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 François Furet 为代表的新右派学者,在摆脱马克思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解释的同时,从托克维尔和 Edgar Quinet 等人那里重新找回政治,试图从政治的角度解释19世纪以来法国政治的发展。
可能很多人已经知道,托克维尔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发现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在国家—社会关系方面的延续性,即国家在不断强化对社会的控制,从这个角度看,大革命不是旧君主制的中断,而是它的强化和延续,就是托克维尔说的,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
这种进程造成的后果为政治革命的发生提供了便利条件。1)从观念上说,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人们习惯于把现状的好坏归因于中央政府,因为后者本身就倾向于包揽一切公共事务;因此,人们也习惯于认为改变现状的出路在于改变政府;2)从政治条件上说,这样的中央政府具有较高的控制力和动员力,因为它通过完备的官僚系统控制着社会,拿下这个政治中枢便能对整个社会发号施令,贯彻革命者的意志,通过政权自上而下地进行“理想社会”的建设即便进行官员的更换,但系统的运作机制依然如故;3)中央集权制度导致权力高度集中于首都,因此革命只需在首都发动就能摆布全国,19世纪的历次革命莫不如此。
不过,这些政治革命虽然看起来热闹,但从根本上说,它们都没有改变旧制度的绝对君主制所肇始、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正式奠基的政治统治模式及国家-社会关系格局。这是 F. Furet 等学者对现代法国民主化进程的最大批评之一。这种情况可能要到1965-1985年左右所谓“第二次大革命”之后才有了质的变化:旧式的威权国家逐渐衰退,地方分权有所进展,法国社会变得日益多元,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走向衰落……
当然,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左翼革命意识形态的没落,这不仅仅是法国国内的局面造成的。20世纪一系列的激进革命实践已经表明以政治强制手段进行社会改造不仅代价过高,而且结局往往是走向革命理想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