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睡前消息》377期分析云南白药成功的历史是从铁路时代开始的? 第1页

377期《睡》上线后的次日，我就开始写这个答案了

这一期的话题，涉及到几个和地理、交通和历史有关的知识点：

1、滇越铁路

2、法国在中南半岛、中国西南地区的殖民活动；

3、中国西南云贵地区的地理环境；

4、十九世纪后半叶，法属印支殖民地的经济活动，法国在云南的土药交易活动等。

在知乎写答案，消耗了我大量的业余时间。但是我对这一期当中的相关史地学、法国殖民地经济史特别有兴趣，实在管不住手。

拖到今天才发布答案。主要是因为以前挖了很多坑，时常有人通过站内私信问什么时候更新。

我心说尽管答案篇幅长，确实不能总是写一半。以前的坑估计还是没空填，但这次好歹也得写一个完完整整的答案。

马督工开篇表示要回顾下“云南近代的交通地理”，但本期内容中涉及到云南交通地理的的部分陈述内容，还是有一定偏颇的。

比如说，开头“在成昆铁路通车之前，云南的大多数特产几乎只再本地销售”；“滇越铁路通车之后，从昆明坐火车到越南的港口，再转轮船到广州和香港，只需要四天的时间。”

可能是为了突出“铁路”和“白药”这两个形成因果呼应的主题吧，这期《睡》过分强调了滇越铁路出现后的作用，以及滇越铁路出现之前云南地理/物产方面的种种交通不便，以此形成对比。但是在陈述中又忽略一些必不可少的东西。

《睡》忽视或者说贬低了在铁路出现以前，云南利用红河河谷展开航运，从越南借路，与广东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地建立政治经济联系的这条交通线。

而实际上，云南的政治势力或商贸团体，利用红河河谷，借道越南，再与闽浙粤等东南沿海建立政治联系或开展贸易来往，在明清两朝始终存在。到了晚清，当法国在中南半岛建立印支联邦殖民统治，并向云南渗透时，同样尤其重视红河航运。

在“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这条云南民谣兴起之前，早就有“（红河）水路不通国内通国外”的事实了

因故，377期《睡》对云南地理、物产、外贸和滇越铁路交通行程的种种陈述，有重新商榷的必要。

数年前，我曾经接触和整理过有关法属印度支殖民地经济活动，法国“东方大殖民地计划”的相关资料，其中就有滇越铁路和云南地理的内容。就借这个答案，换一个视角，给督工补充一些内容

在明清两代，云南盛产铜、银、锡、茶叶、野生动植物药材、烟草（云烟带来的收入，其实远超过药材，直到现在，云烟都是云南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晚清又多了滇土（鸦片）；但是粮食、食盐和布匹等基本生活物资又严重不足。

山多田少，是缺粮的主要原因；处于热带雨林气候，常年湿热，不适合种植棉花，是缺布的原因；即不靠海，也缺少盐井，是缺盐的原因。

因此在明清两代，从外省、外国进出云南的贸易活动一直就存在，而且非常重要。当时云南人从本省以外购买的粮食和食盐，主要是来自越南。

这要滇越铁路出现之前、云南的地理形势和交通状况说起。

一、元江—红河航道

铜、银、锡、茶、药、烟、土……这些云南本地物资实在太多了，本地人是远远消费不掉的，所以没有铁路之前，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商旅，都想方设法往外销售。哪怕只靠马帮和木船，照样也得尽力往外运，不存在“在成昆铁路通车前，云南的大多数特产几乎只在本地销售”的情况。

1、

云南作为中国大西南的内陆省，处于横断山脉腹内，地理环境极为封闭，经济基础薄弱，文明开化程度低。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明清两统治中国，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时代，云南与外部联络沟通，主要通过下面地图中标出的六条路线——

从西北的黑色线开始，按照顺时针顺序：

A、北线（黑实线），经本省姚安—元谋，四川会理—西昌—昭觉—雷波—宜宾，抵达四川宜宾后，可以利用长江水路。三国诸葛亮征孟获走的就是这条路。

B、北线（黑虚线），经本省会泽—邵通—盐津，到四川宜宾，取长江水路东下；因昭通的古称是朱提，又称朱提道；

C、东北线（绿），经本省曲靖—沾益—宣威，到贵州六盘水—毕节，之后可再分两路，一路向东可以通往贵州贵阳；一路向北到四川泸州，取长江水路东下；

D、东线（蓝），经本省玉溪—通海—建水—蒙自—文山，到广西富宁—百色—南宁；

E、东南线（红实线），经本省玉溪—通海—建水—蒙自—文山，经（白）马关—都竜（都龙），前往越南的河江（河阳）、取红河北岸而下，前往越南的宣北、安沛、首都升龙（今河内）、海防港；

F、东南线（红虚线）、经本省玉溪—通海—建水—蒙自—蛮耗，从河口出境，沿红河南岸而下，经过越南老街、抵达首都升龙（今河内）、海防港。

在明清两代，官员和厂民出入云南，基本都走ABC三线；其中大部分官员入滇，重点走B线。

再加上四川物产丰富，纺织业和制盐业很发达，丝绸和井盐的产量大，可以对云南输入。由此从明朝到民国600多年，川滇两省的文化联系与经济联系一直都很紧密。

2、

但是这六条路当中，路途相对最短，路况相对最好的，是E线和F线，尤其是F线。

从昆明出发，走B线前往四川宜宾，路程约1680里，主要靠马帮，行程25~30天；

同样从昆明出发，走F线前往越南海防，路程约1400里，有马帮和船只两种手段，行程22~30天。

如果不考虑国界和政治外交因素，假设朝廷任命了一位云南巡抚，他动身去昆明上任，最方便的路径也是F线：先从北京南下去广州，从广州乘船出海，抵达越南海防港，然后穿过红河三角洲平原而上，从蒙自河口口岸（今天红河哈尼族自治州首府）进入云南，最后抵达昆明。

F线能成为首选，是因为利用了发源自云南境内、经越南北部流入大海的元江—红河河谷。

3、

不妨看一下云南的地形图。

云南地处云贵高原，全省都是深色的崇山峻岭，然而就在云南的南部，有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绿色深沟。就好像老天爷拿着一把美术刀，刻出一道深槽。这就是元江河谷。

3、

云南红河哈尼族自治州的河口镇，这里是云南全省海拔最低的地方，海拔高度“仅”有76米。河口对面，是越南老街省的首府老街市（Lào Cai）。

元江和南溪江在此相汇，故名“河口”。从石器时代氏族部落文明阶段开始，人类就习惯以河湖山脉河口山口等自然障碍物，作为划分势力的地标。河口成为天然的国界。

元江继续朝东南方向延申，进入越南境内，才叫红河。越南人还对红河做了细分：大致安沛以上的河段在山谷里，叫洮江；安沛以下的河段在三角洲平原，这才叫红河。

二、明清鼎革对越南的影响

十七世纪初的明清朝代更替，同样对中国西南地区和越南造成深远影响。

南明政权和大西农民军余部相互结合，在云贵粤桂坚持了十余年的抗清战争，最后退入缅甸覆没。而追杀永历帝、之后又带头发动三藩之乱的吴三桂，也曾长期镇守云南。

南明、清朝、三藩和据守福建金、厦、台湾的郑成功，都注意这条航海前往越南，再从越南借道前往云南的路径。

1、

越南当时也处在南北朝对峙状态。后黎朝（黎郑）统治北方，阮主控制南方，双方征伐不休，大致以兰江——争江为界，划江分治。

南方的阮主家族，原本是后黎朝实际掌权者郑检派到南方顺化担任总镇守的武臣，他逐步实现地方割据。所以，尽管后黎朝的政权已经被郑氏把持，但依然被明朝视为越南的正统。

明朝灭亡后的1644~1646年，朱明宗室在南方先后建立南京弘光、福州隆武、肇庆永历等几个小朝廷。

黎郑曾主动派遣贡使，与这些小朝廷建立联系，试图得到后者的册封，维持宗藩关系，以此继续强调他在越南的正统地位。反过来，这些南明小朝廷也希望越南能提供物资，甚至幻想交趾国能慷慨借兵，帮助他们恢复江山，对抗清军。

弘光和隆武政权很快就被清军消灭了。只有远在广东肇庆创立的永历政权，此后与大西农民军余部结合，坚持了十余年的抗清战争。

广东不仅临海，距离越南还很近，于是黎郑使节向永历帝称臣，得到永历帝的承认。

但是到永历3年（清顺治6年，1649年），清军平南王尚可喜从湖南南下进兵广东，次年占领广州，之后继续向广西进兵。永历帝被迫向西，逐渐退入西南腹地的云贵两省。

2、

永历11年10月（清顺治14年，公元1657年），困于云南、即将覆灭的永历小朝廷，仅在广西省的廉州、钦州一带，还控制仅存的少数出海口，居然还派遣周金汤等人冒险出海，经广东潮汕，前往福建，联络据守金门和厦门的郑成功。

漳平伯周金汤、太监刘国柱，赍印册，同杨廷世、刘九皋，从广西间道，由粤东龙门航海来厦。——《台湾外记 卷四》

郑成功非常兴奋。次年正月，他也派遣徐孚远和黄事忠等人，乘船出海觐见永历帝。不过，仅相隔两个多月，广西沿海仅剩的出海口也被清军占领。徐孚远临时决定前往越南，与黎郑沟通，打算借路去云南。

三月初，徐孚远一行在越南登陆，在随后的交涉当中，遭到黎郑的刁难和拒绝。

时永历遣漳平伯周金汤、太监刘柱，从海上至思明，赍延平王敕命至，晋封潮王。赐姓欲恢复南京，然后称王，故文书告示只称令旨。后金汤复命，云南已破，死于广海。
前监国鲁王之科臣徐孚远，附海船至交趾，欲从交趾王借道归永历。（交趾）王欲起臣礼赐见。孚远不肯，登岸而回。——《海上见闻录》永历十二年

3、

黎郑之前向永历称臣，此时却态度逆变。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几家势力之间军事斗争的形势变了，永历政权快要撑不住了，越南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清朝施加的压力。

徐孚远把他这次经历写入《交行摘稿》，其中提到了他在越南获得的一些情报：

……我朝遣使至贵国，二百余年，载在国典，只行宾主礼，此贵国先王及贤大臣所共知也。惟去岁，秦、鲁二藩使来，用拜礼。二藩虽贵，乃大明之臣。——《交行摘稿》

秦藩，指秦王孙可望。鲁藩，是南明小政权当中没称帝、在浙江绍兴监国的朱以海。

徐孚远在永历12年3月初抵达越南，“去岁”就是永历11年。

孙可望为何主动派人联络越南黎政？同是这年10月，永历又为何冒险派人出海去联络郑成功？

联系到此时发生的其他事件，我不妨做以下猜测：

永历政权在大西南惨淡经营十余年，对抗清朝，主要依靠原大西农民军的两个关键将领——孙可望和李定国。然而就在永历11年秋，孙可望带领大军，从贵州起兵，入滇征讨李定国。孙可望战败后，在次年春投靠清朝。

永历11秋~12年春，恰恰是孙、李矛盾激化到兵戎相见的关键时期，这场内讧导致永历政权的大分裂和急剧衰败。

孙可望主动联络黎郑，或许是劝说越南配合他夹攻李定国，或许是劝告越南不要接纳永历帝、或许还有亲自发兵借路越南进攻云南的打算，总是都是针对李定国和永历帝的。

而永历显然也到在思考如何应对这场内讧，尽管刚刚击败孙可望，但已经不能只困守云南，必须继续赶紧联络其他可以利用和依靠的力量——只有远在福建的郑成功了。他或许是希望郑成功出兵支援，或许还希望从越南借路，出海投靠郑成功。

4、

把永历政权的这些人物暂且放在一边，我们换个角度，再看看越南黎郑政权的考虑。黎郑的态度发生急剧转变，是基于以下因素——

A、黎郑政权始终在密切关注中国的时局变化。一方面他看到永历政权的这场内讧和急剧衰落，意识到南明小朝廷已经表露出“大势已去，气数将尽”的颓势；另一方面，通过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清朝也已经多次联络黎郑。清朝对黎郑施压，要求黎郑政权不许和永历政权保持联系，断绝宗藩关系，不得容留出逃到越南的抗清力量与明朝残军遗民；

B、在过去的十几年，不断有南明军民逃入越南，这些人在黎郑首都升龙（河内）等地聚居，从事反清活动或组织生产活动，即便没有清朝施压，黎郑政权也把这些明朝难民视为潜在的威胁，认为大量明朝遗民涌入本国，结会组织，不仅对越南本地土著形成冲击，对自己的统治也是不利的；

C、元朝初年的元世祖忽必烈和明朝初年的明成祖朱棣，都对越南发动征讨。中原改朝换代的新天朝，似乎都会和越南爆发战争。黎郑政权担心清朝也会如此。

D、此时越南又处于南北对峙阶段，北方的黎郑和南方的阮氏割据势力并存。黎郑非常担心南方阮氏提前和清朝建立联系，抢先获得清朝统治者的好感和政治认可，取代他成为越南的合法统治者。

基于上述四种因素的考虑，黎郑政权做出决定：冷落永历，拒绝郑氏（郑成功），抛弃和监视本国境内的明朝遗民，主动讨好清朝。

在顺治末年和康熙初年，黎郑政权不仅拒绝了永历和郑成功，还应清朝的要求，抓捕了很多流落到本国的南明军队残部、明朝宗室成员和组织反清活动的遗民，把这些人交给清朝。

黎郑政权这个很识时务的表现，自然获得清朝的好感。清朝顺理成章的继续承认黎郑是越南的正统统治者。

在清朝中前期的140多年，中越两国相安无事，没有出现中原新王朝建国后就会征讨越南的所谓“历史传统”。一直到清代中叶的乾隆53年（1788年），越南西山阮氏崛起，进攻衰败的黎郑政权，攻占升龙。黎朝国主黎维祁向清朝求援。

乾隆认为天朝应出兵为藩属国镇压叛乱，恢复秩序，于是清军征讨西山阮氏政权，就是“十全武功”当中的征安南。

三、“厂民”与“边匪”

在明清鼎革之际，南明永历帝、孙可望、浙江舟山的鲁王朱以海、福建金厦的郑成功、广州的清朝平南王尚可喜，三藩之乱时的平西王吴三桂等政治势力，都注意了红河河谷的地理交通价值，试图从越南借路，进出云南。

清朝在全国建立起稳定的统治后，在康熙、雍正到乾隆朝中前期的上百年当中，中越两国相安无事，红河河谷主要在边贸和和交通来往方面发挥作用。我们继续看一些清代历史故事和相关资料：

1、

这些年来，互联网上讨论中国农作历史、外来物种引进和清朝历史的话题，最常见一个声音，称番薯和玉米的引进推广，是促成清代人口爆炸的原因之一。

其实在清代，玉米和番薯种植推广最快的省份，就是地处大西南的云南和贵州。原因就是这两个省山多地少，多雨湿热，种米麦的收成太少，只能靠玉米和番薯充饥。

番薯进入中国，有两个路径，一是晚明万历年间，自福建和广东引入；另一条路径，是在明末清初，从越南引入云南。

薯蓣，亦名山药，红白二种。倘甸人王琼至坝洒携归，教乡人栽种。不论地之肥饶，无往不宜，合邑遍植，价甚廉，遇岁欠即以当餐。六畜皆食之。邻境因效植，其利甚薄。倘甸人德琼，岁祀之。——《蒙自州志》雍正十三年

请留意我用粗体特别标注的两个地名——倘甸、坝洒。

倘甸，在省城昆明以北的寻甸县倘甸镇，下图中的左上方红箭头处

坝洒，在云南省东南、与越南交界处的红河自治州河口镇，下方的红箭头处

黑五星是省城昆明的位置。

倘甸在昆明以北，靠近从昆明前往四川宜宾的北路，但是王琼却没有北上去宜宾，而是选择南下，穿过大半个云南，跑到河口，在那里得到了番薯苗种。

王琼跑到河口干嘛去了？他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

先不着急亮出答案，咱们再看一张地形图。

以下地形图中从上到下的四个圆圈，分别为云南昆明、云南河口镇、越南河内（旧名“升龙Rhanh Long”）、越南海港城市海防。在这张地形图上，云南境内的元江峡谷和越南境内的红河河道都清晰可见。

因为这条通道的存在，生活在蒙自、河口、文山等地的云南人，去越南河内的路程更短，更加省时方便；去本省省城的路程反而更远，也更麻烦一些。

居住在河口以上的云南土著，被越南泛称为“高族、高山人、山上人”，越南商贩把稻米和丝绸运到河口出售，叫“上山”。反过来，云南土著和厂民，通过这条路向越南迁徙，或去河口做边贸，叫“下坝子”。云南处于云贵高原。而越南的红河三角洲是临海平原，与海南岛、广东省雷州半岛大致处于同一纬度，都是热带气候控制地区，是东亚开发最成熟的稻米文明区之一，可以轻松实现一年多熟。

越南又有漫长的海岸线，可以煎熬海盐。当时越南没有类似中国那么严密的官盐垄断政策，盐价低廉，不仅云南人来越南买盐，就连同样临海的中国两广地区，当地人也会偷偷乘船到越南贩运私盐。

在16~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纷纷来到东亚，他们即能到中国和日本的港口做贸易，也能到越南的港口。番薯和烟草等外来物就是通过这个途径传入越南，再从越南进入云南。

盛产的山下坝子，给山上人提供稻米、食盐。

今天的越南，也有哈尼族、瑶族、苗族、彝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他们大都是在过去数百年里，沿着红河河谷，从山上（云南）向坝子（越南）逐渐迁徙过去的。

在滇越铁路出现之前的千百年，云南土著早就依靠这条红河河谷，向越南迁徙，或者与越南展开贸易来往。。

王琼跑到河口，目的就是两个：

A、河口看似离他家很远，但是河口的边贸最热闹，有大量越南人到这里卖米卖盐卖丝绸制品（红河三角洲还是越南的桑植与丝绸加工中心），他去河口镇做边贸，用药材等土产，从越南人那里交换稻米，在这个过程重，他接触到番薯秧苗，觉得这也是好东西，带回倘甸；

B、打着做边贸的旗号，偷渡到越南挖矿，这是一件更有意思的事。

2、

云贵总督张允随奏称：……滇省山多田少，民鲜恒产，惟地产五金，不但滇民以为生计，即江、广、黔各省人民，亦多来滇开采。至外夷虽产铜矿，夷人不谙煎炼，多系汉人赴彼开采，食力谋生，安静无事，夷人夷乐享其利。
大学士张允随奏：云南开化、广南二府，毗邻交阯。乾隆四年，该国高平等处构兵，有内地沙侬土夷，潜出附合，当即设法招回。惟是开化白马税口，为商民出入通衢。潛出外境者，至今仍未尽绝。——《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云南当地的少数民族，即夷民/猡猡/僚，大部分的开化程度都很低。既然云南有很多矿产和中药材。于是就出现了“厂民”这个兼顾矿工和商贩的群体。

外省的商人矿主，向官府申请执照，缴纳捐税，在本省招募汉族矿工技师，前往云南设厂开矿。炼制出来的铜银，一部分上缴官府，剩下的是自己的。他们再把铜银运出云南，到外省出手赚取利润。

这些从外省来云南的厂主矿工，就是厂民。

厂民在赴滇和出滇这个来来回来过程中，还会携带粮食、盐和布匹等物资，带进云南卖给当地人；离开云南时，也把药材、茶叶、烟草和铜料带出去卖。

开矿，顺便做点买卖，即是矿工也是商贩。

中越交界、越南一侧的这些山沟里，也有储量丰富的铜矿银矿。在清朝康雍乾三朝，黎郑统治者采取了类似的政策，开放矿山，允许中国长主矿工来越南开矿。

四川、湖南、江西等内地省的矿工，成群结伙到云南做厂民，顺便贩运商品。他们在云南开矿，随后又听说，越南那边的山里也有矿脉，也能去挣钱。于是这些外省的厂民，和云南本地的土著厂民一起，又取合法出境和不合法偷渡的方式，又跑到越南挖矿去了。

4、

查定例，止禁內地民人潜越开矿。而各土司及徼外诸夷，一切食用货物，或由内地贩往，或自外地贩来，不无彼此相需，是以向来商贾贸易不在禁例，惟查无违禁之物，即便放行，贸易民人。或遇赀耗，欲归无计，不得不觅矿谋生。今在彼打槽开矿及走厂贸易者，不下二、三万人，其平常出入，莫不带有货物，故厂民与商贾无异，若概行禁止，此二、三万人生计攸关。——《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一年六月三十日

云贵总督张允随的这道奏折，就提到了中国厂民从云南偷渡到越南，即开矿还做买卖的行为

还是注意加粗字：“内地贩往”的内地，是指中国的内地省；“外地贩来”的外地，就是指越南；“今在彼打槽开矿”的彼，同样指越南。

王琼去河口，他很可能就是诸多偷渡者之一：打着“买米”的名义，到达河口，通过贿赂兵卒官吏或走小路的方式，偷渡到越南挖矿，挣了钱之后，再购买米、丝绸等生活用品，返回云南境内。

在当时，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俗话说法不责众，官府其实早知道，实在太多就假装不知道了，只要这些人别闹出大事来，官府干脆不拦着了。

……人民往来夷方，络绎不绝。其贸易获利者，皆即还故土；或遇资本耗折，欲归无计，即觅矿厂谋生。——《张允随奏稿》乾隆十一年五月

5、

在清朝康雍乾这个时期，跑到越南去开矿的中国厂民，主要有三个来源、经过三条路径前往：

A、川、湘、鄂、黔、赣、滇等内地省份的厂民，先到云南活动，然后和云南土著厂民一起，从河口与白马关两处口岸出境，前往越南，统称内地厂民；

B、部分内地内地省份的厂民，和广西人，从广西西南的陆上口岸，即谅山、高平等地进入越南；

C、广东厂民，乘船出海到越南，然后顺着红河河谷深入，到矿山开厂。广东厂民还按照地域分两部，韶州（韶关）人和潮汕人。统称粤地厂民

内地厂民的优势是人数多、技能强；粤地厂民的优势是抱团、宗族势力强、财力强；广西厂民的势力最弱。

在越南北部、和中国交界的这些山地地区，银矿铜矿分布广泛。内地厂民从云南出境，沿着红河，从上往下，逐渐向下游活动。粤地厂民是乘船到越南，也就沿着红河，从下往上，逐渐向红河上游活动。

在红河上游各处矿厂，是内地厂民占优势；在红河下游各处矿厂，是粤地厂民占优势。不过也有特殊现象——

开化镇总兵高必胜在任之时，开化有一入撤，一汛，下有一河口通海，广东洋船可到。高必胜私开课利，彼时广商到者颇多，遂有往都竜贩货者。——《勘察开化府边界折》雍正三年五月

雍正三年，云贵总督高其卓给朝廷发去这道奏折。里面就提到，广东商人乘船到越南，沿红河溯流而上，如今他们已经靠近云南边境一带活动了，甚至往云南都竜进行边贸活动。

还是注意其中加粗体的地名——都竜，是今天云南省文山州的都龙镇；开化镇，是文山州的旧称。而文山，就是三七的主产地。

6、

在清代中期的一百多年当中，中越两国边境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或者说让中越两国当权者担心的“边患”，大体如下：

A、“厂徒”械斗

大量来自广东的籍粤省厂民和来自云南的内省偿命，在越南北部采冶银铜矿。

粤省厂民势力集中越南北部、红河上游地区的矿山，他们向红河上游活动，逐渐接近靠近越南的地区。这一地区则是来自云南的内省厂民的势力地盘，双方一度发生冲突。而粤省厂民内部的矛盾也极为尖锐。

乾隆三十二年到三十九（1767~1774年）期间，在争夺矿山开采权益的过程中，这些中国厂民矿工因矛盾激化，以地域籍贯为划分标准，在宗族思想的作用下成千上百的矿工纠结成队，组织多起大规模流血冲突，让越南的黎朝统治者和北京的清朝统治者都震惊不已。

乾隆三十九（1774年），越南太原宋星厂银矿（今天越南太原省境内）再度爆发粤省厂民内部韶州帮等帮派之间的大规模械斗，造成多人死伤。黎朝不得不派兵镇压。

越南本来就忧虑本国银铜矿资源流失的问题，正在考虑逐渐收回矿山开采权，限制中国厂民来越开矿。现在发生了多起厂民械斗事件，更让越南加快、加强了收缩政策的速度和力度。越南军到会中国厂民的在矿山周边的栖身的房屋村舍，在抓捕流窜在外的厂民。

经过和清朝两广总督李侍尧协商，越南将抓获的带头挑事组织者、主要骨干人员和随后陆续抓捕到的流窜厂民，合计2000余人，押送到广西的中越陆上口岸，在此转交给中方。

清朝将这些人分为三等：在厂民中串联组织、带头挑事杀人的首犯，从快从中正法处决；参加械斗的主要骨干人员，在脸上刺字“厂徒”或“矿徒”，分批发配到新疆；其他参与参与者和在越南各地流窜被抓者，经审问后，按籍贯押回各自原籍。

B、边匪之患

云南广西，咱实话实说，都是山高皇帝远的烟瘴边地，两省因地理环境闭塞和经济发展落后等原因，自身经常有乱民匪患。

一方面，在18世纪中后期，越南黎郑政权也处于即将灭亡之期，国内经常爆发农民起义、少数民族发动的地方暴动和权臣谋反活动。另一方面，云南广西和越南相邻，人员来往密切，在云南境内的瑶族彝族苗族等边民，在越南境内也有期同族分支。

因此，社会动荡会在越南和云南两地产生互相影响的“共振现象”：越南国内发生民变，很快就会对云南和广西造成冲击，在云南和广西境内产生骚动；反过来，云南和广西出现的种种社会动荡，也在迅速波及到越南。

越南的农民起义军，会顺着红河河谷而上，冲击清朝统治下云南蒙自河口口岸、白马关口岸和广西。越南的少数民族起义首领，也会派人到云南境内活动，招募同族人。

以上这些动荡，都让官府十分头疼。1774年太原宋星厂银矿械斗事件之后，清朝和越南两国协商后，甚至一度关闭了广西境内的所有陆上口岸和云南的河口口岸，同时严格盘查渡海前往越南的广州海船，只保留云南白马关一处口岸（沿红河北岸前往河内）。这些北关闭的口岸，直到1792年才再次得到允许开放。

实际上，这一现象在晚清依然如此。比如在1884~85年的中法战争中的著名抗法将领刘永福和黑旗帜军。刘永福原本是广西的抗清地方武装，属于天地会之类的民间势力。他在清朝同治年间进入越南活动，得到越南阮朝授予的官职，之后又接受清朝的招安，成为清朝官员。

此外，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尤其在天朝变乱，发生石达开出走后。石达开在南方流窜，曾经一度回到广西。重返广西期间，石达开的一些旧属下和在当地又招募的新教钟，有一部分没有继续随石达开北上湖南，而是留在广西本地，随后又在清军的追剿下，也退入越南境内。

四、外援来自富浪沙

这一章节主要讲述越南阮朝和法国的关系。虽然看似与云南、红河河谷看似无关，但属于承上启下、有必要交代的的内容，不是跑题。

1、

在十五世纪末的大航海时代早期阶段，当时的海上强国是葡萄牙和西班牙。1497~1498年，达伽马率领船队，绕过非洲好望角，首先来到印度，在印度西海岸建立了果阿（Goa）等贸易与殖民据点。十六世纪的明朝正德到嘉靖年间，葡萄牙人又从中国广东取得澳门这个贸易与殖民据点。

葡萄牙本身就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在航海探索与早期殖民活动方面的成功，也使他承担了天主教向亚洲传播的任务。当时欧洲传教士前往东方，大都受葡萄牙保教权庇护，先向葡萄牙国王宣誓效忠，然后搭乘葡萄牙船只启程。这其中也包括一些法国传教士。

1622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试图打破葡萄牙人在东方垄断传教权的现状，为此成立了直属罗马教廷、负责包括印度、中国、东南亚地区在内，整个亚洲东方地区教务的传信部。

1664年，罗马教廷又进一步成立专门负责东亚地区的机构（马六甲海峡以东的中国、日本、朝鲜和中南半岛越南、暹罗等地）教务的传教会，这就是巴黎外方传教会。

该机构的倡导者与创始者陆方济（François Pallu，1626~1684）、郎莫（Lambert de la Motte）都是法国人，长期在法国巴黎等地主持教务，所以叫“巴黎外方传教会”。教皇任命陆方济为越南东京（河内）宗座代牧，教区还包括中国内地的云、贵、桂、湖广等地；任命郎莫为交趾支那宗座代牧，教区还包括中国沿海的粤、闽、浙、琼等地。该教会成立后的一大特色，就是坚持向东亚地区派遣法国籍传教士。其字母缩写为MEP，其中P代表巴黎——Missions Etrangeres de Paris。

1662~1664年，陆方济和郎莫先后来到暹罗（泰国）。

彼时中南半岛各国普遍信奉小乘佛教，南洋群岛地区的柔佛王国则信奉伊斯兰教。但暹罗巴沙通王朝的末代统治者那莱王采取开放政策，对初来乍到的天主教和白人传教士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那莱王不仅隆重接见法国神父，宠信欧洲人，甚至还在1684年1月，向遥远的法国派去外交使团，希望和路易十四结盟。次年年初，路易十四也向暹罗派遣回访使团，法国使团搭乘法国东印度的船只，在当年9月抵达暹罗。

在这种宽松的氛围下，法国传教士在暹罗建立神学院，法国东印度公司迅速在暹罗设立贸易与军事据点。在法国传教士的影响下，甚至连暹罗王子亚派耶脱都改信了天主教。形势看似一片大好，法国在暹罗初步站稳脚跟。

然而到了1688年夏，趁那莱王病重的机会，暹罗大将帕碧罗阇发动叛乱，杀死王子亚派耶脱和受那莱王信任的白人。

帕碧罗阇自立为王，建立班普銮王朝，带领暹罗军队围困设在吞武里（曼谷）的法军据点，迫使法国人停战求和，随后将法国东印度公司的人员和法国传教士全部驱逐出境，打击本国的天主教徒。此后，巴黎外方传教会改在越南南部的占城王国、南方阮主控制区和中国部分地区活动。

法国对中南半岛的第一次殖民探险渗透活动，就这么失败了。直到又过去近百年之后，新的机会在越南出现了。

2、

世祖阮福映

今天越南人形容自己国家版图，常说“一副扁担，两只箩筐，挑金挑银”：北边是红河三角洲平原，有首都河内；南边是湄公河三角洲，有最国际化的商业城市西贡/胡志明市；中间的国土又细又长。

越南国土的确有些像挑着两个筐子的扁担。但越南形成如今这个版图的时间很晚。

在明朝，占据湄公河三角洲的还是占城王国。在清朝早就在全国建立统治的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越南南、北朝当中的南方阮主政权才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勉强吞并了占城。

清乾隆三十六年（越南黎景兴三十二年，1771年），在南方阮主控制区内，发生了西山阮氏三兄弟领导的西山起义，建立西山（阮氏）政权。

1776~77年，西山政权活捉旧阮主的太上王和孝惠王，占领嘉定（今胡志明市），随后又发动北征，攻灭北方的黎郑政权。黎朝末代国主黎维祁逃入广西，得到清朝的庇护。

在这场西山起义中，北方的黎朝灭亡了，南方的旧阮主政权却有部分王室子弟侥幸出逃，借兵复国。这就是阮福映。

1777年，西山军在龙川（位于今越南西南方、与柬埔寨交界的安江省的首府）活捉阮朝太上王阮福淳，随后将阮福淳和被俘王族宗室处死。阮福映侥幸逃走，从龙川逃到河仙。

在这里，阮福映得到了一个自称来自“富浪沙国”的白人神父的庇护。

富浪沙，很显然是France的谐音；这个白人传教士就是百多禄。

3、百多禄

百多禄（1741年11月2日~1799年10月9日），本名皮埃尔·约瑟夫·乔治·皮诺，Pierre Joseph Georges Pigneau，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

1765年，百多禄从法国启程，前往中南半岛传教。他最早在越南南部和柬埔寨的东南方活动。1769年，柬埔寨发生王位继承纷争，暹罗与越南趁机入侵。百多禄在柬埔寨草创的神学院被暹罗军摧毁。他在当地难以立足，被迫返回法国在印度东海岸的殖民据点本地治理（Pondicherry，位于印度的东南沿海）。直到1774年，他再次返回越南南部的河仙，再次重新简陋的神学院。

河仙，是今天越南南部坚江省（建江省）的河仙市。坚江省是一个临海省，河仙又是与柬埔寨毗邻的临海海港小城。在百多禄的协助下，阮福映乘船出海，逃到远离大陆的土珠岛，避开了西山军的追杀。

此后，阮福映聚拢余党，重返河仙和嘉定，讨伐西山政权。他的复国行动并不顺利，期间经历了多次失败，还一度又被西山政权赶回海岛，前景极为窘迫。

而百多禄不离不弃，通过牵线搭桥，让部分法国人和另一个天主教国家葡萄牙，想方设法给阮福映提供包括武器、西式帆船战舰在内的物资资助。

在此期间，阮福映海曾借助暹罗的力量复国，但在1784年的一系列战斗中，阮主—暹罗联军也被越南西山军击败了。

窘困之下，阮福映通过百多禄的关系，想到了遥远的法国，盼望得到法国的武装支援。在阮福映的反复恳求督促下，1785年年初，百多禄带着阮福映只有5岁的长子阮福景，乘船前往法国（长子阮福昭早夭，故次子阮福景是实际的长子、王储）。

因路途上的周折耽搁，两年后的1787年2月，百多禄和阮福景才返回法国。

4、

路易十六

当时的法国，对遥远的越南同样缺乏了解。阮福景这个东方黄种人贵族子弟的出现，确实在法国宫廷中产生了强烈轰动效应，但是这并不能打动国王路易十六做出政治上的承诺。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神父百多禄。

传教就是传销。传教士必须有足够吸引人的外表形象和灵巧圆滑的如簧巧舌，具备强大的演说游说功底、足以蛊惑人心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深邃的洞察力，以及敏锐的应变能力。

在16~19世纪，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派遣到东方这些传教士们，不仅仅是散播福音的使者，其中还不乏说客、政治观察家和情报分析大师。百多禄显然是这么一个多才多艺的佼佼者。

他提起了两样让法国国王痛心的事：七年战争和印度。

1756~1763年，以英和普鲁士为一方，法国与俄、奥为一方，爆发了七年战争。战火蔓延到英法两国都拥有殖民地的北美洲和印度。法国在殖民地的作战中全面落败。

1763年2月，英法签署《巴黎条约》，战争结束，法国丧失在他在北美洲中部密西西比河到五大湖区的大片殖民地。在印度，英国也将法国击败。法国殖民势力被赶出印度。

因此，百多禄就以印度为契入点，将越南和印度做类比：英国人已经在印度取得了绝对优势地位，法国恐怕很难在印度恢复影响力；但法国可以考虑在印度支那的某个英国势力还没有触及的地方，设立新据点，建立新的殖民地，即能重新确立法国在远东的存在感，而且更靠近有巨大贸易需求的中国，并威胁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海上航道与商业利益。

“越南对于法国的意义，就相当于印度对于英国的意义”——此后的二百多年，法国经营印度支那联邦殖民地的过程中，一直沿用百多禄开创的这个地缘政治构想。

经过百多禄如此游说，路易十六被说服了。1787年11月，百多禄作为越南阮主的代理人，与法国签署《法越凡尔赛条约》。法国承诺向越南派出大约1600余人的干涉军，以及承载这只法军前往远东的小型舰队；越南向法国割让沱灢（今岘港）、昆仑岛（Con Dao，位于越南南方外海）和东京湾的海防港，并让法国享受贸易特权和驻军权。

但是，法国虽然勉强签约，路易十六也做出政治承诺，却没有能力和闲心去执行。因为法国此时的日子也不好过。

法国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7月。而百多禄和阮福景是在1787年抵达法国、同年11月签署条约的。在1787年，法国的社会危机和波旁王朝的财政危机都已经暴露出来。五年之后，无论是国王路易十六，还是极力主张审判国王的布里索、丹东、罗伯斯庇尔……大家的归宿都是走上断头台。

他们连自己的脑袋都保不住，还能指望他们有闲心过问几万里外遥远东方的越南？

关键时刻，又是百多禄发挥了作用。

1788年，百多禄带着阮福景返回越南，在中间停留印度本地治里（Pondicherry）时，他蛊惑法属印度总督。凭借着传教士强大的游说能力，总督居然被说动了。

在七年战争后，英国允许法国在印度东南沿海的本地治里等地保留几个无武装的据点。这些据点只保留为船只提供淡水与粮食补给、有限的自卫武装等基本能力。法属印度殖民地总督驻地就设在本地治里。总督对百多禄表示，可以提供两艘小型帆船战舰和一小批武器。

通过游说，百多禄还在本地治里等召集了一些法国海军士兵。此外还有部分从事远东海上贸易的法国和葡萄牙商人，为他提供了一些资金和物资。

最后，百多禄带着他想方设法招集起来的、不足100人的“法国援军”，乘两条船，带着阮福景，重返越南。

5、嘉隆中兴

这支在彼时欧洲强国看起来极为寒酸、微不足道的乌合之众，却在越南战场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阮文胜，本名让·巴蒂斯特·谢尼奥Jean Baptiste Chaigneau。他原为法国海军士兵，在百多禄的煽动游说下，加入了这只援军，随后为阮福映训练海军并指挥作战，在与西山军的几次关键海战中表现出色。

阮福映击败西山军，统一全国，定都顺化。阮文胜成为法国驻顺化的首任领事。他娶了当地改信天主教的越南女子，生有一个混血儿子。

阮文信，本名奥利文·德·皮曼内尔Olivier de Puymanel。他原来也是法国海军“树妖（Dryade）”号上的志愿兵，同样也在百多禄的劝说下前往越南。阮文信在工程技术和火炮应用方面具有突出特长，他参与设计建造了嘉定/西贡城堡，将西方的棱堡和火炮炮台技术引入越南。

6、

1799年10月，阮福映在战场上已经取得全面胜利，越南即将重归统一时，百多禄因感染疟疾，死于归仁（今平定省归仁市）。

阮福映将他的遗体迁回嘉定（西贡/胡志明），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五、嘉隆中兴与明命禁教

1817年，两艘法国船La Paxi号和La Rose号来到越南，得到了嘉隆帝阮福映的热情接待。除了带来法王路易十八对阮福映的问候以外，法国人还提出一个要求：阮福映应该履行1787年法越《凡尔赛条约》中在外交、通商、割让领土等等方面做出的承诺。

阮福映的姿态虽然还很客气，但毫无悬念地拒绝了对方。阮福映如此操作因素，主要是源于以下几种因素——

A、

1777年，阮福映逃出西山军的追杀，出逃海岛，此后经过长达25年的征战，在1802年彻底击败西山政权，成功复仇，统一越南。

而在此期间，法国先是在1789年爆发大革命；随后拿破仑执政、称帝，拿破仑战争又持续到1815年的滑铁卢之战，直到拿破仑遭流放，波旁王朝复辟才结束。1789~1815的长达26年，法国也处在激烈动荡当中，根本无心无力协助遥远的越南。

阮福映认定，当初法国人确实给我提供了一些有限的援助，却是靠神父百多禄凭个人能力四处奔走运动，和法国官方无关；尽管两国确实签署了这份条约，但首先是法国无力兑现承诺。你都不能兑现承诺，现在凭什么让我履约？

B、

英国始终是法国的敌人，带头组织了多次反法同盟。英国人的海上力量更强大，和海外殖民活动更活跃，也早就注意到法国人在越南、暹罗等地的活动。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不仅一度重新占领了法国设在印度的本地治里等等据点，而且英国海军的战舰也曾数次前往越南，主动与阮福映接洽，试图打探法国人的活动。

在1802~1812年期间，“红毛船”曾数次抵达越南，“红毛”主动与阮福映接洽，极有兴趣的打探富浪沙人在越南的活动。发生在欧洲大陆的拿破仑战争，影响力已经扩散到遥远的越南。

阮福映从中清晰地感觉到“红毛”和“富浪沙”之间存在明显的敌意，以及潜在的危机。他觉得不能和法国人靠的太近。

C、

此一时彼一时，当年我窘困艰难，急盼着有送碳之援，才拿出割地等等条件，怕人家不相信，甚至还要把自己的长子送过去，实出无奈；现在已经击败仇敌，统一国家了，那我用不着花费这么大代价，必须重新掂量下。

除了上述三条以外，阮福映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考虑方式，属于天朝宗藩外交体系下、东亚国家君主才特有的，很值得讲一讲。

1、

“帝闻清人发两广兵，为黎氏讨西贼，乃遣使臣潘文仲、林提等奉书如东，且以米五十万斤助军饷，遭风没于海，音信久绝。至是闻清兵为贼所败，既不复讨，又从而封之，故命廷得往探黎主消息，因招谕北河豪杰。”——《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

乾隆“十全武功”当中的“征安南”，发生在乾隆53~54年（1788~1789年）。清军庇护的是北方黎朝末代君王黎维祁，征讨的是西山政权“三阮”当中的阮文惠。

十八世纪末期的越南，实际是三股势力——北方是黎郑，中间是农民起义起家的西山三阮，最南边才是向法国人求援的阮福映。

西山三阮先往南打，险些把旧阮主政权消灭，然后又北征，灭了黎朝，黎维祁这才向清朝求援。

1788年年末，百多禄带着那只百十号人拼凑出来的“援军”，刚刚从印度返回越南，尚未在战场上发挥作用。阮福映的情况还没有发生好转。他此时也希望得到来自天朝清军的援助，最起码也要和清军形成配合。所以他主动派人乘船前往广东，拜见两广总督，还主动表示可以向清军提供稻米作为军粮，希望和清军结盟，南北夹击，共同打击西山军。

然而“征安南”，恰恰是十全武功当中水分最多、最名不副实的一役。孙士毅带领的清军被阮文惠击败，却要讳败为胜。最后清朝承认阮文惠，册封他为安南国王，又把黎维祁送到北京，编入汉军八旗，这事就这么糊弄过去了。这让阮福映感到很失望。

时间到了1802年5月，此时西山政权已经苟延残喘，马上就要被消灭了，在大局已定的前提下。阮福映称帝、改元“嘉隆”（越南向中国派遣使节自称为王，在本国内则称帝）。

阮福映在这个时候，急着派人前往广东，再与两广总督交涉。他希望得到清朝的承认和册封，想和中国继续保持传统的宗藩外交秩序。

“我邦虽旧，其命维新。复仇大义，清人尚未知晓。曩者永兵风难，清人厚赐遣还，我未有答复。今所获伪西册印，乃清册封；所俘海匪，乃清捕寇。可选遣人送还，而以北伐之事告之。俟北河事定，然后复寻邦交故事，则善矣。”——《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 卷十六

2、

在越南历史上，这段历史叫“嘉隆中兴”。但这岂止是中兴，完全是社稷再造、重开基业了。

经过25年的军事斗争，阮福映的政治素养修炼的颇为深厚。他对洋人、对西方传教士的姿态，和清朝前期的皇帝非常相似，都是采取“类以致用”的姿态：对传教士掌握的数学、天文和各类技术应用知识都非常感兴趣，可以包容接纳，你给我铸个炮，造个船啊、修个八卦城，定个历法，预测下日食，给我画肖像画……这都挺好的，我喜欢；但是你说传教经商建据点设租界，就没那么容易了，在京城里让修个教堂领事馆，意思一下就行了，你想四处走随便传教，对不起，没门~

经历了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后，法国几乎丧失在北美、西亚、西印度群岛等地的所有海外殖民地；但因为越南不是法国殖民地，没有受到影响。

1817年，复辟的波旁王朝路易十八派出船只，远航越南，让阮福映兑现《凡尔赛条约》的承诺。

阮福映给与客气的拒绝，除了允许法国在顺化（阮朝定都于此）设立领事馆，保留几处天主教教堂和神学院，允许传教士保留有限的传教活动权力，又给了一些贸易和税收方面的小恩小惠之外，其他的一律不承认。

依此条约，富浪沙并未履行，今已作废，不应再议。

尽管百多禄帮了大忙，是再造社稷的恩人。但阮福映对天主教和传教士，保持着明显的戒备心态。

注：

“越南”作为国名，出现时间较晚。

1802年5月，阮福映在预备称帝的前夕，急于和清朝建立联系，希望得到清朝册封。他让本国户部尚书郑怀德、兵部参知吴仁静担任正、副使，乘船前往广东，拜见清朝两广总督吉庆。

清朝方面也早已经掌握越南战事的相关信息，吉庆就以“尔国长邦家未定，并非素备藩封”为理由拒绝了。意思是你们国家的内战现在还没正式结束，等你们正式决出胜负，国家安定下来了，你再来找我商量这事。

此时乾隆皇帝已经驾崩，处在保持守成的嘉庆帝时期，清朝做事一切都是以求稳为上。

阮福映之后发动北伐。相隔一个月之后的1802年6月，西山政权就灭亡了。他又派人去中国进贡求封。在国名这个问题上，阮福映动了一番心思。

越南的旧称，中国通常叫他“安南”、民间也常叫“交趾”。他自己在本国内称“大越”。

阮福映原本希望清朝册封他“南越”，但是中国历朝历代都认为南越是位于岭南两广一带的地方割据政权，南方的百越是中国的少数民族部落。如果清朝皇帝看到“南越”，估计不会同意。

所以阮福映采取了变通的方式，把这两字颠倒过来，改叫“越南”——不是中国的百越，而是在百越之南。这样就有了地理和民族归属的区分。

嘉庆九年正月（1804年），清朝派广西按察使齐布森和南宁府黄德明，携带印信敕旨前往越南，正式册封阮福映“越南国王”。

在越南本国内部，国王都改称帝，国号称“大南”。

4、

1820年2月初，嘉隆帝阮福映驾崩，30岁的阮福晈顺利继位，改元“明命”。

在明命初年，阮朝还有一些掌权的法国人，阮朝宫廷内甚至还有法国医生。这些法国人大都是当年在百多禄的劝说下加入“援军”，在征讨西山军的战斗立下战功的“中兴功臣”。现在，这些人有了双重身份——即拥有越南阮朝的官职，同时还为法国服务。

典型的例子，是前文中提到的阮文胜（Jean Baptiste Chaigneau）。阮朝建立之后，阮福映允许法国在顺化设立领事馆，阮文胜随即成为法国驻越南的首任领事。1820年，获悉明命帝登基之后，路易十八又任命阮文胜为法国驻越南全权钦差大臣。

以阮文胜为首，这些具有双重身份的法国人反复劝说明命帝，希望越南对法国开放各种特权，试图获得当年《凡尔赛和约》中的承诺。

但都遭到明命帝的拒绝。明命帝从继位之初开始，就表现出排斥法国人、厌恶所有西方白人，敌视天主教的姿态。

越南和法国的关系逐渐恶化。

另一方面，明命帝还制定一些打击天主教、禁止传教活动的政策。导致随后发生了数起“教案”。

5、

黎文魁叛乱和“游神父”

在1787年随百多禄前往法国的阮福景，很快就成为天主教徒，却在1801年春突然染疾病故。阮福景一系信奉天主教、表现出明显的亲西方倾向。因此，阮福映没有册立阮福旦（阮福景长子，又名阮福美堂）为王孙，而是选择第四子阮福晈。

总体而言，明命帝阮福晈在政治上较有作为，在他统治时期，阮朝国力达到顶峰。不过，就和曹丕打击曹植的道理一样，阮福晈继位之后，也要防范那些曾经的竞争者，尤其要打击阮福景的儿子，为此不惜策划一些政治阴谋。

明命五年（1824年），发生一起奇特的皇族丑闻：辅政权臣黎文悦告发阮福旦，声称阮福旦泯灭人伦，竟然与生母宋氏涓通奸。明命帝将宋氏涓处死，把侄子阮福旦的功名爵禄全部废除，发配到南圻。

这也是一档怪事：无论是黎文悦，还是这个与母通奸的阮福旦，他们和明命帝阮福晈的关系都很紧张。

黎文悦是阮朝的开国功勋老臣。这人还是一个天阉，可能是生殖系统先天发育有缺陷，打生下来就是一个不男不女的阴阳人，安能辨我是雄雌。但是他的军事才能非常突出，在阮福映对抗西山军的那些年，黎文悦手握重兵，是最为倚重的武将，立下汗马功劳。

之前的越南后黎朝，中央集权的水平不高。中央政府往地方派去总镇守，总镇守掌握一方要地的军政大权，又缺乏制衡，经常占据一方，与朝廷分庭抗礼。阮主政权当初就是黎朝派到南方广南地区的总镇，也是靠搞地方割据起家的。

在阮福映建政初期，阮朝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嘉隆十一年（1812），阮福映任命黎文悦担任嘉定总镇，节制真腊（柬埔寨）。黎文悦本身就是南圻的定祥人。他自此开始在嘉定培植势力。他当时在阮朝的地位，就相当于诸葛亮在蜀汉的地位，或者司马懿在魏国的地位，自己可以独立开府，掌握一方。

注：越南全国又分成南圻、中圻、北圻三大地理单元。北方红河三角洲平原等16省为北圻，也叫东京，所以1964年8月，美国海军驱逐舰与北越鱼雷艇在发生交火后，称此事为“东京湾事件”；南圻指南方以胡志明市为中心的湄公河三角洲平原地区，嘉定是胡志明/西贡的旧称。

黎文悦对法国非常友善，热情支持天主教传教活动，他和传教士，以及阮朝中具有双重身份的法国人关系极为密切。这点和明命帝完全相反。明命六年（1825年），明命帝下禁教旨：“西方之道为左道，迷惑人心，败坏风俗，故应严禁之，以使吾民信奉正道。”黎文悦公开唱反调，上奏疏反对禁教令。

因为黎文悦的姿态，法国人和传教士对他的印象很不错，热衷和他来往。法国在中南半岛的商业、殖民和传教活动活动，本来就集中在柬埔寨和越南的南部地区。南圻是法国势力渗透最深、法国传教士表现最活跃，入教信众最多的地区。现在他们又得到嘉定总镇黎文悦的长期支持和袒护。

因黎文悦的抗命，明命帝的排法政策和禁教令，在南圻地区无法推行。

6、

1831年，黎文悦亡故。明命帝尝试加强中央集权，随即推行“废镇建省”令：废除总镇守官制，把原来镇分成若干省，又效仿清朝，向各省派遣中央任命的总督、巡抚、两司（布政使、按察使）等各级官员，使其分权制衡，互相掣肘。

明命帝在南圻地区清算黎文悦旧势力，随即引起后者的激励反应。1833年，黎文悦的养子黎文魁纠合各方，发动叛乱。南圻地区有大量天主教徒参与叛乱，法国也通过或明或暗的手段支持。

当明命帝的官军来平叛，黎文魁还向暹罗求助，一直和越南有矛盾的暹罗王拉玛三世也派兵入侵越南。

黎文魁叛乱，是阮朝明命年间规模最大的一起地方叛乱，叛军除了有法国势力支持以外，甚至还引发了暹罗的干涉军入侵行为。

至1835年夏天，阮朝终于平定叛乱，将活捉的六大主谋匪首押送至首都顺化。在这六个主谋当中，就有“游神父”若瑟·玛尔香。

就和阮、黎一样，游姓也是越南人当中的常见大姓。传教士在越南活动，为了和本地人交流、亲近，获得好感，都要先认真学习本地语言，顺应本地风俗，比如穿当地服饰，按当地习俗给自己起一个名字。

游神父本名joseph marchand（约瑟夫·马尔尚，又常常翻译成若瑟·马尔香，1803.8.17~1835.11.30），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

叛乱爆发后，游神父煽动南圻的天主教徒参加叛乱活动，对抗官军；又声称要拥立被废后流放南圻的阮福旦为皇帝，要将越南建立成一个天主教国家。此人还积极奔走联络“外援”，给暹罗干涉军当带路党，还联系法国海军，鼓动法国海军舰队开到越南外海，炮轰陆上的越南平叛官军。

法国、传教、参加叛乱，拥立阮福旦……这几条当中，任何一条都是大逆不道之罪，实在是太遭恨了。因此包括游神父在内，1835年11月30日，这六个主犯在顺化被凌迟处死。

游神父在南圻参加叛乱，被阮朝凌迟处死。这个行为被梵提纲天主教廷视为殉道。十九世纪末，教皇奥利十三世将他列入真福。1988年，教皇保禄二世又将他封圣。下面这张油画是反映游神父被凌迟处决的《越南圣徒殉道图》

六、灭教锁国

明命帝禁饬天主教、排斥法国势力，其执政风格有一个从温和到激进的转变过程。这当中的转折点，就是1833~1835年的黎文魁叛乱。

明命帝早期的施政手腕，相对而言比较舒缓。他对法国、尤其是当年打江山立下功劳的开国元勋中的法国人，也还比较客气，希望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行政策。再加上还有黎文悦这些元老权臣的作梗对抗，禁教政策推行的很缓慢，效果不理想。

1835年爆发的黎文魁叛乱，让明命帝深受刺激。

嘉定城是当年阮文惠与西山军对抗时，在法国人协助下、采取西方棱堡技术修建的城镇，防御能力极强。以嘉定为中心的整个南圻地区，相当于阮朝的“中兴基地”。

官军平叛之初，围攻嘉定城，即没有获胜把握，更担心遭受重大伤亡，所以派了几个表示愿意与官军合作的法国传教士（主要是在明命初年，对禁教令采取一定忍让妥协姿态，愿意和官府合作、被授予官职的法国传教士）进城劝降。

然而，这些前去劝降的传教士，进城后就有人立即叛变。

以游神父为代表的法国传教士，煽动南圻的天主教徒参加叛乱活动，对抗官军；又声称要拥立被废后流放南圻的阮福旦为皇帝，要将越南建立成一个天主教国家。传他还积极奔走联络“外援”，给暹罗干涉军当带路党。此外，传教士还联络法国海军，鼓动法国舰队开到越南外海，炮轰陆上的越南平叛官军。

传教士的行为，已然是在谋朝夺位，试图颠覆政权了，这还能姑息纵容？

因此，刚得知叛乱发生后，明命帝就转为推行激进、雷厉、手段残酷的禁教排法政策。

A、从京城的卫戍禁军和皇帝的銮仪卫队官兵中清除天主教徒，将信奉天主教的官员一律罢免；

B、把天主教定为邪教，在全国各地捉拿审判传教士；

C、官府提倡和推广传统的儒学礼教，以儒学为正统，各地方官统计本辖区的天主教徒，劝说教民改宗弃教，罢免禁教不利的官员；

D、各处港口口岸的官员严格审查出入境船只，统计入关的外国人，禁止传教士入境，凡有船主胆敢在船上藏匿传教洋人，一经查获，诛杀不赦。

除了明命帝以外，之后的绍治帝阮福暶（1841~1847）和嗣德帝阮福时（1847~1883）在位时期，阮朝也都坚持推行禁教、排法、仇洋的政策，且施政手法还逐渐激进保守。

禁教排法政策施行时间长，尺度还愈加严厉。阮朝逐渐也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

越南位于中南半岛的东部，领土版图从南到北，呈非常狭长、两头宽中间细的扁担状。他经济最繁荣、人口最多、设施建设最发达的主要城市，诸如嘉靖（西贡）、沱灢（岘港）、芽庄、金兰、归仁、顺化、河静、升龙（河内）、海防等等，都处于沿海一线，要么是海港/临海城市，要么位于海岸线不远、河口的上游沿岸。其中还有一些是优越的良港，如金兰湾和沱灢（岘港）。

在明命年间，阮朝颁布了闭关锁国的一口通商令：只保留沱灢一处通商口岸，其他海港一律不许洋船停泊贸易。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此过程当中，也肯定会出现相当多施力过度、方式过激、打击过于残酷血腥的事例。其中在1835~1838年，更是阮朝打击传教活动、捕杀传教士的高峰期。

在持续数十年的禁教排洋运动当中，有上百名传教士被杀，大部分都是法国籍巴黎外方会传教士，少数西班牙传教士。这些人后来也都被梵提纲天主教廷列入真福或封为殉道圣徒。

这些传教士的数量实在太多，没必要一一列举说明。笔者在此讲述两个最有意思的人物和他们的活动。

高凌泥，本名让·查尔斯·科尔奈（jean charles cornay(1809.2.27~1837.9.20)，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这个人的经历，有两个不同寻常的地方：

A、他主要在北圻地区活动、也就是今天越南的首都河内等地，还是第一个尝试沿红河航道，进入中国云南和四川的传教士。

B、他参与到越南北方的少数民族地方叛乱。

关于他的故事，头绪较为复杂。

1831年9月，高凌泥从法国出发，次年夏抵达远东。

此时明命帝已经颁布禁教令，阮海港不允许传教士入境。所以这一时期的传教士，普遍采用偷渡的方式——向船主求情或行贿，藏匿在前往越南港口从事贸易的外国船只上，伺机下船入境。

既然阮朝禁止洋人传教士入境，也会重点盘查来自欧洲的洋船。

不过，中国和越南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海上贸易。越南出产的稻米、砂糖、热带硬木、香料和贵金属，在中国都很受欢迎。经常有来自两广和福建的海船停泊到越南的港口从事贸易。

中国又是一个统治者提倡儒教的传统东方世俗国家，越南阮朝对中国船只的盘查力度相对较轻。因此传教士偷渡，热衷先前往葡萄牙控制下的澳门，联络广东当地的海船，向广东船主行贿，藏在中国海船里前往越南。

高凌泥最早也是先抵达澳门。在澳门，他联系到东京宗座代牧哈瓦德神父，从后者口中获知一些远东传教的信息。

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法国至少有两个天主教传教组织在远东活动——巴黎外方传教会和耶稣会（1534年由西班牙人罗耀在巴黎创办）。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耶稣会。诸如万历年间来华、翻译了大量数学和天文学著作的利玛窦；名末清初协助铸造火炮、参与历法修订的汤若望；清中叶康雍乾时期的南怀仁、白晋、郎世宁……这些人都是耶稣会教士，他们擅长和明清两朝的高层政要权贵人物交往，从而获得显著的影响力。

而巴黎外方会主要在中南半岛的越南、暹罗等地传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相对较弱，明显不如耶稣会传教士。

不过，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尤其是四川，则成为一个例外。17~18世纪初，巴黎外方会教士在四川很活跃，吸收了很多信徒。在四川为主的西南地区，巴黎外方会的传教活动明显超过耶稣会。

但是到1722年冬，康熙驾崩、雍正继位之后，情况发生巨变。

打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康熙年间，明清两朝统治者对天主教的传教活动都还比较宽容，允许传教士在各地修建教堂，吸收信徒。这些传教士也在普及西方科学和科技成果方面做出了一些贡献。然而雍正继位后，清朝随即开始禁教，关闭各地教堂，让传教士限期离境。

从雍正开始，之后乾隆、嘉庆、道光……前后超过100年的时间，清朝一直采取禁教政策。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受到限制打击。

1832年，高凌泥来到澳门，他原计划是偷渡到越南。就在此期间，他得知了红河航道的存在——在越南北圻有一条大河，河的上游和源头在中国境内，溯河而上，可以前往云南和四川。于是，他产生了另一个念头：先偷渡到越南，再物色当地人担任向导，顺着红河偷渡到中国，最终到四川去传教。

1833年，他成功偷渡到越南北圻，实现了第一步。但是接下来遇到大麻烦：此时黎文魁叛乱爆发了，明命帝开始推行更激进的禁教政策，北圻地区的地方官府加大了搜捕天主教徒、抓捕传教士的力度。

高凌泥刚在升龙（河内）找到一两个愿意给他当向导的天主教徒，现在这些人都官府抓走了。他不可能前往云南了，只好躲藏下来，在靠近中越边境的安沛、宣光、太原等地，通过化妆和频繁转移居所逃避官府的搜查，一边流窜，一边展开地下传教活动。

越南的西北地区——也就是和中国云南、广西两省交界的地带，地形多山，环境相对封闭。正如此前章节中所述，中国云南广西境内的少数民族，会翻过大山、沿着红河等河谷孔道，向越南所处的红河下游平原逐渐迁徙。

因此这一地区同样也是越南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岱依族，就分布在这一地区。此外，还有因为这些山区多有银铜矿脉，还有很多来自滇、桂和两广、以挖矿谋生的中国厂民。

如此复杂的社会环境，导致这一地区经常发生少数民族叛乱，还有很多在中、越两国境内反复流窜的边匪。这些叛乱组织和边匪势力，凭借当地多山多河流的封闭地形，盘踞其间，占山为王，与越南官军对抗。

1833年，黎文魁在南圻发动叛乱。黎文悦是个天阉，没有生育能力，他收黎文魁做养子。黎文魁就是岱依族人。他的内兄、同为岱依族的农文云，当时出任保乐州的知州（今天和广西交界的越南高平省保乐县）。一听到黎文魁在南圻发动叛乱，农文云立即响应，也在北圻发动叛乱。

阮朝的一南一北，两头都发生了叛乱，阮朝官军疲于应付。

而高凌泥当时正在北圻地区从事地下传教活动，他立即掺和到农文云叛乱当中，被任命为“军师”。

1834年春，官军收复高平，在平叛战场上逐渐取得优势。农文云叛军分成两股，逐渐退缩到贴近广西、云南的边界地带，试图通过化妆和更改名姓，潜逃到中国境内避难。

阮朝也派人前往中国，拜见两广总督和云贵总督，说明情况，希望清朝不要接纳这些叛乱分子。

清朝一方面在边境增兵，盘查口岸要道，严禁叛乱人员入境；另一方面在滇、桂等省展开搜捕，缉拿已经流窜到本国境内的阮朝叛乱人员。

阮朝官军不断打击清剿，中国官军又不许叛党入境，这样一来，高凌泥的生存状况就更加窘迫，只能四处流窜。

至1835夏，黎文魁叛乱和农文云叛乱先后被镇压，明命帝随即在全国展开范伟更广、力度更大的清算运动。之前好歹还是禁教，现在俨然是灭教了。其中1835~1838年这三年，是阮朝明命帝灭教运动打击力度最大的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曾发起过多次灭佛运动，官府采取的手段就是把寺庙封了拆了，石窟毁了，佛像砸了，佛经烧了，禁止民间百姓藏匿佛经佛像。最常见的禁教灭教手法，是捣毁信物和偶像，破坏宗教活动场所。

阮朝也采取类似的方式：各地官府制作十字架，把十字架推倒在地，将把本辖区内的老百姓组织起来，让他们从十字架上践踏而过，往十字架上吐口水。无论你是不是天主教徒，现在只要在官员的监督下，当众做出侮辱信物的动作，就可以过关了。

大多数的越南天主教徒，对宗教并没有绝对的虔诚，再加上又官府持续不断的打击，愿意显出生命誓死殉教的也是少数人。

1837年6月，一个数年前由高凌泥主持受洗的越南天主教徒，被官府拿捕。这个教徒对上帝就很不虔诚，信仰意志不坚定，还没有上大刑，他就叛教招供，供出了高凌泥的行踪。官府立即展开搜捕，抓住了藏在密林里的高凌泥。

自1835年镇压农文云叛乱之后，阮朝在北圻地区，针对当地少数民族和其中天主教教徒，施加的是力度极大、手段非常残酷的禁教灭教政策。在这种高压之下，高凌泥依然还坚持了两年的地下传教活动，如果没有越南版的犹大，他恐怕还会继续坚持下去的。

阮朝官员对高凌泥潜伏活动的方式不以为然，觉得他并不是高明的游击战大师，但是很惊叹他对宗教的无比虔诚，以及长期忍受艰苦危险环境的如此坚定意志。

官员最开始想把他打造成一个“幡然悔悟、浪子回头”的典型，承诺只要他能在官方安排的公共场合上，从推到在地的十字架上踩过去，就能得到赦免和释放。如果从法国来的原装传教士都叛教了，这对越南本土教徒的打击显然更有效。

官府的努力显然时徒劳的。最后因从事地下传教和参加叛乱，同年9月，高凌泥被判处极刑。他所经历的死刑是极为血腥的：

在被捕的几个月里，他一直被关在只能蜷着身体坐在里面的竹笼子里，行刑当天，士兵抬着竹笼子前往刑场，他才被放出来，随后被砍掉头颅，四肢从关节处砍断，躯干再被“十字斩”——横着腰斩，竖着沿着脊梁到股沟劈开，最后头颅被挂起来示众，被大卸八块的尸身扔到河里漂走。

行刑时，刽子手还从尸体上切下肝脏，当众生吃。

皮埃尔·杜姆兰·鲍里Pierre Dumoulin Borie（1808.2.20—1838.11.24），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

1830年11月，他从法国出发，次年7月抵达远东。他同样是先前往澳门，然后进入中国广东境内，买通华人船主，偷渡到南圻地区，在嘉定等地传教，也参与了随后发生的黎文魁叛乱。

1835年叛乱被镇压后，他也是隐藏下来，展开两年多的地下传教活动。随后，明命帝在全国发起大规模的甄别清洗活动，鼓励地方官和百姓举报揭发——凡是发现并捉拿一名藏匿的洋教士，赏银300两；发现并捉拿一名本土教士，赏银100两。

1838年年初，他的行迹被官府发现，很快被捕，并押送到首都顺化。同年11月，他被判处斩首处死。

鲍里偷渡进入越南、组织地下传教、被发现行踪并遭到斩首的这个过程，其实没什么奇特的地方，属于阮朝在1835~1838年这个禁教活动最严峻时期，处决传教士的众多案例之一。

但是他死后的经历，反而另有文章：

1839年10月，一些极为顽固的天主教徒，偷偷把他的尸体被挖出来，转移到其他地方藏起来，1842年冬，利用另一个机会，他的尸骸从藏匿处挖出来，转移到船上，偷偷送处越南，返回法国。

在1835~38年的阮朝灭教高峰期，被判处死刑的法国传教士很多，绝大部分人的下场都是斩首、凌迟、碎尸，最后扔到河里喂鱼。

他们的尸体都被处理的很干净，能留下的都是生前用过的生活用品、衣物、行刑时使用的刑拘，以及少量的头发、牙齿、小部分遗骨等等，而且这些东西都难以运出越南。

而鲍里留下的尸骸比较完整，骨骸被运回法国后，会成为第一个受难而死后又“荣归故里”的上帝圣徒。

1840~1842年，英国和中国清朝刚刚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法国从中大受启发，他觉得也可以如法炮制，派兵前往越南，对阮朝展开炮舰外交。因此因此法国官方和天主教会为鲍里具体了盛大的葬礼，利用整个机会在全国展开声势浩大的复仇宣传，称越南统治者忘恩负义，法国必须要讨伐野蛮的异教徒。

七、越南的三大地理单元和黄底三线旗

本来应该开始讲述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越南两国受到西方多次殖民入侵的这段近现代历史。

但是这里面的头绪非常复杂，我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梳理出法越关系、中越关系、中法关系，英法关系这四条叙事线索。

这四条线索还是反复交叉，互相影响，很容易就会写乱。因此这一章的写作过程耗时较长。

因此，我决定先写一段比较有意思的题外篇——越南的三大地理单元和黄底三线旗。

1、

尽管在前文中，笔者已经提到了越南南圻、中圻和北圻三大地理单元。不过，在本章开头，还是有必要对此再进行更加详细的介绍，讲述下相关地理和政治文化。

A、北圻，又称“东京”，以红河冲击平原和入海口三角洲为中心，包括与中国云南、广西接壤边境地区的高山山地。十九世纪中后期，法国侵占越南全境，建立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之后，也称这一区域为“东京TONKIN”；

B、中圻，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当局称此区域为“安南ANNAM”。

C、南圻，以湄公河平原和入海口三角洲为中心，阮朝在这地区划分出嘉定、边河、定祥、永隆、安江、河仙等六个省，所以南圻的另一个别称是“南六省”。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当局称南圻为“交趾支那COCHI—CHINE”。

南（圻）六省政区示意图：

2、

越南的社会发展与国土的形成，是按照“先北后南”的顺序逐渐实现的。

自十三世纪的陈朝开始，胡朝、后黎朝，统治核心都处于北圻，升龙（河内）是传统首都，人口也集中在北圻。十九世纪后半叶，法国殖民当局在越南逐步建立殖民统治时，南圻的人口依然明显少于北圻。

直到十六世纪中叶，情况才出现变化。

明朝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阮潢奉后黎朝右相、谅国公郑检之命出镇广南，形成地方割据，这是阮主政权和后来阮朝的开端。

为了与北圻的黎郑朝廷对抗，阮主政权一方面苦心经营广南地区，另一方面还不断向南方发展，以武力征讨中南半岛南方的占城、真腊和高棉（柬埔寨），逐渐把领土扩张到南圻。

阮主政权的统治核心是广南，大致为今天越南北起广平两省，南到广义省的这一区域（地图中两条黑线中间的区域）。顺化（富春）作为阮主政权的都城，也是在十六世纪中后期才开始建设（图中红圈）。

1771年爆发的西山三阮起义，险些让阮主政权灭族。1778~1802年期间，在暹罗、法国传教士百多禄外援军的鼎立支持下，阮富映以南圻的嘉定为中心，先南后北，成功报仇，消灭西山阮氏政权，最终统一越南全境，建立阮朝。

建立阮朝后，阮富映依然以祖先悉心经营百余年的的顺化作为首都。

3、

这也导致阮朝和法国，各自都表现初一些体现在政治、宗教和地理方面的特点——

A、阮朝发源在中圻，中兴在南圻，直到十九世纪初，才通过武力北征占领北圻。虽然北圻是越南历史上开发最悠久、最为成熟、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却因此成为阮朝的统治薄弱地带。

这一地区又和中国云南、广西接壤，边境地区地形多山，也是越南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少数民族土司经常发动叛乱。又因为后黎朝在此经营数百年，还一直有黎朝的遗留势力存在，当地民变领袖发动叛乱时，经常打出“黎朝皇族后裔子孙”的旗号。

B、自十七世纪创立巴黎外方传教会开始，法国传教士一直热衷前往在暹罗、高棉和真腊等地传教。百多禄神父和他组建的外援军协助阮富映经营南圻嘉定，帮助后者复国报仇。作为报道，阮富映也允许法国在越南传教。

法国传教士长期在南圻活动，法国士兵在南圻为阮富映修建要塞城市，帮助练兵打仗……这导致法国的政治影响力和天主教传教活动，也在南圻地区最为雄厚。南圻集中了当时越南数量最多的天主教徒，已经根深蒂固，尾大不掉了。尽管之后明命、绍治和嗣德三帝，兴起持续三十多年手段残酷的灭教运动，但始终不能清除。

十九世纪中后期，法国对越南展开武力入侵，也是按照先南后北的顺序，最先占领以嘉定为中心的南圻（图中位于下方的红圈）。

4、

黄底三线旗

包括法国在内，欧洲封建君主贵族都有自己的国王徽章、纹章或旗帜。受此影响，阮朝从开国君主嘉隆帝阮福映开始，也设计了自己的帝旗。帝旗代表帝王个人的旗帜，还不是国旗。因此不同的君主在位，帝旗的图案内容还会发生变化。

嘉隆、明命和嗣德帝使用黄底红日的龙旌旗，同庆帝改用黄帝加红色“大南”文字的大南旗。

从1890年，成泰（阮福昭1889~1907在位）、维新（阮福晃，1907~1916年在位）和启定（阮福晙，1916~1925年在位）三位皇帝，改用黄底三线旗。

黄色代表土地，红色代表热血，三条红线代表中圻、北圻、南圻。

1937年抗战爆发，因日本海军封锁中国沿海，中国更加依赖通过滇缅公路、滇越铁路两条交通线输入物资。而日本则对此耿耿于怀，与法国政府和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总督交涉，试图阻止滇越铁路交通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在1940年6月迅速战败，随后成立的维希政府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保证在远东越南的殖民统治。日本看到可乘之机，立即向法国施压。

1940年8月30日，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与维希法国驻日本大使亚森亨利，签署《松冈—亨利协定》。同年9月，在日军的施压之下，法属印支殖民地总督让·德古，又与日本签署《日军进驻北越及使用越境机场协定》、《日军海防登陆协定》。日军进入北圻，控制滇越铁路，自红河北上，发动对云南的入侵。

维希法国是纳粹德国控制下的政权，属于轴心国阵营。所以在1940~1944年期间，日军名义上只是进驻越南，并没有推翻法国印支殖民地总督。

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同年8月解放巴黎。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临时政府属于同盟国阵营。因此，远东的法属印支殖民地政府也转而投靠盟军阵营，开始筹划反日。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于1945年3月发动“明”号作战，向西贡等地发起进攻，迅速击败法国守军，俘虏了包括总督让·德古在内的殖民地大小官员。

3月11日，日本扶植阮朝末代君主保大帝（阮福晪），成立“越南帝国”，首都依然在顺化，正式选用黄底三线旗作为国旗。

同年8月日本投降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同盟会（越盟）”，在河内发动“八月革命”，夺取政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在胡志明的敦促下，保大帝退位，在次年春出走香港。

二战结束后，法国势力在1940年代末重返中南半岛，试图再次建立殖民统治。1949年4月，法国把保大帝从香港护送到南圻西贡，成立“越南国”。越南从此开始了南、北政权对峙的时期。

1955年10月，在美国的支持下，吴廷琰废黜保大帝，成立越南共和国（Republic of Vietnam）。该政权维持到1975年4月，最后由北越重新实现统一，成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从1945年3月日本扶植下短命的“越南帝国”开始，包括之后法国扶植的越南国、美国扶植的越南共和国。前后30年时间内，这三个政权都以黄底三线旗作为国旗。

1975年4月，北越统一全国前夕，在美国海空力量的支援下，大量南越军政人员和难民出逃。此后十几年，还有数量更多的越南人逃离越南，移民至欧美。

这些海外越侨，在美国东、西海岸形成一系列越侨聚居点。1975年，这些“南越遗民”搭乘美国军舰出逃，经菲律宾、关岛、夏威夷，辗转来到西海岸的西海岸的彭德尔顿军营（美海军陆战队陆战1师所在地）。彭德尔顿时位于洛杉矶和圣迭戈之间，很靠近洛杉矶。

因此随后20余年，越南人在就在洛杉矶南部的Westminster、橙县尔湾一带形成了北美最大的越侨聚居区“小西贡”。

冷战结束后的1990年代，越南和美国逐渐实现关系正常化。

在美越建交前夕的1995年春，感知到美国政府即将承认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趋势已经无法阻挡。在洛杉矶生活多年的越南侨民，组成了以阮厚昌为首的“自由越南共和国临时政府（越南临时政府）”。这个流亡政府依然以黄底三线旗作为国旗。

该流亡政权最鲜明的的政治主张，就是反对越共，推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权。

The Government of Free Vietnam (GFVN), which is headquartered in Garden Grove, California, was founded in 1995 by Nguyen Huu Chanh, a Vietnamese emigrate and former civil engineer.

自由越南政府 (GFVN) ,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加登格罗夫，由越南移民和前土木工程师阮厚昌（Nguyen Huu Chanh）创立于 1995 年。

5、

1995年7月，美越两国正式建交。2000年11月，在总统任期的末尾阶段，克林顿对越南展开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成为越战结束后首位访问越南的美国总统。

因为两国建交，美国政府在官方活动于外交活动当中，都要打出越南社会主共和国的红底黄五星国旗，不承认任何流亡政府。

此举反而让在美国的越侨，对黄底三线旗寄托了更多的感情。时至今日，在美国越侨早已成熟的社会，而且经过两、三代人的繁衍，已经成为美国土生越裔。

这些普遍持反共立场、不同程度仇视北越、以“南越遗民、海外孤忠”自居的美国越裔，在

每年春节和4月30日“祖国亡国纪念日”，都会高举黄底三线旗，走上街头，组织声势浩大的游行纪念活动。

每年4月最后一天，“小西贡”和黄底三线旗，已经成为全美包括洛杉矶尔湾等地的悠久的人文景点了。

八、法国对越南、柬埔寨和暹罗的殖民入侵（上）

1、

1839年夏，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派兵封锁广州十三行洋行商馆，驱逐洋商，通缉颠地等多名鸦片商贩，组织虎门销烟。当年冬，英国军舰和清军爆发若干次炮战。

1840年1月，英国舰队开始封锁珠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这件事对中南半岛上的越南、暹罗等还在向清朝入贡的小国家，都造成较大的震动。阮朝明命帝非常担心洋人也会入侵越南，因此在1840年春，他派遣三批“下洋使船”：

一路前往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与荷兰殖民当局沟通；

一路前往海峡殖民地（新加坡），再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抵达印度加尔各答，同英印殖民当局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沟通；

还有一路的行程最远，在当年2月启程，穿过印度洋，绕过非洲好望角，在年底抵达法国，试图和法王路易·菲利普沟通（1830年“七月革命”爆发，波旁王朝末代君主查理十世退位，随后奥尔良公爵成为国王，建立奥尔良王朝）。

阮朝已实施持续数十年的灭教政策，法国政界和天主教宗教界对此深恶痛觉。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门听说阮朝使节到来的消息，更是义愤填膺，要求国王和内阁大臣不要出面接见。阮朝使节在法国遭到孤立冷落，最后被驱逐出境，打道回府。

就在阮朝使节出访法国期间，阮朝还发生一件大事：1841年1月，明命帝驾崩。使节启程时，还是明命帝在位；被法国驱逐返回越南，改成绍治帝在位了。

另一方面，第一次鸦片战争也对法国产生较大的震动。

英国人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开辟通商港埠、赔偿军费……英国在中国取得的巨大利益，让法国分外眼热。法国人产生类型的念头，也想对越南如法炮制。

因此1840年阮朝使节出访法国，不仅未能缓和法越关系，反而激起法国的野心和贪念。

1843年，皮埃尔·杜姆兰·鲍里神父（具体可见第六章末尾）的骨骸被送回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和法国政界、宗教界为此举行盛大的葬礼。他们利用这场悼念活动进行政治游说和复仇宣传，要求国王讨伐野蛮的越南君主。

法国对越南阮朝的一系列“炮舰外交”，就在1843年开始付诸行动。

2、

1843年，法国军舰“heroine（女英雄）”号开到沱灢（岘港），舰长法万·勒韦凯（Favin Levêque）要求阮朝释放关押在顺化的传教士。

1845年，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让·巴第斯特·塞西尔（Jean Baptiste Cécille）率领舰队抵达沱灢，提出类似要求，要求释放传教士多米尼克·勒费弗尔Dominique Lefèbvre。

这两次交涉，都以阮朝迅速的退让妥协而平息了。原因有二：

其一、绍治帝继位之后，调整了禁教政策的方式和力度，由明命帝时期的残酷镇压，改为怀柔远夷；

其二，在1840~1847年期间，为了争夺对柬埔寨的宗主控制权，越南和暹罗（泰国）再度爆发战争，阮朝没有多余力量应对法国的挑衅。

阮朝向中国清朝称臣，纳入中国的天朝宗藩外交体系；但是在中南半岛，阮朝还经营着自己的“小宗藩”，他控制柬埔寨王，在柬埔寨驻军，柬埔寨高棉王要向阮朝称臣进贡。而暹罗也在做类似的事。

阮朝控制着柬埔寨王族匿螉禛和匿螉俺，把他们扣留在顺化长期软禁；暹罗则支持匿螉敦（诺罗敦·嘻哈努克的高祖父）。一个越南、一个暹罗，他们都试图建立自己的“小天朝”——控制柬埔寨、让柬王向自己进贡。柬埔寨夹在二者的中间，反复遭受蹂躏。

就在1840年，明命帝驾崩的前夕，柬埔寨发生了高棉大起义。

柬埔寨义军反抗阮朝，让暹罗看到机会。暹罗支持匿螉敦复国，讨伐阮朝。在暹罗—柬埔寨联军的打击下，阮军队一度退出真腊。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845年年末，以阮朝发动反攻，双方达成议和而结束。

在1840~1845年期间，阮朝把主要军事力量调集到本国南圻和柬埔寨境内，疲于应付。1845年10月双方议和后，阮军还要留在柬埔寨，以此震慑当地高棉族人，不能立即撤走，直到1847年才陆续班师。

因故在1843和1845年，法国人打着“交涉”旗号，派出舰队，两次恐吓阮朝时，后者实在无力应对，只好交出关押在顺化的传教士，避免节外生枝。

忍一时不能忍一世，1847年，双方终于发生直接交火。

1847年2月，奥古斯丁·拉皮埃尔（Augustin de Lapierre）率舰队，再次抵达当时阮朝唯一一个允许对外通商开埠的港口沱灢（岘港）。法国人先是强行登陆，闯入商馆，向阮朝官员提出开放多个通商口岸、允许天主教自由传教、保护法国侨民、交还被关押的传教士等等要求。

此时越南—暹柬战争已经结束，驻柬埔寨的阮军正计划班师。阮朝君臣，觉得能应对法国人。一方面派出官员，与法方谈判，尽量拖延周旋；另一方面加紧修筑沱灢港的防御设施。

3月初，法国舰队发现越南人的动作，立即终止谈判，撤离商馆，随后轰击炮台要塞，击沉阮朝的五艘裹铜战船，毫无悬念地击败阮朝水师。

3、

1847年3月的沱灢炮战事件，造成了两个重大影响——

其一、打破阮朝对本国水师的自信。

越南是一个国土狭窄、缺少战略纵深、海岸线很长的国家。他的国土面积只有32万平方公里，海岸线也有3000多公里，主要大城市都是海港或靠近海岸。所以相对而言，他比较重视海外贸易和海防水师的建设。越南热带森林丰富的硬木资源（比如铁力木），还是优势的造船材料。

在1778~1802年的战争中，阮福映通过接受法国外援、吸收法国军事装备，掌握一些先进造船技术和海战战术。阮朝建造在木船底外包裹铜皮的“裹铜战舰”，甚至还引进和制造了蒸汽船。明命帝尤其重视裹铜战舰的建造，认为水师是阮朝最拿得出手的力量。

阮朝表面上的造船技术和水师的战力超过清朝水师，这点清朝官员都是愿意承认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前，清朝一些官员甚至还有设想，希望向阮朝寻求帮助，获得阮朝的造船技术和先进战舰。

然而在沱灢炮战中，法国军舰以战死10余人，受伤数十人的轻微代价，在短时间内就击沉阮朝5艘最精锐的裹铜战船，全身而退，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揭开了阮朝水师外荣内虚的花架子本相。

其二、摧毁了阮朝君主主动和法国缓和关系的可能性；

洋夷素怀狡诈，若爷苏（耶稣）之禁一弛，英咭唎闻之，亦将来弛鸦片之禁。戎狄豺狼，不可厌也，安能一一曲徇所求？且爷苏邪教，其害至于开边衅、启戎心；鸦片迷药，其害至于破产倾家、害人性命，此二者皆国大禁，朕将另降明谕，藏之国史，垂示后来，永远禁绝，以祛外患。——《大南实录》正编第三纪 卷六十六

1841年1月绍治帝继位之后，转为施行仁政，主张对英法洋夷“奉扬仁风”，对本国天主教徒采取感化、导诱的方式，让他们逐渐放弃信仰。对于关押在本国的传教士，也通过交涉的途径释放或驱逐出境。在通商开埠等方面，绍治帝的姿态也出现松动。这位君主对外表现出一副开明、灵活的宽仁姿态。

但是这场沱灢炮战导致阮朝水师的惨败，这让绍治帝羞怒不已，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加重了他对法国的敌视和厌恶。

1847年9月，沱灢炮战结束后仅仅半年，绍治帝染病驾崩。随后继位的嗣德帝（阮福时），又转而施行手法残酷的高压政策。嗣德帝登基后，阮朝再次颁布禁教令，又走上了镇压本国教徒，抓捕和处死外国传教士的老路。

阮朝的反应，又让法国感到吃惊。法国觉得有必要再寻找一个时机，对残暴的越南君主展开新一轮力度更大的打击。

4、

1856年，德·蒙蒂尼（de montigny）率领两艘战舰，再度来到沱灢，再次炮击炮台要塞，迫使阮朝交出被关押的潘勒林pellerin神父。Pellerin再次年返回法国后，向拿破仑三世透露阮朝迫害天主教徒的种种“罪行”，还透露除法国传教士以外，阮朝还关押着数名西班牙传教士。

拿破仑三世决定派出规模更大的舰队和更多的兵力，发起远征，对阮朝开战。

就在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也爆发了。1856年2月下旬，中国广西省发生“马神甫事件”——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马赖（本名奥古斯特·沙普德莱纳Auguste Chapdelaine）在西林县传教，吸收教徒，与当地人引发冲突。西林知县张鸣凤将马赖及教徒数人捉拿下狱，于咸丰六年正月二十四日（1856年2月29日）论罪处斩。

消息传回法国，拿破仑三世决定利用这起教案，也对清朝发动远征。1857年8月，法国政府通告英国政府，称法国将派遣出一只远征军前往远东，与英军联合行动。

第一次越法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几乎同时爆发，相互影响——

A、1858年5~6月期间，英法联军打着“换约”的旗号，北上天津，攻陷大沽炮台，进犯天津，逼迫清朝签订《天津条约》，随后撤军；

B、对清朝的第一阶段战事出乎意料的顺利，使法国可以迅速转移兵力入侵越南。海军上将夏尔·黎峨·德·热努伊（Charles Rigault de Genouilly）率领由14艘战舰和2500余兵力组成的法国远征军，菲律宾的西班牙陆军上校卡洛斯·帕朗卡（carlos Palanca）带领500人的兵力，共同组成法西联军，于1858年9月1日进攻沱灢。这个阮朝最重要的海港在当天就陷落了。翌年2月，法西联军主力南下，攻陷嘉定城（西贡）。

C、1859年6月，英法两国公使再次乘军舰抵达大沽口，要进京换约，因清朝强化大沽炮台，清军在炮战中获胜；

D、法国被迫再次从越南抽调兵力，只留下800人驻守刚刚占领的嘉定，因担心阮朝趁机发动反攻，法国假意提出议和，以此麻痹阮朝，作为拖延时间的缓兵之计；

E、1860年8~10月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占领天津，在通州八里桥击败僧格林沁的清军，随后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与清朝签订《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

F、对清朝的战事结束后，法国再度把兵力调集到越南。从1860年11月开始，法军在南圻发动第二轮攻势，至1862年初，先后攻陷永隆、边和等省。南圻六省全部沦陷。

G、1862年6月，阮朝与法国、西班牙签署《第一次西贡条约（壬戌和约）》。

越南割让南圻六省当中的嘉定、定祥、边和三个省，割让昆仑岛；赔偿军费400万法郎，分十年还清；增开广安、大叻（今林同省首府）等地为通商口岸；天主教成为越南的合法宗教，传教士可以自由传教。

嘉定是阮朝开国皇帝阮福映的“中兴”之地。割让嘉定、定祥、边和三省，这让嗣德帝耿耿于怀，条约签署后不久，他就后悔了。

1863年年初，嗣德帝又向法国派去外交使团，与拿破仑三世交涉，试图赎回嘉定。法国不仅拒绝阮朝的赎地提议，还在1867年3月发动新一轮进攻，又占领永隆、安江和河仙三个省，把南圻六省全部占为己有。

1860年代，湿版照相术已经比较成熟，下图为第一次法越战争的法军统帅、海军上将黎峨的照片影像——

九、法国对越南、柬埔寨和暹罗的殖民入侵（下）

第一次法越战争对越南阮朝造成的影响，阮朝战后的统治危机等等内容，在网上简单搜索一些资料就可以得知，没有必须过多陈述。笔者认为更应该讲述一些很少被人提及的内容、带入一些较为新颖、少有人提及的视角：

在十九世纪遭受西方殖民势力入侵过程中，中南半岛各国的应对举措和新地缘政治势力的形成。

1、

《第一次西贡条约》有十二条款，除上述割地赔款通商传教的相关内容，其中第四条款内容如下：

自议和后，如有别国欲向南国惹事，或欲割地说和，大南国皇上必须发信使，与大富浪沙国皇上商议，随宜相助；其别国和款内如有割地之事，大富浪沙国皇上允行则行，不允行则不必行。

通过字面上的意思就可得知，通过该条款，越南开始成为法国的保护国。其他国家如果也向入侵越南，要先考虑法国的态度；没有法国允许，越南不能与其他国家签署条约或割让领土。

问题随之而来，在当时，谁是最有可能入侵越南的其他国家？

答案有两个：一个是暹罗，另一个就是法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盟友——英国。

2、

今天的中南半岛上有五个国家，按照从东到西的顺序，是越南、老挝、柬埔寨、暹罗(SIAM）和缅甸。

在17~19世纪初，这五家大体上呈现“三强两弱”的态势：越南、暹罗和缅甸是三强，柬埔寨和老挝是两弱。

越南在东、暹罗在西，老挝和柬埔寨夹在二者当中。越、暹两强，都试图控制老、柬两弱，为此征战不休。到19世纪中前期，暹罗通过武装入侵，逐渐控制老挝。

但是在柬埔寨，尽管在1717~1845年的一百多年当中，暹、越两国为争夺对柬埔寨的控制权，至少爆发了五次暹越战争，但谁都没有彻底战胜对方，最后只能采取分而治之的方式——各自都在柬埔寨王族当中扶植代理人，各自掌控一部分柬埔寨领土。

暹罗通过武装入侵，逐渐控制老挝，在老挝取得绝对优势。二再柬埔寨，阮朝则控制较大的领土，具有一些优势。

暹、越两国也都这种现状不满意。因此，当1858年第一次法越战争爆发，暹罗国王拉玛四世认为机会来了，暹罗军在次年就发动对柬埔寨和阮朝南圻的进攻。

不过这一次，暹罗遇到法国这个强悍的西方殖民者。得知暹罗军东征的消息是，法国刚攻占嘉定，法军主力被调刀中国区参加英法联军。法国人都没有动用他再嘉定的留守部队，一方面派一个中校军官，代表黎峨上将去面见拉玛四世，劝告对方不要轻举妄动；另一方面派出小型战舰，停泊于泰国湾的沿岸海域，对暹罗炫耀武力。

法国人不过刚刚表达自己的态度，略施小动作，暹罗国王拉玛四世就非常知趣的退让了，仗都没打起来。

3、

19世纪，中南半岛上的这五个国家，其中四个在遭到西方殖民入侵后，先后沦为殖民地保护国。唯有泰国勉强独善其身，成为独立国家。

这和拉玛二世到拉玛六世，五任暹罗国王在一百多年的时间内（1809~1925年）、都能采取开明（开放）、务实（可以主动认怂）、识时务（识趣）、积极与西方合作（来者不拒）、擅于搞平衡外交（利用英国势力对抗法国、利用法国殖民势力制衡英国）的政策有关。

当然，这和泰国再中南半岛上的地理位置也是分不开的。

暹罗的东边是老挝和柬埔寨，西边是缅甸。在东边，暹罗和越南经常发生战争，在西边，他和缅甸更是老冤家。18世纪郑信开创的暹罗吞武里王朝，就是在击败、驱逐缅军的基础上建立的。

如前文第二章所述，在17世纪，法国天主教传教活动和法国海军殖民活动，就已经渗透到暹罗。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殖民势力以印度和孟加拉作为基地，也开始逐渐向东渗透。

1824~26年，第一次英缅战争爆发，英军击败缅军，逼迫缅王签署割地赔款的《扬达波条约》。

在英缅战争中，英国利用缅、暹两国的既有矛盾，派人前往曼谷，主动提议双方结盟，要求暹罗在东侧进攻缅甸的后方，形成牵制。

1826年6月，拉玛三世和英国签署总体而言互相平等的《英暹条约》。

1855年4月，拉玛四世又和英国签署不平等的《英暹条约补充条款》，向英国出让部分关税、领事裁判权。

1856年9月，拉玛四世和法国签署不平等的《法暹条约》，向法国出让内河航运权。

1857、1860年，拉玛四世又分别向英、法两国派出使团，觐见维多利亚女王河拿破仑三世。

此外，在拉玛三世和拉玛四世在位期间，暹罗还和美、荷、丹麦等多个国家签署设计外交、通商的条约。

暹罗国王表现初积极开放的姿态，通过主动出让部分主权，通过尽可能微小的政治经济损失，来换取强大的外国势力对他的欣赏，以此维持本国的生存安全。

在有必要的情况下，暹罗还能忍痛吐出他早就吃到肚子里面的肉，以此满足外国势力的贪欲，换取对方的安全承诺。1886年，暹罗与法国签订第二次《法暹条约》，将湄公河以东、原本有暹罗控制的老挝领土，转让给法国。1893年，暹罗和法军爆发战争后，拉玛五世又对法国妥协，撤出老挝北部琅勃拉邦，使老挝全境都成为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的一部分。

时至今日，位于中南半岛内陆湄公河中游河段的数百公里长河道，依然是泰国和老挝两国的界河。这就是19世纪后半叶，法国以越南南圻和柬埔寨为基地，不断向泰国和老挝进逼；泰国拉玛三世、四世很识趣的放弃老挝，选择退让妥协的结果。

到了20世纪，在拉玛七世、八世和九世三位国王统治下，泰国对殖民者西方或外来强权，依然采取一贯政策。1939年二战爆发，日本人来了，泰国配合日本，也搭上“大东亚共荣”、“驱逐鬼畜英米”的这趟车；1955年越战爆发，美国人来了，泰国又积极配合美国，围剿越共查理……

英国先殖民印度，然后自西向东，入侵缅甸；法国先入侵越南，然后然后自东向西，逐步吞并柬埔寨和老挝。泰国处在中间，成为英、法两大殖民势力在中南半岛入侵活动的中间地带。

泰国的这种地理位置和历任国王乖巧退让的姿态，让英、法两国在十九晚期达成共识——双方都赞同泰国应该保持独立地位，成为被两大殖民势力挤中间、战战兢兢的一个过渡地区。

也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在1862年的《第一次西贡条约》当中，法国坚持加入阮朝不得向第三国割让领土的条款，其用意就是针对暹罗和英国，宣示越南已经是法国吃定的肥肉，其他人就不要再打主意了。

4、

越南、暹罗和缅甸，在历史上是中南半岛的三个强权，互相征伐不休，都想当“地区小霸”。十九世纪，英法两大势力入侵活动的加剧，才改变了这个局面。在更强大的欧洲殖民者面前，地区小霸被打的国破家亡，从此完全改变了中南半岛的地缘政治割据。

时至今日、泰缅边界、泰柬边界、越柬边界、泰老边界，以及越柬泰老缅甸马来西亚等六国的领土版图，普遍是在英法两国19~20世纪的一系列殖民活动，通过不断地入侵、割让而形成的。

十九~二十世纪初，在英、法两国对中南半岛持续殖民入侵过程中，暹罗（泰国）领土丧失示意图。——

A、1867年，法国占领越南阮朝的南圻六省，同时还宣布柬埔寨从阮朝控制下“独立”。1867年7月，法国逼迫暹罗暹签署《关于规定柬埔寨政治地位及其边界的条约》，柬埔寨自此成为法国殖民的保护国，在法国的劝告和武力胁迫下，暹罗放弃对柬埔寨的宗主权要求，退出柬埔寨；

B、通过1886年《法暹条约》和1893年法暹战争后《关于结束两国争端和巩固友好关系的条约》，暹罗丧失了对老挝的宗主权。放弃湄公河东岸、原先他所控制的绝大部分老挝领土；老挝成为法属印支殖民地当局控制的领地；湄公河中游河道成为界河，一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C、1893年，在英国逼迫下，暹罗放弃对缅甸掸邦的领土主张；

D、1904年，暹罗对法国妥协，放弃湄公河西岸、老挝琅勃拉邦的剩余领土，又将扁担山脉以南约1.55万平方公里割让柬埔寨；

E、1907年，法国逼迫暹罗割让诗书风、马德望、暹粒三省；

F、1909年，英国逼迫暹罗签署《曼谷条约》，暹罗放弃马来半岛南端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丁加奴等四个邦及其附近岛屿的宗主权。

这个答案会陆续更新的。这也应该是春节之前，我在知乎的最后一个答案了。至少在春节和正月期间，这个答案不填完，是不敢开挖新坑的。

最近的另一个讲述史地学的答案，谁有兴趣的可以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