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 201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Thaler 的贡献？他的研究在我们生活中有什么实际应用？第1页

sijichun 网友的相关建议:

谢邀。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又一次意外到了我们几乎所有人。在我们私下的「有奖竞猜」中，很多人猜了Rabin，居然没有人猜到是Thaler。

由于Thaler在行为经济学中的贡献，而获得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祝贺！

Thaler最大的贡献是系统的将所谓的「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引入到了经济学中，而心理账户这一概念以及衍生的其他很多概念和现象已经广泛应用在了经济学的很多领域中，包括宏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金融学等等。

关于心理账户，Thaler(1999)曾经举了几个例子来解释什么是心理账户：

一位金融学的教授使用了一个自己认为很聪明的方法来应付未来可能的不幸。每年他都会为自己设立一个目标的慈善捐助指标，如果有任何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那就削减这份慈善捐助。
Thaler有一次去瑞士开会，会议之后他们就在附近旅行。那个时候瑞郎相比美元非常贵，使得本来就很贵的瑞士旅程更加昂贵。不过好在Thaler由于这次会议收到了一部分瑞郎的费用，足以支付旅行的食宿费用。Thaler说，如果他在去瑞士之前，在纽约的会议上收到了同样多的一笔钱，那么这次旅行也许就不那么开心了。

古典经济学假设个人的效用取决于最终的财富，然而在第二个例子里面，虽然不管Thaler收到瑞郎还是收到等额的美元，最终财富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的确引起了心理上的不同。可以想象，如果Thaler收到的是美元而不是瑞郎，Thaler很可能会少吃几顿大餐。因而在这个例子里面，尽管最终财富是一样的，但是结果却是不一样的，这很显然违背了古典经济学的假定。

这一点在第一个例子里面看的更清楚。这位教授在心理上建立了一个「未预期的损失」的账户，并把这些未预期的损失计入到了慈善捐助中。如果不幸的确发生，造成了未预期的损失，那么这部分损失就算在慈善捐助中，就好像这些损失从来没发生过一样。

也就是说，可能我们行为人决策的时候，并不是在最大化我们最终的全部收益，而是把我们的财富分成了一个个的账户，这些心理账户之间是不能轻易互换的，行为人很有可能仅仅只考虑每个小账户的损失，而非整体的损失。

心理账户在宏观经济学上的一大应用是所谓的行为生命周期模型（behavioral life-cycle model）。在传统的生命周期模型中，经济行为人以其整个生命周期的收入的贴现作为约束，通过选择每一期的消费水平(c)，最大化自己生命周期的效用。在这里的一个很强的假设是，经济行为人可以动用其生命周期的所有收入来为当前的消费融资，包括其当期的收入、之前的储蓄和之后的收入。

但是行为生命周期模型对此提出了质疑。在一系列文献中，Thaler提出可能当前的收入、储蓄（资产）、以后的收入是属于不同的心理账户，从而在不同的心理账户中，这些收入是不能互换的。比如，人们可能最喜欢使用当前的收入进行消费，实在不行用储蓄（资产），最后才用未来的收入（借贷），因而对于不同的心理账户，其消费倾向是不同的，因而当前收入的消费倾向接近于1，储蓄的消费倾向在0-1之间，而未来的收入的消费倾向近乎于0。Levin(1998)的实证结果部分佐证了这一理论。

除了消费以外，劳动经济学的经典问题：劳动供给问题通常也可以通过上述类似的动态模型得到。在传统劳动经济学理论中，劳动供给的动态模型预言，当工资短暂的增长时，人们应该会增加其劳动供给，减少闲暇；而当工资短暂降低时，人们应该会增加闲暇，减少劳动时间。

通常，由于我们无法分清楚工资的增加是短暂增长的还是长期的增加，经济学家无法区分，因而以上理论的验证就出现了困难。而包括Thaler的Colin等人(1997)观察到，出租车司机每天的收入变动都是暂时的，所以很适合回答这个问题。

然而他们的结果却给传统理论一记闪亮的耳光。他们的研究发现，与传统理论预言相反，当生意好的时候，出租车司机反而工作时间更少，因而呈现了负的弹性。那么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其中一种比较被接受的解释是，出租车司机也存在着所谓的「心理账户」，即出租车司机每天会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只要这个目标达到了就回家休息。这样运气好的时候，这个「小目标」早早完成，也就不用多干那么长时间了，从而呈现了向下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

而当行为人面临不确定性的时候，心理账户对选择的影响就更加重要了。比如一个非常经典的经济学实验（Kahneman and Tversky），一种疾病爆发了，有600个感染者，现在有以下两种方案：

方案A：200人会得救
方案B：1/3的概率600个人全部得救，2/3的概率都不能得救

当被问及两个方案会选择哪个时，72%的被试者选择了A。而如果有另外的两种方案：

方案C：400人会死
方案D：1/3的概率没有人会死，2/3的概率所有人都会死。

此时，大概78%的人选择了方案D。然而实际上，方案A与方案C、方案B与方案D是完全等价的。这也就是说，提问的表述会影响到受试者的选择。这个实验被重复了无数次，屡试不爽，甚至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中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框架效应（framing）。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这里，首先不同的提问方法给出了决策考虑的不同「框架」：在第一种提问方法中，考虑的框架是两个方案「得救的人数」，而第二种提问方法中，考虑的框架是两个方案「死亡的人数」，这就导致了行为人产生了不同的「心理账户」，人们选择时只会在某个心理账户上考虑，而不是联合考虑所有的账户。进而，第一种提问方法中，方案A的200人得救成为了一个参考点（reference point），而在第二种提问方法中，方案C的400人会死则成为了一个参考点，从而最终得到了不同的选择。

此外，以上的例子还显示，人们对于「收益」是风险厌恶的，而对于「损失」却是风险偏好的。比如，对于第一种提问方法，人们考虑的是使人得救的「收益」，那么此时，确定的活200人更好，所以是风险厌恶的；而对于第二种提问方法，人们考虑的是死亡的「损失」，此时人们反而更加喜欢风险：与其死亡400人，不如赌一把，从而选择了方案D，因而人们的价值函数通常可以如下描述：

即行为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此外，Kahneman也由于对于前景理论的贡献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以上的损失厌恶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到动态的背景下。比如Thaler 和Johnson(1990)做了这么一个实验：

如果你刚刚赚了30块钱，那么在：(a)50%概率获得9块钱，50%的概率输9块钱；(b)没有更多的输赢。
如果你刚刚输了30块钱，那么在：(a)50%概率获得9块钱，50%的概率输9块钱；(b)没有更多的输赢。

发现在两种情况下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如果赢钱了，那么更多的人选a，而如果输钱了更多的人选b。这也叫作「赌资效应(house money effect)」。Barberis和Huang(2001)利用这个想法解释了金融市场上的一个现象：那些收益率均值比较高的股票波动率更大，而且滞后的收益对未来有一定的预测能力；而那些从基本面看价格比较低的股票有更高的平均收益。也就是说，如果一只股票在过去一段时间涨的都比较好，那么投资者对于这支股票未来的损失就更加不敏感；而如果一只股票过去表现不佳，导致投资者认为这支股票有更高的风险。唔，也许这告诉我们，「追涨杀跌」是不可取的。

更进一步，投资者可能会把高风险和低风险的资产分别放在两个心理账户分别考虑，Rockenbach(2004)通过实验的方法研究了这个现象，并且发现，这种心理账户之间的隔离导致了套利机会的存在。

作为总结，科学理论总是在范式本身的精细化和不断对理论的证伪中发展。如果说新古典理论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硬核，那么行为经济学作为新古典理论的保护带，继续强化着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能力，特别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理性行为人」假设的放松，有限理性的诸多框架已经在解释人的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再次祝贺Thaler在行为经济学中的贡献，使得我们使用经济学理论认识世界的武器更加丰富了。

参考文献

Barberis, Nicholas, Ming Huang, and Tano Santos. "Prospect theory and asset pric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6.1 (2001): 1-53.

Camerer, Colin, et al. "Labor supply of New York City cabdrivers: One day at a tim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2 (1997): 407-441.

Kahneman, Daniel, and Amos Tversky. "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9.4 (1984): 341.

Levin, Laurence. "Are assets fungible?: Testing the behavioral theory of life-cycle saving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36.1 (1998): 59-83.

Rockenbach, Bettina. "The behavioral relevance of mental accounting for the pricing of financial op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53.4 (2004): 513-527.

Thaler, Richard H. "Mental accounting matters."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12.3 (1999): 183.

Thaler R H, Johnson E J. Gambling with the house money and trying to break even: The effects of prior outcomes on risky choice[J]. Management science, 1990, 36(6): 643-660.

chen-zhuo-49 网友的相关建议:

关于Richard Thaler得诺贝尔奖，先说一件小事，是我的个人经历。2013年诺贝尔奖颁给了Fama, Shiller & Hansen，而之后的实验经济学课上正好讲到了Thaler，当时老师直接说Thaler前几天拿了诺贝尔奖……显然老师是没有看新闻的，但从这件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Thaler拿奖是有多么众望所归——不看新闻，我就敢说他得奖了。

Thaler为什么能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刚才在微信群里 @剑桥桥头贴了另一位行为经济学大咖Colin Camerer的推特：预测Thaler得奖，其中一个原因是“fingerprints in all areas of behavioral economics”，此言不虚。事实上，在所有除去2002年已经得过奖的Kahneman之外的所有行为经济学家当中，Thaler可以说是最有资格得奖的一位了，这是因为，他是行为经济学这个学科真正的奠基人。

要说这个，得从行为经济学的“创业史”说起。

行为经济学这个自学科在经济学江湖中站住脚有两件里程碑事件，而这两件事都与Thaler有关。第一件事是，你们知道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行为经济学的学术会议是在哪里开的吗？就在Thaler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第二件事是，1986年，Thaler在科普向第一期刊JEP的中开设了一个叫做 “anomalies”的专栏，每期由一些行为经济学家来写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不能预测的经济现象，且试图通过综述行为经济学论文来说服读者接受关于这些现象的“心理学解释”。行为经济学从此作为一个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流派正式有了自己的阵地。

行为经济学这个学科的首创应该是在1979年，这一年Daniel Kahneman和他天妒英才的合作者Amos Tversky（下文简称二人为“KT”）横空出世，以两名心理学家的身份在Econometrica（最顶尖的综合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那篇跨时代的作品《前景理论》。这篇文章至今在经济学论文的引用数量上高居Top 3，是当之无愧的经典中的经典。从此，以“incorporating psychological facts into economic models”为宗旨的行为经济学这个学科算是真的建立起来了。

但是，这个学科从建立到真正被经济学家所接受，其实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而弥补这个沟壑的工作，与Thaler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刚刚我发了一条想法，说：

新科诺奖得主Richard Thaler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面记述了这样一则趣事：“几年前NBER的一个会议上，我是这样给巴罗解释（行为经济学）的，我说他的模型假设决策者和他一样聪明，我的模型假设决策者和我一样傻。他很认可。”

一个学科费尽心思要获得“主流”们的认可，还要用这样“屈辱”的方式……不过现在，整个经济学领域对行为经济学的排斥已经几乎为零了，这些努力有了回报。

2014年的思想史专著《Behavioral Economics: A History》当中是这么说的：

当来自心理学的实验结果被实验经济学家Grether和Plott在经济学领域中被证实之后，经济学家们变得不再介意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使用心理学的发现了。在实验经济学家之后，新一代经济学家，包括Werner De Bondt,、Lawrence Summers（前美国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笔者注）、Robert Shiller（2013年诺奖得主——笔者注）和Andrei Shleifer，开始将实验结果应用于金融市场当中。更加知名也更早的贡献者是Kenneth Arrow和Richard Roll。但在这群经济学家中，最活跃也最有影响力的一位莫过于Richard Thaler——一位来自罗切斯特大学的商业经济学家。

写出前景理论的KT是心理学家，不是经济学家，从1979年这篇文章就能看出，他们只是挑战了经济学理论的基石——期望效用定理，但老派的经济学家对此的态度往往是“so what?”如果不告诉我们怎么用你的理论，现有的理论错了那又怎样？其实KT他们两个也并不是特别清楚如何将这些心理学元素融入到经济学理论中去，而真正做到了这一点的人就是Thaler。1980年，Thaler在JEBO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通向一个消费选择的实证理论》的文章，这篇文章中，Thaler一口气提出了包括：自控问题、沉没成本、禀赋效应、后悔厌恶等等一系列被后继的科研人员研究了个底儿朝天的主题，一举打破了充分考虑心理学典型事实的经济学理论无法应用的刻板迷信。

我看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颁奖词，我立刻反应到这个颁奖词其实是按照Thaler自己两千年的一篇就叫做“behavioral economics”的综述论文写的，而这篇文章的另一位作者，就是《稀缺》这本畅销书的作者Mullainathan。在这篇文章中有一节叫做“Three Bounds of Human Nature”，总结出真实的人与经济学模型中的“决策者”之间表现出的三重差异：真实的人有有限的理性、有限的意志力和有限的自私。诺贝尔奖委员会介绍Thaler的成就的时候就是按照这个结构来介绍的。不过受篇幅所限，我无法介绍Thaler在“all areas”中留下的“finger prints”。所以挑六篇经典的文章介绍给大家吧：

1985年与De Bondt合作的《金融市场反应过度了吗？》，发表于Journal of Finance。这篇文章攻击的靶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有效市场假说”，根据有效市场假说，所有的信息都会被反映到价格里，所以你怎么买股票期望收益率都是一样的（具体请参见我四年前的答案：陈茁：201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Eugene Fama、Lars Hansen 和 Robert Shiller 对于经济学的发展做出哪些贡献？）。通过数据分析，作者发现并不是这样，真实的投资者对于金融市场的信息会做出过度反应——市场中的交易者因为有限理性，所以产生了情绪化的认知偏差。
1985年在Marketing Science上发表的《心智账户与消费选择》。这篇文章正式地理论化了心智账户（mental account）这个概念：人并不是把所有的损失和收益放在一起来计算的，而是把它们放进不同的账户中单独计算。通过这个假说，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总是要考虑沉没成本、为什么丢了一张电影票就不会再买了但丢了和电影票等价值的钱却还会买电影票等等等等现象（参见：五块钱丢了不心痛，为什么用五块钱买的甜筒掉了就很心痛呢？）。甚至，与前景理论结合起来还能得到一些很有意思的结论：比如，好消息要分开说，坏消息要一起说。
1990年在JPE上发表的《对禀赋效应和科斯定理的实验检验》，与Kahneman和Knetch（一对儿老K）合作。这篇文章的靶子是科斯定理：无论初始分配如何，经过交易最终的分配结果是一样的。作者设计了一个实验，先让24名被试者报告商品（杯子）的主观价值，然后取定中位数为市场价。此后，24名被试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有杯子（卖方），一组没有（买方），但有钱。此时，根据预测，交易的频率的期望应当是6，但实验结果是交易的数量显著低于6。作者给出的解释是决策者有“禀赋效应”，也就是人会敝帚自珍，一件物品是自己的和不是自己的两个情况下估值是不一样的（WTA≠WTP）。
1986年在AER上发表的《逐利过程中的公平约束：市场中的权利（entitlement是这么翻译吗……）》，合作者还是上面那“一对儿老K”。人们为何痛恨发国难财的黑心商人？为何厌恶雨天涨价的出租车司机？作者给出了一个解释：人们将公平的分配视为一个参照点，并因为损失厌恶而拒绝“有利自己”但不公平的交易机会。这个问题我之前写过答案，参见：陈茁：商品进价上涨后，商店主将存货也涨价卖出，这合理吗？
1995年在QJE上发表的《短视损失厌恶与股权溢价之谜》，合作者是Bernatzi。股权溢价之谜是资产定价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谜题，它的意思是，经过测算，要使股票收益率像现实中这么高，人们必定极度厌恶风险（股票收益率一部分是对人们厌恶风险的补偿）。传统的解释包括了相对收入假说、习惯形成等等，但这篇文章的两位作者另辟蹊径，将股权溢价之谜归因于“短视损失厌恶”。因为损失厌恶，所以赚一块钱再赔一块钱不如不赚不赔，同时，投资者评价自己是赚了还是赔了需要一个时间窗口或者“盘点周期”，这是心智账户理论告诉我们的。损失厌恶加心智账户决定了，人们越频繁地评价自己是赚是赔，越容易把自己弄得很不爽，于是要投资一支股票其收益率必须很高很高才行。
1981年在Econometrica上发表的与Shefrin合作的《自我控制的一个经济理论》。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了一个叫做plannner-doer model的东西，这也是后来很多人用dual system model来分析自控问题的雏形，不过第一个提出这个思想的经济学家则是2005年已经得过诺贝尔奖的博弈论大师托马斯·谢林。这篇文章的思路很简单，它把人的决策视作了一个思想与身体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思想做计划，但却不能亲自行动，必须委托身体来做，但身体只想要舒服，于是出现了自控问题。

仅就Thaler对于行为经济学的贡献来说，这六篇文章应当是最重要的。不过好处是，它们都能从业界良心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行为经济学新进展》和《行为金融学新进展》中被读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读一读。

1980年代开始，Thaler在很多期刊上发表了若干篇行为经济学论文。我简单Google了一下，Thaler引用数量超过1000的文章或者著作有接近30篇，除了大家能在书店里买到的《Nudge》、《Misbehaving》和《The Winner's Curse》这三本书之外，仅论文就有23篇。

另外，你可能不知道，Thaler还是行为金融领域真正的创始人。

除了这些论文，诺奖委员会还提到了Nudge和Saving More for Tomorrow这两个应用性的经济政策项目，说实话，对此我不熟悉，还是留给熟悉的盆友们来答吧。

以上。

zhong-ze-min 网友的相关建议: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首先，如果发的是behavioral economics这个领域，那不给他是说不过去的。连Rabin自己都说Thaler、Lowenstein是他的hero。他在JEP发的一系列anomaly的文章影响深远，这在行为经济学界是公认的。

之所以说意料之外，是想不到他独自获奖了。这个领域群星璀璨，起码Lowenstein、Rabin这两位是完完全全有资格并列的。不过回过头来一想，倒也情理之中。我猜测他独自获奖的原因主要是nudge这一块最近几年在养老保险等政策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是行为经济学中的一大亮点。而Thaler在这个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关键性的贡献。

简单说一说nudge吧。传统上，我们认为经济体系是一个比较连续的体系。所谓连续，就是一个小的输入应该带来一个小的输出。例如，对税率的微调只会带来产出、价格等等变量的微量变化。同时，我们认为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例如，给定同样的选择，怎样排列顺序、怎样设定默认值等等framing并不重要，或者只会有很小的作用。

然而，nudge的想法是对选项的形式设计带来的细微变化可能会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举个经典的例子：美国主流的养老保险是401k，是雇员和雇主共同出资，雇员得益的个人账户，其中雇主出资的部分常常是匹配雇员自己的储蓄，直到某个上限为止。例如，如果我每月存3%的收入，雇主也match 3%，则我的账户中每个月能增加我月收入的6%。这部分资金可以投入到一些资产组合中，以供退休后养老用。显然，这对大多数人而言是很需要的，也是很划算的，不仅仅可以得到雇主的匹配部分，而且可以延迟交税来降低税率。可是根据通常对理性人偏好的估计来看，储蓄严重不足。那么如何鼓励人们多储蓄，不仅仅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按照经典的做法，之所以储蓄不够，无非激励不够，这就需要通过增加匹配的比例、增加税收优惠等等真金实银的办法来鼓励储蓄，是吃力不讨好的。又或者需要强制储蓄，人为的限制雇员的选择，且不论伦理问题，这在政治上一般行不通。

Nudge则可以通过近乎零成本的intervention来实现大的政策效果。原来，雇员是否参加401k是用opt in的方法：默认不参加，想要参加的自行填个表，每年有一次或者几次机会加入。这个intervention则是把默认选项改成了opt out：默认参加（例如设定为contribute 3%+matching 3%），想退出的自行填个表。这个改变的成本相对于养老保险的规模而言，可以忽略不计。但效果是惊人的。例如Madrian and Shea (QJE, 2001)发现，参与率从57%提高到了86%，其中一半人选择的就是默认选项。也许你会说很多人可能根本没注意到自己是否加入了，在后续的研究中发现没有默认选项，而强制要求每个人做出主动选择的情况下(Carroll et al., 2009)，结果和opt out类似，说明并非是awareness导致的。

那么为什么一个看似没有实质性改变的intervention会有这么大的效果呢？在行为经济学看来，这是由于两个偏离理性的因素导致的self-control或者说procrastination问题。其一，人是present-bias的，也就是说今天的痛苦比明天的尖锐，但是明天和后天比则没有多大区别。其二，人往往对自己的present-bias并不自觉(naive)。这两个因素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假设你今天需要选择是否填表去参加401k。对比两个选项，选项A. 今天填表；选项B.下次机会（例如3个月后）填表。填表的成本虽然不大，但是却需要牺牲当下本可以用于休闲的时间，同样的牺牲放在B选项的三个月后，感觉就好得多了。填表的收益则在几十年后的将来，而且量也不大，因为A、B两个选择对比起来，退休后的收入并无特别大的影响。那么，很多人反正差不多，干脆等下次吧。殊不知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因为人对自己present-bias的不自觉，每次都以为自己下次会参加，结果一直没参加！反过来，如果默认选项变成参加，而退出变成需要填表的话，那就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把默认选项变成不管参加不参加都要填表（active choice），也能达到类似的效果。

nudge的威力在众多领域都得到了验证，其中涉及的机制各有不同，例如Thaler在这个领域的代表作之一是SMarT plan (Thaler and Benartzi, JPE 2004)，通过提供一个事先的commitment来帮助人克服self-control的问题，是个行为经济学中集合了几个行为要素来设计nudge政策的典范之作。和很多其他行为经济学的发现不同的，是这些领域不仅仅有广泛的（非实验室）实证研究，而且对政策和商业实践有直接的影响。最早的例子是英国、美国政府先后设立了行为科学的部门，直接应用行为经济学来指导政策制定。在商业方面，一个例子是Uber也用各种nudge的方法来鼓励司机多开车等等。

其实仔细想想，nudge这个想法我们老祖宗早就有啦。"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 (庄子齐物论) 通过没有实质性变化的设计来影响选择，可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但是行为经济学的贡献则在于系统性的把这些心理因素整合到了理性选择模型中，既能广泛应用于众多看似不相关的领域，又能给出非常明确的预测，不能不令人叹服！

wu-zhi-ting-55 网友的相关建议:

Update 1: 有评论提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John Campbell新书：《金融决策与市场：一课资产定价》（Financial Decisions and Markets：A Course in Asset Pricing），我上亚马逊浏览了一下目录并订了一本，应该是正规出版的资产定价教科书里同时收录模糊厌恶（Ambiguity Aversion）和基于生产资产定价（Production-based Asset Pricing）的了。George M. Constantinides表示他决定用这本书去教芝加哥的博士生了。你说Campbell也实在不是谦虚，他这么一个行为金融学大咖席勒教出来的学生，怎么就找了有效市场理论支持者Fama-French作序了呢？这再次证明我正文的观点：

行为金融和传统的信奉有效市场假说的资产定价有合并趋向，并成为其中一个主要分支；
行为金融定价模型里面，模糊厌恶占据领先地位；

以下是两部分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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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Yichuan Zhang 学姐邀，写完Econometric Theory的作业来答一发。在经济学层面，上面几位学长 @陈茁 @慧航 @刘锐 @钟泽民已经回答非常完善了。身处某乡下的研究Behavioral-Macro-Finance（行为宏观金融）的小弱讨论一下Thaler在金融领域的文章。

阅读本回答前请谨记诺奖得主索洛的一句话：大部分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他们的获奖课题已经过时了。前沿的研究应该看好学校的博士生和Job Market Candidate的文章。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有很大滞后性的“终身成就”奖或者“纪念奖”而不是杨振宁李政道这种一发现马上就能给的奖。本答案主要泼冷水：谈谈Thaler在行为金融研究上的缺陷以及为什么说他的观点在研究中基本已经过时了，鉴于大家一面倒崇拜Thaler，本答案欢迎点踩欢迎折叠。

我们的讨论沿着陈茁学长提到了Thaler两篇行为金融的文章开始：一篇是关于“反转效应（The Reversal Effect）”的实证资产定价文章，另一篇是关于“股权溢价之谜（The Equity Premium Puzzle）”的理论资产定价和宏观金融的文章。本讨论旨在以Thaler的文章做出发点，抛砖引玉做一个理论和实证资产定价的文献综述，阅读结束后读者可以明白为何Thaler在行为金融的贡献（相对诺贝尔奖的级别）是有限的。但是本人赞同一个观点：作为经济学家，他在行为经济学上面的贡献足以获得诺奖（理由同上述各位学长一致）。

我们先谈论反转效应。

行为金融学好比令狐冲的独孤九剑，敌人招数越强，他的衍生招数也就越强。所以讨论行为金融之前应当先讨论“市场有效性（Market Efficiency）”。故事是这样的：有效市场假说基于布朗运动的第三个性质推出来的，所以从定义直接证明股市不服从布朗运动或者鞅过程即可。这点贡献属于罗闻全和Mackinlay的“方差比检验（Lo-Mackinlay Test，1988）”。而Thaler的贡献更多是举了一个反例。
为了应对这帮“魑魅魍魉”，于是以正统自居的Fama搞了联合假设：你们探测出来市场不有效的原因，一是真的不有效；二是你们用错了定价模型。Fama-French倾向于相信后者，所以就做了三因子模型去解释当时大部分的市场异象（Anomalies），但是留下了一个活口：动量效应（Momentum Effects）不能被解释。于是Fama在摘要的结尾写了“Behavioral Finance might be right”。这个活口给Fama留下了隐患：当时芝加哥商学院（还没有Booth的Title）的博士生Carhartt把动量效应（Momentum Effects）加到Fama-French三因子定价模型里面做定价，构造了四因子定价模型，相当于坐实了动量效应的存在并站在Fama因子定价模型的肩膀上击碎了“行为金融没有框架”的说法，正面堵死了Fama的路线。所以EJMR传闻他被Fama赶去了业界，留下一篇博士必读的12000+引用的Journal of Finance文章。
那么Thaler在这场辩论中充当什么角色？说好听一些，陈茁学长的说法：先驱者。难听点：挂（si）在沙滩上的前浪。因为他的反转效应一下子被Fama-French正面击破，而且是十年之内就被技术性击倒了，这个贡献实在有限。而后来者的Jegadeesh和Titman（1993）的动量效应抓住了Fama-French的命根子，Carhartt（1997）从内部攻破敌人的堡垒，迫使法玛用出了非技术手段。尽管Fama-French二位老头子不屑于写行为金融的文章，但由于现今动量效应已经被大众接受，故French不得不在自己的主页上更新动量效应（Momentum Effects）的参数。况且反转效应更多是靠着动量效应（Momentum Effects）一起出文章。但是做动量效应能单独发一个文章，现在已经拓展到时间序列动量效应（Time-series Momentum，Moskowitz et al. 2012）的地步了。所以论贡献的大小：动量效应排在反转效应之前，其研究课题不仅经久不衰，将行为金融成功融入实证资产定价的框架里，也是做实证资产定价（Empirical Asset Pricing）博士生的主流论文课题和业界量化分析的主要策略之一。论辩论的逻辑，反转效应只是举了一个反例（而且还被驳倒了），方差比检验（Lo-Mackinlay Test）和动量效应（Momentum Effects）直接攻击到了市场有效假说成立的两个先决条件而且迄今为止仍旧没被有效击破。
Carhartt这个行为告诉我们，行为金融（Behavioral Finance）和资产定价（Asset Pricing）之间不仅可以玩狼人杀，还可以玩狼人爱（想起以前申博士的时候，某人给我介绍了个华威的博士做咨询，该博士告诉我资产定价（Asset Pricing）和行为金融（Behavioral Finance）只能玩狼人杀，看来他是没解锁新姿势，虽然认识些华威的博士但对不住了只好黑了一把贵校）。所以最近又出了几篇文章，从理性假设出发遵循解释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的。这下可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有反转效应和动量效应不一定意味着投资者有限理性，完全理性的投资者之间进行交易也可能产生上述市场异象（Anomalies）。文章罗列如下：

Adebambo, B. and Yan, X. 2016. Momentum, Reversals and Fund Manager Overconfidence. Financial Management, 45(3), pp. 609-639.

Vayanos,D. and Woolley, P. 2013.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Momentum and Reversal.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6(5), pp. 1087-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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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我们接着谈“股权溢价之谜（Equity Premium Puzzle）”，这是高级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和资产定价（Asset Pricing）的主流课题之一。由于当年Mehra和Prescott无法用CRRA效用函数解释过高的股权收益，所以后来者提出一系列基于消费的资产定价模型（Consumption-based Asset Pricing Model），试图解决该谜团。但很遗憾主流并没有把Benartz和Thaler这篇QJE当作教材来宣讲，甚至行为金融学内部，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远远不是定价的主流。

先谈主流的定价模型：一是陈茁学长提到的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效用函数，这类型的论文九十年代尤其多见。经济含义是说第一次刺激的时候消费者还有些许反应，但是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麻木的习惯，然后形成了的习惯很难被改变。上世纪90年代一大堆资产定价的文章围绕它来展开。经典的定价文章例如Urban Jermann （1998）和Campbell & Cochrane（1999）。Cochrane（2017）对它的描述是简洁而且对校准（Calibration）的技术要求不那么高，并且这个模型的优点是能刻划出驼峰型的动态消费路径，所以很多宏观的一般均衡模型也在用。例如吴沛凡学长论文也用了这个模型@吴沛凡。模型缺点是剩余消费比率（Surplus-consumption Ratio）难以识别，微观基础也相对薄弱。
主流的第二是递归效用函数模型（Epstein-Zin Recursive Utility）。这个模型基于微观经济学的常数替代弹性（Constant Elasticity Substitution）效用函数区分了投资者的两种不同的规避行为：一是对同期风险的规避，用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刻画；其二是对跨期消费风险的规避，用跨期替代弹性系数刻画。传统理论里面这俩系数是互为倒数的，相当于没把二者的区别描述出来，而递归效用函数说明了二者不能严格区分（但也是可以区分的嘛）而彼此依赖的关系。这个函数的定价核和有两项，比标准的CRRA多一项，因而也就更能产生大的股权收益，但多一项系数也增加了校准（Calibration）的难度。由它配合不同的消费增长冲击（Consumption Growth Process），例如长期风险模型（Long-run Risk Model，Bansal&Yaron 2004），罕见灾难风险（Disaster Risk，Barro et al. 2012）和不同的行为金融效用函数，例如模糊厌恶（Ambiguity Aversion），广义失望厌恶（Generalized Disappointment Aversion），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等等效果更佳，但是最初实现突破的是Bansal and Yaron（2004）的长期风险（Long-run Risks）模型。

之所以说上述模型是主流模型，其一是因为诸多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博士生课件和课本，例如Wickens（2012）和Kerry Back（2017）都把习惯形成和递归效用当作必修章节，哪怕是对立的阵营写的书也是如此（Cochrane好歹是在小册子里面介绍了长期风险模型模型，介绍了Shiller 的研究）。但是有些行为金融学家写书写了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模型，然后完全排除了其他（我说的就是Sanjit Dhami）。这是我对行为金融里面某些研究者的不满。你有私货不要紧，但是不能忽略了大众接受的干货。其次是一开始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能发的资产定价文章并不差，Benartzi和Thaler（1995），Barberis Huang and Santos (2001) 都是上QJE的，但是往后基本上就停留在JEDC这个级别（今年出那篇也不例外），直到最近Pagel（2015）上了一次JEEA；反观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和长期风险（Long-run Risks）在定价文章里可谓占据主流领地。第三是，将剩余消费比（Surplus-consumption Ratio）引入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定价模型的二位作者Campbell和Cochrane，一位是席勒高徒，另一位是Fama女婿，相当于上一辈子席勒和法玛的狼人杀到了下一辈Campbell和Cochrane那里就成了狼人爱了，所以不管是有效市场假说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拿这个模型没办法。而长期风险模型的提出者Yaron是另一位诺奖得主Lars Hansen的高徒当年Bansal & Yaron在会议上提出这个模型的时候把递归宏观经济学的祖师爷Sargent都吸引去了。因此2013年三位诺奖得主的后人统治了当今资产定价和金融经济学的话语权，奠定了资产定价（Asset Pricing）和行为金融（Behavioral Finance）相爱相杀的基调。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就逐步转去微观领域，在资产定价里面很少有了。因此Thaler简历里关于异象（Anomalies）的文章也就停在了06年。

第二步我们谈论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和其他行为金融效用函数的对比，也就是说，即使非得用不完全理性去进行宏观金融的建模，损失厌恶也不是首选。

先谈行为金融里面主要的定价模型，沿着递归效用函数拓展出来的主要定价模型一是广义失望厌恶（Generalized Disappointment Aversion），二是模糊厌恶（Ambiguity Aversion）。上述二者的定价核（Pricing Kernel）在递归效用函数的基础上还要多一项，也就是有三项。这一方面能产生巨大的股权收益去解释股权溢价之谜，另一方面又大大提高了校准难度。而带来定价核第三项的情绪因素例如模糊厌恶（Ambiguity Aversion）和广义失望厌恶（Generalized Disappointment Aversion）能很好地融进递归效用模型了，也正好说明行为金融学能建立在传统的资产定价理论的框架之上，狼人杀再次变成狼人爱。
Thaler推崇的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标准化的模型。

卡内曼和特维斯基没有给如何设定参照点（Reference Point）给出具体方法，所以不同的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效用函数就取了不同的参照点（Reference Point）。有无风险利率（risk free rate，Baberis，Huang and Santos，2001），有预期（Expectation）例如贝尔曼方程（Bellman Equation）里面的预期的值函数（Expected Value）或者预期的下一期消费（Expected Consumption）。而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和广义失望厌恶（Generalized Disappointment Aversion）的参照点（Reference Point）都是很固定的，前者一般采用了滞后的消费作为而后者则是确定性等价（Certainty Equivalent）。
其次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的损益函数（Gain-Loss Function）到底是不是线性呢？卡内曼和特维斯基也没有给出标准答案，标准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里面损益函数是非线性的（指数校准的系数是0.88），但是损益函数的最低要求却是：只要决策者面对等量的损失表现得比等量收益要更敏感即可，从而在宏观金融（Macro-Finance）的文献中有线性也有非线性的假设。 @慧航在回答里提供了一个非线性的损益函数作为参考，但是自从Barberis Huang and Santos（2001）开了个头以后，线性的损益函数（Gain-Loss Function）也开始流行起来，尤其是那种开头写非线性的损益函数作为介绍，内容却是线性损益函数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文章多了起来。
另外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是否要加入递归效用函数也是很难说的。例子一：Baberis and Huang（2009）提供了一个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和递归函数的结合，杨立岩（Yang，2013）老师继承了这一脉。但是这种方法极难求出不对称的定价核，数值解法也很绕：需要先验地设定一个无风险利率（无条件均值），再求定价核，再返回去解无风险利率做定价。发生这种情况原因就是该文章采用了无风险利率作为参照点，因此定价核包含了需要求解的无风险利率（也是收益），相当于一个循环论证的模型。经典的随机折现因子定价法里面，定价核不应包含任何资产收益率。
例子二的文章则符合经典的随机折现因子法。作者是Lars Hansen的博士生M. Andries。她的Job Market Paper写了一个不错的消费资产定价模型（Consumption-based Asset Pricing）。该模型结合了长期风险（Long-run Risks ）和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的优点。构建整个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都是在最低要求的基础上原创的，各方面考虑得周全细致：例如理论上从两期模型推进到无限期模型；实证上将横截面（Cross-sectional）收益和时间序列（Time-series）的水平效应联系起来；解法上提供了一个局部解法（Local-Solution）的解法并给出闭式解（Closed-form Solution）。文章投去了动态经济协会（Society of Economic Dynamics）作会议论文，算是一篇好的Job Market Paper。但看现在进展情况恐怕很难发出去（当然不排除Andrews和她的合作者正集中精力在改那篇AER的R&R）。另一个可能就是芝大很喜欢让学生新颖的观点作为Job Market Paper的，哪怕发不出去。印象中Cochrane在芝大就带过一个纯做基于生产的资产定价（Production-based Asset Pricing）的局部均衡的学生，他顶级期刊都足够拿Tenure了但是Job Market Paper还没发出去。宁愿做一手原创的研究而发不出去也不愿做（Marginal Contribution）水文章，芝大还是很有风骨的。讽刺的是研究行为金融的Andries在芝加哥最后一年拿的奖学金是Eugene Fama Fellowship。
然而，在递归效用函数称霸资产定价领域的当下，也有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的资产定价文章不用递归函数的，其效果反而更好。例子三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Pagel的三篇文章（Pagel, 2015, 2017a, 2017b）。她的博士论文就用了Rabin的一个实验结果，最简单的线性的损益函数（Linear Gain-Loss Function）分别套入定价模型，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和投资组合理论，在第一篇文章里她自己“宣称”做定价的结果比长期风险（Long-run Risks）和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都好，我和陈茁学长一致认为她是天才。
作为做宏观金融（Macro-Finance）的学生，此处简略点评一下Pagel（2015）那篇资产定价的文章。文章假定人们处在一个梅赫拉-普雷斯科特经济体（Mehra-Prescott Economy）里面并表现出有限理性：效用函数是理性的CRRA效用函数加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其中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的构造如下：损益函数（Gain-Loss Function）是线性的；参照点（Reference Point ）是预期消费（Expected Consumption），而且根据Rabin的实验结果采用逐步预期而非完全预期，该文主要贡献就是不完全预期的参照点在卢卡斯果树模型里面的定价效果优于经典的两大模型。因此除了参照点选取上比较贴近Rabin的实验效果以外其他的假设上已经做到了最简化。这个卢卡斯果树模型（Lucas-Tree Model）告诉我们，损失厌恶能够产生足够大的股权收益以及降低消费财富比（Consumption-wealth Ratio）。其原因在于反周期的效用函数在面临哪怕一个简单的消费不确定性冲击（IID）都会令人感到巨大的伤害，这些伤害令决策者的参照点/期望值逐步降低，整个参照点是模型内生的，定价结果优于主流的两个模型。该文发上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Pagel博士论文的其余两个章节还刊上了Econometrica和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对比其他定价文章的代码，其 Matlab代码的长度也就三页纸，约等于一二年级博士生的宏观经济学作业的难度，但每一篇都刊上了顶级的杂志。反观沿着递归效用函数的主流定价文章却越来越复杂，例如Gourio （2007）的Matlab代码超过一百页。可见好文章未必需要做复杂的模型，如果能有好的拟合效果，越是简洁的模型配上越是新颖的观点以及坚实的微观基础越是受欢迎。Ask a good question可能是我辈短处吧。
由于资产定价（Asset Pricing）领域顶级期刊更偏向接受递归效用函数的文章，而和其他行为金融的同伴相比，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却是非递归形式的效用函数表现比较优异。所以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只能靠Pagel这样的神奇文章上General Top去影响下一代研究者了。从上述归纳也可以发现，相比较于乖乖服从递归效用函数的模糊厌恶（Ambiguity Aversion）和广义失望厌恶（Generalized Disappointment Aversion），损失厌恶的文章有更大的建模灵活性，这个方向反而不好做。

以上两点论证了，资产定价模型倾向于采用理性的但是非期望效用（Non-Expected Utility）的效用函数，哪怕退一步需要用行为金融的效用函数，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也不是首选，从而Thaler在这方面的贡献相对于诺贝尔奖这个级别来说也很有限。目前看说不定模糊厌恶（Ambiguity Aversion）占了先机，毕竟Hansen & Sargent这对诺奖师徒写在了教科书里，但这本教科书既不用于宏观也不用于资产定价，就是一本稳健控制论（Robust Control Theory）参考书。好消息是，Campbell即将出版的的《金融决策和市场：一课资产定价》（Financial Decisions in Markets: A Course of Asset Pricing）里面收录了模糊厌恶（Ambiguity Aversion），所以这个行为金融的效用函数领先于其他资产定价模型。

整体来看，只要能在CRRA效用函数的定价核基础上多乘几项；构造出反周期（Counter-cyclical，就是经济衰退的时候定价核会变大）的模型就能匹配数值较大的股权溢价和反周期的风险溢价，从而解决了股权溢价之谜。采用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灾难风险（Disaster Risks）这些非期望效用（Non-Expected Utility）的理性效用函数也能达成上述目标。由于行为经济一开始是冲着反对期望效用（Expected Utility）去的，并未有完全否定理性行为。大多数经济学家会倾向于认为，既然理性人能解释股票市场的一系列市场异象（Anomalies），那行为经济学也就没有必要了，所以大部分课本或者课件都没有收录行为经济学的模型。我辈做行为金融学的，一是要在市场实践中证明自己的正确性，二是争取将行为经济的定价模型写进主流的资产定价教科书。仍记得上次Micheal Brennan讲课的时候讽刺地说到非理性（Irationality）可以解释一切，而所有人都笑了，貌似只有我一个感到难过。

总结就是我认为评奖委员会措辞严谨，给了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而不是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 Finance）。因为行为经济学和主流的经济学界限还比较清晰，而传统的资产定价（Asset Pricing）和行为金融（Behavioral Finance）已经有合并的“狼人爱”倾向了，但是Thaler的研究还做不到这一步。所以如果说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和Nudge拿诺奖我是服气的。但是谈到金融市场的研究，Thaler确实是非前沿的，毕竟他的CV里市场异象（Anomalies）的文章只更新到06年。只能说诺贝尔经济奖给了制造砖头的人而不是搬砖的人，哪怕砖头现在已经不用了。

以上。

Reference：

Andries, M., 2013. Consumption-based Asset Pricing with Loss Aversion. PhD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Back, K., 2017. Asset Pricing and Portfolio Choice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nsal, R. and Yaron, A., 2004. Risk for the Long Run: A Potential Resolution of Asset Pricing Puzzles. Journal of Finance, 59(4), pp. 1481-1509.

Barberis, N., Huang, M. and Santos, T., 2001. Prospect Theory and Asset Pric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6(1), pp. 1-53.

Barberis, N. and Huang, M., 2009. Preferences with frames: A new utility specification that allows for the framing of risk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 Control, 33 (2009), pp. 1555-1576.

Barro, R., Nakamura, E., Steinsson, J. and Ursua, J., 2013. Crises and Recoveries in an Empirical Model of Consumption Disaster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5(3), pp. 35-74.

Benartzi, S. and Thaler, R.,1995. Myopic Loss Aversion and Equity Premium Puzzl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1), pp. 7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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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hartt, M., 1997. On Persistence in Mutual Fu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Finance, 52(1), pp. 57-82.

Cochrane J., 2005. Asset Pricing.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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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urio, F., 2007. Disaster Risks and Business Cyc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 (6), pp. 2734-2766.

Hansen, L. and Sargent, T., 2008. Robustnes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egadeesh, N. and Titman, S., 1993. Returns to Buying Winners and Selling Losers: Implications for Stock Market Efficiency. Journal of Finance, 48, pp. 65-91.

Jermann, U., 1998. Asset Pricing in Production Economic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41(1998), pp. 257-275.

Lo, A. and Mackinlay, A., 1988. Stock Market Prices do not follow Random Walk: Evidence from a simple Specification Test.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1(1), pp. 41-66.

Mehra, R. and Prescott, E., 1985. The Equity Premium: a Puzzl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5(2), pp. 145-161.

Moskowitz, J., Ooi， Y. and Perdersen, L., 2012. Time-series Momentum.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04(2), pp. 228-250.

Pagel, M., 2015. Expectations-Based Reference-Dependent Preferences and Asset Pricing.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4(2), pp. 468-514.

Pagel, M., 2017. Expectations-Based Reference-Dependent Life-Cycle Consump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84(2), pp. 885-934.

Pagel, M., 2017. A News-Utility Theory for Inattention and Delegation in Portfolio Choice. Econometrica, accepted.

Wickens, M., 2012. Macroeconomic Theory: A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Yang,L. and Li, Y., 2013. Prospect Theory, the Disposition Effect, and Asset Pric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07(3), pp. 715-739.

liu-rui-58-95 网友的相关建议:

这个4年前的问题选择在这个时间点突然出现在我今天的时间线上显得非常 亦可赛艇！

Android是2008年初才发布，而Oracle在2009年就以7.4B$收购了Sun，是Google不够睿智吗？

非也！

1）如果Android没有如此成功，Java对于Google而言就是一坨shit，Google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站在一坨翔上面取得空前的成功，如果有算命的告诉Google的命中贵人是阿翔，它就是穿越回去吃也要把它吃下去，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2）Google一直有python基因，很多系统都是基于python的，你知道工程师主导文化的可怕性吗？这帮pythonic的nerd出于情怀或者节操或者叫清高或者叫偏执或者叫真爱，它说什么都不会去买Java的，“老子看不上”！谁知造化弄人，09年你对我爱答不理，18年老子叫你高攀不起88亿！（注：今天的Google在各种收购之后，Java服务的比重占的也非常大了，变成了一个杂合的技术栈，而官司也很可能打到高院，尚未定论）

3）Google一直有跟开源保持共存共荣共襄盛举的传统，它跟Mozilla做生意，赞助开源项目，捐赠Wiki，主张“不作恶”，简直就是一副乌托邦理想主义者的化身，圈粉无数（包含答主），像Java这种项目，它更可能的方式是烧一笔钱给它花，然后来几句“希望Java明天会更好”之类的废话，它根本就不曾想过有一个家伙抄底了，因为那时候Android根本就没有火，Google从来就没有想过Java也T-M-D算哪门子“底”？

4）Sun的主手人也是个技术型的，就是技术牛掰业务做的稀烂，当时怎么看Sun都处在夕阳，SPARC也是逼格满满业务下滑被Intel捣的稀烂，那个价格没有几家觉得划算的，幸好是Oracle这种剑走偏锋的收购了它，要是换一家公司收购多半就把Sun雪藏甚至捣腾碎了，Java也就没有今日风光了，而Google在坊间也有创业公司杀手的美称，也许这就已经是历史发展的最好结果了。

什么，你问我对于Oracle收购Sun和MySQL怎么看？

还能怎么看？好白菜都让猪给拱呢呗！

但是作为吃瓜群众，我最喜欢看大佬们掐架，Google与Oracle的这场官司绝对酸爽，大家保持关注，各家都有千百号律师，吵起架来想想都亦可赛艇！学知识产权法/专利法/法理学的同学们千万不要错过，说不定两年后就能进教材作案例呢！

什么，你又问我Google应该怎么做？

靠，我有不是劈柴！按我的观点，Google这次是违反了Java的使用协议的（无意引战，定论的事情留给专业法官），不能因为体量大就以为能压死人，那可是在美帝，万事全靠律师一张嘴，怎么讲都有理！

大家还记得微软以前有个skydrive吗？在英国被判败诉了，最后也得改名叫OneDrive呢！Google有钱了不起啊，过来领罚单！

而Java的坑早早就埋在那里了，所以苹果直接一刀切：老子不支持，免得搞一嘴毛！Flash一身毛病，一刀切，老子不支持！

所以，我对Google的建议是：

从Android 10开始，一刀切：老纸永生永世不再支持Java！

名字我都起好了： Badroid！

这TM不是关乎技术，不是关乎信仰，不是关乎生态，不是关乎用户体验！

这TM关系到命！

什么？要我预测结果？

法官中间调停，你们俩和解，google把赚的钱按每部手机给Oracle付钱？什么你说太扯了？你每买一部Android，都要给微软钱，你造吗？Oracle就想躺着就把钱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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