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中国历史发现于境外史料而未见于中国史籍？ 第3页

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

其基本情况和主要价值可以概括为：

20世纪初俄国人在黑水城（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驻地——达兰库布东南约30公里）发现了一批珍贵的西夏文献。1923年在莫斯科出版了整理报告《蒙古、安多和故城哈拉浩特》。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与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开始对这批文献进行整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俄藏黑水城文献》为名出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曾一度佚失的传奇文献《文海宝韵》。由于《文海宝韵》印刷时所使用的纸张是宋代公文旧纸，所以《文海宝韵》背面的宋代官文书同样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

2000年，《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第六册将这批宋代公文以《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为名出版。这批文书主要涉及两宋之际西北地区的仓司诉讼、军队调遣、军事装备及军法等问题。虽然只有109页，但与传世典籍材料相互结合还是能给我们的宋史研究带来一些新鲜血液。

其史料价值无外乎宋朝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两项。其中的许多记载填补了现存传世史料的许多不足和空白。此外，这批文献涉及的知识面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军事、司法、经济等。尤其是在司法、经济制度方面，由于文书记载的案件来自于基层，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关子、会子、交旁等票据在文书中已经出现。但如何将文献中出现的各类职官、物品、票据进行恰如其分的合理解释仍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关于黑水城文献的利用情况及研究者存在的问题，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孙继民研究员指出：

黑水城文献发现于20世纪初期的1907年至1909年，并由此催生了一门新的学问——西夏学。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黑水城文献的整理研究主要局限于民族语言文字学界和西夏文文献两个领域，由于文献主要庋藏于异域，历史学界对汉文文献除了通过少有的介绍性书刊略有所知外，难得窥见“庐山真面”，整理与研究也就自然无从谈起。1996年之后，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的出版，人们虽然具备了研究汉文文献的条件，但由于我国学术界存在的对敦煌学界和唐史学界不越界、宋史学界不屑于、元史学界不关注黑水城文献的倾向，所以汉文文献一直处于一个“三不管”的境地。

而尴尬的是：

从事文书学的研究生包括部分青年研究者多有一个通病，文书学知识储备有余而通史断代史知识储备不足，关注文书材料有余而兼及传世典籍不足，文书与传世史料结合不足，文书与社会、制度、事件、群体等关联不足，常常囿于文书的狭小范围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容易患上“文书狭隘征”。

这也是黑水城文献虽然非常重要，但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被宋史学界重视和利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详细内容如下：

黑水，蒙古语作Kars-khoto，意为黑城，汉语译名为哈拉浩特。黑水城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驻地——达兰库布东南约30公里。汉朝时，这里就是重要的边塞。西夏立国后，在全国设立了十二个监军司，用以掌管边境防卫。黑水城是“黑水镇燕军司”的驻所，成为西夏在西北边境最重要的军事要塞之一。元灭西夏之后，在这里设立亦集乃路。随着时间的流逝，黑水城和尼雅、楼兰古城一样湮没于浩瀚的沙漠之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以探险为名疯狂掠夺我国文物，作为文化宝库的黑水城自然成为西方探险家眼中的“猎物”。

俄国军队上校、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科兹洛夫（P.K.KOZLOV）于1907年12月25日至1909年7月26日，受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派遣，率队在我国西部进行了一年半的“考察”，曾两次到达黑水城进行挖掘。科兹洛夫两次在黑水城发掘文物时，仅黑水城外古塔所得，就简直是“一座拥有各种书籍、文卷和抄本的完整书库”。他在考察黑水城之后，将所得文物打成数十捆箱包，运往圣彼得堡，并于1923年在莫斯科出版了他的整理报告《蒙古、安多和故城哈拉浩特》。科兹洛夫在黑水城发掘的文物大体上分为两类，器物部分收藏在俄罗斯国立爱尔密塔什博物馆，文献部分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目前整理公布的俄藏黑水城文献已有8000多个编号，上海古籍出版社经过多方努力使这批珍贵的文献以《俄藏黑水城文献》为名出版面世。在这批珍贵的文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文海宝韵》的刊布。《文海宝韵》是科兹洛夫在黑水城遗址所获大批文献之一，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著名的西夏史专家聂历山就在众多的西夏文献中发现了《文海宝韵》。后来，这部书竟然找不到了。据说，20世纪30年代《文海宝韵》被拿去裱糊，随着聂历山和裱糊师的去世，这部珍贵文献的下落也就无人知晓。正是由于这种原因，20世纪60年代，苏联专家们出版西夏手写本和木刻本目录时均没有将其收录。几十年以后，裱糊师的家属发现了这部文献，并将其送交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保存（现为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1992年，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与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开始对俄藏黑水城文献进行整理、出版。1993年10月，根据中俄双方达成的协议，中国代表团到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整理、拍摄俄藏黑水城文献，《文海宝韵》是中方首先拍摄的一种，并将《文海宝韵》的全文收录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七册中。由于《文海宝韵》印刷时所使用的纸张是宋代公文旧纸，所以《文海宝韵》背面的宋代官文书同样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

2000年，《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第六册将这批宋代公文以《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为名出版。《文海宝韵》的失而复得，使这批宋代文献重见天日。宋代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在国内是首次公布，对这批文书进行整理、研究并加以利用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文献》中附有《附录》，据《附录》介绍，这批文书为“宋写本，未染麻纸，共109页。每页约高29.5厘米，宽37.5厘米。行数不一，字有大小。楷、行、草书皆具，非一人所书，墨色大多浓匀。有朱笔与朱、墨印。原系长短不一的卷轴装或单页文书，为西夏所得后，裁切成一般大小，并于纸背刻印西夏文蝴蝶装《文海宝韵》。入藏俄罗斯后，按《文海宝韵》的页码顺序装订成册，偶有错简。”这批文书主要涉及两宋之际西北地区的仓司诉讼、军队调、军事装备及军法等问题。

《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虽然只有109页，但与传世典籍材料相互结合还是能给我们的宋史研究带来一些新鲜血液。作者以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的史料价值无外乎宋朝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两项。

《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对宋代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及政治人物研究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在政治制度方面，《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涉及的较大的职官有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河北河东沿边宣抚使司主管机密文字、鄜延路副都总管机密文字、廉访使者、知城、都指挥使、指挥使、兵马监押等，较小的基层官吏有承局、贴书、将司、族司等，这些职官和机构对于研究宋代的政治制度提供了新材料。尤其一些文书的人名落款对于研究地方官员的题衔具有重要的价值，如第64页文书中的落款为：“忠翊郎权知通庆城权第七副将潘通”，提供了由知城兼任副将的实例。除此之外，《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还为我们提供了宋代公文的实物，这为结合典籍材料深入推进宋代文书制度研究，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在政治人物方面，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鄜延路经略安抚使薛嗣昌、陕西宣抚使范致虚、陕西制置使王庶和河北河东沿边宣抚使司掌管机密文字刘子羽。这些政治人物又和政治事件紧密相关，文书中反映出薛嗣昌在担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期间，主持了宣和末年造酒犒设西北蕃汉军兵的工作。陕西宣抚使范致虚是靖康年间陕西五路勤王部队的领导者，正史中对范致虚的勤王行动已经有较为详细的记述，但对范致虚在勤王失败后在陕西采取的措施以及对南宋政权的态度问题则很少涉及。通过《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可以看出，范致虚在败归潼关后，积极招收溃散兵员，并于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十九日开始采用南宋纪年，说明陕西五路归于南宋领导。陕西制置使王庶是南宋初年陕西抗金的领导者，但由于和泾原帅曲端不合，最终造成延安府失守的严重后果。河北河东沿边宣抚使司掌管机密文字刘子羽是河北河东宣抚使刘韐之子。刘韐死于开封保卫战，之后由范讷担任河北河东宣抚使。南宋建立后，对于河北河东宣抚使范讷进行了调离，但是否撤销了河北河东宣抚使司，史无明文。但从《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可以看出，南宋初年这一机构后撤到陕西，并参与了当地的招收溃散兵员的工作。

以上简述了《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在政治制度及政治事件方面的价值，但《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的学术价值绝不限于此，其反映的北宋后期兵制尤其是将兵法在西北地区的实施情况也不可小视。北宋中后期，兵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废除了自宋太祖时期实行的更戍法，转而实行将兵法。北宋更戍法以禁军分驻京师与外郡，内外轮换，定期回驻京师。更戍军冠以驻泊、屯驻、就粮等名目，通常出戍京东、京西、河北、江南、淮南、两浙等地戍军，以三年为期轮换。出戍边远条件恶劣地区的军兵，以半年为期轮换。在出戍征战之际，一般由各种番号的禁兵指挥临时拼凑成军，各指挥与部署、钤辖等暂时委派的统兵官之间，缺乏作战配合，号令不通，造成“兵不知将，将不识兵”的严重后果。神宗即位后，锐意于富国强兵，起用王安石为相，实行变法。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早在宋仁宗时，文彦博曾向朝廷建议：“庆历初，陕西四路之兵，逐路始分数将，每将马步不下三二千人，各自训练，务要精熟。兼得兵将相谙，使唤之际，尽知人人所能，则鲜败事”。按照文彦博的设想每将的军队有二三千人，其中范仲淹“首分鄜延路兵以为六将，将各三千余人。选路分都监及驻泊都监等六人，各监教一将兵马。又选使臣、指挥使十二人，分隶六将，专掌教阅”。由此可知，陕西鄜延路是北宋最早实行将兵法的地区之一。不过范仲淹在任帅守期间只在鄜延路设置了六将，《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的鄜延路“第七将”应当是在王安石变法以后设置的。熙宁初，泾原路经略安抚使蔡挺在其辖区内也开始推行军事改革，在泾原路设置七将。熙宁五年（1072年），宋神宗“以泾原路蔡挺衙教阵队于崇政殿引见，仍颁其法于诸路”，将兵法开始在北宋全国范围内初步推行。此后，在北方各路陆续分设一百余“将”，每将置正副将各一人，选派有武艺又有战斗经验的军官担任，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元丰元年（1078年）四月，鄜延路经略使吕惠卿“以本路兵马分为九将”，鄜延路第七将应当在此时设置。鄜延路第七将虽然只是北宋时期所设置的一百多个将中的一个，但作为西北地区将兵法实施中的一个范例，我们可以采取解剖麻雀式的方法，利用《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对北宋后期兵制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

将兵法实施后，“将”并未采取禁军编制，而是“别置将官，使之专切训练”。“将”内除正、副将外，又部将、队将、押队使臣，以及训练官等。将官序列尽管没有完全取代禁军编制，但为后来南宋屯驻大兵废弃禁兵原有编制作了准备。但两种编制并行必然造成重复设官，两大军职系统的权责关系并不明晰。虽然宋廷规定对于将官“其逐州总管以下及知州、知县皆不得关预”，但仍保留了总管统制诸将的权力，使系将禁兵将官与原来总管等统兵官，形成了比较复杂的关系，有的将官是由总管等兼任，但也有一些总管等统兵官不兼将官。元祐年间针对这一弊端，对将兵法进行部分修补，任命将官担任监押、巡检，或让总管、钤辖节制诸将，出现了两大军职相互渗透的局面。宋徽宗时期，路分钤辖和路分都监如兼将官者“管辖本将军马”，不兼将官者只“管辖本路不系将屯驻、驻泊、就粮禁军”。总体来看，虽然自设置系将禁兵后，总管、钤辖之类统兵官的职权趋向式微，但仍在发挥作用。北宋末年，鄜延路“策应环庆路军马”文书中出现的“鄜延路/都总管/司之印”，说明鄜延路都总管司仍对下辖诸将具有统帅权。由于“将”内集中了宋廷的精锐部队，而“不系团结将兵处，兵官全失训练”，因此在执行重大军事作战任务时，一般勾抽将内士兵组成作战部队。随着总管、钤辖等统兵官的固定化及权限渐小，北宋后期作战部队开始采用“都统制——统制”这一新的统帅官系统，“都总管——总管”作为作战部队统帅的传统被抛弃。《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的“统制司”应当就是这一转变过程完成后的具体体现。

北宋后期，陕西将兵法不仅将作战能力较强的禁军编入系将禁军，而且原属于乡兵系统的弓箭手与禁军进行混合编将。作为乡兵的弓箭手其主要任务是“防托、巡警及缓急边事”。但由于“弓箭手皆土人，习障塞蹊隧，晓羌语，耐寒苦，官未尝与兵械资粮，而每战辄使先拒贼”，因此逐渐成为西北地区作战的主力部队。北宋中期以后，“禁军大率贫窘，将校不肃，敛掠乞取，坐放债负，习已成风，则知所募出征之兵，衣食仰于县官者，犹不为将校所渔猎”，而弓箭手则“守边捍御，藉为军锋，素号骁勇”，逐渐取代了禁军地位。陕西蕃汉弓箭手参加了两宋之际一系列重大的军事行动，其中就包括宣和年间收复燕山府之役，靖康年间鄜延路策应环庆路军马及范致虚等组织的救援开封的勤王活动，包括弓箭手在内的系将官兵跨军区作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弓箭手的正兵化必然需要改变原来衣装、器甲、粮草自备的供给体制，朝廷开始对长期戍守或参加长行作战的弓箭手予以定量的补助，同时弓箭手的叙迁也一同列入正兵体系，这在《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军粮诉讼文书中均有体现。

《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还反映了除出战系将官兵之外，战斗辅助人员的参战情况。将兵法实施后，一些羸弱的禁军剩员被裁，充当州县或军队中“白直人”。军队中的白直人兵除负担各种杂役外，多与马军配合出战。这些白直人兵的差拨、分配权在将领，各指挥将官提出正式申请，由将领根据战斗需要进行调拨。第101页小胡等族文书中出现的“余丁”应当是保甲余丁，小胡等族文书中不论马军还是步人弓箭手，都配备有一定数量的“余丁”，这说明陕西保甲余丁可以和系“将”弓箭手相互结合，组成混合战斗序列，参加战斗。以往史学界对于宋代职役的研究多注重于路、府、州、县等行政部门，很少关注军队中的职役情况，尽管《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关于白直人和保甲余丁的记载寥寥，但毕竟为我们审视和研究军队中的职役情况提供了新的角度。

尽管宋代规定州县不得干预将内事务，但将的驻地一般都选在军事地位险要的地区，因此“将”不可能脱离作为行政区划的州县，行使独立的军事管辖权，在具体的操作中，将和州县之间不可能不产生联系，如鄜延路第七将的驻地在保安军，第七将军用物资的主管部门是保安军军资库，这在《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也有体现，如第58页文书是保安军给第七将的牒文，大意是说由于第七将招收新兵，需要支付招军例物，但保安军“军资库勘会得并无见在例物”，需要对士兵的例物进行纽折。第1页右半页和第16页文书也是保安军给第七将的牒文，牒文与造酒供给沿边蕃汉部队之事有关，这说明第七将所辖城寨蕃汉官兵的犒设也是由保安军负责完成的。第40页文书是靖康元年（1126年）闰十一月统制司吴湛给保安军的申状主要是为缴刘承信家状之事，家状一般用于立功士兵的迁补，这表明士兵的迁补工作也由作为行政部门的保安军承担。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作为军事部门的第七将，并未完全独立于作为行政部门的保安军之外，两者一般采取相互协作的方式，以寻求军事与行政之间的平衡。

当然，《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的价值是多方面的，由于这批文献涉及的知识面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军事、司法、经济等，作者学力尚浅，很难对这批文献的史料价值作出全面系统的挖掘和认识。因此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如在政治方面，我们已经基本理清了文书中涉及的重点人物、重大机构和重要事件，这些人物、机构和事件集中的时间桥段比较短，主要集中在北宋末、南宋初，完全利用黑水城文献对这些重要人物、机构作出准确、客观的评价是有一定难度的。如我们已经对范致虚领导的“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鄜延路“策应环庆路军马”等机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这主要是因为这两大机构相关材料比较丰富，但相比之下，“河北、河东沿边宣抚使司”这一机构仅见于文书，因此很难深入研究。在军事方面，我们以往的研究论著过多关注某一兵制，或只研究禁军、或只研究厢军、或只研究乡兵，其实在西北地区各种兵制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这一点在蕃兵制度中表现最为明显，如何将各种兵制交织在一起的过程、状态进行评述，并挖掘其深层次的社会动因，仍是一项值得期待的工作。在司法、经济制度方面，由于文书记载的案件来自于基层，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关子、会子、交旁等票据虽然在文书中已经出现，但不能夸大其职能和历史作用，无限制地拔高的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因此如何将文献中出现的各类职官、物品、票据进行恰如其分的合理解释仍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课题。（陈瑞青：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11，p.51-54，493-504）

1649永历三年，大明皇太子通过澳门向教廷求助，声称明以天主为国教，希望教宗组织十字军东征挽救明帝国，然而教廷远在罗马，也无法救援。该史料在梵蒂冈被发现。

翻译稿： @树大师

身为帝国的唯一继承人，上帝在东方的代言人，东方基督徒的保护者，中原大皇帝的太子，朝鲜、乌斯藏、撒里维吾儿的保护者，东亚诸王国的护卫者，察哈尔部林丹汗的朋友，蒙古草原的天可汗，欧洲诸国心中东方幻想乡的王子。

在此向教宗因诺曾爵十世阁下致以问候，有一个不幸的消息要告诉您，在我们尊崇天主教为国教的伟大国度，明帝国，在鞑靼人南侵、农民暴动、军事贵族叛乱和荷兰人进攻的联合打击之下，目前的帝国已经要四分五裂了，不信上帝的野蛮鞑靼人正在帝国的各地屠杀主的羔羊。

这些东方的异教徒还在源源不断的传播他们的异端信仰，试图让主的羊群进入魔鬼的怀抱，所以请求教宗因诺曾爵十世阁下，组建十字军东征，发动一场圣战，让上帝的荣光重新照耀东方，愿天主保佑大明中兴太平。

“皇太子君士坦丁(Constantine)”
“皇太后玛利亚(Maria)”
“中宫皇后海伦娜(Helena)”
敬上

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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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ou-gen-ni-de-yang-guang 网友的相关建议: 
      

知乎是一个分享和交流专业知识、经验和见解的问答社区，尤其是在历史话题下。这里不是发明家的领域，尤其是题目都写了“史料”二字。

这位同学想靠盲目民族主义的抖机灵、编故事，那我只能拿史料说话/打脸了。

在作者的这篇文章中相关史实部分，也就第一段前半句是对的，即“《天工开物》我大明宋应星编撰”。

• “在清代由于政治原因并没有得到发行并在中国消逝”

写过四万首诗的乾隆皇帝第一个反对，乾隆自己的一首诗词中引用过《天工开物》，这首诗的名字叫《咏宣窑霁红瓶》见《御制诗四集》巻二十一，诗曰：晕如雨后霁霞红，出火还加微炙工。

有人会说，乾隆看过不一定清朝人看过，鞑子编《四库全书》毁我中华文化，《天工开物》就被删了，你个满夷（好吧，之前有人私信就这样骂过我）......很多人认为只要《四库全书》没有收录的图书，就全部是属于四库禁毁图书，实际上并非如此。

当时社会上的所有图书，可以分为四库所收书，四库存目书，四库禁毁以及四库未收书，乃至四库馆臣未见之书。不在四库全书中的其他书籍，可能属于存目书、禁毁书或未收书、未见书。近年来，国家也相继编写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续修四库全书》

而《天工开物》在新世纪丛书的编纂中，却位居于《续修四库全书》之中，而非《四库禁毁丛刊之中。而且早在康熙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也被全文收录，印成后颁行全国各省。

又会有人说，即便鞑子没查禁，那也不代表《天工开物》在清朝得以广泛应用，“《天工开物》在我中华绝迹三百年”，“经过满清将近三百年的统治之后，这本书已经几乎在中国绝迹，连知道这本书的人几乎都没有！”

然而，清朝三百年间，各类官方的、民间的图书中对于《天工开物》进行了广泛引用。此书不仅在国内广泛流通，而且成为向国外出口的书籍之一。

《（嘉庆）沅江县志》物产志：《天工开物》曰：今天下育人民者，稻居什七。
《（光绪）永寿县志》卷四：《天工开物》：石炭有三种，一日明煤，二日碎煤，三日末煤。
《（嘉庆）常德府志》卷十八：《天工开物》：凡麻可粒可油，惟火麻、胡麻二种。
《授时通考》卷二十三：《天工开物》：凡粮食米而不粉者，种类甚多，相去数百里。
《抚郡农产考略》：粱俗，呼为高粱。茎叶似粟，长如芦苇。据《天工开物》则此为芦粟，非也。穗多毛，而长花有红白二色。
............

最后，恐怕有人问，你亲眼看过吗？你这怎么就不是编造历史了！

我这儿恰巧还真有几个版本的《天工开物》，其中就有杨素卿于明末刻成而于清初修补的坊刻本。

最让我感到最魔幻的是，这位答主所引用图片的那本《天工开物》就是以清初刻本为模版再印的，莫非是要吃饭砸锅？

最后贴一张 《天工开物译注》的前言

再来给答主详细讲一讲他文中的那个小故事，答主答案中是这样的：

有一个人去查《云南通志》发现里面说冶炼铜矿的地方引用到一本名叫《天工开物》的书，于是他想看到这本书的全貌，于是到北京的各个大图书馆去搜寻这本书，结果一本都没有找到，又去询问各个藏书家，也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本书，也就是说在经过满清将近三百年的统治之后，这本书已经几乎在中国绝迹，连知道这本书的人几乎都没有！后来这个人偶然在一个日本朋友家发现这本书的日文版，于是他到日本的图书馆去查，这一查不要紧，发现这本书居然英国，俄国，德国，日本，法国都有翻译本。

好吧，我来给答主还原一下真实的历史事实。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丁文江（1887—1936），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1902年秋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夏，受吴稚晖影响，由日本远渡重洋前往英国。1906年秋，在剑桥大学学习。1907-1911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动物学及地质学，获双学士。1911年5月，离英回国，回国后在滇、黔等省调查地质矿产。因《云南通志》引《天工开物》之矿产所见，而始得知其书。然而先生却只言北京的图书馆及私人未见有藏，却从未提及国内一本都没有云云。

丁文江先生主要攻读地质学，又是少年时期就出国留学，对传统文献学、目录学可能不了解，不知道国内其他城市藏有的版本也情有可原。可这位答主拥有海量互联网资源，还自称读过原著，答题之前不能查一下吗，真的是史从口出？

还得说一下答主的逻辑学和语文水平了。

满清蛮夷，历史的罪人！
说明一下，我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

嗯，你开心就好

再说明一下，我也不是粉明朝，明朝有明朝的问题
明朝问题是问题，但满清的行径是耻辱，是要被钉在耻辱柱上

嗯，你开心就好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两句可是慈禧下的诏书，擦都擦不掉的。

“量....与国之欢心“的前一句是“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和“设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资补救”。

这个句话的意思到底是”用尽中国的物质来讨好列强“还是”是最小的代价，尽可能少的中华之物力，去结与国之欢心“恐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思吧。

慈禧有那么多可黑的地方，年青人姿势水平还是不够啊！

用一个瞎编的故事，十年前的老梗，胡扯的史料，盲目的民族主义来知乎装逼？

对不起，只能打脸了。

还想向某些网友说一句：如果将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仅仅归结于几个满清统治者，那么历史可就真的是可有可无的废物了，您老也就老老实实做安安饿殍吧。即使明朝不亡，涌现出上百个宋应星，大明朝的”读书人“也不会发动所谓的工业革命。

当然，这也不妨碍一些人做精神“明朝士大夫”。

（此答主答案评论区）

希望知乎还是知乎，是知识的互动，思想的碰撞，而不是一味分享刚编的故事，至少在历史话题下我会坚守我的底线。

这位大哥戏真多，怕不是被迫害妄想症吧。

所有封建王朝都是臭狗屎，朱家这泡屎尿还是您趁热吃了吧!

士大夫把自己看成是与皇帝一样的特权阶层。所以，每每听人说到明代的文官集团敢和皇权作斗争是一种社会进步，我就感到尤为可笑。这不是君主立宪制下新兴的工商业阶层与王权的斗争，而只是一个旧体制下的食利阶层为保护自身利益的原始冲动，只享有特权而不承担义务。中小自耕农就理所应当的奉献，而他们则享受自耕农的献祭，他们几乎就是类似教会的那种角色。明代的文官制度根本就是一种社会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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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草原》

“第15章 中国中原和突厥人的国王，阿慕尔后裔们的分布，有关中国及其国王的资料，其王统和他们的政治制度等”

阿拉伯人眼中的中国：

中国的皇帝居住在扬州，每个都是在位几百年的长生种……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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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aka 网友的相关建议: 
      

之前看一本书的时候发现，原来英法联军中原来有印度人，最近印度不是还叫嚣“当年印度军队都能打到北京，现在印度军队还能打到北京”。我去找了一些史料来看，让我始料不及的是，我发现不仅英法联军里面有印度人，八国联军里也有印度人，最有意思的是，八国联军里还有中国人！！这些中国人从哪里来的呢，怎么就进入英军进而攻打自己的国都呢？于是我发现了一本神书，知道了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借助这本书，带着大家看看，英国的现代制度是怎么嫁接在19世纪末的中国的。

这本书就是《米字旗下的威海卫》

这本书是1996年，威海政府派人去英国找到当时被英国人带走的所有材料，带回国以后翻译汇编的，很好看，让我们了解了一段尘封的历史

可能大家知道台湾、香港、澳门被东西方殖民者割占，但是山东的威海也被英国殖民者占领了32年，威海卫旁边的刘公岛更是被占领了42年这件事，大家不太清楚。我简单介绍下。

这事情还要从甲午战争开始说起。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大败，在战争的第三个阶段，主要战场就是在山东威海卫。由于靠近威海卫的刘公岛是清朝北洋水师的基地，所以威海卫遭到了日军的疯狂进攻，在这场战争中日军甚至还挂了一个将军，这也是这场战争日军战死的唯一一个将军。日军先是登录威海卫，占领了港口以后，孤立了刘公岛，于是北洋水师被全歼了，日军也就顺势占领了威海卫与刘公岛。到了1895年双方在马关春帆楼谈判的时候，达成了割让辽东和台湾给日本的决议，日军盘踞在威海卫也就不言而喻了。但是日本割让辽东半岛，直接伤害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于是俄国联合德国和法国，共同逼着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也就是著名的“三家干涉还辽”事件。日本当时还是个弱国，无力跟这三家作对，虽然愤恨不已，但是毫无办法，于是又勒索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作罢。

日本人从辽东一撤走，俄国马上派兵占领了大连和旅顺两个港口，他的这一行动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德国占领了胶州湾，意大利打算租借浙江三门湾遭到拒绝（什么阿猫阿狗都来了。。。）英国人当然也没有闲着，跟大清商量着租借威海卫，只有美国当时跟西班牙、古巴作战呢，没来得及参与。这就是大的背景。

英国之所以租借威海卫，就是为了跟俄国争的。英国的主要势力范围是长江流域一带，但是华北是中国大清朝政府的所在地，俄国在东北的动作会威胁清政府的安全，不利于清政府对英国的决策，所以英国要针锋相对的用军队来震慑俄国，北洋水师的基地正好是英国不错的选择。清政府刚开始并不同意的，因为李鸿章收了俄国人的钱签订的《中俄密约》，就是想借俄国打击日本，“以夷制夷”嘛，但是英国一言不合就把军舰开来了，清政府就怂了。日本当时还继续占据威海卫呢，扬言什么时候清政府把钱还完他们什么时候从威海卫离开。英国跟日本一谈，说自己准备接手威海卫，以便跟俄国对抗。日本非常高兴，因为“三国干涉还辽”的关系，日本对俄国有非常深的恨意，自己撤离旅大后，俄国居然颠颠的来了，更是让日本气红了眼，所以一听英国打算给俄国找点别扭，立马表示了支持。还对大清谈判代表说，日本在威海卫的一切设施都可以交给中国，但是英国接手后要立即给英国用（我要是当时的负责的官员，设施交给我后我就全他妈给他砸了，然后再扔给英国人）于是英国借钱给中国让大清顺利还了日本的赔款，英国租借的事就彻底定下来了。

英国和清朝签订的中英《租威海卫专条》上写的开始时间是1900年，但是结束的时间没有确定，因为英国强调必须是俄国什么时候从旅大离开，英国什么时候走。双方签约的时间是1898年，离着合约生效时间还差两年呢，英国就派了十条军舰到达了威海卫，清政府的外交部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和反对（嗯，可以，很强硬），但是好像也没人征求他的意见。1898年5月23号，中日威海卫交接，5月24号，中英交接，当天恰好是英王维多利亚79岁生日，英国军队高奏《天佑我王》的军歌，礼炮齐鸣，在三声“女皇万岁”和一声“大清皇帝万岁”的呼喊声中结束了升旗，英国现实上军事占领了威海卫。

相比于西葡、俄日等国的畜生侵略者，英美法德的殖民者还勉强能算人，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看重法律，看重条约。没签约之前可能跟你威五喝六的，可是一旦签约了，基本上就会按照条约跟你办事。当年新任普鲁士公使李福斯（Yon Rehfues）于1864年初的时候乘坐一艘战舰到达了中国赴任，他到了大沽口外的时候发现那里还停着三艘丹麦国商船，由于当时普鲁士正与丹麦在欧洲交战，李福斯便命令立即捕捉这三艘商船当作战利品，当时的总理大臣恭亲王得知后，表达了强烈的抗议，他认为，根据国际法，不应该把欧洲的战争延伸到中国的“内水”来，德国公使这种做法无视了中国的主权，必须无条件放人，否则不会接纳他作为公使的身份。德国人被搞的很尴尬，最后自认理亏，赔了1500美元给三艘丹麦商船，并向中国总理衙门道歉这事才算结束。太平天国进攻上海周边，上海的本地帮会小刀会趁机占领了上海老城，导致在上海办公的大清海关监督无法正常处理业务，关税也就没人收了，但是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认为两个国家的商人都应该遵守以前签署的条约，只要到大清国做生意就要缴纳合理的关税。于是两人连手设计了一套临时制度，据此，两国领事代中国政府从他们各自国家的公民那里征集关税。但是当时的中国可不太注重条约，不讲信用是世界出了名的（我说的是当时哦），加之那几年正好闹维新变法，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险些给宰了，所以对所有的洋人洋物都特别痛恨，所以上上下下都对该条约阳奉阴违，暗中使坏。山东这个地方的风气也偏向于保守，民风也比较彪悍，还没有成气候的义和团也在暗中发酵，在这种大背景小背景交错下，英国人懵懵懂懂的撞了进来。。。

冲突发生于条约履行之前的1899年，由于清政府认为这个738.15平方公里，人口十二万左右的地方马上就要不属于自己了，所以在最后一次收税的时候特别疯狂，堪称破坏式的强征。这引起了驻扎在威海卫的英国殖民者的不满，他们研究决定，如果放任山东地方政府如此行为，那么他们接收的可能是一片死地，于是开始违约干涉，贴出告示告知辖区居民，禁止向中国官府交税，并且禁止中国官府在辖区内的一切行政、司法行为。迫于军事行政方面的压力，山东地方政府做了妥协，但是暗中挑起人民反英情绪，当时义和拳在山东也非常受欢迎，两者一结合，斗争的矛头立马对准了英国人。

1899年5月，英国皇家工兵部刘易斯上校前往威海西部的鹿道口村勘察，被四面八方赶来的村民堵了个水泄不通，勉强从人群中杀出，狼狈逃往军营。英国人开始在威海卫招兵，以应对汹汹的民意。后来招兵的范围扩大到山东和直隶一带，很快，一只300人的军团建立起来了，这就是前文说过曾经打到过北京的“中国军团”

最后一张是中国军团的军营

由于后来的需要，他们甚至一度达到一千多人。因为他们也是印度锡克族的大红头巾包头的造型，当时跟他们作战的义和团、清军都没注意他们中国人的身份。

这支军队建好了第一件事情就是镇压自己的同胞。1900年3月，按照条约，这时候山东地方政府英国开始和英国殖民政府谈交割的问题了，但是中国这边居然还在想着收税，怒不可遏的英国人将到达自己辖区的中国税官抓了起来，并每个村的宣传以后要向英国殖民政府交税。于是享受清朝两百年科举的士绅们开始起来保卫自己的政府。威海西部的姜南村有个清朝的秀才叫崔寿山，当时已经年近七旬，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著名地方人物。他联络了几个村的团练，约定好了三天一练，并且出钱买枪买炮，武装自己，一度拉起了700多人，对威海卫英国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由于“华勇营”都是中国当地人，所以英军派出了许多奸细打入地方团练内部获取消息，崔秀才的团练组织能力不强，防范意识也不行，被严格控制住了。英国人窃听到了他们最近准备开一次大会发动对英国的袭击，决定果断采取措施，阻止恶性事件发生。趁着他们开会的时候，只有少量的人带着武器，英国殖民政府派420全副武装的中国军团士兵直扑会场，瞬间制服了大部分手无寸铁的群众，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还把崔秀才抓走了。老人在刘公岛的牢里面对殖民当局的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没有半分惧色，坚贞不屈。后来殖民者变换了管理思路，才把老人放回来。

这次行动使英国人对“华勇营”刮目相看，指挥官巴恩斯说“事件虽小，意义重大。中国军团表现出了与其指挥官坚定站在一起，即使是与自己的人民对抗也不犹豫的作风。”我怎么听怎么不像什么好话。。。道华德在信中写道：“在5月5日、6日的两次攻击事件中，中国军团表现得非常出色，我们为他们的英勇行为感到钦佩。”，“中国军团在战斗中毫不逊色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他们为和自己的威海老乡对抗感到骄傲，这无疑证明他们完全可以值得信赖。”更重要的是：“他们守纪律，听从指挥，勇敢，吃苦耐劳，射击水平很高，吃饭不挑食物，只要数量充足就行。”后来，他们在八国联军中也有英勇的表现，所以他们其中的“先进分子”还被选到英国去参加英王的登基大典。这支军队的结局也很有意思，容我卖个关子，我最后再说。

下面进入到全文的重点上来了，英国的现代化的体制怎么跟中国旧传统相处的呢？

英国殖民者到来的前期，由于种种的冲突，跟威海卫的居民还有当地的政府矛盾很深，但是这一切由于一个人的到来而变化了，这个人被中国人称为骆克哈特，英文名字叫James Stewart Lockhart，（一听到这个姓氏我就想到了谢耳朵的老妈，戴安女士。。）他之前是在港英政府工作，后来由于在新界问题上的出色的能力，被英国殖民部寄予厚望，任命为威海卫的行政长官，于是威海结束了军管时代，进入文职行政长官时代。英国由于在全球都有殖民地，所以他们形成了一整套的管理体制，可以使他们迅速的分析出当地的情况，采取合适的方法去争取民意。减少殖民的阻力，获取更大的利益。这就要是他们培养更多的了解各国文化的人才。骆克哈特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是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才，他跟后来的末任威海卫行政长官庄士敦一道，被称为“中国通”，在他们的治理下，威海卫的殖民者和土著居民矛盾消弭，甚至达到可成为和谐的相处关系。

20世纪初的英国，国力还勉强算强盛，人才济济。在近东一带，有一个威名赫赫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在远东一带，有骆克哈特和庄士敦。骆克哈特是威海卫的第一任文职的行政长官。威海卫的行政长官，虽然也是由由英国国王任命，但地位却略低于香港总督。而就权力范围而然，威海卫行政长官却大于香港总督。如香港的立法，需立法局讨论通过，港督虽有两票表决权，而第二票只能赞成票与反对票等同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而威海卫不设立法局，威海卫的立法并不需要那么多繁杂的程序，行政长官可以完全根据自已的意图制定和颁布法律。在司法审判方面，威海卫行政长官可以任免法官、制定诉讼程序，并可直参与审判实践。因而可以说，威海卫的行政长官司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统揽。

　　骆克哈特来到威海卫之时，正是殖民当局镇压威海人民抗英斗争不久，殖民统治秩序尚未完善之际。骆克哈特到位后，一边建立政府机构、完善政府职能，一边轻车熟路地将香港的法律制度、管理办法搬了过来。在较短的时间内，便健全了统治机构，配齐了工作人员、完善了统治体系，从而理顺了大英帝国在威海卫的殖民统治秩序。

　　在威海卫，骆克哈特换上洋儒生面目，以“父母官”自居，采用怀柔手段，施展统治才华。他深知，界内占地98％的农村的稳定，是维护整个租界殖民统治秩序的基本保证，而村董（相当于后期的村长）则是农村稳定的关键。他来后的第五天，便召见各村村董，以慈善的面孔、温柔的语言、深情的体贴笼络人心。他在讲话中指出：“听说你们都是忠厚老实、有见识能办事的人，以后诸事都要依靠你们帮助本大臣。……村中如有不法之人不听你们的约束，你们可以禀报本大臣处治他。不要怕与他们为仇，如果你们办事妥善，本大臣必加意保护你们。”为了使村董更好地为殖民政府卖力，不久便为他们颁发村董执照，并委以张贴布告、发放契纸、收缴税款、调解纠纷、治理村风等重任。1906年又在庄士敦的参佐下，改革实施总董制，将管辖约十几个村的总董完全置于殖民政府的控制之下。为了使“村董受到尊重和鼓励”，“通过回报来履行他们的义务”，殖民政府每年都召开一次村董大会，每季度召开一次总董会议，通过颁发匾额与奖章、组织到英舰上参观、举行盛大宴会、一起合影留念等活动，刺激村董们的工作热心。与此同时，骆克哈特还紧紧抓住中国人极力倡导良好社会风气的心理，抓住中国人心地善良的特点，利用典型褒扬正气，拉近与村董们的距离。村董车硕学受褒便是其中的一例。

　　车硕学是海西头村的村董。1905年1月28日，福州长兴岛一商船从高丽载货归来时遭遇大风雪，在海西头村北海上触礁搁浅，船体破裂、棚破杆碎。在风大浪激的恶劣情况下，车硕学等人不顾个人安危，鼎力相助。他们把船员救起后安排在自己家里吃住，又组织人把船上的货物抢下来安置好，最后还用自己的木料和资金把船修复好。当修好的船返回福建后，船主王作刚写信给骆克哈特，对车硕学的行为表示赞扬和感谢。骆克哈特非常重视，特意在香港定作了一面用檀香木制作的匾额，上面雕刻着“拯人于危”四个大字，四周雕刻着龙、凤、笙、箫，用金水涂描。他亲自送到海西头，并与车硕学及其家人合影留念。在年终的村董大会上，骆克哈特隆重地将这一典型推出，号召村董向车硕学学习。在以后的时间里，他又逢会必讲、逢人便提，大布告四乡张贴，车硕学舍己救人的事迹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幼皆知。继车硕学之后，又不断地有总董、村董和乡绅受到当局的奖赏和表彰。

　　骆克哈特在威海卫的施政，把他在《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报告书》中提出的“尽可能地利用现存机构”、“尽可能地保持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英国的统治下尽量维持中国的现状”当做其管理威海卫的基本准则。他极力维护旧有的社会体制、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生产生活方式，而对新生事物则采取不抵制但也不支持的消极态度，那怕是西方有极力倡导的事。威海卫安立甘堂是一所教会学校，创建之初曾得到殖民当局的财政资助。当得知中国学生在这所学校里被强迫信仰基督教时，骆克哈特随即于1906年取消了资助。英租威海卫期间，中国经受着剧烈的社会变动，重大的社会变革使一些封建社会的旧习俗受到很大冲击，一些陈景旧物在中国的其它地方迅速消失。但威海卫俨如一座与世隔绝的围城，依然保持着数十年前、甚至数世纪前的面貌。举一例便可窥一般。骆及受其影响的几位后任，以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为由，对剪发放足不支持也不反对，放任自流、顺其自然，以至于在1930年中国收回威海卫时，仍有50％的男人留长辫，50％的女人缠小足。而此时在中国其它地方已基本十几年见不到如此景观。

　　借用儒家经典治国理论管理威海卫，成为骆克哈特统治手段的一大特点。在威海卫，颁布的带有明显西方特点的法律一大堆，但骆克哈特十分清楚，在这个传统意识根深蒂固的国度，仅靠西方法律维系其统治是难以奏效的。因而他充分发挥其洋儒生的才华，将西方法律与中国的道德规范相结合，用孔孟之道强化人们的道德意识，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他非常习惯用孔子的警句去劝说那些善打纠缠不清官司的村民，也非常习惯用道德说教褒扬社会正气。1906年间，连续发生两起警察救落水儿童的事，而这两名救人警察都是海埠村人。骆克哈特则大发布告，宣扬他们救人精神，并将此举说成是海埠村的骄傲，为族人增了光添了彩，让界民向他们学习。1916年4月，发生一起老人投井自杀，众人围观无人下井相救之事。骆克哈特则大发训辞：“你们这般狠心人，生于孔孟之乡，习闻圣贤之教，竞无恻隐之心。不知尊重人命，不肯救人出危，所行既显违孔孟之道，又不配生于圣人之乡，就应该迁徒圣教不至之处。”

　　骆克哈特施行的这些德政，迎合了中国人的传统心理，应得了上流社会人士的赞同，同时也为其树立了民德民风倡导者和维护者的形象。一股亲英力量也在他的精心培植下，逐步形成与发展。做为回报，村董商绅们不断地给殖民政府及其官员们赠旗送礼、树碑颂德。每每遇到公路通车、码头剪彩、学校开典、商行开业之类的庆典活动，骆克哈特总是到场祝贺，总董商绅们也总是利用各种机会给骆克哈特送去一些万民伞、匾额、锦旗、条幅之类的礼品。1921年4月骆克哈特退休前夕，商埠商会和合界308村的村董在坞口公园分别为他树立“福商利贾”与“德被东亚”碑，以感谢他为繁荣威海卫经济和维护界区安定所做的贡献。在4月21日的告别会上，当地的村董商绅纷纷前来送行，除赠送一些画轴、瓷器、绸带、杯幛等礼品之外，还赠送了一大堆赞美之语。商会代表的颂词为：“大臣骆公，英邦之贤。来治斯土，计阅念年。倡兴商业，猛着先鞭。利民生计，四境安全…… ”村董代表的颂词为：“大臣骆公，来自英邦。勤劳执政，不辞纷忙。谦和待士，德被村乡。治民有术，化民有方。振兴教育，劝植农桑。关心商业，遇事提倡。安抚良善，缉治猖狂。恩威相济，雨露冰霜……”商会会长还献上一碗清水，愚意他行政清廉、为人清高。其实，骆克哈特赢得上流社会人士的一个重要原因，得益于他对中国文化的熟悉和了解。这个人可以说是兴趣广泛、无所不学，学识渊博、无所不通。尤其笃信儒学，在香港时就以“洋儒生”著称。从他的读书笔记中我们发现，《论语》《易经》《大学》《中庸》《左传》《资治通鉴》……，几乎所有的经典论著都读遍了，有些问题研究得很深很透。他不仅可以用熟练的汉语同当地人们谈社会习俗、议风土人情，也可以用英语同中国怪才辜鸿铭探讨哲学问题、文学问题。在他的档案里，与辜鸿铭的来往信件就有厚厚的一大摞。他喜欢收藏中国的文物，是中国字画、古钱币和工艺品的著名收藏家。他的收藏品中，有春秋时期的铜鼓、宋代的釉盘、历朝的古币、早清的景泰兰…… 他与徐悲鸿交往甚密，对中国的字画很感兴趣，仅收藏任伯年、任薰、徐悲鸿等中国近代著名画家的字画就有200多幅。在现在的沃森学校，他所收藏的文物装了满满的一屋。他对儒家思想很有研究，也非常崇拜孔子。1903年曾访问过孔府，受到衍圣公孔令贻的格外关照，也成为孔府接待的第一位西方人。他酷爱中国文学，喜欢做中国诗，退休以后也没放弃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在他的档案中可以看到，他收集的中国南北方歇后语就有300多条，用中文记录的民间故事厚厚的一本，撰写的威海风情民俗手稿满满一纸袋子。

　　他非常注意与中国地方官员的关系处理，与山东政界要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曾于1903年、1906年、1909年三次访问山东省府，分别受到周馥、杨士骧、袁树勋三任巡抚高规格接待。周馥、杨士骧、袁树勋也分别于1904年、1906年、1908年访问过威海卫。相互间的频繁互访，融洽了山东省府同威海卫的关系。骆克哈特的重大施政措施均得到山东省府的支持，几任山东巡抚也成了骆克哈特的朋友。末任巡抚孙宝琦连自己在辛亥革命中的无奈也写信告诉骆克哈特。

　　骆克哈特与山东官方的关系处理得不错，但他却没有处理好与英国官方，特别是殖民部的关系。以至于影响了他的事业，影响了他的仕途。

　　在许多英国人看来，骆克哈特是一位很有才华、很有发展前途的人。他在香港除了在划界中的突出表现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较好地解决了香港商人与殖民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在骆克哈特参与港英政府工作之前，在香港的商人与港英政府之间的予盾非常突出。政府埋怨这些商人只要政府的支持，而不要政府的干预。骆克哈特接手后，以苏格兰人特有的好交往特点，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较好地处理了这些关系。不仅使港府的税收大幅增加，而且使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还结交了一大批商业界的朋友。1902年骆克哈特来到威海卫之后，也曾雄心勃勃，试图将香港的资金吸引过.来，希望能“将威海卫发展成为英国的马格兰（MarGatl），而不是普茨茅斯（Ports Mouth）。”然而来到威海卫之后，使他大失所望。一是基础条件与香港、与自己的想象相差甚远；二是英国政府“尽可能少地花钱管理威海卫”的方针，限制了对威海卫的投入。骆克哈特在要钱要人的努力失败之后，也就疏远了与殖民部的关系。他想抛开殖民部，用自己的势力进行发展。在他几番努力收效甚微的情况下，又产生了消极情绪。1904年之前，大事小事都向殖民部汇报。1904年之后，只报大事不报小事。1911年之后，连大事也很少汇报。在威海卫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从未到殖民部去一趟。他的这种疏远关系让他的秘书沃尔特钻了空子，沃尔特的“只知写诗不知干活”的小报告，使殖民部的官员对骆克哈特种下了一种很不好的印象。因而骆克哈特的几次调离要求都没能满足，使他在威海卫行政长官的位子上一坐就是19年。1921年骆克哈特退休回国，1937年在伦敦去世。

接下来值得一说的就是末任行政长官庄士敦了。如果对近代史有些了解的人是不是听到这个名字觉得很熟悉啊，对，这个庄士敦就是你知道的那个，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给溥仪配眼镜，教他骑自行车打网球，写过《紫禁城的黄昏》一书，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很多都是直接抄的这本书。

就是这位老爷爷，他穿的是不是皮草啊到底！

庄士敦在威海卫总共工作的16年之久，他是1904年左右到的威海卫，作为骆克哈特的助手，帮助他负责民政事务，即正华务司一职。在威海卫的正华务司主管财政、民政、文案、狱政并审理民政案件，副华务司主管税收并审理刑事案件。因为庄士敦和殖民部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好，所以觉得在威海卫没有太大作为，所以一直想调离威海卫，却总是得不到满足，所以他总是有事没事就朝外面跑，在整个中国转悠。1918年他在上海遇到了正在帮着徐世昌寻找帝师替代者的李经迈，两人之前有很好的交情，于是李经迈就大胆的向庄士敦征询，是否有意愿前往紫禁城，做满清皇帝溥仪的私人老师。庄士敦立即就欣喜若狂的答应了。经过两国外交部门的协商，庄士敦辞去了在威海卫的职务，去了北京紫禁城，开始了他帝师的生涯。这段历史我们有机会再谈，也是很好玩的，其中部分内容电影《末代皇帝》有介绍，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还是介绍威海卫的事。1927年庄士敦重新回到威海卫，这次他被任命为行政长官。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后，比以往的政府在对外关系上都有更大的决策权，加上汹汹的民族意识觉醒，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归还威海卫。但是因为中原大战一触即发，英国殖民者借机要挟，所以国民政府做了妥协，只要求归还威海卫陆地部分，刘公岛又延期十年。1930年10月1日（好日期啊）国民政府外交次长王家桢和末任长官庄士敦在威海卫行政公署举行接收典礼，11点45分，庄士敦乘船离开中国。被侵占32年的威海卫回到祖国怀抱。

庄士敦作为华务的主要长官，经常深入威海卫的村庄调研，在庄士敦的著述中，绝少出现同时期西方人眼中对中国人的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更多是为中国的传统习俗进行辩护。在庄士敦眼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处在各自社会发展的试验阶段，因此不管对哪个半球而言，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给另一方是不明智的。”为此，他不仅反对洋商们急欲把中国进行社会和经济西方化改革的企图，而且尖锐地抨击西方教会在华的变相传教行为。同时，庄士敦也反对中国自身的激进思潮——革命。他认为如果完全摧毁中国自己数千年的传统，就可能同时毁掉一切在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中起良好作用的事物。庄士敦这样描述：“如果在漫长的改革过程中，中国逐渐轻视并放弃她几千年来所赖以依靠的所有支柱，如果她使自己所有的理想、生活哲学、道德观念和社会体制全盘西化，则她的确会变得富有、进步与强大，甚至会成为世界之霸，但她也会因此而丢掉更多优秀而伟大的品质、她的幸福来源，所有值得她自尊自强的东西都将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将是成千上万个村庄派出所！”

庄士敦之所以说这些话，是因为他把英国法律制度引入威海卫之后，发现问题太多了，才有的这番感慨。

英国殖民者在占领威海卫的32年中，总共出台了115部法令，还有200多条法规，法律简直无处不在。如果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些法律全部都是很合理的，但是在当时生活在威海卫的中国人来说，这些英国人真是残暴的不像话。比如在《公共卫生与建筑法令》中，英国人对商店、浴室、集市、猪圈、牛棚等设施和场所，都有严格的卫生标准和建设质量要求，很多村董就直接告诉英国人，这不可能被执行，因为中国历代政府都不管老百姓的具体生活。于是庄士敦一遍又一遍的开会，告诉他们这是为了他们好，但是最后这个法令还是不了了之了。又比如《养狗法令》、《野鸟和猎物保护法令》，规定养狗必须报户口，带狗牌，带狗套，并由主人牵着才能外出。这条清晰的看出来，英国人是用城市管理狗的方法来治理农村的狗。不允许在禁猎期间捕杀野生动物，但是基本上该怎么杀，还是怎么杀。还有的法规更是不可理解了。比如禁止倒提鸡鸭鹅，倒抬猪羊（这几条肯定是从卫生的角度考虑的），禁止使用残疾和受伤的牲畜进行生产和运输活动（这个估计是人道角度。。。）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比如当时的《巡捕章程》规定警察应该管的：在井旁洗衣服的应当制止，未经允许在大街旁边搭凉棚或者茶棚的应当制止，对于大路上没人管乱走的牲口予以扣留。后来又根据当时威海的实际情况补充了几条，也可以让我们看看，威海卫当时居民是怎么生活的。比如“遇乱贴广告于树上或者墙上者，损毁涂污房屋栏杆者，损毁国家告示者，随地大小便和打闹吵架者，故意损坏国家树木者。。。。。。应当捉拿。”“对侵占道路或者街巷者，倒脏物于通行街巷者，在拉脏车所倒之垃圾堆上捡脏物者，售卖腐烂鱼肉及水果者。。。。。应当禀报。”

这些林林总总的法律基本上只在刘公岛和威海卫一些靠近外国人居住的地方才被执行。在广大农村基本都被居民所忽略。但是英国人的法律并不是离他们有想象中那么远，因为英国殖民者设立了调解民事诉讼的法庭，这下子可热闹了。

这下你知道为什么庄士敦说成千上万个派出所是什么意思了吧。

庄士敦自己还遇到过几件奇葩的事

联想起我们小区邻里遇到点鸡毛蒜皮的事情就必须报警，还有以前听的相声剧《纠纷》里，一个人轧了另一个人的脚，俩人就吵吵起来，最后也去了派出所。我个人觉得庄士敦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对于中国人来说，权威的缺失的确是个不太好的事。

最后说一下那个关子，中国军团解散以后，很多人成为了当地的巡捕，有的做的好的，还成为了三道杠！

PS.本来不想把图截出来给大家看的，可惜啊我还是太懒了，前面写的多，后面就图省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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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期以后，文化繁荣，很多文学作品一个月左右就能在日本出现

后来我大清养了一堆儒家哈巴狗修四库全书毁书无数

再后来民国以后，大量的书籍从日本回流，也是当初没想到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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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tsang 网友的相关建议: 
      

远古的没听说过，明朝清朝有一些：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

利玛窦中国札记是了解明史的一扇窗口，很多人对明史有疑惑，认为清朝为了美化自己大幅度修订了明史，那么可以从这边书里面比较客观的了解下明朝当时发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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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u-bi-cheng-44 网友的相关建议: 
      

唐朝碎叶城城址的确定

碎叶城作为唐代安西四镇之一、李白故乡，并且是中国历代王朝在西部地区设防最远的一座边陲城市，历史地位和象征意义非常高。但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缺乏，其具体位置千年来一直无法确定。成为我国西域历史之谜。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前苏联托克马克市（今属吉尔吉斯斯坦）的一个农民在田地里耕作时，偶然发现了一块石头。

就是上面这块石头，这块石头大致呈长方形，边缘部分已经残损。但熟悉佛教的考古学界马上判断出来，这是一件佛教造像的基座。经过辨识，该佛像基座上共刻有41个汉字。

这41个汉字表达的意思是：唐代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杜怀宝为天子祈福、为死去的父母冥福。杜怀宝为何人？历史上关于杜怀宝的记录仅有寥寥数语。

《新唐书·王方翼传》：

裴行俭讨（阿史那）遮匐，奏（王方翼）为副，兼检校安西都护，徙故都护杜怀宝为庭州刺史。方翼筑碎叶城，面三门，纡还多趣以诡出入，五旬毕。西域胡纵观，莫测其方略，悉献珍货。未几，徙方翼庭州刺史，而（杜）怀宝自金山都护更镇安西，遂失蕃戎之和。

译文如下：唐高宗调露元年（即公元679年），裴行俭奉命前往西域平定突厥叛乱。为配合这次行动，后来修筑碎叶城的王方翼被封为安西都护，而杜怀宝则从安西都护调整为庭州刺史。当叛乱平定，碎叶城修筑完成后，唐高宗一道诏书又将二人职位对调，杜怀宝又被派往碎叶镇守。

中国史籍对杜怀宝的全部记载仅有《王方翼传》里的这几十个字。但这几十个字成为确定唐代碎叶城遗址的最核心证据。这尊被前苏联农民发现的佛教造像碑，很可能是杜怀宝在其位而不得重用、又远在碎叶边地的思母之情，借这尊佛教造像石来获得心理慰籍。戍守碎叶的杜怀宝将痛苦的情绪凝聚在造像之中，被历史无情遗忘，却又被后人兴奋发现，成为佐证碎叶城城址的关键证据。

经过1000多年的风吹雨打，这座仿唐代长安城的边境重镇，如今已风化为一座巨大的土堆。考古学家通过发掘，发现碎叶城的城墙长达26公里，并在寺庙废墟中发掘出“开元通宝”和“大历通宝”等唐代钱币。

碎叶城遗址距最近的中国边境直线距离为380公里，相当于从北京到泰山。距西安直线距离3050公里，即使是坐动车，从碎叶到西安也至少需要16个小时。要知道，现在从北京到广州的直达动车也才只要9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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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建国后，大概是一个军队中的文职军官，花心思考证这个日期。他寻访了不少人，毛泽东和董必武肯定是记不得了。实际上在延安时，每年就以7月1日纪念建党，如果他们记得，就应该是7月23日纪念了。最方便的当然是找与一大召开直接相关的人。

周佛海和陈公博都是早期的共产党员，但居然都成为汪精卫的汉奸政府中的要员。周佛海虽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没有被判死列，但很快就死了。而周佛海的老婆则没有死。终于在监狱里找到周佛海的老婆。这个人让周的老婆仔细回忆。但周的老婆也不是记忆力超群的人，记不得具体的日期，不过她回忆起一个细节，就是会议召开的那天，周夫妇二人住的旅馆中，发生了一起情侣自杀殉情的案件。

有了这一线索，这个人仔细寻找1921年夏天上海的各大报纸中是否有这一殉情案件的报道。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某个旧报纸上发现了周佛海老婆所说的那个旅馆中发生的殉情案件，这一天是1921年7月23日。

注意这一细节在电影-建党伟业里面是有具体表现的，感兴趣的可以再去看一下

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可不是小事，不是靠啥共产国际的档案，特此说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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