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占多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绝对数量上来看,占婆的总人口实际上一直偏少。这一长期的劣势,本身就是占婆最终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占人作为南岛民族,采用典型的南岛民族式的生产生活方式,偏重于海洋,擅长渔业与商贸,甚至从事海盗活动。占婆并非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而是越南中南部南岛民族国家的总称,是一个松散的国家联盟。它由一系列河流流域政体组成,每个政体具有政治中心、沿海港口、宗教中心三个政权支柱,港口是政权的经济中心,政权的经济也严重依赖对外贸易。[2]反观占婆的农业,自始至终都处于非常低的水平,《明史》记载其“民以渔为业,无二麦,力穑者少,故收获薄”。《岭外代答》称其“地广人少”,“土皆白沙,可耕地绝少”。
上图占婆全境看似很大,对土地的实际开发利用程度却十分低下。被破碎地形分隔开来的诸多占人居民点,可以视为海洋中的群岛。占婆境内的人口承载力始终很低,而且依靠渔业与商贸也很难养活这些人口,因此需要经常性地发动对外劫掠。考察占婆在境外的作战,基本上就是骚扰和抢劫,《剑桥东南亚史》就使用了“以掠夺为基础的占婆政治经济”做为占婆经济史部分的小节标题。
在网络的讨论中偶尔能看到一种说法,认为占婆在黎朝时灭亡,占人又在阮主对越南中南部的经营中消亡。从题主的提问来看,应该是相信或者倾向于这种说法的。不过,这是对占婆历史和占人现状完全不了解之下的想当然,换言之,题主提问的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
占人时至今日依旧存在。在柬埔寨有24万占族(2018),绝大多数是穆斯林。越南有16万占族,在高地民族中尚有朱鲁族(1.9万)、嘉莱族(41万)、埃地族(33万)、拉格莱族(1.2万)等南岛民族[3],这些民族既是占婆人口的组成部分,又属于越共官方认定的54个民族之内。
越南占族依据宗教信仰的不同,分为4个支系:[4]
上述分支除伊斯兰教占族外,依旧全部遵循母系氏族制度。顺便说一句,南越吴廷琰时期将境内的马来人也识别为占族,越共在统一后继承了这种识别方式。[6]马来人人口并不多,也已经被占族同化,但也有资料显示,其宗教地位在伊斯兰教占族中往往很高。[7]
另外不要高估越南对占人的同化程度,这种同化实际上相当有限,占人长期以来都对京族文化表现出明显的不认同(或者干脆说,是排斥)。今日越南占族传统文化的保留状况相当好,也是这种心态下的刻意行为所致。占族接受越南国民教育的比例至今仍然很低,不过多数人都可以使用越南语,这倒没什么疑问。[8]
乔治·马司培罗提出占婆于1471年灭亡的观点,现在看来有些陈旧,同实际情况不能完全契合。黎圣宗发兵攻占佛逝、俘获占王盘罗茶全后,占婆政权依然存在。我们可以换一种表达方式,认为1471年灭亡的是占婆的联盟,或者表述为佛逝王朝的覆灭,这样就合理了。在传统说法中,占婆余众建立了占城、南蟠、华英三个附属于黎朝的小国。其实这几个王国本就存在,分别对应着宾童龙、嘉莱和古笪罗,准确地说,是从该年起进入了失去联盟的状态。
其后,越南对占婆的蚕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上图[9]算是一幅简明的示意图。古笪于1653年被越南吞并,变为延庆、康泰二镇,宾童龙则是1692年被阮主占领,设置了顺城镇。直到1832年明命帝在顺城镇改土归流,改为宁顺府和咸顺府,占婆政权才正式宣告灭亡。阮朝随即强推极为严苛和歧视性的同化措施,引发占人强烈不满,爆发了从吉兰丹学成归来的卡蒂·苏玛(Katip Sumat)所领导的“圣战”,于1834年被镇压。同年爆发了规模更大的罗奔王起义(“乙未顺匪”),也于翌年被残酷镇压。1835年4月,明命帝以参与谋反为由,在顺化将占王阮文承(占名 Po Phaok The)凌迟处死,“占城祀遂绝”,王系至此终止。[10]
在改土归流后,宁顺府的政府公文依旧可以使用占文,继续同汉文并行。在巴黎亚洲学会保存的占婆王府档案中,最晚的占文文件是同庆年间的(1885~1888)。[11]
在网络上还有一个常见的误解,既高估了占婆的伊斯兰化水平,又对越南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做出了与事实相反的评价。
伊斯兰教最初只是有限地在占婆沿海商业阶层中传播,真正大规模改宗出现于1471年越南攻占毗阇耶之后,尤其是16世纪后期。1627~1651年在位的占王蒲罗美(Po Rome)曾数次访问吉兰丹,并且皈依了伊斯兰教。据占婆史料显示,此前没有任何一位国王是穆斯林。[12]
与婆罗门教紧密相关的占婆联盟被越南消灭后,部分有关的宗教活动和精神纽带也随之不复存在,军事的失败又在占人中引发了对婆罗门教的怀疑思潮。佛逝既已被攻占,占婆的政治中心转向了穆斯林较为集中的宾童龙,在对外交往中(主要是吉兰丹),改宗伊斯兰教可以获得军事、外交和商业方面的显著利益。
在境外的占人难民更容易受到马来人的影响,从而大规模改宗,至19世纪上半叶,大多数柬埔寨占人都已是穆斯林。[13]境内外的占人和马来人又多次联手,发动了反抗越南的斗争,也促进了伊斯兰教的进一步传播。如吉兰丹穆斯林全扶(Tuen Phaow)在18世纪末领导了反越起义,据占族长诗《全扶阿利亚》(Ariya Tuen Phaow )描述,全扶自称接受真主使命发动“圣战”,同时广泛宣扬教义,吸引到大批反越的占人皈依。[14]虽是一部文学作品,却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全扶起兵的现实情况。
笔者认为,越南非但不是西班牙第二,它对占婆的蚕食和征服反而刺激了占婆的伊斯兰化。对于这一结论,在文明讨论的前提下,笔者接受任何形式的辩论。同时,越南境内的占族由于相对隔绝,且遭受同化和打压,导致婆罗门教占族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已接受伊斯兰教信仰的占族又发展成为独特的婆尼占族,对于这一点,笔者也从未否认。
做完4点说明后,感觉已经大体上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些说明反而成了答案的主干。下面针对问题进行回答,其实很简单,只是相对比较冷门。
占人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和三次难民潮(1471、1692、1832),越南境内占族人口随之锐减。由于生活空间遭受京族挤占,多数越南占人迁往内陆玩起了并不擅长的农业,同时又要面对政治高压,生活通常比较困窘。反观京族,因战乱和饥荒等原因,导致北方移民持续南下,尤其在16世纪末和18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了两次移民大潮。阮主对于移民持欢迎态度,给予三年免税的政策(在实际的执行中往往更加宽松、优惠),所开垦的土地也归移民私人所有,这对于移民极具吸引力。[15]阮氏政权又刻意组织各类移民、以及罪犯和郑氏战俘对境内进行开发,使得蛮荒之地逐渐变成鱼米之乡。[16]越南中南部现今的京族人口,主要就是源于农业生产水平更高、人口更多、具备政治优势的京族移民,这其实很容易理解。
据占婆王府汉文档案可知,彼时占婆地区的居民分为安南民、京旧民、顺城民、大明客属、始立漏民、降蛮等种类。安南民与顺城民分别指京族人和占人,这毫无疑问。越南封建史家将京旧民解释为“占人娶汉女生子谓之京旧”,法籍占裔学者蒲达玛则主张是占婆地区占化的京族。另据法国学者艾莫涅于19世纪末对几个京旧民村庄的考察,当地传说因为祖上多次遭受镇压,导致占人男性减少,女性只好嫁给京族人——由此看来,京旧民更像是主要由占人女子嫁给京族人所形成的。[17]无论如何,京族人、占人、京占混血这三个族群长期存在着泾渭分明的划分,占人很难在通婚之后就悄无声息地变成京族。
近现代的情况无需详谈。法国殖民者对占人的政策还算宽松,部分西原省份甚至没有京族移民。到了南越政权统治时期,吴廷琰重新鼓励京族人迁入潘朗、潘里等占人地区生活,再度激化了矛盾冲突,致使占人传统文化遭受严重破坏。越战造成大批难民出逃国外,其中就包括大量占族,自越战结束至1993年,马来西亚共接收了数万越柬占族穆斯林难民。[18]时至今日,占族仍在持续流出,主要流入地也正是马来西亚。
越南占族的人口基数本来就小,又很少与京族通婚,在封建时代是被明确区别对待的,遭受打压和封锁才是常态。指望他们在阮主时代通过混血或京族化的方式,来形成今日越南中南部庞大的京族人口,显然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