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为什么在官方近代史中被列为反面阶层？ 第1页

伍秉鉴总体而言，是个为清朝官僚服务的官僚买办。但是他死后，他的儿、孙辈，成为了洋买办。

1842年，鸦片战争以清朝的战败而结束。清朝制定的外贸体系也被终结了。按照《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中的规定，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地，都要开辟为通商口岸——厦门、福州靠近武夷山茶叶产地；宁波、上海靠近丝织品产地；上海更是长江出海口的重要口岸。

清朝的“一口通商”作废了，被迫接受“五口通商”。茶叶、丝织品这两个重要的出口物资，不必再舍近求远运到广州，就近在福州、上海即可对外商出口。显然，广州的外贸交易量就要下降了。

不平等条约不但打破了“一口通商”的规矩，还打破了清朝只允许行商垄断外贸的规矩。英美商人在福州和上海黄浦江边卖地盖房建或栈，直接和当地茶叶商、丝绸商交易，不需要行商了。

行商和粤海关，都受到了打击。但接下来，他们也都懂得变通。

首先是发挥自己的“夷务”特长。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天朝自居，和外国交往采取宗藩体制，是不平等外交。中国官僚是不屑于和外国人打交道的。现在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打了脸，宗藩体制也受到冲击，但中国官僚大都不知道如何和外方交流对华，更没有近现代的外交体制，不了解西方社会运行制度下形成的一套国际法，对“夷务”一窍不通。

但是广州的行商对此比较专业。因为长期在广州口岸和外商打交道，很多行商会外语，懂得西方的商业贸易、外交、航海等方面的规则习俗。他们就是最了解“夷务”的中国人。于是，中国官府干脆任命一些原来广州行商作为官员，负责和外国人打交道。

反过来说，刚打开中国国门的这些英美外商，对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内地的社会民情很不了解，再加上语言不通，宗教信仰迥异，市场会发生冲突。外商也需要找一些即能为他办事，熟悉西方贸易运行体系，同时也能替他和中国官府、中国民众沟通的“中间人”。

那么，最附和这些条件的，自然就是广州的行商商人。这些原先在广州粤海关体系下的官僚商人，转化为最早的洋买办。

比如说1851年上任的上海道台吴健彰。

1843年，上海开埠。英法两国在黄浦江边划租界，外国商人在租界里经营洋行。

此时的上海道台，是科举出身的汉人官员宫慕久，之后还有两人满洲旗人官员咸龄和麟桂。这些满汉官员，都没有和洋人打交道的经验，面对洋人在上海划租界、传教、经商等问题，很难处置。洋人对这些中国官僚也不满意。

双方都觉得，应该由一个即精通“夷务”，还要精通中国官场风气，能在中外两方之间，两面讨好的人物出面。吴健彰的机会就来了。

吴健彰是广东前山翠微人（今珠海市香洲区翠微村），他最开始是在广州十三行中某家做小学徒。1832年，吴健彰办起自己的“同顺行”，随后获得外贸专营权，正式成为广州行商的一员。因为长期和外商打交道，他的英文说的很好。

行商挣到钱之后，都喜欢花钱给自己捐个顶戴，吴健彰也有“候补道”的头衔。如果是没有洋人的正常情况，“候补道”就是个捐官，他要“候补”一辈子，永远都轮不上正缺的。但是在上海开埠之后，中外交涉不畅，吴健彰就有机会走上仕途，成为上海道台。负责上海地区的中外交涉，处理夷务。

从某种意义上讲，吴健彰这个行商，是由过去的“外贸代理商”，变成了中国政府与外方之间进行事务洽谈的“中间沟通人”。他要处理的事物极为繁杂。比如说外方要在上海租地开辟租界，是用自己的法律习俗作为主张，要求在贸易关税、商业合同方面尽量采取西方的制度标准，而中国官员对此一窍不通，吴健彰作为中间沟通人，就要起到解释并促使双方达成合作的效果。

在这个过程中，他极为中国官僚服务，又是外方的代表。事情做好了，两面春风；事情搞砸了，里外不是人。这就要求他必须有圆滑技巧、谙熟中外人情世故的品质，才是适应。

简而言之，官僚买办，是为中国官僚服务的；而洋买办，是吃里扒外两面讨好。

伍秉鉴的儿孙，是另外一种方式。

当时很多洋行，本身的财力资本并不多，纯粹就是国际倒爷。比如说英国大烟片贩子颠地洋行，还有美国的旗昌洋行等等，他们的资本并不特别雄厚。

这些洋行采取了快速扩张实力的办法：吸收中国人的钱，在中国投资挣钱。

美国旗昌洋行最初总资本只有2万美元，当时美元和西班牙银元挂钩，相当于鸦片战争前的2万块西班牙银元。西班牙银元的重量与成色，是中国纹银的汇率比价为0.72。

2万美元，就是1.44万两银子。这点钱，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堪称巨款；但是对于做国际贸易来说，实在太少了，是小本生意。

旗昌洋行采取了在广州当地，吸收中国商人投资的办法。伍秉鉴家族和吴健彰，都把自己的钱投到旗昌洋行里。

伍秉鉴向旗昌洋行投资，还明显带有转移资产的意图。因为他是广州十三行行商会长，被粤海关盘剥的特别狠，他把一部分钱投进旗昌洋行，这就牵扯到“夷务”，中国官僚就不敢造次了。这笔钱以后就可以留给儿孙。

到1860~1870年，旗昌洋行超过一半的资产，是中国洋买办商人的投资。旗昌洋行吸收中国人的钱，然后投资房地产、航运、银行等事业。他曾经抢在英国之前，垄断了长江内河航运业务。

前面60位答主，很多人都认为“（洋）买办”是为外国势力效力，为洋人服务的。这个理解不太全面。洋买办有三个特点的——

第一是吃里扒外，他不是单纯的为外国人效力，也不是单纯的为中国官僚效力，而是在中外之间做“沟通人”，谁给利益就为谁办事；

第二是洋买办过于擅长“变通”。洋买办，本质是从商人这个群体中分出来的一个分支，圆滑世故，逢场作戏，是这些人的本性。当这个群体各种遇到问题和社会矛盾，他们采取的对策不是解决问题，而是避开问题、遮掩问题。

第三、洋买办，是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西方国家凭武力打开中国国门之后才产生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出现，通常被解读为中国近代屡受外侮的黑暗历史的一部分，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表现特征之一，丧权辱国的典型。他的出现，更多的代表一种民族耻辱。所以无论他做了什么，都无法给予正面评价。

可以这么说，无论官僚买办还是洋买办，都具有商人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特点，这些人是精明的利己主义着，他们的人生价值基本就是“钱”，不会有社会责任感。

没时间了，就敲这么多字吧。

以前写过一些相关的答案，谁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秋原：鸦片战争中一箱鸦片值多少钱？按大众平均量计算，够一个人吃多长时间？

秋原：王炽、乔致庸、胡雪岩、伍秉鉴这四个巨富哪个更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