很少，且很有趣。

先看看中国的记载：

破头潘、关先生、沙刘二军入高丽王京。高丽王奔耽罗，其臣纳女请降，将士皆以女子配，遂与高丽如姻娅往来。高丽人各藏其马林中，一夕，传王令：“除高丽声音者不杀，其余并杀之。”沙刘二、关先生皆死，惟破头潘、裨将左李率轻骑万人从间道走西京，降孛罗。已而，又降扩廓。——[元]权衡：《庚申外史》卷下。

这个记载，钱谦益在《国初群雄事略》里原文抄录。关于红巾军进军高丽的史料，中国方面，仅此一段近乎玩笑的记录。

民国时期，新修的《新元史》，是这么说的：

（至正）十九年冬，红巾贼渡鸭绿江，陷义州，又陷静州、麟州及西京。二十一年，红巾贼潘诚、沙刘、关先生等率众十余万渡鸭绿江，祺走福州，遂陷王京。至次年，安祐、崔莹等合兵二十万，围王京，贼大败，斩沙刘。关先生余党渡鸭绿江而去，贼遂平。——[民国]柯绍忞：《新元史》卷二四九，外国一，高丽。

然而这事在朝鲜半岛正史《高丽史》里是怎么说的呢？

那就热闹了。

先看一下开战前的红巾军勒索信：

慨念生民之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梁，病者之遇药石。今令诸将严戒士卒，毋得扰民，民之归化者抚之，执迷旅拒者罪之。——《高丽史》卷三十九，《恭愍王世家》二。

高丽肯定不听啊，于是不久后，红巾军第一次入高丽：

（十一月）戊午，红头贼三千余人渡鸭绿江，剽窃而去。——《高丽史》卷三十九，《恭愍王世家》二。

十天之后，第二次：

十二月丁卯，红头贼魁伪平章毛居敬，众号四万，冰渡鸭绿江，陷义州，杀副使朱永世及州民千余人。戊辰，贼陷静州，杀都指挥使金元凤，遂陷麟州。庚午，以守门下侍中李喦为西北面都元帅，庆千兴为副元帅，金得培为都指挥使，李春富为西京尹，李仁任为西京存抚使。贼入铁州，安祐、李芳实等击却之。贼退屯麟、静等州。乙亥，贼复入铁州，寇掠旁县，安祐遇之于清江，破之；复战，败绩，祐退屯定州。己卯，以同知枢密院事金希祖为西海道都指挥使。李喦至西京，诸军未集，退屯黄州。中外汹惧，京城皆走为计。辛巳，发诸司吏胥补西北面战卒。丁亥，贼陷西京。

攻陷这么多城池，捎带手还拿下一个陪都，如何？可这还没完呢。

贼入西京，积柴修城，无进逼计。——《高丽史》卷一一三，郑世云传。

高丽决定安抚一下远道而来的红巾军们。

戊子，遣户部尚书朱思忠赍细布、鞍辔、酒、肉遗贼帅，探虚实。

不久，朱思忠回来了。

……丁酉，朱思忠持贼书还，辞极倨傲。

然后……就败了。

壬申，我军又战于咸从，判开城府事辛富、将军李坚死之。诸军力战，斩二万级，虏伪元帅沈刺、黄志善，余贼万余退保甑山县。癸酉，安佑李芳实等追贼至古宣州，斩数百级，余贼三百余人渡鸭绿江而走。

你以为红巾军就这么退了？naÏve！

三月乙酉，红贼船七十艘来泊西海道丰州碧达浦，又泊西京德岛、席岛，入凤州，烧城门。又百余艘入安岳郡元堂浦，掠钱谷，烧庐舍。我军与战数日，死者三十余人。贼又侵黄州琵琶浦……甲寅，红贼寇安州城垣浦。
四月丁巳，红贼侵黄州铁和浦……己未，遣李芳实击红贼于丰州……贼乘舟遁去。

好家伙，红巾军居然还出动了水师？！

至正二十一年十月，辽东红巾军倾巢而动，全军攻入高丽，是为红巾军第三次兵入高丽之战。

第一、第二次兵入高丽，只间隔十日；而第二、第三次兵入高丽，则间隔十八个月之久，就此中原因，张士尊先生在在《元末红巾军辽东活动考》一文中分析到：

从现存的朝鲜史料分析，这主要是红巾军和元军争夺辽东，红巾军失利，特别是辽阳失守的结果。至正二十年二月,红巾军在朝鲜咸从溃败,三月高丽国王派户部尚书朱思忠到元大都去报捷，“至辽阳,道梗而还。”七月，朱思忠又一次出发，“到汤站道梗还，固遣之，至沈州数月，不得达而还。”这说明红巾军虽在朝鲜受挫但辽阳仍掌握在红巾军手中。至正二十一年九月，高丽国王“遣户部尚书朱思忠如元,贺道路复通”。由此推断辽阳失守当在至正二十一年八九月间。辽阳失守，元军进逼，辽南地狭，迫使红巾军于十月再次东进。

除此之外，整个红巾军韩宋政权局势的恶化，也对这次红巾军的倾巢而动产生了推进作用。

红巾军自至正十九年二三月间入据辽阳后，一改先前“军常无留行”的流动作战方案，而散布于东起高丽、西到东胜的三千里战线上，从北侧对大都施压，继而吸引元廷活力，以图解围汴梁。而至正十九年八月戊寅，元将察罕帖木儿督诸将攻破韩宋都城汴梁，红巾军总指挥太保丞相刘福通奉龙凤皇帝韩林儿退据安丰，于是，辽东红巾军成为了元廷的首要打击对象。至正二十年正月，也速率部击败大宁方面红巾军周成、汤通部，孛罗帖木儿败红巾军杨诚部于蔚州，三月，又败程思忠部于上都。而河南平章方脱也在二三月间攻入全宁、宁昌一带，威胁辽阳西偏。

不久，山东红巾军田丰部突入冀中、山西，连陷保定、冀宁、盂州、赵州、真定、易州，从南侧威胁大都。时，辽东红巾军仍在冀东永平、滦州一带与元廷拉锯，此两部不无互相呼应之可能。至正二十年十一月，田丰兵败易州，退回冀南、鲁西的东平、广平一带；至正二十一年二月，元廷同佥枢密院事迭里帖木儿攻陷了辽东红巾军驻守的永平、滦州 ，而先前全宁、宁昌已失 ，是以此时辽东红巾军向西、西南联系山东、陕西红巾军的通道皆以不通，此时唯向南，或者向东。

至正二十一年五月，红巾军北伐西路军李武、崔德等投降元廷 。陕西平定，元朝得以腾出手全力对付山东、江淮、辽东的红巾军诸部。

是年六月，察罕帖木儿大会诸将，水陆俱下，分道并进连克山东红巾军所守冠州、东昌、东平、济宁、济南、泰安、济阳、章丘、齐河、禹城，山东诸将如杨诚、余宝、田丰等皆降，山东“郡邑闻风皆送款” 、“沿海登、莱、沂、密等皆降附” ，进围韩宋政权山东大本营——益都。山东红巾军困守益都一城，辽东红巾军自然无法效续继祖例，由金复州海道南入山东。是以，辽东红巾军东渡鸭绿江，再次攻入高丽，几乎就成了其唯一的出路。

至正二十一年十月丁酉，辽东红巾军率部十余万倾巢而动，全军压入高丽，首克朔州。壬寅，分兵北攻泥城。十一月己酉，红巾军屯于抚州，高丽将李芳实敛兵而退，屯驻慈悲岭。庚戌，高丽上元帅安祐、都兵马使金得培、都指挥使李芳实、指挥使金景磾与红巾军战于价州、延州、博州，红巾军小败。六天之后，红巾军袭击安州，高丽兵马大溃，高丽上将军李荫、赵天柱被杀，金景磾被俘，投降红巾军，红巾军以金景磾为元帅，并发文告称“将兵百十万而东，其速迎降”，恩威并济，以谋高丽。

同月癸亥，红巾军攻破慈悲岭高丽大营，将之前高丽转移至此的人户与粮食一网打尽，安祐、金得培单骑逃脱。慈悲岭之战，红巾军撬开了通往高丽王京的北大门，两天后，红巾军先头部队到达距王京开城仅七十里之遥的兴义驿。大难临头之时，高丽王及下嫁为高丽王后的蒙古公主、太后等宫室人员仓促“南狩”，从者唯侍中洪彦博、李喦，平章金镛、庆千兴、柳濯，仆射金逸逢而已。

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辛未，红巾军攻克高丽王京开城。随后“杀牛马，张皮为城，灌水成冰，人不得缘上” ，以为固守之计。而开城并未成为红巾军此次军事行动的终点。十二月丁未，红巾军三百余骑攻占原州，杀原州牧宋光彦。同时，红巾军又分兵取江华府、安边府。

此一战算得上中国用兵朝鲜半岛的经典之作，结果在中国史书上记载仅寥寥数语，且诸多错漏：

（至正二十年）五月，破头潘、关先生、沙刘二军入高丽王京。高丽王奔耽罗。

据高丽史料载，红巾军在攻入高丽后有不少的高丽人加入部队。“贼中便弓马稍多本期高丽之人” ，《高丽史》载，红巾军初渡鸭绿江时，“红贼伪平章潘诚、沙刘、关先生、朱元帅等十余万众，渡鸭绿江”，而攻入开城时，“辛丑，沙刘、潘平章、关先生等贼三十余万深入王京”，据此，李成德先生在《红巾军进军高丽浅析》一文中推测，此次至少有十万余高丽人加入红巾军。 此数字或许有高估，但后来红巾军失利时，高丽“府民脱贼者无虑万人” ，可见红巾军内高丽人为数不少。

而高丽高层及各地官吏降于红巾军者，亦不在少数。至正二十二年八月，经受红巾军之乱刚刚安定下来的高丽朝廷开始处置在这次动乱中“降贼”的各地官吏，开列有丹阳公王珛，典理判书印安、大护军金瑞光、亲御军护军洪义、都官侍郎闵玹、护军李乙柔、淮阳府使康元祐，可见一斑。

至正二十二年正月甲子，总兵官郑世云督安祐、李芳实、黄裳、韩方信、李余庆、金得培、安遇庆、李龟寿、崔莹等高丽诸将率兵二十万开始反攻，进围开城，屯于东郊。次日一早，从开城东、南、西三面同时进攻，高丽东北界万户李成桂亦参与攻击，红巾军大败，关铎、沙刘二等数万人战死，潘诚率残师突围，回师辽东。《高丽史》载“斩贼魁沙刘、关先生等，贼徒自相蹈藉，僵尸满城，斩首凡一十万级，获帝玉玺、金宝、金银铜印、兵仗等物，余党破头潘等一十余万遁走鸭绿江而去，贼遂平。”

红巾军进军高丽之战，至此彻底失败。

另外，中国西藏地区的史料《红史》，记载中国元朝天顺帝孛儿只斤·阿剌吉八的下落是被齐王月鲁帖木儿所杀。关于阿剌吉八同学的下落，汉文史料皆无载，《黄金史》、《恒河之流》等蒙文史料均记载阿剌吉八死于此战乱，但语焉不详。唯《红史》详载了其结局。

蒋介石日记啊，现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据专家说，看上去越来越有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