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班希望阿富汗逃亡民众留下来，对于当地群众而言，留下来和离开哪种是更好的选择？民众的生活有哪些变化？ 第1页

塔利班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有几个不是阿富汗土生土长，有几个不是来自当地群众？甚至很多就是美据时代出生的。它再土再暴力再畸形，也是个本土的民族主义派系，背后至少代表了相当一部分阿富汗人的选择，对不对？

是不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我不知道，但美据时代的傀儡政权显然不是绝大多数人所拥护的，否则不可能美军还没撤完就兵败如山倒，一大片地区成建制投降啊。

很多人的说法给人的感觉是，塔利班是突破次元壁飞出来的，在阿富汗民间没有任何根系，没有任何支持度。拜托，那是美军……

当然，汗奸得润，买办也润，文化相冲的也要润。你以为美国哪来的那么多古巴人越南人。

润美帝是最合适的，几年后再来个猪湾事件，岂不美哉？

然而美帝不让润了，这不，美军刚在机场击毙了几批友好民众。

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

虽然阿富汗人不读中国书，但是这个道理是懂的。

阿富汗还不止是个塔利班如何执政的问题

塔利班采取极端政策，搞清算，搞原教旨主义，固然是噩梦。

阿富汗的问题在于，即使真主显灵，塔利班能化身圣人，体恤爱民，大搞妇女解放，不搞清洗，不搞清算，大家都回家日子就行，阿富汗的状况都会很糟糕。

阿富汗在被美国占领后，发展出了一种畸形的经济。

2001年美国赶走塔利班之前，阿富汗GDP只有25亿美元。

而在外国援助和驻军消费刺激下，2012年的GDP已经有200亿美元。后来美国撤军减少军费，但是阿富汗的GDP一直维持在200亿美元附近。

这200亿的GDP怎么来的？

官方数据，从2001到2019年，美国向阿富汗政府提供了1300多亿美元的直接援助。这是直接给钱。

然后美国军费，高峰到过1000亿美元。

在这两年基本已经不怎么打仗的情况下，一年500亿美元。

500亿美元固然是美军花了，但是美军在当地是要消费的，这500亿美元除了炸炸炸，也买东西促进消费了。

阿富汗政府一年55亿美元财政收入，42亿是外国捐助，剩下的主要是关税。

2020财年，塔利班的总收入也就10多亿，贩毒4亿多，卖矿4亿多，狗大户们给2亿多，其他零零碎碎还有几亿。

姑且算塔利班能打破地方割据，占领全阿富汗，这个收入也是很可怜的。

美国军队撤不撤其实不是大问题。

美国军费和援助撤了就是大问题了。

而且美军撤了，狗大户给的2亿多有没有也不好说了。

只靠贩毒和矿产，收点口岸税，阿富汗会非常穷非常穷。

穷还不要紧，更严重的是饿。

2018/19财年，阿富汗粮食产量412.9万吨，比历史高峰的488万吨同比下降15.5%。其中，主要口粮小麦361万吨，同比下降15.7%；稻谷35.2万吨，大麦5.68万吨，玉米10.7万吨。

2021年，阿富汗是灾年。阿富汗旱灾，小麦收成将下降近一半，数百万牲畜面临死亡风险。再有战争影响，今年能有200-300万吨？

而阿富汗是4000万人口。

中国建国后，1961年最低人均粮食产量是207公斤。（我们现在粮食占有量是479公斤，肉类也是饲料粮转化的）

按照200公斤能活着的标准，需要800万吨粮食。

今年大约就500万吨缺口，一吨粮食加运费400美元算，需要20亿美元。

去年塔利班一共都没有20亿美元。

没有援助，阿富汗这是立即要饿死很多人的节奏。

这个时候不跑，你留在阿富汗，就是塔利班全部都当了圣人，你也有很高的饿死概率。

而在这种情况下，阿富汗又是遍地都是枪，遍地军阀，你想想能过什么日子吧。

阿富汗这个地方，以前1000万人口（苏联入侵以前，纯农业国），自己产200万吨粮食不饿死人。现在4000万人口无法自给自足。

能跑的去难民营活下去的概率比留在阿富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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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luo-si-te-gong-jue 网友的相关建议: 
      

不求塔利班变得世俗化，但哪怕塔利班能证明自己要建立的是一个不同于上次执政的开放性政权，大伙儿也不至于惊慌失措。

跑了还有命回来，不跑说不定就陪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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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之所以崛起，很大程度上在于该组织所描绘的未来符合阿富汗平民对于未来国家的愿景，例如“铲除军阀、重建国家”，“反对腐败、恢复商业”，加之纪律严明，作战勇敢，很快塔利班就收获了一大票民心。

但塔利班掌权后并未兑现自己的政治承诺。在上次执政期间，阿富汗不仅疾病流行，经济每况愈下，还强行采取独裁专制和政教合一的政策，不仅在国内支持率越来越低，在国际上也仅获得了沙特、巴基斯坦和阿联酋的承认。

塔利班民心渐失，再加上包庇恐怖主义，所以被北约和北方联盟找借口赶进了山区。

但是塔利班并没有气馁，反而采用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惨淡经营十几年，加上宗教动员，利用地形优势逐步反攻，终于上演了梅开二度。

不过胜利不能掩盖不足，如果塔利班不能正视自身的落后之处，阿富汗仍有内战的风险。

首先，以往塔利班主张采用严厉的伊斯兰教法统治阿富汗。这就意味着许多事情要开历史倒车，比如女性将不再被允许上学，电影、电视、舞蹈等也将被禁止。

为了贯彻以上禁令，塔利班还曾模仿沙特的“惩恶扬善局”建立了宗教警察，对违反禁令者予以严惩。

现在，塔利班一反常态，承诺给予妇女教育和工作的权利，这究竟是上层共识还是权宜之计，尚且需要时间和行动去证明，空口无凭。

其次，塔利班虽然立志建立一个全国性政权，但总表现出对权力的极大私有欲。这就意味着当权者可能只能是占塔利班大多数的普什图族，尽管普什图族仅占阿富汗全国的42%。

此外，塔利班还反对“部族和封建架构”，主张对传统部族领袖的领导角色予以清除。

这两点政策会必然会造成全国各大政治势力、派别、部族的不满，而这些组织一般都拥有自己的武装，与其让塔利班蹬鼻子上脸，还不如拼一把。

哦对了，塔利班与瓦哈比派及德奥班德学派一样，极端反感什叶派，曾宣布占全国人口10%的哈扎拉族不是穆斯林。

你觉得什叶派执政的伊朗能忍吗？

所以塔利班能不能再次站稳脚跟，“包容”是关键。

如果塔利班拒绝成立联合政府，不尊重阿富汗现有的部落封建格局，继续剥夺什叶派的穆斯林地位，国内各派别的矛盾很快就会变的尖锐，而周边国家也会虎视眈眈，大伙儿能跑还是得趁早。

最后，塔利班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尽管大家都是普什图族，但也于2014年分裂成“自由联盟”（Jamaat-ul-Ahrar）、“卫士”（Hizb ul-Ahrar）与马赫穆德（ Hakeemullah Mehsud）三大派系。

以前他们有北方联盟和美军作为共同敌人，因此可以站在一起，但现在这些敌人不存在了，他们能达成权力分配的共识吗？

另外，巴基斯坦塔利班就不想分一杯羹吗？他们能谈拢嘛？

以上问题不解决，未来的阿富汗只会经历短暂的统一，然后再次成为各方争权夺利的场所，阿富汗既是帝国坟场，也可以是自己的墓地。

至于普通民众，他们只想活下去，在塔利班无法证明自己之前，还是哪里安全躲哪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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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bicula 网友的相关建议: 
      

很多人还在说塔利班这个组织如今如何如何。

大可不必，这个问题用不着分析到塔利班的特点这一层。

退一万步，就算假设塔利班完全去宗教化，甚至是一个意识形态有天然国际主义色彩的政治势力。在极端贫穷的地区，靠本土主义在反帝斗争中取得民众拥护并武力赢取政权的政治势力，上台以后一段时间干什么、怎么干，至少根据上世纪的历史经验，并没有多少范本可供选择，是有共性的。特别是一个组织转向去走一个和自己组织构建时价值叙事不一致的路没那么简单。

我也希望塔利班真能做到像某些人吹得那样。但如果阿塔可以做到，那塔利班的水平至少已经超过上世纪一堆被认为成功的革命党了，那么就需要对宗教的正面作用重新认识，并且以后全世界再闹革命如何建国都要学习塔利班的指导思想。

塔利班能在不引发武力冲突和人道灾难的情况下稳住局势就能打60分。能不引发人道灾难就处理好自己组织内部矛盾，就应该给打70分。能不搞大清洗就处理好组织内外矛盾就该给打80分。如果进一步的还能搞点经济90分。如果能一个坑不踩过渡到搞开放和世俗化就是历史最高分100分封神。我看现在很多答案是直接按照封神去写的。

毕竟是21世纪不是20世纪，人类也在发展，我不说塔利班完全没有可能很牛。但是拿命运去赌一个大家可以自行判断一下有多大的可能性，能跑不跑的就是傻子，手里没枪的人再热爱自己的家乡祖国，也得先把命留下来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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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c314 网友的相关建议: 
      

run北欧是阿富汗人最好的选择，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应该送阿富汗人一程。

把4000万阿富汗人民都送去欧洲，只留下7万塔利班，是对塔利班最好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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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wrgf 网友的相关建议: 
      

我希望白俄罗斯派包机把他们接走，送往立陶宛，在欧盟过上美好生活。

你要问我立陶宛能收几个？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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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u-meng-meng-57 网友的相关建议: 
      

“现在我得亲手烧掉自己的一切成就”

——翻译一位喀布尔的阿富汗女孩的来信

星期日一早，我去学校上课，看到一群女生从宿舍冲出来，我问她们发生了什么事，其中一个女生说警察正在让她们疏散，塔利班已到达喀布尔，如果她们到时没有穿上穆斯林罩袍（burqa），就会被塔利班打死。

我加入她们，所有人都急着回家，但发现所有女性已经没法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没有司机愿意让我们上车，只因害怕被追究搭载任何女性的罪责从而惹祸上身。

对那些寄宿的女孩来说情况更糟了，她们的家不在喀布尔，尽管非常恐惧，但是她们再也找不到地方可去。

这时，旁边站着看热闹的男人们开始取笑这些妇女和女童们，对我们的恐惧惊慌保以无情冷嘲热讽。

有人喊着：“女人们都快点回去穿上你的罩袍吧（chadari／burqa）。”

还有人说：“这是女的最后一天在街上晃了。”

另一个人表示：“找一天要把你们全娶进门了”。

政府机构关门了，我姐姐从市区跑了几里地回家，

“我关上了电脑，这台电脑曾为我们的人民和社区服务了四年，我的心很痛。”她对我说，“我是泣不成声离开办公桌的，并竭尽全力和同事们一一道了再见。我清楚的知道这是我所能工作的最后一天了。”

而我即将从阿富汗top1和top2大学分别取得两个学位。

原本在这个十一月，我将从阿富汗大学和喀布尔大学同时毕业，但这个早晨，这所有的一切都将化为泡影。

过去的每天，我都在努力奋斗，为得是能成为今天的自己。

而今早，当我们精疲力尽地回到家里，我和姐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藏起我们的身份证件、文凭和其他证书……

这如同世界末日。为何我们要藏起这些我们为之付出数年岁月心血让我们无比自豪的东西？现在，在阿富汗，我们被禁止让别人知晓生而为人的权利。

作为女性，我感到自己是这场由男性发动的政治战争的受害者。

我感到我再也不能大声欢笑，

再也不能听我最爱的那些歌曲，

不能在最喜欢的咖啡店里和朋友们见面，

不能穿最喜欢的那条黄色连衣裙，

不能擦粉色的口红。

甚至再也不能工作了，不能完成大学学业，为它，我曾花了那么多年的时光。

我喜欢打理指甲。刚刚在回家的路上，我瞥见那家我常光顾的美甲沙龙，美甲店的门脸原本贴着着各种美轮美奂的照片，一夜之间它们已经全被刷白了。

周围能看到的只有女性充满恐惧的面容，以及那些仇恨女人的男人们丑陋的脸，他们务必憎恨一切居然能够受到教育、有着自己的工作和享受自由生活的女人。

最让我痛心的是那些看上去喜气洋洋的男人们，正在拿女人们即将到来的末日来寻开心，他们没有和我们站在一边，甚至没有站在养育他们的母亲，自己的女儿，爱人这边，而是和塔利班站到了一起，是他们给了塔利班更多的权力。

阿富汗妇女现在正在因她们享受到的一丁点儿自由，而陷入无边恐惧。

我是一名孤儿，靠织地毯为自己挣到了学费。

原本早已经历各种经济困难，但对于未来，我有着很多计划，却从没想过有一天，未来中本应存在的所有这一切，居然会以这样的方式轰然而止。

看来，现在我得动手烧掉我人生的二十四年里，曾取得的一切成就，身份证件或者从美国大学里取得的荣誉证书都会危害到我的生命，即便能留下它们，女性也没有机会再去用了。

在阿富汗，已无任何工作向我们敞开。

当周边省份接连陷落时，我依旧想到的是自己五颜六色的女孩儿梦，整夜，我和姐姐无法入睡，回想着母亲曾跟我们讲过的，塔利班时代的事情，以及他们那时是怎么对待那些可怜的女性的。

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们会被剥夺所有的基本权利，倒退回二十年前。

二十年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一夕之间，我们要隐藏自己的身份，要被追猎被罩上长袍。

在最后的那几个月里，当塔利班开始控制邻近的省份，成百上千的人们逃离家园，来到喀布尔，希冀在这里能保护自己的母亲，女儿和妻子。人们在公园落脚，甚至露宿街头。

我也参加了大学的学生组织，帮助他们募集和分配钱，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有些家庭发生的事情，让我止不住眼泪，有一家人在战争中失去了儿子，他们付不起去喀布尔的出租车费，就把家中任一女子送人，以支付交通费用，女性的价值难道就是被用来换做旅费吗？

而今天，当我听到塔利班已经到达喀布尔，我感到自己也将成为奴隶，失去一切甚至生命。

我还在一家英语教育中心做教师，一想到自己再也不能站在教室里，教学生们唱歌，就心如刀绞。

每当我想到我那些可爱的小女孩学生，不得不中断学业，一辈子呆在家里。

我的眼泪流个不停。

一名喀布尔市民

2021年8月15日，星期天

一群陌生人一夜之间居然就因为性别，失去所有工作，学位，职位，爱好，甚至生命，尽管不认识她们，一般人知道了这件事也多少都会震惊不平，有些人这些情绪一概没有，反而是无比的兴奋激动，千言万语的快乐化作一句话:拳师呢，拳师怎么还没来？？

这不仅是对阿富汗女性的枷锁，妄图用阶级矛盾否认性别矛盾的心盲理中客，没读过一点性别理论就凭着二极管思维用阶级矛盾掩盖性别矛盾，在这个可以登月，可以攻克癌症的时代发生这样的事情，《使女的故事》马上要在阿富汗上演是全世界女性的悲哀，更是对全世界女性的侮辱，是对全人类文明的挑衅。

忍耐不是美德，把忍耐当成美德，

是这个伪善的世界维持它扭曲的秩序的方式，

生气才是美德。

103岁高寿的何子友女士还有一个称号，

红军总教头，她于2016年去世。

“周围能看到的只有女性充满恐惧的面容，以及那些仇恨女人的男人们丑陋的脸，他们务必憎恨一切居然能够受到教育、有着自己的工作和享受自由生活的女人。

最让我痛心的是那些看上去喜气洋洋的男人们，正在拿女人们即将到来的末日来寻开心，他们没有和我们站在一边，甚至没有站在养育他们的母亲，自己的女儿，爱人这边，而是和塔利班站到了一起，是他们给了塔利班更多的权力。”

所有穆斯林国家都没有法律，都是沙里亚法！

阿富汗政府军，坐拥大部分国土与人民，代表自由民主，还有群众基础，还有天顶星科技盟友直接武装支持，居然被一小撮恐怖分子给打败了，永远不要嘲笑他人，时刻自省！但凡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就会知道，我泱泱大中华也曾被日本军国主义入侵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那些自鸣得意阿富汗现在的处境是“人民的选择”时，在这样的野蛮面前，人民无从选择，他们把女人排除在了“人民”之外，在这种狗咬狗咬狗的时候转去支持另一头？

精塔分子天天觉得塔利班好，男人可以压迫女人，却不知道男人在塔利班也分分钟会没命，小猪侬天天想着去塔利班欺压女性，却没脑子想想人家最喜欢把枪口对着小猪侬。

塔利班也是做梦都没想到在有那么多精塔在帮他们洗恐怖分子的名号，欢迎精塔分子对号入座，就好像骂一句美狗气急败坏攻击你的肯定就是美狗没跑了，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精塔很简单，就是新闻里明明说的是阿富汗内政，他一个劲CUE美国转移话题给他塔割割洗地，基本就是精塔无疑了。

只听说过精日精美，居然还有精塔，物种多样性啊，毕竟正常人也许会借塔利班嘲讽一下美国，但根本不会为了塔利班的反人类宗教问题屠杀行为辩护的和美cia暗杀伊朗核科学家的行为和恐怖分子有什么区别？

直说了，塔孝子和精美一个属性。

永远不干涉他国内政！请谨记！

不要支持！

古有底层生物卖妻女母亲姐妹换钱/杀妻女母亲姐妹吃肉，今有底层生物卖妻卖儿媳女儿母亲姐妹换逃亡飞机票居然还能在这种问题上比烂或装瞎。越是被压迫的人，不会醒悟自强反而越会去压迫比自己更势弱的人，就像鲁迅作品中描写那些举起屠刀面对妻女母亲姐妹的失败者一样。

在迫害女性的案件里，永远有一堆围观群众试图解释女性的过错，合理化凶手迫害她的动机，而受害者必须是毫无过错的，柔弱的，孤身一人的，完美的，否则她就是可能诬告，可是当一个真正完美的受害者，得到了什么结果？得到了拉姆的结果

仇恨女人不再是可以随意买卖的，同类生命的消亡和泯灭居然能够使得让他欢愉——他们甚至幻想从暴力政权下分得一口女人的血肉， 哪怕是在炮弹下苟延残喘地舔一口残渣，只要一想到这是来自于那些“不遵从真主阿拉的女人”，就足够令他们心满意足的躺在累累白骨中了。

口区希特勒也是“人民的选择”，日本侵略战争发起也是“人民的选择”，且不说绝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这个世界是由男女组成的，但凡有人敢公然将女性视为“非人”。

支持塔利班的这些人和塔利班阿富汗美军，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又有什么区别呢？着急共情塔利班的快去加入吧！别在在中国政府庇护下还干着抨击同胞的事，别中国网络里吠了。

这种人是在和平文明国度，没有机会并暂时不敢这么蔑视女性，典型肉身在现代社会，意识停留在封建社会，然而今天，无论在塔利班还是其他地方，这种封建残余意识依然停留在封建礼教的落后思想，只是碍于法制或道德规范没有表现出来罢了，然而只要有一点儿缝隙，禽兽的饥渴的思想便会蠢蠢欲动，欲罢不能。

政治博弈下的宗教女性是最可怜的，央视直播阿富汗街道上只有男人，我顿时就好难过，新加坡的回民区也是全街看不到一个女人，餐厅里黑压压的全是男人，机场那些逃跑的男人，没有一个看到有带上自己的母亲妻女或者是伴侣姐妹，甚至连机票都是用母亲、妻子、女儿、姐妹换来的，想想那些五大三粗拿着武器的男人，他们曾经也都是母亲怀抱用的婴儿，现在却用刀枪指向了女性，这是一个马上要消亡毁灭逃命的民族。

虽万千人，吾往矣。此为勇士。

“自由如同空气，只有失去了才知道珍贵。”

别说什么“兵不血刃接管城市，说明这是人民的选择”，其实在野蛮面前，手无寸铁的人民又能怎么办呢？看她描述的生活，再看看阿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对比一下，就很清楚这些暂时进步只是建立在流沙之上，随时被摧毁。

她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什么自由了，是活着呼吸的权利，是最基本的人权；她们人权的失去也不是简简单单的失去，而是被他人无耻地侵占。

三家没一个好东西，坏的半斤八两，

比烂毫无意义

当一个思想不单单在劝人向善的时候，当和一些奇怪行为捆绑的时候，当其丧失包容度的时候，当其搞身份zz的时候，当其过于鼓吹聚集的时候。那就变成了洗脑和搞事的工具了。纵观人类历史，那些极端宗教或者说邪教，都很喜欢搞宗教捆绑，你如果不信他们的宗教，你就是异类，就要被他们惩罚……

阿不过是美的弃婴傀儡，塔利班这种政教合一恐怖主义极端宗教组织，20年前干的肆意屠杀平民，性别不平等等破事还美国输了是要拍手称快，这不代表就要去支持塔利班，刚出虎穴又入狼窝，即使无奈气愤但无能为力，只能期待未来共产主义能植入每个人心中，她们应该拿起武器为自己的理想和权利战斗，而不是哭哭啼啼，由阿富汗自己本国每一个人起救阿富汗。

事实证明三家狗咬狗咬狗没一个好东西

任何时候最终可怜的一定是老百姓

这是一个实力➕人品为王的时代，也是在警醒世人，一个国家一定是团结不分彼此的，更不分性别，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警惕被任何境外势力反动分子煽动言论，这片土地已经由谁来承担责任都不会再好了，谁说历史不会倒退？所有我们更要警钟长鸣！永远居安思危！

歧视女性，就别从女人的肚子了爬出来了

毁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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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j365 网友的相关建议: 
      

1、高赞说阿富汗很快粮食不够吃，留下来也是惨，跟着跑了没准有希望。

2、如果仔细看那些拥向机场打算跑的，穿着都比较齐整、干净。这些人其实大部分是以前跟着美国人讨口饭吃的人。甚至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说是“精英”，也可以说是买办。就像当初民国时代某些涂脂抹粉的人一样，识得几个字，会点英文。平时其实是吃喝不愁的。国外搞不好有存款。

但是现在变天了，留下来大概率生活水平要下降，或许其中一部分还有有可能被清算，如果有一线希望搭便机走了，搞不好还能继续享受。

所以，某种程度又可以说，这群人很多是：投机分子。

3、 实际上，你想想看，毕竟一个机场，全都站满了又能站几个人？1万人？了不得了吧？

实际上阿富汗的绝大多数民众都没有跑。甚至很可能都没想着跑。

新闻报道说最终走了740人。

当然，诚如高赞所言，马上粮食短缺就快来了；但是，当前吃的还是有的，饿肚子，毕竟是将来几个月的事情。

至少目前，从阿富汗国民兵败如山倒来看，普通民众其实是选边站了的。

4、不过，话说回来了，阿富汗民众确实算不得头脑灵光，但也许民众的眼睛和感受才是最清楚的。

高赞用了很多数据，说以前一年GDP才50多亿美元，现在美国的援助加消费，一年好几百亿美元。

正是这些钱，才把阿富汗人口从不到2千万养到了3500多万（个人得新查了一下数据）。

这20年，很可能是阿富汗经济的高光时刻。

只是，它分脏不均啊！

你别想着这几百亿在阿富汗就是人人有份的，压根就不可能，极有可能只是一小群人占了好处，绝大多数人可能并没有沾到好处！而涌向机场的，就是这一小群人。

或者也有可能像一些国家一样，大城市的人、首都的人得了好处，周边山区的人一个子儿没捞着。

不然很难解释，大家为什么战斗力那么旺盛，必是带着一种怒火。

或者，可能是塔利班的分配方式比老美培植的傀儡要更公平一些。

5、对于塔利班我们还是缺乏了解。

美国的离开，意味着阿富汗总盘子的缩小，总蛋糕的减少。

但可能分配得均匀一些，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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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rtzouphlos 网友的相关建议: 
      

本回答分为上，中，下三篇，叙述了阿富汗从二战后到现如今塔利班重返后的政局。希望各位在看完以后，会形成自己对是去是留的回答。

上篇：希望的年代，从达乌尔改革到四月革命后

1.二战后达乌尔的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富汗的经济形势明显恶化外贸出口下降，进口虽然上升，但由于战争期间进口锐减，欠账太多，国内工业品仍感匮乏。1946年农业歉收导致该国历史上第一次开始进口粮食，国内物价暴涨，民众大量失业。经济困难引起了社会动荡，1944年和1945年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部落起义。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提出结束独裁统治、建立民主政治的要求

1953年9月，穆罕默德·达乌德亲王发动政变，迫使叔父马茂德辞职。20日，达乌德正式就任首相。达乌德早年曾留学法国,后来进入喀布尔军事学院学习,历任南方数省省长兼驻军司令,获上将军衔。他先后在马茂德内阁中出任内政和国防大臣等要职,因与马茂德政见不合而辞职。作为王室的少壮派,他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大力发展经济和文教事业建立现代化的军队,强化中央集权并提高国防能力在外交上,主张对巴基斯坦施压,积极争取国外经济和军事援助。

达乌德的社会改革促进了阿富汗经济社会的发展,部分的扩大了政权执政的社会基础。但是,达乌德的改革在许多方面是片面、软弱而且有始无终的,面临着各种矛盾,自身孕育着失败的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社会集团对政府的不满日益增长,其中有大资产阶级、部族领袖、大地主和毛拉,特别是在“普什图尼斯坦”[1]问题上的失败更次给了查希尔·沙阿一个借口以解除他的这位堂兄的职位,并在1963年开始了其自由化改革的实验。

查希尔·沙阿上台后制订了新的经济政策,即“有指导的混合经济政策”,中心内容就是保持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放松政府对私人资本的控制,鼓励它更积极地参与经济发展,尤其是在轻工业方面。在发展战略方面,由于达乌德时期的前两个五年计划已经完成了许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第三个五年计划（1967一1968至1971一1972年度开始把重点转向生产部门。“宪政”十年期间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在于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工矿业相对的迅速发展和农业的缓慢发展。尽管十余年来取得了一些进步,但阿富汗经济仍面临着十分严重的问题。

第一作为经济主体的农业并未出现重大的技术和社会变革,阻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国民产值中农业比例下降的原因之一。

第二,政府机构缺乏有效的经济规划和管理能力。

第三,本国的积累能力始终未能提高。

第四,对外援的严重依赖产生了大量的问题。如许多援建项目劳民伤财而收益不大,外援的大量涌入强化了阿富汗人的依赖心理,并增加了外债负担。

1964年,由全国各地宗教和政治领导人组成的大支尔格会议表决通过了新宪法并正式公布实行。新宪法确保了大众政府的建立和男女平等权利的实现,主要成就是将政府各部门分离和协调。1965年,阿富汗举行了全国性的选举。结果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质疑,说明它是一次符合民意的选举。各种团体和思想在新兴的领域可以公开出现并且进行竞争,知识分子和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士可以相互接触,可以与外国人进行公开的交流,这一状况在达乌德1973年再次执政后才告一段落。

1973年7月17日达乌德联合一批亲苏的青年军官，乘查希尔国王在国外治病之机，在苏联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阿富汗共和国”，并出任国家元首。8月1日，他宣布组成新内阁，一人兼任四职：总理兼外交部长、国防部长以及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达乌德再次掌权时已近70岁,再次掌权时的环境限制了他像上次担任政府总理时一样采取灵活的措施施政。达乌德的再次执政得到马克思主义政党一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支持,后者已经计划和通过渗透进重要的陆军和空军部门而最终发动政变。该党原则上同意和它结成联盟是因为想使人民民主党得到民众的认可,而且会接受他们提出的政治纲领。在再次掌权的过程中,达乌德制定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计划,并支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再次掌权后,达乌德开始完全控制政府。政府对教育和土地的再次分配做出了大幅的改革计划。年政府颁布《合作社法》规定了合作社的组织原则。

1975年后,又先后颁布了《级差地税法》和《土地改革法》。保险业和银行业实现了国有。在农业赋税、商业法和刑法、公务员管理和警务部门也引进了大幅改革。政府严格限制民众开展政治活动和与大量生活在喀布尔的外国人交往。通过允诺给安全部队,特别是警察部门的员工提高薪酬和其它激励性的措施来重新组织和加强这些强力部门的执政效率。在此期间,阿富汗社会爆发了两次反政府政变,政府在公众面前处决了大量参与政变的民众。

达乌尔改革没有解决20世纪70年代中期,阿富汗面临着严重的发展不平衡问题。逐渐扩招的中等学校每年毕业学生近二万人,但只有不到一半的毕业生有进入大学或职业高校学习的机会。学生毕业后失业,加上严峻的通货膨胀,使就业问题解决起来相当的困难,而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使问题更加的复杂化。整个国家陷入危机当中,政府既不能解决居民的衣食问题,也不能通过扩大出口来增加收入,政府的公信力备受民众质疑。

在过去的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中,达乌德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了应对各种组织的挑战和进行社会改革上。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事实证明他的君主独裁统治在阿富汗社会是行不通的,达乌德政府最后不得不依赖法庭、军队和警察部门来控制这个国家。政府标榜要实行共和国的民粹主义,最终却成为从君主制政府过渡到马克思主义统治的工具。

2.阿富汗人民党的崛起

早在40年代后期,阿富汗就出现过以知识分子为参与主体的社会运动,1948年,成立了第一个学生组织一青年改革运动,他们批评政府的政策,要求进行社会改革。1949-1952年,一批优秀的学生代表经选举成为国民议会议员。这些年轻的改革者大声呼吁政府加大对人权的保护,扩大对外开放的步伐,主张实行社会改革,并实现财富的再次分配。这些学生改革者为年后尝试发动自由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几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后来都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最著名的就是塔拉基。他于年出生在加慈尼南部的一个普什图族吉尔扎伊部落家庭,是个贫苦农民的儿子。上完小学后他没有继续学业,完全依靠自学并最终成为一位诗人和多产的作家。塔拉基是世纪年代在孟买做职员时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1950-1951年,他创办了一份宣传其改革思想的杂志,但不久就被查封。1952年,他被派往驻华盛顿的阿富汗大使馆担任新闻官。在1953达乌德年成为首相后,塔拉基召开新闻发布会,称阿富汗政府是一个专制政府。因没能继续得到阿富汗政府的雇佣,塔拉基自己创办了一家翻译局,通过给美国大使馆、美国的援助机构和位于喀布尔的其它外国使团做相关业务而谋生。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写下了一些比较激进作品。在其笔下,阿富汗社会被描述成一个不公正和堕落的社会。随后,塔拉基逐渐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他逐渐向年轻的追随者灌输这样的思想，苏联现行的政策是世界革命的模式，是阿富汗国家未来发展的蓝图。另外,另外两名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的发展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就是哈非祖拉阿明（不是非洲那个）和巴布拉克卡尔迈勒。立宪政府尽管实施了一些压制性的措施,特别是采取了控制舆论的手段,但还是给反对派流下了喘息的机会。尽管不允许公开的开展活动,但是秘密而有效地组织一场政治运动在当时还是不太困难的。失业、通货膨胀和君主制政府的腐败问题都为马克思主义组织招募成员提供了条件。

1965年新年,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正式成立,地点是在塔拉基的家中,负责建党筹备工作的有二十七人。中央委员会“一致选举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杰出的作家努尔·塔拉基同志为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一职”。另外五人经选举进入中央委员会,四人成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会议通过的党章明确宣布

人民民主党是阿富汗最高的政治组织和工人阶级与所有劳工的先锋队。人民民主党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际经验，党奠基于阿富汗的进步和有知识的人民一国家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一的自愿联盟。党员的责任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党组织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是民主集中制”，国际社会主义同国际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伟大的十月革命开创的国际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当代世界上最主要的问题”。

虽然这场在家里召开的会议可能挤了点，但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成立标志着“宪政”时期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开始。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最初将招募成员的重点放在受过教育的民众,特别是学生身上,其阶级范围很有限,只占全国人口的5%。接近学生的最好方式是通过老师,在短时间内,教师即成为人民民主党发展成员的主要目标。塔拉基在1978年掌权时就宣称他的人民派大部分成员都从事过教师职业。1979年3月,阿明内阁的旗帜派成员当中,18名部长中就有9名成员有过从事教师的经历。在其转向招募教师的过程中,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首先将招募的注意力放在了培训教师的人,或对师生员工有行政控制能力的人身上。这种努力在该党1978年执政后变得明显,当时,许多党员都得到了担任大使和其它政府高级职务的奖赏。14名从事过教师职业的人受到奖赏,其中人有教师培训或管理工作的背景,而其中又有9人曾于世纪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过训练。

仰仗各自的支持者,未来的旗帜派和人民派分别与不同的团体建立了联系。依靠塔拉基的非凡领导力,人民派在老一代知识分子中间有了大批追随者。年轻的阿明则走相对贫困人口的路线。农村的受教育者、喀布尔大学教职员工中不太富裕的成员和喀布尔有普什图血缘的学生和教师都成为其重点招募的对象。而军人共同是追逐的对象，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反对封建，忠于革命的官兵数量约为2000人,或控制了军队中约20-25%的力量。在1978年4月准备发动政变前，效忠革命的军官已经举行了不下10次的演习。

1978年4月17日晚，两个人闯入了阿富汗人民党旗帜派领袖,同时也是最年长、最杰出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之一米尔·阿克巴尔·卡比尔的房间,随后将他带到了街上并将其枪杀，街头随即爆发大规模的骚乱。

4月19日,塔拉基和卡尔迈勒乘机组织上万人的抬尸游行,在墓地举行的集会上,两人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说,谴责达乌德政府是罪魁祸首。在接下来的一周,达乌德政府的警察部门采取突然行动,逮捕了多位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高层成员,分别是塔拉基、阿明、卡尔迈勒、阿克巴尔·沙阿·瓦利、达斯塔吉尔·潘杰舍尔、阿卜杜尔·哈基姆·沙赖、扎米尔·萨菲。当天夜里，警察搜查了阿明的住宅，尽管他们知道阿明是人民党的人民派政治委员并负责军队中的工作,但并没有立即逮捕他,而是将其软禁在家中。只是在26日,才将其转押至监狱^[2]。阿明趁此时机,打发自己的儿子,把行动计划转达给自己在军队中的拥护者。四月革命开始了。

3.四月革命与改革

不像1973年的达乌德政变，四月革命从头到尾都充满了暴力和杀戮。4月26日晚,喀布尔电台播送了塔拉基等人被捕的消息。政府通知有关部队于日上午到首都参加庆祝活动,政变部队遂以参加集会的名义进行集中并向喀布尔进发。27日上午时,卡迪尔、瓦坦扎尔在装甲部队集合后宣称,人民民主党发动的武装起义开始。

4月27日中午左右，一个坦克纵队向喀布尔市中心进发，起义部队驶入喀布尔市区,迅即向总统府、国防部、内政部和广播电台发起进攻。此时,达乌德正在总统府主持内阁部长会议,讨论如何处置塔拉基等人一事。当其得知政变消息后,立即下令抵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国防部附近不明人士制造大量燃烧烟雾。政变士兵穿着军装，早已控制着主要十字路口。下午晚些时候，效忠革命的飞行员发动起义，第一批战斗机苏-7低空进入喀布尔，向市中心的军事要地以及总统府发射火箭弹。下午五点半,在押的人民民主党领袖获得了自由。政变军队随即将他们护送至设在广播电台大楼的政变指挥部。晚上时,当战斗还在激烈进行时,政变军队即通过电台播出了宣布“二月革命^[3]”胜利的文告。

文告的普什图文本由瓦坦扎尔宣读,达利文本由卡迪尔宣读。文告宣称

在阿富汗历史上首次结束了穆罕默德·查希尔家族的王朝统治。一切权力归于人民。国家权力已经移交到军事革命委员会

没有包含把权力转交给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内容。据潘吉舍里会议,塔拉基之所以没有在广播里宣布革命成功,是因为卡尔迈勒“不相信革命会百分百胜利”,称它为“冒险”,建议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领导“不要为武装政变负责”。所以,塔拉基决定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军官卡迪尔和瓦坦扎尔。

次日凌晨,喀布尔的炮击和爆炸声逐渐散去,只是时而会有零星的小规模武装冲突发生,达乌德和家族中幸存的成员被集中在总统府的一间房屋内。当士兵们冲进去要他们投降时，达乌德宁死不降，拔出手枪并向政变士兵开火。在交火达乌尔本人当场被打成了马蜂窝。令有18名王室成员被打死,其中包括五名儿童,最小的仅三岁。

政变后不久,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任命了23名参与夺权的军事支持者掌管20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最后,在抵抗政变的部队中,只有共和国卫队一达乌德的一支由2000名精英组成的守卫部队战斗到了最后。最后也遭受了重创,除了被杀和投降的，被俘虏后捕入狱的约200人在随后的几个月内先后被枪决。

四月革命后，带有左翼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性质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上台执政。4月30日,人民民主党发布第一号命令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选举卓越的民族革命活动家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国家元首和总理。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革命委员会在第一次历史性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阿富汗根据现行的政治体系更名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
二、由革命委员会选举作为最高行政权力机关的政府。政府对革命委员会负责
三、在发布下一个公报之前,全国处于战时状态
四、革命委员会将在最近任命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政府副首脑以及政府委员,并且确定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总方针。所有最高国务活动和政府活动将由革命委员会和政府的命令予以规定

1978年5月9日,塔拉基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了阿富汗新政府的内外政策即三十条纲领。其中的要点有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尊重伊斯兰教的原则,废除封建制度,整顿官僚机构,实行土改,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发展国营经济,以期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在对外方面,执行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上的积极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同各邻国建立睦邻、友好和合作关系,加强苏阿全面友好关系,努力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尊重和遵守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宪章。

在此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塔拉基还强调说,阿富汗同各国的关系取决于它们对阿革命政府的支持程度。他还声明人民民主党不是共产党，是人民的党，其党纲中没有列入马列主义的内容。三十条纲领得到了喀布尔市民的强烈拥护，解放后的人民纷纷走上街头，妇女扔掉头巾，百姓打起横幅，拥护四月革命。政变部队秋毫无犯，接受着人民的检阅。至少在此刻，在他们眼里，阿富汗的前途是光明的。

在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制定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中,农业改革占据特别位置。这不仅仅因为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22750个村落中居住着全国人口的87%），还因为必须建立一种以无地和缺地的农民为代表的、对新制度的广泛社会支持。

塔拉基政府在内外政策方面主要是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和经济改革”,其采取的重大措施是实行土地改革。1978年7月,塔拉基政府颁布了关于废除贫苦农民债务问题的“第六号法令”。法令规定无地农民的高利贷债务及利息一律予以废除占地在2公顷以下的贫苦农民不再支付利息,而且地主和高利贷者还必须在1978年秋收后将借贷抵押的土地归还给农民。1978年11月30日,塔拉基政府颁布了关于土地改革的“第八号法令”。法令规定每户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为公顷一等地,超过限额的土地由国家没收,然后再无偿分给无地农民。

据统计,土地改革过程中,国家从3.5万个地主手中无偿没收了74万公顷土地,其中66.5万公顷无偿分配给了29.6万户无土地的农民,4万公顷划拨给国营农场,3.35万公顷为各城市市政用地。

4.第一次动荡与阿明篡位

但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推行的土地改革没有带来预期成果,相反,它破坏了现有的农业经营体系,恶化了商品供应关系,滋生了不平等现象的发生。在没收土地的过程中,地主们杀死了牲口,销毁或盗窃了拖拉机,以及其它农业机械。这些做法降低了农业生产力和百姓的生活水平,其结果是人们从开始的消极抵触发展到后来的公开反抗。政府的其他改革措施,诸如开办扫盲班、取消婚金和彩礼,禁止早婚等,都给阿富汗社会传统带来了巨大冲击,再加上执行人员在贯彻改革措施时使用了镇压、恐吓和强迫等粗暴的方法,引起了保守势力的不满。改革使国内的发展前景更加复杂,同反对派的斗争中心也转移到农村地区。反对派则以传统的伊斯兰价值观标榜自己,号召人民起来反抗与伊斯兰教文化异质的人民民主党政权。1978年6月,在农村第一次爆发了反对中央政府有关措施的抗税反抗。起初在巴达赫尚、巴米扬、库纳尔、帕克提亚、南加尔汗尔省,后来发展成大规模骚乱,蔓延到了阿富汗的大部分领土。

3月15日，在大量伊朗间谍的煽动下，赫拉特爆发了反政府暴乱^[4]，甚至驻扎在赫拉特的政府军第15师也参与其中,造成了大量伤亡，局势骤然紧张起来。3月17日，基里连科受勃列日涅夫委托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业已形成的严重局势,勃列日涅夫本人由于生病并没有参加，会议自然落到了政治局手里。柯西金指出,“必须为阿富汗而斗争”,“不能交出阿富汗”。建议先制定政治文件,利用一切政治手段,帮助阿富汗领导人稳住阵脚,给予拟定的援助,作为非常措施,最后采取军事行动。波诺马廖夫虽然对阿富汗的局势更不清楚,但也认为首先应该“让阿富汗部队竭尽全力,以后如果真的需要,再派我们的军队去。”而安德罗波夫建议将会议的“实质内容详细向勃列日涅夫汇报”。政治局领导们对阿富汗问题还是形成了一致看法的,即不能失去阿富汗,先政治解决,如果不行再军事解决,并进行了积极的军事准备。可以说在苏联领导人那里,军事解决成为了苏联应付阿富汗局势的最后一张牌,虽然不是最好的一张牌。

会后,柯西金与塔拉基进行了两次电话交谈。塔拉基概述了阿富汗不断恶化的局势,指出有来自伊朗的约4000名穿便装的军人,他们构成了叛乱的主力，并且渗透到赫拉特市和军队。支持政府的进步市民和反动毛拉以及伊朗间谍激烈交火。即使如此，柯西金还是回绝了塔拉基关于派兵的请求,但许诺将迅速空运坦克、必要的弹药和迫击炮给阿富汗,除此以外,还决定提供10万吨粮食,并把阿富汗售卖天然气价格从21每立方米从美元提高到37美元。

在进步市民的帮助下，3月20日赫拉特恢复秩序。苏共中央关于是否出兵阿富汗援助革命的讨论暂时告一段落。3月22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肯定了援助阿富汗和不出兵的决策。4月12日,苏联向匈牙利领导人亚诺什通报了阿富汗的局势,希望在这个艰难的时期匈牙利能给予阿富汗友好援助.

局势恶化还要糟糕的是阿富汗领导层内部无休止的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人民党内部塔拉基与阿明之间的矛盾也趋于公开化。四月革命成功后,原系中央委员的阿明由于其发动政变的卓越贡献，进入了政治局。7月份,他又成为中央委员会书一职。作为党内的实力派人物,阿明的权力欲不断膨胀,他借口反对对塔拉基的个人崇拜,处处突出和抬高自己。1979年3月,塔拉基被迫把总理职务让给阿明,后者于月末又兼任了国防部长一职,并将亲信安插进国家安全局、警察局和首都卫戍部队中,阿明因此成为党内握有最大实权的铁腕人物。在政治上,两人也存在分歧。塔拉基听从苏联的建议,主张在内政方面采取灵活而温和的措施,以争取民众的支持而阿明则坚持走强硬路线,对反对派一概加以严惩和镇压。苏联对人民民主党内的两派斗争和反政府武装的不断发展深感焦虑,开始考虑除去兼赘不驯的阿明。

1979年9月，阿明知道塔拉基已经取得勋章帝同意铲除自己后，不顾塔拉基的反对改组内阁，革除支持塔拉基的“四巨头”成员，意图进一步孤立塔拉基。塔拉基以化解分歧为名，邀请阿明到总统府议事，意图逮捕阿明。阿明虽然不愿意，但在苏联驻阿富汗大使于9月14日对阿明保证人身安全之下，阿明别无选择。当日阿明带同保镖到达总统府，已暗中投靠阿明的军方将领赛义德·塔伦少校引领阿明一行人前往塔拉基的办公室，但总统府守卫只许阿明一人进入，当塔伦推开守卫试图进入时，守卫向阿明一方开枪，塔伦中弹身亡，阿明侥幸逃脱，随即调动效忠自己的部队发动政变推翻塔拉基。

1979年9月14日，阿明让另一名中央书记、副总理兼外长沙赫瓦里出面,先后主持召开了阿富汗人民党的中央全会特别会议和革命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开除塔拉基和瓦坦贾尔等人出党的决议,选举阿明为党的总书一记兼革命委员会主席。当晚,喀布尔电台宣布“塔拉基因健康不佳和神经衰弱而辞职”,由阿明接任他的职务,阿明在任何场合都没提及前任官员的情况（这些人当时已在苏联大使馆避难）甚至是前任官员和他们“伟大的领导人”塔拉基标准的别名被监禁的消息也根本没有出现在任何媒体上。9月16日，喀布尔电台宣布塔拉基因健康理由请辞，由阿明接任其职务。

直到10月9日,电台才宣布塔拉基“久病之后,已于昨晨逝世”。阿明于同月下令处死塔拉基（一说是阿明派人勒死塔拉基，另一说是阿明派人用枕头闷死睡觉中的塔拉基）。

在某种程度上,勃列日涅夫把塔拉基的死视为他个人的悲剧。他因未能保护好塔拉基使他免遭杀害,未能劝说他不返回喀布尔而深感内疚。长期负责勃列日涅夫健康状况的第四医疗总局局长恰佐夫院士对此曾有过如下描述：

尽管勃列日涅夫的知觉能力已经降低,但是他依然对事件表现得非常难过。令他愤懑的是这样的事实事件发生不久前的9月10日,他还会见了塔拉基,并许诺了支持和援助……“阿明是个什么样的渣滓阿用枕头闷死了和自己一道参加革命的同志！是谁领导了阿富汗革命？（见面时他这样说）别的国家会怎么说呢？难道阿明还能相信勃列日涅夫的话吗,如果他许诺的支持和保护只停留在口头上？”据安德罗波夫对我说,当着他和乌斯季诺夫的面,勃列日涅夫大概就是在这种情绪中说出这番话的

至此塔拉基等温和派从阿富汗的政治舞台上被清洗了。阿明登上了他凯觑已久的最高领导职位。

中篇：苦难的年代 从苏联入侵到塔利班崛起

1.入侵前夜

阿明上台后,阿苏关系明显恶化,政局的变化更使苏联焦虑不安。在于后者想让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承认“四月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然而，阿明选择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苏联是想在其南边建立一个安全同盟,为准备进一步拓展实力范围搭建一个平台,但不是在一个穆斯林国家贴上很具有煽动性的社会主义标签。而确保不陷入“社会主义泥潭”的意识形态支撑就是避免四月革命被说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而10月23日,阿明在革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阿富汗人民要沿着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即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建立一个“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从他的立场来看,苏联不会为词义上的理解不同而花费巨大的经济、政治和心理上的代价发动对阿富汗的干涉，但是阿明的预料很明显出了偏差。克里姆林宫的最高领导层认为阿明或许会走民族异化的铁托路线，缘由之一是阿明知道自己无法挽救地“得罪”了莫斯科,逐渐开始为自己的后路考虑,在不完全与苏联断绝关系的情况下,与西方和穆斯林国家改善关系,特别是美国、伊朗和巴基斯坦，此外，阿明有意修补与华关系。

1979年12月12日深夜，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秘密召开政治局会议,参加者不是整个政治局的所有成员,而是政治局内最有影响力的成员,除了勃列日涅夫外,出席会议的有苏共中央书记，被称为灰衣主教的苏斯洛夫、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申、苏共中央书记基里连科、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佩尔谢、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苏共中央书记契尔年科、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吉洪诺夫和波诺马廖夫。而阿列克谢.柯西金虽当时还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但自年秋他心脏病恶化后,实际上是由吉洪诺夫在履行他的职务,他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支持与第三世界人民加强“国际团结”的政策。勃列日涅夫不屑深入进行冗长的解释或讨论,他简略地建议批准派遣苏军到阿富汗的计划。上述占据最高地位的三驾马车受命为部队部署做出安排,监督进而采取的措施。11名与会者没有人提出异议,其中10人在契尔年科手写的出兵决议—“关于A(指阿富汗)的形势”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只有波诺马廖夫因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出席会议而没有在出兵决议上签名。之后库兹涅佐夫、谢尔比茨基等人又在该决议上签名。决议超级简单，其意义只有会议参加者能理解，全文如下

骰子已经掷下：入侵阿富汗，消灭阿明。

2.新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国

之后苏联秘密而积极地开始了军事部署。12月17日傍晚,阿明接到前线军事异动的报告后，立即到塔克别日宫避难。部分阿富汗国民卫队也被安排到那里,还调来坦克来保卫“党和国家的领袖”。12月22日,在喀布尔到处张贴着传单,号召“消灭共产党员、帝国主义分子消灭苏联走狗、叛徒阿明”。12月25日夜到12月25日,特卡契领导40集团军进入阿富汗。阿富汗人起初并不知道苏联人是入侵，只有一些在阿军总参谋部一些消息灵通的工作人员才表示苏军的入侵旨在推翻阿明，并帮助反对阿明的旗帜派领袖卡尔迈勒夺取政权。12月26日,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等人汇报了关于苏共中央1979年12月12日第176/125号决议的执行情况。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很多建议,同时赞成拟定的近期行动计划，这项计划就是风暴一333.

风暴-333突击行动参加者被分为两组,分别是“雷”和“顶点”。在行动中，有来自24个苏联阿尔法特种部队的成员、格鲁乌、35个苏联空降军和30个属于苏联秘密警察的小组“顶点”的成员，他们都是各个部队的精英。另外，还有520名来自苏联特种部队第154独立支队的成员，这支部队只有苏联中亚地区的士兵。12月27日,阿富汗时间19：30分突击行动开始，经过长达43分钟的交战,阿明几乎全家被杀。阿明本人一说被突击部队处决，一说混乱之中被火烧死。阿明的亲信和部分政府人员被逮捕。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主要军官处在苏联顾问的影响下,背叛誓言,没有保卫政权,然后表示准备为新政权服务。^[5]屈指可数的几次微弱抵抗被果断地镇压了。

1979年12月27日晚苏军攻占喀布尔后,位于苏联中亚塔什干的一座电台使用喀布尔电台的频率播放了卡尔迈勒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阿富汗革命委员会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名义发表的呼吁书。喀布尔的市民在听到卡尔迈勒的讲话后,不约而同的想到“这又是一次政变”，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都马上意识到,这次政变与以往相比,大不相同,因为苏联人来了。那些属于人民民主党“旗帜派”、在阿明时期遭到排挤和打击的人最初听到卡尔迈勒的声音只是感到惊奇,因为他们知道,卡尔迈勒早已被赶到国外,不可能东山再起。然而,这种惊奇怀疑的心理又促使他们不得不坚持听下去,直至听完最后一句话,他们才相信这是真的,那种长期受压抑的心灵不由得产生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而此时此刻,对于“人民派”成员而言,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们最初也是感到吃惊和怀疑,进而则是对未来感到绝望。他们不知道阿明已被打死,更不清楚自己未来的命运会如何。

果不其然，卡尔迈勒展开了严厉的清洗。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前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替换，是阿明时期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6人，如前国民卫队长占达德,人民警察局局长帕伊曼，业己被处决,其余17位则“消失了”,只有7人在政权交接过程中得以幸存。1980年10月卡尔迈勒作为国家首脑第一次正式访问莫斯科后,大批苏联顾问涌入阿富汗,无论在党内、国家机关,还是在社会组织、军队和工业企业等,到处都能看到苏联顾问的身影。甚至阿富汗国家领导人的保卫工作也由苏联军官承担。在喀布尔的苏联克格勃和内务部的代表团都是公开的,苏联驻阿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明显超过正常编制所需。阿富汗各个机构所作出的决定几乎都要经过苏联顾问的批准,实质上,这些苏联顾问代替了阿富汗的公务员,使卡尔迈勒政权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傀儡的特点。苏联党和国家机构,苏联生活方式,苏联道德等都积极地渗入到还没使自己摆脱封建主义的阿富汗社会，对革命的忠诚转变为“苏联主义”,生硬地把苏联经验移植到阿富汗社会,这对阿富汗的生活习俗、历史传统、尤其宗教信仰是极大的冲击,同时也注定了不能指望阿富汗人理解、支持用马克思阶级理论武装起来的人民民主党政权。这些贫苦的、不识字的阿富汗农民更相信部落首领和毛拉,而不是革命家充满了“剥削”、“阶级团结”、“帝国主义”等字眼的演说。

为改变政府形象,收揽民心,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温和措施。1981年,他提出了一个六点计划,包括释放政治犯、取消反民主反人道的规定、尊重伊斯兰教诸原则、恢复和平与秩序、保障公民自由及保护青年和知识分子等内容卡尔迈勒还下令修建清真寺。1980年4月,四月革命后由人民派更改的国旗颜色又恢复成原来的三色,国徽亦如此,以表示忠实于国家的传统,避免使用“社会主义”之类的词语。不过，忙于镇压抵抗力量的卡尔迈勒似乎也无心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改革。1983年12月,喀布尔当局竟然下令,将一些地区公路两旁米以内的林木和果树全部砍掉,并拆除这个范围内的所有建筑物,以保护其车队和机动部队免遭抵抵抗力量的袭击。之后,年卡尔迈勒政府又把喀布尔郊区的居民赶出自己的家园,以使抵抗力量无法利用喀布尔周边村庄攻击喀布尔。这些行动,自然会造成部门居民失去房屋,沦为难民,大大增加了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而苏联人以为只要动用武力就可以遏制各地的反叛,遂调动正规军镇压反叛力量,不仅毁坏了乡村和灌溉系统,而且导致大量平民伤亡,促使叛乱活动进一步蔓延。特别是对持续了好几个月与巴基斯坦毗邻的库纳尔省内的努里斯坦起义部族的镇压,和对阿巴边界帕坦族叛乱的镇压,政府甚至动用了米格、坦克和大炮。政府的镇压引发了背井离乡的难民潮。人们整家整家地,有时是整村整村地逃离家。

最开始，阿富汗的部族、民族或地区性组织,在阿富汗分布广泛,数量多,规模不大,各自为战。它们的宗教意识不太强,但有浓厚的部落色彩,多在本部落的居住地区作战,与外界联系少。主要有努里斯坦圣战者阵线、库纳尔部族委员会、坎大哈部族阵线、哈扎拉地区的伊斯兰联合革命委员会等。这些在国内战斗中成长起来的组织比较团结,不像以国外为基地的组织那样矛盾重重。为了实现联合抗苏,阿富汗各抵抗派组织在苏军入侵半个月后就致力于联合。1980年1月12日,以拉巴尼为首的“伊斯兰协会”,以纳比为首的“伊斯兰革命运动”,和以穆贾迪迪为首的“民族解放阵线”等三个组织组成了“伊斯兰团结运动',,纳比担任领导人。不久,1980年1月27日,总部设在巴基斯坦的个抵抗派组织伊斯兰革命运动、两个伊斯兰党、民族解放阵线、阿富汗民族伊斯兰阵线、阿富汗伊斯兰协会等,宣告联合,成立了以拉巴尼为首的“解放阿富汗伊斯兰联盟”,并宣布联盟的主要目标是把阿富汗从“异国和无神论政权”下解放出来,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国家。

而政府军方面，苏军最初借助“闪电战”获得的军事优势并没有保持多久。由于不满苏军占领,阿富汗政府军反苏情绪强烈,厌战、哗变、逃跑和投诚的事件层出不穷,并影响到了兵员问题。据报道,为了防止士兵向游击队投诚,卡尔迈勒政府加强了对士兵的监视,严格限制士兵们的行动,禁止他们写信,并取消了各类休假。到了1980年6月,政府军的总人数由1979年12月的8万人急剧下降到不足原先的一半。为了解决兵源问题,卡尔迈勒政府采取了各种手法,强迫青年当兵。据报道,1980年6月初的时候,卡尔迈勒政府就将征兵年龄降低到16岁,而且不准服役期满个24月的士兵退役,并警告说,任何应服兵役的人如果不到指定地点报到,“将受到严厉惩罚”,如谁逃避服兵役,就把谁的父母无限期拘留起来。10月24日,喀布尔大学的学生和教师为了抗议政府中断学生的学业,强迫青年学生服兵役罢教、罢课,一些适龄青年为了逃避兵役而逃亡国外。此外,驻阿苏军士气低落。士兵吸毒、开小差、向阿富汗人廉价出售汽油,甚至用自己的武器换美国援助反抗组织的电子产品的现象成为了常有的事。

1981年9月,卡尔迈勒政府发布“再征兵令”。当局在喀布尔大小街道上每隔米就设立哨卡,逐人盘问,逐屋搜查,强迫抓丁,违者格杀勿论。抓到壮丁后立即送到边远省份进行初步军事训练,随后就把这些新兵推上战场。有的壮丁被抓走后,根本不通知家属就被送往外地。虽然当局说征兵的年龄是16岁,但实际上十几的少年也被抓了壮丁。仅在喀布尔,已有名在300校中学生被强征入伍,有7名少年因为拒绝或试图逃跑遭到枪杀。^[6]另外，数万名市民因自己家属下落不明，曾聚集在体育场周围要人，由于苏联军队和“政府军”实行武装封锁而受到阻挡。当然,当局采取抓人、征召预备役、延长现役军人服役期,以及提高军晌等手段,还是使阿富汗政府军的人数略有增加,到1982年末,增加到4.5万人,其中警察部队1.8万人,准军事部门的民兵约5000人。但卡尔迈勒的政府军内部始终不稳定,士气低落,缺乏战斗力,如果离开苏联军队的支持,就有被游击队吃掉的危险。

3.陷入泥潭

由于战事不断和苏联占领军的焦土政策,阿富汗工农业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农田荒芜,有的省半数以上的土地无人耕种,并引发了严重的难民问题。据阿富汗新闻中心出版的《农业调查》公布的资料,阿富汗全国播种面积从1978年的330万公顷减少到1982年的115万公顷,农作物的总产量还不及原来的1/3,其中1982年小麦的产量仅为年的1/5,玉米、由于粮食紧缺,食品价格不断上涨。在过去年里,喀布尔市场上面粉价格已从每公斤阿富汗6尼上涨到30阿富汗尼,大米从10阿富汗尼涨到60阿富汗尼,肉类从45阿富汗尼上涨到100阿富汗尼。大部分工厂因缺乏原料、资金和劳动力被迫停产,全国工商业的资金约有一半以上被抽逃到国外。

百业凋敝、物资匾乏,严重的通货膨胀迫使大批阿富汗人背井离乡,沦为难民。仅苏军入侵一年后,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就超过了150万,之后继续增长,1981年3月末达到175.8万,6月初达到205万,8月底达到205万,1983年后则一直保持在300万人以上。此外,在伊朗约有150万,再加上流亡到印度、土耳其、欧、美各国的数万名阿富汗难民,在国外的阿富汗难民总人数超过了450万,约占阿富汗总人口的1/4。在庞大的难民群体中,绝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其中还有医生、教师、科技人员、文化工作者和军政人员等。1978年前阿富汗有1500名职业医生,只剩下500人了。

在国际方面，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世界舆论为之哗然。国际社会对莫斯科沙文主义的担心,没想到如此迅速地变为现实。苏联出兵后,非但没有实现巩固阿富汗亲苏政权的政治目的,反倒因自己“入侵者”的角色,激起阿富汗反政府武装的扩大与联合,加上美国、巴基斯坦、伊朗和沙特等国的介入,战争不断升级,而各方又缺乏政治解决的诚意,导致战争陷入长期化,打碎了莫斯科一个星期结束战事的妄想。苏联的入侵促进了阿富汗民族的觉醒,阿富汗人民与苏联侵略者的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也葬送了阿富汗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国际上,卡尔迈勒政权十分孤立。其实,国际社会对四月革命上台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政权并无恶意,当时的塔拉基政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然而,苏军入侵后,莫斯科扶植起来的卡尔迈勒政权,却因其傀儡性质不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认为承认了卡尔迈勒政权,就等于承认了莫斯科血洗塔日一别克宫、入侵阿富汗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阿富汗的国际环境急剧恶化,来自西方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不是中断了就是减少了,有些国家甚至断绝了与阿富汗的外交关系。

1984年,在美国国会的明确支持下,美国对阿富汗抵抗组织的援助急剧增长,达到2.1亿美元,并开始提供现代化武器,包括瑞士生产的厄立康对空导弹和英国生产的吹管式地空导弹系统。此后,美援逐年增长,年为2.5亿美元,年为亿美元,年为4.7亿美元,加上某个大国、埃及、沙特阿拉伯和西欧国家的援助,一年,阿富汗抵抗组织共获得21亿美元。自然,随着援助规模的扩大,战事也不断升级。

1985年是阿富汗战争的转折点。这一年,由于几任总书记的接连逝世，戈尔巴乔夫的上台,以及苏联国内进行改革的需要,莫斯科调整了对外政策。苏军在阿富汗作战已经五年有余,但并未给阿富汗带来期待已久的和平。随着越来越多受伤军人返回祖国,苏联当局再也无法封锁有关阿富汗战争的信息。国际、国内舆论要求确定苏军驻留阿富汗的期限,降低苏联干涉阿富汗事务的程度呼声越来越高,莫斯科军事胜利的错觉越来越淡,这意味着从阿富汗撤军的时机到了。

1985年3月14日,戈尔巴乔夫会见了来莫斯科参加契尔年科葬礼的卡尔迈勒。在会谈中戈尔巴乔夫指明了两点第一,“苏军不能永远留在阿富汗”,苏联会继续帮助阿富汗,但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必须担负起保卫革命的主要责任。第二,阿富汗革命现阶段是“民主国家”,而社会主义是将来的事情。他建议阿富汗领导人扩大政权基础等。

之后,莫斯科“以国家最高利益”的名义向卡尔迈勒,客气而又带有命令意味地提出了建议,希望他自愿退休,把权力全部移交给莫斯科看上眼的纳吉布拉。苏共27大结束后,卡尔迈勒返回喀布尔。3月27日,卡尔迈勒在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第17届中央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再次提出政治解决阿富汗危机的新方案,这个方案稍后被称为“民族和解政策”。在全会报告结束后,卡尔迈勒向抵抗组织声明

我们为了停止大屠杀准备妥协,记住,用血洗刷不掉血,要用水.

这是他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最后一次发言。1986年5月4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第18届中央全会“批准”了卡尔迈勒由于“健康原因”而提出的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保留他的政治局成员的资格和革命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卡尔迈勒并没有出席会议,其辞职声明是由他人代读的。纳吉布拉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的决定、凉动了喀布尔社会,当天,卡尔迈勒的拥护者在城中举行了游行和抗议集会,示威参加者高呼“要卡尔迈勒”,“处死纳吉布拉”,遭到逮捕。5月16日,7名卡尔迈勒的拥护者在总统府前示威,高呼反对苏军占领阿富汗的口号,要求释放一直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的卡尔迈勒,这7名卡尔迈勒的支持者后被枪决。半年后,1986年11月20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第届中央全会通过了卡尔迈勒退休的决议。卡尔迈勒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并解除了革命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是保留了他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资格和革命委员会委员的资格。11月23日,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团选举纳吉布拉担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纳吉布拉从而成为阿富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1987年6月4日,卡尔迈勒举家迁往莫斯科,或按照阿富汗报刊上的官方说法,“根据医生的建议前去修养和治疗”。

莫斯科希望通过撤换领导人,阿富汗推出新的执政方针,为阿富汗局势正常化打开局面。然而,现实并非像预想的那么简单。莫斯科不理智地撤换阿富汗最高领导人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消极后果。首先,削弱了执政党本身。本己分裂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在苏联“换马”之后矛盾更加激化,分裂趋势进一步发展。在党内,除了先前的人民派和旗帜派,又出现一些更小的集团,从人民派分离出来的瓦坦扎尔集团完全倒向了纳吉布拉一面,而旗帜派本身又分裂为多个小集团,一支由卡尔迈勒本人及战友组成,一支由卡尔迈勒前战友—拉耶克、基什特曼德和纳吉布拉等组成。吉布拉上台后,对卡尔迈勒的支持者采取了空前的镇压措施,撤销了他们中很多人的党、国职务,有些人还被投入监狱。派系斗争还对阿富汗政府军产生了重大影响,加剧了军队内部的矛盾。苏军不得不暂时亲自把守要害部门和战略重地。

4.脱身事外

纳吉布拉上台后,虽然在军事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阿富汗战局僵持依旧。1986年,阿富汗抵抗力量挫败了苏阿军队在阿富汗东部和东南部的边境地区发动的第七个春季攻势。1987年1月3日,纳吉布拉正式宣布在全国实行“民族和解政策”,建议成立联合政府,宣布从1月15日起单方面停火6个月。但是纳吉布拉的民族和解政策,遭到了抵抗力量的一致拒绝

1月21日,苏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真实而悲观地报告了阿富汗局势,

阿富汗几代人对苏联的好感己经荡然无存,许多无辜的人丧命,政府机制运行混乱,没有一个利于农民的问题得到解决。

1987年11月10日,第32届联大以123票压倒多数通过决议,重申“要求外国军队立即撤出阿富汗”。同月,哈利斯带领阿富汗伊斯兰抵抗派“代表团”来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只有“俄国人和圣战者代表坐在一起的时候”才有可能通过谈判达成的政治调解,“我们要求,科多维斯先生停止活动,代之以促进执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12日,里根及美国国会成员在华盛顿再次会见了阿富汗抵抗派领导人。

1987年12月初,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华盛顿就阿富汗问题进行了会谈,戈尔巴乔夫表示,苏联可以在个12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内从阿富汗撤军。苏军开始撤离时,美国对阿富汗抵抗力量的军事和财政援助也应同时停止。苏联不打算在阿富汗建立一个亲苏政权,但美国也不能在那里建立一个亲美政权。这次会谈后,围绕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步伐明显加快。

与此同时,经过了三年经济改革的苏联,国家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继续阿富汗战争无异于使苏联困难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年月初关于苏联在阿富汗的物资消耗情况的统计资料,1984-1987年苏联在阿富汗的财政支出总数为132.267亿卢布，具体见下表

1988年2月,苏联驻喀布尔各部门对阿富汗的军事政治形势做了分析：

来自喀布尔的情报,阿富汗的军事政治形势
……最近同纳吉布拉以及其他阿富汗同志多次进行了认真的交谈,加上对来自不同渠道的情报的分析,可以对当前阿富汗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特点做出一些明确的结论。
随着戈尔巴乔夫和纳吉布拉的声明公布于众,民族和解政策的一个重要阶段就要圆满结束。当地典论认为,在这段时间里为恢复阿富汗和平所做的事情远远过了过去年代里所为的总和。同时,局势正在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新时期,而且它所包含的方方面面现在尚无法一一列举。但重要的已经明朗阿富汗人应该自己去弄清楚并且亲自利用符合历史传统的方式方法去解决那些问题的时刻正在来临。理顺相互关系的形式不尽相同,有的地方要诉诸武力,有的地方则需要谈判,而且必须做出重大让步,首先是要求政府方面,而这正是阿富汗问题由阿富汗人来解决。
大家都明白,苏联撤军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将是最为关键的。据估计,反对派武装会对政府军施加强大压力。诚如纳吉布拉同志指出的,重要的是在头三个月里顶住,此后反对派便会变成强弩之末,还会出现各种复杂局势使反对派的实力进一步削弱。另外,政府军不得不放弃一些地段,按照总参谋长塔奈的意见,在那些政府军明显处于劣势的地区,应该提前撤出,这样做也可以避免日后反对派把自己的每一次局部得手都吹嘘为重大的军事胜利。
……随着苏军的撤离,反苏主义这个促使反对派联手作战的因素将不复存在。活动于阿富汗境内的反对派武装战地指挥官同本党派境外上司之间的矛盾将会具备更加激烈的对杭性质……。
纳吉布拉同志认为,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沉重的、同反革命武装的大规模作战第二种情况应当说是比较顺利的,就是不依靠作战手段来解决问题,而利用各种智谋和妥协手段,以及利用部落、民族、同乡的关系进行谈判。纳吉布拉同志本人倾向于认为,局势不会朝着不好的方向转变。他多次谈到这层意思,每一次都表示出乐观态度。
……阿富汗当前的局势声明,纳吉布拉当选总统带来的积极影响已经可以感觉得到了。最近这段时间,相当一部分国内反对派的知名首领在努力同纳吉布拉建立接触。根据这些人的言谈,他们看中的恰恰是打交道的对象不是党的领袖,而是国家总统这一点。同样情况也存在于各省,规模较大的武装队伍的指挥官很情愿同省长打交道。
现在还无法预测局势的转折和曲折。重要的是阿富汗人能够彻底摆脱依赖心理,自己解决问题,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毫无疑问,失误是难免的,但只要不酿成重大政治错误就行。实践表明,戈尔巴乔夫和纳吉布拉会见时确定、谢瓦尔德纳泽今年1月访问喀布尔时具体化了的今后的工作基本方针是正确的……
莫扎耶夫（外交部）、瓦连尼科夫（国防部）
扎伊采夫（克格勃）、叶戈罗夫（内务部）
1988年2月

无独有偶,美国中央情报局也预见到苏联撤军后阿富汗将陷入圣战者各派之间的夺权斗争中,同时美国国务院、军方和情报等部门对纳吉布拉能否继续掌权也表示十分悲观。然而,美国并没有放弃对阿富汗抵抗组织的广泛援助。在18日的国会听证会上,汉弗莱议员谴责国务院,答应担任协议“保证国”只能迫使美国在苏军彻底离开阿富汗之前就停止对阿富汗自由战士的援助,而苏联却可以继续援助喀布尔傀儡政权,这是对阿富汗"自由战士的出卖。在2月底的国会听证会上,议员罗伯特·佩克指出,美国担任保证国仅仅是为美国自己的政策和行为考虑,而不会对其他国家的行为或协议的执行负任何责任。

2月29日,美国参议院以票对票通过一项决议,强烈要求里根政府在11.5万苏军全部撤出之前不要削减对阿富汗抵抗力量的军事援助。3月8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鲍威尔在伦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华盛顿将继续支持阿富汗穆斯林抵抗力量,直到苏联不折不扣地撤出自己的军队并停止对喀布尔政权的军事援助。事实上,美国也是这样做的,据苏联克格勃和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资料,从年起,美国频繁地向沙特阿拉伯、阿曼等国的港口和空军基地运送军火,以备未来之需。美国人还参与将圣战者游击队整编为正规部队。1988年3月,在巴基斯坦整编成立了22个团,在阿富汗成立了43个团,并不断建立新据点,完善指挥联络系统。在阿富汗境内从事作战辅助工作、工程工作和在巴基斯坦军事培训中心训练圣战者的美国顾问人数达到了250人。

同时华盛顿还组织了广泛的心理战攻势,目的在于破坏喀布尔政权推行的“民族和解”政策,阻挠联合政府的成立。多家受美国新闻署和中央情报局领导或控制的无线电台使用阿富汗各民族语言进行煽动性广播。中央情报局还拨款100万美元在圣战者中间培养宣传干部。

1988年2月8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苏联将从5月15日起撤军,10个月内完成。1988年4月14日,在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主持下,巴基斯坦、喀布尔政权、苏联和美国四国外长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历史性协议,协议规定,苏军从5月15日起将在9个月时问内全部撤出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喀布尔政权相互尊重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互不使用武力美苏支持这一解决方案,尊重巴基斯坦和喀布尔政权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政策喀布尔政权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难民自愿返回家园。

1989年2月5日,驻阿苏军总司令格罗莫夫最后一个跨过了阿姆河大桥,这标志着苏联按时完成了全部撤军计划。阿富汗人民的斗争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援,这种支持是阿富汗人民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由于日内瓦协议没有为阿富汗的政治前途做出妥善安排,游击队也不承认这一协议,而美苏又承担了继续援助阿交战双方的义务,苏联撤军后阿富汗的抗苏战争演变为一场新的内战。

5.人民党之终

当时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纳吉布拉政府会不堪一击,但事实并非如此。舆论错误地低估了纳吉布拉政权的实力。在苏联撤军前后,给纳吉布拉政权流下了价值约1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和军事设施,并且向其提供的各种新式武器如飞毛腿导弹和经济援助苏联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最大规模的空运行动。纳吉布拉挫败了圣战者组织对贾拉拉巴德的围困后,对伊斯兰圣战者组织采取军事上打击、政治上分化瓦解的手段。纳吉布拉利用军事上的胜利展开了一系列新的和解攻势。1989年3月底,他再次呼吁抵抗组织停火,允诺容许其在所辖地区实行自治,承认它们组建的政党。8月下旬,他又呼吁召开有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和中国参加的国际和平会议。在9月初召开的第九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纳吉布拉详尽的阐述了类似组建联合政府以起草新的宪法和选举法,并提交大国民会议批准,而后举行选举的建议。苏联也一再希望联合国召开国际和平会议来讨论阿富汗问题。为了改善政治形象,年月纳吉布拉当局将人民民主党改名为“祖国党”,并宣布实行多党制,从其颁布的党纲中可以看出该党的立场发生了巨大变化。

1990年7底,纳吉布拉政府同伊斯兰圣战者组织的温和派开始接触,与吉拉尼领导的全国伊斯兰阵线在日内瓦举行谈判。1991年和临时过渡政府总统穆贾迪迪在喀布尔举行会谈。但是纳吉布拉和莫斯科的和解倡议遭到抵抗组织、巴基斯坦和美国的拒绝。在抵抗内部,各派之间依然分歧严重,甚至出现了火并。进入年后,抵抗组织的军事行动取得一定进展,他们分别于月底和月底攻占东南重镇霍斯特和瓦罕走廊。同时,国际社会的外交行动也大大加快了。1991年5月联合国制定了一个“五点和平汁划”。主要内容有维护国家主权阿富汗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在过渡时期通过对话解决间题有必要就武器供应问题达成协议资源用于经济及社会的重建。这个计划得到伊朗、巴基斯坦境内伊斯兰圣战者组织大多数党派的支持,但遭到强硬派的反对。同年8月,苏取发生“8·19”政变,支持纳吉布拉政权的苏联强硬派在政治上彻底失势。11月,伊斯兰圣战者组织各派别领导人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此次会议谴责了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的人侵并公开表示纳吉布拉政权应把权力移交给临时过渡政府。伊朗境内的2个什叶派与巴基斯坦境内的个7逊尼派中的4个派别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而希克马蒂亚尔同其它强硬派则谴责莫斯科会议。年月份,美俄达成协议停止向阿富汗交战各方提供武器。同时巴基斯坦也向本国境内的圣战者组织施加压力,要其接受联合国的和平协议。

随着苏联于1991年底的解体,纳吉布拉失去的不仅仅是支持和援助,他还彻底散失了起死回生的可能。巴基斯坦不顾美苏关于对阿富汗交战双方同时停止军事援助的协议已经生效,继续从自己领土上向圣战者提供武器弹药,规模有增无减。在喀布尔的反对派地下组织加强了暗杀活动和破坏活动,在百姓中制造恐慌情绪,让人们看到政府连城里的秘密活动都无力控制。燃料和食品已经严重僵乏,百姓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剧。反对派领导人还利用形势收买政府军官兵,特别是指挥员。

不过对纳吉布拉而言,最大的危险隐藏在国家北部地区。这要归罪于他自己推行的亲普什图的民族政策,真是绑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国家北部发生了民族矛盾大爆发,普什图人强迫其他民族接受他们条件的企图遭到少数民族有组织的武装抵抗。北方省份发生的事情对喀布尔的局势起到了扰乱和破坏的作用。在军人和社会各阶层中间,有可能转变为武力冲突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膨胀。在喀布尔行政管理区内,叛匪继续组织破坏小组,对住宅楼、部队阵地、机场和首都的其他军事目标实行火力袭击。反对派还组建了精干的作战分队,在首都的第一道防御线上同政府军鏖战。而其他队伍在不同地区继续扩大着武装斗争的范围。圣战者还不失时机地在驻防军中间开展策反工作,劝说他们相信抵抗没有意义,应该倒戈过去。

1992年初以来,俄罗斯大幅度减少对喀布尔当局的军援和食品、燃料供应,并大批撤回军事顾问。一时间,祖国党内人心浮动,加上得到美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伊斯兰国家支持的反对派联合势力的反对,孤立无援的纳吉布拉政权终于经受不住了。1992年3月18日,纳吉布拉宣布等联合国监督下的临时过渡政府成立,他就交出权力。出于对抵抗组织进行报复的担心,纳吉布拉于4月16日突然宣布辞职,并躲入了联合国驻阿富汗机构,人民民主党，以及后来的祖国党在阿富汗存在了27年之后,最终宣告解散。

阿富汗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圣战者各派迅速向喀布尔推进。此外,其他大中城市均己易手。在联合国、伊斯兰会议组织、巴基斯坦和伊朗的斡旋下,阿富汗各派游击队经过连续天的讨价还价,在4月24日终于达成协议,决定成立50人组成的游击队临时委员会,单方面前往喀布尔接管政权。临时委员会尚未启程,强硬派游击队领导人希克马蒂亚尔和以伊朗为基地的什叶派游击队宣布不承认该委员会,而同时早已从南北两个方向兵临喀布尔城下的希克马蒂亚尔游击队和马苏德游击队为争夺地盘发生了大规模激战。4月28日,阿富汗游击队临时委员会主席穆贾迪迪正式就任阿富汗临时总统。

1992年6月28日,拉巴尼接替穆贾迪迪,任阿伊斯兰国临时总统。12月30日,在喀布尔举行的贤哲委员会会议上,拉巴尼以多数票当选为阿富汗总统,任期一年半。但遭到阿富汗五个主要派别游击队领导人的拒绝。年月拉巴尼任期满后,以为了避免出现“权力真空”,把权力移交给阿富汗人民选出的一个大国民议会为借口,拒绝辞去总统职务。引起阿游击队主要派别的不满,双方爆发武装冲突。国家陷入内战，阿富汗陷入无政府状态。

下篇：绝望的年代 从塔利班崛起到塔利班再崛起

1.何为塔利班

阿富汗陷入无政府状态后，各派"圣战"武装组织置广大人民的苦难和强烈的和平愿望于不顾，占地为王，鱼肉百姓，只顾争权夺利而不顾社稷。大批难民有国不能回，有家不敢归。在阿富汗内战不断扩大、拉巴尼政府陷入困境之时,一支名叫“塔利班”的学生武装在阿富汗南部悄然出现,这在当时根本没有引起国内国际的注意。但是,从1994年夏揭竿而起到两年之后的1996年入主喀布尔,再到1998年夺取反塔联盟的北方重镇马扎里沙里夫,塔利班崛起构成了阿富汗国内格局自1979年苏联入侵以来的最大变化。

“塔利班”一词，来源于波斯语和阿富汗普什图语中的阿拉伯语词“Talib” 复数形式“Taliban”的音译，广义指“学生”，具体指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营里的伊斯兰学校学生。作为一个军事武装集团，其全称为“阿富汗伊斯兰学生运动组织”。随着在阿富汗大部分地区统治的基本确立，塔利班接管了政权，并确立自己的“国名”，逐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确立伊斯兰教的指导和统治地位。因而它又是一个政治组织，具备了政权的要素，可以称之为“塔利班政权”。所以，塔利班具有军事性质和政治性质的双重含义。

关于塔利班崛起的原因说法不一，其中，两种说法具有代表性:第一种颇具传奇色彩，广为流传。1994 年 7 月，在阿南部坎大哈省首府坎大哈市，一个地方军阀带人强奸了三名妇女并残酷地杀死了她们。这一事件立即激起了民愤。于是，该市伊斯兰宗教学校的一个名叫穆罕默德·奥马尔的毛拉领着一些学生和前抵抗组织战士，捉住这些害人的军阀，进行简单判决后，处死了他们。这一行动颇受民众拥护，也震慑了当地军阀。不久，奥马尔等人撤到巴基斯坦边境城市奎达，在那里，拉起自己的队伍，自称“塔利班”，随后他们回到阿富汗，攻占了坎大哈。一些派别的指挥官和前抵抗战士也参加了这一学生武装组织，这也是最广为人知的一种说法。

根据另一种说法，阿富汗内战不断，抢劫横行，1994 年 10 月，巴基斯坦一支开往中亚的外贸车队，在途经阿富汗境内的坎大哈时被伊斯兰党的武装扣押，奥马尔带着一帮学生和毛拉闻讯赶来，赶跑了武装抢劫分子，不但解救了车队，而且随后占领了整个坎大哈市。塔利班初显锋芒，声誉渐起，当地和周边的普什图族青年纷纷加入，而且一些地方武装派别也望风归附。于是，一支改变阿富汁历史的武装力量—塔利班从此诞生。

综合多种说法，比较确切的情况就是，"坎大哈的奥马尔"与一些毛拉和宗教学生想要改变这一切，于是组织起来，揭竿而起，占领了Kandahar，试图用武力在阿富汗建立一个沙里亚法国度。

2.群屑逐鹿

在不到三周的时间里,一支迄今不为人们所知的武装就夺取并控制了国家第二大城市,并迅速从大约几百人扩大到约2,500一3,000人。而意味深长的是,在这之后拉巴尼政府继续偏袒塔利班。塔利班夺取坎大哈后,便以坎大哈为基地迅速向北部和东北部发展。他们首先夺取了乌鲁兹甘省和查布尔省。然后,在攻取西部的赫尔曼德省时遭到强有力的抵抗。赫尔曼德省是阿富汗南部传统的产粮区,到80年代后期成为阿富汗第一批种植婴粟的省份,赫尔曼德省最近与拉巴政府联盟。争夺赫尔曼德省的战斗用了1994年12月的大部分时间并持续到1995年1月初。这是塔利班面对的第一次真正的军事挑战。塔利班最终于1995年1月中旬攻取了赫尔曼德省。沿着公路线向西到达了伊斯梅尔·汗领地的边境地区。

塔利班夺取了阿富汗南部坎大哈省、坞鲁兹甘省、查布尔省和赫尔曼德省4省的地盘后,成为阿富汗内战中一支新兴的力量,并与拉巴尼一马苏德的伊斯兰促进会、希尔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和杜斯塔姆的乌兹别克民兵一起在阿富汗内战中呈现出“四屑争雄”的局面。

塔利班接着向东部推进到加兹尼省。加兹尼是塔利班政治上的分水岭。塔利班拒绝任何与拉巴尼结盟反对希克马蒂亚尔的建议。正如后来负责塔利班内务的哈伊尔克瓦所说,“在拉巴尼和希克马蒂亚尔的权力斗争中我们是中立的。”不管早期与喀布尔如何做交易,也不管代表拉巴尼政府的坎大哈“总督”和加兹尼省长与其合作的事实,塔利班现在公开宣布,游击队的各个部分都是需要他们用伊斯兰教“纯洁”的对象。在1994年12月到1995年1月中旬之间,塔利班由此发生了政治上的根本转折。从一支成功地在坎大哈地区活跃的、主要是省一级的武装,发展成为一支致力于建立“沙里亚”法在全国统治并决心清除所有游击队武装的政治军事力量。它的目标雄心勃勃:蹂躏整个阿富汗。

就在这前后,巴基斯坦出于战略考虑，开始给予支持塔利班。 巴基斯坦在阿富汗抗苏战争期间就是“出力”最多的国家,是“七党联盟”的基地。冷战结束后，随着大国力量退出阿富汗,使地区大国巴基斯坦更深地卷入阿富汗内战以实现更大的地区抱负成为可能。长期以来，其传统的问鼎喀布尔最高权力的普什图族代理人一育是希克马蒂亚尔。这时,以普什图族杜兰尼部落为主导的塔利班己成功地在阿富汗普什图族中获得了超过希克马蒂亚尔的发展势头。在巴基斯坦援助之下,塔利班在1月底进发到瓦尔达克省。塔利班前进的目标是分布在喀布尔南部一个宽阔的孤形地带的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经过战斗，塔利班夺取了省府迈月沙赫尔,并将伊斯兰党从其总部查拉斯亚布驱逐出去。希克马蒂亚尔撤退到喀布尔东部的萨鲁比。到这时,塔利班己迅速成长为一支至少有1万名战士并拥有坦克等重型武器的部队。

塔利班打败了希克马蒂亚尔的部队之后,阿富汗内战基本形成了拉巴尼一马苏德的伊斯兰促进会以及与他们联盟的赫拉特总督伊斯梅尔·汗、坐镇北方的杜斯塔姆的乌兹别克民兵武装及与之联盟的希克马蒂亚尔和塔利班“三屑鼎立”的态势。击败伊斯兰党的部队并迫使希克马蒂亚尔撤退到喀布尔东部后,塔利班占据了此前希克马蒂亚尔在喀布尔南部的地盘。之后,塔利班还与马扎里领导的伊斯兰统一党达成一致,该党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着喀布尔西部地区,这时正遭到马苏德部队的袭击。3月19日,塔利班向喀布尔推进,企图一举夺取首都,但因遭到马苏德部队和喀布尔市民的强大反击而未能成功。这是塔利班第一次重大的挫折。

3.迈入黑暗

当塔利班在喀布尔失利时,他们已经在西部取得成果。在扫荡了伊斯梅尔叶西部领地尼姆鲁兹省的一部分和法拉省的大部分后,塔利班领导人己决定扩大在西部的战果,目标直指赫拉特。

夺取赫拉特的战斗是塔利班所经历过的最激烈的战斗。在巴基斯坦的撮合下,塔利班与西北前线的杜斯塔姆达成“半联盟”性质一致,并得到巴基斯坦在空军方面的支持。虽然普什图族的尼姆鲁兹省和法拉省背叛了与伊斯梅尔·汗的联盟,塔利班还是在拥有西部重要空军基地的信丹德遭到伊斯梅尔·汗和政府军的有力抵抗,并一度把塔利班的力量压缩回坎大哈附近。

在这紧急关头,塔利班利用了伊斯梅尔·汗部队长途作战、后勤供应不足和内部分歧等弱点,在来自巴基斯坦强有力的后勤支援下,迅速扩充兵员,充分运用机动作战的策略,以大规模闪击战战术,最终于1995年9月3日取得夺取赫拉特战斗的胜利。夺取赫拉特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塔利班因此进一步扩、一大、巩固了后方,在阿富汗乱局的全局中处于优势地位。塔利班另外一个重大的推进是在1995年11月向喀布尔城东翼发动的强大进攻,并切断从喀布尔到贾拉拉巴德的公路干线。但争夺喀布尔的战处于僵持状态。僵持局面一直延续到1996年春季。在5月,政府与希克马蒂亚尔达成了现在看来是灾难性的联盟,希克马蒂亚尔进入喀布尔并出任政府总理。从此,政府的军事战略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政治制约。而塔利班却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思路,即夺取东部,合围喀布尔,并一举攫取喀布尔。8月,塔利班先在帕克蒂业省击败希克马蒂亚尔的军队,后又夺取了帕克提卡省。然后,塔利班从帕克蒂亚省直接推进到楠格哈尔省,一举夺取了阿富汗东南部重镇贾拉拉巴德,取得了1996年东部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随后塔利班继续扩大战果,进入拉格曼省和库纳尔省,并攻克喀布尔东部的地区性中心、伊斯兰党的堡垒、马苏德选中的东部前线护卫喀布尔的屏障萨鲁比。从而完成了从西南部、南部和东部对喀布尔的合围,并迅速开始向喀布尔发动攻势。马苏德见固守喀布尔已不可能,便命令部队撤出。结果,塔利班不战而胜,于9月26日夺取了首都喀布尔。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后犯下了人神共愤、罄竹难书的罪行。处决纳吉布拉兄弟便是一例。此时，纳吉布拉仍然滞留在喀布尔。纳吉布拉和从小就结识的马苏德是政敌，但马苏德仍两次提供机会帮助纳吉布拉逃离喀布尔。纳吉布拉因相信塔利班会饶他一命，不会杀害他而拒绝了这个提议。1996年9月27日，塔利班士兵闯入联合国驻喀布尔办事处，将纳吉布拉从里面拖出来，指责他是无神论的康米、背弃伊斯兰教、违反神的意愿、使阿富汗陷入混乱，将他当众阉割，然后拴在一辆卡车后面拖着游街示众直至死去，年仅49岁。他的血腥的尸体被悬挂在红绿灯上示众以昭示“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他的嘴里被塞满了钞票，所有手指都被砍掉，塔利班士兵将雪茄插在他手指的位置。而他的兄弟沙赫普尔·艾哈迈迪扎伊遭到同样的酷刑。起初纳吉布拉和艾哈迈迪扎伊因为他们的“罪行”，不允许举行伊斯兰葬礼，后来尸体通过国际红十字会交涉，被交给帕克蒂亚省他们自己的部落安葬。

塔利班能够夺取喀布尔的原因很多。马苏德的部队士气相当消沉,并且因为与希克马蒂亚尔的联盟而陷入混乱。在过去的四年中,希克马蒂亚尔残酷地袭击他们,这使他们从内心里不能接受希克马蒂亚尔。从战术上看,政府军被塔利班在喀布尔周围的五路纵队所迷惑,而且其指挥官对喀布尔以东地区的地形不很熟悉;相反,他们的对手是新生力量,利用宗教狂热发动攻势,并受到一种似乎是不可阻挡的胜利势头所推动。塔利班夺取喀布尔后,阿国内各种力量进一步重组。除塔利班以外的阿富汗各派力量迅速组成“北方联盟”,以抗衡塔利班,阿富汗内战出现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4.北方联盟

塔利班夺取喀布尔,极大地改变了阿富汗内战各派之间的实力对比,成为阿富汗内战和塔利班崛起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从1994年夏塔利班出现到1996年9月,塔利班作为一支后起的新生力量,迅速攫取了包括南部、西部、东南部和首都喀布尔在内的阿富汗2/3的国土面积,在阿富汗内战中居于主导地位。塔利班夺取喀布尔后,介即组织了以第二把手穆罕默德·拉巴尼为首的“六人临时委员会”并接管政权`,着手从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巩固统治。之后,塔利班宣布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鉴于塔利班的实力与小妥协的姿态,齐派力量深切感到了来自塔利班的威胁,于是,在1996年10月,乌兹别克民兵首领杜斯塔姆、逊尼派的伊斯兰促进会的马苏德和什叶派的伊斯兰统一党首领哈里里等派别签署了一份共同对付塔利班的协议,后又有希克马蒂亚尔和伊斯梅尔·汗等三派加入,组建了“阿富汗最高防务委员会”,并一致推举杜斯塔姆为该委员会主席。新联盟坐镇北方,被称为“北方联盟”或“反塔联盟”。1997年6月初,北方联盟宣布巴尔赫省首府马扎里沙里夫为临时首都,任命拉巴尼为总统,马苏德为国防部长,哈里里为外交部长,与喀布尔塔利班政府分庭抗礼。

北方联盟在成立之初,确实一度曾经有效阻止过塔利班向全国的继续推进。1996年10月24日,杜斯塔姆领导的乌兹别克民兵和马苏德的伊斯兰促进会联合起来向塔利班发起攻势,塔利班武装与北方联盟在代赫萨卡兹等地发生激战。在杜斯塔姆与马苏德的合力进攻下,塔利班最终败北。与此同时,在杜斯塔姆又从西侧进攻于1996年9月拿下的西部重镇赫拉特,杜斯塔姆对赫拉特进行了持续两个月的轰炸与进攻。在抵御杜斯塔姆的进攻的两个月,塔利班遭到较为严重的损失。可以说在北方联盟成立之初,它所取得的短暂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塔利班的轻敌。塔利班于1994年在阿富汗起后,一路上可谓势如破竹,从未遇到过富有成效的抵抗。然而却在向北方的继续进攻中遭遇了原各圣战者组织的合力抗击,这也是塔利班所没有预料到的。

北方联盟在短暂的胜利后迅速溃败,丧失大片土地和大量人口使得它不得不严重依赖毒品和走私。随着1996年冬季的到来,北方联盟的燃料补给幵始出现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一度陷塔利班于困境的北方联盟被迫放弃了继续向塔利班进攻,这也让塔利班获得了喘息和重整部队的机会。1997年春天,塔利班开始向北方联盟发动反击,并迅速取得了一些战略要地。在塔利班的反功之下,北方联盟结节败退,丧失了大片的土地。1997年5月,杜斯塔姆手下实力派战将马立克在西部战场上倒戈,并与塔利班结盟,使塔利班在西北的地盘进一步扩大。也正是在这期间,巴基斯坦给给予塔利班政权外交承认。1998年7月,塔利班北进大举进攻北方联盟,并丁8月8日夺取了北方重镇马扎里沙里夫。北方联盟各派则四处分散,退守到各自部落的山区,继续以游击战,和塔利班对抗。马扎里沙里夫是北方联盟控制的最后一座大城市,是拉巴尼领导的北方联盟政府的“首都”。它的陷落标志着塔利班在战场上的军事优势进一步扩大。

1998年8月,塔利班攻破北方联盟的首都马扎里沙里夫,9月,塔利班又攻下了哈扎拉人伊斯兰统一党的基地巴米扬。此后,塔利班继续向北方联盟发起攻势。在塔利班的攻势下,北方联盟的控制范围只限于阿富汗北部和东北部的些城市,一些重要领导人也都出逃国外。随着北方联盟控制土地的不断缩小,它所能得到的补给的机会也就更少,尤其是马扎里沙里夫城的失陷更是让北方联盟失去了从中亚国家的大部分补给。在退居阿富汗东北角一隅之后,北方联盟获得补给的重要交通线只剩下萨朗山口了。由此,塔利班有效控制了阿富汗90%以上的领土,结束了阿富汗军阀混战的局面。

塔利班掌控全国政权,得到了美国的欢迎，为美国实施换马战术提供了选择。塔利班一开始，是令美国满意的,主要有两个因素。

其一,塔利班的对手拉巴尼、马苏德派和杜斯塔姆的乌兹别克族武装有由俄罗斯、伊朗支持的背景,这两个国家都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对手。

其二,塔利班背后的支持者是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对塔利班高度的信任影响了美国。同时,塔利班的沙特阿拉伯背景也令美国放心,沙特阿拉伯是美国在海湾地区最重要的盟友。虽然沙特阿拉伯当权政府实际上也是一个有原教旨主义倾向的政权,但却是亲西方的“温和”的原教旨主义。

在对塔利班的支持上,美国沿袭了冷战后它在阿富汗内战中的策略,采取间接手段,通过中间人或是表面公允的方式支持塔利班。塔利班崛起之初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亲自陪同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接见塔利班代表。美国对其他国家指责塔利班破坏人权的行为表现冷漠，美国积极建议通过一项对阿富汗的武器禁运草案，以此打击通过机场来获得军援的反塔利班的马苏德派，但是依靠巴基斯坦公路运输武器的塔利班实际收益。在1997年,在塔利班杀害伊朗外交官事件爆发之后,美国首先做的就是警告伊朗方面不要轻举妄动。

5.极夜

塔利班在起初，受到很多阿富汗人的热烈欢迎。民众厌倦了无政府的日子，他们迫切希望有人来结束这种打打杀杀的生活，而这支承诺恢复和平的新势力仿佛让他们在无尽的黑夜中看到了曙光。但令民众始料不及的是，塔利班也会让他们付出巨大代价。塔利班决心创造世界上最纯洁的伊斯兰国家，他们禁止非伊斯兰教娱乐，如电视，音乐和电影，并且暴力地将阿富汗推向了一种野蛮的性别隔离状态，妇女和女孩被剥夺了最基本的人权。但当阿富汗人民察觉到这一切的时候，塔利班已成为该国最强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势力已变得不可阻挡。

绝大多数塔利班成员都是逊尼派教徒，他们坚称自己既不是德奥班德派（Deobandis），也不是巴勒维派（Barelvis），但是他们的原教旨主义作风使他们更接近前者。德奥班德学派的思想不允许任何偏离四大哈里发的做法，并且坚持一个非常严格的宗教法典，法典要求，即使面对那些对伊斯兰生活方式稍微有不同的看法的人，也不可以出现有任何的和解。

“很明显，塔利班就是要拒绝做出任何的妥协。”一个来自卡拉奇（Karachi）的宗教学校的学生无比自豪地说。

塔利班掌权之后，把自己理解的伊斯兰教进行极端解释并付诸行动。塔利班规定如果妇女为了接受教育、社会需要或者社会服务的目的走出家门,是违背伊斯兰教法的。年轻一代的塔利班分子对自己祖国的历史十分陌生，他们的头脑中只有 1400 年前先知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盛世。重现那个年代的辉煌，也就成了这些年轻学生的奋斗目标。至于各个城市的文化底蕴，那并不是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大部分塔利班分子能接触的文化基本上都是宗教文化，对于世俗文化他们是很难掌握的。

以喀布尔为例，塔利班来到之前，喀布尔是阿富汗少有的开放性城市，那里的经济相对发达，受苏联和西方文化影响较多，对妇女仪容的要求很低，妇女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外出工作。但在塔利班分子眼中，喀布尔是一座罪恶之城，如同所多玛和蛾摩拉^[7]一样淫乱放荡。因此，宗教警察必须要给当地妇女一些颜色看看，让她们用塔利班规定的方式走路、说话、穿衣。至于阿富汗北部，塔利班认为那本就是“异教徒”的天下，当地的伊斯兰信仰亟须经历一场“净化”。

赫拉特又是喀布尔的翻版。赫拉特这座中世纪的清真古城，虽然庙宇和宗教学校遍布大街小巷，却一直有着宽松自由的氛围。这是一个艺术和手工艺之都，细密画、音乐、舞蹈和地毯闻名遐迩。当地女子更是以美丽多情而著称，关于她们的风流传说数不胜数。这样的地方掌故，塔利班分子显然没有听过，他们对赫拉特的历史和传统一无所知，只知道把妇女赶回家中去。赫拉特有着深厚的苏菲派传统，人们习惯去苏菲派先哲的祠堂前追思怀古，如今，这种习惯和传统也被塔利班粗暴地禁止了。伊斯梅尔·汗盘踞赫拉特多年，一直在当地推行教育。他的努力一夕之间便被塔利班破坏大半。

马扎里沙里夫（Mazar-e Sharif）是拉比亚·巴尔西(Rabia Balkhi）长眠的地方。这位美丽的女诗人生活在中世纪，有着悲剧性的一生。她曾因为与一个奴隶相爱而被兄长杀害，她的故事是女性冲破传统禁锢，勇敢追求幸福的典型。当地人常常去她的墓地吊唁这位伟大的妇女。塔利班占领马扎里沙里夫之后，巴尔西墓遭到了严重破坏，一段爱情的传说也就此告终。

当然，塔利班对 20 世纪针对妇女的社会改革也是嗤之以鼻。这也会影响到它们对于妇女问题的态度。

塔利班的妇女政策主要有四个方面：禁止妇女在医疗领域以外工作；在适当的课程设置之前，暂时停止正式的女性教育；对男性和女性的仪容实施严格的规定，要求妇女穿戴布卡，男子要留胡须、发型要了无样式、戴头巾、穿长衫裤；严格控制妇女外出时的行动，禁止她们与异性接触，必须有男性亲属陪同。塔利班将限制妇女出行和教育的必要性与圣战的成功与否联系在一起。其中有一条伊斯兰教法是这样说的：

我们声明，妇女没有必要，没有权利在公共场所和学校中外出。我们要求领导人禁止穆斯林妇女进入学校。如果不采取这一行动，圣战的成功将变成失败，我们将面临严峻的问题。

为了更好的贯彻他们的政策，塔利班学习伊朗，在喀布尔街头设置了宗教警察来监督民众。对于那些触犯禁令的人，尤其是妇女，宗教警察往往会不留情面的对其施以鞭打。

前面提到，塔利班对阿富汗民众实施严苛的伊斯兰教法，其中，妇女首当其冲地成为塔利班限制令的目标。她们被禁止工作，禁止穿“具有刺激性和吸引力”的衣服，即使曾经常见的“伊朗方巾”也被禁（伊朗方巾不能完整的覆盖住身体），禁止在没有“近亲属”陪同下乘坐出租车，禁止在河边洗衣服，也禁止被裁缝量尺寸，甚至被禁止外出。

塔利班极端地要求妇女遮面，妇女被迫在公共场合穿布卡，因为根据塔利班发言人的说法，“女人的脸是非亲缘男性的腐败根源”。售货店的工作人员被明令要求，不得向未蒙面的女子出售商品。人力车夫也不得搭载未用布卡盖住全身的女性。违反这些规定的妇女连同店主和人力车夫都会遭监禁。塔利班关闭了国内的美容院。指甲油和化妆品也在禁止之列。颜色鲜艳的衣服也被禁止，因为这被视为性吸引，是最不适合女性展示的特征。塔利班在 1996 年的一项法令规定：“如果妇女外出时穿着时尚、带装饰、紧身或迷人的衣服，她们就会受到伊斯兰教法的诅咒，将永远无法进入天堂。”在塔利班发布着装命令之前，布卡并不是非穿不可的，妇女也可以选择佩戴希贾布来代替笨重的它。尽管布卡在圣战分子控制的地区也被广泛使用，但圣战者从来没有强制妇女去穿戴它。在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方，大部分妇女都被要求遮住面部的一部分，要么戴上面具遮住眼睛，要么只露出眼睛。即使在阿富汗，布卡也只是一种城市里的物件，在城市地区才会有着装命令，这是为了保证妇女的质朴，并保护她们不受其他男性的觊觎。农村的妇女一般只佩戴头巾，除非她们要进城，同时又真的拥有布卡才会穿戴。

塔利班发布法令，妇女在公共场合必须穿戴布卡，阿富汗妇女对该条法令颇有微词，其中一名妇女将布卡描述为“一座移动的监狱……塔利班想窃取我们的脸，我们所有人的脸都被禁止了。”妇女在穿戴布卡的时候视觉和听觉受到阻碍，这导致他们在繁忙的城市里交流或者行走都很困难，另外，由于布卡非常宽大，穿戴者很容易绊倒，这又可能导致她们的皮肤暴露在外，要知道，在大街上暴露身体的任何部分，都可能招致毒打。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布卡也是不切实际的东西，因为它妨碍了田间劳作和照料牲畜。沉重的面纱还让婴儿的视力受到了影响。在那个经济一直恶化的年代，布卡的强制推行给家庭带来了额外的财政负担。很多家庭买不起布卡，如果妇女想出门，就只能去别人家里借衣服穿，这进一步限制了妇女的行动。据报道，各地区的执法力度不尽相同，在农村和游牧地区的妇女，甚至赫拉特（Herat）的部分妇女，都只是用大围巾遮住自己的头，让脸露出来，而她们并没有因此受到报复。但是在喀布尔，执法则严厉得多，对于那些没能遵守着装法令的人来说，鞭打甚至是石刑是必然的。

依照伊斯兰的法律、习俗和传统，性别隔离指的是在伊斯兰国家和社区内，社会上或其他环境中的妇女或女孩要同男子或男孩相分离的做法和要求。但在《古兰经》和《哈第斯》（Hadith）中，并没有性别隔离的规定。曾经有一些伊斯兰教令禁止男女自由接触，尤其是单独接触。这些限制措施的目的是为了将男女之间的交往机会控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下。伊斯兰法律一般会规定，非亲属关系的穆斯林男子和妇女不得在社交活动中以任何理由握手或有其他形式的任何接触，包括身体接触，有时候甚至包括一定程度上的语言接触。

一些西化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对上述规定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根据性别间相互作用的一般规律，只要不存在淫秽内容、不雅的接触（握手除外）、秘密会议或调情，某些身体接触是应该被允许的。不同的伊斯兰教神学专家对性别隔离也有不同的解释。例如，加拿大的伊斯兰神学家艾哈迈德·库蒂(Ahmad Kutty)说，在伊斯兰教中，性别隔离并不是一种要求，因为在穆罕默德的时代，男女之间没有任何严格划分。而在世界的另一端，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神学家阿卜杜尔·拉曼阿尔·巴拉克（Abdul Rahman Al-Barrak）以伊斯兰教令的形式，对那些允许男女混合的人发出了死亡令。

在伊斯兰教历史中，尽管妇女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家庭，但她们仍有权利平等地获得就业和教育。据说男性也积极参与育儿和家务劳动。穆罕默德也会在家里帮助他的妻子们。但这种历史典故不被塔利班所接受。

在塔利班的领导下，阿富汗的妇女在公共场合与男子是相互隔离的，她们无法享受众多法律权利，没有平等的就业或教育机会。一般说来，政府对待城市的富裕家庭比对待农村或者部落更为严格，在坎大哈，许多家庭用泥巴把院墙垒得很高，防止妇女被外人看到，或者被不法之徒擅自闯入。妇女有权去清真寺和朝觐，但是因为她们的行内规范必须符合幽居制度的要求，所以她们尽量避免外出，极少去清真寺。

女子从 8 岁开始，就不允许和男性有直接的接触了，当然近亲属、丈夫或者姻亲除外。其他的约束条件包括：

·禁止妇女在没有男性亲属陪同的情况下乘坐出租车。
·为了防止男性女性乘坐同一辆公共汽车出行，而产生了男女隔离的汽车服务。
·禁止妇女参加体育项目或进入体育俱乐部。
·妇女不得穿高跟鞋，因为她们不能发出刺激男性的脚步声。
·在公共场所，妇女不得高声讲话，不得大声笑，因为如果陌生人听见妇女
的声音是不合适的。
·所有平房或者底层楼房的窗户都要被粉刷或者遮蔽，以防止大街上的人们看见房子里的妇女。对此，一名塔利班代表解释道：“女性的脸是让非亲属男性腐败的根源”。
·禁止对妇女进行拍照或摄像，报纸、书籍、商店或者家中也不允许出现妇女的照片。
·任何包含“女”字的地名都要被修改，例如，“妇女公园”被更名为“春园”。
·妇女不得出现在她们公寓或者家里的阳台上。
·禁止妇女在电台、电视或任何公众集会上露面。

1996 年 11 月，宗教警察(Amr Bil Marufand Nai Az Munkar)在喀布尔发布了更为详细的法令：

各位女性同胞无故不得离开居所。如果需要外出，你们不得像伊斯兰教法实行以前某些女性那样穿着入时、梳妆打扮，并且不避讳男性的众目睽睽招摇过市。从事医院工作的妇女外出时不能坐在司机身边。阿富汗妇女不得和外国人同乘一车。
伊斯兰教的主旨是拯救，妇女的各项尊严都得到了保证。对于妇女的行为，伊斯兰教实行了富有价值的指导。妇女不能给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施行非礼的机会。女性应当承担起家庭表率的重任，其夫婿、兄弟和父亲则负责为家庭生活提供各项必需品（食物、衣物等)。
女性如果因为教育、社交或社会服务方面的原因需要离开住所，其着装应该符合伊斯兰沙里亚教法规定。对于那些外出着装过于媚俗、巧于装扮、过于贴身、有炫耀姿色之嫌的女性，伊斯兰教法诅咒她们。她们死后得不到进入天堂的权利。
对于女性的各种行为，每个家庭里的长者都有着监督的责任。我们要求所有家庭的长者严格管控自己的家庭，避免各种社会问题的发生。否则，不但违规妇女会遭到严厉惩罚，其家人也会被波及。惩罚的权力掌握在宗教警察手中。宗教警察的责任和义务在于解决社会问题，努力不懈，直到所有糟粕乱象完全肃清为止。

塔利班关于公共行为的规定严重限制了妇女的行动自由，并为那些负担不起罩袍或者没有异性亲属的人带来了很大困难。这些妇女相当于被软禁在家。一名妇女因为在街上行走而遭到塔利班的毒打，她说

我的父亲在战斗中被杀……我没有丈夫，没有兄弟，没有儿子。如果我不能独自出门，那要我怎么活下去？

还有一个例子，塔什卡之家（Taskia Maskan）是喀布尔最大的国营孤儿院，一名来自非政府组织“人类大地（Terre des hommes）”的现场工作人员目睹了行动禁令对该孤儿院女性的影响。有记录显示，在该机构的女员工被解除职务后，生活在此的约400 名女孩被锁在屋里不能外出参加任何娱乐，这种情况长达一年之久。

塔利班上台前，阿富汗大约有 4 万妇女在公共部门工作。女性在教师中的比例高达 70%，在大学中占 60%；在政府公务员中占 50%；在医疗工作人员中占40%。1996 年 9 月 30 日，塔利班颁布法令，禁止所有的妇女就业。由于这项法令，据联合国估计，喀布尔大约有 15 万妇女被禁止工作。妇女失去工作对家庭收入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尤其是对阿富汗常见的弱势家庭或寡妇家庭来说打击尤其大。多年的阿富汗战争已经为喀布尔留下 4 万多寡妇，这些以前的医生、教师或从事其他职业的妇女只能依靠慈善机构生存，甚至沿街乞讨。许多女性乞丐的数量在上升，而在塔利班入主此地之前，妇女乞讨的现象在阿富汗的历史上几乎是绝迹的。同时也有很多家庭迁移到邻国伊朗和巴基斯坦，充当劳力或者小贩度日。

遭受损失的还有那些雇佣妇女的企业。受女性就业禁令影响最大的是教育部门，在喀布尔，几乎所有小学的教师都是女性，由于受到禁令的影响，学校被迫关闭。不止是女子学校，男子学校也难以为继，因为妇女不再被允许从事教师职业，80%的男校教师奇缺,多达 80 名甚至更多学生的教学班比比皆是。梅赫拉布丁·马斯坦（Mehra Pudda Mastan）说：“即使人们在这里、那里秘密办学,但也远远不能满足为祖国未来培养人才的需要。在阿富汗,整整一代人正陷人无知的深渊。”

虽然女性医务人员被排除在就业禁令之外，但她们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性别隔离的公共汽车系统以及广泛的骚扰让她们在工作途中饱受身体上的摧残，这迫使很多人主动放弃自己的工作。在那些坚守岗位的女医生中，很多人摆脱不了对政府的恐惧。对此，她们在工作日时会住在医院，以尽量减少与塔利班武装分子的接触。这些妇女在妇科、产前、助产方面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她们的离开导致这些女性医疗处在难以为继的危险中。在拉巴尼政权时期，喀布尔的穆拉莱医院（Mullalai Hospital）大约有 200 名女员工，但是在塔利班政权时期，只剩下不到 50 人。2002 年塔利班倒台后，在阿富汗的非政府组织发现，女医务人员的短缺是他们工作的一大障碍。

虽然教育禁令非常严格，但仍有一部分阿富汗妇女在渴望知识的动力下冒险求学。一些妇女会在家里为当地的孩子们经营秘密学校，也有的学校在偷偷为其他妇女教学，例如金针缝纫学校（Golden Needle Sewing School）。该学校是塔利班统治时期设立在赫拉特的一所女子地下学校。学校的前身是赫拉特文学圈（Herat Literary Circle）的妇女们组织的一个赫拉特缝纫小组（The Sewing Circlesof Herat），她们于 1996 年左右正式建立了金针缝纫学校。妇女们每周会去学校三次，她们表面上是为了缝纫，但实际上是去听赫拉特大学（Herat University）文学教授的讲座。据赫拉特缝纫小组的女作家克里斯蒂娜·兰姆（Christina Lamb）说，赫拉特可能是塔利班治下的最受压迫的地区，不仅是因为它是个文明城市，还因为大部分市民是什叶派，这两点都是塔利班极力反对的。她告诉采访她的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她们会穿着布卡，带着装满布料和剪刀的袋子去学校，而布卡里面，实则藏着笔记本和笔。她们在学校里，并不学习缝纫，而是在探讨莎士比亚（Shakespeare）、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以及他们的作品。

如果宗教警察走近，在外面玩耍的孩子们会提醒她们，让她们有时间把书藏好，并拿出用来打掩护的缝纫设备。这里的学生和老师均冒着极大的风险，如果她们被抓住了，至少会被监禁或者受折磨，甚至可能会被绞死。她们对于自己所冒的风险都心知肚明，但依然选择继续前往，因为对于那些生活在塔利班严苛统治下的人们来说，这样的行为会给她们带来一种自由和希望的感觉。

塔利班允许 16 岁以下的女孩结婚，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会鼓励这种行为。强迫婚姻广泛存在，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的报告显示，阿富汗80%的婚姻是被强迫的。妇女在婚姻中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如果一个妇女的丈夫死了，她需要嫁给家族的其他男人，比如丈夫的兄弟或者叔父，但这种事根本不会征求女方的意见，许多寡妇因为拒绝与其他家族成员结婚而被处死。而塔利班时期刑罚的特征就是严酷而原始。塔利班惩罚妇女的时候毫不手软，穿高跟鞋的妇女，会受到鞭打，涂指甲油的妇女，指尖会被剁掉，卖淫或通奸的女人则会被石头砸死……刑罚通常是公开进行的，要么是官方在体育场或广场上举行的大场面，要么是人们自发地在街道上对犯人进行殴打。人们时刻被严酷刑罚的恐怖阴影笼罩着，因为行刑者毫无恻隐之心；那些违反法规的妇女被抓住后，往往要被施以拳脚。当塔利班领导人听到外界关于妇女出行禁令的非议时，他们并没有收缩政策，而是选择“正面”回应批评声。10 月 8 日，赫拉特的塔利班省长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声(Voice of theIslamic Republic of Iran)的一名记者采访时，用普什图语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他们的立场：

我们把妇女留在家里，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沙里亚法已经描述了每个人的行为方式，我是说，沙里亚允许妇女在生病的时候去看男医生。事实上，我们给予妇女的权利，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给她们。我们给予妇女的权利，是受到真主及其使者指引的，那就是待在她们的家里，戴着面纱接受宗教的指引。塔利班强硬派分子对外界的批评十分不满。他们坚持认为，西方应该放低身段积极接受塔利班，而塔利班没有义务承认普世人权。

塔利班的总检察长贾利鲁拉表示：

我们要看清联合国所谓的教育的本质。其实就是异教徒的阴谋，他们给予妇女的那种自由只会导致通奸行为和伊斯兰教的崩坏。试想，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境内通奸行为泛滥成灾，必然国将不国，沦入异教徒的掌控之中。到时候，我们的男人将失去男子气概，而女人也无法保护自己。外界和我们之间的对话必须在伊斯兰教的框架下进行。神圣的古兰经不可能为了外人的要求而改变，人们只能按照古兰经的要求而改变自身。”至于伊斯兰教如何败坏在通奸者手中，塔利班分子并没有给出详细的解释。

无论是塔利班的统治阶层还是普通战士，他们的意识形态是性别政策得以贯彻的前提条件，因为他们是实施压迫妇女政策的主体，它们对妇女的认识，不仅在组织内部盛行，这种思想还进一步感染了普通大众，社会上的极端思想风气也渐渐被抬升。

以下是一些来源可靠的真实案例，相信在塔利班掌控阿富汗的几年里，这些案例只是无数悲剧中的一部分。

1996 年 10 月，一个妇女由于涂了指甲油导致拇指尖被剁掉。
1996 年 12 月，沙里亚电台宣布 225 名喀布尔妇女由于违反了沙里亚穿衣法则而被逮捕并受罚。这个判决是由一个法庭下达的，妇女们的腿部和背部受到鞭打，作为她们品行不端的代价。
1997 年 1 月有报道称，一名西方女救援人员在赫拉特遭到殴打，因为她没有遵守穿戴布卡的规定。
1997 年 3 月，一名来自拉格曼省（Laghman Province）的已婚妇女试图与另一名男子逃离该地区，伊斯兰法庭判处她为通奸罪，并将她和她那同样有罪的爱人一并以石刑处死。
1997 年 5 月，国际关怀组织（CARE International）的 5 名女性工作人员被几个宗教警察从车里粗暴地拉出来，尽管她们是获得内政部批准为一项紧急救济计划做研究的。这些宗教警察选取了一个公共地点对这些妇女进行侮辱和骚扰，然后用金属和 1.5 米长的皮鞭抽打她们。
1999 年，在喀布尔的加齐体育场（Kabul's Ghazi Sport Stadium）内，一名7岁孩子的母亲当着 3 万名观众的面被石头砸死，原因是她反抗了虐待自己的丈夫。在处决之前，她已经被囚禁了三年并受到了长期的严刑拷打，据报道，她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而没有对自己的清白进行辩护，才最终被判处极刑。

6.玩火自焚

当塔利班于 1996 年接管阿富汗时，正值“基地”组织头子奥萨马·本·拉登四处碰壁。本·拉登意识到塔利班的性质如何后，带领自己的队伍前往阿富汗落脚，从此塔利班的行动受到了本·拉登极大的影响。本·拉登花了数百万美元为塔利班购置武器。中央情报局曾经称本·拉登为“恐怖主义的基金会”，塔利班军队中有 6000 人是靠本·拉登的金钱维持的，作为回报本·拉登和他的朋友都在阿富汗居住。塔利班的创始人奥马尔与本·拉登建立了很紧密的联系，他们在对世界的看法和目标上非常相似，两人都是不容异己者、厌恶女人者、反启蒙主义者，都反感lgbt，他们都行事严谨，都希望用武装暴力推动自己事业。恐怖主义是弱者的武器，是不对称冲突中的一种政治暴力，需要通过舆论战来克服力量不对等问题。“基地”组织像重视恐怖袭击一样重视宣传，为此专门建立了宣传部门，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建设从而使其成为有效的政治工具。对“基地”组织而言，宣传运动是其最重要的塑造意识形态的方式，能够有效动员数量虽小、但是破坏力极强的那些挣扎于社会边缘的支持者。

早在 1998 年，“基地”组织就已开始像其他许多极端组织一样渗透到中东一些国家的经文学校和清真寺中，出版发行书籍、小册子、录像带等，并借助互联网宣传极端思想、呼吁全球穆斯林加入反美行列。而此时，此后，美国为了改变自己完全依赖波斯湾这个动荡不安地区供应石油的状况,试图修建一条从里海途经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输油管道,为此多次与塔利班政权进行谈判,最终因为塔利班庇护本拉登，而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在年袭击了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两国的大使馆而中断。不仅如此,克林顿政府还用巡航导弹攻击了位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训练营地,并且要求塔利班交出拉登,在遭到拒绝之后,美国对阿富汗进行了经济制裁。美塔蜜月期结束了。2000年,美国对阿富汗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并警告说今后拉登发动的一切恐怖袭击都将拿阿富汗是问。

从2000年以来,美国就计划利用军事干预推翻塔利班政权,而不再局限于关注拉登。小布什当选总统以后加快了实施这一计划的进程。布什政府在加紧准备军事打击的同时,还加强了对阿富汗的经济制裁,以迫使塔利班政权屈服.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的短短几小时内,小布什就组建了战时委员会,在战时委员会会议上,话题很快就转到了对阿富汗采取行动上。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美国为发动阿富汗战争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部署。与此同时,小布什、鲍威尔等美国政要频繁与世界各国联系,为对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争取外交和军事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纷纷表态支持美国，或是默许美国进攻，几乎没有反对的声音,并表示愿意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美国的军事行动不仅赢得了英国、法国、德国等传统盟国的支持,还“史无前例”地得到了巴基斯坦、印度以及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的配合。

此外,美国还征得了俄罗斯的同意,使美军得以进入中亚,并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取得了军事基地的使用权。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阿富汗最重要的反对派—北方联盟就双方如何合作推翻塔利班政权这个关键问题达成了共识。这一切为实现美军在最小程度卷入的同时迅速取得阿富汗战争决定性胜利的战略提供了可能。

因此,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美英联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0月7日开始对阿富汗进行军事打击。在10月7日到10月18日这一阶段,美军凭借绝对的军事优势,不但摧毁了塔利班的机场、飞机和防空系统,而且轰炸了塔利班所有的军事目标、本拉登的训练营地以及其他可疑的目标,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塔利班的作战能力。

北方联盟的军队也从山洞里回归地面，趁势发动进攻,迅速扩大了控制区。10月19日,美国特种部队开始在阿南部发动地面进攻。从10月21日开始,美军和反对派武装采用了一种被称为“新战略”的三结合作战方式—阿富汗各反对派集团提供地面部队,美国特种部队帮助指挥战斗,英国的大规模空中火力负责摧毁塔利班的防御阵地。”在这种新型的作战方式面前,塔利班“无力招架”全线溃败。战争由北向南推进，直奔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老巢”，在美国持续的轰炸中，塔利班不堪一击、溃不成军，短短几周的轰炸中塔利班就弃城而逃，所以“北方联盟”还未有大型的实质性战役就占领了喀布尔，而且一路打下来“北方联盟”已经控制了阿富汗的北部、中部和西部大片领土。此时塔利班的控制区被压缩至阿南部的几个省份，12 月 11 日，联军占领塔利班的最后据点坎大哈。在“北方联盟”与美军的乘胜追击之下，大批塔利班武装与“基地”组织成员逃至阿巴边境的山区，由于地势险峻，密林丛生，所以阿塔与“基地”组织成员逃过北方盟军的搜捕，最终越过阿巴边境逃进巴基斯坦部落区避难。塔利班融入当地的普什图部落地区，化整为零，等待重新集结的时机。

此后,军事行动转入到清剿“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残余以及搜捕本·拉登和奥马尔的行动上来,从实现推翻塔利班政权这个目标来看,美国付出的代价并不大—美国参与推翻塔利班的力量只有110名中央情报局官员和316名特种部队人员,再加上大量的空中力量,还有就是向阿富汗国内支出了大约1000万美元的现金,布什总统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划算的交易”之一（大嘘）。

7.“狗”去“猪”来

在“持久自由行动”中,各大军阀由于得到了美国等大量的财力物力支持,得以招募兵员,壮大实力。不仅如此,各大军阀还借机重回自己的势力范围。2001年11月9日,杜斯塔姆率先攻下马扎里沙里夫；12日,伊斯梅尔汗占领赫拉特，13日,法希姆更是不顾美国的反对将自己的部队开进瞎布尔。军阀重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仅使他们重返阿富汗政治生活,更使他们在阿富汗重建会议中拥有了讨价还价的政治按码。关于阿富汗重建的波恩会议以及《波恩协定》的签署上给了军阀的合法的政治地位。由于军阀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在波恩会议上试图排挤其他政治派别,控制阿富汗战后的主导权,最为明显地表现在主导北方联盟的塔吉克军阀试图阻止阿富汗前国王查希尔重返阿富汗。尽管最终在美国的压力下,《波恩协定》在各方都有所让步的情况下得以签署,但塔吉克军阀在争夺战后重建主导权上还是取得了一定的优势。这种优势具体体现在塔吉克军阀对阿富汗重建进程的设定上,《波恩协定》规定在阿富汗政治重建中先成立临时政府,再在此基础上召开大国民议会选举过渡政府的程序就是应塔吉克军阀的要求而设定的。

《波恩协定》签订后,军阀在阿富汗的地位被强化。军阀在阿富汗地位的强化首先体现在军阀进入阿富汗国家权力的中心。在根据《波恩协定》成立的阿富汗临时政府中,潘杰希尔塔吉克军阀占据了政府的主要权力部门,法希姆担任临时政府副主席并兼国防部长,尤努斯加努尼担任内政部长,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担任外交部长。在2002年6月召开的旨在临时政府的基础上选举过渡政府的紧急大国民议会中,也处处可见军阀的身影。一位大会代表称此次大国民议会中的代表是军阀或具有军阀的背景。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主席西玛萨玛尔对此次会议被军阀主导也相当失望,她称：“这并非真正的民主,那些有权力的人决定了一切,大国民议会中包括了所有的军阀。”而之后紧急大国民议会选举产生的阿富汗过渡政府也仍然为军阀所主导。法希姆担任过渡政府副总统并继续兼任国防部长,哈扎拉军阀穆罕默德卡里姆哈利利也成为副总统,在过渡政府的位部长中,据保守估计,有27位部长是军阀或具有军阀背景。

不仅进入中央政府的中心,军阀更成为地方势力的主导力量。在2002年任命的阿富汗的31位省长中,至少有20人是军阀并且仍然支配着一支武装力量。

除了省长之外,很多军阀还在地方实权职位上任职,例如警长之类,这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乌鲁兹甘省公路警长马蒂乌拉汗。他在乌鲁兹甘控制着一支人的武装力量,控制着从乌鲁兹甘首府塔林科特到坎大哈主要公路的所有运输业务。由于拥有武装力量并为乌鲁兹甘以及通往该地的运输提供安全保障,马蒂乌拉汗成为乌鲁兹甘的实权人物,影响力甚至超过省长。正如该地区一位部落长老所言：

马蒂乌拉并不是政府,但他要强于政府,他在这里为所欲为。

阿富汗军阀派系具有典型的封建特征。各派军阀尽管实力相差很大,又具有不同的民族、教派或地域背景,但结构特征并无大的差别。这些军阀或军阀政党的封建关系最为明显地表现在军阀派别内的权力结构上。与中世纪法国欧洲封建金字塔权力结构大致相似,阿富汗军阀派系结构成金字塔型,可分为四个层级。

以杜斯塔姆领导的伊斯兰民族运动(为例,在该体系内居于权力顶端的是大军阔杜斯塔姆,他的影响力主要在以马扎里沙里夫为中心的阿富汗北部地区；居于该体系第二层级的是杜斯塔姆的诸侯军阀,这些诸侯军阀实力不等,但他们主要在一个省的范围内活动,伊斯兰民族运动的主要诸侯军阀包括萨曼甘省的艾哈迈德汗、法里亚布省的阿富汗第军军长哈希姆哈比比等；第三层级的军阀为数众多,每个省内有10至15人数量不等的小军阀,且实力相差悬殊,他们中实力较大的可以在一省内的几个地区发挥影响,而实力较弱者只能控制几个村落；位于该体系基层的是村落的武装领导,他们几乎散布在阿富汗的每个角落,控制着10到100人数不等的乡村武装力量。

其次,阿富汗军阀派系是松散的。

第一,这表现在军阀派系权力的分散性上。上一层级军阀并没有实际控制下层级军阀,只是发挥一定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有时候来自于上层级军阀“克里斯马”型的个人威信,但大多时候这种影响的发挥要依靠上层级军阀给下层级军阀提供资金和物资来维持。通过为下层军阀提供物质利益换取忠诚对维持军阀体系的权力结构十分重要.

例如杜斯塔姆在2007年不得不变卖了在塔什干的家产以维持下属忠诚所需的资金。由于下层级军阀并不对上层级军阀承担义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只是在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暂时结成的联盟。

松散的第二种表现在于派系内部非制度性的权力流动发生频繁,主要指军阀地位的变迁与制度、规定、推荐、考核等无关,而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一场战斗或内部政变就可以改变一个军阀的地位。这种非制度性的权力流动往往在相邻的两个层级的军阀之间发生而很少跨级发生,例如法塔乌拉(在2004年以前只是法里亚布省卡伊萨地区的一个小军阀,在任200师师长之后成为法里亚布省的诸侯军阀。再例1997如年杜斯塔姆的诸侯军阀马利克发动叛乱迫使杜斯塔姆流亡后,曾一度取代杜斯塔姆的地位。这种松散的结构是易于建立的,也正是因为这种结构的松散性。在塔利班挎台后,军阀派系更为松散,大多数在军阀鼎盛时期能够直接控制的武装经过内战和同塔利班的战斗后已消耗殆尽,再重新招募武装后,由于新成员对大军阀的忠诚度没有老部下高,所以为其他中小军阀提供了控制更多武装的机会,也就在一个军阀派系内部出现了更多的权力中心。

另外，与阿富汗北方或中部的少数民族军阀不同,普什图族军阀中的部落军阀具有重要地位。部落军阀最大的特点在于他们大多保持了旧的阿富汗社会权力关系特征,他们依靠“传统型”的统治权威来获取部下的忠诚。他们招募的武装人员一般来自自己的同一部落或家族,由于普什图人对家族和部落具有高度的认同感,所以部下对部落军阀的忠诚度要高于其他军阀。在普什图部落中,一般部族长老和毛拉享有很高的地位,再加上普什图法在部落中的重要作用,普什图部落中很难形成拥兵自重的军阀,但苏联入侵对部落的安全造成了威胁,需要更有军事才干的强者来保卫自身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普什图部落军阀得以产生。塔利班挎台后,同为普什图族的卡尔扎伊为了平衡北方联盟中塔吉克军阀的影响,依赖普什图部落军阀的力量来发挥中央政府的影响力,致使越来越多的部落军阀出现在阿富汗。

军阀掌握着庞大的经济网络,从而使他们获得巨额的财富。首先,某些军阀垄断了阿富汗和邻国的贸易。法希姆手下的一名叫贾利勒阿尔玛斯的商人控制着苏联时期就建立的对苏贸易组织,通过贾利勒,法希姆可以支配阿富汗同前苏联有关地区的贸易。庞大的经济网络也是法希姆得以于2009年东山再起的重要原因,对此斯塔尔指出

法希姆权力来源的核心是金融而非军队。

其次,军阀控制了阿富汗的地方财政大权,尤其是税收。在赫拉特阿富汗伊朗边境的海关,伊斯梅尔汗对每部进口的日本二手汽车收取美金的关税,这一海关每天可为伊斯梅尔汗带来一百万美元的收入。第三,在公路上私设关卡,收取过路费和保护费,是军阀另一项重要收入。马蒂乌拉汗每月为北约部队的辆后勤补给车提供保护,据有关组织估计,马蒂乌拉汗每年仅仅为北约后勤补给车队提供保护就可赚取400—600万美元。此外,贩卖和走私毒品、为毒贩提供保护等也为军阀带来了不菲的收入。在阿富汗从来没有出现过现代民族国家,所以推翻塔利班政权后,阿富汗需要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重建。在阿富汗本来就先天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军阀无疑恶化了这种情况.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军阀的统治甚至劣于塔利班。

连年不断的战争让阿富汗成为当今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经济重建无疑是重要任务。而国际援助对于阿富汗经济发展就有着重大的意义。但是,由于军阀的存在,使投资者对阿富汗的兴趣大打折扣。例如,阿富汗有丰富的矿藏,据有关人士估计阿富汗矿产价值总量可达数万亿美元,不少业内人士据此认为这些矿藏能够吸引大量投资,并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但是,这些预想并没有实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军阀的相互攻伐使安全环境持续恶化,而且军阀也把占有矿产资源当做为自己敛财的重要手段,不惜为了矿产权而大打出手,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只能对这些财富望而止步。不仅如此,军阀的存在也大大提高了投资成本,就拿运费来说,一条公路常被几个军阀分段占有,并私设关卡路障,收取过路费和保护费,造成运输费用大为提高。

8.喀布尔市长

过渡政府成立伊始,卡尔扎伊就着手解决军阀问题。2002年,他提出军阀只能在地方官员和军区司令两个职位上选其一。在2004年的总统竞选中,卡尔扎伊强调军阀已经超越塔利班成为阿富汗重建中最大的危害。卡尔扎伊试图通过让地方军阀在中央政府任职的方式以削弱军阀在地方上的影响,并把他们控制在喀布尔。但是,这一政策由于中央政府能力不足而根本无法实施。同时,不去摧毁军阀的经济网络和外部支援,试图削弱军阀的任何尝试都是治标而不治本,这使卡尔扎伊执政初期的军阀政策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一政策失败后,卡尔扎伊又另辟踢径,主要做法是加强海外普什图人的力量来平衡军阀在中央政府中的影响。这点从过渡政府内阁的任命上可以体现出来。

尤努斯加努尼不再担任内政部长,潘杰希尔塔吉克势力在中央的三驾马车被拆散,而以阿什拉夫加尼为代表的海外普什图人开始在中央政府中任职。担任财政部长的加尼也试图削弱军阀,他试图拒绝为法希姆的军队提供财政支持,一度在中央政府内造成很大的紧张。但由于这些海归普什图人在阿富汗国内缺乏支持,甚至得不到普什图人的认同,他们所做的种种努力都毫无结果。最终,加尼的名字未能在2004年的新内阁名单中出现。

卡尔扎伊还试图在军阀之间实施区别政策,以削弱其势力。首先,卡尔扎伊支持诸侯军阀以削弱大军阀的势力。2003年,卡尔扎伊先授权杜斯塔姆解散乌斯塔德阿塔的第七军,结果引发了阿塔与杜斯塔姆两派势力的武装冲突,而卡尔扎伊实际上一直在支持阿塔。在伊斯梅尔汗的地盘上,卡尔扎伊支持阿马努拉汗、查希尔那布耶扎达和伊布拉西姆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伊斯梅尔。（说实话，我都看晕了）两派爆发武装冲突后,中央政府表面上进行调节,实则暗中支持这些诸侯军阀,阿马努拉汗就是在中央政府的帮助下占领了信丹德(地区。其次,卡尔扎伊寻求普什图军阀的支持来平衡少数民族军阀的影响,尤其是限制塔吉克军阀。多位普什图军阀被任命为阿南方地区省长,以避免塔吉克军阀的势力向南方渗透。像巴拉克查伊家族的古尔吉尔扎伊就被任命为坎大哈省省长。卡尔扎伊的弟弟瓦里控制了坎大哈的议会,成为坎大哈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瓦里于年被暗杀后,卡尔扎伊迅速宣布他的另一个弟弟沙阿瓦里为他所在的伯帕扎伊部落的长老。

然而,卡尔扎伊以军阀治军阀的政策不仅没有解决军阀问题,反而增强了军阀的影响。首先,卡尔扎伊在解决军阀的过程中加强了一些诸侯军阀的势力,例如阿塔和阿马努拉汗的势力都得到了加强；其次,卡尔扎伊对普什图人的依赖和支持造成了一批普什图军阀的起。事实上,卡尔扎对军阀的认识相当片面,他所做的所有努力只是为了消除少数民族大军阀的势力,而对普什图军阀,卡尔扎伊不仅不做任何限制,反而为他们提供政治庇护。乌鲁兹甘军阀詹穆罕默德汗和赫尔曼德军阀希尔穆罕默德阿昆扎达尔在被解除省长职务后都被卡尔扎伊迎接到上议院中任职。

最后,一些大军阀的势力并没有被削弱尤其是法希姆。卡尔扎伊意识到自身政治地位的脆弱,知道离开法希姆的支持略布尔将很难在北方发挥影响,这使法希姆于2009年再次成为阿富汗第一副总统。卡尔扎伊的政策使军阀在阿富汗重建中的影响增大了。

军阀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当然也就直接导致他们参与毒品方式的变化。在阿富汗战乱时期,战争经济主导着阿富汗社会经济的发展。罂粟的种植、鸦片的生产尤其是鸦片、吗啡和海洛因的走私都算是塔利班合法的产业,t塔利班跟其他军阀一样，参与毒品经济并从中获得了巨额财富。但在阿富汗重建后,整个毒品经济链都成为非法产业,转入地下活动。而成为“政治家”的军阀们的生活也更多地从地下转入到公共生活,更多地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下。军阀为了维护自己作为“政治家”的良好声誉,实现更大的政治野心,都在公共生活中与毒品断绝了关系。

但这并不表示军阀已经彻底与毒品断绝了关系,非但如此,他们对毒品的依赖程度反而加强了,而且转入了地下,更不容易为人察觉。也就是说,军阀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参与到整个毒品经济中,毒品依然是他们获益的重要手段。

在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的主要地区后,北方联盟退居到阿富汗的东北部,反对塔利班的国际力量为他们提供的资金和武力支持成为他们维持权力的重要资源,而在这其中,美国的援助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一篇由阿富汗美国商贸立法机构主席、卡尔扎伊总统的哥哥穆罕默德卡尔扎伊以及该机构的副主席哈米德瓦尔达克以及美国前参议员杰克凯普共同撰写,发表于2003年4月份《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揭示了美国与这些大军阀的关系：

很不幸的是这些重新崛起的军阀和美国的资金和武力支持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他们获得权力的重要来源。

这种情况在塔利班倒台后改变了,随着阿富汗重建的幵始,国际社会把主要资金和注意力投向了阿富汗的重建工程,这些大军阀的资金来源日益减少,和苏联刚从阿富汗撤军时的情形一样,军阀自然把目光投向了毒品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上。在阿富汗重建中,国防部的建立打破了传统上军阀派别内部组织结构的权力一利益交换模式,使一些小军阀与毒品的联系更为密切。因为传统权力利益模式的破坏,切断了小军阀获得大军阀提供的资金和物资来源的机会。由于几个大军阀在阿富汗重建后都和政府签订了解除武装的合同,所以他们的部队在解除武装后大部分进入了新成立的阿富汗国民军,直接在以前活动的地方服役,而这些地方国民军的军费主要由国防部提供。国防部每年的军费预算为1亿美元,但在法希姆的操纵下,地方国民军只收到了的40%军费。一些地方司令官每年本应收到2万美元,但大多数时候他们不是实际上收到的比这一数字少得多,就是一点钱都收不到。这样,小军阀只能越来越依靠毒品经济来维持自己的幵销。通常情况下,在地方上增收蟹粟种植税成为他们获取收益的主要来源。地方军阀对农民征收的是一种叫做usher的农产品税(什一税),征收对象不仅包括罂粟,还包括其他农作物,税率为。卡尔扎伊在年成功连任总统后,已经宣布在全国废除这种税,但地方军阀却视卡尔扎伊的政令于无物,依然对农民征收这种税。农民如果不能按期缴纳这种税的话,被地方军阀派去的武装人员痛打一顿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如果不能按期交税,农民们还经常收到死亡或夺去其财产的威胁。

在阿富汗除了一些接受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的军阀外,还有一些地方小军阀一直都游离在国家的法律制度之外,他们与毒品的关系也极为密切。在阿富汗除了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之外,还有一个安全项目专门来解决这些地方小军阀问题,叫做遣散非法武装团伙。该项目2005年曾在阿富汗确认了1870个武装团伙,总共包括非法武装人员136,835人。这些地方小军阀既得不到外部的资金支持,也得不到政府的军饷,为毒贩子提供毒品走私的保护费和收取罂粟种植税就成了他们收入的重要来源。由于这些地方小军阀都各自为政,在他们眼中并没有更高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征收同一地区罂粟种植税,他们经常不惜动用武力大打出手。

此外，在美国支持下,阿富汗重建中还出现了一批以公路为生的“路霸军阀”。他们主要靠为多国部队提供运输安全而谋生。由于阿富汗复杂的地理环境、恶劣的气候条件以及战争对基础设施的破坏,美国在阿富汗反恐战中的补给不像在伊拉克一样容易获得。补给主要依赖从巴基斯坦进入阿富汗的公路,而这一地区也是“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活跃地带。为了保障补给安全,美国在运输途中依赖地方军阀的保护。鲁胡拉司令就是美国支持下迅速起的新生代军阀。美国每月支付鲁胡拉150万美元用来购买AK47,重机枪以及火箭弹等装备。在美国的支持下,鲁胡拉以瓦坦危机管理公司的名义垄断了从坎大哈到喀布尔19条公路的运输,他甚至还成立了一支叫“坎大哈安全部队”的私人雇佣军来为美国以及北约的补给运输提供安全保护。鲁胡拉司令每月为千余辆车提供保护,每辆车的每次保护费为1500美元,据估计瓦坦危机管理公司每年收入达千万美元。

奥巴马上台后,逐歩改变了布什时期的对阿政策。2009年3月27日,奥巴马公布了对阿富汗的新战略,该政策被奥巴马称为：“击败基地’组织以及同极端主义作战的更为广泛的新的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战略。”奥巴马的新战略虽然表现出许多不同于布什政府之处,但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仍然强调要在阿富汗消灭恐怖主义的网络,只不过将打击的重点放在阿巴边境的普什图部落地带。奥巴马在反恐中依然依靠军阀以减少美军的伤亡。2009年末,奥巴马政府宣布为协助美国特种部队共同作战的地方军阀提供了13亿美元的社区国防计划,该计划使许多军阀在解除武装后得以重新招募武装力量。2011年7月,美国和北约启动了撤军计划,但阿富汗的安全形势仍然没有明显好转,塔利班等组织并对阿富汗的安全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与此同时,阿富汗国家安全力量的能力还不足以应对这些组织带来的威胁，这一切都预示了北方联盟在2021年8月的土崩瓦解。

9.卷土重来

美国人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治安战”。在这场战争中，从时间之短与速度之快可知，一方面是取决于美国及盟军在这场战争的投入之大、武器装备精良、北方盟军骁勇善战等原因，另一方面是由于塔利班面对如此强大的队伍选择主动撤退、消失不见而非正面硬战、激战的方式，这就为其日后东山再起保存了势力。据了解，喀布尔近 3 万的塔利班部队在2001 年 11 月 11 日一夜之间销声匿迹，坎大哈近 2 万的塔利班部队也主动撤离，美国只搜捕到 700 人。塔利班的领导人、“基地”组织的领导层及大批武装分子藏匿隐身到部落中去，众多“圣战”分子及头目都并未得到肉体消灭。

在表面胜利的情况下，美国及联军并未乘胜追击，而是开始在阿富汗扶植“代理人”推行民主化进程。销声匿迹的武装分子让美国及其阿富汗政府放松了警惕，阿政府忙于战后的重建工作。再加上美国急于进行战略转移，2003 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将部队的主力和焦点都集中到伊拉克，忽略持续打击阿富汗战争中残留的“圣战”分子，这就给塔利班提供了卷土重来的良机。2003 年美国又忙于伊拉克战争无暇顾及阿富汗局势，所以塔利班趁机在恢复元气，在阿富汗南部及阿巴边境难民营中招募反政府的武装分子，在“德高望重”的奥马尔号召下，所属武装人员从上千人增加到近万人，在逐步上升到 2-3 万人。新成立的卡尔扎伊政府无论是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还是军事能力方面都无力招架隐藏众多的塔利班及“基地”组织势力的崛起。塔利班政权被推翻之后被挤压到阿巴边境的山区或巴基斯坦一侧的普什图族部落，因为塔利班的大部分成员来自于普什图族部落的毛拉。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接壤，普什图族在两个国家属于跨境民族，同宗同族的优势是塔利班盘踞此地的重要原因。

阿塔政权倒塌之后，奥马尔将被视为指导塔利班活动的“智囊团”和意识形态支柱的“奎达人民立法会”转移到巴基斯坦继续指导后期活动。塔利班曾经在这里揭竿而起，政权倒台后选择此地藏身，现如今又选择在这里卷土重来。塔利班武装在这一阶段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在领导人奥马尔的带领下已经开始在阿富汗南部地区以及偏远的山区实施行动。在 2005 年至 2006 年，阿塔就展露出卷土重来之势，在奥马尔的号召之下武装分子重新归队，活动策略也趋向更加灵活，重获外部势力的支持，通过毒品贸易获得巨额资金等。

由于塔利班政权被推翻以后武装人员相对不足，所以塔利班选择更加灵活的作战方式与阿富汗政府周旋，利用塔利班武装分子的隐蔽性暗杀政府官员与美国驻军部队，这种游击战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直以来塔利班与“基地”组织就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1994 年塔利班刚崛起的时候就常常受到“基地”组织首领本.拉登的资助与支持，1996 年阿塔占领喀布尔进入统治阿富汗时期，背后依旧有本.拉登的暗箱操作，直至政权倒台都是为了庇护本.拉登所致。拉登主张通过“圣战”的方式反西方反美国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政权的意识形态一直影响着塔利班及其领导层。本阶段塔利班的开始活跃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不仅频繁制造活动，而且活动更加倾向于极端化与恐怖化，这与“基地”组织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自 2005 年开始塔利班便有“恐怖化”的趋势，2007 年开始，它更多的采用诸如自杀性炸弹、路边炸弹、绑架暗杀等恐怖主义的袭击方式，使之活动范围与威慑力扩大，之后除了在阿南部和阿巴边境活动以外，塔利班逐渐转向南部大中城市及遍布全国的交通干线。经过几年阿塔与阿政府的拉锯战，到2007 年其活跃的区域占全国国土面积比例的 54%，2008 年扩大到 72%。

2015 年爆出塔利班的领导人奥马尔早在 2013 年就病逝的消息后，塔利班成员谴责曼苏尔一直以来“假传圣旨”的行为，使得阿塔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与分裂。2015 年 7 月，毛拉阿赫塔尔•曼苏尔继任塔利班的新领导人，但是奥马尔的儿子雅各布与兄弟拉苏尔不认同曼苏尔的主张，开始反对曼苏尔的领导。他们认曼苏尔是主张与政府和谈的“温和派”，与塔利班追求推翻现政府的初衷背道而驰，所以开始试图挑战曼苏尔的领导地位。2016 年 3 月阿富汗官员说，塔利班对立派别在西部赫拉特省发生冲突，4 天造成至少 200 名武装分子死亡，据称该省 2015 年至少两次成为塔利班内部冲突的“激战地”。

2016 年 5 月曼苏尔在美国对其斩首行动之中毙命，接替塔利班领导权的是塔利班的第三代领导人马拉维·海巴图拉·阿洪扎达。塔利班新任领导人阿洪扎达被称为“强硬的宗教学者”，受到塔利班成员的普遍尊敬[。无论是解决内部分裂问题还是解决政府的矛盾问题，阿洪扎达都选择非常强硬的态度。面对加尼政府与美国推动的阿富汗民族和解进程，阿洪扎达则明确告诉塔利班领导层和指挥官，将不会与政府进行和谈，她将继续遵循奥马尔的政策将“圣战”进行到底，把塔利班重新带回“奥马尔时代”

为了给塔利班逝去的领导人报仇以及在塔利班内部树立崇高的威信，在阿富汗境内疯狂制造事端，在其领导下，塔利班成功杀入了喀布尔。其中，为了解决塔利班内部分裂的现象，阿洪扎达试图通过强硬的武装斗争扩大影响力，不惜与拉苏尔开战，逼其就范。虽然在短短时间内塔利班更换了两届领导人，但其势力与威慑力丝毫没有消减，更加促使了战斗欲望。因为新一代的领导人急于向手下展示自己的领导才能，用实际行动博取内部武装分子的效忠于跟随。

10.Deus Non Vult

那么，为什么塔利班能重新杀回喀布尔呢？

1.雄厚的资金来源：非法的毒品贸易和矿石交易

重组后塔利班的收入大致来自于阿拉伯产油国非官方的财力支持、非法的毒品走私、阿境内非法的矿业收入。其中毒品贸易是其主要的“财政”收入，每年从毒品贸易中获得巨额收入给塔利班源源不断的输血，可以说塔利班的兴亡毒品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塔利班能重回喀布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雄厚的资金支持，通过“高薪”招募的方式吸引更多的武装分子、购买更加精良的武器装备等。鉴于这些原因，塔利班不惜发动正面战争以牺牲武装人员为代价也要控制主要的种植毒品省份和毒品贸易的主要交通要道，通过收取高昂的保护费、过路费而增加自己的财力，甚至通过开设加工毒品提炼厂及毒品交易获取更多的利润。毒品产业高达 75%的利润主要来自毒品的加工提炼与走私，而这一环节主要被各路军阀与极端组织塔利班所掌控,成为毒品贸易的最大受益者。即使阿政府在重建的过程中强令禁止鸦片的种植，但随着军阀混战和塔利班的卷土重来，毒品带来的高额利润，使得阿境内的毒品种植面积一直居高不下，出现了持续上升的状况，为塔利班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据相关数据显示，自 2005 年以来，塔利班每年从毒品活动中获取的资金额高达 1.25 亿美元，成为其除了私人捐助以外的第二大财政来源。

阿南部的赫尔曼德省、坎大哈省是毒品种植的集中区，鸦片产量占到阿富汗总产量的 80%以上。这里正是塔利班崛起之地，也是塔利班政权垮台之后的逃亡之地，现如今又利用地缘近的优势控制了阿南部鸦片种植的省份为其造血。由阿富汗境内种植的鸦片量可以侧面反映出阿富汗近几年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尤其是 2017 年，阿富汗境内不仅有大量的塔利班武装分子活动，“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也趁乱造势，使得毒品种植和毒品贸易更加猖獗。

另外，塔利班又盯上了巴达赫尚省的金矿及卡兰地区和曼贾恩地区的青金石矿，控制这些地区谋求经济收入进而为其扩从武器装备，使得塔利班的势力更加强大难以对付。巴达赫尚省的议会成员阿卜杜拉·纳吉·纳扎里（AbdullahNaji Nazari）表示，“塔利班利用该省的两大矿从巴基斯坦的努里斯坦省进口大量重型武器与阿政府对抗数月，只要塔利班控制这两个大矿，安全部队对其的清除行动不会成功”。该省的警察表示，塔利班武装分子每年收入 500 万阿富汗尼用于购买轻型和重型武器，过去两年，塔利班每月抽取青金石矿收入的 50%，而在塔利班控制下的拉贾斯坦金矿由外国的塔利班提取并走私到邻国。

2.源源不断的兵员：“高薪招募”方法的利诱

加入塔利班作战的人员来自以下几个方面：①宗教极端主义者；②家人或亲戚被政府军或美军惨遭杀害的人；③受到“高薪”的诱惑。长年的战争使得阿富汗国内的农业、工业等基础设施毁坏严重，再加上阿富汗的教育资源不足，文盲率持高不下，阿富汗的失业率极高，所以现在阿富汗还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之一。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无业年轻人会为了生存被迫加入。 2016 年 5 月底据阿富汗劳工部长表示，根据 2014 年的调查显示阿富汗劳动力数量估计为 1500 万人，失业率已超过 40%。鉴于国内经济的现状，许多农民都种起了罂粟，一部分人为了生存在塔利班的高薪利诱下为其卖命。塔利班正是利用民众极度贫困的现状付给战斗人员每天多达 12 美元的“工资”引诱更多的人加入进而对抗阿政府，这一“高新招募”的策略对于贫困的阿富汗人民来说很奏效，因为阿富汗政府军每天的军饷也仅有 4 美元，远远少于塔利班的招募薪水，塔利班的“高薪招募”不仅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武装分子，也造成政府军面临招兵困难的威胁。

3.灵活的作战方式：借鉴和使用恐怖袭击手段

塔利班在最初兴起之时正是由于打着“消灭军阀，重建家园”的口号，吸引了众多的武装人员加入到阿富汗的“解放运动”之中。即使在统治过程中的塔利班虽然使用的方式和手段很极端，但不至于恐怖化。但是随着 9.11事件后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塔利班露出了残暴的一面，为了与阿富汗政府争夺统治权不择手段。2005 年被学者们普遍认为是塔利班的转折点，因为从 2005 年，塔利班发动的正面武装袭击行动日益增多，严重威胁着阿富汗的安全形势。后塔利班时期，由于武装人员不足塔利班开展的活动更多的借鉴“基地”组织的活动方式，不仅更加灵活而且更加恐怖，即采用绑架、炸弹袭击、自杀式炸弹、公开处决等恐怖化的形式，开展与阿政府与驻美军队的战斗方式。这些策略包括从自杀式炸弹袭击到灵活的宣传手段，甚至是绑架杀害建筑工人、把儿童和妇女作为“人体盾牌”。 2005 年，奥马尔就威胁称塔利班已经成立了一支两千人组成的人弹部队，已经做好在阿富汗发动“人弹闪击战”的准备，用来报复美军及其与之合作的人。早已经超出塔利班起初成立之时为人民谋福利的宗旨，也违背了伊斯兰教法。

塔利班自从 2007 年绑架人质与政府交换关押的塔利班武装分子的事件中尝到甜头后，之后便不停绑架人质与政府进行交换，使得武装人员的到扩充。而且还经常突然袭击检查站与阿富汗的主要交通要道，占领一个为根据地后再发展下一个，这种“以点及面”的灵活袭击作战方式使得阿富汗塔利班的控制范围不断扩大。2016 年 9 月古尔省地方官员扎比乌拉·加瓦德（ZabiulalhJawad）表示，已收集到的证据及文件显示，塔利班及一些不负责的武装组织将未成年的儿童招募进组织，主要目的是利用儿童攻击政府。这种灵活的恐怖作战方式大大地增强了阿塔的战斗能力，同时也使一些无辜民众被迫参加塔利班的行动。

4.政治重建方面：政治腐败蔓延，经济结构畸形

我在前文讲得很详细了，再补充一点内容。1.政治重建方面：政治腐败蔓延

2014 年加尼与阿卜杜拉的竞选活动，由于“选票腐败”风波使得领导人上台延迟，最终两人达成妥协才平息事端。政府官员的腐败更是明目张胆、肆无忌惮，而且与毒品贸易相勾结，这也是毒品贸易无法根治的原因。据新华社 2013 年 2 月 7 日报道，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与阿富汗反腐败机构称，阿富汗官场腐败愈演愈烈，民众已经习以为常，2012 年阿富汗半数公民曾给政府公职人员行贿。据统计，阿富汗约 70%的人口每人每天靠不足 1 美元维生，但严重的腐败问题使得一个普通的阿富汗家庭每年平均要花费 100 美元行贿，大至医疗保健、就业、教育，小至办理身份证、护照，几乎都要靠钱来说话。严重的腐败问题使得阿政府的威望严重受挫，很多事情阿塔都可通过给政府官员行贿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阿富汗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依靠农牧业发展经济，但由于 30 多年的战争，使得阿富汗国内经济凋敝、一穷二白，被联合国评为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战后阿富汗的农业、工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严重破坏，其国内的外资投资也受其安全形势的影响后寥寥无几。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临时政府在国际社会的援助之下开启了国家的经济重建工作，卡尔扎伊政府为了恢复正常的经济发展，新修水利、开展基础设施建设、颁布《投资法》等，重建后的经济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2002年以来，阿富汗的国民经济呈“低水平的快速增长”，2013-2014 年经济同比增长 6.4%.

但是由于国际的援助部分是口惠而实不至，国家的农牧业投入及重建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所以阿富汗的经济状况仍处在贫困线上。根据国际相关机构 2013年公布的数据显示，阿富汗国内的失业率高达 40%以上，仅 35%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标准以下，通货膨胀率接近 10%。在经济落后、食不果腹、失业率严重的境况之下，鸦片种植的利润之大，即使是违背国家法律人们还是选择种植鸦片，一度使得阿富汗的经济产业结构畸形，毒品贸易滋生了大量的政府官员腐败，政府官员腐败又促进鸦片种植与毒品贸易的泛滥。自 2001 年以来罂粟的种植面积极具上升，据联合国禁毒办公室报告显示，阿富汗 2010 年的产量为 4000 吨，2011年达到 6400 吨，同比增长 60%，鸦片带来的收入也增至 133%，达到 14 亿美元，相当于阿国内生产总值的 1/10.

现如今受高额利润的吸引，罂粟的种植面积居高不下，2009 年的种植面积与产量就超越东南亚、南美洲地区的鸦片种植越居世界第一，成为民众的支柱性产业，泛滥的毒品贸易严重阻碍着政府的重建过程，也为塔利班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政支持。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与阿富汗政府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报告，2017 年阿富汗鸦片种植面积与 2016 年相比也增加了 63%，达到创纪录的 32.8 万公顷，其产量比上年增加了 87%，达到 9000 吨，阿富汗总的鸦片价值达到 13.9 亿美元，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7%

羸弱的阿富汗政府起初在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管控毒品经济、扶植农业建设、等方面的态度还很积极，但是随着国内安全形势的恶化，阿富汗政府的资金流更多的倾向与国家安全力量的投入，无力管控国内泛滥的毒品种植与毒品贸易，除此之外，剩下的一点产业也是为了美军服务。这些使得阿富汗的经济结构向畸形化发展。

9.11 事件后，塔利班的重组过程也已经经历了 16 年之久，经历了逃亡、崛起、发展与分裂，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呈现出新变化。塔利班的卷土重来之后，无疑滋生了更多的社会问题，不仅导致阿富汗国内经济结构畸形，更影响着作为“中转站”的中亚地区以及欧洲、俄罗斯、中国新疆在内的消费地。

伴随毒品经济的还有活跃在中亚、南亚和中国新疆的极端组织与恐怖组织，塔利班、“基地”组织、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都依靠着毒品贸易不断做大，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恐怖袭击活动，给世界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阿富汗的国内局势为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提供了“温床”，给世界上多个极端组织与恐怖组织提供“兵源”与“避风港”。

塔利班很清楚,即使是他们重回了喀布尔,重回阿富汗政坛也不会一帆风顺。因为在阿富汗,军阀己经成为同军阀作战的主力。不仅如此,军阀和塔利班是世仇,当年塔利班正是打着剿灭军阀的旗号并击败了各大小军阀后掘起的,而各主要军阀又在推翻塔利班政权的行动中充当了先锋。现在，军阀埃米尔再度反水，加入了塔利班阵营。未来情况则很难预料,阿富汗很有可能重新回到上世纪年代军阀割据的局面,而且在isis所谓”呼罗珊行省“的大纛下，情况可能更糟糕。此外，阿富汗没有独立经济体系作支撑，所剩一点的工业也是为了服务西方联军而量身定做的。光光靠塔利班，重建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而未来投资可以预料的少之又少。如果这种关系在长期内还依然得不到改变的话,阿富汗就会陷入人道主义危机之中，再次成为国际难民潮、毒品生产基地而和恐怖主义大本营的策源地。塔利班领导人但凡还有点脑子，也会知道，最可怕的饥荒，已经迫在眉睫了。

在查阅资料之余，我又不由得想起罗贾瓦。在革命前，北叙利亚和阿富汗同是世界上最反动的教权地区，为何结局如此悬殊？虽然北叙已经褪去了革命色彩，但两百万经历革命的北叙各族人民是罗贾瓦革命的最佳遗产，而世纪前后塔利班的暴虐也同样施加到了阿富汗人民的头上，同样给阿富汗各族人民带来了思想的”遗产“，并最终表现出来。但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还是，一批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中国人竟会同情塔利班，怒斥喀布尔机场的市民全是"权贵"，卖国贼。这是我实在想不到的，毕竟真正的权贵两个月前就跑光了。美利坚的卑劣行为众人皆知，其罪行也会重见天日，但是对于阿富汗人，尤其是千万女性和数百万喀布尔市民而言，塔利班归来实属一种苦难，即使不加以同情，也请勿以弱小民族的苦难为乐。

最后引用一位朋友的话，一个在乱世乃至末世中缺乏和找不到政治主权的个人层面都是极其卑微和渺小的，登美国大使和机场卫兵撤离的军机被摔下和射杀的阿富汗平民，狼狈抢夺挤占登陆艇船弦甲板空间和漂洋过海的南越渔民，横渡佛罗里达海峡失事喂鲨鱼的古巴人，他们更不该是真正关心大众疾苦的大众们讥讽仇视和报复的对象。因为即使是他们之中的人不可避免地仍会保留些许反动意识，可他们仍是在权力结构上处于不平等的一方。阶级斗争的学问从来不是庸俗的垂直性暴力垄断结构上的割据和比拼的学问，民族、国家、身份这些范畴和意识更不该置于阶级之上，而是思考更辩证意义层面上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权力结构造成的不公，令不平等持续运作循环的再生产机制和条件。总是爱以后法西斯主义时代下施密特的那狭隘敌我意识划分强行搬到阶级斗争上来漠视和混淆它的主体位置所在和移动，恰恰只是在割据阶级斗争，使阶级让位于一些更加反动的范畴，也正是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们所期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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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 ^ 19世纪英国曾一度控制阿富汗。1893年11月2日，由英国人莫尔蒂默尔·杜兰德主持的边界委员会迫使阿富汗接受了所谓的“杜兰线'。沿北起帕米尔高原萨雷阔勒岭、经赫尔曼德河以南沙漠地区至伊朗高原科希马利克高地,将普什图山地人居住的阿富洲东南地区划归英属印度。1947年印巴分治,巴基斯坦境内普什图分离主义倾向日益加剧,阿富汗试图乘机废除“杜兰线”，向巴基斯坦提出归还普什图人居住区的领土要求。从此,普什图尼斯坦领土问题成为影响阿、巴关系的国家争端。
2. ^ 阿明为何未被立即送往监狱提到三种解释。其一,阿明未参加抬尸游行,因而未引起政府注意,后者也不了解该党的政变计划。其二,当时监狱己人满为患。其三,军方反间谍机构中的一位人民民主党官员设法拖延了把阿明送监的行动。第四，也是最生草的一种解释，因为阿明家里的机密文件太多，没办法同时把阿明和机密文件一起送上车，只好等派新车，而由于达乌尔政府的过于腐败，等新车等了好几天...
3. ^ 当时是阿历2月,故政变当局称之为“二月革命”
4. ^ 综合多个版本，赫拉特暴乱约有五千人遇难，其中包括多名苏联顾问
5. ^ 多年以后，历史轮回了不止一次
6. ^ 《抓壮丁》,《人民日报》1981年9月2日,第7版。
7. ^ 《圣经·旧约》中记载的两个充满罪恶的城市。

我不止希望机场的阿富汗老百姓留下来，我也希望那些支持塔利班的微博和知乎网友朋友们一起包机来阿富汗看一看、逛一逛、聊一聊，然后一起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