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中国历史发现于境外史料而未见于中国史籍？ 第2页

最典型的当然是郑和下西洋了。很多国家的史料都可以佐证或者补充关于郑和下西洋途中的各种细节。未来郑和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就是挖掘其他国家史料中和郑和有关的内容

比如从威尼斯人孔蒂在印度的见闻可以知道郑和舰队中的船只实际大小能够匹敌威尼斯的大船

比如从葡萄牙人在印度的见闻可以知道郑和当年确实有在海外设立官厂货栈，从黑蜀黍的口中可以知道郑和舰队确实直航过东非，而且还可能派出分支舰队去往周边各处交易番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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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分不清船只大小”“孔蒂的见闻录不是亲眼所见”

你乎杠精的水平真是愈发的叹为观止了

沙俄的外交档案表明，清朝的大学士富察·马齐，原来是沙俄的内鬼。

国内的史料记载中，富察·马齐出身高贵，和清朝皇室关系匪浅，他的侄女是乾隆的原配孝贤纯皇后，他的侄子是富察·傅恒。他本人也是历经康雍二朝的高官，自康熙中叶起，始终居于高位，其间历任左都御史、兵部尚书、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太子太保等要职。

马齐去世后，乾隆赏银五千两治丧，赠太傅，给谥文穆，数年后又令入祀贤良祠。他可以说是荣誉满身。

乾隆更是对他高度评价：

乾隆帝：“历相三朝，年逾大耋，举朝大臣未有及者。”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在清朝和沙俄谈判期间，背叛了清朝，充当了沙俄的内鬼。最终使得清俄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条约内容完全倒向沙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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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莫斯科外交部档案》记载，当年沙俄的使臣在北京时，通过一位法国传教士结识了马齐，并用价值2000卢布的皮货，作为礼物交换，让马齐在边境问题上协助沙俄。

^[1]

沙俄使臣还把马齐称为“当权的机密顾问”。

^[2]

而且还高度肯定了马齐的贡献。

最后结果就是这个，《布连斯奇条约》签订，沙俄得到了莫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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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富察大人是没见过钱么？还是说沙俄的皮货真就是这么有诱惑力？为了这么点皮货就背叛了大清。

不知道康雍乾知道了后，会不会吐血？

参考

1. ^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
2. ^ [法]葛斯顿·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

鸦片的输入量，尤其是1858年前鸦片的输入量。

从至少1800年，清朝就把鸦片列为严禁进口的违法物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华鸦片贸易是通过走私形成。有伶仃洋商的趸船，有澳门的烟窑，有在粤闽浙苏沿海省份流动，与渔民、村民零散交易的“番船”……走私的形式和渠道非常多，清朝官方完全不能掌控。导致中国官方在1800~1840年期间，从来没有对鸦片输入量有过调查。

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鸦片虽然在法律意义上依然是违禁品，但清朝对鸦片走私活动的查处已经基本废弛，在1842~1858年期间，也没有对鸦片输入量有过调查。

1858年，依照《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对鸦片征税，鸦片成为合法药品之后，才开始有官方统计数字。

但是，做生意的商人，都要有账本。

垄断印度鸦片生产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他出于最基本的、对经营盈亏进行核算的要求，要对每年鸦片产量、销量（加尔各答鸦片拍卖行交易情况）等情况做详细统计。

怡和洋行、宝顺洋行、沙逊洋行、旗昌洋行等鸦片贸易的中间商，也都有各自的详细经营核算报告。

特别是在1827年年底，由怡和洋行出资，创办英文行业刊物《广州登记册Canton Register》，对鸦片在华销量和广州鸦片价格行情走势进行逐年统计，相当于行业参考报告。

时至今日，对十八~十九世纪对华鸦片贸易这一课题的研究，外国鸦片贩子在这一时期向中国输入多少鸦片，导致中国有多少白银外流等情况，主要依靠这些外方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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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问题下，另一位答主 @叉叉叉 ，又提到了一个历史悠久的谣传——“明朝宋景星的《天工开物》，被满清列为禁书，到了近代才从日本找到”。

十多年前，互联网上就有这种谣言，不知道辟谣多少次了，到现在，居然还有人拿出来说事。本来不打算过问了，不过这位答主却很不请愿承认这个错误。

只好把证据列出来，特意辟谣了：

《天工开物》在清朝不仅从来没有被禁，反而还得到官方的推崇和收录。清朝康熙年间，官方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就收录了《天工开物》

我要说的这个事情，虽然中国也不是没记载，但是通过外国史料，却发现了光凭中国史料所看不到的真相，进一步可以引申到对古代中华帝国朝贡体系虚与实的思考。这两个外国的分别是暹罗和朝鲜，而主题则是当今泰国却克里王朝和中国清朝建立宗藩关系的过程。

18世纪后期，出身华裔的达信南征北战，中兴暹罗，但不幸为却克里之驱除，成了历史的牺牲品。昭披耶却克里（拉玛一世）得国后，对外继续保持前朝所确立的同中国清朝的宗藩关系，冒称达信（清朝称为郑昭）之子，使用汉名“郑华”，于1784年遣使来华朝贡并“请封”。1786年，正式获得乾隆皇帝的册封，诰印由使臣赍回。清朝与却克里王朝的宗藩关系，就此确立。中国早期的中泰关系史或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的著作，谈到这段历史时都遵循的是清朝官方口径。

表面上看，这又是一个为“万国来朝”的神话锦上添花的一例。但是外国史料的发掘，却让我们知道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泰国学者在泰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档案中发现了1784年暹罗给清廷“金叶表”和“勘合信”的原件。原件上的豆芽文就不必贴出来了，下面贴一下“金叶表”汉译：

这是一封来自大城府（译者注：当时暹罗虽已经迁都，但仍习惯称“大城府”即阿瑜陀耶）最高统治者陛下的信件。根据古老的皇室传统，陛下（译者注：指拉玛一世）已接过皇位。考虑到我们与大清国最高统治者陛下贯的皇室友谊,我们任命使节团人员如下：（名单略，正使头衔为“帕”，相当于伯爵）。他们将携带皇室的金叶信、皇室贡品以及勘合信的中文版本，按照伟大的统治者们遗留下来的古老皇室传统，向大清国皇帝陛下进贡（译者注：泰语原意为奉献）。（贡品单略）

“勘合信”的汉译是：

这是一封来自大城府最高统治者陛下的信件。遵循千古流传的古老的皇室传统，伟大的陛下已接过皇位。考虑到我们与大清国最高统治者陛下一贯的皇室友谊，我们任命使节团人员如下：（名单略）。他们将携带皇室金信与皇室贡品前来。
遵循千古流传的古老的皇室传统，使者们负责携带上述礼物并进贡给大清国皇帝陛下。当首席使者、第二使者、第三使者、同事和办事等人到达后，我们请求获得大清国皇帝陛下与我大城府皇室的友好关系，您将看到我们的使者以及所有外交官员被带到您面前向您行跪拜之礼，表达他们的敬意。当他们完成了使命后，请允许他们自由返回,以保皇室友谊完满。皇室勘合信一般都会用骆驼章盖上印记。这一次，我们找不到骆驼印章，因此我们加盖了“Ai-yaraphot”章来作为证明。这封皇室信件周五已经发出，即七月的第一日，Chunla1146年，龙年，本世纪第6年。

当然，以上汉译并非清朝时期的汉译，而是现代学者根据原件进行的翻译。从原件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暹罗接受了朝贡体系，使用了“进贡”或“奉献”这类词汇，并允许使臣叩头表达敬意。但在政治上丝毫没有向清朝称臣的意思，甚至自称“伟大的陛下”，可以说他们寻求的是两国的平等交往与友好关系，更没有奉清“正朔”。这样的文书如果原汁原味地被翻译成中文，难道不会触及乾隆皇帝的逆鳞吗？

暹罗国王的“金叶表”在清朝官书中语焉不详，仅提到“接暹羅國鄭華稟稱，因伊父鄭昭病故，臨終囑其尊奉天朝，永求福庇”数语。然而，暹罗入贡之事却被朝鲜王朝的使臣捕捉到了，也抄录了暹罗国王“金叶表”的汉译全文，因此我们可以在《朝鲜王朝实录·正祖实录》中看到这个“金叶表”送到清廷时是怎样的状态：

暹羅國長鄭華, 叩首叩首, 上貢大皇帝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 伏以皇恩浩蕩, 澤及遐荒, 聖德宏敷, 光臨海隅。 念故父任政暹羅, 遣使朝貢, 業蒙容納, 不勝榮幸, 何期更邀隆遇, 格外加恩懷? 遠屬國無微不照 使華感激無地, 補報無門。 玆華繼嗣父業, 當續父志, 供奉貢典, 不敢少忽。 聿修厥職, 永效忠誠。 但華僻處海隅, 遐荒粗定, 今備方物來朝, 貢禮誠難合式。 俯思鴻慈, 鑑華悃忱, 必沾涵育。 玆謹虔備金葉表文。（礼品单略）

两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原意完全被篡改了，语调相当“肉麻”，成了标准的属邦对上国的表文。而且，还虚构了暹罗国书原文中所没有的“郑华”子承父业的内容。究竟是谁做的手脚呢？按照中暹交往体制，文书不是清方翻译的（1752年暹罗曾将“番书”直接带到北京，四译馆无法翻译，乾隆令交贡使带回译成汉文），一般由暹罗华人所充当的通事来进行翻译。也就是说，这些通事为了迎合清朝口味，将原来并无称臣之意的“金叶表”按宗藩体制的话语进行了歪曲和篡改。

乾隆帝当然是看不到暹罗文原件的，满足于“万国来朝”的他龙颜大悦，批准“册封”暹罗国王。册封制书是：

我國家誕膺天眷，統御萬方，聲教覃敷，遐邇率服。爾暹羅地隔重洋，向修職貢，自遭緬匪破滅之後，人民地土，悉就摧殘，實堪惻憫。前攝國長事鄭昭，當舉國被兵之後，收合餘燼，保有一方，不廢朝貢。其嗣鄭華，克承父志，遣使航海遠來，具見忱悃。朕撫綬方夏，罔有內外，悉主悉臣，設暹羅舊王後嗣尚存，自當擇其嫡派，俾守世封。茲聞其舊裔皆因兵革淪亡，鄭氏攝國長事，既閱再世，用能保其土宇，輯和民人，該國臣庶，共所推戴。用是特頒朝命，封爾鄭華為暹羅國王，錫之誥印。該國王尚其恪修職事，慎守藩封，撫輯番民，勿替前業，以副朕懷柔海邦、興廢繼絕之至意。

制书的暹罗文版本是：

大清国皇帝陛下写给大城府的统治者陛下的皇室信件，愿友谊长存。因大城府与北京相隔万里，大城府的统治者陛下不远千里遣诸使前来hong（译者注：泰语“授封”），按照传统献上贡品。我们明白大城府政府仍然很珍惜与北京的皇室友谊。大清国皇帝陛下对此甚感欣慰。现在，大清国皇帝陛下授封大城府的统治者陛下为大城府国王。我们同样授予您一枚骆驼章以便在勘合信上盖章。我们希望大城府的统治者陛下管理好人民、土地和财产。无物阙遗，您将获得长久安稳的统治。请勿使大清国皇帝陛下担忧。

此外，暹罗还保留了一份回赐礼单，共有110卷（匹？）各种绸缎，这是不见中国记载的。

在暹罗文文书中，除了保留了册封暹罗国王这一基本事实外，其他展现天朝优越性的语句以及涉及郑昭、“郑华”关系的语句被删改殆尽，两国之间的关系被形容为“友谊”。显然，这种修改跟对“金叶表”的修改是基于同一逻辑。

清暹国书的不同语言版本说明，首先，暹罗还是认可并加入了中华秩序，因为“进贡”、“授封”这种术语也出现于暹罗语版本中。其次，除了使用朝贡册封的基本形式和术语外，暹罗还是认为自己与中国是平等友好关系，并未自我矮化、“至诚事大”，把自己当成中国属国，说明其对中华秩序只是一种工具理性的利用，内心从未接受中国中心的世界观。第三，国书遭通事篡改，以适应朝贡体系的需要，这不仅是中暹交往的惯例，恐怕在中国同其他非汉字文化圈国家中也难免这种现象。包括隋日国书事件也与此事有异曲同工之妙。暹罗的真实动机，不外乎是对华贸易的需求。这就是古代中华帝国朝贡体系的虚与实。如果没有暹罗本国档案保存至今，我们就不会知道这些有趣的内幕，没准儿还真以为暹罗就是中国“孝子”呢！

相关回答：

参考文献：

• 普拉宾-马诺马威博：《论中国-暹罗的朝贡关系》，收入王元周编《中华秩序的理想、事实与想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7—119页。
• 王巨新：《清代中泰关系》，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大唐安西都护府的结局。

19 世纪末，在现在的蒙古国杭爱省（就是封燕然山铭发现地杭爱山所在的那个蒙古国省份），出土了一块《九姓回鹘可汗碑》，碑文分别用粟特文、突厥文和汉文3种文字铭刻。

这个碑文，记录了回鹘三位可汗的事迹，明确了这三位可汗的经历，就能确认大唐安西都护的真正历史结局。

关于北庭、安西的最后历史，有三位回鹘可汗非常关键——怀信可汗、腾里可汗、保义可汗。

怀信可汗（公元795-805在位），在790年后代替了残暴又无能的回鹘大相颉干迦斯执政（这个颉干迦斯曾于790年袭杀大唐最后的北庭都护府节度使杨袭古，而怀信可汗曾为此与之发生争执），并率军反攻吐蕃，成功收复了北庭地区，包括庭州和西州。但庭州和西州的收复时间无法确定，估计在790-805年之间。

很多资料都以790年北庭丢失作为吐蕃开始攻占西域的标志，认为安西应该也在不久之后叶因为孤立无援丢失，但是这之后怀信可汗收复了北庭。

北庭半收半围之次,天可汗亲统大军,讨灭元凶,却复城邑。

腾里可汗（公元805-808在位），怀信可汗之子，即位后曾率军援救了被吐蕃围攻的安西都护府，时间应在公元805年到808年之间。

《九姓回鹘可汗碑》的碑文详细记载了腾里可汗救援龟兹，与唐朝的安西守军联手，将吐蕃大军一举歼灭。

后吐蕃大军攻围龟兹，天可汗领兵救援。吐蕃落荒，奔入于术。四面合围，一时扑灭。尸骸臭秽，非人所堪，遂筑京观，败没余烬。

安西四镇的方位，西疏勒，东焉耆，中龟兹，南于阗。于阗在塔里木盆地南段，其他三个在天山附近。

你如果要问北边是啥，北边就是北庭都护府，北庭和安西隔着个天山山脉。如果北庭不失，回鹘便可以救援安西。

龟兹是安西都护府的治所，也是安西军最后的据点。于术就是原唐朝安西都护府所辖于术守捉城的所在地，西距龟兹460里，东距焉耆70里。

这是一次长途追袭。

吐蕃军队先败于龟兹，尔后又被围歼于于术城中。这一战大约发生在805-808年之间，也就是怀信可汗驾崩后，保义可汗即位前的腾里可汗的三年执政期。

此战的胜利，也标志着回鹘势力开始在天山南麓站稳脚跟。

保义可汗（公元808-821年在位），怀信可汗之子，腾里可汗的兄弟，即位后，在西域用兵，且攻势不弱，为以后的回鹘西迁打下了基础。

百姓与狂寇合纵，有亏职贡，天可汗躬总师旅，大败贼兵，奔逐至珍珠河，俘掠人民，万万有余，驰马畜乘，不可胜计，余众归来。

珍珠河即真珠河，也就是今天的锡尔河上游，此地接近唐朝的历史名城碎叶，也是安西都护府所辖范围。

此后，北庭、安西的多数地区明确属于回鹘汗国势力的影响范围。

摩尼教是回鹘汗国的国教，回鹘对摩尼教的重视可以说已经到了偏执的地步，曾请求盟友唐朝在全国也推广摩尼教。

有一份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收集到的摩尼文所写的摩尼教赞美诗集（Mahrnāmag）的跋文里说，这部诗集是在光明使者诞生之后的546年（公元762或763年）开始抄写的，但没有能够抄完，随后封存在焉耆的一所寺院里。

回鹘保义可汗在位期间（808-821年），在一些摩尼教高僧的帮助下，终于抄完了这部篇幅很长的诗集（目前只有两页保存下来）。这篇《摩尼教赞美诗集》的跋文里，在赞颂回鹘可汗及其家族成员之后，列举了北庭、龟兹、高昌、佉沙（疏勒）、拨换、焉耆、于术等城镇的摩尼教支持者以及听者（nywš’g’n，Auditor），这其中包括留在当地的唐朝官人，如龟兹节度使，拨换的曹侍郎，焉耆的唐副使。

这也是为什么在龟兹的出土文物里，很少看到吐蕃进占的痕迹。

史籍中明确被吐蕃攻占的于阗和敦煌，曾出土过大量吐蕃占领时期的文物，很多文书采用吐蕃文字，而且出土文书有各种吐蕃军队、官员的记载。

同样也是于阗，在一份编号为“hedin24”的民间收藏的出土文书中，记录了“乘驼人桑宜在神山堡发现异常”，于阗国王下令“人畜一切尽收入坎城防备”，记录者为汉名官职典史、判官，最后落款为“节度副使都督王尉迟曜”，年份为“贞元十四年闰四月四日辰时”。

这一年，是公元798年。

也就是说，至少在公元798年，安西四镇里的南大门于阗，仍在西域唐军手里。这以后，西域唐军的盟友回鹘汗国，也会进入一段政治比较稳定的时期。

差不多与此同时，公元794年，中唐名将韦皋亦诱使吐蕃盟友南诏背叛吐蕃，重新与唐朝结盟。公元801年，韦皋兵分九路攻吐蕃，大破吐蕃。

拔城七、军镇五、户三千，擒生六千，斩首万余级
生擒论莽热，虏众十万，歼夷者半
凡破吐蕃四十八万，禽杀节度、都督、城主、笼官千五百，斩首五万余级，获牛羊二十五万，收器械六百三十万，其功烈为西南剧

经过一系列打击，九世纪开始，后院起火的吐蕃国势开始由盛转衰，扩张势头明显减弱。

公元821年，保义可汗去世后，唐蕃长庆会盟，约定互不侵攻。

公元840年回鹘汗国崩溃，回鹘庞特勤部西迁安西故地。

公元842年前后，庞特勤在焉耆称叶护，所部称安西回鹘，后称可汗。如果按照传统说法，北庭和安西从公元808年后开始就被吐蕃经营几十年，恐怕庞特勤西迁的过程不会像史书描写得这么平淡。

所以，历史上安西都护府最后的唐军，最终结局应是在回鹘势力的援助下，坚守住了龟兹，随后与当地民族融合，最终消逝在历史长河中。

万里一孤城，尽是白发兵。

小彩蛋：龟兹的库木土拉石窟中，曾发现“大唐大顺五年五月三十日沙弥法晴”的题记。1928年黄文弼先生来此调查时，该题名尚存，今已损毁不见。

又是一个不存在的年份，因为大顺年号只有两年，大顺五年相当于公元894年，13年后的907年，唐朝正式宣告灭亡。

《天工开物》我大明宋应星编撰，在清代由于政治原因并没有得到发行并在中国消逝。一直到300多年后的民国初年，有一个人去查《云南通志》发现里面说冶炼铜矿的地方引用到一本名叫《天工开物》的书，于是他想看到这本书的全貌，于是到北京的各个大图书馆去搜寻这本书，结果一本都没有找到，又去询问各个藏书家，也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本书，也就是说在经过满清将近三百年的统治之后，这本书已经几乎在中国绝迹，连知道这本书的人几乎都没有！后来这个人偶然在一个日本朋友家发现这本书的日文版，于是他到日本的图书馆去查，这一查不要紧，发现这本书居然英国，俄国，德国，日本，法国都有翻译本。

满清蛮夷，历史的罪人！

说明一下，我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我是生产力主义。这种促进生产力的书都能禁，真没什么好洗的。

再说明一下，我也不是粉明朝，明朝有明朝的问题，一个朝代几百年，有兴旺有衰败，但放到历史长河来看，明朝问题是问题，但满清的行径是耻辱，是要被钉在耻辱柱上，以警后人的。不要厚脸皮争辩，我会打脸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两句可是慈禧下的诏书，擦都擦不掉的。

那个，居然有人质疑我没有看过……上图

879年黄巢破番禺（广州城），屠杀穆斯林（阿拉伯、波斯人等）、犹太教徒及拜火教徒等12万。

阿拉伯《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提到“杀胡商12万”

阿拉伯学者马素第的《黄金草原》一说是杀了20万胡商。

当时是震惊了伊斯兰世界，所以阿拉伯史很多有此事记录，但我们历史典籍记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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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我一跳，大家争论的点是不是有点歪了？

首先声明一下，我大学不是学史的，转行了。也不研究宗教。这杀胡商的事，我很早很早就听说过，只是不作深入了解，恰好看到这问题，随手一答，也不严谨。

今天我翻了一下这个话题下的回答，原来年初1月份就有个“匿名用户”回答过黄巢屠广州这个问题。我这属于重复了，他引用的史料是《中国印度见闻录》，这份是一个名为苏莱曼的阿拉伯商人和一个阿拉伯学者西拉菲共同完成的手稿，此手稿先后经叙利亚的柯尔柏图书馆，塞尼来伯爵图书馆，最终现在收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至于可信程度，我觉得是可信的，不然这三家图书馆不会收藏。中华书局后来将此手稿汉译出版。

马素第《黄金草原》说杀害，加逃亡饿死，溺死等近20Ｗ胡商……此数据与大多数记载12Ｗ的数据有出入。

为什么阿拉伯史很多确信是12Ｗ呢？因为“护照”。《中国印度见闻录》作者强调过唐政府按人头收税的，阿拉伯人不傻，不会多报多交税吧？

这是链接https://www.jianshu.com/p/3133ed6c710d，可供参考。侵权删除。

另，著名汉学家魏斐德在著作《大门口的陌生人》中也提到“黄巢让军队屠城，放火，劫掠，单单外国人就被杀了12万，广州几乎被摧毁”。有说全城各种百姓总数被屠了20Ｗ，这倒与马素第所说的20Ｗ有相似之处。

在这下面有几个有意思的回答。

1，这是谣言。（我不知道是不是，反正中国历史方面没此记载，甚至破城年份跟阿拉伯人记载相差一年）

2，不可信，当时广州没有这么多人口。（《新唐书》曾记载说广州城户四万二千二百三十五，口二十二万一千五百，这是户籍登记在册的，若加上外商和流动人口，有多少不知道，估算有40Ｗ左右。至于《新唐书》与阿拉伯人记录可信不，不知道。）

3，黄巢破城后，屠城。什么人都杀。大家应该明白屠城是什么意思吧，很多全城被屠掉一半人口的记载多的是。

4，黄巢攻占泉州也杀了过10000多的胡商。

5，黄巢这人我定性为杀人狂，屠夫。至于此人杀人如麻的记载，中国史上多的上，可以了解下。意见不同，不作争论。

6，广州城曾于758年被波斯大食攻打掠夺过，此事《旧唐书》，《资治通鉴》皆有记载。

7，宗教问题。额，不讨论！我是无神论者。

８，穆斯林确实在广州犯下过滔天大恶，所以黄巢杀掉的部分胡商，我不可怜。

简单的说几个我翻书的时候看到的，我不是搞文献学、金石学的，所以也算是拾人牙慧

域外史料，特别是东亚范围的汉籍史料一直非常丰富，主要来自于朝鲜、越南、日本。和中国政治经济关系最为紧密的朝鲜尤盛，很多时候研究中国问题都需要参考来自于朝鲜的史料笔记，以补正史之阙。

举几个例子:

前几天翻崔溥《漂海录》评注，发现了一个不见于中国史籍志书的碑文——眉山万翼碑文

此碑文对于研究元明运河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碑文抛去歌功颂德的部分，能够看出真正的南北大运河疏通构建应是在永乐朝

因为崔溥奉差出外时于济州岛遭遇暴风袭击，漂流至浙江台州府临海县上岸，起初被误认为倭寇缉捕，经过重重审察后，接受了明方良好接待，其中关于地方三司会审和北京诣兵部的流程记录的非常祥尽

再举个更早一点的例子:

金宗瑞的《高丽史节要》记载了部分北宋士人投奔高丽的例子，其中不少还是以进士之身来投，且多被授予官职

当然大多数人在宋朝方面都没有记载

（穆宗八年，1005）是岁宋温州文士周伫来投，授礼宾注簿。^[1]

（显宗四年，1013）宋闽人戴翼来投，授儒林郎守官令^[2]

（文宗六年，1052）宋进士张廷来，授秘书省校书郎。^[3]

（文宗十四年）以宋进士卢寅有文才，授秘书省校书郎。^[4]

有点多，不一一列举了

至于晚明时期的朝鲜史料就更多了，像：《建州闻见录》、《沈阳状启》、《沈阳日记》、《栅中日录》

比如《建州闻见录》中的“奴酋家图”（和实际勘测的有出入）

我翻阅《栅中日录》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之前没注意的小细节，李永芳在二十九日与刘挺合兵同进之时提到：

这里的六镇藩胡，就是朝鲜李朝世宗时期，于中朝边境的瓯脱地带趁着建州左卫和毛怜卫衰落之际，将势力扩展至图们江以东，设立了六个军镇：会宁、稳城、钟城、庆元、庆兴、茂山。

看起来朝鲜已然控制了图们江沿岸土地

我起初也是这么认为，因为在明朝方面并无记载，清方除了康熙五十年，针对中朝边界的模糊状况康熙皇帝派遣乌喇总管穆克敦会同朝鲜方面巡查外，并无过多阐述。

为什么我说这个文段引起了我的注意

因为李永芳说：“六镇藩胡多在奴酋麾下”

这意味着六镇的设立根本不是说李朝将势力推进到图们江东，六军镇的地位显然更加特殊，应该是是朝鲜与女真各部杂居的状态，六镇更像是朝鲜方面的据点而非州府

在李永芳的叙事中也清楚的看到，后金起事之初的六镇是努尔哈赤的势力范围

但为何康熙勘界后六镇便大大方方的变成李朝国土了呢？

经尚书提醒，《李朝实录》记载明清战争中忽温与努尔哈赤先后大量的掳掠人口使六镇处的女真各部迁出，导致六镇区域人口比例实质上以朝鲜人为主，所以后来自然也顺水推舟

《建州闻见录》中也有一些后金与明方史料不及的地方

比如对西路杜松兵战力的肯定：

这种文段在好似开挂一般的《满文老档》中是看不见的

虽然没有直言，但王氏东华录里有相关文段侧面佐证

最近在看《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是本好书，对明清传教士史事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翻翻

看到 @菜头会飞 同学在下面引用《鞑靼征服中国史》

感觉有点尴尬，这个问题是说发现于境外史料而未见于中国史藉

不是说境外史料和中国史藉冲突

妇女地位高?

不是吧.....

真要细说，可以看看《明清史抉微》里的“悍妻现象与十七世纪前后的中国社会”

上面列举的笔记小说作者多是明朝生人，所以扣这种边角史料玩话术的活儿还是尽量少干

应该贴完的

参考

1. ^ 《高丽史节要》卷二
2. ^ 《高丽史节要》卷三
3. ^ 《高丽史节要》卷四
4. ^ 《高丽史节要》卷五

去年的《中国正在说》邀请了清华大学国家传播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说一带一路。说了一个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事。

谷魏龙是谁？

发现它的地方在印度河河谷(印度河在巴基斯坦)，写在悬崖上的一块石头上。写的是大魏使谷魏龙今向迷密使去。

【日本国在见书目】中所存留的【易纬】一书，解释了唐高宗“龙朔改革”的真相。
公元661年，干支纪年中的辛酉年，益州等地纷纷上表称有龙出现，于是唐高宗宣布把年号从显庆六年改为龙朔元年。

从龙朔元年开始，一直到10年后的咸亨元年（670年），高宗主导了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改革，甚至像当年的王莽时代一样大规模更改百司官名：

尚书省废除尚书令，以左右仆射为长官并更名左右匡政，佐官也更易名称。六部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全部更名。门下省，中书省，秘书省无一例外。其他机构如御史台，殿中省，内侍省，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太府监，少府监，将作监，国子监，都水监，东宫官，十六卫，还包括后宫妃嫔女官在内（“内职皆更旧号”）都进行了官名改易。
——关于改革后的具体官名，可参照【旧唐书 职官志二】

在把几乎所有唐朝的中央机构官职改名之后，高宗又在龙朔二年下令制作了新的律令格式。
可是，这样一场规模巨大的制度改易，却在咸亨元年后废除了大多数内容。高宗自己推翻了自己之前所有的工作，改革运动戛然而止又回到了龙朔元年之前的样子。

如此一场扑朔迷离的政治运动让后世的治史之人产生了无限的遐想。还有人推测这是武后掌权的标志，故意通过改官名等措施标新立异，冲击传统思想。
而唐代本身也对高宗主导的这场改革讳莫如深，“至若龙朔咸亨改复之说，此皆不书。”

如此一来，这场突兀的改革到底是出于何种目的，又为何最后被废除，似乎成了永远的无头公案。

幸运的是，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纬学传入日本并融合发展成为平安时代影响力极大的阴阳道（不知源义经，但知晴明公）。
正是因此，大量中国有关谶纬术数的文献在日本保留了下来。
经过后世学者的梳理，唐高宗时期这场神秘的龙朔改革的思想源头，就是来自于日本保存下来的郑玄注【易纬】。

根据日本昌泰四年（901年），干支辛酉年时，以通晓占术闻名的三善清行呈给醍醐天皇督请改元的【革命勘文】，我们得知，在郑玄注【易纬】中有“辛酉革命”之说：

【易纬】云“辛酉为革命，甲子为革令”。郑玄曰：“天道不远，三五而反。六甲为一元，四六二六交相乘。七元有三变，三七相乘。廿一元为一蔀，合迁三百廿年。”......
【诗纬】云：“十周参聚，气生神明。戊午革运，辛酉革命，甲子革政......”

周文王，戊午年决虞芮讼，辛酉年青龙衔图出河，甲子年赤雀衔丹书。而圣武伐纣，戊午日军渡孟津，辛酉日作泰誓，甲子日入商郊。

三善清行所引的易纬，诗纬这些条目和郑玄的注解都不见于中国文献的记载。
总结起来就是在某些特定时间点上，革命的力量会空前强大，君主需要修德攘灾，做政治上的改革以避免革命。

而在戊午，辛酉，甲子改革政治的传统记载为何会在中国失传，原因大概就是历代对纬书的篡改：

【日本国在见书目】称郑玄注【易纬】10卷，到了【隋书 经籍志】里记载就成了8卷，少了2卷内容。两唐书则记载是宋均注【易纬】9卷。
郑玄最爱以天命五德解释经书，所以他为诸纬书所作注解在隋唐被刻意删改伪造。
比如郑玄注【礼纬】，【日本国在见书目】和【隋书】都记载有3卷，但在两【唐书】内却换成了宋均注，可见郑注已经亡佚。
同样情况也见于【诗纬】，【旧唐书】著录包括郑玄和宋均两个版本，但到了欧阳修编写的【新唐书】就只剩下宋均版本了。

然而，传入日本的【易纬】因为没有敏感的政治氛围，并没有遭到政治力量的篡改，反而保留了更多的原貌。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辛酉革命”说虽然在中国完全消失，却在日本文献里活了下来，甚至长期保持对日本政治的影响力，日本多位著名统治者均以此塑造自己的正统形象，直到20世纪中期（比如二战期间日本大肆庆祝“纪元2600年”）：

神武天皇即位被定为辛酉年（公元前660年，周惠王十七年）。
圣德太子在601年（辛酉年）开始改革，604年（甲子年）颁布【宪法十七条】。
桓武天皇在781年（辛酉年）即位，784年（甲子年）宣布迁都长冈京。
从天应元年（781年）到文久元年（1861年），共有19个辛酉年，改元16次。从神龟元年（724年）到元治元年（1864年）共有20个甲子年，改元16次。整体来说，辛酉年和甲子年改元比率高达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