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期世界各区域的文明之间是否存在交流与互动？ 第1页

有，害挺多的

故事还得从公元前2300年的巨石阵说起，我们对故事的主人公名字知晓的不算太多，因为他生活在巨石阵附近，所以我们就暂且称呼他为“巨石阵之王”（King of Stonehenge）

巨石阵之王身材魁梧，大概很富有，因为人们在他的墓葬里发现了种类繁多，数量丰富的遗物。像是陶片、青铜刀、箭簇和打火石，其中还包括了青铜时代不列颠地区的第一件金器制品。

这些发现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其中几件物品已经被确认为属于当时在欧洲大陆上发现的“钟杯文化”（Bell Beaker culture）巨石阵之王的金器是在这一时代和欧洲大陆的制造工艺品一起流入今天的英国的，而根据巨石阵之王的牙釉质分析得知，他的童年是在中欧度过的——一个距离巨石阵一千公里以上的地方，可能是瑞士、德国或者奥地利。

在那样一个上古时代，生在阿尔卑斯山的巨石阵之王为什么会远渡重洋来到不列颠的巨石阵生活？他是跟随部落一同迁徙，亦或是不远万里前来巨石阵的“朝圣者”？也许巨石阵之王是不列颠最早的一批金器匠人，将中欧的技艺带到了不列颠，凭借着熟练的金器制造技术积攒了相当数量的财富……

不管我们做出什么样的猜测，巨石阵之王都向我们表达了一个信息：早在四千年前的上古时代，不列颠岛就与当时的欧洲大陆存在相当程度的交流。

在1982年的土耳其海边，人们发现了一艘公元前1300年前青铜时代晚期的船只遗骸，在经历了两万余次的水下考古挖掘后，考古学家们才最终才彻底摸清了它，今天的人们把它称之为“乌鲁布伦沉船”（ Uluburun shipwreck）

沉船本身并不大，它的持有者也不像是国王或是贵族，而是普通的在地中海上进行巡回贸易的商人，它就这样静静的躺在52米深的海底，等待着人们发掘。

沉船的主要货物是重达10吨的塞浦路斯铜锭，此外还有重达1吨的锡。这些锡的原产地在今天阿富汗的巴达赫尚（Badakshan）他们历经千山万水才运到这里，原本是打算经爱琴海运往希腊的——可惜船沉了。

乌鲁布伦沉船上的锡矿向我们揭示了一条上古时期持续了数千年的锡矿贸易路线：阿富汗的巴达赫尚在古代就是产锡和各种矿物宝石的地方，早在公元前3200年，埃及的人们就已经在使用来自巴达赫尚的青金石。要知道在公元前3200年，埃及甚至还没有开始所谓的“王朝纪年”，伟大的纳尔迈还要过一百年后才会开始统一埃及的大业。

回到沉船所在的青铜时代地中海，这是一个喧闹而又复杂的世界。当时的希腊正处于迈锡尼文明时期（Mycenaean Greece）这是一个尚武的战车文明。在差不多公元前1600年的迈锡尼皇室墓葬中，人们发现了很不寻常的物品——一串琥珀

琥珀是一种美丽而又充满异国情调的物品，只陪伴着那些坟墓中最富有的人。在当时，唯一已知的琥珀产地位于今天的波罗的海，也就是说这些琥珀一定是辗转经过很长的贸易才被交易到迈锡尼时代的希腊的，在后世，人们称这条贸易路线为“琥珀之路”

在久远的年代，生活在北欧的人们就开始在波罗的海开采琥珀，向南方的邻居用以交易生活用品和珍贵的铜。铜器的流入使得北欧进入了历史上的“青铜时代”，作为交换，他们当地所产的琥珀也作为奢侈品，进入了迈锡尼以及埃及贵族的宝库。

（有关北欧青铜时代可以看我的这一个回答）

总之我们可能无法完全了解在当时的巴达赫尚到埃及之间，又或者在当时的波罗的海之间沿路上生活着什么样的居民，存在着什么样的国家。这些文物的意义大概就是向我们说明：高山或是大海从来无法阻碍人们的交流，从上古时期就是如此。

在1912年，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人们发现了位于如今蒙古国中部诺音乌拉（Noin ula）的匈奴时期墓葬群。在墓葬中出土的毡毯上，考古学家依稀辨认出了这样的景象：一只狮鹫兽（Griffin）正在与驯鹿进行搏斗。

狮鹫兽是典型的近东地区经常被使用的传奇生物意象，为什么在遥远的匈奴墓葬中也能被发现。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人们在1993年西伯利亚所发现的干尸“西伯利亚公主”（Ukok Princess）身上

狮鹫兽是很典型的近东意象，最早能出现在公元前三千年的两河流域，根据推测，这一种神兽的意象应该是通过贸易和文化交流先传到了当时中亚地区的斯基泰人（Scythian）斯基泰人再将其发扬光大，并最终传播到了几乎整个草原区域。

“至恒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玳瑁，始乃一通焉。”

熟悉历史的应该知道，这段记载出自《后汉书》，当然我们都知道汉朝与罗马帝国之间存在互动与交流，但我这次想说的，其实是二者之间交流的方式。

大秦使者前往汉朝的方式，并不是通过西域进入，而是从南方的日南郡来到汉朝的。

为什么罗马人不选择走陆上的丝绸之路，而是选择了从海上绕道日南，其中的缘由可能除了当时统治中东的帕提亚王朝（安息）对罗马采取的敌对行为之外，可能还与当时印度洋上的贸易通道着有联系

“博望侯（张骞）居大夏时见蜀布、卭竹杖，问所从来，曰东南身毒国。”——《史记·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大秦国……东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魏书·卷一百二·列传第九十·西域》

正如先秦的中国人就已经知道有蜀身毒道从云南取道缅甸前往印度，公元一世纪的罗马人也同样知道在今天印度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有一个叫做“穆吉里斯”（Muziris）的贸易城邦，人们可以从埃及经印度洋前往。对于罗马人来说，印度洋上进行的贸易能得到许多珍贵的资源和财富，凭借着当时的海上贸易路线，罗马使者取道东南亚前往汉朝统治下的日南郡是完全有可能的。

其实在后来的三国时期，也有罗马的商人从交趾来到当时的中国：

“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阯，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论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南史·夷貊传上》”

暂时写到这里，其实这里面每一个要认真写起来都是能写一篇论文的研究，只不过我能力有限又比较懒，只能暂时科普到这儿了。

不仅存在交流和互动，而且十分频繁。

例如：史前“青铜之路”。

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迁徙和交流史。从石器时代开始，东西方人群就不断进行着远距离迁徙，奠定了内陆欧亚人类及文化分布的基本格局。

青铜时代是指“以青铜作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公元前3500年，环黑海冶金区率先进入青铜时代。

冶铜术及青铜器制作技术发明后，进行南北向和西东向的传播。东西方人群的迁徙更加频繁。形成了一条欧亚西部青铜技术东向传播的史前“青铜之路”。

史前“青铜之路”的开辟，首先在中国西北地区，然后在北方、东北和中原地区，最后在东部沿海，自西而东掀起了青铜之风。生产力水平得到革命性提高，为中原文明起源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公元前3000年左右，新疆地区最早进入青铜时代。主要分布在罗布泊地区的古墓沟文化（小河文化）、东疆的哈密天山北路文化等。

这些文化分为东部的 “带耳罐文化系统”和西部的 “筒形罐文化系统”，普遍包含刀、剑、矛、斧、锛、凿、锥、镰、镞、镜、耳环、指环、手镯、铃、牌、泡、扣、珠、管、别针等铜质小件工具、武器和装饰品，以锡青铜和砷青铜为主。

罗布淖尔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发掘了42座墓葬，只见零星的小铜件。不过在出土的大量木器上遗留有明显用金属工具砍削的印迹，证明当时广泛存在了青铜用具。

对小河墓地的全面发掘表明，小河人掌握着先进的冶铜和制铜技术。 在墓地木棺前竖立的反映生殖崇拜的男根、女阴立木的顶部，具有与上天沟通意味的高大涂红木柱（高 4—5 米）的根部常常嵌入小铜片，墓主人身下也常见小铜片随葬。另外还发现有带銎铜镞、具钮的圆形铜镜、耳环等。

新疆哈密天山北路700余座青铜时代早期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铜器，经常一座墓葬内出土数十件青铜器，主要为装饰品，其次是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 装饰品中常见有耳环、手镯、簪、牌饰、扣、珠、管、镜、铃铛等。 生产工具和武器中最多的是铜刀，还零星发现有斧、剑、锥、镞等。

公元前1900年前后，甘青地区步新疆后尘，熏染了青铜之风。主要包括河西走廊中西部的四坝文化，甘肃中南部、、青海东部和陕西关中地区的晚期齐家文化。其青铜器与新疆地区尤其是哈密天山北路文化者近似，如都流行刀、斧、锛、锥、镞、镜、耳环、指环、手镯、泡、扣，还有权杖头、臂钏、月牙形项饰等。

四坝文化在河西走廊西部。它的墓葬和遗址中普遍发现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相当一部分与哈密天山北路墓地所见类同。

齐家文化在甘青东部地区。年代范围在公元前22世纪到公元前18世纪。

在甘肃临潭陈旗乡磨沟遗址发掘的齐家文化346座墓葬中，出土了100多件铜器，铜器的种类更为多样化，工具类以刀、斧组合为主，饰品类以环饰、泡饰为主，一些特殊器型表明本土传统与外来因素共存。

公元1800年前后，中原地区诞生了我们熟悉的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出土过一件长身窄厚刃的青铜兵器，发掘者先后称其为“戚”和“钺”。

吉林大学林沄教授认为，戚是两侧有装饰性扉棱的钺，而二里头出土的这件器物窄刃长身的特征，和早期北方系战斧的斧身很相近。斧身和装柄部之间，有两个向外伸出的尖齿，这又和一部分早期北方系刀子在刀身和刀柄之间的尖齿形状相同。

这实际上是一件北方系的战斧，只是在安柄方式上接受了中原系的影响而改为扁平的内（nà）而已。

二里头出土了唯一一件柄部有镂孔纹饰的环首刀。

中原起源的铜刀子只在有刃的刀身之后加一段无纹饰的装柄部，用以夹入其他质料的柄中。这件环首刀连铸出可以直接把握的铜柄，柄上有纹饰和镂孔，刀背有凸沿，刀柄厚而刀身薄，这是早期北方系铜刀十分常见的特点。具有上述特点的刀子广泛分布在中国西北地区、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草原地带。

在“二里头文化”之前，虽然已有零星的小件铜工具、装饰品等出现，但青铜、红铜和黄铜制品并存，合金铸造技术比较原始。随着“二里头文化”崛起，这支使用复杂的合范技术生产青铜容器（礼器）的先进文化，成为跃入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一匹黑马。

存在

大家都在围绕贸易和原材料展开叙述，那我写一下生业的交流吧。

以中国传统的六畜为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杜预注：“为六畜：马、牛、羊、鸡、犬豕。”但六畜的起源却并不都在中国，通过对于六畜起源的考察，可以窥见上古时期世界各区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我们可将六畜分为两类，一类为中国本土起源的，如狗和猪，一类为非中国本土起源的，如马、牛、羊、鸡（其中的鸡的争议较大，将于下文详细描述）。

根据基因证据显示，家狗是由灰狼在多地驯化而来的，最新的研究认为约33000bp最早驯化于中国南方。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可以确认为家狗的骨骼发现于河北省南庄头遗址，并在之后的交流中传播到中国各地。

家猪主要由野猪驯化而来，猪骨骼在黄河流域各大可能为中石器时代时期遗址中均有发现（关于中石器时代的提法学界尚未有统一认识），但尚不能明确其是否已经成为家畜，最早能够明确认定为是家猪的骨骼遗存发现于舞阳贾湖遗址，此外，在河北磁山遗址、浙江跨湖桥遗址、甘肃大地湾遗址等前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均有发现，在大地湾遗址甚至发现了随葬猪下颌骨的现象。

由于圣水牛和水牛的关系尚无定论，因此关于牛的起源在此只讨论黄牛。家养黄牛主要由野牛驯化而来，对于其起源地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黄牛于10000bp驯化于西亚和非洲东北部地区，另一种观点认为7500bp左右，在南亚地区已存在家养黄牛，南亚同样是黄牛的一个独立驯化中心。关于中国的黄牛起源，虽然有学者认为在全新世早期中国东北地区已经存在对家养黄牛的管理行为，但包括袁靖在内的诸多学者均对此结论提出质疑，因此此一结论不太可靠。目前中国境内最早发现的黄牛骨骼出自于云南洱海地区的银棱岛遗址（5000～2000bp）。4500～4000bp，黄河流域的齐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均发现了黄牛遗存。因此，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已经开始了对于家养黄牛的利用。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的家养黄牛并非本土起源的，家养黄牛传入中国应该存在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来源于欧亚草原地区，并于4500bp～4000bp通过中国西北地区传入中原地区，第二条路径来源于南亚地区，并于5000bp之前传入中国云南地区，并向北扩散至中国其他地区。

绵羊和山羊约于10000bp驯化于现在的伊朗、土耳其、叙利亚地区，随后向东北扩散。中国境内早期羊骨主要见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早期和山西省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因此家养羊应于仰韶文化晚期通过欧亚草原地带由中国西北地区传入中原地区，随后扩散到全国。

家马主要由中亚地区的野马驯化而来，目前学界较为公认的观点是家马于5500bp左右起源于哈萨克斯坦地区，在5000～4000bp，驯化的马由中亚地区向欧亚大陆的东西两侧传播，于4000～3600bp传入中国西北的甘青地区，在大河庄遗址和秦魏家墓地等齐家文化晚期遗址发现了家马的遗存。同时商文化晚期殷墟遗址、老牛坡遗址、前掌大遗址出土的车马坑说明至迟在3300bp，家马已成为中原地区重要的运输工具。

家鸡起源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关于家鸡的起源，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磁山遗址发现的家鸡遗存说明家鸡起源于中国北方地区，另一种观点认为家鸡于4000bp左右在印度河流域由当地的红原鸡驯化而来，而后通过文化交流北上，在晚商时期到达河南东部地区。2014年底，《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发达了多位中外专家共同署名的《全新世早期中国北方地区的家鸡驯化》一文，认为家鸡应当是多地独立驯化，中国北部、南亚与东南亚很可能是三大并行的家鸡早期驯化中心，但袁靖在《中国古代家鸡起源的在研究》一文中对其的三条依据进行了逐条反驳，认为现有证据并不支持中国北部地区存在家鸡早期驯化的中心，关于家鸡的起源地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目前中国境内最早的可靠的家鸡骨骼出土于内蒙古大甸子遗址，年代在3600bp左右，目前中国境内所有可靠的家鸡遗存年代均在商文化中晚期，关于家鸡起源的探讨尚需要更多的材料。

通过对中国传统的六畜的起源的探讨，可以发现，上古时期世界各区域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是存在的，并且涉及范围极大。

本文据任乐乐;董广辉《六畜”的起源和传播历史》一文写就

当然存在。公元前4千纪开始，两河流域的人就能获得出产自阿富汗的青金石。

两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河渠纵横、水运便利，非常有利于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因此当地也是世界上最早诞生文明的地区之一。然而就是这样一块宝地，石材、木材、金属等自然资源却严重匮乏，但这些资源又是一个文明繁荣兴盛所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两河流域虽然缺乏各类矿藏，却能大量产出牛羊牲畜，以及大麦、小麦、椰枣这类的谷物，而上述这些却又是两河流域的周边地区所急剧缺乏的生活必需品。从两河流域流向波斯湾沿岸的商品中，谷物、羊毛和其他纺织品占了很大一部分，其中后两者更被当地人视作是一种奢侈品。这种不平衡的商品分布，促使了早期国际贸易体系的产生。

迈入青铜时代：铜锡的进口

其实早在旧石器时代，古两河流域就存在与域外进行贸易交流的现象，当时主要交易货物是黑曜石。黑曜石的形成与火山喷发有着密切联系，黑色有光泽，质地与玻璃类似，同时也比较坚硬、锐利，对上古时代的人类来说，是非常理想的制作石器的原料。^[1] 两河流域并不出产黑曜石这类资源，反而安纳托利亚却盛产这类矿石，不少两河流域遗址中出土的黑曜石制品均来自北方的凡湖周边地域。 ^[2]

进入青铜时代以后，黑曜石作为工具的功能逐渐被青铜所替代。青铜主要分两种，最早出现的是砷青铜，另一种是锡青铜，因是冶炼过程中含有剧毒，所以逐渐被后者取代。^[3] 两河流域最早的锡青铜，则于基什的一处早王朝时期的坟墓被发现。

虽然两河流域缺乏锡铜矿藏，但埃及东部沙漠、阿拉伯半岛西部、伊朗高原均有锡矿分布，根据残存的楔形文献则表明，古代两河流域的锡源更应该来自东部，而且这些锡资源还于公元前三千纪中期经两河流域流通到了安纳托利亚和地中海东岸地区。 ^[4]

波斯湾作为古代两河流域主要对外贸易交流渠道之一，铜是这条贸易路线中最重要的商品。在公元前三千纪中期，铜矿进口还不算特别多。但到公元前第二千纪初，个别文献已经显示至少有18吨的铜矿穿过海湾到达美索不达米亚。^[5] 但铜矿来源并不唯一，除了波斯湾沿岸的阿曼半岛和伊朗高原外，地中海东部和安纳托利亚均有铜矿分布。

就生产技术与应用而言，在乌鲁克文化（约公元前3400年~前3100年）和杰姆代特奈斯尔文化（约公元前3100~前2900）时期，两河流域南部的冶金技术就已迅速发展。到早王朝初期，两河流域的铜匠便已经生产了各种铜制艺术品、器皿、武器、农具等，虽然此时大多数生产设备仍然以石制为主，直到早王朝后期，锡青铜在当地仍然不算常见。 ^[6]但铜制品迅速取代了石制品，尤其是在阿卡德王国时期，铜的消耗更是显著增加。 ^[7]

经过分析比较古代两河流域铜消费量的变化，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前萨尔贡（阿卡德王国开创者）时期和后萨尔贡时期。前一阶段的铜，主要作为奢侈品进口，在后一阶段，铜则是生活必需品。随着生产资料中的石材越来越多地被铜所替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经济发展也变得更为依赖于铜的进口。 ^[8]

奢侈品贸易：青金石的畅销

青金石之路是一条比丝绸之路的历史更为悠久的国际性贸易商路。青金石是一种不透明的半宝石，在古代两河流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装饰材料和宗教圣物广泛使用，十分受到古代两河流域乃至埃及贵族的青睐。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乌尔王陵出土文物——“陷在灌树丛中的公羊”，其羊角、羊毛、和眼睛便是用青金石制作的。但青金石工艺品也经常以珠子的形式存在而流通于古代两河流域，主要原因在于珠子体积小，便于运输。

但问题在于，两河流域并不出产这种宝石，即使是毗邻两河流域的小亚细亚、伊朗高原也同样没有它的矿藏，距离两河流域最近的矿藏地则在数千多公里外的阿富汗高原的巴达克山地区。大约自公元前4000年起，青金石作为奢侈品从阿富汗的巴达克山地区输往两河流域，并有部分统治者对来自阿富汗的青金石实行了垄断贸易。

目前，考古学家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等多地均已发现大量有关青金石生产和加工的考古证据，其中包括一些钻头、工作碎片和未完成的人工制品。 ^[9]结合这些地区出土的青金石加工品，学者们发现它们的质地、光泽和两河流域出土的青金石工艺品较为一致。历史学者们据此认定，原产地为中亚的青金石，一部分是通过伊朗高原的陆地商路长途跋涉到两河流域，另一部分则先经印度河流域的麦鲁哈中转，再通过海路越过波斯湾抵达。也因此，两河流域凭借其世界十字路口的特殊地理位置，也一度成为古代青金石贸易中心而兴盛繁荣。不过在中青铜时代，青金石贸易一度出现了萎缩，在两河流域南部变得极为罕见，这一现象的出现可能和印度河流域文明的突然衰亡有关。^[10]

除了进口已加工成型的青金石工艺品外，两河流域也进口了不少青金石原料。在加喜特王朝时期，青金石原料就曾被巴比伦王室作为礼物赠予埃及，知名的埃及图坦卡蒙王的黄金面具上也有青金石的镶嵌。到了公元前第三千纪后期，青金石开始通过贸易流向安纳托利亚中西部，但爱琴海周边地区却基本处于青金石贸易路线以外，直到公元前一千年左右，才有零星的青金石流入。^[11] 青金石也是两河流域输入安纳托利亚的重要商品之一，它在阿淑尔城的价格约是白银的一半，但到安纳托利亚后便能涨到白银的两三倍价格，对亚述商人来说，是十分暴利的商品。

然而到了公元前一千年，青金石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却逐渐被玻璃所取代。玻璃的由来，据信也是因为青金石的开采、加工、运输过于困难，中东人民试图找出青金石的代替品而意外诞生的，因此当时这种玻璃在古埃及的阿玛尔那文书中也被称作是“窑炉里的青金石”。^[12]

体系的构建：日益规范化的商业行为

既然两河流域不能出产金属等自然资源，那两河流域古代邦国除了通过军事掠夺外，就只能通过商业贸易的方式从它地获得自己的必需品了。尤其是对古亚述而言，商业贸易已经成为版图扩张的重要手段之一。

古亚述时代，亚述商人便已在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地区建立起数十个商业据点，也可称之为“商业殖民地”。这些商人使用驴子作为主要运输工具，从两河流域北部的阿淑尔城（古亚述城）出发，负责纺织品以及锡矿等货物驮运至安纳托利亚地区，最后再将驴和货物一同出售，以换回当地的金、银等贵金属。但亚述本地出产的纺织品却只一般，质地并不如巴比伦尼亚出产的更加精良，而亚述商人为了供货源的稳定，就只能积极拓展与巴比伦尼亚的贸易关系了。^[13]

安纳托利亚经济状况与两河流域不同，供需、汇率都有所差异，这使亚述商人可以在当地购买便宜的白银，然后可以将其用于下一次交易。在安纳托利亚，锡的价格至少是阿淑尔城的两倍，而各种质量的纺织品所售出的价格也是其之前购入价的三倍。亚述人建立的贸易网络既不是基于生活用品的采购，也不是基于本地商品的出口，而是纯粹通过商业交易，来获取比最初投资多得多白银，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 ^[14]

而亚述商人在本国内，也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严格垄断黄金的交易，实行黄金专卖制度，禁止非亚述人从事黄金的买卖，一般认为这是因为亚述需要用黄金从苏萨购买锡矿资源所采取的必需之策。虽然黄金无法在亚述地区自由流通，但白银却被普遍接受为付款方式。古亚述对待商人也有类似的政策，其在域外拓展的商业据点也专门设立了监督管理商人的官僚。

古巴比伦对贸易的管理也进一步深入，不但设立了专门负责商业贸易的官僚，同时还在一些河道上设立了检查站，只允许携带“国王泥板”的船只才准许通过。一些商人完成交易后，还要专门向政府或神庙缴纳一笔赋税。在努济，一些商人还有着王室背景，专门代替王室对外经商，经商账目都要接受王室审核、登记，定期领取固定工资。

随着贸易网络的进一步扩大，长途贸易商队也常常和各国使团一同出访外国，并因此形成了约定俗成在沿途进行保护的协议 。^[15]同时也因为国际贸易的需要，而阿卡德语逐渐成为近东国际贸易中通行的语言。 ^[16]

综上，我们能看出，自从公元前四千纪，以乌鲁克为代表的两河流域文明逐渐兴起后，两河

流域便逐步构建起了一张沟通四方的区域性贸易网络，涵盖了伊朗高原、安纳托利亚、波斯湾周边、地中海东岸和埃及等地，并以阿淑尔城为中心，向四周辐散，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区域性贸易体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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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首先要明确“上古时期”的概念。

1.在我个人的定义中“上古时期”指文字诞生之前的社会。

2.不同社会条件下，不同社会要素的传播难度是不一样的。之所以强调“文字”，指的是文字是一套具有确定性意义的符号系统，不同人解读同一篇文字组合起来的文章，得到的意义是大致相同的，这构成了古代高效信息传播的基础。如果没有文字，要么只能靠人际之间的相传，要么只能利用符号和绘画，而要命的是，不同人对同一符号和绘画的理解可能是不同的。

3.事物传播的规律，一般是以发现地或者以创始地为中心，向周边接力传播，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可能会促进或者阻止传播，文字出现之前，在一个人群中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器物，其象征意义能否传播，传播多远，取决于接受这个器物使用的人群，是否认同传入人群的文化，是否能够正确记录传入人群的文化。不然，就和传话游戏一样，一开始的意义传播过程中会不断变化，最终会和开始的意义差异极大。

4.最容易传播的是材质。从约300万年到约1万年前，人类处于旧石器时代，所使用的的工具都是石器打造。由于那个时候古人活动范围有限，所以石器一般都就地取材于活动半径之内。偶尔考古学家发现一个旧石器时代遗址会出现数件完全不同于其他常见材质的石器，可能就是从远距离传播而来。

5.其次是艺术，大概5000年前，以河南西部为中心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崛起，这一文化的人，喜欢用饰回旋钩连纹或花瓣纹来装饰陶盆。后来，回旋钩连纹或花瓣纹一直扩散，西到甘青、东至海岱、东北到内蒙和辽宁、南到江汉的大半个中国都席卷其中。古人的艺术装饰，往往都以身边事物取材，所以有极强的地域性，庙底沟使用的纹饰传播了大半个中国，不但说明着大半个中国可能存在着交流渠道，而且这类纹饰后面往往有意识形态的含义，大半个中国都出现了同一种纹饰，后面可能是某种强制力量在推动，这种趋同意味着社会的整合和复杂化，所以比单纯的材质更加容易。

6.和艺术差不多的是动植物，就中国来说，小麦、黄牛、羊都是中近东地区传来，证明中国和中近东在上古时期就有交流，详细过程已有知友回答，不赘述。动植物的传播一旦跨越了气候带，说明接收方需要探索异于原生气候的种植技术，譬如小麦一直要到明清时期才取代了粟（小米）成为中国北方的主粮。

7.最难的可能是带有一定探索性的技术，譬如青铜铸冶技术。4100年前到3500年前，在甘肃河西走廊一代，出现了先后四个考古学文化：马厂文化晚期、西河驿文化、四坝文化与齐家文化，发现了了一批青铜制造的器物和冶炼遗址。这些古人最早冶炼红铜为主，后来出现了添加含砷、锡的青铜合金，可能最晚的齐家文化将这一技术传播到了中原，使二里头文化在原有的黄铜加工技术上，绕过了自行凭经验掌握摸索铸造青铜器所必需的铜锡铅合金工艺，直接掌握了青铜器的铸造加工。而这一从冶炼红铜到冶炼青铜的过程，很有可能是受西方临近的卡拉苏克文化的影响。

红铜中加砷冶炼青铜的技术，最早出现在6000年前的土耳其东部；加锡则是5000年前的西南亚。由于青铜器是合金，所以必须当一群人既掌握铜矿，又能控制其他元素的矿藏，还能掌握燃料产地的时候，才能摸索出来。这同样要求接受这个技术的人，具备相似的资源整合条件。

所以为什么有专家认为青铜器是国家出现的标志之一？就是他们认为掌握和调度这些资源，需要国家形态的社会才能实现。这也同样说明技术传播的难度。二里头接受了这个技术，也有可能因此改变了社会组织形式。

8.但是，以上所述的技术传播，往往都是历经了多次中间环节，我们可以推测接受方和上一个中间传播方有联系，但却无法实证接收方和创始方的直接联系。

以及，精神价值的传播也很难说，譬如带有良渚神徽的玉器在良渚文化之外的地方被发现了，它还会像在良渚一样，也是宗教圣物吗？还是仅仅是一件好看的装饰？甚至是战利品？这些问题，考古学也许能提供答案，也许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