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鲁的首选是阿尔伯特·迈耶(Albert Mayer)。1947 年独立后,原旁遮普邦首府拉合尔根据印巴分治决议被划分给巴基斯坦,亟需新首府并安置大量难民成为印度政府决定新建城市的主要动因。旁遮普邦总工程师帕米什瓦里·拉尔·维尔玛(Parmeshwari Lal Varma)和印度公共工程署署长普兰·纳特·塔帕尔(Pran Nath Thapar)选定了新城市的建设地点和名称,并向尼赫鲁建议使用新一代城市规划理念建设新城市。
阿尔伯特·迈耶是尼赫鲁的旧识,从罗斯福新政到战争时期活跃在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的诸多领域,与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和亨利·赖特(Henry Wright)创立了住房研究委员会,专注于公共住房计划研究与人才培养。战时在印度建设中缅印战区军用机场的经历让阿尔伯特·迈耶对印度产生了兴趣,并在随后致力于改善印度广大村镇生活条件,在战后十年间参与了大量印度城镇的规划设计,包括了孟买、德里、坎普尔和昌迪加尔。
1945 年作为美国驻印度陆军中校的阿尔伯特·迈耶因其在北方邦的模范乡村规划得到尼赫鲁的赞赏,并在印度独立后被委以规划新城市的重任。马修·诺维奇(Matthew Nowicki)被任命为新城市的首席建筑设计师,1949-1950 年前后,昌迪加尔的初期规划已经成型,以新泽西 Radburn、马里兰 Greenbelt 和洛杉矶 Baldwin Hills 和田园城市理论(Garden City movement)为设计理论核心,考虑到未来小型汽车的普及,为兼顾出行便利和居住区安全静谧精心设计了大量树状路网结构,以步行网络与人车分离体系为主要特征。马修·诺维奇主导的建筑设计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不久后树立起来的一座新城市——巴西利亚。事实上,昌迪加尔的总体规划已于 1950 年前后成型。
1950 年 8 月 31 日午夜,刚从印度返回的马修·诺维奇在埃及上空的空难中罹难,随后阿尔伯特·迈耶与印度政府在财务上遭遇困难,原定由中央政府承担的三分之一的建设费用悬而未决。此时麦克斯韦·弗莱(Maxwell Fry)与简·德鲁(Jane Drew)夫妇在加纳和尼日利亚的工作得到了尼赫鲁的欣赏,在得到印度官员的邀请后,麦克斯韦·弗莱与简·德鲁不确定自己是否能胜任如此规模的项目。简·德鲁于是想到了勒·柯布西耶,认为他的学识经验以及条理逻辑更适合此项工作。帕米什瓦里·拉尔·维尔玛作为勒·柯布西耶的前合伙人,也同意简·德鲁的建议。尼赫鲁最终决定聘请勒·柯布西耶(包括麦克斯韦·弗莱和简·德鲁)继续阿尔伯特·迈耶和马修·诺维奇未完成的工作。加入团队的还有皮埃尔·让纳雷——他的堂兄夏尔·爱德华·让纳雷(Charles-Édouard Jeanner)以勒·柯布西耶之名广为人知,虽然战争期间加入法国抵抗组织的皮埃尔一度与信奉右翼思想,与法西斯、纳粹、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以及维希政权有说不清道不明关系的堂兄断绝往来。
在昌迪加尔的建设过程中,无论是麦克斯韦·弗莱与简·德鲁还是印度政府都不止一次的怀疑这一决定的正确性。勒·柯布西耶不愿常驻印度,只在每年最凉爽的两个月来到现场;他对酬金和建设期限感到荒谬可笑并嗤之以鼻;虽然在阿尔伯特·迈耶和马修·诺维奇的原案基础上做出修改但闭口不谈两人的贡献;将现场完全委与麦克斯韦·弗莱、简·德鲁和皮埃尔·让纳雷,又将最终设计决定权牢牢握在手中;人未到昌迪加尔用了仅四天时间做出第一版方案;为昌迪加尔项目的顺利实现付出最大努力和起到最大作用的堂弟皮埃尔·让纳雷被完全隐没在他的阴影中,皮埃尔本人则不为多数人所知地长眠在昌迪加尔的苏赫纳湖;勒·柯布西耶越发急躁的情绪、对印度团队的指责以及最终与尼赫鲁的矛盾爆发......以及最重要的,勒·柯布西耶激进的先锋理念与现实的剧烈碰撞。争论永无止境,但最终,勒·柯布西耶为建筑史留下了一座绝无仅有的展现其完整的理念与精神的城市:以现代技术实现普遍救赎[1],将象征主义和神话隐喻推广到政治建筑,以其光芒四射的先锋理论在各种程度上——无论正面还是负面——影响到现在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