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坝是如何影响长江生态系统生态多样性的？真实情况是否如研究者所言已近崩溃？ 第1页

【本回答共2487字，预计阅读时间3-5分钟，图片9张，欢迎友善讨论与真诚指正，提前感谢】

嗯我就不直接说长江了，咱们放眼全球看问题，然后可能就能发现长江会是什么情况了。

按照水力潜能来看，中国的水力资源开发的程度还不算特别高，05年的一次调研表明，我们国家的水电开发程度只有21%（当然这也十几年过去了，现在的数字肯定比这是要高不少了），而同期的美国已经达到了66%，法国更是达到了惊人的93%。

可以看到，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力资源开发程度是远超我国的，而在他们之前的水利开发史上，也早就有了许多关于水坝的负面影响的先例，在咱们国内，我们常说的这些负面影响可能更多的集中在人口搬迁带来的后续影响啊，对文物的破坏啊，甚至对地质环境的影响之类的，但同时也不能否认的就是水坝之类的水利工程确实会对生态系统造成影响。

水坝对洄游鱼类的影响是最为直接和深远的。在北美的许多河流，由于水坝的存在，鳗苗、鲑鱼和鲟都无法返回河流上游的栖息地（对鳗苗来说）和繁殖地（对鲑鱼来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鱼梯被最先引进到一些低矮的水坝上。

通过设计，让鱼梯出口的水流达到一定的流速，是可以吸引有着溯流而上习性的鱼类进入鱼梯的，而如果鱼梯的位置设置的合理——比如一些鱼类原本就喜欢靠着岸边游动——那么它们通过鱼梯的可能性就很大。

但问题在于：并不是有了鱼梯，所有鱼就能过得去。就拿苏联的土洛马鱼梯来说，海洋里的鲑鱼能过得去，淡水白鲑就不行，究竟为啥不行？谁知道……而对于鲟这样的大型鱼来说，让它们通过鱼梯更是非常困难，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的案例都表明，几乎不可能有鲟鱼顺利通过鱼梯，还有一些喜欢在小流速区洄游的鱼类，也没有能力越过流速很快的鱼梯。

而另几种过鱼的设施，比如鱼闸（类似于船闸），升鱼机等，都各有利弊，苏联的一座水坝专门设计了升鱼机来解决鲟鱼无法通过鱼梯的尴尬境地，结果这座升鱼机比鱼梯更尴尬——前后运行6年时间，总共只有不到20条鲟鱼愿意钻进去，其他的鲟鱼就只是在水坝下方徘徊不前。

这还是可以兴建鱼梯的低矮水坝，对于像三峡这样动辄一百多米高程的大坝来说，鱼梯根本就没有建设的可能。试想一下，想要让鱼梯保持一个不算特别陡峭的、足以让鱼爬上去的坡度，这个鱼梯需要有多长？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像盘山路一样的方式来缩短鱼梯的占地面积，但鱼要游动的距离可是一点都没变短，要知道，鱼梯的水流还是比较快的，即便是像大马哈鱼这样逆流而上的高手，也没法在这么长的距离上、迎击这么猛烈的水流如此之远。

那么我们暂时放弃鲟鱼这样的困难户，就说说通过鱼梯效果比较好的大马哈鱼吧。如果一条河流上有多座水坝，即便每一座水坝都有足够合理的鱼梯可供这些大马哈鱼通过，那么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一座水坝的鱼梯可以通过60%的大马哈鱼，那么第二座、第三座呢？全部通过之后，还剩多少大马哈鱼？而且为了寻找鱼梯的入口、顺着水流快速游动的过程，又消耗了这些大马哈鱼多少的时间？这样造成的洄游过程的延后，就很有可能会影响这些亲鱼错过最佳的繁殖季节。它们即便可以返回繁殖地，也早已失去了繁殖的能力。

而通过水坝之后，这些鱼类面临的则是一个水流流速突然变缓的库区，这对于洄游鱼类来说可不是个好事，它们需要足够的流速来指引方向，缓慢的静水很有可能使它们迷途，这进一步拉长了洄游的周期。而很不幸的是，对于大马哈鱼这样的鱼类来说，自它们踏上归程开始，就已经彻底绝食，它们的体力已经不能支撑这样更漫长、更艰辛的旅程，许多大马哈鱼根本没有能力返回自己的出生地，诞下自己的后代。

这还只是回程，更大的考验还是它们生命中的另一场旅途中。幼年的大马哈鱼苗，或成年的鳗鲡，都需要再次返回海洋，水坝再一次拦在了这条路上。许多降海的鱼类被卷入水轮机，或被直接拍死，或被急流冲击受伤。而更有一些，则因为水坝上层的库区水流不足，完全找不到降海的方向而定居在库区当中，丧失了长大成熟或繁殖的机会。

即便是不洄游的生物，也会受到水坝的影响。

水坝上游库区的水流缓慢，水体稀释能力大为降低，这就造成了水体的污染加剧，以及富营养化。其次，库区表层水温度升高，迫使许多鱼类潜入深层，但深层的氧气含量又无法满足它们的需求……

水库下游的生物，则面临另一种威胁——氮气过饱和。水流从高水位的水坝上游被冲进水轮机，承受着巨大的水压，而水轮机的快速搅动、从出水口排出后与空气的大量接触，以及此时的压力迅速变化，会导致水中的氮气过饱和，这对于下游鱼类来说是非常严重的危害，一般来说，鱼卵耐受过饱和的能力比较强，成年鱼次之，但在幼年鱼身上，往往引发严重的气泡病导致死亡。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洲的一些河流就出现了水坝下游鱼类大量死亡的现象，这就是氮气过饱和的直接结果。

而由于水坝的阻隔，许多原本可以发生基因交流的水生生物种群也被分割成几个独立的种群，这又进一步降低了基因多样性。比如生活在南亚的淡水鲸——印河豚，就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现存的3个比较大的印河豚种群，就被陶沙水坝、古杜水坝、苏库尔水坝切割，一些小的种群只剩了几十头，近亲繁殖现象非常明显。

实际上，这些影响之普遍，我们也早就有所耳闻。在1981年葛洲坝截流之后，我国长江流域的中华鲟就已经无法回到金沙江产卵，到了1990年，长江下游的中华鲟雄性幼苗就已经减少了近九成。和欧美、苏联一样，我们对于中华鲟这样无法通过鱼梯（而且葛洲坝没有、也没有条件建鱼梯）的鱼类，采取的是人工繁育、放流的方法来保护，但是明星物种的待遇，不可能普惠到所有受到大坝影响的水生生物之上，这些水坝所带来的影响，也是无法否定的。

针对大坝的这些负面影响，确实有一些组织采取了比较极端的方式去应对，比如绿色和平就发起了一个“反水坝运动”，针锋相对的，也有人提出要“保护我们的水坝”，竭力的强调水坝的正面意义。

从个人角度来看，我既不赞同“灭坝”，也不赞同无脑“保坝”，单方面的强调某一个角度，我觉得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无论如何，我们人类需要从自然界汲取资源，但在汲取的同时，也应该尽量减少对其的破坏。这样来看，客观详尽的环保评估，周全贯彻的后期措施，应当是一座水坝立项上马的必要前提。我们必须承认，水坝有它积极地作用，我们每个人也都在切身享受它带来的便利，但我们也不要回避它的问题。

正视问题，才能去解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