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创造过不少“强扭的瓜”一般的短命文字,这类文字一般都是按照统治者的意愿创建的,往往忽视了文字最简单的功能——文学消遣功能。
这类文字在中国历史上的代表,就是后突厥的“儒尼突厥文”、契丹的“契丹文”、金朝的“女真文”、西夏的“西夏文”以及元朝的“八思巴文”。
其创制的本意,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然而……
后突厥时期,粟特文才是突厥人最常用的文字。所以突厥语部落最终的选择还是选了粟特文字母,在回鹘时代创制了以粟特字母拼写的回鹘文。
契丹时期,契丹人还是习惯用汉文。
女真时期,女真人依然还是习惯用汉文,连完颜亮写诗都是汉文……
蒙元时期,蒙古人还是习惯有历史积淀的“回鹘文”。
……
而上面这些没有生命力的政治性“文字”,要么只能用于做军事密码,如后突厥的“儒尼文”和契丹的“契丹文”,毕竟尼玛很少有人看懂,本国人都不一定懂,这东西传递情报多好。要么强行发布政令,多此一举往往只还要配其他文字光是浪费纸张和学习文字的人力资源,如大多数这类文字……
所以说这类文字,由于只能被极少数人掌握,极端不接地气……最终也就完蛋了。
而八思巴文,则是其中的佼佼者,八思巴文的原意,是要一套能拼写所有语言的文字,也算是忽必烈的“书同文”政策,可惜……尼玛各民族都有其传统文字,各民族语言也不相同,用一套文字拼写了也没啥卵用,反倒为了照顾各种不同的语音,八思巴文变得非常复杂,一般人都学不会,这程度了,能流传开来嘛?
强答。蒙古并没有弃用八思巴文,八思巴文也没有随着元朝的覆灭而消逝。
关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六年二月十三日诏令施用蒙古新字(即八思巴文)一事,且先引用《元典章》的记载。
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製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浸興,而字書有闕,於一代制度實爲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己。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
从中可以见得,忽必烈所令创制之八思巴文,实际上只是作译写用。同时各地文书也各有本地文字附写于侧。八思巴文与既有诸文字在功用上不尽相同,因此二者得以长期并行。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八思巴文尚且被称作“蒙古新字”。之后另有诏书宣令:
今後不得將蒙古字道作蒙古新字。
这条命令是至元八年正月颁布的。具体情形不得而知,但可以看出八思巴文作为蒙古政权文字的正统地位得到了强调。它不是同既有的蒙古语言回鹘文书写相对应的“蒙古新字”,而是作为蒙古政权的“国书”。
八思巴文的正统性毋庸置疑,但它从诞生之日起,便少有替代已有书写文字的可能。八思巴文最初就只作译写之用,转写诸文的同时象征着新的蒙古政权的兼容并蓄。这也导致它只能作为各语言的蹩脚的书写方案。忽必烈在世时,大元兀鲁思与西方诸汗国政治上的分裂已经成为事实。因此八思巴鲜见于诸国。而对于在元的本土最常使用的汉语和蒙古语来说,八思巴文并不比长期使用的汉字、回鹘文简单,拼写上也不会更加准确。民间自然不会主动抛弃已有的超方言的书写系统。
元覆灭之后,八思巴文的使用也被废止了。但在北元及其后继者中仍有使用。17世纪五世达赖在瓦剌的帮助下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八思巴文在之后藏区的印章上复有使用。这里的八思巴文已经被作为一种特殊的藏文字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