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期的五胡乱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第1页

晋朝之后的五胡乱华。。。。喵，提问这个事儿也要专业呀。

来，开始普及一下。。。。耳朵竖起来唷，喵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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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呢，五胡乱华的时候，西晋还没完蛋呢。。。西晋完蛋是长安政权被刘曜消灭那一年，然后一直在假装北伐的牛睿同志就高高兴兴地即位，成为东晋的开国君主。。。而这个时候各路胡人已经欢快地蹦跶了很多年了。

其次你说原因？嗯。。。。原因就是三国时期北方汉人死的比较多呗。

按照记忆捋一下。

黄巾起义，祸害到幽州，青州和兖州，死一地。

李傕郭汜大混战，关中正在吃人，后来连人都没得吃了。诸葛亮北伐的时候，关中本地人口耕地根本挡不住，玩命从东方调兵调粮食。

曹操打徐州，嗯。。。。陶谦太守好，阿瞒来养老。

刘备被吕布背叛，困在广陵，人相食。

袁术同志自己糟蹋淮南，后来只能吃糠。。。。

曹操打河北，嗯。。。。坑杀，坑杀，以及坑杀。

曹操又去打乌丸。。。。。嗯，斩踏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其余众万余落,悉徒居中国（不要跟我提问有没有逗号）。

好啦，北方是怎么平定的呢？嗯，曹老板虎豹骑qi脸，把你们一波带走。

生民百遗一，念之。。。。算了，别念了。

啊，还有一个。

刘备打汉中的时候，曹老板顶不住，把汉中氐族迁徙到关中去啦。

以及姜维北伐的时候，郭淮顶不住，把西北羌族迁走一大批。

总结一下，这就是北方和平的真相。。。。。自己人嘛，死的七七八八。胡人都牵进来，叫他们种地，当兵。真正该杀的嘛。。。其实都没死，获得不错。黄巾军余党跟着臧霸圈了块地。还有各路自治不表。

别问我谁干的哟。

这个北方的局面发展到西晋怎么样了呢？

首先呢天更冷了，这个是有影响的——边疆区的耕地面积会缩小。

然后，有请一位古人为哀家现身说法——急急如律令，召唤郭钦！

晋武帝太康二年，侍御史郭钦上疏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虽今服从，若数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廷矣。宜及平吴之后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於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长策也。

同志们，仔细看一下这份太康二年的文件。

戎狄强犷，历古为患——这是说胡人自古难搞。

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这是说曹老板和曹老板的对手们搞得好啊。。。。搞得好。

虽今服从，若数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廷矣。——这是畅想未来，大开脑洞。

百年之后？侍御史您可真心大呀。

顺便说一句，平阳是后来匈奴汉国的首都。

宜及平吴之后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於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长策也。——这是让他们赶快滚。

不听。——这是晋武帝的反应。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再召唤一个人吧——有请江统。

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马江统以为戎狄乱华，宜早绝其原，乃作《徙戎论》，其略曰：“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备，御之有常。期令境内获安，疆场不侵而已。汉建武中，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於关中，居冯翊、河东、北地。魏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以御蜀，盖权宜之计。今已受其敝矣。夫关中，帝王所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候隙乘便，辄为横逆。此必然之势也。宜及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与关中人户为仇雠之际，徙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诸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并州诸胡，建安中听其散居六郡，今为五部，户至数万。正始中，毌丘俭讨句骊，徙其馀种於荥阳，部户亦以千计，并皆骁勇便利。夫百姓失职，犹或亡叛，犬马肥充，则有噬啮，况於夷狄，能不为变！此等皆宜申谕发遣，还於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国，於计为长也。”朝廷不能用。

其实吧，这两份文件意思差不多，哀家带着童鞋们看一下。

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备，御之有常。期令境内获安，疆场不侵而已。汉建武中，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於关中，居冯翊、河东、北地。——这是说胡人自古难搞。

汉建武中，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於关中，居冯翊、河东、北地。魏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以御蜀，盖权宜之计。今已受其敝矣。——这是说马援和曹老板干得好啊。。。干得好。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皇汉江统的著名论断。

宜及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与关中人户为仇雠之际，徙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诸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并州诸胡，建安中听其散居六郡，今为五部，户至数万。正始中，毌丘俭讨句骊，徙其馀种於荥阳，部户亦以千计，并皆骁勇便利。夫百姓失职，犹或亡叛，犬马肥充，则有噬啮，况於夷狄，能不为变！此等皆宜申谕发遣，还於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国，於计为长也。——这是畅想未来，大开脑洞。让他们赶快滚。

元康九年的朝廷在干啥？江统同志你好可爱呀。

朝廷不能用。——这是答复。

注意一个微小的区别。

数年后的这份文件收获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不听。意思是你胡逼逼啥呢。

不能用。意思是你说的很好呀，然并卵。

两份文件看过之后呢，西晋时期是个啥样子，就懂了吧。

胡人和汉人的人口比例，在北方并不悬殊——这就是结论。

氐族，羌族，羯族，这都是种地的。——这是另一个结论。

匈奴人在山西。鲜卑是好人。在漠北，辽东和河西。嗯。。。。但是他们和晋人毕竟不太一样。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哦。

2，第二部分呢，我们来谈一谈哲学。

首先呢，五胡乱华，这是传统史学对西晋末年以来三百年大混战的概括。

第一，这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由无数个历史事件累积起来的历史阶段。

第二，一个历史事件的原因，比如说石勒为什么要杀司马越一伙人？这个原因很好找。石勒王弥饿了。司马越等人太遭恨。还有别人希望西晋的统治集团一锅端。等等。当然最直接的原因是王衍那伙人的脑子有问题，选择了一条必死的行军路线。加起来嘛，他们就烧烤了。

但是一个历史阶段的原因，这个问题是不是成立就不好讲了。

我更倾向于认为：梳理历史阶段的原因，这个命题是不成立的。

历史阶段就是历史阶段，是无数个历史事件的累积，他没有原因。

历史阶段不是由某个点，或者某条线激发，诱导出来的。

而是无数条线，无数个点按照自己的意志运动，交织，形成的一幅巨画。这些个人意志的累加，是矢量和，不是标量和。他们的意志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所构成的结果，也不是所有人希望的那样。

作为历史的观察者，可以站在唐朝建立的这个节点，对之前三百年的乱世做出总结。

但总结并不是策划和预判。

因果律这种线性思维，在研究一个混沌模型的时候，是乏力的。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生物的进化路线和生物圈的变化，我们作为古生物学来研究，可以梳理出一条条脉络。

但这些脉络构成的最终的那个生物圈，是不可测的。是因果律不能解决的。

这也就是社会科学在预测和解释方面相对乏力的原因——当然，不是做不到，但是，不要用一条因果律去做。人口数量和结构只能预言战乱和经济繁荣，预言不了其他的东西。同样，气温，科技，湿度等指标也只能解决另一部分问题。

3，哲学谈完了，下面我们回到历史中吧。

我们看到，三国的大乱世打破了胡人和汉人之间的力量对比。

大乱世是后汉末年矛盾积累的结果，人口大幅度增长后的一个节点。

我们看到，随着气温下降，草原向南方延伸，胡人定居于塞内。从东汉初年的羌人内迁开始，到南匈奴内附的巩固，氐族的下山，鲜卑从大兴安岭跨越漠北的分流和快速的汉化（应该说是部分鲜卑，尤其是辽东鲜卑），以及羯族的农耕（石勒是个农民）痕迹。

当然，这只是下一个大乱世的舞台而已。

舞台之上，我们还看到了什么呢？

嗯，接下来是比较晦涩的东西啦。

首先是秦法汉制还要不要的问题，曹魏响亮滴回答，不要！

五等爵制复兴了。民爵神马的扫进历史垃圾堆了。

然后是党锢之祸以来的胜负问题，太学生赢了，窦武陈藩赢了。未尝不太息痛恨于桓灵也，谥号已经加上去了，棺材板钉上了。董卓给你们平反，士人给你们叫好。人民为你们隐藏消息。同皇权斗争是这样艰难地取得了胜利啊！然后胜利者就去忙别的了。

这是另一条线，这条线叫——秦汉式君权的萌发，鼎盛，衰弱和朽坏，贯穿了战国后期到东汉末年这一千年的历史。

舞台是脆弱而凶险的，台基构成已经改变。大剧院风吹雨打，气温降低。

舞台上演的是四大悲剧，麦克白洋洋得意，不知悬崖在侧。

这两条线的叠加，构成了魏晋时期的风土人情。

这两条线之间有联系吗？也许有，但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坐标系面前，趋势很明显。

什么趋势呢?

秦汉式的君权萌发于战国后期的秦国，通过西汉达到鼎盛，然后逐渐衰败，直到消亡。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是下一种君权，或者说中央集权的萌发和孕育。爵制消亡的时刻，新的集权模式就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但是，这种探索并不发生在朝堂上。而是发生在帝国的边疆区。

礼失求诸野，其实，是这意思。

是的，他们是刘渊，刘聪，刘曜，石勒，王弥，李雄。李特。

胡人和汉人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之下，新的集权方式，必然兼顾彼此。新的君王，也必然留着两种血液。

三百年后我们知道了，这种方式有了一个最简要的新称呼，叫天可汗。

而在西晋初年，这一切，都处在孕育阶段。那个时候，石勒可能刚刚学会了汉语。刘聪正在洛阳太学读书，对中原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江统和郭钦盯着这些在首都大街上穿行的异乡人，胸中涌出的浓重不安最后化成不朽的政治文件。

既然我们明确了，旧帝国的死亡，就是新帝国的开始。而新的帝国和集权方式，是在底层孕育的。那么，西晋的上层在干什么呢？

答案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旧体制已经死了。曾经统御过东亚世界的秦汉帝国，被他们亲手埋葬了。

但他们又奢望着再创辉煌，他们明知道旧帝国的制度已经死去，但又试图在各个场合继续模仿他。

所以在魏晋，你看不到二十等军功爵，但你，还能看到三公九卿。

你看不到荆楚刺客横行漠北，但你能看到三千死士一朝云集。

你看不到孝，但你还是能看到以孝治天下。你看不到激赏酷吏的君主，但是还能看到希望君主靠谱的可怜酷吏。

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精神分裂，简称精分。而精分是没有效率的。

所以很不幸，秦汉帝国死去之后的这几十年，我们的政治生态，无非混和维持。

当然，也有聪明人。

复兴五等爵制，只是这些聪明人的第一步，下一步，是彻底恢复西周制，试图在维护士族分封利益的基础上，也维护版图的完整和扩张。

好可爱的想法呀，可惜痴人说梦。

当然，我理解他们。西周制是他们唯一能够参考的，也是曹老板去世前夕的自我暗示——我是周文王吗，我是周文王吧。。。

可惜，世殊时异。

西周能够在封建制的基础上维持扩张和领土完整，恰恰在于，封建制在当时相对于部落邦联，是绝对先进的。是加强集权的手段，而不是相反。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还很大，周人的地盘还很小，有大量的未知之地，可以允许方伯们进行扩张。也正是由于天下广阔，赋予方伯一定领域内的兵权，有利于统一。

但西晋不再是这样了。这个世界就这么大。各路方伯却仍有兵权（西晋的四征四镇和汉朝是不一样的，具备治理民众的权力。这个制度，起源于曹睿后期，司马懿镇关中。在向上溯源，是曹仁镇樊城，夏侯渊镇关中）

打不出去怎么办？八王之乱。

好了，三条线已经纠缠在一起：胡汉的力量对比+寒冷，秦汉制度的死亡和集权的周期性衰败，西晋高层对于新制度的探索和试验。

但是记住，这不是什么原因。

这只是历史的脉络，我们描述历史时采取的一些简笔画，最快速度勾勒出线条和轮廓。

因为历史是由无数条线交织而成的，这三条线，无非是最好识别。

在看到这三条线之后，你就知道：

1，八王之乱是不可避免的。齐王，楚王，成都王，长沙王，都是热血上头的中二青年。殿中的少佐们，心怀鬼胎，孙秀看着潘安，咬牙切齿。这些年轻人才是火并的动力，贾南风和皇帝脑残不脑残，杨骏和司马亮妥协不妥协，都没卵用。年轻人得不到出头的机会，年轻人想出头，年轻人手里有兵，年轻人失去了旧帝国的一切道德准则，而这一切，都是注定的。

2，胡人入侵是必然发生的。算不上入侵，他们无非是聚集在塞内的少数民族。他们是西晋的臣民。和吃不饱饭的汉族苦逼一起反了，仅此而已。

3. 五胡乱华是铭刻在我们基因里的一个历史阶段。他彻底踢爆了西晋上层试图维持名义上集权的假面具，而让真正的英雄们流着血在边疆出生。石勒之后，还有比汉人还试图像汉人的苻坚，还有孙子兵法和孟德新书的好学生姚苌，还有刘裕，还有在边疆区出生的高欢，尔朱荣和宇文泰，最后的最后，还有杨忠和李虎，还有杨坚和李世民。

4，不但秦汉帝国会死，隋唐帝国，在朱温篡唐那年死去，明清帝国，同样如此，那一天是1912年2月12日，记住这个日子。

5，集权和专制只占了历史上的一部分时间，另一部分时间，中国沉溺在血海中。你所关注的五胡乱华，无非是两个集权之间的血泪纠缠，政治这东西，永远起源于苦寒之地。诞生在血与火的风暴中，伴随着绝望和忧患。

6，即便如此，华夏从未死去。

7 因为如此，华夏永不死去。

the end.

类似的问题就不要再探讨了哦。这是说的最碎和最清楚的一次。。。

时隔两年，来修改一下答案。这答案并没啥人看，但我觉得这个答案，最起码并不让我自己满意。毕竟4世纪初开始的乱世，本质上是秦汉帝国的崩溃。而秦汉帝国这个大厦的崩溃，是多个源头的洪水倾泻而下的结果，目光仅仅集中在士族，视野还是太过狭隘了。。

所以，还是增添一部分内容作为答案吧。原答案放在最后不做修改。相对于原答案，这次的视角非常微观，当然叙述的节奏也相当缓慢。。。。

最近在重温三国志10，魏国梁习感觉贼好用。内政值高，魅力高，发展内政招揽，在野武将都很好用。所以就忍不住去读了这位号称“魏国地方官吏政绩第一”的能吏，并州军政一把手的列传。而在三国志的他的列传里，有这样一段看起来稀松平常的内容。

（建安）二十二年，太祖拔汉中，诸军还到长安，因留骑督太原乌丸王鲁昔，使屯池阳，以备卢水。昔有爱妻，住在晋阳。昔既思之，又恐遂不得归，乃以其部五百骑叛还并州，留其馀骑置山谷间，而单骑独入晋阳，盗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觉；吏民又畏昔善射，不敢追。习乃令从事张景，募鲜卑使逐昔。昔马负其妻，重骑行迟，未及与其众合，而为鲜卑所射死。始太祖闻昔叛，恐其为乱于北边；会闻已杀之，大喜，以习前后有策略，封为关内侯。（实际上《三国志》并无这段，这段是《三国志》原文之下的注释引用《魏略》的文字）

大意就是，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在降服汉中张鲁后，向中原撤军。撤军过程中，把一队乌桓骑兵留在长安的附近，保卫魏国的西部。这支乌桓骑兵的首领叫鲁昔。鲁昔因为妻子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分隔两地，甚是思念，所以就背叛了曹魏，领着骑兵到了并州（山西）接老婆回草原。结果被时任并州刺史的梁习招募的鲜卑人杀死。曹操听说了，非常高兴，封梁习为侯。

这段记载松平常，主角是一个叫鲁昔的乌桓人。而梁习反而是一个配角，其作用是作为并州的军政一把手，如何雷厉风行处理胡人叛乱的问题，然后论功行赏云云。但是，这段文字如果深究下去，好像没那么简单。

所以，这个突然插入别人的列传里的鲁昔是谁？乌丸又是什么？

乌丸（乌桓）是什么部族？乌桓是东汉后期到南北朝前期，生活在内蒙古草原的一个部落群。大约生活在今天河北北部的内蒙古的部分。在乌桓西边，就是今天山西北部的内蒙古部分，还有一支胡人，名曰鲜卑。根据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的考证，可以知道这两个支游牧民实际上长期交流，干架，联姻，时而对立，时而联合，可是说是东汉末年到南北朝时代的草原的非常强力的两只力量。

汉末魏晋之际，乌桓人势力强于鲜卑。实际上，乌桓人很早就参与了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袁绍和乌桓人来往频繁，甚至借乌桓骑兵替自己打仗。曹操灭了袁家，乌桓也被曹操打败了。乌桓的大首领甚至被曹操大将张辽在战场上直接砍了。之后乌桓就开始和曹操合作了。

虽然以今天看来，草原游牧民是残暴的化身，但实际上草原游牧民的生活应该比汉地更加自由散漫，当然生活也更加贫乏。根据王铭珂《游牧民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游牧部族》里的描述，由于游牧经济的主要财产积累形式是牛羊牲畜，当游牧者遭遇灾害或者专制权力的时候，往往就赶着牲畜到另外一片草原生活了。游牧民往往是没有什么中央政权的。

所以，乌桓人如果产生所谓“大首领”，那往往是大首领的个人魅力或者大首领的部族非常强力。一旦大首领被怼了，那乌桓也就重新回到各部落各自为政的状态。这也就给了中央政权有机可乘的机会——经常笼络一部分乌桓，打击另一部分乌桓，来保证中原政权的安全。

对于被打击的乌桓，当时的具体战争细节已经无法复原，但是山东嘉祥县的东汉时代的画像石上，有胡汉战争为主体的图片。下图的第三行，就是汉军俘虏了胡人，向汉军将军献俘的图景。胡人像牛羊一样，被用绳子或者锁链穿起来，一排排的被驱遣到汉将军的座下，进行献俘仪式。要么在战场上被砍死，要么就这样和一个畜生一样被当做奴隶来对待，恐怕是当时战争一个真实的侧面。

而被笼络的乌桓呢？根据梁习的传记可以知道，当时的被笼络的乌桓人，他们往往可以进入塞内，但是他们的家人往往被扣押为人质，要么在晋阳，要么送邺城。他们进入塞内之后，战斗力强大的，可以组成骑兵，参与战争。而普通人，就必须放弃草原的生活习惯和游牧生活，被强迫进行农耕，纳税，被汉人专门任命的官员管理，驱遣。

正如上文所说，游牧民由于游牧的谋生手段，往往是很向往自由的。如果有人压迫他们，他们就直接领着牛羊去了别的草原。但是进了塞内就不一样了。在专门的官员和管理机构的监视下，他们往往被当做农耕民一样固定在某块土地上，受到官员的各种压榨。你想反叛？首先你有家人作为人质，其次，你要越过那个高耸的长城才能回到草原。这是入塞的普通乌桓人的现状。

而乌桓贵族和年轻力壮成为骑兵的，应该有机会立有战功，获得一个相对优渥的生活吧？但是，据我了解，在魏晋之际封侯的，没有任何一个是胡人。曹魏的核心统治阶层的构成中，，要么是曹魏皇族曹—夏侯氏，要么是士族。连汉人寒族都很少。寒族邓艾立了灭蜀的军功，不仅没有封侯，被曹魏士族内部直接找了个借口清算了。曹魏政权的大门是封闭的，连汉人自己都挤不进去，更何况你胡人？

我推测，胡人骑兵的命运，应该和蒋介石手底下非嫡系地方军的命运一样，就是炮灰。随着战争的进行，他们战死的人越来越多，但也许得不到人员补充，得不到物资补给，更别说嘉奖了。而如果他们失去了战斗力，他们就八成和普通乌桓人一样，被驱赶去变成了农民，失去作为一个战士的人生。

一言以蔽之，乌桓，胡人，在长期的胡汉交流过程中，在当时中原王朝的眼中形成的胡人的形象，并不是【自己人】，而是其心必异的【他者】——要么是必须讨伐的敌人，要么是可以压榨的工具。是构建自我合法性的必备之存在，是名为【他者】的地狱。

那么我们回到段记载的主人公鲁昔的身上。

鲁昔应该是要么是投降，要么是被笼络的乌桓人的一个部落的酋长。由于乌桓没有统一的政权，所以每一个部落的命运都无法自己掌握。不过鲁昔被封为太原王，名义上是王爵，看起来应该还是个挺强大的部落。鲁昔的家室应该是被留在晋阳作为人质扣押了。而鲁昔本人，应该是带领他的骑兵，去参与了曹操和张鲁的战争。战争之后曹操留鲁昔军驻守长安附近的池阳，防备另一支胡人，卢水胡。

但鲁昔应该很快发现，他的真实的生活绝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优渥。在草原上，他和他的家人生活在一起。现在，分割两地。在长安附近防备卢水胡，进行了一些战斗，但他很快发现曹魏政权对他们的支持很少，而他们的军功也得不到嘉奖。这让鲁昔很是难受。也许，他还听说了在并州的他的胡人的普通部众的生活。鲁昔陷入了忧虑和不安。在忧虑和不安之后，他得到了一个结论，他认为，在池阳，他最终的结局就是灭亡——恐遂不得归。

草原人对自由的向往，作为一个骑兵战士的灵魂在他心里苏醒，他决定叛乱回到草原，重新找回本属于他和他的骑兵的人生。但他放不下他的妻子，当然，如果他跑了，他本来高贵的妻子的命运肯定是要么灭口要么沦为奴隶。所以，他决定绕道，从长安（陕西西安）到晋阳（山西太原），接回他的妻子，一起回草原。

他只有500骑兵，根本没可能攻陷要塞晋阳城，所以，他决定把大部队放在城外，他一个人潜入晋阳城把自己的妻子偷回来，再和大部队会和。他的计划一开始成功了，他成功地把他老婆偷了出来。但是并州刺史梁习并不是一个平庸的官员，他很快发现了鲁昔的计划。但是鲁昔毕竟是个战士，梁习身边的汉人从骑术到射术都根本无法和鲁昔抗衡。梁习于是招募了乌桓对立的胡人，鲜卑人的骑兵，去追赶鲁昔。

鲁昔的马上毕竟是两个人——他和他老婆。他对付汉人还可以，但是被鲜卑骑兵追击，他又能怎么办呢？最后，他没有来得及和大部队汇合，就被鲜卑骑兵追上，在鲜卑骑兵的乱箭之下，战士鲁昔被乱箭射死。至于鲁昔的妻子，一同被射死，恐怕就是最好的结局了吧。

所以，这是一个游牧民贵族失意落寞，奋起反抗，又抵抗至死的英雄毁灭的故事。

只不过，在记载里，这并不是一个英雄故事。这是并州刺史梁习的功绩史。鲁昔的挣扎，鲁昔的热血，鲁昔的人生，还有跟随鲁昔的500骑兵，都是并州刺史梁习功劳簿上的一个数字，一个所有人鼓掌欢呼的功绩——太祖（曹操）……会闻已杀之，大喜，以习前后有策略，封为关内侯。

这个故事出自《三国志》注引《魏略》。《魏略》是魏国鱼豢私家所著的魏国的纪传体史书。由于《魏略》实际上是魏国还存在的的时候就开始写的，是某种意义上的“当代史”，反应了魏国当代人的思想和意识。而在这个《魏略》中，草原人鲁昔的壮烈而死，被当做梁习功绩的见证，这种书写方式，所反映出的当时的人们心中的意识和想法，恐怕是一种空前的对于草原人的蔑视和敌意吧？

当然，这在中原人看来，只是个不大的事情，最多只在当时有一些波澜。鲁昔死后，太阳依旧升起，曹魏的革刘汉天命之路依旧在继续。只是，历史上不存在绝对孤立的事件。鲁昔之死，对鲁昔之死的记载方式里，所反应出草原人的【他者】的形象，中原人对于【他者】的敌意和轻视，中原政权如同草芥般处理胡人的交往方式，胡人又奋起反抗这种命运的行为，恐怕并不会随着鲁昔之死而消逝，依然会无数次重新上演在胡汉交界的地带。

而鲁昔殒命的那一年，公元217年，距离那个胡人团结在几个团结的旗帜之下横行中原，大肆杀戮，烧杀抢掠，以致中原陆沉，晋帝屈膝投降，晋代宗室士族狼狈南逃建康，我们如今称之为“五胡乱华”的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正好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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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原答案和新答案的分割线。以下为原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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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前辈说的已经很详尽了……我想补充一个相对宏观的角度。不过在下既不是历史专业，也没有经过远东魔术协会历史部的资格认可……所以说的也是半脑洞半事实，各位权当个评书故事来听。

五胡乱华当然有各种外因，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晋帝国出问题了。毕竟北方胡人也不是第一次遭寒灾，呼韩邪只能请求依附汉政府，而汉赵却能把晋政府直接RUSH掉了……这只能说，晋政府已经无力支撑其帝国，就算胡人不推一把，恐怕他也时日无多了。

晋政府何以如此衰微，当然直接原因是八王之乱。但是八王之乱的源头，则是司马炎罢州郡武备和分封诸王。这个在后人看来有点昏聩的决策，当时确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当时的皇权很孤独。

在政府里，皇帝面对的是一群世族高门，他们把持仕途，控制舆论，威胁皇权。昨日有河内温县的司马家，明天又会有谁家呢？司马炎不可能不害怕。所以把分封诸王，是为了用军队的力量保卫皇权不受这些世家大族的威胁。而在东晋之后，皇权复振，南朝也是倾向于赋予皇族以兵权，镇守要地，防止东晋那种门阀掌握兵权各种挟制政府的情况发生。因此在当时来看，司马炎这样做，这样防备世家大族，确实是有其无奈之处。

这样看来，真正的症结，在于统一帝国的皇权卧榻之侧有世家大族酣睡，让皇帝坐立难安。世家大族的出现，让整个帝国的皇权不再可能重现秦汉帝国的强势。

世家大族，在汉代就出现了。据说（因为看过的资料太少，不敢下定论）秦汉帝国的商品经济相当发达，土地自由买卖，颇有现代自由的市场经济之风。而东汉帝国的政策，又偏向于自由放任。近代的自由放任，放任出的是卡特尔，托拉斯这种怪物，东汉的自由放任，就放任出一帮世家大族。这些世家大族，包庇大量破产农民，拥广袤的土地，俨然“土皇帝”。这些“土皇帝”有了资产，有了当地的影响力，渐渐就控制了社会舆论。汉帝国原有的官员选拔制度察举制，因为这些大族的控制舆论，做官通道渐渐被世家大族所垄断，经常一家好些人都在政府里做高官。比如袁绍他们家四世三公……就算一个世族没啥文化，没法进入政府，他也会因为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诸多人口，有很强的私人武装力量，比如东晋初年捣过乱的义兴周氏……总之，这些名为“世家大族”的怪物，他们经济实力雄厚，垄断政府，有些甚至有私人部曲。

但是这样，世家大族实际上是把秦汉帝国埋葬了。

秦汉帝国的立国准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皇权，控制广大的弱小的自耕农。在皇权之下，不允许出现任何中间层来妨碍皇权直达民众。刘邦出身的亭长这一职位，实际上就是皇权深入郡县的表现。皇权至上，下边是均匀而广阔的基层。编户齐民直接被县政府管辖，县政府则是由帝国任命的官员县令管辖。

但是世家大族的出现，把这一切都改变了。世家大族把原本属于国家户籍下的编户齐民变成了私人的依附者，土地也变成了世家大族私人的土地。而这些世家大族又累世为官，掌握政权。自耕农变成了庄园主，名义上是帝国的官员实际上是家族的代言人。

皇帝和皇权，变得孤独而孱弱。虽然不至于东周故事，但也是争斗四起，再无宁日。

秦汉帝国的前辈皇帝，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帝国政府无数次抑制豪强，但是没啥用。自由竞争的结果，就是垄断。垄断的结果，就是养出世家大族这么个怪物。帝国政府的措施，最多只有延缓的效果，却难以治本。

所以，当时晋帝国面对的问题，不是一时的问题，是整个秦汉帝国自身弱点经过长期积累的大爆发。秦始皇没回答，汉武帝没回答，光武帝似乎直接放弃了回答……司马炎只能本能地 大肆分封皇族来换取安全感。这不是什么长久之计，但起码能解暂时的倒悬之危。

但是奢靡堕落的社会风气，异族的内迁，皇族的权力斗争，把司马炎费劲心思营造的一丁安全感全部砸碎了。

说到底，秦汉帝国的病症已经总爆发，世家大族已经成为一个皇权根本无力完全压制住的怪物。司马炎暂时的缝缝补补，已经不能挽回秦汉帝国制度的江河日下。而看似要成为新主人的世家大族的子弟，却一个比一个的浪……啥都干，就是不干正事……喝酒，谈玄，嗑药，就是不问政治和军事……

整个中州陆沉怎么看都是时间问题了。

需要有一帮新的力量掺和进来，用新的理念和方法重新组织帝国，才有可能结束这一片衰败。最后，这股新的力量就是弘农杨，成纪李背后的关陇集团，不过那是要到300年后的事情了。

所以我觉得，五胡乱华，最重要的原因是秦汉帝国制度已经衰朽到无力抵抗任何突发事件了。两晋南北朝是当时人的浩劫，但也是新的起点。

PS. 我的私货觉得，当时之所以会形成庄园主，很重要的原因是市场不发达。市场不发达，源自剩余产品的稀少，源自生产水平的相对低下。等到了宋朝，占城稻传入，生产技术革新，剩余产品多了，市场发达，即使宋帝国再也“不问田制”，也放任不出庄园主了。

还有一个PS. 全程私货脑洞和看过的资料混杂，谬误之处还请指出然后轻喷……玻璃心的答主敬上……

更新老……

谢邀，这几天一直在加班，有时手机都会被上交，根本没机会回答问题。不过看其他答案，有谈气候的，有说民族政策失败的，还有说晋朝操蛋的，这些都是引发五胡乱华的原因。可有没人谈下其他的？譬如汉人寒族地主知识分子和胡人结合的，再如掌握国家政权的士族阶层都在做什么？这些也不应该忽视啊。

我忙完了有机会扯两句吧。

终于滚回家了，补充下。

我自己没有什么科学的方法论，只是瞎琢磨。后来借着写一本穿越小说《残晋》的方式，间接地写出了晋朝之所以会勃兴骤灭的缘由。可由于文笔是硬伤，懒惰是本性，再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断更了。所以也没法说清楚了，只能在这里简单地谈谈。

但凡时出现这种“某某事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之类问题，由于每个人的方法论不同，所以各自给出的解释也截然不同。一旦要找个很高大上的原因，就只能笼统地概括为：秦汉两朝的模式已经走到了死胡同，原先的军国主义帝国已经蜕变成了被士族架空的空架子……

可秦汉两朝的模式就算走到死胡同，也犯不着让胡人来闹一闹啊，干嘛自己人不折腾折腾，扫出一个新的世界呢？

这就是个新问题了。

总所周知的是，秦汉两朝的强盛，建立在先秦贵族破产的基础上。而到了东汉时期，豪强地主进一步发展壮大，最终形成士族阶层，最终掏空了汉朝的底子，经过三国分裂后，统一的晋朝已经完全成了士族把持的政权。

与士族对立的，则是寒族或者庶族，他们也是地主阶层。事实上，士族、寒族、豪强之类的区分并不明显，大体而言，能影响州郡、族人总能在中央政府核心任职的是为士族，能影响郡县族人能在州郡担任高级佐吏的是为豪强，而几乎没有家族背景或者家族势力积淀不足者是为寒庶。

在九品中正制被士族曲解操控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高门。士族子弟基本上是垄断了政府的人才选举，除了人才选举之外，就连军功这个原本是寒门希望所在的地方都被士族势力污染。众所周知的是，晋朝灭吴时有个“二王争功”，也就是出身士族的王浑和出身地方豪强的王濬争功，结果是躺着睡大觉的王浑比在前线浴血奋战的王濬功劳大……在这样的制度下，寒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根本无法通过正常途径施展抱负，想要实现人生价值，就只能通过非正常的手段了。

有什么非正常的手段呢。

自然就是为虎作伥，别人吃肉我喝汤。

晋朝的建立，许多人都只看到了河内司马氏是高门士族，便简单地认为晋朝是纯粹的士族政权，取代了过渡时期的曹魏……

大错特错。

士族的实际核心是家族积累，外在表现方式就是世代公卿、服膺礼教。曹魏的皇族谯郡曹氏在汉末时期自然只是个普通的地方豪强，可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早就变成士族了。要明白的是，谯郡曹氏在作为地方豪强的年代，河内司马氏乃至以后鼎鼎大名的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他们在汉末的影响力还不如谯郡曹氏。

所以，家底雄厚的地方豪强是很容易在政治投机下摇身一变转化为士族的，而家底不足的寒庶乃至屁民奴婢也很容易在政治投机下摇身一变跻身地方豪强乃至慢慢形成士族的。

而在曹魏，搞政治投机，最简单的是什么？

自然是参与司马氏篡位，分一杯羹。

所以在西晋建立后，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司马炎最亲信的大臣贾充、石苞，都是寒庶出身。贾后时代执掌朝政的张华，也是个寒庶出身。他们都是有机会靠生育和教育跻身士族的，然而却没能像豪强出身的琅琊王氏、太原王氏等幸运。甚至还不如跟着晋朝跻身士族又跟着西晋一起衰落的北地傅氏、东海王氏那样。其原因何在？不是因为贾充石苞张华等人官儿不够大，权力不够大，而是最简单的原因——他们没有人丁众多的宗族可以依靠。

虽然如此，可毕竟是有了这个机会。而且毕竟有琅琊王氏、太原王氏、东海王氏这样从地方豪强跻身士族的样板。

所以，到了晋朝建立之后，人才选举制度依旧是被士族操控的老样子。寒族没有晋升空间，就只能盼着搞政治投机。八王之乱时期，这些操蛋的晋朝藩王幕下，几乎都有一大堆出谋划策无所不用其极的寒门出身的人才。因为朝政真的是被士族出身的庸才把持了，而这些本应该在正常的行政轨道下运转的人才，都纷纷加入了谋朝篡位者的幕僚大军。典型的例子，像河间王司马颙的幕僚李含，赵王司马伦的幕僚刘舆刘琨兄弟，甚至和长沙王走的很近的真正的英雄祖逖。

没错，他们不论出发点如何，但在整个八王之乱的过程中，寒门知识分子几乎就是挑唆内讧的主力军。

而掌控朝政的士族在干嘛呢？大伙都知道，他们在“清谈”……

于是，在野的绞尽脑汁策划谋朝篡位，出仕的整天谈玄论道惰政殆政。这样的国家不完蛋，怪了。

所以这样的政治投机、内置内讧内战，完全可以看做是寒门阶层和军方（无论皇族还是胡人叛军）联手，已实现其享受人才选举机制的非正常手段。八王之乱如此，五胡乱华亦是如此。

由于有“民族”这个古里古怪的东西作祟，所以许多人对八王之乱看的非常平淡，丝毫不会觉察到其破坏力，而只是一味地纠缠五胡乱华。其实笼统地看五胡乱华，似乎倒是个民族问题，可仔细分析，是这样吗？

首先，是关中氐羌作乱，秦州流民入蜀，賨人（巴氐）建立成汉政权。这完全是偶然好不，可作为成汉的统治者李氏一族，高度汉化，在成为流民入蜀前，李氏兄弟甚至都做了秦州的州郡佐吏。如果没有什么意外，他们已经形成新的地方豪强集团了。而他们入蜀的过程，也和不久之后中原的士族南渡入江南没什么本质不同。唯一不同的，则是他们建立了割据政权而已。但这个割据政权，可不是什么民族压迫政权，而是一个实实在在地由巴蜀地方豪强拥立的政权。只是很恰巧，割据政权的皇帝是个賨人而已。

也就是说，假如当时秦州流民的首领是一个汉人，或者说巴蜀的豪强有自己的人选，这个政权都无法跟“胡人”划上关系。

然后，是匈奴及羯人的作乱。

刘渊起兵，是借着支持成都王而得到的机会。他们的政权性质，刘渊和刘宣也有过讨论。刘宣认为要“复呼韩邪之业”，换句话说就是要抱团形成一个半独立的游牧汗国，继续依附中原朝廷。而刘渊则否决了这个意见，要以刘姓的身份复辟汉朝。这已经够皇汉了……

再就是羯人的问题……这根本就不是问题。石勒的主力士兵，以汉人和乌丸人为主。石勒所倚重的高级将领“十八骑”，有一半也是汉人。石勒的文官，几乎清一色汉人。

石勒的政权，说实话，也就是一个汉人流民武装和乌丸人、羯人联合，由寒门知识分子操控的反叛政权。至于网上像石勒石虎的所谓“民族屠杀”，都是没有来源的无稽之谈，石赵政权的战争，汉人的死伤数量远少于八王之乱。石赵政权之所以能在河北立足，就是因为这一支反晋的汉人流民和胡人联合的武装在豪强地主的绞杀之下需要一个牢固的地盘。石赵政权之所以瓦解，是由于他们的政权是以汉人流民和胡人为主，他们极大地损害了河北豪强地主的利益，河北的豪强地主选择了鲜卑慕容氏搞掉了石赵政权，而不是因为什么种族压迫汉人反抗云云。这也是后来真正煽动种族屠杀，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冉闵败于旋踵的原因。

接着，便是鲜卑人。

鲜卑人得分两个阶段。

首先一批入华的鲜卑三部，也就是宇文、慕容、段三部，他们汉化程度较高，长期作为中原朝廷的仆从军团参与作战。由八王之乱的余晖带动的五胡乱华中，鲜卑人起初是作为晋朝雇佣军或者仆从军的方式参加的，他们是晋朝用来对付叛军的棋子。

在羯人石勒依靠汉人流民和胡人凑成的军队霸占了河北后，石勒政权发现河北已经没有多少自耕农可以养活政府了。而占有大量土地的豪强地主，仍然以忠于晋朝的名义拒绝向任何人缴纳赋税。所以石勒只能用暴力手段向豪强地主开战，从石赵开国道灭亡，石赵一直在扫荡境内的豪强地主，而没有任何途径完全整合河北的土地，甚至也没有能力与豪强地主勾结，这么一个政权跟三国时期的蜀汉一样，毫无根基，骤亡是必然。而取代石赵的冉闵，仍然没有发现问题的关键，傻乎乎地以为靠民族仇杀就能解决问题，结果在河北豪强地主的带路下，鲜卑人的军队迅速就灭掉了冉闵。而此后的鲜卑政权，从慕容氏时期的合作，最后到拓跋氏时期的完全合作再到接受鲜卑贵族为汉人士族的所谓“汉化改革”。鲜卑人虽从实质上来说，汉化程度很低，但他们找到了和河北豪强地主抱团取暖，构建出新的士族阶层的途径，于是在河北山东豪强地主和鲜卑贵族的交配下，隋唐时期的关东士族，也就形成了。

所以归根结底来说。

五胡乱华，便是寒门地主和内附后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胡人联手，对士族垄断仕途的晋朝的大规模政治投机。

他们的目的……也不过是跻身新的士族阶层，等待下一次的大乱。

而这一切，要等到北周的重新军国主义改革和科举制度的出现才能终结。

新的军国主义改革，通过对外扩张为寒庶提供了晋升途径，所以隋唐的扩张都很疯狂。

科举制度，通过考试为寒庶提供了选举途径，就算朝廷丧失了扩张能力，也不会有大批的没有出路的人才会冒险政治投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