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了,这个事情把我整的有点破防。
我人生一般,一个普通本科毕业,14年毕业来的北京,来的时候在一家互联网小公司上班,有一个从大二开始谈的女朋友,我上班一年后,来女朋友也来北京了。
15年4月的时候,我们看着北京回龙观接近三万的房价,女朋友说,这么贵的房价,我们什么时候才买得起房。我在盘算,虽然那个时候我的工资是有9000,女朋友8000,但是按照互联网的行情,工资肯定还能涨,这两年辛苦一点,攒两年钱,双方家里父母再给一点,70万付一个首付,北京买个小户型,落脚的地方还是可以的。
15年的时候,股市大涨,周围的人都在买股票。这个东西我不懂,我知道人挣不了自己认识之外的钱,只是尝试性的买了两万块,最后股灾来的时候,整体算下来亏了8000多,不算多,一个月的工资,但是我妈给我说,她的钱的股市里套牢了。
然后就是北京疯狂的涨房价,新龙城那边有一套我一直非常心仪的房子,眼睁睁的看着价格涨到4万多(刚刚去查了下价格,现在已经6万了)。
然后工作说不上顺利,也说不上不顺利,不过有一说一,工作还是比较努力,经常和公司同事加班到深夜,北京的工作节奏就是这样,员工绩效也拿了好几个A。总的来说,自认为自己还是勤勤恳恳的打工人。
17年的时候,和女朋友已经在一起5,6年了,觉得也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在北京,算上公积金,其实也有一笔不小的积蓄。然后和女朋友商量,回老家买一套房子,做我们两个的婚房。
后面的事情很顺利,回家,买房,签合同,管北京的各种朋友借了钱,交款,放贷,然后把公积金取出来,把朋友的钱全部还了。
17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结了婚。非常新潮的没有办婚礼,当时我和女朋友都觉得,人生已经很艰难了,不能让我们的婚礼成为别人的负担。别人看着你结婚,还要想着给你送多少礼金,根本不是带着祝福的态度来和你聊天的。我们去了土耳其,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了热气球。
19年的时候,我们准备要孩子,她妈妈突然给我们说,我们那个房子好像烂尾了。
然后就是没完没了的维权,业主群集结了一个又一个,大家从开始的愤怒,愤慨,恨不得把开发商撕碎的心态,到现在基本已经疲倦了。群里面时不时的会分享一些,哪里维权成功,业主成功自救的新闻,但是去讨论的人也越来越少。
21年恒大闹出暴雷的时候,我身边有买恒大房子的人,大概这些人的房子也会像我一样,烂尾吧。祝他们好运。
21年11月30日早上6:32分,在知乎上看到温州大妈上海坐拥90套房,106个车位。我看了看身边熟睡的女朋友,看了看北京狭窄的出租房(合租房,好在是个有独立卫生间的主卧),然后自己一个人去厕所哭了。给领导以身体不舒服请了个假,女朋友上班之后,我打开电脑写了这段话。
我觉得我是一个遵纪守法,尊老爱幼,尊重师长,孝敬父母,与人和善,工作努力,兢兢业业的好人。
追求好日子怎么这么难呢?????
住房问题我其实写过,但是要么不是正面回答要么给吞了,这次在这里不急着回答这个问题,先重新整理一下我的想法:
1、住房问题唯一从根本上解决的方案是赫鲁晓夫楼:在相对比较远的地方修大把大把的小空间、低楼层的便宜楼房,解决住房问题重点不是去把房市杀的血流成河,而是提供一个基础保底:不管高级西餐涨成啥样多有前景,大米都不能太贵。
2、房产税自身不解决住房问题,这玩意用屁股想想都知道会转移成本到租客身上,除了提高政府收入以外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
3、互联网的发展对于住房问题有延缓作用:互联网拉近了地理隔阂,这使得一部分工作已经不再受地理限制。实际上,住房问题尖锐的地方本质还是属于大城市的繁华地区。
现在开始解决问题:
首先,我们是否应该保护私有财产?
如果说应该保护,那么这种房叔房姨只要来源合法,就没有理由去动他们。
如果不应该保护,那么各种大善人依靠垄断优势把你扒的一干二净的时候就无权抱怨。
还是说自我以上不能保护,自我以下必须保护,因为我有四套房,所以查税从第五套查起。
这里比较好的选择还是保护私有财产,因为重点在于保护私有财产之后会延伸到保护私有资本,市场经济体制下私有资本在大多数时候是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进一步就是提供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作岗位。
好了,现在我们就面临一个新的问题:私有资本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存在矛盾,矛盾最后的结果是金融危机,怎么办?
所以我们只能说“应当保护私有财产”,而不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市场经济内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必须由市场经济外部来解决。只能到这里了,后面不多讲。
第二,既然我们保护私有财产,那么如此大的贫富差距怎么办?穷者无立锥之地,富人……
市场经济框架下没法从根本上解决,既然想要摆满货物的超市,就得接受“超市和超市里所有的商品都是老板的,而穷人什么都没有”的事实。市场经济框架下一定会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因为一定要有私人(可能是资本家,可能是法律意义上的法人)持有足以驱动社会化大生产的权力,这种权力的具象化就是巨大到惊人的贫富差距:员工连宿舍都买不起,厂长却拥有一个巨大的工厂。
但是有一些方法去减缓问题,都说烂了,这里不多讲,很多发达国家的福利体系就属于这一层面。
实际上,房叔房姨只是贫富分化的一种表现而已,即使通过行政手段去限制他们,他们也会通过其他的方式体现出来。
第三,那我们该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不得不说,在这里有些来自西方的“现代管理体系”是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的。
尽管资本主义下生产资料个人所有,但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作为生物人的资本家越来越罕见了,大多数企业真正持有资本的是企业法人,而企业法人背后则是大大小小的股东。
资本总选择更利于自己增值的方式,至少这种“集体决策”,在资本增值这个层面上是具有“克服人的客观条件限制”的优越性的。
如果说这种方案在组织架构上具有优越性,那么问题就很简单了:只要能够解决以“资本增值”作为第一准绳的基础框架并找到一种更具有优越性且同样具体的框架来替换,那么问题就可以彻底解决。
实际上,因为各种局限性,对于上面的框架我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想法。但是,就“资本增值”这个层面去做修饰还是可行的,比方说“全体员工持有的资本增值”:把股东大会拓展到全体员工,通过真正有意义的股份去发动员工参与社会生产,同时确保在没有股东大会的期间能够有一个常务董事会来解决具体事务。
在这个层面上,很多有活力的企业谨慎地迈出了一步,尽管他们仍然只是发给“虚拟股”:没有除获得分红以外的任何权力,但这些延迟发薪的脂粉也仿佛是有了魔力一般产生了如同兴奋剂一样的效果。
不过,很多有活力的企业快活着跳进了陷阱里,因为他们的大脑不总是正确的,而用脂粉绘在自己手脚上的眼睛和大脑并没有视力和思考能力。
当然,也可以更激进一点,我们也可以把公司扩大到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巨大规模,结果是一样的。“民主“这个东西是可以用在任何组织上的,企业也是一种组织。
企业树洞、员工信箱是不错的东西,但仅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最后,实际上,人们消费的的产品一定比人们生产的产品少,因为我们的生活水平总在上升,所谓的贫富差距,本质上是因为这些多出来的产品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个什么人在持有它们,不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
感觉好像还是没有正面回答……有点东拉西扯了
摸了
你把温州大妈想象成房地产私募基金即可,这样的旧闻,在江南根本懒得聊。
怪你不努力,你爸不努力,你爷爷不努力。你曾祖父太努力。
前段时间全网火了很久的房地产税最近又没有音讯了。
这年头精明的人都知道“闷声发大财”的道理,这位大妈还是too young,too simple,不说别的这个事情闹大了,引发民怨之后,就这个大妈出租房源是否缴纳房屋租赁税都足够这个大妈喝一壶的,一旦税务局被迫介入,之前的税款、滞纳金、罚款这些加起来应该就是天价数字,估计得要这位大妈卖好多套房子了。
其实这个事情也就是中国贫富差距的一个缩影而已,而造成如此之大的贫富差距又很复杂,包括经济高速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国家法律不健全、劳动价值在经济发展中长期被低估等及其错综复杂的因素构成了今天巨大的贫富差距,这也是一个国家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逐步减少贫富差距,需要对富人适当征税,包括房地产税、遗产税、资本所得税应该尽快陆续出台才行,其中房地产税都已经人大授权国务院扩大试点了,但即便是试点都要拖拖拉拉,各种考虑时机、考虑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考虑对经济的影响、考虑对富人的影响······
按照视频中显示的房产地址“松江翔峰路221弄”来看,这位上海大妈拥有的房子是松江区的鼎信公寓,建成时间为2000年,开发商为中通置业。
而当时那个时间点,正是国内住房改革的第三年。
1998年7月,国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福利分房开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商品房市场正式全面启动[1]。
当时,几乎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次改革竟然会成为国内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分配改革。
甚至,就连韩寒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998年,韩寒还只是上海松江二中的高一新生。而当时,孙贴成(1995年从珠海回到上海创立)的上海中通置业建设有限公司正在忙于杨浦区的旧城改造工程[2]。
2000年,上海中通置业在松江区的鼎信公寓项目正式建成。而当时的韩寒则利用自己《三重门》的版税操作了人生中的第一笔投资:买了一辆富康。
事实上,当时韩寒的父母是想让他买房子的,因为上海当时出台了“购房退税”政策[3]。但韩寒却否定了父母的这个投资计划,他通过宏观经济学的科学分析后认为:
“当时上海郊区的房价几百到一千元,市中心三千元[4],我说,这房价太贵了,市中心三千元一平米,买一百平要三十万,老百姓要工作十多年才能买得起房子,这是虚高的。工作五年,买个一百平的房子,才是合理的。”
如果按照2000年富康三厢e系列新车15~16万元的价格来计算,那么,当时韩寒用于买车的这笔钱可以购买松江区鼎信公寓大约2套房。
显然,如果韩寒当时能够意识到“特色主义”对人类经济学规律的颠覆性后果,那么他的资产规模将远远超过现有的水平。
实际上,韩寒最终上车的地点并不是上海,而是北京。2002年,他以3500元的单价在北京管庄柏林爱乐小区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套房子。
而对于本次新闻中的上海大妈来说,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版本的剧情。
准确的说,从视频中的身份证号前四位(3303)来看,这位上海大妈应该是温州人。
而在她买下松江区鼎信公寓90套房的2000年(*假设这位温州大妈当初买的是一手房),正是温州炒房团横空出世的“野蛮时代”。
当时,温州炒房团的常用操作手法是:瞄准有涨价潜力的楼盘,呼朋唤友快速集中巨额资金进行扫货、控制局部流通市场,然后散布房价即将大涨的消息、并联合中介一起抬价,最后高位套现。
并且,这个抱团炒房模式还被温州人在全国范围内批量复制。例如,2016年,福建漳州市在温州炒房团的操控下,楼市均价在短短9个月之内暴涨了2倍、个别楼盘超过3倍;其中,10个温州人在投入1.2亿元之后,净赚了近2亿元。
鼎盛时期,全国专业炒房的温州人达10万人,动用的民间资金则高达1000亿元。
而在2000年,这位温州大妈买下松江区鼎信公寓90套房,需要动用的资金规模约为720万元(*为了简化计算,在此仅以每套房产的平均面积为80平米、单价1000元来计算)。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鼎信公寓的开发商:上海中通置业当时全年销售收入[5]的八分之一。
显然,能够在21年前一口气拿出这笔巨款的大妈,都不是普通的大妈。而且,鼎信公寓的总户数为850户,也就是说,这位温州大妈一个人就买下了整个项目11%的房源。
如今,这位温州大妈的投资回报率已高达40倍。
截至2021年11月,松江区的二手房成交均价约为40123元,如果按照这位温州大妈每套房产的平均面积为80平米来计算,那么她拥有的这90套房产价值已将近3亿元。如果加上她拥有的106个车位,那么这个数字已经相当于世贸集团上个月抛售93套房所套现4.5亿的三分之二。
See?松江区的90套房、与陆家嘴核心区的93套房,这其中的数字游戏正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过去20年来资产泡沫和财富转移的最现实写照。
如果说,世贸集团在房地产税试点官宣前一天“精准”抛售93套房的操作,还存在着其自身债务危机的内在因素;那么,这次温州大妈一次性抛售90套房产的操作,则是民间资本最朴素的本能。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按照任泽平在《中国住房存量报告:2021》报告[6]中的全国房地产市值为62.6万亿美元来计算,那么,只要有6%的持房者卖掉房子,那么就会在国内二级市场(二手房市场)形成3.76万亿美元的天量抛盘。
尤其是在一线城市的房产市值占全国房产市值的比重超过了四分之一的情况下。
而3.76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目前全国外汇储备余额[7]。尤其是在目前国内的净外储(外汇储备减去外债余额[8]的差额)已不足6000亿美元的情况下,那么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托马斯·索维尔说,许多所谓“重新分配财富”的尝试,最终都是以“重新分配贫困”而告终。
楼下保安则说,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护城河还在,但城没了。
难道就没有思考过,这个允许一人独占90套房、106个车位的规则,是不合理的吗?
再假设一次,如果它合理,那么理论上,这个大妈是可以通过囤房➜收租➜再囤房 的循环模式,成为“终产者”,从而垄断生存空间的。
在这个过程中,她给社会创造了什么?
除了更高的房租,更累更穷的打工人,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啥。
那这样的规则,难道不应该改?
我知道肯定会有人说,得尊重私有财产啊,她自己的钱,想囤房就囤房。
那我们就必须要重新讨论——到底什么东西可以私有,什么东西必须公有!
土地(房子)、空气、水、阳光等生存必需品,只能公有,绝不能允许私有!
你再有钱,你开豪车,玩名表,哪怕玩明星(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都可以,就是不可以囤房,抢占后生仔的生存空间!
这时候官媒就不会出来说“不利于奋斗”了。
可见一个人想要早九晚五躺平比一个人有90套房的社会影响要恶劣得多。
你们这些人,真有意思。
你是不是中国人?大妈是不是中国人?
都都是中国人,你们一平均,人均45套房53个车位。
这不很好吗?
中国赢的透透的呀!
说明大妈年轻的时候肯定干活特别卖力,996都不够,至少得是007。
因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上周在宇宙中心看房,刚刚算完房租在税后工资的占比后正要心凉,接着看到这正能量标语一下就如沐春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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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防了xdm,今天我和中介说我需要开租房发票提取公积金补贴一下家用。 没想到他们告诉我5%的税费要我承担!
也就是说房东们收房租是不用交税的? 我用交了税的工资,还去帮没交税的房东交税,实属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