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百姓真的都吃不饱穿不暖吗？ 第1页

先看看外国使者对明朝的感受

在16世纪欧洲人的记录里，明朝城市的最直观印象，就是“大”。以明朝嘉靖三十一年曾旅居广州的葡萄牙人克鲁士的话说：“中国比听起来要大得多。”比如他所在的广东省，每个小镇都像城市一样“极壮丽”。广州的郊区都是“幅员可跟里斯本相比。”

而比“大”更叫克鲁士流连忘返的，更是明朝城市“人口繁庶”的生活。广州普通百姓的家居装修，都到了“令人惊羡”的程度，家家都是清雅的家居布置，房屋十分清洁，家具非常精致。每到夜晚时，河边更常有“文艺青年”吟诗奏乐。有时克鲁士也常带着乐器跑去河边凑热闹，跟新认识的广州青年们合奏一曲，场景其乐融融。

何止是克鲁士见到的广州？同样是16世纪的万历年间，西班牙使者拉达，更在福建的城镇里，看到了明朝城市里宽到“15骑可以并行”的街道，还有绿树成荫的城市。城市不但卫生清洁特别好，而且还有叫西班牙人连呼不可思议的“养济院”，可以收留乞丐和残障人士，还有“充足的大米供应”。市面上鱼肉的价格都很便宜，花一点钱就可以吃到丰盛的宴席。如此国度，简直是“全世界最富饶的国家”。

繁华的明朝农村

与热闹城市生活对应的，就是16世纪明朝的乡村。

叫当时来访外国人最震撼的，就是明朝的农村，那扑面而来的绿油油农田。在同时期的欧洲，郊区还常见各种荒地野地，而在他们造访的中国东南地区，以克鲁士的话说“耕地差不多全开垦出来”，而且粮食蔬菜水果都非常丰富。拉达更为明朝农村的强大技术折服：福建当地的筒装大水车，轻松就灌溉大片良田，连山顶上的农田也能灌溉到。简直是“物产丰富而人口众多。”

这样的富庶水准，叫16世纪末造访中国的欧洲汉学鼻祖利玛窦，也是心悦诚服的认输：明朝的农业“产量远超过西班牙”，这样的乡村“整个看来象一座大花园，并有无可形容的宁静与安详。

硬气的“明朝制造”

当然，16世纪时造访中国的这些欧洲人，观察明朝时，各个细节都不放过，就为评估大明王朝的国家实力。于是稍不留神，就被“大明制造”惊一下。

比如生活在广州的克鲁士，平日闲来逛街时，就常被广州店铺里的手工业品惊到：中国的金银铜铁器皿，样样都别致耐用，比如各种箱子，都是颜色精美性能独特。中国人的制造水平，简直是“精湛技艺，巧夺天工。”

同样把克鲁士惊到的，更有广州城的船舶，各种大小平底帆船，全都让他大开眼界。甚至还做出了一个雷人形容：明朝能够“用船在中国和马六甲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如果说这强大的造船业，还只缩影了民用船舶，那么拉达更记录了明朝战舰的风采：“他们为打造而制造大而坚实的船”。明朝的火炮水平也是“比我们的好，更有威力！”

但最震惊当时欧洲人的，还是明朝的城市建筑。以西班牙学者门多萨的形容说，明朝城市的道路又宽又直，整个国家的道路四通八达，那真是“世界上最好的公路”。更震撼的却是明朝的桥，那些在中国人眼里不稀奇的石桥拱桥，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就是不可思议的工程。比如泉州城里那些铺着长石板的巨型桥梁，叫门多萨惊呼“靠人力似乎难以架在桥上。”惊呼完后，更是服了气：“他们（明朝人）可以造出世界上最好的建筑来。”

肃然起敬明朝人

在被明朝惊讶过多次后，他们对于明朝人，又是什么看法呢？曾经和广州青年一起玩音乐的克鲁士说，明朝人很聪明，“在任何事情上只用巧劲，不用蛮力。”而且非常勤快：“这个国家中懒人受憎恶，被人嫌弃。”

而拉达眼里的明朝人，更是非常健康：“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体质，匀称而且是漂亮的人”。生活更是考究，尤其注重公共卫生：“他们第一是极其整洁，不止在房屋里，也在街上。”

明朝的军队呢？亲眼看到明军士兵操练的拉达，看到了明军整齐划一的战阵，熟脸的操练动作，以至于“西班牙人认为他们超过了全世界采用的战阵。”

这样的明朝人形象，也就成了利玛窦书信里，那句影响欧洲“中国热”的感叹：“中国人的智识与能力，真是太高太大了。”

这个在他们眼里，无比惊艳的明朝，见证了勤劳勇敢的中华祖先们，生生不息的辉煌。可以说当时的中国成为欧洲人谋求自身发展的一个远方的他者，成为一个欧洲体系外可作为论据引用的榜样。

再看看人们对清朝的印象

满清异族统治时期百姓真的有幸福感吗？明朝如果真的是一无是处，那么满清觊觎的中原又有何意义？

清史泰斗戴逸先生对古代王朝的盛世有过这样的定义，“盛世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是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病在较长时间里保持繁荣而稳定的一个时期。盛世具备的条件是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家强大以及文化昌盛等。”

戴逸先生说：“传统观点认为汉、唐是真正的盛世，无论国力还是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达到极盛，而清朝已经开始衰落，不如汉唐。我则以为，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康乾盛世正如这位清史泰斗所说的那样吗？

很遗憾，康乾盛世被夸大的，或者很多都是鼓吹的结果。对于康乾盛世的真实情况，当年来大清商谈通商的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最有发言权。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人渴望与大清通商，进而开拓中国市场。

英国人认为富有外交经验的马戛尔尼适合担任这项任务，由他率领一支庞大代表团，以给乾隆祝贺八十大寿名义来商讨通商。当时清朝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在欧洲广受欢迎，在马戛尔尼心目中，大清太富有了，哪里一定是国家极其富庶，老百姓生活快乐富足，没有教会的限制，到处都是自由的空气。

对于刚刚摆脱中世纪黑暗泥沼的欧洲人来说，中国就是一个理想社会。然而，马戛尔尼失望了。马戛尔尼使团在澳门稍作休整后，立即北上前往承德避暑山庄见前后皇帝。一路上，马戛尔尼被老百姓的贫困所震惊。

约翰·巴罗是马戛尔尼代表团的总管，在他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大多破烂、肮脏，相当吃惊。破旧的房屋，有的用半烧制的砖，有的用泥土修造，屋顶用稻草或芦苇搭盖，有的茅屋四周有泥墙，或者用粗制的芦苇、高粱秆围起来，其中一般住着两三代人，还喂养牛、猪、鸡和其他家禽。”

乾隆为宣扬大清是“天朝上国”，命令沿途官员要招待好这些英国人。各地官员立即行动起来，他们送来牛、猪、羊、鸡等，由于运输条件差，很多都在碰撞中死去。英国人不喜欢吃死物，他们将其扔掉，结果老百姓疯狂争抢，甚至连英国人扔掉的残羹馊饭都争抢。

除了住房条件差，吃不饱肚子外，马戛尔尼还发现老百姓羸弱不堪、骨瘦如柴。大家都知道，马戛尔尼的这次出访以失败而告终，他带来的工业革命的众多成果，比如蒸汽机、报时的钟表、“自行狮子”、“机器人”、“望远镜”等，没能打动乾隆，反而被后者“天朝上国应用尽有”而拒绝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