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如果从理论(规章制度)上来说的话,州牧其实也是需要一堆“使职”来支撑自己的权限的:除开作为刺史本职的监察权之外,还需要来自将军号赐予的统军权,以及来自督军符节赐予的调兵权。这一系列权力结合起来,方才有州牧割据一方,乃至竞逐天下人的资本。
但另一方面,毕竟秦汉时期,帝国尚在草创阶段,来自上古三代的影响力依旧很是强大:首先是地方官员的权限,如太守、都尉、县令等,是要比后世的要大得多的。哪怕单单是刺史这个原本仅是监察地方的职事,也是具备开府的权力的:刺史事实上的前身之一,秦朝(或者说自祖龙即秦王位以来)于各郡设立的监御史,就具备开府的权力;刺史虽然一开始的品秩低于太守,征属辟吏的权力尚得以保留。更不用说伴随着东汉中后期对内镇压·对外征讨扩张,战事愈发频繁后,还给刺史赋予了将军号与督军符节,自然权限更是节节高。
此外,汉代以经学治国,还夹杂有谶纬,因而对统治阶级的不少人来说,所谓“上古三代的制度”(哪怕这只是战国时期学者的再构建),他们还是心生向往的。很典型的就是西汉后期对三公设置的讨论,包括将丞相、御史大夫改制为三司的大司徒·大司空(刘彻时期已改太尉为大司马),废东宫詹事,改以太子太傅、少傅辅佐东宫,还有王莽篡汉前夕,对三师(太师、太傅、太保)的“复置”等。
尤其是,要篡位的王莽、曹操、司马懿几个,更是需要通过复古来体现自身的政权合法性。于是再受命~王莽篡汉那波,除开上述对三司、三师的复古外,五等爵第一次得以系统性实施(先秦并不存在这样的系统),改史立牧(与三公平级)也得以第一次推行(只不过据考证,王莽实施的五等爵,实质是托古改制:名为分封,实际还是郡县那一套;当然如前文所说,其时郡县权力相当之大)。虽然刘秀光复了汉家江山,但同样如前文所说,对内对外战事的频繁,令刺史/州牧持有的权限不断地扩展。伴随着汉末天下大乱,【牧】这个字在这个时候,已经有着不输【公】的象征意义,相当于具备了逐鹿中原/谋朝篡位的资格了。
也因此司马家在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以后,必定要再度拆分州牧的民事·监察权(由刺史保留)与军事权(移交于都督),首先就不能再有【牧】这个如此具备蛊惑性的,与【天下人】属性挂钩的字眼存在了。不管司马家是如何用卑劣的手段篡夺皇位、吞食天地的,谁统一了都理所当然要这么做。至于之后是司马家是如何在宗室掌督军权的问题上玩脱的(至少前中期都不是因为分封的原因),就是另一回事了。而在之后漫长的战乱年代中,虽然说实际情况是不加将军号、持节督军的刺史毫无威望,但通常情况下也没人会被再度赋予【州牧】的名号。【州牧】也就成为了与【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一样,成为权臣(乃至篡位者)的标配。
@Chris Chou 已经指出州牧和节度使的区别,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东汉末年州牧改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州牧刺史并行。在汉末诸侯争霸的背景下,刺史和州牧都是一方诸侯,都可以参与逐鹿之争,以实际权力而言,二者没有本质区别。一州不会同时出现州牧和刺史(除非是不同势力任命的)。州牧有礼学光环加成,因此汉末诸侯都是从刺史迁为州牧,同时加将军号、使持节等称号。
州牧和刺史到底有什么区别?
《书经.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汉初遣丞相史分刺州,武帝改置刺史,察州,秩六百石。成帝更名牧,秩二千石。《汉官典仪》曰“刺史行郡国,省察政教,黜陟能不,断理冤狱”也
《后汉书刘焉传》:时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为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阴求为交址,以避时难。议未即行,会益州刺史郗俭在政烦扰,谣言远闻,而并州刺史张懿、凉州刺史耿鄙并为寇贼所害,故焉议得用。出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职。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自东汉建武十八年州牧改刺史后,到刘焉改制之前,东汉一直施行的是刺史制度,相对于复古改制意义明显的州牧,刺史威望较为轻,而且从品秩上看,刺史品秩六百石,州牧二千石,东汉时期以刺史迁太守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法雄为青州刺史,在州四年,迁为南郡太守。改制后,黄琬和刘虞均以九卿领州牧重任,所谓“皆以本秩居职”,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次改制并不是将所有的刺史都改为州牧,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也一直都是州牧刺史并行。董卓秉政的时候,外放了诸多名士担任刺史,韩馥为冀州刺史,刘岱为兖州刺史,孔伷为豫州刺史,此时刘虞仍旧担任幽州牧,刘焉担任益州牧。
《许靖传》:灵帝崩,董卓秉政,以汉阳周毖为吏部尚书,与靖共谋议,进退天下之士,沙汰秽浊,显拔幽滞。进用颍川荀爽、韩融、陈纪等为公、卿、郡守,拜尚书韩馥为冀州牧,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陈留孔伷为豫州刺史,东郡张邈为陈留太守,而迁靖巴郡太守,不就,补御史中丞。
《董卓传》:乃任吏部尚书汉阳周毖、侍中汝南伍琼、尚书郑公业、长史何颙等。以处士荀爽为司空。其染党锢者陈纪、韩融之徒,皆为列卿。幽滞之士,多所显拔。以尚书韩馥为冀州刺史,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陈留孔伷为豫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
史书并未明确区分州牧和刺史,因此记载较为混乱,以韩馥为例,《许靖传》记载其为冀州牧,《董卓传》为冀州刺史,从刘岱和孔伷均为刺史的情况类推,韩馥为冀州刺史的可能性较大(可能此后从刺史进为州牧)。按照惯例,汉末诸侯都是从刺史迁为州牧,比如陶谦和刘表都是因为向长安朝廷遣使贡献,得以从刺史升迁为州牧,因此我们需要留意的是,史书记载有些诸侯一开始就是州牧,这可能是史书记载讹误。
《后汉书刘表传》:诏书以表为荆州刺史……(初平三年192)冬,表遣使奉贡。傕以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假节,以为己援。《全三国文卷五十六》:即迁州牧,又迁安南将军,领州如故。
《陶谦传》:会徐州黄巾起,以谦为徐州剌史,击黄巾,破走之。董卓之乱,州郡起兵,天子都长安,四方断绝,(初平四年193)谦遣使间行致贡献,迁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
我们再以曹操为例,曹操究竟是何时拜为兖州牧的。初平三年,鲍信和万潜迎东郡太守曹操领兖州,和袁绍表曹操为兖州刺史实际上是一回事,得知刘岱战死后,袁绍以盟主的身份表曹操为兖州刺史。实际上长安朝廷反应也不慢,立即任命金尚为兖州刺史,而曹操在鲍信的帮助下以东郡太守的身份近水楼台先得月,抢占先机得以率先入主兖州。从关东诸侯长时间和关中朝廷对立的情况看,曹操的兖州刺史可能一直未被长安承认。在兴平二年曹操平定张邈叛乱后,长安正式承认其为兖州刺史,建安元年天子东迁后,任镇东将军之时方领兖州牧。
《武帝纪》:(初平三年192)信乃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兗州牧。昭明文选为袁绍檄豫州注引谢承后汉书:袁绍以曹操为东郡太守。刘公山为兖州,公山为黄巾所杀,乃以操为兖州刺史。
《吕布传》注引《英雄记》:昔将金元休向兖州,甫诣封丘,为曹操逆所拒破,流离迸走,几至灭亡。《吕布传》注引《典略金尚传》:尚,献帝初为兖州刺史,东之郡,而太祖已临兖州。尚南依袁术。
《武帝纪》:(兴平二年195)秋八月,围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十二月,雍丘溃,超自杀。夷邈三族。邈诣袁术请救,为其众所杀,兗州平,遂东略陈地。是岁,长安乱,天子东迁,败于曹阳,渡河幸安邑。
《艺文类聚卷》:建安元年(196)敕镇东将军领兖州牧费亭侯故特进,显授上将,鈇钺之任,复食旧土,双金之宠,董统一州,委成之重,荣曜昭示,亦以优崇,投节效命,自百之秋也。又诏书拜镇东将军袭费亭侯曹操,业履忠贞,辅幹王室,顷遭凶暴,海内离析,操执义讨截黄巾,为国出命,夫禄以赏恭,罚以绌否,今以操为镇东将军,领兖州牧,袭父费亭侯嵩爵,并印绶符策。
三国时期,也是刺史州牧并行于世,刺史的例子已经有很多,不再复举,此处略举州牧的例子。
孙礼:徵拜少府,出为荆州刺史,迁冀州牧。
吕范:是岁改夷陵为西陵。诏扬州置牧,以丹杨太守吕范为扬州牧。
陆凯:孙皓立,迁镇西大将军,都督巴丘,领荆州牧,进封嘉兴侯。
藤修:广州部曲督郭马等为乱,皓以修宿有威惠,为岭表所伏,以为使持节、都督广州军事、镇南将军、广州牧以讨之。
卫瓘:泰始初,转征东将军,进爵为公,都督青州诸军事、青州刺史,加征东大将军、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