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宣传蝙蝠,禁各种动物养殖业的那些怎么不追究?梅花鹿之类的都是后来才放开的,这害了多少养殖户?
素反要一视同仁,选择性的归责是不公平的。
这都不双开?????以为我不懂免职是啥意思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九十七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这种事情,免职记过都不算新闻,直接被刑拘、逮捕才是新闻。
免职不是撤职,免职处分和警告处分,其实是很轻的。影响也就半年。
很多人提到疫情破防后的大规模全员检测存在的问题,检测无疑是必要的,不过也从这个官方通告侧面反应出了一个信息:
虽然全员检测的规模和速度体现了一种责任和能力,但这种责任和能力并不能直接代表整体的防控水平。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需要重新理解下全员检测的价值以及所要承担的代价。
毫无疑问,快速识别和隔离被新冠病毒感染的人群,是控制疫情最重要的可用策略之一[1]。这个策略已经在过去的无数案例使用。最早是去年武汉在疫情结束时,武汉决定通过全员检测,既确保没有遗漏的病例,也作为城市安全的标志让人放心,之后国外爆发疫情,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等都有进行类似的局部全员检测,离我们最近的全员检测也就是Deta变异株在国内流行起来后,在新闻中频繁出现。
全员检测的意义有以下几点:
全员检测作为一种干预措施,它可以一定程度避免封锁社会造成的直接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
除了上文疫情之初武汉收尾时的查漏,在疫情发散之初的作用也很大,有助于识别高中风险人群和区域。通过几个关键指标,我们可以知道在进行检测的区域中感染的广泛程度,以及检测水平是否跟上疾病传播水平,及时地将疫情扼杀在摇篮里,如在今年4月之前几次在边境发现的病例都是进行这样的措施。
这几个指标,如常说的阳性率。即某一区域内的所有冠状病毒测试中实际阳性的百分比。阳性率是一项关键指标,阳性率高的区域提醒人们不应该放松对防控,世界卫生组织在去年 5 月份建议,在考虑重新开放之前,阳性百分比至少要保持在 5% 以下两周[2]。如果我们成功地控制了冠状病毒的传播,这个门槛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标准,因为阳性率低仅表示相对于测试量而言,冠状病毒传播的水平在该时间点较低,并不意味着传播风险消失。
此外核酸检测结果中有一个Ct值其实也能作为判断疫情传播风险,Ct值即阈值循环数,是判断病毒载量的指标之一,数值越低,表明病毒载量越高,只需要复制较低次数就可以达到阈值。如果看到许多低 CT 值,可以估计疫情正在扩大。但是,如果几乎所有 CT 值都很高,则爆发可能会减弱。
虽然人们在被要求进行全员检测时多数为免费,但检测无论怎么压缩工序(如合并(或组合)子样),成本都还是在的。这些成本对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对中低收入国家。想要大规模,而且速度快,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大量的人力来做到,因此类似国内的多次全员检测,放在国外也没办法做起来。
先说物力,在疫情早期,广泛测试的主要限制是技术限制,包括试剂不足和实验室测试基础设施准备不足,而如今随着检测剂供应链完备,检测剂的数量已不成问题,但这依然需要大量资源和跨实验室企业的协作努力,包括商业、临床、政府和研究组织。安全的样品采集、运输和保管需要大型协调系统,测试结果必须足够快地返回,以使测试呈阳性的个人能够在感染他人之前隔离自己。因此,测试的速度和频率被认为与有效减少病毒传播的测试灵敏度一样重要。
再说人力,由于Delta变异株的传播性更强,在同一空间内即可有感染风险,那么保证检测的秩序是基本要求,而这就加大了人力。既要保证检测顺利进行,也要保证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避免在检测中受到感染风险。
因此,改善检测方式或精准检测都是未来的方法。如采取预约制,错峰检测或使用新的技术发展居家检测的方式都是新的方法,甚至说如果研究出灵敏度足够高的检测试剂,也许未来也能降低隔离时间和检测成本。
而去年的北京防控,今年的上海面对delta变异株的来袭都没有立刻选择进行大规模检测,而是在精准防控前提下,应检尽检。
随着病毒提高了传播力及其无症状的患者的存在,这些可能性削弱了种群规模检测的影响。
而且进行大规模的核酸核酸检测一般只适合阳性率低的时候。因为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一般采用的事混测。测试方法是将5个或者10个样本混起来测,如果检测结果是阴性,那么所有混合的样本都是阴性,如果出现了阳性,再分别重新检测每一个样本[3]。
合并患者样本、病毒转运介质或提取的 RNA,可以使用更少的试剂对更多的人进行测试。然而,当在高阳性率的情况下,这种方法的优势就会受到限制。如果阳性样本普遍存在,大多数样本仍然需要单独测试。额外测试轮次不仅可能会导致报告延迟,而且在大合并中稀释阳性样本会降低测试灵敏度,当然,现在混测方法也在不断改进,新型混测引进了使用超立方算法hypercube algorithm。
不过即使改进了新方法,由于变异株的隐蔽性也导致我们需要进行反复测试。那么,多一个评估指标来判断传染风险呢?比如Ct值可以吗?
上文提到Ct值越高,意味着病毒载量越低,那么是不是也意味着传播风险也越小。虽然理论是ct值是可以帮助确定一个人是否具有传染性,但Ct 值还取决于样本的收集方式、执行测试的人员的技术能力、设备的校准以及口译员的分析技能。收集不当的样本可能反映了不适当的 Ct 值,同样从同一个人收集的鼻和口咽样本之间的 Ct 值可能不同。运输温度以及从采集到实验室接收所需的时间也会对 Ct 值产生不利影响。最关键的是,持续变异的毒株对Ct值的影响尚不清楚,原来Ct值大于35时可能考虑传播性降低,但变异之后是否有新的影响尚未确定[4]。
目前随着delta变异株的逐渐在大流行中占主体,虽然我们还不确定未来的局势如何,但是大部分专家都有这么一个结论:疫苗在防重症方面仍有效,在同样受到感染下,接种过疫苗的人群明显恢复更快。疫苗依旧有效的前提下,对于未来,目前多数研究人员认为人类会和新冠病毒共存,在适当「软封锁」的前提下,疫情逐渐在不影响经济和重症医疗资源情况下趁「流感化」「地方化」。
在这个前提下,应继续发展检测技术,探索多元化的检测模式。相较于进行大规模的全员检测,采用多种检测方法并行的日常防控,如环境测试则提供对大型集水区的持续监测(wastewater-based epidemiology, WBE),对封闭社区和人群(如监狱、学校和大学)的测试常态化,甚至未来建立出入境过渡带都是一种可以考虑的方向。
8月7日
汪超,东部机场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兼机场涉外疫情防控指挥部指挥长,涉嫌玩忽职守,对疫情防控履行管理监督职责不力,造成重大损失和恶劣影响,省纪委监委对其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尹运文,东部机场集团应急救援部主任,涉嫌玩忽职守,对疫情防控履行管理监督职责不力,造成重大损失和恶劣影响,省纪委监委对其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许永杰,东部机场集团地面服务部主任,对疫情防控工作履职不力,造成重大损失和恶劣影响,省纪委监委对其立案审查调查。
8月10日
据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东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冯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东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徐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经过调查发现,这些保洁员工参加了CA910航班的机舱清扫,工作结束以后,因为防护洗脱不规范,可能造成个别保洁人员感染,继而在保洁员工之间扩散传播;
机场在日常监管中没有做到位,而外包公司为了节省开支,怎么省钱,怎么做,没有把境外和境内的保洁员进行严格的人员分开。该公司的保洁员同时保障国际和国内航班的垃圾清运,机场其他工作人员由于接触保洁员工或者被污染的环境而感染。[1]
由于南京机场的失误,疫情已经播散全国(图是前几天的,遗漏了部分传播链)。
第三百九十七条 【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四百零九条 【传染病防治失职罪】从事传染病防治的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国内国际航班不交叉是我国口岸机场的常规做法
自2020年3月发现境外输入性病例大增,且民航局执行“五个一”政策后,接受国际航班的机场对于国际航班入境旅客都是执行闭环管理,在候机楼内划分一个独立区域供国际航班使用,与国内航班旅客区域是泾渭分明。这里说的独立区域是物理意义上的对区域进行阻断、对通道进行封闭。
为了疫情防控,大多数情况要求委外单位执行“三固定”(固定人员、固定岗位、固定排班)以减少人员流动,降低疫情风险。[2]
2.南京机场的违规操作是如何通过的?
冯军将国际航班与国内航班由原来的分开运营变为统一混合运营,严重违反防疫制度。他下达这样的指令是否有省钱以外的因素?这样的决策是如何通过的?
3.最近CA910航班很不寻常,连续三周输入较多病例
6月9日,民航局向国航CA910航班(莫斯科至南京)发出熔断指令。根据通报,5月29日入境的国航CA910航班(莫斯科至南京)发现确诊新冠肺炎旅客5例。依据国航选择,自6月14日起,暂停该航班运行2周。
7月14日,民航局向国航CA910航班(莫斯科至郑州)等航班发出熔断指令。根据通报,7月3日入境的国航CA910航班(莫斯科至郑州)发现确诊新冠肺炎旅客5例。根据公司选择,自7月19 日起,分别暂停上述航班运行2周。熔断的航班量均不得用于其他航线。
7月20日~21日,民航局向国航CA910航班(莫斯科至南京)等航班发出熔断指令。根据民航局通报,7月10日入境的国航CA910航班(莫斯科至南京)确诊新冠肺炎旅客7例,自8月2日起,继续暂停国航CA910航班运行2周。
7月17日入境的国航CA910航班(莫斯科至兰州)确诊新冠肺炎旅客5例。自8月16日起,继续暂停国航CA910航班运行2周,熔断的航班量均不得用于其他航线。[3]
根据国航规定,旅客需要核酸检测、血清抗体检测后才有登机资格[4]
连续三个航班出现较多入境感染者,究竟是检测的时候处于潜伏期测出假阴性?检测机构出了问题?还是检测后某个环节感染了?都要彻底查清楚。
4.冬天的输入性风险更大,需要提前考虑防范措施
目前是夏天,疫情输入主要体现在人员输入和冷链输入上。而到了冬季,物品表面的温度下降有自然冷链效果,我国疫情输入的风险更大。
而我国的隔离酒店、机场、医院还在大量使用收入低、年龄较大、知识背景差、防疫业务水平不足的临时人员做保洁等工作,这些环节是疫情防控最薄弱的环节,应当尽快提出防范措施。
1.疫情没有流感化,重症率还在危险的高位
(1)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广东工作组医疗救治组专家、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管向东表示,与从武汉疫情以来以及后面20多次局部聚集性疫情的病人相比,这次进入重型和危重型患者的比例相对偏高,这一批病人大约是10%到12%的比例。以往有的是2%到3%,有的高一点不过是5%到8%,局部的也有8%到10%。
(2)7月28日,南京171人已现7重症。7月31日下午,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表示,截至31日早晨8点,现在已有的重症患者一共是9位,这9位患者占到住院治疗患者总数的4%。(由于医务人员的积极治疗,8月7日重症已经脱险)
(3)8月6日,扬州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20例,其中重型14例,危重型2例。重症危重症率7.2%。
2.如何看待流感化的观点?
我认为只有医疗资源充沛的时候才能保证新冠的低死亡率。
南京的病例相对较少,且我国执行力“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方针。所以每个病例都得到了早期干预,还可以得到专家组的关注,进行了不计代价的治疗。
所以可以控制轻症转重症,重症也能拉回来。
我国没有控制变量,重症可能有基础病,样本量有限,但南京疫情反应我国的真实情况,比国外的信息更有指导意义。
我国的劣势是医疗资源没有发达国家丰富,无法顶住大量的重症病例。所以一旦疫情大规模爆发,出现了医疗挤兑,情况会比发达国家惨得多。
3.由于中西部地区医疗资源太差,打完疫苗不代表可以放开国境线的防控
谁委任冯军这种不专业的管理者,难道不问责
捧哏演员有两个四字常用词很能表达我的心情。
“就这个啊?”
“去你的吧!”
我早就有一个想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敌人不在政治,而是在经济。
比如某些“经济学带师”(及其经文)。
疫情是如何扩散到全国的?
因为机场防控不力。
机场为什么防控不力?
因为国内国际航班混用保洁。
为什么要混用保洁?
据说是服务外包公司为了省钱。
“外包”,“节省成本”,多么熟悉的字眼。
这套“经书”跟谁学的?从哪“引进”的?
然后呢?
为了省一点小钱,给全国各行业造成的损失何止百亿,千亿?
这就是所谓的“经济”?
“经邦济世之学”是如何庸俗化,变成“账本经济学”的?
什么是“和平演变”!?
这笔老账不算清楚,以后只会反复掉到同一个坑里。
这一次是为了省点外包业务的小钱导致机场失守,下一次会不会有车站又为了省一点别的小钱再次失守?下下次呢?码头?旅馆?
现在一提经济,就是“成本控制”。就没别的了?
“经济”等于“省钱”?
再说了,就算是为了省钱,方法难道只有外包一种?
哦,现代经济学的精髓就是甩锅(外包)?把成本和省钱的难题转嫁给别人?
然后,大家都不傻,都不肯当冤大头,大懒使小懒,外包再变成层层转包?层层盘剥?层层转嫁?
现在连买凶杀人都能搞出层层转包。
就这?花那么多钱养的“带师”就研究出来个不要脸,不担责?
全都拈轻怕重,都只想揩油,不愿啃骨头。
那还搞什么经济?
那还研究什么经济学?直接改成甩锅学,转嫁学算了。
压成本都压魔怔了。
都往更底层,更弱的方向去压,去转嫁,直到再也撑不住,玩脱了线。
瞧我说什么来着。
好好的经济学啥时候堕落得这么消极了?
一堆祖师爷不气得从棺材里爬出来?
不换脑子就换人!直到换成该换的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