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为什么中山陵没被日本人破坏？ 第1页

题主听说过中山陵保卫战吗？

中山陵园御敌备战

针对日军的步步进逼，国民政府在南京城内择址构筑防御工事。1934年8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密令战字第3652号令提出在雨花台、天堡城构筑工事，认为“雨花台、天堡城为南京城之制高点，远证已往战史，近察现在地形，于攻防二者之关系甚大，实有构筑工事之必要”。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报告：“南京城防主要工事应先建筑，请分令各主管机关提先构筑。”为顾虑水陆两方面起见，8月21日，参谋本部致军事委员会呈，认为宜取适中办法：“一、雨花台附近——即参照德顾问选定之线，将左翼延伸至东岳庙口——择要构筑步兵重兵器半永久工事（步兵支撑点、机关枪阵地、观测所等项）。二、天堡城之旧址加以修理，环城构筑重机关枪掩体数座，使能瞰制登山之敌。三、沿天堡城与紫金山之周围各要点，构筑步兵重兵器半永久工事。四、此两地于可能范围内构筑或准备铁条及他种障碍物，如汜滥、蹈发地雷、触发地雷等，尽量向纵深地区逐渐增加。以上办法似比原建议效力大，范围广，用途多，而造成一种速成且需费无多之掩护。”根据参谋本部的建议，8月2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复查天堡城位置冲要，其与城毗连情形较之雨台尤为密接，若一旦太平门关闭，则与城内交通断绝，对增援补给均属困难，即有陷于孤立之虞。且对于下关及太平门车站方向来袭击之敌，其本身之侧背毫无直接防护，殊属危险，似亦应有筑设外廓之必要，拟请准予同时雇工。估计其设施地区，拟由太平门外约四百公尺之大道与后湖堤交叉点之后方起，沿蒋王庙道东侧山脚之线，经樱桃园西端之小河，纵贯第一峰天堡城北侧山谷，直达第一峰西方之鞍部，掘筑与雨台同等障碍力之外壕及高堤。其右翼依括于前湖，顺该湖上流河身，经明陵墓西侧，纵贯第一峰与天堡城南侧之山谷而达第一峰西方鞍部，掘筑障碍力稍次之壕堤达接之，并于香林寺东北之城墙上开设涵洞式之城门，以利与城内之交通。以上两项是否有当，应请核示遵行。”据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开始着手在陵园范围内外构筑防御工事和掩体。

当时，国民政府考虑到中山陵墓所处位置为紫金山中茅山南坡，周边绿化树木低矮，从远处眺望一览无余，容易成为攻击目标。为了防止中山陵墓遭到毁坏，遂把紫金山主阵地设在了紫金山第一峰老虎洞一带；紫金山第二峰中山陵东侧、陵园新村、孝陵卫、西山一带；梅花山、明孝陵东侧一带，从而在战略上进行避开。从当时参加攻占南京的日军士兵及随军记者后来的回忆中，也反映了这一情况。平井茂一郎在《从军回忆录——荒废的青春》中也写道：“（南京入城仪式后第二天，)我们接到了命令，说是明天全班人员到师团司令部集中，午饭后一起去参观中山陵。从几十公里外就应该估计得到，那是一个大得让人瞠目结舌的陵园。通向山上的白色大理石台阶的下段有近百米宽，可见规模之大。每个台阶的高度都是便于轻松攀登的三四十厘米高，宽度没有窄于一米的。大概可以两步一级台阶地攀上去。走到十五六级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像是舞蹈场地的近三米宽的台子。台子的两侧放着一个很大的铁制的精致灯笼或香炉状的器物。每爬上一段距离，就会遇到这样的灯笼似的器物。登到高处往下瞭望的话，是一望千里的大平原，南京的街道还有城外的飞机场等尽收眼底。当时，在这个地方也应该可以把日本军的前进动态看得清清楚楚吧。但是，中山陵的周围没有构筑一个阵地，所以日本军也没有将炮口瞄准此地。台阶多得数不清，越往上走，台阶的宽度也变得越窄。”

1936年底，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开始有条件地允许军方介入陵园地区，加强对陵园的保护。10月1日，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同意南京警备司令部办理封锁紫金山事宜，包括：“一、设铁丝围栏工程，此项工程由太平门外埂子脚军事区域起，经吴坟——胡坟至西北林区事务所止，以及由明陵西南端前湖起，经明陵——观音洞——紫霞洞止，全部设置铁丝围栏，余如锸簸窪——永慕庐北——周坟——东北林区苗圃北各要道及平坡易登之处，逐段以铁丝围栏阻绝之。二、设栅地带，除直通西北林事务所道路设三公尺木栅门外，余查有陵园巡逻队必须通行之小道，均设一公尺之木栅便门。三、岗亭共计十一座，均设在铁丝围栏内部。”之后，陵园协助建筑了铁丝围栏、岗亭等一系列封锁工程。7月24日，第二期南京附近军用各路禁制通行道路表内所列“环陵路上之埂子脚、岔路口、黄马、五棵松等四座甲种岗亭”由陵园代建，并由“陵园警卫处派警担任所有招商设置事宜”。9月22日，南京警备司令部密函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查首都附近军用各路，奉令禁制通行一案，所有龙脖子道路，因构筑工事，较为重要，业经本部拟定在太平门外环道铁门附近，建筑乙种岗亭一个，厨房一所，中山门外环道铁门附近，建筑甲种岗亭一个。”在建筑铁丝围栏的过程中，陵园方面与南京警备司令部沟通同意保留了苗圃，1936年11月19日陵园致函警备司令部表示感谢，谓：“查本会西北区果园苗圃历经累年培植已逐渐完成。贵部近在紫金山后设立铁丝网，适由苗圃通过，竖立洋灰柱架将整个苗圃截成两断，以后园林工作发生困难。本月十七日本会派总务处园林组主任傅焕光前赴贵部商请酌移该段工程路线，承贵部参谋主任允移至靠北皇墙根脚，保持苗圃原状。具见贵部赞助园林事业之盛意……”

1936年7月，参谋本部城塞组获准在紫金山一带构筑16座防御工事，10月15日完工后暂交陵园管理，参谋本部还曾指示陵园方面栽培爬山虎等植物掩护工事，并指示须严密防范，因“该地工事关系国防，乃时有外人游览登山窥视，闻人闯入任意游行，而零星材料亦常有遗失情事，长此不加禁止，非特已成工事制就各项铁件片后难免被窃，尤恐汉奸间谍迹其间窥探秘密”。这些工事到1937年有所损坏，陵园警卫处帮助检查并重新伪装。 除了一般的防御工事外，构筑防空高射阵地工事也是一个重要的部分。1936年底，军事委员会防空处密准在陵园邵家山构筑防空高射阵地工事，为此，1936年12月19日，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在第48次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并决议：“邵家山距离陵墓太近，且与本会计划有碍，复请另觅地点。并推马委员超俊与防空处面洽。”经马超俊与军委会防空处商量，认为在邵家山设高射炮阵地非常不妥，因邵家山建立高射炮阵地，对中山陵墓的安全不利。后来，军委会防空处另择高射炮阵地地点于山后的左所村，1936年底步兵学校抗炮连奉令修建。

1937年初，军政部在陵园范围内的明平路、三茅宫、板仓村、王家湾、陵园东区事务所、东北区事务所等六处建立守备兵营。8月，南京警备司令部所属山炮连又在蒋王庙、黄马、青马地区构筑野战炮兵阵地。 上述这些军事设施在随即到来的南京保卫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日军数日不能前进一步。

中山陵保卫战

1937年11月12日，日军乘淞沪之战的胜利之势，继占领上海与攻陷苏州、江阴、无锡等重要城镇后，向南京逼近。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大陆命令第八号》：“命令：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克敌国首都南京”，随后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达了攻击中国首都南京的命令，日本陆军、海军及航空部队约10万精锐部队分八路向南京发起了进攻。而中国方面，11月24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发布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调集了13个师15个团约15万人进行南京保卫战。11月2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殊难为怀也。“12月4日，日军实现了对南京的包围，日夜轰炸南京城，蒋介石不得不由陵园小红山官邸搬移到清凉山林蔚文的别墅暂住。在离开陵园小红山官邸前，蒋介石到富贵山、尧化门、仙鹤门、孝陵卫和下关等处视察有关军、师的防御工事和阵地设施。12月6日晚，蒋介石在唐生智公馆召集少将以上的守城将领训话：“南京是总理的陵墓所在地，全国的至诚瞻仰在这里！全世界翘首切盼付与最大的注意力，也是在这里！我们不能轻易放弃！"12月7日凌晨5点多，蒋介石乘坐“美龄”号专机离开南京。

当时的紫金山一带是南京的“东部门户”，由南京最精锐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负责防守。教导总队是南京保卫战中装备最好、实力最强、兵员足额的主力部队，辖有步兵3个旅计6个团。总队长桂永清，副总队长周振强，参谋长邱清泉。

1937年11月起，教导总队遵照唐生智向各部队下达的防御命令进入中山陵园地区，决定于工兵学校、西山、紫金山、岔路口、中山门、太平门附近地区占领阵地，加强防御工事，阻击歼灭京杭公路来犯之敌。兵力具体配置是：步兵第1旅，附工兵1连，担任工兵学校左侧、孝陵卫、西山（今邵家山）、中山门一带地区守备；步兵第2旅，附工兵1连，担任陵园新村、中山陵西侧、灵谷寺至老虎洞南侧一带地区守备；步兵第3旅，担任紫金山第二峰、老虎洞至岔路口一带地区守备；炮兵营阵地设在富贵山地区；特务营、军士营、工兵营、通信营、输送营为预备队，驻兵于太平门、富贵山一带，总队部设在富贵山隧道内。参加陵园保卫战的，还有南京保安警察部队第2中队和总理陵园警卫处的部分官兵。

12月7日，向南京进犯的日军，在攻占了溧阳、句容两座县城以后，继续西犯，与驻守在淳化镇、汤水镇南北地区的中国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据前线记者报道：“自句容绕至九华山背面攻我麒麟门之日军千余人，在汤水镇正北五六里之孟塘被我从中切断。另由麒麟门以东之我守军某部，对日军包围歼灭。记者于七日下午一时三十分驱车至火线观战，出中山门后即闻隆隆炮声自东北方袭来，并有密集枪声杂于其间。中山门外石沥青之京杭国道两旁，我忠勇之生力部队均源源赶赴前方。车中望陵园新村之优美楼房，烟火冲天，初尚惊疑日兵已至，或奸人纵火，经讯沿途步哨，始悉为我军自动焚毁。过孝陵卫街，更见两侧房屋均已焚毁，仅我在防御战上最需要之断壁残垣矗然而立而已。车抵某地越十分钟，因知我某军所在地，乃下车访晤军事长官。据谈我军形势已趋好转，因我军某部已自西北及正北两方开到，正对汤山背后之日军取夹攻之势云云。”

此时，教导总队立刻下令各旅各团、队，在防御阵地严密戒备，随时准备迎击来犯之敌。据当时坚守这里的教导总队第2旅第3团团长李西开回忆：“十二月七日这天上午，我和中校团附彭月翔、少校团附朱道源巡视各营阵地，见到在陵园新村的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几十家郊外别墅，包括蒋介石为避免敌机轰炸的临时住所——中山门外四方城的一栋小平屋，都已人去屋空。只有部分别墅还留下少数人看守门户和不及运走的家具衣物。在林森和张学良的别墅内，还存放着许多宝贵的古文物、书籍。我对守门人员说：‘这些珍贵的文物书画，为什么还未运走？’守门人说：‘这些东西，目前无法运走，因南京城内人心惶惶，江边码头要搭船离家逃难的成千上万，轮船都不敢靠岸，出高价买到票的，只得乘小船到江心上轮船……’我又告诉他们说：‘战火即临，赶快设法运走，否则将毁于炮火。’巡视中，经过陈树人、张治中等人别墅后，到达汪精卫别墅。只见他的花园优雅，曲径通幽，亭台楼阁，别具风格，还附有游泳池、网球场，至于餐厅和地窖存放的中外名酒，矿泉水（汪有糖尿病，常饮矿泉水）、山珍海味等数不胜数。”这些豪华别墅、珍贵文物和名贵的山珍海味后来毁于这场战斗中。

在日军由外围防御阵地向复廓城垣推进的情况下，12月9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决定向南京卫戍司令官唐生智空投《致南京卫戍司令官的劝降书》，作为最后通牒，规定中国守军若在24小时内不派出使节谈判投降，日军将向南京城发起总攻。《劝降书》全文为：

百万日军已席卷江南。南京城将陷入重围之中。观之战局大势，今后交战唯有百害而无一利。盖江宁之地乃中国故都，亦为民国之都城，明孝陵、中山陵等名胜古迹猬集。有宛若东亚文化精髓之感。日本军将严厉处置抵抗者，不予宽恕，然对无辜民众及不怀敌意之中国军队，则宽以待之。乃至东亚文化亦有保护保全之热忱。然若贵军继续交战，南京势必难免战祸，千载之文化归于灰烬，十年之经营化为泡影。故本司令官代表日本军劝告贵军，立即和平开放南京城，然后按下文所记处置。

大日本陆军司令官松井石根

对本劝告书之答复，应于12月10日正午，在中山门至句容道路之步哨线，由我军收领之。若贵军派遣司令官代表，应准备于答复收领处，与本司令官代表达成关于接收南京城之必要协定。若于指定之时间内未得到任何答复，日本军将不得不开始攻占南京城。

日本的劝降之举，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更加激起了中国守军的猛烈反击，对日军的炮击更加猛烈了。据日军第3师团司令部青山正吾回忆：“敌将唐生智直到答复最后期限的10日12时都没有任何回复，反而发起了猛烈的反击。我方毅然迎战，全部炮火一起猛烈轰击，炮口全部对准了南京城墙。炮声轰鸣，简直就像要把天地撕裂一般。“12月10日午后，日军正式下达了对南京的总攻击令。 对此，进攻紫金山及其附近阵地的日军为第16师团中岛今朝吾部。该部以第33联队野田谦吾部主攻紫金山；第38联队助川静二部为其右翼，从玄武湖北侧及紫金山北侧地区向南京北部进攻；第9联队桐护郎部为其左翼，进攻紫金山南侧地区；第20联队大野宣明部为最左翼，沿东部主干道向中山门进攻。同时，位于第16师团左翼的第9师团第35联队富士井末吉部，也在最后阶段，派出1个大队参加了攻击紫金山顶峰的战斗。

紫金山的最高处称为第一峰，次高处称为第二峰。山之东麓突起的小高地，俗称老虎洞。要控制南京城，必须要占领第一、二峰。要夺取第一、二峰，必须要先攻下老虎洞。故老虎洞之得失，颇为重要。早在12月8日，日军占领麒麟门后，向天空放了一个巨大的气球，高约500米，遥遥可以瞭望南京东线整个阵地。午后，日军集中炮兵火力向老虎洞猛轰后，步兵随即发起冲击。当日军接近中方阵地时，防守该地之罗雨丰营利用构筑好的阵地，以密集的火力向敌猛烈射击。居高临下，目标显明，日军这天伤亡惨重。

从12月9日起，日军以第16师团为主力，分左、中、右三路向南京城猛扑，攻打紫金山各要点。拂晓，日海军航空队和炮兵投掷并发射了许多炸弹、烟幕弹，一时紫金山东麓弹声震耳、烟火冲天。日军中路主力沿京杭公路进犯，在麒麟门与教导总队骑兵营遭遇。骑兵营边打边退，沿仙鹤门等地撤到紫金山以北徐坟一带，担任总队左侧警戒。上午，守军罗雨丰营长率全营将士与日军开始正面交锋。凭借着坚固的工事，狠狠地向来犯的日军开火，日军在中国守军猛烈炮火的压制下，横七竖八地倒在阵地前，死伤狼藉，日军一次又一次的冲锋被击退了。激战到午后，防守老虎洞的教导总队第5团，因阵地比较突出，在日军步兵、炮兵和空军的协力猛攻下，伤亡十分惨重，1营官兵大半牺牲，罗雨丰营长壮烈殉国，只得放弃老虎洞阵地，退至紫金山第二峰东侧的山顶与日军继续鏖战。天黑下来后，日军仍疯狂地反复发动冲击，与教导总队前进阵地的各团守军在老虎洞西侧、体育场、马群、孝陵卫街东侧一带地区激烈战斗。从早上开始交战，这时已经打了整整一天一夜，守卫陵园的中国军队官兵不顾饥饿和疲劳，继续振奋精神与日军展开血战。夜半以后，教导总队前进阵地的第1、3、5团守军，接到命令：放弃前进阵地，退至紫金山第二峰中山陵东侧，陵园新村、西山一带的主阵地，继续顽强坚守，与日军展开通宵激战。

12月10日拂晓，日军炮兵逐段猛烈地轰击西山、陵园新村、紫金山第二峰的主阵地。日军的坦克分两路引导步兵向前猛冲。日军还放出气球高悬空中观察，指导其炮兵向中方阵地射击。日本海军航空队的飞机也频繁地飞来轰炸扫射助战。左路日军由孝陵卫街公路向守卫西山的第1团进攻；右路日军由灵谷寺向中山陵、陵园新村的第3团进攻。教导总队两个团的防坦克炮连奋勇还击，击毁了日军的两辆坦克，其余的日军坦克再也不敢放肆地盲目前进。这时，在教导总队主阵地上，战斗异常猛烈，硝烟弥漫，枪炮声震山谷，双方伤亡都很惨重。午后，攻占第87师的工兵学校及通济门营房的日军，以三辆坦克为前导，日步兵随坦克后向光华门猛冲，先用重炮轰毁一段城墙外廓，步兵继后猛冲爬城。教导总队第2团、军士营及防坦克炮1连，发起反攻，向日军冲去，与敌人展开肉搏，奋力将日军击退，并俘虏了3名日军士兵。随后，立即加紧修筑被日军轰毁的城墙，加强固守。

12月11日，南京全线阵地的战斗更为猛烈，尤其以紫金山第二峰、陵园新村至西山一带的主阵地最为激烈。由于教导总队官兵历年来在孝陵卫营房驻防训练了四五年，对地形非常熟悉，而且主阵地上用钢筋水泥构筑的堡垒工事也非常坚固，加以中国官兵有爱国主义的士气，斗志高昂，所以虽然已经与日军的主力部队连续战斗了三天，官兵们仍然振奋精神浴血拼杀，英勇奋战，使日军几天来被阻在第二峰——陵园新村——邵家山主阵地前不能前进一步。

11日夜至12日中午，中日双方仍在紫金山第二峰至西山一带主阵地前激战。枪炮声在全线山谷密林中呼啸怒号，响彻云霄。双方伤亡都十分惨重，战斗已经连续进行了四天，官兵们得不到休息，日军却不断大量增援，并以加农炮用穿甲弹直射中方阵地。紫金山一些机枪掩体被击毁，陵园新村房屋也有数处起火，烟火冲天。随后，日军的炮兵又延伸射击，向吴王坟、明孝陵一带中方纵深阵地射击。位于明孝陵方城的中方指挥所中弹数发，但墓道堡垒坚固，日军炮弹未能击穿，并无人员伤亡。

战至下午5时，得到消息，中华门已经失守，大队日军正越过中华门向城内猛扑。教导总队坚守的紫金山阵地即将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随即下达撤退的命令。12日晚，防守第二峰的第5团防线被突破，第1团从西山撤到卫岗一带防御，据守中线的第3团被迫退守梅花山至天堡城一带。至此，紫金山失守，教导总队接到总撤退令，日军大野部队占领中山陵。13日，南京全城陷落。

日军摧毁中山陵

在南京保卫战中，中日双方对紫金山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日军为争夺中山陵园附近的中国守军阵地，除用坦克、飞机、大炮外，还采取了火攻，使陵园遭到很大破坏。据战后统计，“除陵墓工程及纪念建筑等损坏较微尚称完整外，其余房屋、道路、林木、苗圃等悉为日寇全部毁为平地”，“陵园财产损失总计三百三十八万九千零八十三圆九角六分整，其中建筑物财产损失计三百三十万九千七百四十二圆整，器具损失计七万九千三百四十一圆九角六分整。”

（一）陵园内各项建筑损坏情形：1947年，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对战时各项建筑被毁情况及财产损失进行了统计，对建筑破坏程度有了更详细而明确的说明。

如上表所载，位于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墓主体建筑损坏较微，据《总理陵园战后损坏情形调查报告》称：“陵墓方面，灵堂屋脊东端琉璃蓝如意头受炮火击毁一个，现暂用水泥修补，色彩终难一致，勉强应用，石级平台置有铜鼎一对，右有一只经炮弹损伤两处”。日军士兵马渊逸雄在《报道战线》中也写道：“由于中山陵为国民党的圣地，由军官学校的学生守卫，因此并未遭受大的破坏，而明孝陵由于其整体被用于防御工事，到处都像小型要塞似地挖了战壕，明朝的英雄算是遭了殃。”

位于小茅山脚下的陵园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全部被损坏，陵墓西侧的警卫处办公室及其他各分区10处派出所全部被毁坏。位于四方城附近的园林组办公室及各分办公室房屋共约150余间，除3间存轮廓外，其余全部毁坏。在这些办公区内的器物也全部被毁，如陵园管理委员会办公厅损失桌椅、沙发、风扇、床、橱以及各种家具等887件，各办公处损失钟、壶、杯、碗、电扇、写字台以及各种应用家具442件；园林组损失抽水机、喷露机、计算机、自来水管和灭火机1471件，各种大小花盆、油缸、铁架、搪瓷牌及零星应用物35346件，地毯、钢条、铜钟、水缸、书橱、棕衣、防毒面具等3740件，锄、锹、大剪刀、铲、锯及一切农工用具362件，农场应用零碎器械1924件；园艺科损失花、果、橱、菜、各种种苗以及各类植物种子不计其数；警卫处损失制服、皮带、皮套、皮鞋、枪套、雨衣、棉被、军毯、中山装等9124件。此外，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还损失了卡车1辆、汽车1辆、自行车及手车等24辆、中式温室1座。

纪念建筑全部被毁的有：中山文化教育馆、奉安纪念馆、永慕庐、永丰社、桂林石屋等。永慕庐被炸后，仅剩下一段残垣断壁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谭延闿题写的“永慕庐”石楣一块。桂林石屋被完全被毁，仅剩地基。大部被毁的纪念建筑有：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内纪念馆与纪念塔、藏经楼、中央体育场、革命历史图书馆。藏经楼主楼由钢筋水泥构造，得以幸存，而其附属的僧房、碑廊因为木结构建筑而被付之一炬。主楼两侧碑廊，镶嵌刻有孙中山《三民主义》全文的嵩山青石碑138块，碑文出自民国元老及名家之手，经过日军炮火后，仅残存碑廊9间，碑刻也多有破坏。

小红山官邸（今美龄宫）因钢筋混凝土构造，整体建筑框架得以幸存。据日军华中派遣军随军记者中村六一在1939年1月22日至2月3日对南京进行的实地考察中对主席官邸破坏情况的记述：“离开那里上紫金山参观中山陵，因为途中小山坡上有蒋介石的别墅，所以进去看了看。可能是因为曾有残敌据守而遭到皇军的攻击，这里被炮弹炸得一塌糊涂。不过，绿瓦屋顶下，钢筋混凝土建造的白壁殿堂，占尽了秀丽风景。俯瞰而去，南京全景尽收眼底。可以想象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此大摆酒席，各国使节冠盖如云赴宴的盛况……客房、卧室、洗澡间等均遭破坏，已经面目全非了。到处都是碎砖烂瓦和纸屑，简直让人无法立足。”

被誉为“远东第一”的中央体育场，“田径赛场之门窗及内外铁木质设备俱无，国术、篮球、棒球、足球各场木质设备殆尽，外廊依旧，游泳池一切装置竟毁，外貌仍巍然可观。”

损坏稍轻的谭延闿墓情形，据《魏特琳日记》中的记载：“谭延闿纪念墓未被损坏，只有一个朝东的窗户有破损。但是，那些漂亮的瓷骨灰罐已被人残忍地用石头砸碎了，那些放在前面的旧的白色大理石骨灰缸也被无情地砸碎了”，“纪念物品均为日军取去”。位于中山陵园东蚂腰的范鸿仙墓，其牌坊、墓道、祭堂、碑亭被日军炮火击毁。陵园名胜明孝陵“依然如昔，但内部墙壁局部倒塌颇多，东厢势将倾塌”。

（二）陵园区其他建筑受损坏情形：抗战时，国民政府要人别墅、普通居民的住宅及学校受损坏的也为数不少。如陵园新村、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等。 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位于中山陵园区与卫岗处，在日军向南京进攻时，师生被迫内迁。日军的狂轰滥炸毁坏了该校的许多重要建筑。日军占领南京后，开始将该校校园改作日军兵营，并抓来中国妇女，在里面开设“慰安所”；后来日军将该校的男校校园改作军犬饲养场，将该校的女校校园改建为伤兵医院。昔日受到中国青少年敬仰羡慕的、书声朗朗的美丽校园变成了犬吠声声的恐怖魔窟。

陵园新村（国民政府要人别墅区）：在中山陵墓南面，近邵家山东麓，南临孝陵卫，东北与灵谷寺毗连，东邻中央体育场，这里负山带水，地极清幽。全村占地1000余亩，划分为250多个地段，每个地段为一个住宅区，占地约3亩，各地段至少有一边临路，故车辆可直达，电灯、电话、自来水等俱已安设。此外，陵园新村内还有邮局、小学、园林及合作社等。孙科、汪精卫、林森、张学良、何应钦、张治中、陈果夫、陈立夫、冯玉祥、唐生智等都曾先后在此建造公馆别墅，有的别墅内还有亭台楼阁、游泳池、网球场等。抗战爆发后，日军进攻南京，陵园新村的公馆别墅全部毁于战火，所有家具、衣物、珍贵物品等付之一炬。

另外，德国侨民施梅林在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附近的建筑及埃克特博士在陵园区内的住宅被日军焚毁。1938年4月30日魏特琳去中山陵时，也证实陵园区内很多房子被烧毁：“H.H.孔的房子已被烧了，还有许许多多其他人的房子也被烧了。马夫人的房子屋顶有一个炸弹窟窿，屋里完全是一幅遭抢劫的样子，钢琴已被砸得没剩下什么了，所有装潢的家具已被砸成碎片，我猜是盗贼企图挣钱所致。但房子没被焚烧。公园（指中山陵园）里的绿色房子已被烧了，但一些铁的构件和支撑窗台依然在那里。”

（三）森林园景及陵园道路、水电损坏情形：全陵园森林原划为七区，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自1928年接管以来，锐意造林经营保育，1933年底造林工作告成，总计森林面积达3万余亩，至抗战前已蔚然成林，全山蓊郁美丽可观，诚为一优良森林公园。战时，经日敌长期摧残，林木破坏惨重。其中，陵墓损失三分之一，南区损失三分之二，东区损失五分之四，东北区损失净尽，西北区损失十分之九，西区损失五分之四。陵墓大道行道树全路缺少20余株，明陵路行道树自中山门迄城墙转角处一段约损失三分之二，又由明孝陵至紫霞洞一段约损失四分之三，灵谷寺路行道树全线约损失三分之一，中央体育场路行道树略有损失，东新村干路行道树完全无存，西新村干路行道树仅存残余20余株，环陵马路行道树破坏无余。全区庭院布景面积达1000余亩，现草坪完全荒芜、杂草丛生，观赏树木、绿篱、行道树等除陵墓范围内损失轻微外，其余大半损伤。苗圃花房四座为日本陆军占用，南区计200余亩，山后各分区计760亩，所有苗木完全损失，地亩荒芜，昔日之园艺完全无存。花圃40余亩均已荒芜，所有栽培花木花草苗秧全部损失。果园、菜圃约300余亩，经日军继续经营，现地亩虽略形荒芜，而果园生长尚佳，尚有苹果树、桃树100余株。茶圃150余亩、竹林200余亩均已荒芜。植物园分植于明孝陵西一带面积1000余亩苗木完全毁灭，苗圃140余亩亦遭损害，现已成农民耕种田地。

陵园大道柏油路面自中山门至卫岗一段损坏约500米，明陵路弹石路面自城墙转角处至石柱子一段损坏约500米，环陵马路弹石路面自太平门至岗子脚一段又由板仓起至流枪一段，此两段损坏距离共约1000米。其他各路线年久失修，崎岖不平，路面零星损坏不胜枚举。各水电路线自来水管悉数挖掘，无一段可寻，高挂电线、地下电线尽为日军清除。

中山文化教育馆图书及古物损失

中山文化教育馆是在海内外非常有影响力的文化教育机构，由孙科倡办，1934年7月1日动工，1935年1月完工，3月1日起正式启用。该馆宗旨是“阐明总理之主义与学说，恢复中华固有之文化，培养民族之生命”，所以在筹划经费时，即向全国各机关、各社团、各书坊、各报馆征求图书杂志，为将来建立大规模的图书馆做准备。中山文化教育馆下设研究部、编译部和各种委员会。馆内设有阅览室、书库，藏有中文书籍21664册，外文书籍4493册，中文杂志1881种，中文报纸20余种，订阅外文报纸杂志155种。为便利广大读者研究孙中山著作，中山文化教育馆还编辑出版了《总理遗教索引》，将《总理全集》、《总理遗教》、《孙中山先生外集》三册书中的名词语录，依笔画多少排列，并附笔划检字表，四角号码检字表，编为索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除此以外，中山文化教育馆还编印出版了《期刊索引》和《日报索引》两种月刊，并与商务印书馆合纂《中山大辞典》。由中山文化教育馆主办的英文《天下月刊》，更是蜚声海内外。据1949年1月24日国民政府对战时公私文物损失数量统计，日军在占领陵园后，劫掠了中山文化教育馆中文书籍58735册（含日文书籍），西文书籍2554册，古物164件，估价分别为276000元、30648元和330元。

（二）紫金山天文台科研设备、图书损失 1.科研设备：抗战前，紫金山天文台有珍贵仪器数十件。如：60厘米反光望远镜，德国制造，当时这是远东地区口径最大的望远镜，附有电动观测台一座，观测者可利用电钮操纵此台升降旋转，十分方便。又如德国制造的20厘米折光望远镜，瑞士造的135毫米子午仪，美国造的海耳式太阳分光仪等。此外，还有天文钟、计时器、等高仪和大分仪等天体测量基本仪器，以及由北京古观象台运来的浑仪、简仪、圭表、小天体仪、小地平经纬仪和漏壶等古代天文仪器等。总之，当时的紫金山天文台，由于它的建筑美观、仪器名贵、图书丰富，因而在国内外颇负盛名，号称“东亚第一”。抗战爆发后，紫金山天文台奉命紧急疏散，仪器拆卸装箱内迁昆明。抗战胜利后，除美国造的海耳式太阳分光仪、100毫米罗斯变星摄影镜等留在昆明外，大部分仪器、图书档案都运回南京。没来得及带走的一批科研设备被日军劫掠，抗战期间在汪伪政府与日方的交涉下，1941年4、5两月，日方向汪伪政府进行了移交。为了保管这些文物，汪伪当局于1941年3月在南京成立直属伪行政院的“文物保管委员会”，该委员会下设图书、天文气象、博物三个专门委员会，对不同物品分类保管。

2.图书：日本当局在1938年1月22日命令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赶往南京，对紫金山天文台等70余个单位进行了就地图书检查，后于3月份分批把图书运走。据记载，当时紫金山天文台被劫掠的图书有400册。 同时，遭到损失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在紫金山的中文书籍1种估价200元、西文书籍9册估价100元、仪器7件估价17200元。

（三）总理纪念植物园标本损失 总理纪念植物园是为纪念孙中山而建立的，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座植物园。1929年初开始筹备，由总理陵园主任技师傅焕光及陈宗一勘定明孝陵、梅花山和前湖一带土地3000亩，作为园址，划分分类植物区、树木区、松柏区、灌木区、水生及沼泽植物区、蔷薇区等11个区，并由海外华侨捐款2万元建了一所陈列馆。植物园成立初期，最主要的工作是采集种苗，从1929年开始筹备时起，植物园就向国内外著名种苗公司定购种子，对于比较珍贵的种苗，还托人代购或与世界各大植物园及农林机关相互交换种子。此外，植物园还与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等单位合作，每年派人到国内各省山林采集种子，以丰富植物的品种。经过近十年的苦心经营，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为止，植物园已初具规模。当时的植物园包括了明孝陵和梅花山。当时植物园内保存了大量的植物标本，均是极其珍贵的。日伪时期，日军华中占领地区学术资料接受委员会标本整理部，在日本特务机关与宪兵队的配合下，首先对南京的政府机关与科研文化单位的学术标本收藏进行调查接收，其中被调查单位就有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植物园（中山植物园），并将所有标本掠走。

（四）奉安纪念馆文物纪念品损失

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前后，各国政府及海内外各方人士、单位团体为表达对孙中山的敬意，纷纷向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赠送了许多珍贵的纪念品，仅银盾就有24只，还有大批银杯、银匾、银花圈、孙中山银像等。为了接收这些纪念品，奉安委员会在南京毗卢寺专门设立了收礼处。奉安大典结束后，曾将这些礼品以及北京迎榇专员办事处和陵墓拱卫处所收礼品一并陈列于励志社，向社会各界公开展出。1929年7月2日，在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委员会议上，林森提议修理小茅山上的万福寺，改作奉安纪念馆，以陈列这些奉安纪念礼品。经批准随即动工，按保管藏品的要求，各室都装配了铁栏，正门上端大书“奉安纪念馆”五个大字。小茅山万福寺位于中山陵的半山腰，地处偏僻，交通十分不便。因此，1931年7月，陵园决定将奉安纪念馆迁到山下，以四方城附近的一座楼房改作新址，由于地处陵园大道西侧，因而交通十分便利。纪念馆开放后，前来参观的游人很多，奉安纪念馆配备了专职管理人员，制定了参观规则，规定每周开放六天。奉安纪念馆陈列了许多珍贵的实物，共有271件，有孙中山去世后最初所用的美式小棺，有班禅额尔德尼送给陵园的两座神雕，还有一面银制陵墓全景镜屏以及许多铜器、银器、瓷器、雕塑、绣品等。其中最珍贵的，是一面孙中山生前亲手制作的国旗。抗战爆发后，奉安纪念馆被日军彻底破坏，片瓦无存，这些珍贵的纪念文物也都下落不明。

（五）其他文化设施和纪念品损失 1928年，民国政府为了纪念在北伐战争中牺牲的数万将士，决定在南京东郊的灵谷寺旧址，建造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根据蒋介石的提议，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在1930年研究决定“仿照欧洲油画院办法”，通过绘画形式记录北伐战争中的南昌、惠州、济南、汀泗桥、南昌、济南、归德、大汶口、济宁等著名战役，准备将来悬挂于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的纪念馆内，以供后人缅怀瞻仰。1930年4月，阵亡将士公墓筹备委员会特聘梁鼎铭为艺术专员。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又计划增加描绘庙行战役的画作1幅。这些画作均由当时画家梁鼎铭亲自负责绘制。梁鼎铭在接受这项重要任务后，卜居在山林幽寂的灵谷寺旁，潜心开始绘画创作。他的每幅画稿形成后，都要经当时的“建筑阵亡将士公墓筹备委员会”会议事先审定，经反复修改后再上报国民政府最终批准绘制。梁鼎铭在此期间绘制的《惠州战绩图》等4幅油画巨作，将客观的历史叙事与战争的悲壮场面融为一体，连同他1926年创作的《沙基血迹图》油画，并称为当时气壮山河的五大军事史画（史称《北伐史画》）。1937年底，梁鼎铭绘制的《北伐史画》也遭遇到灭顶之灾，均于日军占据南京后被焚毁，令人倍感痛憾。

1935年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落成后，国民党军政各界人士赠送了许多纪念品，供公墓陈设。如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赠送了一对高4英尺的紫铜鼎，天津市长张自忠赠送一只高5英尺的紫铜鼎炉，杨虎城将军赠送周鼎一座，陈济棠送一只铜香炉供陈于祭堂，十七军送一对石虎置于牌坊前，此外，还有商震、何健、刘峙、吴忠信、顾祝同、刘镇华、蒋鼎文、卫立煌以及许多团体和个人赠送的各种石鼎、铜鼎、石狮、银鼎、银盾、银花圈、烈士照片及遗物等纪念品。这些纪念品，由于日伪时期的劫掠与破坏，除了十七军赠送的牌坊前的一对石虎、大门口北平军分会赠的一对石狮以及纪念馆后刘镇华赠的一只石鼎外，其余的都已不知去向。

日军在中国文化的劫掠，得到了欧美各国的关注，并进行了调查。据1940年4月24日《美国调查委员会关于日本在华文化侵略种种罪行的新闻一则》中这样评价：“日本在华之文化侵略，已产生一文化上及道德上破坏性之悲惨结果。中国高校教育机关一〇八所中被迫停闭者达二十五所之多，可见日方踩躏文化罪行之严重。”

1937年12月，日军第16师团在灵谷寺、马群、陵园、茅山一带疯狂屠杀了3000余平民。1938年3月28日，日本人扶持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4月29日，在伪维新政府下成立伪南京督办市政公署，主要负责管理南京事务。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指派其所辖的尸体掩埋队以及资助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等，继续掩埋南京城内外遗留的尸体。 1938年10月，3000余具

平民遗体方由掩埋队收敛。据1939年6月伪南京特别市政府卫生局《五月份事业报告书》记载：“据村民来告，中山门外灵谷寺、马群、陵园、茅山一带有遗骨三千余具，由掩埋队前往掩埋，计工作四十日，始收埋竣事。全部用费计九百〇九元。是项尸骨经选定灵谷寺东首空地为瘗骨之所，并用青砖砌扁圆形坟墓壹大座，外粉水泥，非常坚固壮丽。”墓顶饰有一直径约60厘米的水泥圆球。之所以选择在灵谷寺东立碑，因太平天国时期，灵谷寺东就埋葬了很多阵亡的将士，在历史上这一带就是葬人的地方。

墓前立一方无主孤魂石碑，由伪南京市市长高冠吾撰写《无主孤魂碑记》：“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余奉命董京市。惟时去南京事变将及一载，城闉、丛莽、山巅、水溪有遗骨焉。余既收残骸于城上，得二十有六而瘗之。越二月村民来告，茆山、马群、马鞍、灵谷寺诸地遗尸尤多，乞尽瘗之。乃其下事于卫生局，选夫治具，悉收残骨，得三千余具，葬于灵谷寺之东，深埋以远狐兔，厚封以识其处，立无主孤魂之碑，且使执事夏元芝以豚蹄、只鸡、酒饭奠之，俾妥幽魂。呜呼！诸君遭时丧乱，膏血肉于荒原，寄骸骨于丘陇，为军为民，为男为妇，为老为稚，有后无后，举莫能知。人生憯痛，莫大于生无所养、死无所丧，况暴骨无依如诸君者。虽然死生有命，修短有数，洵如达人之论，彭殇可齐，随化俱尽。盖人之所争者，不在久暂之岁月，而在不朽之德业与精神也。余既怜而瘗诸君，又以为诸君告。二十八年一月，督办南京市政高冠吾”，以告慰死者。

高冠吾，1905年生，江苏崇明（今属上海市）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任国民革命军第10军副军长、江左军左翼指挥官、徐州警备司令，1938年3月任伪维新政府绥靖部次长，9月任伪南京特别市市政督办，1939年3月改任伪南京特别市市长，1940年6月任伪江苏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无主孤魂墓”建好后，1939年5月28日，高冠吾前往致祭。

1939年7月30日，当地幸存的难民李有田、杜长才等为日军在中山门外烧杀掳掠致敌伪南京市长高冠吾呈文：“呈为生计断绝，饥饿难堪，仰恳给发口粮苟全蚁命事；窃难民等多数环居中山门外附廓各村庄，自经南京事变，房屋被毁，衣物被劫，农具、食粮罔不‘扫荡’一空，犹未已矣。男子被掳无归，幼女非伤即毙，以致母不得子，妻不得夫，兄不得弟，姐不得妹，罹此浩劫，悲惨情况实有诉不胜诉之势。遗此老弱无依之灾，黎路流离……”从句容方向逃向中山门的难民和当地居民被日军杀害者甚多。

两年后的1941年4月11日，时任伪南京特别市市长的蔡培收到一位“目击者”的来信，报告该墓“稍欠坚固，致现时坟头已有一部破坏”，要求“饰修为荷”。 蔡培，别名子平，江苏无锡人，1885年生，清末留日学生，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获得法学学士。1911年回国，曾参加陈去病、柳亚子等人组织的文学团体南社，先后在北平、河南、南京等地官场中任职，在北洋政府中任过众议员。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培于1928年1月任国民政府交通部秘书，6月任交通部参事。1930年1月任交通部航政司司长，1934年8月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民政司司长，并兼任庐山暑期训练团的县政组副组长。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蛰居上海。1939年5月汪精卫在上海策动“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时，蔡积极支持，取得汪精卫信任，1940年3月被任命为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工商部政务次长。时隔两个月，他又被任命为伪首都南京特别市的市长。1941年12月底被调离。 收到来信的蔡培要伪卫生局派员勘查，1941年4月17日伪卫生局派雇员萧财源进行了实地勘查并撰写了报告，称：“该墓坟堆已经全部崩溃”，并分析原因为“内埋之尸骨计有三千余具，当时均叠架瘗埋，无法捶实，加之面积甚大，时日稍久，尸骨即行叠实，而坟堆上盖青砖即随之下落，再经雨水泥土澎涨，四周砖墙当然开花倒塌，此为一定之理。当日其所以未能精密计划者，皆因限于经费之故也。”南京社会各界要求修缮该墓的呼声不断。但蔡培与伪市政府工务局经测算，若要修复这座无主孤坟，需要工费2979.6元。

伪市政府不愿拿出这笔款项。1941年12月9日，伪市政府工务局局长谢学瀛批示：“所有不急工程，现时暂行缓办，俟有经费再行酌修可也。”于是，无主孤坟愈加破损，一两年后，竟淹没在荒野丛草之中，不复存在了。蔡培与伪南京特别市政府对待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中国死难同胞表现得如此冷酷，竟连当日高冠吾的伪善都抛弃了。

“无主孤魂墓碑”湮没40余年后，1985年8月15日，为了纪念南京大屠杀中的遇难同胞，教育国人勿忘国耻，南京市人民政府在当年侵华日军江东门集体屠杀及遇难同胞丛葬地遗址之上，建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在南京市内燕子矶、草鞋峡等15处侵华日军集体屠杀遗址或遇难同胞丛葬地遗址建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在此次立纪念碑中，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原“无主孤魂碑”拓片，复制了一座石碑置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浮雕墙上。同时，在中山陵园西洼子原址上重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东郊丛葬地纪念碑，由南京栖霞区政府和中山陵园管理处承建。在碑园中，首先看到的是高大的石牌坊，上刻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东郊丛葬地”字样。从牌坊下进入，一块纪念碑立在正六边形的平台上，上面用绿色大字刻着碑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东郊丛葬地纪念碑”，11个圆形石墩围护在侧，四周松柏常青。纪念碑的背面镌刻着碑文，内容如下：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华日军疯狂实施南京大屠杀。我东郊一带，惨遭杀害之无辜同胞，尸蔽丘陇，骨暴荒原。因久无人收，而致腐烂腥臭。迨至翌年四月，始由崇善堂等慈善团体从事收殓，计于中山门外至马群镇一带，收尸三万三千余具，就地掩埋于荒丘或田野。越数月，察及于丘壑丛莽间尚遗其余，故时或恶气四溢。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复经伪市政督办责成其卫生局，又于马群、茆山、马鞍、灵谷寺等处，收集死难者遗骨和残骸三千余具，丛葬于灵谷寺之东。嗣于一九三九年一月，立“无主孤魂墓碑”为志。考其碑文拓片犹在，惜乎原碑已湮没无存。爰特重立此碑，以示悼念，且告方来。

引自

《抗战中的中山陵》

作者：苏艳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