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正确吗？ 第1页

你以为古代的商：富甲豪商牵头，漕运物流运送，小商小贩做终端，让全国各地的特产物资和经济金融流通起来，商是帝国的血管脉络，抑商无异于让全身血管堵塞让各个器官坏死！

实际上古代的商：丰年联合起来欺负泥腿子没话语权打压价格，灾年囤货奇居天价卖回给泥腿子！安定年月联合官宦权贵大鱼吃小鱼，战乱年月勾结异族外敌大发国难财！平民的灾乱与他们无故，军队的胜败跟他们无关，国家的兴衰在他们眼里也毫无波澜，在春秋战国时代他们是攻伐的武器，在大一统王朝时代他们是帝国身上的毒瘤，也是最古老又原始落后的资本主义。

他们的所作所为能让殖民主义看了沉默，资本主义看了落泪，共产主义看了要砸烂他们的狗头。即使是清王朝终结之后到现在也能在世界各地依稀看到他们的影子！

他们现在叫财团、财阀、买办、军工复合体、民族企业家等等

他们中出名的事迹有凯申物流、四大家族、两白一黑、援朝假药黑心棉、字节滑跪、杰克马等等等等

所以说难道一个政权就不该打压这些统治者和平民共同的敌人么？

另外商人的定义在春秋战国之后指的是那些有能力左右国家经济的人或者群体，类似于现在的资本家，战国最后一个有名的商人就是典故奇货可居的主人公——吕不韦

而那些靠买卖为生糊口的底层人民，一般称为贩

比如贩子、贩夫走卒、织席贩履之辈

就算你以前不理解，那么看看最近几年里现代人都去搞金融房地产指望炒房子炒金融产品轻松实现钱生钱、没人搞实业制造业科技研发产业升级所造成的恶果，你还不明白？

农业实际上就是古代版本的制造业。

重农抑商实际上就是避免经济脱实向虚，遏制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大量流出实际产生物质财富的产业统统去炒块钱的思路的古代版本。

重农抑商这事，管仲有很大的责任。他以商业谋略攻城掠地，向大家揭示了一个事实：抑商没钱，轻农没命。

比如著名的衡山之谋。齐国要打衡山国，但是又怕干不过。结果管仲说，让齐国先高价买衡山国的土特产——兵器，这样就引得齐国的邻国怀疑齐国搞军备竞赛，于是他们也去买衡山国的兵器，再然后邻国的邻国也去买衡山国的兵器，结果衡山国的兵器价格翻了好几倍。于是，衡山国人民大量放弃农业去制造兵器。即使用今天的角度看，这也是绝对的产业升级——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型，这不是很好吗。

同时管仲又要齐国的大臣隰朋，以50钱一石的价格收粮，而当时的市场均价是15钱一石，于是，秉承“盈利就是正义”的理念，衡山国和其他诸国又把存粮全卖给了齐国。

时机成熟了，管仲宣布齐国和衡山国断交，兵器也不买了。

这时，兵器市场因为之前的冲动消费，已经有了很大的泡沫，齐国一不买，各国都不买了，衡山兵器积压成山，无人问津。而粮食生产早被抛之脑后，还把储备粮疯狂卖给齐国，导致衡山国的粮食完全不够。

并且现在粮食最多的齐国还不跟衡山国交易了。

结果，齐国兵临城下，衡山国不战而降。

类似的买鹿制楚、买狐降代，都是用商业的手段把对手的农业干废，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生产力有限的情况下，重农抑商远比重商抑农好，具体来讲有三方面。

一是因为粮食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从商业的角度看，粮食与其他商品的关系或许和《管子•轻重篇》里说的一样：“谷重万物轻，谷轻万物重”。现在学了经济学的人也可能说什么粮食少了就会变贵，贵了就会吸引更多人去生产，然后供给上来了，粮食价格再下降，价格便宜了大家就不生产了，供给又会下降等等。但实际上谷轻万物重可能出现，谷一旦重了，闹了粮食危机了，结果就是掀桌子亡国了，哪还有机会让你转回来？今天我们看历史，为了钱财杀人那叫十恶不赦，没粮吃活不下去了，你把皇帝老儿撵下来都没问题。

二是市场参与者反应的滞后性。这点不要说古代，现在不也有——去年猪肉价格上天，大家都开始扩产能。结果今年生猪集中出栏，那价格一泻千里，一时间又开始大喊“肉贱伤农”。这还是有宏观调控辅助着稳定市场，猪肉价格真低了国家还能往回收购的情况下。衡山国这种情况，要惨的多。那粮食又不是今天种明天收，农时错过了就是一年没收成。我春播的时候把你吸引着不去重地，后面随时断交都可以，更别说还可以考虑青黄不接的时候落井下石。何况还有管仲这种谋略家（现在学名叫“狗庄”）利用信息不对称搞事情，哄抬价格再狠狠砸盘，这谁受得了。

农业和商业，生产力足够，可以兼顾的时候那就兼顾，不能兼顾必然选择农业。对小民来说，有粮食可以保证不死，对国家来说，有农业可以保证百姓不反。

从春秋开始，抑制商业的真实动机一直是：商人的富有程度，超过了官员，遭到官员的妒忌。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取得对游牧联盟战争的重大胜利，摧毁了武力强盛的匈奴帝国，正是汉武帝时期。

而汉武帝之所以能发起如此规模的战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汉朝拥有60万匹优质战马。

战马在古代战争中的作用，和二战时期的坦克车类似，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性装备。

而汉朝的这60万匹战马，从何而来？

发展农业能够生产出战马吗？

答案是不能。

这些战马都是通过对外贸易，主要是利用丝绸之路用汉朝的优质纺织品、农产品、手工业日用品、冶金产品、化工品、等，和西域各国通商交易而来。

到了汉武帝发动战争的关键时期，汉武帝搞超发货币，形成大规模通胀，疯狂爆兵，将国家全部资源搜罗一空，用于军事斗争。

汉五铢钱的年代可谓久远，但是在古钱币市场，汉五铢钱的市场价格一直不高，其原因就是发行量太大，存世数量为古代货币数量前列，因此不值钱。

史书《史记》中，专门有一个章节叫做《货殖列传》详细记录了古代商贸活动，其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成为千古绝句。

可以这样说，没有张骞打通西域，形成丝绸之路，汉朝全力开发对外贸易，换回极其重要的战马资源，就不可能取得在军事装备上的优势；没有汉武帝的一系列货币金融政策，就没有汉朝国防部队的雄厚的后勤保障能力；没有汉武帝的商业开发能力和外交上的突破和西域各国的联盟，就没有对匈战争的胜利的可能性。

霍去病的部队拥有中国古代军队的顶级装备，这支部队的快速机动性，迅速横扫匈奴王庭，就是因为这支部队全部由精锐组成，后勤物资全部在马上，每个士兵经过了严格的战马骑乘作战技术训练，而且该部队每个士兵拥有5-6匹战马，比游牧联盟部队还要高级。

作为反例，南宋时期主要通过海洋贸易，国力经济强盛，但是因为丢掉了北方领土，已经开始汉化的辽金掌握了对宋贸易和经济制裁的要领，对南宋坚决执行贸易禁运，不允许任何人和南宋进行战马物资交易，使得南宋的军事装备，主要是战马数量严重不足，最短缺的时候，南宋只有战马1万3千匹左右，始终处于军事装备上落后的局面。

从管仲的“官山海”到西汉桑弘羊的“管山海”都是在讲述中国古代对于商业的重视。实现“官山海”的管仲，就是国家控制资源，将探明储量的山林、矿山、盐场等拿出来，招商引资，吸引民间资本共同开发，增加国家赋税。桑弘羊的办法则是由政府垄断经营，搞专卖制度。

中国古代王朝的朝贡体系，一方面是形成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地缘政治格局，另一方面就是利用中原王朝的农业手工业科学技术和商业贸易优势，和周边政治势力进行经济贸往来，通商交易。

明中期的倭寇之乱，就是因为明朝对日本实行贸易禁运，严禁中国沿海民间和日本进行远洋交易，控制日本白银流入数量，限制日本的经贸发展。最终逼迫日本船队从商队变成了海盗。从贸易变成了上岸抢劫。

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纺织局和瓷器生产厂的规模巨大，拥有上万名员工的企业比比皆是，日夜不停生产外贸商品。

士农工商，虽然商人的政治地位靠后，但是商仍然是中国的上流阶级，在政治地位上的排位不高，但是在国家经济建设发展中，商人一直是受重视的。

因此，所谓的中国古代重农抑商这个说法，并不对。是对于中国历史研究中，一个强行总结出的结论，片面强调小农经济，而有意忽略了中国古代对于商业的重视，这是错误的。

不重农的雅典被更重农的斯巴达打爆，不重农的希腊被更重农的马其顿打爆，马其顿又被更重农的罗马打爆，由此看来中农轻商非常正确。

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再正确的政策，也有时效性，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时代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还选择过去的道路，形成了路径依赖，并最终积重难返。

重农抑商一直到明朝以前，都算得上是正确的决策，因为古代粮食产量低下，想要保证政权运转，必须要有足够多数量的粮食被征收上来才行。这样才能保证官员的工资，军人的军饷以及救灾的物资。但是随着新大陆被发现，优质作物被引进，需要的农业人口其实已经不用那么多了。但由于政策的路径依赖，导致高产量农作物被引进之后，带来的不是生产力的革新，反而是出现了更多的人口。人地矛盾的诅咒没有摆脱，只是让其爆发的时间变成了更多人口以后，最终的结果自然是落后被先进击败，中国进入了新的时代。

所以重农抑商这一政策在诞生之初是无比正确的，应该采用的，但是一个政策运行了两千年，再好的政策也会出问题。而中国两千年来的“重农抑商”，使得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最后以“祖宗之法不可变”为结局收场，也算是求仁得仁。

所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以为对方重商，重视冒险，结果被重农的国家击败，被当做奴隶很多年。殊不知这种失败也变成了积累，并最终让重农的国家遭受了惩罚。

很多时候，成功不一定会带来另一个成功，也许其中孕育着巨大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