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计划经济，苏联和中国是各自什么原因导致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强盛与中国的相对落后？ 第1页

区别就是沙俄再不济在弱鸡，也是帝国主义，是列强之一，自己能捣鼓战列舰的国度。诞生过伟大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地方。

我国，那是真的一穷二白啊。。。别再挑北洋系统那些重工业说事儿了，那些前清汉族士大夫，北洋汉族老地主豁出去一生精力建立起来的东西，仅仅能够保证国民党抗战的时候不至于连枪都没得用。。。

这些不同点直接导致了，苏联能够找到足够的合格的技术官僚来参与经济建设，能够有足够数量的专家来参与经济数据的统计分析研判，能拿得出真正的计划和合理的经济指标。然而我国，派县长连高小生都不够。。。更不用提计划经济需要方方面面的技术人才了。

苏联继承的沙皇俄国，本身就是工业相对雄厚，科技相对发达的一流强国。在一战之前俄国是世界第五大工业国家，工业产值仅次于美德英法，诞生了化学家门捷列夫，电气科学家波波夫，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等一大批世界级的科学家。而且这些科学家的主要教育经历和科研成果都是在俄罗斯完成的，充分说明了沙皇俄国强大的实力。苏联通过计划经济从沙俄的世界第五发展到世界第二，虽然很艰难，但并非不可完成的。

新中国则继承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工业水平世界倒数，还不如印度和菲律宾，荒诞到伪满洲国工业实力远超过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工业实力。中华民国倒是为世界贡献了一些卓有成绩的科学家，但这些科学家无论科研教育及训练还是成果研发都是在外国进行的。充分说明了(1)外国的科研水平与实力,(2)中国人并不蠢但中国的工业和科研却足够糟糕。新中国继承了这样的一个烂摊子，从世界倒数，能发展到仅仅是"相对与苏联落后"，已经是神级水平了（最该感谢的还是苏联赫秃子的援助）。

至于秦晖之流说"计划经济"和"专家经济"，新中国要想发展专家经济也得有专家啊，但民国只给新中国留下了一大堆的国学大师。还有，至于清华的那个秦晖教授，水平很次的，曾在《南方周末》上写专栏用伪满洲国的成绩吹嘘国民党工业化有方，当场被人啪啪的打脸。

　　此问题的前提不准确，虽然中苏同样实行计划经济，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中却是大有区别的。与苏联高度集中、事无巨细、严格实施的情况不同，中国的计划经济集中程度不足。

　　“一五”于1951年开始编制，由于缺乏经验、不得不边编制、边执行、边修改，到1955年正式通过时已实施过半。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是“一五”计划的核心，苏方直接参与了中国“一五”计划具体项目的编制和设计。苏联的计划、统计专家的的帮助，以及中国政府学习“老大哥”的决心，让“一五”计划成为了改开前执行最认真的五年计划。“一五”计划为如今的国务院领导部门编制、党中央决策、全国人大审议的编制程序，奠定了雏形。

　　“二五” 计划赶上了大跃进，m提出了著名的”赶英超美”口号，计划指标被不断加码。以钢产量为例，1958年2月到8月，国家计委连续六次修改钢产量指标，最终设想1962年生产的钢产量达8000—10000万吨，是1956年初方案的8倍。这样离谱的目标显然是达不到的，到了原定“二五“计划结束的1962年底，“二五”计划的实际执行结果，与八大提出的《建议》相比，除原煤、原油、发电量达到规定指标外，钢、水泥、棉花等主要工农业产品都未达到计划指标，粮食和棉花的产量甚至低于1952年的水平。

　　“三五”计划一开始，吸取“大跃进”的教训，强调发展农业，解决吃穿用，后称“吃穿用计划”。然而很快m下令改以“备战”为中心，大搞三线建设，“三五”计划重新调整，“吃穿用计划”被搁置。而因为指导思路突变，“三五”计划编制相当仓促，并未形成完全正式的计划。

　　“四五”计划起草是在wg期间，整个计划文件几乎就是m语录的汇编。

　　wg后期的“五五”计划一开始并未单独成篇，而是作为1976—1985年十年规划的一部分，而这时，中国已经开始走向市场经济了。

　　中国的五年计划堪称是世界计划史上的“异端”。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没有奉行苏联式中央计划体制的少数国家之一，当时波兰的著名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指出：中国是一个例外，并没有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制定事无巨细的计划。改革以后，中国也没有像其他市场经济的国家一样，彻底抛弃原有的计划体制。计划继续成为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三大基础手段之一。

　　中国最初的中央计划机构基本仿效苏联建立，但触角没能力延伸到各个微观角落。结果，要求修改计划成了家常便饭。计委不断应各地各行业要求修改计划，有些部门和地区，直到当年12月，还在修改这一年的年度计划。人们戏称为“一年四季编计划，春夏秋冬议指标”。种种问题使得计委疲于应付。为此，中国演变形成“大计划、小自由”的体制，国家计划只对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基本建设总投资额、重大建设单位、职工总数、平均工资及各项事业的发展进行平衡和控制，其他则由地方或者企业等基层单位安排。如农业，计划指标一般只下放到县一级，而非基层的生产队，实行估算性计划。

　　m并不认同建立苏式中央计划经济，于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批评了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因基数可控，“计划是法律”。法律之下，苏联的计划事无巨细、无所不包，就连每年用于保墒的积雪要堆多少吨，都在计划之列。

　　苏联是一竿子插到底，基层集体农庄不仅产量有规定，甚至增产措施也都是莫斯科下命令。而中国经济分散，统计资料几无，没法学苏联。

“一五”后中国抛弃了事无巨细的计划模式，同时也实质放弃了建立事无巨细的纵向管理体制。学者甘阳称，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m把中国88％的工厂管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辖范围，将它们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把财权、企业权统统给地方。这导致各省、各地区、各县都有自成一套的工业，实现m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主张。

回到问题本身，中苏两国的经济发展差距更多的还是由于起点不同，好比说美国与印度同样实行市场经济，为什么美国强盛而印度相对落后呢？起点不同罢了。

　　此一时彼一时，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过于完美、过于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变得难以改革，任何的渐进改革都步履维艰，最后在戈氏的激进改革中轰然倒塌。反倒是中国不那么严格的计划经济为自己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你看八十年代中苏的经济增速就已经拉开差距了，而到了今日更是甩开俄罗斯几条街了。

　　Wg时，整个国家没有国民经济计划，这个看起来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实际上把中国当时力图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这种破坏性，反而在改革开放后给各地农村和城市企业的突破提供了空间。
　　曾任克林顿第二届政府远东助理国务卿谢淑丽，在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成功的历史因素时判断，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被破坏，实际导致了中国在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完全不同于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结构。例如，中国在计划经济最高度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换言之，苏联中央计划之外几乎没有经济，但中国经济体制则是多层次的、区域化和地方化的，造成中国经济决策和协调特别向地方政府倾斜。
　　据谢淑丽调查统计，中国改革前夕，只有3％的中国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其余的企业都为各级地方政府管，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这种高度“行政分权”的结果，是中国和苏联的经济结构截然不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特点是企业数量少，但企业规模大，专业分工程度高，中国的经济分权化特点则是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而且非常土。到1978年的时候，苏联一共只有四万个企业，但规模都比较大，中国却有三十四万八千个企业，其中只有四千多家规模比较大，其余三十四万四千个企业都是落后中小企业。“这样大数量而且落后的中小企业是不可能被纳入中央计划体制的，大多数甚至都不是省级企业而都是地县以至乡镇管辖的企业。”谢淑丽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一书中称，中国经济改革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它并不依赖国营企业改革，而是主要由中央计划以外的地方经济发展起来的。

摘自《中国五年计划政治史》，有删改。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一战前帝俄工业规模世界第四，欧洲第三（美、英、德、俄、法、奥匈、意），1926苏联工业规模年跌倒世界第七。到1939年苏联工业规模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

1949年，中国工业规模不如比利时（旧中国最好时候也挤不进前10），20排外，1976年中国工业规模跻身世界前五

工业规模以钢产量和发电量衡量，钢产量和发电量都是75年超法国，钢产量和发电量排在美、苏、日、西德后，超过英、法。（哪个跟你们说工业前五=五常？那个二货扯什么东德也能排在中国前边？我从来不信口开河）

计划经济导致中国的相对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