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很多柴火?
先不说古人,在80年代小孩出门打柴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80年代初,城市里有关系的人用液化石油气,但很贵,也经常缺货;城里普通人,大体是蜂窝煤或者煤球(买起来太贵,自己做的)。住在大山里肯定是烧木材,也不难搞到;问题是,上面涉及人口都是极小部分,绝大部分人生活在平原地区农村里,他们用什么燃料?枯草,秸秆,偶尔拾到的枯枝。
那时的小孩和老人,每天都有打柴任务,全家燃料都靠他们,一般要走上十几里,通常要走几趟,因为拾到的大部分是枯草,不耐烧,捡到几根枯枝就像捡到宝,为一点柴火打架比比皆是。
食物基本是煮,因为省柴,锅盖很厚实,小孩都搬不动,也是为了憋气省柴,炒菜是来客人才有的,不光是油贵,柴火也不够浪费的。基本上到秋天才有足够燃料,但也只够冬天消耗,来年春天还得打柴。
80年代,中国一只脚已经跨进工业化国家门槛了,农村燃料来源也就这个样子,古代能好到哪儿?为点木头被狼叼走的人多着呢。
还需要多么“古代”吗?我下乡插队八年,做饭都是烧柴。村里老乡,以及整个中条山前坡沿农村,无一例外都是烧柴做饭。柴哪里来?就是靠山吃山。
农村做饭烧柴,可不是城市里的劈柴。以山上的灌木,坡上的酸枣刺为主。高大的乔木是不允许随便砍伐的,那属于“破坏山林”。当然也难免有偷着砍伐的。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所有工具的把柄都是来自山上。这就叫“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当然还有大一些的,比如扁担,比如小车的辕杆。我用的大扁担就是自己在山上找到,砍下,背回,在坡池中浸泡,然后自己加工而成。
能做扁担的树已经相当粗大,一般是从当中劈开做两条。这样的树砍倒后,整个树冠是不要的,统统砍下来丢在树林里,只把树干背回——那树干也有一百多斤。留在林中的树冠逐渐干燥,就是干柴。在树林中拾干柴也是一大烧柴的来源。树木本身每年也会有部分枝条干枯落地,所以树林里干柴也很多。干柴收成捆担回家直接就能烧火,新砍的树木要很久才能干到能当柴烧的程度。
以前烧柴,近处的酸枣刺是效率很低的,农忙时不允许抽空拾柴。所以总是在农闲的时候上岭去拾柴,积攒起来,农忙的时候就能全心在土地上。
农民是没有人提供后勤的,所有后勤事项都是自己负担。上岭拾柴是很辛苦的事情,都是年轻小伙子去干。再苦再累,那都是“私活”,没有任何工分收入。具体过程可参考我的文章:
确实供不应求,所以喝开水都是件难事儿。评书里常有''哪怕凉水温热了您喝一口也算我们尽心了''这不夸张。我们这里白开水是称作''白茶''的。
坐标湖北武汉市郊
上世纪八十年代某一年临过年。湾子里不少人家没有煤用了。稻草把子更是早不够用了。本地多是农田,少数树林不能乱砍乱伐。有些人家喝生水,节约燃料。冬天洗衣用冷水。做饭还是要烧东西。搞不好过年连饭都吃不上。
我爸在市内餐馆做事。到年底客人少,还有一些存煤。花钱买下了,骑三轮车三十公里运回去,一家分几十斤煤。这煤可以再混煤灰泥土做煤球,应付过春节。
那时候公路差,很多地方只有土路。一车煤几千斤,连踩带拉花了大半天弄回去。真叫解决燃煤之急。
1.传统社会燃料问题一直是一个学术界有人关注的问题,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有论文产出,因为宋代以来华北地区燃料不足的情况就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对这一地区燃料问题的研究也最充分。但是从全国的角度来看,至少江南和西南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燃料供应不充分的问题。
2.就具体的问题来说,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北宋时代因为中国北方木柴供给不足,所以开始普遍使用煤炭,并把这种燃料成分的变化称为“燃料革命”和“燃料危机”,代表人物有宫崎市定、哈特威尔以及许惠民;但是以严耕望、王星光等学者持反对意见。
3.双方的论述的焦点在于对史料的理解和对背后原因的分析。“燃料革命”这一现象为大家所公认,“燃料危机”的原因双方争执不下。大抵支持“燃料危机”说的学者认为,“燃料危机”的核心原因是生态被破坏、华北地区植被减少导致木质燃料供给不足,并且举出“民伐桑枣为薪”、“开封冬天缺乏燃料冻死人”“北方蚕桑丝织业急剧没落是因为生产过程所需的燃料供给不足”等例证;反对“燃料危机”说的学者认为,燃料危机”的核心原因是燃料在抵达燃料市场的途径上出现问题而非资源枯竭,“民伐桑枣为薪”是为了变卖,“开封冬天缺乏燃料冻死人”是因为燃料运输仰仗水运而危机发生年恰好水运也出了问题,“北方蚕桑丝织业急剧没落战乱因素影响更大”。
4.无论如何,“燃料革命”对中国北方的经济和社会还是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木炭用量降低,煤矿含硫导致冶铁和瓷器生产品质的变化,但是受限于运输技术和市场条件,煤炭的使用局限在大城市,农村地区并未广泛使用,所以“燃料革命”的影响力不能高估。
5.在历史上,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生活对燃料的需求日益扩大,燃料匮乏危机也应时而生,森林资源遭到滥砍滥伐,水土流失加剧,水文条件急剧恶化,华北地区本就不十分充裕的水力资源变得更为贫乏。在燃料危机的影响下,野草与秸秆大都被用作燃料,这又大大减少了可用于喂养牲畜的饲料,这使得家畜饲养规模日益缩减,体型变小,从而使得畜力资源趋于匮乏。燃料紧缺,又使得投入采集薪柴的劳动力比例明显提升,这又影响了有效投入农业及手工业部门的劳动力规模。同时,由于燃料、畜力、水力均趋于紧张,华北的社会经济生产对人力的依赖进一步强化,人口规模遂进一步扩大,从而反向挤压了燃料、水力、畜力的生态空间与资源规模。这样,在燃料危机的触发下,水力、畜力、人力资源相继告急,华北地区最终形成了全面的能源危机,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晚近华北地区的社会风貌,实由能源格局问题所促成。——赵九州。燃料革命与古代华北的社会生态变迁
6.能源安全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对于宋代乃至古代的燃料安全问题及其原因的认识,如果忽略了薪炭等传统生物质燃料热值低、密度小、不易大量且长距离储运等特性,以及古代有限的运力和生产运输成本等因素,就容易从“民伐桑枣为薪”等相关史料表象得出因森林资源匮乏甚至枯竭引发“传统燃料危机”的不客观认识。……宋代的燃料安全问题,其实质在于生物质燃料与社会持续发展呈现出的不适应性,这恰是驱动优质能源开发、推广煤炭利用、促进燃料结构变迁的重要动力。——柴国生。“燃料荒”还是“燃料危机”:再论宋代燃料安全问题———兼与赵九洲商榷
讲点儿别的,除了大家所说的秸秆,牛粪和禁止砍伐之外。古代对柴火的要求也比现代的低。第一是不喝开水,所以不必浪费柴火烧水,柴火都是用来做食物的,煮一锅菜汤,锅沿还要贴几个饼一起烙熟,利用率很充分。中午开了火做饭晚上就不热了,或者用窑之类的东西烤面食,顺便也做出木炭,洗澡也是十天半个月才一次……
所以其实做饭的柴火要求并不多,反倒是在北方地区取暖需要大量的柴火……
烧的速度没有生长的速度快。
第一,古人的需求很少,就是做饭的时候烧火捎带把水也烧了,北方还把炕也烧了,偶尔洗澡烧水,其他时间很少烧火。
第二,燃料很多都是稻草麦秆茅草一类的,这类很容易烧着,起火也快,火力也大,灌木和树枝要加一些,其实用柴火不多,虽然持久,但很难烧起来。
第三,我们看到影视里面的砍柴,其实不是常态,砍柴一般是给有钱人用或者烧炭用的。以我的农村生活经验看,小时候打柴其实并不是砍树,是砍树枝或者灌木,枯树枝是最好的,因为不用晒干,还轻。一般是冬天快到了,生产队才允许砍树,大人才去砍树,一户也就一到两棵树,还不大,然后劈柴放在墙外面。
古代人少,最多才四亿,还长期战乱,显然,烧的速度没有生长的快。
给你看个广州的情况。
由于广东地区气候炎热房屋的通风情况较好,所以没有大量使用木炭作为燃料的习惯,广东旧时民间的燃料主要以木柴为主。一户人家一年使用的木柴大约45担,重量大概两吨左右。当时木柴的价格大约是米价的十分一上下,但是因为薪炭用量远大于米粮,所以对于城市居民来说薪炭的恩格尔系数可相当的不低。
广州当地称呼卖柴炭燃料的商行为柴栏。当时广州城内有几百家大小柴栏,其中大户(柴栏)有40余家。木柴分为东江柴、西江柴和北江柴三大来源。以经营东江柴为主,设在东堤一带的大兴、利安、利源等;以经营西江柴为主的,也设在东堤以至南堤临江一带,有大业、泗和、正和等10余家;以经营北江柴为主的,分布在黄沙、丛桂路、蓬莱路等地区的共有20余家,其中有英源、永大、祥兴、利源等等;其余中户(二手批发)也有40余家,小户500余家,均是零售店或摊档,也有不少是兼营酒米。
民初珠江边的柴行交易现场。
至于这些木柴来源,一般都是走水运,广州使用的木柴,绝大部分来自东江、西江、北江的上游一带山区,尤以西、北两江为多,东江次之。集散地东江有老隆、河源等地区;西江有广西的梧州,广东的封开、江口、郁南、六步、四会、广宁等地区;北江有英德、连江口、黎洞、水边、横石、菠萝坑等地区。
最方便的薪炭来源,自然是广东周边四乡地区,自宋元开始就有专门从四乡(番禺,花都,增城,从化)收运木柴的木户专门提供木柴,崇祯年间官府规定:“合行南海、番禺、增城三县议定,照各色铺行例,该地方有木户若干,尽列其名于一板上,按月轮流答应”。也有专门的船行从四乡运输木柴到广东。但由于砍伐过度,四乡周边的山林植被遭到很大的破坏,如明代嘉靖《香山县志》记载:“自花树坑以东、南台以南,多深山大林,或穷日行,空翠濠淳,杳无人迹。嘉靖中,异县豪右纠合乡氓,无所不到,其矩木以为材,其杂木悉以为炭,获利甚富,趁者益众。南台以南,山渐以童,而焚炭之气与日争赭”。就是说在当时不仅许多过去曾是茂密林区的山地被砍光,而且烧炭产生的大气污染也很严重了。明末广州“从化流溪之地,万山绵亘,林木蓊郁,居民以为润水山场,二百年来斧柯不入。万历季,有奸民烧炭市利,尽赭其山,木既尽,无以缩水,于是泉源渐涸,田里多荒”。乾隆《番禺县志》也记载,禺山已出现“旧多松柏,今无存”的现象。因此明清时代四乡的薪炭逐渐已无法满足广州的燃料需求。
在西关一带运柴的力夫和大板车
至于更远的粤北、粤东和粤西地区,各地水运码头商行收购当地木柴薪炭,然后安排船只输送广州。其中有专营薪柴的,也有兼运的。各地运输土特产之余,携带木柴进行贩运的情况很普遍。比如粤北韶关始兴县的排工顺北江放木排之余,也会兼运木柴“向来行规除工价外,许排工随带零木卖钱帮补”,也就是允许运输工人夹带一定量的私货到广州贩卖,以补贴其工钱。并且还出现了一些关于此例的案例,如“嘉庆十年六月,木材商邓土井雇谭允受等为其扎排运木至广州出卖,因担心谭允受等搭带零木过多,路上耽搁,情愿多给工钱而不准搭带零木,遭到谭允受等反对,引发纠纷”。
至于省外,则有广西地区的柴炭大量输入广东。广西柴炭收购行业的发生地主要限于“桂东南一隅以苍梧为中心之一带地方”。这里柴林丰富且水运方便,多与人口稠密需柴甚多的广东为邻,故乃成为广西柴炭输出之区。这一行业大致于19世纪50年代,由惠州客商在梧州建立。当时惠州客商的柴炭行、店号即有十余间。光绪年间,梧州开埠以后,粤商经营的柴炭行则以更大的规模发展,如惠州商人江腾宵于光绪年间在梧州开设饮食店,后来发现藤县、岑溪、苍梧一带农民常常载柴炭来梧州贩卖,船只如织,小饮食店渐形成了柴炭代销店,取名“江和兴号”。始初,柴炭只内销广东,江和兴号还在广东容奇设江万兴号,两年以后,柴炭转为以出口香港、澳门为主,与港商直接挂钩,代为运销,并在香港自设批发商号,业务大为扩展,至1921年以后,港梧之间客货轮增多,每天四五艘,港澳柴商更是径直抵梧州办货。抗战期间中经一段衰落,而抗战胜利以后,港澳市场又出现了求过于供的局面,粤港商人如潮涌梧设立办庄,仅港商就有南和、和发、合兴、西秦、启兴洋等多家,广州办庄也有陈斌、梁振等十数家。港澳轮船公司还在梧州设立分公司,专为出口柴炭商运货。桂平县江口圩在太平天国起义前,也有许多粤商开设的柴炭栏,收购大宣、紫荆的木炭,销往梧州。
至于各地的木柴种类,也分为不同品种。
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荷柴,也就是荷木,还有石斑柴,也就是桃叶石楠。柴身直、耐烧、多炭,家庭煮饭最佳,故有“烧荷柴、食白米”的俗谚,形容家境殷实。
其次是松枝柴,松木含松香,火力猛,但是烟大。所以一般是酒楼茶楼大灶才爱使用。广东俗语“好心没好报,好柴烧烂灶”,说的就是这类。
什柴、椽柴枝干不大,易劈,生火快,价格低,用户欢迎。但木质松,不耐烧。鸭脚木炭少、火暗,不耐燃烧,所以价格较低。
抗战期间广州1938年沦陷,但是广西地区、粤北韶关地区,粤西地区仍在中国控制范围,四乡农民逃难北上者甚多,西江、东江和北江航道也被军事封锁,广州城内的薪柴货源几乎全被切断,几百家的柴栏纷纷关门结业,城内城外所有果树绿化树被砍伐一空,至有挖坟盗棺作为燃料者。
抗战结束后民生恢复,但结业的柴栏未能迅速恢复,于是原来帮做驳运薪柴的蜑家船民们就干脆沿着江边做起了木柴零售买卖,他们基本上以夫妻家庭为单位,一家一艘船,从四乡货栈收购柴薪回来,在广州沿河码头叫卖,谈好价格之后下船卸运木柴给货主,因为利润很高且不用负担铺租税捐,所以人称“十皇殿”,意思是“”食水”(利润)很深的意思。
海珠桥到白鹅潭一带江面的蜑家船民
蜑家船民沿江经营的货栈货栏
到了解放后,大量的国营煤店代替了原来的柴栏的功能,燃料也逐渐改为烧蜂窝煤为主。柴的使用比例逐渐减少。但是原来的煤店也还是兼营柴炭。
广东地区在解放后有六个矿务局负责采煤。
梅县矿务局,负责开采梅县煤矿。
四望嶂矿务局,负责开采兴宁的煤矿。
曲仁矿务局,负责开采韶关曲江、仁化两地的煤矿。
坪石矿务局,负责开采韶关乐昌、坪石两地的煤矿。部分矿山跨到了湖南境内。
茂名矿务局:开采茂名地区的煤矿,矿区位于茂名市、高州县、化州县、电白县境内。
梅田矿务局,这个局的煤矿不在广东省,而是兴建在湖南省宜章县、临武县境内。是解放后国家为了帮助解决广东缺煤的问题将湖南的煤矿划给了广东管。
上述煤矿合计采煤大概是400万吨左右。但是远远满足不了本省用煤需求,所以广东大量通过铁路和水运输入煤炭,铁路运输的主要是山西煤、陕西神木煤和内蒙煤,通过珠江水道运输主要是云贵煤但不多,通过海路运输的有陕西山西的煤以及改革开放后的澳洲煤。
到了80年代末,一度液化石油气成为了主要的燃料手段。家家都有一两个气罐,没了气就需要去供气点换瓶新的。
当时的供应点取气方式大抵如下图,会有一个高出地面一米多的坡,把自行车三轮车靠过去后把气罐卸到车尾架上,皮带捆好就能拉走。
这是个好问题!
回答问题前,先说几个有意思的点。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樵夫,一直是一个热门词。
诗经里有一篇《伐柯》以砍柴起兴,讲砍柴一定要有斧子类比娶媳妇一定要有媒人。
四大名著里,三国演义中开篇词有白发渔樵江渚上;西游记中给孙悟空指点迷津的是樵夫,袁守诚那一节还专门写了渔夫和樵夫斗诗;水浒传中武松在孟州道遇到樵夫,樵夫说前面是有名的十字坡,他就心里有了警惕。
红楼梦里面有一段蕉叶覆鹿,里面还有个典故:
黄庭坚有一句诗:“毕竟几人真得鹿,不知终日梦为鱼”。这里的得鹿,就是化用了《列子》里面的故事,讲了郑国一个樵夫,在深山砍柴的时候,突然跳出来一只鹿,他扔出了斧子把鹿杀死了。但他一个人搬不动鹿,于是把鹿藏了起来,并用芭蕉叶盖好。
樵夫回家,给妻子说了这事,两人一起回来取鹿,却发现鹿不见了。
另外却有人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个地方,有一只芭蕉叶藏好的鹿,他去真的取到了鹿。
打鹿的人没得到鹿,做梦的人真得到了鹿。
到底哪一个是做了白日梦呢?
后世于是用"蕉鹿梦"比喻虚幻迷离、得失无常,以及稀里糊涂、犹如做梦的状况。
你看,一个樵夫可以牵出这么有意思的故事。
另外像我们熟知的刘禹锡的诗“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其中的烂柯人,说的是樵夫王质在山上看了一局仙人下棋,棋下完,他的斧柄都烂了,尘世间过了上百年。
湖南一带还有刘海砍樵的故事,说了樵夫刘海和狐仙的爱情,前些年还搬上了大荧幕。
金庸小说里面都有渔樵耕读的设定。
纵观历史,樵夫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高频出现,同时具有穷苦和隐逸的多重含义,和渔夫构成丰厚的文学意象。无论是诗词小说,传奇故事,都能遍地找到关于樵夫的踪影。
这并不是文人们喜欢杜撰樵夫的意象,而是在从前,砍柴是一件很日常很日常的事。而且砍柴要走很远的路,去很深的无主大山,所以才会有那么多遇到神仙妖怪的素材。
这些事情是只有经历的才懂得。我小时候就经历过。
我们家乡偏远,穷,最近十几年才广泛用电和煤气等。早年间全年烧柴,几乎天天砍柴。
柴有很多种类的,简而言之,有细柴,粗柴,湿柴,干柴,引火柴,刚柴等几类。
一般而言细柴这些在屋前檐后拾一些竹枝木棍就可以解决。砍柴主要是砍干柴,刚柴,湿柴。
我们那时候放牛,要去牛家弯,当归弯,邓家河,十来里路的大山里,牛吃草,我们就去山上砍柴。
我的同龄人干这个的少,基本只有我自己。如果我和叔叔们一起放牛的话,他们会割一背草,然后在背篓再横放一捆柴。我力气小,只能背小小的一捆柴,然后赶牛回家。
邓家河有一条大河,以前是大屋场,后来拆了,只有阴森森的大山,一些坟墓和几个大粪池。那时候我常常在那样幽旷的大山里放牛砍柴。
不过我一个人去的还是比较少,那里面有点吓人,更多时候是和大我几岁的堂哥堂姐们一起去的。
牛家弯的柴也多,我爸叮嘱我,每天回家带一捆柴。背柴会把肩膀磨烂,我受不了那个苦,我爸说“你这算什么,我们小时候砍柴,分量不够不准吃饭”。
砍柴不会盲目肆意乱砍,大树好树要等着长好了修房子的,就算是无主荒山,人们也默契的不会动它们。况且稍微大一点的树没有三四个人抬不动。所以一般而言,砍柴的对象都是碗口粗的杂木,比如山茶树,栎树,枞树等;还有一类雷劈了的,雪压断了的各种死树等;再有就是一些手臂粗的小灌木。大山里的树很丰富,各种各样的柴禾,只要人够勤奋,总能找到。也不会把山砍光砍秃,如果有谁不顾一切什么树都砍,会被大家一起斥责。偷树也可能挨揍哦。
事实上,有过烧柴火的经验就会知道,一个家庭,烧柴真正多的不是做饭,而是冬天烤火。
往常从农历十月份天气下霜就寒冷异常,家家户户的火炉一天都不能熄灭,要的柴非常多,随时有人自是不必多说,时时添柴,一会儿就要烧掉一小背篓。有人不在的话,要给火炉放两颗大粗柴,把火养着,人一到了,随便添两块干柴,忽一下就是熊熊大火。生火很慢的,要是不这样养着,生半天火,人要冻僵。
老家以前是住的土家吊脚楼,下面一层养猪,周周围围堆着柴,细的粗的干的湿的码放得满满当当的。这也会成为评价一个家庭肯不肯劳动,会不会过日子的一个标志。
爷爷讲过,往常的大地主家,每天有固定三四七八个长工,去山上砍最好的刚柴(忘了解释,刚柴就是板栗树等为代表的硬木柴,干好了烧起来火大烟小)。
普通人家跟地主比不得,只能自己天天砍柴,月月砍柴,保证柴薪足够。勤劳的家庭,柴火多,在整个冬天旺炉大火,每天烤得舒舒服服的。那种懒人懒汉到了冬天家里都没有烟火气,是会被人耻笑的。
我记得早几年,有很勤奋的老人死了,大家去坐夜,完了讲起这个老人有多厉害,就说他光给儿子留下的柴这辈子都怕烧不完。
除了砍柴烧柴,过去人们过红白喜事,要用小圆炉彻夜烧炭火。这个量也不少,往年的人们的红白喜事比现在要多,娶媳妇要办,生娃有满月酒,周岁酒。要办三十六,六十大寿,七十,八十。死了人要坐夜三天。这些红白喜事要烧很多炭。
当年可没有机器炭,都是买的会烧炭的人家的制品。其中我有一个爷爷辈的,常年在牛家弯烧炭,他在山上有一个炭窑,砍了很多的柴,劈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在窑里生火焖着,封了窑,看好火候,及时熄火洒水,就会出一窑的好炭。烧炭要守通宵,万一火熄或者火太旺,都会毁了一窑柴,烧不成炭。
这操作就是白居易所说的“伐薪烧炭南山中”。
从古到今,燃料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问题,从柴火到煤炭到电气,见证了樵夫这个词语的退出,也见证了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
我记得往年的时候,村里还会隔三差五出现因为砍柴打架吵架,比如你砍了我常砍的地方,或者偷偷砍了我山上的柴,甚至可能拾了我家太多杉树刺,两家人都会脸红脖子粗的干一架。
如今,却是很少发生此等事了。邻里之间也变得更和睦大气。
可见物质文明的提升确实有助于精神文明的提升。
最后补充一点,也算是给大家一点小彩蛋,就是柴火烧的饭菜确实更好吃,尤其炒肉格外香,如今城里盛行的柴火鸡,和以前老家的柴火鸡没得比。我婆婆在世时,认为天下就数煤炭火烧的饭菜难吃,她觉得煤炭火烧出来是酸的,不耐吃。
而爷爷呢只觉得柴火烤起来更上身(更暖和的意思)。这可不是夸张,以前我们一家挤在我们的破房子里,是真的破,窗户贴了胶纸,到处地脚缝,四面透风。但是家里一炉柴火烧着,天寒地冻破屋如春,那种热烘烘的温暖,无比幸福。
柴火饭菜香,柴火火力暖,更富有人间烟火气,不过缺点嘛就是烧柴火难免“满面尘灰烟火色”。
烧煤气或电器虽然少了那些俗世中的温暖味道,却又体面得多。
有人爱味道,有人恋体面。这味道和体面之间,恐怕又存着太多欲说还休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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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问题肯定得从“柴火的成本”入手。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就有“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说法,古代交通运输条件低下,很多商品如果超出一定距离,导致运输成本高昂,会远远超出商品本身的价值,必定无人问津,无利可图。
你砍一百斤柴火,挑去百里外卖,走了三天,鞋底磨穿,衣裳磨烂,皮肉生茧,卖了20文还不够鞋钱,买十个烧饼又走两天赶回来,老婆孩子早饿死了。
所以,柴火作为古人日常生活的大宗消耗品,顿顿饭离不开,冬季取暖离不开,注定它的获取成本要极其低廉,最好就近取柴,运输成本越低越好,而且砍伐方便,越容易越好。
这就不能不考虑“地形地貌“和“城乡差别”两个因素。
农业时代嘛,平原地区良田多树木少,边边角角还要种菜,而山区丘陵森林灌木多,遍山都是,两地花在同一担柴上的钱肯定是不一样的,同样,城市居民和农村农民花在柴火上的成本也肯定两回事,有很大差别。
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当然简单,掏钱购买就行。
供应柴火的人很多,专职的有樵夫,每日上山伐木,劈开挑下山进城贩卖,以此维生,时间久了,自然会累积固定的客户,每天的柴火固定供应某巷某坊的几户,算是旱涝保收。
半专职的有猎户,上山打猎设陷阱圈套,并不是每天都有收获,碰到这种时候,就要捎带砍点柴火回去,下午进城散卖,所谓“入山不能空手回”,跟贼不走空一个道理。
此外还有季节性樵夫,也就是城市附近的农民,到了农闲时节上山砍柴,除了供自己家用,多余的积攒起来,装上满满一车进城集中贩卖。
消耗品嘛,城市居民用不完还可以攒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东西也不存在保质期,所以,不管樵夫还是猎户又或者农夫,彼此并没有什么竞争关系。
总的来说,城市居民的燃料供应还是充足的。
就是因为“地形地貌“的关系,不同城市的柴火价格存在不同差别。
离山区丘陵近的城市,柴火算得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价格相对更低廉。
而处于广袤大平原上的城市就难一点,树木生长期长达十几年,而人类时时刻刻都需要柴火,城市对燃料的需求是无底洞。
再加上林木又是一种廉价易得的建筑材料,成型的木材广泛应用于梁柱门窗、车船家具,不成型木材和硬灌木也能被大量贫民用作茅草土坯房的骨架和屋顶.......
树长的慢,人用的快,供需矛盾紧张。
长年累月的砍伐必定导致人进林退,大片森林变成小片树林,树林最后消失,最后整个城市无柴可用,吃饭都成了问题。
北宋时的东京汴梁,当时人口过百万,世界第一的超级大都市就遭遇过这种窘境,周围一片平坦,又没有山,随着森林退化,樵夫们经常要跑到离城三五十里的地方砍伐,柴价自然跟着上涨,居民苦不堪言。
好在古代城市一般都临水而建,船运发达,“百里不贩樵”指的是陆地运输成本,而成本极其低廉的水运贩卖柴火和木炭就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
当然,汴梁离山西近,热效更高的煤炭也成为一个燃料来源的备选。
《宋史·食货志》记载:“治平二年(1065)……由京西、陕西、河东运薪炭至京师,薪以斤计一千七百一十三万,炭以秤计一百万。”
从这么远的地方运过来,就算水运成本低,价格也肯定比以前贵不少。
北宋的士大夫们玩的嗨,专门把煤炭捣成煤末,加入梨汁调和,倒入模具,做成所谓的“梨炭”来烧水煮茶,据说能中和煤炭里的毒气,燃烧时还散发出梨子的香甜.......后世土豪都不敢这么祸祸。
所以,古代平原城市居民在燃料上的支出相对高一点,靠近山区丘陵地带的城市居民,燃料支出相对就较低。
以上是城市居民,下面说农村和农民,一样受“成本和地形”这两个条件限制。
1、山区丘陵地带的农民,只要肯下力气,柴火是不缺的,除了树木,各种硬灌木也耐烧,闲着没事就去山里砍一点,捡一点,除了自家使用,积累起来也值得进城卖一趟。
其实他们还有一个更省事的选择——秸秆。
秋后收了庄稼,把秸秆收回来,捆扎起来堆在院子里,随用随取超方便,可惜——不行。
因为古代有赋税,除了货币税还有实物税,比如布帛和柴草,官府以“束”为单位,统一收取后囤积起来,专门供应军队和衙门使用,日常做饭+冬季取暖,以及大批军用骡马的食用草料。
本来山区就地少,秸秆产出也少,缴税之后还要留一部分给牲口嚼用.......秸秆相对于随处可见的木柴就显得珍贵了,日常使用必定以柴火为主。
2、秦岭淮河以北平原地区的农民就苦逼多了,出了大门放眼一望,方圆百里千里平平整整,一望无际,除了农田还是农田,木柴少而珍贵,就只能烧秸秆来做饭。
那玩意占地大但热效低,做个饭死费劲,为了冬天取暖以及喂牲口,还要尽量省着用,所以做饭一般摊和烙为主。
不是大饼煎饼多好吃,是因为省燃料。
(抖音上很多人跑印度、巴基斯坦和非洲,吐槽当地人只会千篇一律吃大饼,好心教当地人用中国土灶煮面条,给我乐的,他们缺的是土灶吗,缺柴火啊大哥!
把铁锅反过来,弧面朝上,底下烧点枯枝树叶,茅草都行,把面团擀薄了往上一摊,翻个面十来秒就熟,不用五分钟,全家一天的主食就出来了,还有比这更简单省事的么,不是他们喜欢啃大饼,是条件有限,不得不啃大饼。)
虽然是粮食主产区,白面不缺,也是有客人上门才敢做一顿面条招待,因为烧一锅水用的秸秆就够全家吃七八天大饼了,北方很多平原地区,以面条待客为上礼就这种传统习惯的遗留。
他们还有个更苦逼的地方,冬天难熬。
冬天想靠小麦秸秆把炕烧的热热乎乎,至少得上百斤往里填,除非家里有几百亩地的地主才敢这么奢侈,普通人家除了利用一天两顿饭产生的那点热量,来热乎一下,给屋里稍微提提温,省的夜里睡觉冻死人,其他时间基本就是靠“捂着棉袄打哆嗦”来干熬,外面下大雪,屋里是冰窖,一家人挤成一团开启震动模式。
所以,古代北方地区城市的官府一到冬天就加大巡视力度,一怕失火,火借风势,全城烧为白地,二怕贫民大批冻死,影响政绩。
宋《事物纪原》记载:大中祥符五年( 1012)十二月六日,帝(宋真宗)谓王旦曰:‘民间乏炭,秤二百文,令三司出炭四十万,减价鬻与贫民。
我一个表妹在工作的地方认识妹夫之后成了家,表妹夫老家就是大平原农业省,他们十年前结婚的时候我们娘家人去了一趟,正是初冬,可要了命了,把我们冻毁了,他们家连棉门帘子都不挂,就一个单薄的布帘子,人流进进出出,外面零下五度,屋里零下八度。
我们给亲家提了提意见,公婆才抱来一小捆小麦秸秆勉强烧了烧,我估计给屋里提升了0.5度。
他们还笑话我们,你们那边煤多,享受惯了,还不如我们抗冻,体质不行啊!
尼玛这套“适者生存”的理论还贼有道理,我拖着大鼻涕都没法反驳。
我们这儿是煤多便宜,跟不要钱一样,没通暖气的时候,冬天一铁锹一铁锹往炉子里扔,生怕火不够旺,屋里不够热。
东北我老丈人家就够呛,尽管丘陵地带不缺柴火,偏偏封山育林不能砍,做饭还是上玉米秸秆,冬天一样秸秆烧炕,这几年好点,用上了土暖气,还是给我冻的鼻涕哈达,可能习惯了暖气,真体质问题。
表妹和妹夫在外地买了楼,这几年一到年底,就因为回哪边过年打仗,娘家这边住的村里小区,冬天暖气贼热,春节七天既方便也不遭罪。
那边婆家还在村里住,仍旧老习惯,舍不得秸秆烧炕,靠捂靠哆嗦,表妹一回去就24小时开着电暖风,婆婆一见电表唰唰转就高血压,婆媳俩经常因为这个吵架。
现在这条件真心不是因为缺钱心疼,纯粹就习惯使然,老太太一直认为电暖风晚上八点到十点开俩小时就足够足够了,哪怕我七八岁的小外甥女一回奶奶家,就手脚生冻疮流黄水,伤风感冒是常事,老太太依然坚持传统,认为冻着冻着就好了,就习惯了,祖祖辈辈都这么来的,就你们矫情。
表妹没招,这两年回来,先年三十上婆家住一天,见面点个卯,看个春晚,吃个团圆饭,第二天大年初一丢下妹夫抬脚就走,带着孩子坐车跑几百里回娘家过年.......据说两口子快过不下去了。
明明有条件暖暖和和,非要学古人靠抖靠哆嗦.......习惯这玩意还真是强大的可怕,几千年生存的恐惧刻在农民骨子里,要磨灭可不是一朝一夕。
最后补上答案:
山区丘陵地带,不管城市还是农村,柴火不缺。
而平原地区,农民烧秸秆,城市居民买柴火,来源是燃料商人利用古代低廉便捷的水上交通,将木柴木炭煤炭等燃料,从外地贩运而来。
最后附一点关于燃料对各地饮食方式的影响:
无论南北,柴火多的地方,人们大多喜欢炖煮蒸煲,而紧缺的地方,一般喜欢烙摊焖。
南方饮食为啥整体比北方精细,四大菜系里就有三个是南方菜?
除了气候原因,粮多副食多,取之不尽的柴炭多也是一大因素,有足够的条件供他在饮食上下功夫,北方讲吃饱,南方讲吃好。
北方草原虽然柴火少,但遍地牛粪是最好的燃料来源,炖煮蒸都有条件。
唯独北方平原地区比较惨,除了粮食多,其他条件都跟不上,老牛拉一滩屎都得赶紧扔到地里肥田。
历史上这些地区经常遭遇两种极端待遇,要么非常好,要么非常坏。
和平时期,华北平原和中原地区的粮食多的吃不完,一到战乱就完蛋,各路造反军阀都盯着这些大粮仓,乱军混战,反复蹂躏好几遍,动不动就糟蹋的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每次王朝更迭,先遭殃的就是他们。
到了现代更惨,几个纯粮主产农业省份或一些县市,要是没矿产,交通再跟不上,又被便宜的进口粮阻击,时代红利往往都是最后一个才吃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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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历朝历代都禁止滥砍滥伐啊,不禁止不行啊,砍柴的就差把皇陵边儿上的树都给砍了。事实上皇陵还真被砍了,清西陵到了民国期间,守备松弛,原先严禁砍伐,砍了就杀头的树,一下就被扫荡干净了。
这没办法,刚性需求加上供不应求,再来个深山老林没人管,就等于是森林植被的一场灾难。
不过原先做饭不一定就用木头,明末以后,农人起火用这个:
以前都是运家去慢慢烧,但近来天然气、煤气、煤炭、电锅的普及,以至于用不着这个了,因此秸秆批量焚烧又成了新问题,一到季节,镇上就派个喇叭车宣传国家法律,“秸秆焚烧,蹲监坐牢”“你在地里放把火,马上监狱过生活”。
当然用这个烧火,吃的速度太快,续火的手不能停,十分麻烦。所以用秸秆起火后,就用玉米芯(玉蜀棒槌)续火:
基本上平时做饭问题就解决了。
还是有用木材的的。
好木材自然舍不得用,就用废弃木材。
去山上砍柴、去林子里捡树枝。
有时候还得去挖树根,因为批量伐木的,杀完了树会留下树根。树根也不小,所以扛着䦆去刨树根。
古代自然也用煤炭,似乎从炎帝时期就开始了,这东西发现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可惜有个弊端,“数千百年来,华人无祛除煤气之法。有之,自洋炉入华始。”
自古死于煤炭中毒的不计胜数,北方苦寒,不烧煤炭,晚上又冻得睡不着,所以只好勉为其难地用了。到洋炉子传进来,煤炭中毒就少了,浪费煤炭也少了。因为“洋炉之双盖者,以泥杜其两端,专用其中之圆盖,烧煤至少。去其盖,可以烹爨,爨毕仍盖之,数口之家饱且暖焉。”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煤炭炉子,做饭取暖一体的,做饭拿下盖子,做完再盖上。
而富户家中,用于取暖的炭炉,大略是直接敞口放在房间里的,这样比较温暖一些,但是不中毒才怪。“吾师嵩文恬公以刑部尚书为内务府大臣,竟死于煤气。”(清·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
这种东西,自然不会平白浪费,上头放个茶壶,就可以煮茶,放上锅,就可以炒菜。
中国现在十多亿人,也能保证绝大多数人用得上电。同理,古人也总有办法生火,就不必担心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