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跑路的将军是不是也可以称为名将？ 第1页

是。有领导力和指挥才能的将帅面临灭顶之灾依然有能力掌握部队，率领队伍有组织的抵抗、周旋、突出重围，尽量多的保存有生力量，日后东山再起。而无能的将领，只会撇下部队自己溜走。

你可认为只有国军将领会跑路？这是误解，因为我们看到太多国军高级将领撇下部队自己溜走，有的则是整个指挥机构大难临头各自飞，部队做鸟兽散。红色军队就没有打过败仗吗，而他们又是怎么“跑路”的呢？这个问题很有必要拿来说说。只有在遇到困境，我们才知道这支队伍是否有信念，将领水不水，只有真金才不怕火炼。

比如说石窝分兵后西路军是怎么到的星星峡，这437人从何“跑路”而来，此段内容知乎里谈到的比较少， @躬行客 大佬的长篇西路军系列很是精彩，但这方面也不太详细，那我就来试着说说吧。

1937年3月14日，半年前两万多人的西路军已十不存一，余部两千余人被围困在祁连山深处的石窝山。此时，无论是打通与远方的联系，还是建立根据地，抑或是作为西安事变之前红军命运前途未卜的某种选择，这支部队都失败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这里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对这两团人马做出了具体安排，即西路军历史上著名的“石窝会议”，做出的决议也称作石窝分兵。

会后军政委员会7名成员共同署名，致电陕北中央，电文如下。

这封电报表明三层意思，西路军已经失败了，徐向前和陈昌浩脱离部队，西路军余部由工委会继续领导保存基干，我们一定听中央的指示。稍微具体一些，就是工委会从组织架构上取代了军政委员会领导下面的行动，这个决定宣布了西路军各项使命的终结，如何尽可能的多保存这两千多人的残兵，成为这最后时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随着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和副主席、总指挥徐向前的离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西路军失败情况，然而老批评别人不革命的陈政委半路回了老家），原来的军政委员会已不复存在。两位主要领导人东返之后的3月15日，新组建的西路军工委向中央发出第一份电报：

工委会将所剩部队分为三支：一支由骑兵师政委张荣率领15团和伤病彩号、妇女、特务团共1千多人组成就地游击（中支队）；一支由工委委员、 9军军长王树声带领向东游击，以9军剩余人员和两连骑兵共700多人组成（右支队）；一支由工委委员、30军政委李先念和工委委员、 30军军长程世才率领向西游击，以30军为主干组成，工委和直属队干部随行，共1200余人（左支队）。

此外，在上面的电文中，工委明确表示“我们极望援西军迅速渡河以达配合主力消灭二马，决定甘北之目的。”说明此时西路军余部对援西军仍有不切实际的想法。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党与国民党的谈判进入关键阶段，第二次国共合作协议即将达成，中央担心大规模援助西路军的军事行动会挑起内战，给国民党口实，危及全民族的生存。但教员也明确表示“西路军问题解决甚关重要”，“如该军失败则影响甚大”。因此，陕北对援救西路军的举措举棋不定，起初总想尽力通过谈判解决，后因效果不明显，才组织援西军。随着西路军在3月中旬失败，以及统战对象东北军的调防，援西军集结在镇原地区未再西进，但是，他们对接应和援救西路军流散和被俘将士仍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徐向前、王树声、秦基伟、方强、李聚奎等几千名西路军将士，绝大多数都是在援西军的接应下回到延安的。如果没有援西军，那么西路军零散人员有多少能够归队，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3月17日，中央在回电中对这个方案表示同意。

工委组织剩余指战员进行整编的同时，要求将无法带走的武器、收发报机等破坏后分头突围。

石窝分兵后的西路军命运是很悲惨的。

张荣的中支队虽有千余人之众，但多由伤病员、女战士、小孩组成，战斗员只有15团和特务团余部百余人，武器很少，枪不过百余，战斗力最弱，就地游击意味着牺牲自己，为左右支队争取转移时间。但张荣还是坚决执行了决议，没有奇迹发生，中支队与敌周旋不几日便损失严重，突围途中遇到大股敌军，部队被打散，大部分随行人员被俘虏。张荣带领中支队余部继续向北突围，隐蔽在山林中，不久后敌人搜山，作战人员在战斗中牺损失殆尽。无奈之下，张荣仅带领十余人转战在临泽以南的大山之中。1937年3月底，临泽县民团再次搜山，张荣被俘，在押解途中被枪杀。中支队全部损失，只有数十人返回陕北。

自此，张荣中支队溃散。

中支队的命运，在史料中体现得格外少，张掖和肃南县党史办有过记载，“张荣支队的部分指战员曾在灰达坂、红沟门等地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与敌展开殊死战斗，部分战死，部分被俘。有部分红军指战员从石窝山下山，过黑河，到了对面的藏族班达部落的芭蕉湾、楼庄子,惨遭马敌杀害的约三百多人，在西流水边，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张荣支队一部，曾在红湾寺驻扎休整了四天，临走时，在墙上写下一条标语：‘红军曾到红湾寺并安全撤离’。此寺原名八格家寺，由于红军的标语和红军在此驻扎，其后，人们就称其为红湾寺了。”但更多的战斗细节很难再做更加深入的发掘，可能大多数都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了吧。

王树声指挥的右支队在祁连山脚下的红湾寺与马家军一个旅遭遇，王树声指挥部队与敌作战，战斗持续一整夜，右支队打退敌人十余次冲锋，毙敌百余人，自身也遭遇重大伤亡，部队被冲散，余部向东南方向突围，不多久便纷纷失散了。讲道理，右支队实力并不算弱，王树声是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相比之下右支队李先念只是军政委，并且右支队中的李聚奎、孙玉清、杜义德也都是军中骁将。

2009年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李先念传（1909—1949）》中有这样的描述。李先念曾提出左右支队一起行动，共同西进，李本人的话是“我和王树声在一块打仗，经常他是司令，我是政委。那天下午我们开会，我对他说：你还是当司令，我当政委，咱们一起翻过祁连山，最多死个几百人。结果他不干。我说，你不过我过。”本书作者为朱玉，国防大学教授，是国内研究西路军历史的佼佼者，著名的西路军军史专家，徐帅回忆录《历史的回忆》也是由他执笔，被誉为西路军征战史研究正本清源第一人。

右支队几个高级将领中，原9军军长孙玉清在搜山中被俘，身份暴露后送往西宁，后被杀害；李聚奎原任一方面军红1师师长，懋功会师后被交流到9军任参谋长，带着几个人在山里和马家军打转转，周旋到最后只剩下自己，李聚奎拄着棍子，揣着一个指北针，顺着祁连山向东讨饭两个月，直到在甘肃东部遇到了援西军才获救；王树声和杜义德带着部分人员遇到敌人追击，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几个人，好容易走出祁连山，在腾格里沙漠附近的骡马店夜宿时被强盗打劫，经过与劫匪谈判，舍弃了大部分的当做经费的金器和枪支弹药，每个人只留下一两个金戒指当盘缠，总算脱险。随后，王树声和杜义德分开行动，杜义德用金戒指做报酬，坐羊皮筏子过了黄河，而王树声被马家军追击，历经千难万险讨饭回到陕北苏区，期间发生了两人杀害原5军团干部、西路军骑兵师参谋长李彩云事件。

石窝分兵后，随行的原一方面军5军团的李彩云对张国焘另立中央搞分裂的行径嗤之以鼻，王树声和杜义德是老四方面军将领，深受张国焘家长军阀作风的洗脑和影响，对李的言论十分反感，便以枪支走火为理由从背后枪杀了李彩云。此后数十年，王树声一直对李彩云事件闭口不谈，直到1974年离世也未留下任何信息，而杜义德一直活到2009年，表示当时是怕李彩云和敌人联系。1992年，李彩云被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后面的事，我引用一段话吧。

2001年6月，中共临洮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岳麓山烈士陵园修建了李彩云烈士纪念碑。就在这份报纸上，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内容：“1990年9月，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时，中央电视台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再说长征》，按照拍摄内容的需要，中央电视台军事部长征摄制组、编导郭岭梅女士著名诗人郭小川女儿 邀请李彩云烈士的嗣子李景春、侄儿李瑞麟、临洮县委副书记于彦鹏去北京与原兰州军区司令员杜义德会面。杜义德深有感触的说，李彩云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是热爱共产党的。李彩云同志的冤案迟迟没有平反澄清，这是我一生惟一做错的一件事，今天我写了‘怀念李彩云同志，实事求是’，就是为李彩云同志平反。座谈后，杜老为原县委副书记于彦鹏题写了‘长征万岁’，在李彩云亲属带的书上题写了‘李彩云同志永垂不朽’，并合影留念。”

至此，右支队也不复存在了。

左支队实力是最强的，作战部队以30军5个营（不满编）为骨干，该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都在左支队，对部队情况比较熟悉，能够掌控住局面。

3月17日，中央致电左支队暨工委会，电文如下：

电文大意如下：

1、同意工委会取代军政委员会，并同意石窝分兵方案。

2、上文已经提到，不要指望援西军去主动配合你们了，他们现在到了镇原已经无法前进，你们要靠自己，主动争取自己的生存，不要总是对外部力量的干预抱有幻想。这一条中央已经上升到过去领导反对中央的高度，措辞比较严厉。

石窝会议一结束，左支队迅速动身，从石窝山南下，钻进大山将敌人甩在身后，为自己争取了主动。李先念主张相机翻越祁连山，只有翻过祁连山才能彻底摆脱马家军的骑兵搜索队，将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这个想法得到了政治负责人李卓然和李特、程世才、李天焕等高级将领的支持，统一了思想。

但即使如此，因为高级干部的离开，分兵后左支队还是发生了动摇，30军参谋长黄鹄显脱离了部队，连警卫员都没带（被俘后经营救归队，开国少将）。有几位师团干部不辞而别，他们中有的回到延安，有的被俘，也有的投敌。此时的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也想脱离队伍回陕北或去莫斯科，提出队伍就地解散，各自寻找出路，但这个观点很快就被否决了。根据左支队负责政治工作的李卓然回忆，左支队走出祁连山后，在草地分裂中僭越中央的李特，此时又提出了一个建议，攻打安西城，情报和侦查有误，原来以为敌人一个排结果打着打着发现是两个旅，实力大损只能再次跑路，并招来马家军骑兵追击（程世才的材料中说李特执意要打，城里出来的老乡说今天刚到两个旅，李特打骂人家一顿，老乡又改口说一个排）。

石窝分兵后，仅有的一部小电台随工委所在的左支队行动，程世才在回忆录中讲述，本来有两部电台，为减轻负担毁坏一台。3月15日至3月23日，为了摆脱马家军的追击计划翻越祁连山。也是在3月23日，最后一滴汽油用尽前，左支队向援西军和中央发电，汇报了目前的情况。

三个支队中，张荣支队和王树声支队已经失败。左支队深入祁连山，在雪山露营，极为困难，但仍按中央指示行动，盼望中央提供下一步行动安排和情报。而后汽油用尽，发电机无法给电台电池供电，左支队与陕北失去了联系达数天之久。幸好技术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将汽油发电机改装成手摇发电机，终于在与中央失联十多天后，左支队4月5日向刘伯承、张浩的援西军成功致电并转中央：

电文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1、左支队目前的实力是剩900余人，枪600余支。

2、左支队的主要困难缺柴、断粮，少盐、缺武器弹药，疲惫到了极点。

3、一直在减员。每天都有冻饿病死，每天也有脱队和外逃者。

4、祁连山不能久留。此处人烟稀少，荒凉不堪，不适合打游击，也没有和大股敌人交战的实力。

5、未来的计划。先到敦煌，再到新疆去，请中央迅速向远方（共产国际）和新疆盛世才交涉，保留西路军最后的火种。

3月23日至4月7日，是左路军最难熬的半个月。因为得不到中央的指示，李卓然和李先念带领部队在祁连山打转转，不敢轻举妄动（执行过错误路线，现在凡事要听中央指示），到最后所有的马匹和骆驼都杀掉充饥，原本骑马和骑骆驼的伤病员随着情况恶化纷纷死去，情况越来越悲惨，队伍到了崩溃的边缘，此时李卓然和李先念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左支队没有瓦解散掉，这两位领导人绝对是居功至伟。

李卓然在一方面军时就是出色的政工干部，而李先念在左支队虽然负责军事指挥，但也曾任30军政委，对部队情况比较熟悉，被官兵们亲切的称为李政委。

李卓然做政治工作很有一套。他让各个连队唱《国际歌》等革命歌曲，教唱他自己编写的《魏巍峨峨祁连山》。这些的确起了很大的精神鼓舞作用。但现实的困难仍需用实际的办法来克服。原30军88师268团营长赵正洪在回忆文章中说：在山里大约走了30多天，我们骑兵连的马和所有团营级干部的马都陆续杀光吃掉了，再无马可杀了。李卓然命令杀掉自己的马。因李卓然脚被冻烂，腿肿得又红又粗，大家不忍心杀，偷偷把他的马藏了起来。李卓然发现后，硬是解下自己的头巾，沉着脸，命令大家当面把他的马勒死。从此，（李卓然）主任拄了根棍子，一瘸一拐地和大家一起走，互相搀扶着，互相激励着，坚毅地行进在风雪弥漫的祁连山中。这是何等高贵的同志情！艰难困苦的斗争，把同志之间、把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心融在了一起，凝在了一起，聚成一股可排山能倒海的力量。这支红军队伍能够在风雪祁连山中创造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奇迹来，依靠的正是这种非凡的力量啊！

原30军88师263团营教导员周纯麟在回忆文章《血战河西走廊》中讲述：“我在石窝战斗中被敌人砍了一刀，腰一直很疼，有时疼得直不起来。于是我就向李先念政委恳求：也请你给我写一封介绍信吧！（拿着介绍信脱队，不算逃兵），李先念政委起先没有作声，过了一会问我：你也想走啊？我站在他面前，没有回答。李先念政委对我说：还有这么多部队怎么办，这么多人，还要有人领导，有人带领。如果我们都走了，这个部队不就散了吗？中央指示我们，要保存好革命的力量啊！稍许停了一会，李先念政委又非常诚恳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们一块相处了很长时间，雪山、草地那么艰苦也过来了，现在难道就不能坚持了吗？我们要想到如何把这支部队带好。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有信心，时时刻刻要想到，我们多带出去一个人就是为革命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这样，我就没有再要介绍信。”

曾任总参三部副部长的胡正先，在西路军失败时还是一个在电台打杂的实习生，年龄小，个子矮。在《跟着李先念走出祁连山》一文中，他说：西路军原有八部电台,现在只有一部电台和中央保持联系，有两个台长和几个报务员，不需要我这个刚毕业的实习生工作，我便跟着电台做公务工作，有时也帮个忙，打个杂。我们进到祁连山深处，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但新的困难又出现了。一个是气候太冷，一个是没有粮食。有一天，我们电台的王子纲、徐明德和我商量回延安，徐明德是西路军侦听台的台长，为首长提供政治动态和军事动态，他知道的情况多。我们五六个人商量，想办法离开部队回延安，行军时，便磨蹭着掉到队伍后面，好离开队伍向延安走。我们的想法被领导知道了，李先念政委过来问：你们怎么不走了？我们台长说：背手摇马达的人在后面，还没有来，我们要等一等。李政委没说什么就走了，他走了一段路又回头看看，见我们还没有走，便派身边的人来催：“你们走吧！手摇马达没有来就不要了，你们还是走吧！”“我们想溜也溜不掉了，只好跟上队伍，跟着李政委走，终于，走出了祁连山。”

看到这里，是否觉得左支队凝聚力超强，仿佛开了上帝视角呢？并不是，因为在3月23日，工委给中央去电后失去联系的这段时间，左支队又分裂了，其中100多人组成了干部游击支队。

时任西路军政治部军人工作部部长的黄火青（原一方面军9军团政治部主任，后任四方面军军人工作部长）说得很详细：到了祁连山一个小树林地带，停下才做饭吃。我们几个人一坐下来就议论开了。原属一方面军的曾日三找我说，徐、陈走了，搞个工作委员会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找他们谈谈去。于是曾日三、我、刘瑞龙，好像还有张琴秋，几个人一起去找工作委员会，郭天民做我们的内应，质问工委会是如何产生的？也不民主讨论一下，行动方向到底是向东还是向西等等。好家伙，话不投机半句多，李特、黄超不正面答复我们，反而大骂中央为什么不让四军和三十一军过河来，把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加在中央头上。我们又质问他们，吵了一顿，不欢而散。队伍走到一个有几棵树的平坡地，工委开了会，决定和我们分开走，把我和曾日三叫去，说给我们一连人，自己走，分配我当政委，曾日三当队长。他们人已经分好，忽然李卓然来找我说，要我跟他们路走。为什么忽然又有改变，我估计是因为他们知道我还随身带有甘肃地图，又好调查行军路线，对他们有好处。当然，也有可能是李卓然有意照顾我，因为我是一方面军的,但为什么不照顾曾日三呢？我就和曾日三商量，既然工委也决定向西走，不如两队合起来一起走。曾日三不干，不愿在他们那里受气。当时我思想上也很矛盾，后来认为，既然组织决定，只好服从，就这样和曾日三分开了。

对这个事《李先念传》里是这么说的：总部机关的几位领导干部，过去习惯于徐向前、陈昌浩的直接指挥，并末把李先念等人放在眼里。他们坚决反对西越雪岭，一定要留下来就地打游击。李先念、李卓然等无法说服他们，只好派一个排跟他们行动，留下来游击。后来，敌人搜山时发现了他们，有的人牺牲，有的人被俘。

程世才在《关于西路军的材料》中把来龙去脉说得很详细：曾日三、张琴秋、熊国炳、刘瑞龙、欧阳毅等五同志提出要单独行动，好减少目标，工委会竟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派一连人掩护他们单独打游击。这在当时应团结一致行动下，是一个缺点。特别是我们从白大坂出发走了两天，到则苟(错沟)时又遇上了分开的曾日三等同志，他们和我们联络，工委会同志又写信叫他们在我们行程半天后单独走。这样我们前面走有牛羊肉吃，他们在后面走，既无吃的，又要顾虑后面敌情，影响了团结，是不对的。我们能完成西进直抵新疆，这些分散于祁连山之各股游击队，他们牵制与吸引敌人，对我们起了极大的配合作用。我们能保存一支力量与相当数量的干部，这不能不估计到他们所付出的血的代价。

程世才的评价是最公允的，包括他的材料也是相当详实客观的史料（不像某些老同志的回忆录，就知道把屎盆子丢给不能开口的张国焘）。由此不难看出，左支队的分裂是不折不扣的悲剧。干部支队的产生，是曾日三、欧阳毅、刘瑞龙、吴仲廉等一方面军干部不满未经充分讨论便上报中央成立西路军工委，向工委提意见而成立的。这是草地分裂的恶果，这支剩余小部队中干部众多，两个山头隔阂和矛盾加剧。而工委迅速同意成立干部支队也颇值得玩味，尤其是程世才和欧阳毅在材料中都曾提到，干部支队被要求和左支队相隔半天行程，有为左支队当掩护部队的嫌疑。而干部支队的结局也令人唏嘘，曾日三（九军政治部主任）和吴永康（西路军地方工作部部长）随后在战斗中牺牲；张琴秋（沈泽民之妻，后嫁给陈昌浩，西路军组织部长）、吴仲廉（曾日三妻子，九军敌工部副局长）被俘后送往南京反省院，国共合作正式开始之后被周恩来和叶剑英点名要了出来；魏传统（西路军政治部敌工科长）和刘瑞龙（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长）被俘后送至张掖监狱，后被朱德亲自写信给马步芳要回；欧阳毅（西路军侦查部长）和毕占云（五军参谋长）历尽艰辛流浪到达陕北。熊国炳（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被俘，后被释放，流落在酒泉地区直到1960年去世，张然和（干部支队委员）和欧阳毅渡河时险些被淹死，失去信心后不知所踪。

由于电台的原因，经历了分裂和迷茫的左支队主力，在和中央中断联系的这段时间，如一叶扁舟在漆黑的暴风雨中夜航，随时有倾覆的危险，吉凶难料。而4月7日中央的来电像远方的灯塔，寥寥数语，在关切工委命运的同时，给出极为重要的信息，到新疆去。

4月13日，中央致电叶剑英，速速与国民政府西北行营主任顾祝同交涉，通过行营命令二马停止追击西路军残部，如俘获徐向前和陈昌浩不得加害。4月15日，叶剑英在复电中央时表示，顾祝同确实以行营名义通令各军以友军看待红军，不再攻击西路军。同时，3月到达镇原、平凉一带的援西军各部纷纷成立招待所，搜索和接应西路军离散人员。8月下旬，随着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兰州和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也纷纷成立，通过积极奔走，营救了大量被囚禁在战俘营的西路军战俘。

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负责人彭加伦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开展工作。1937年10月底，马步芳把青海、武威、永登等地的1500名西路军战俘编为补充团，送往第一战区补充卫立煌部。补充团一到西安，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便去看望，并做了宣传和鼓动，在兰州和西安两个办事处的共同努力下，这批西路军战俘最后被编入八路军部队。

另一个感人的故事是进步人士高金城，高是基督徒，是我党的老朋友，借着办张掖福音医院为掩护，大量收容西路军伤病员，仅治愈后送往八路军办事处的就有二百多人。同时，高还派人下乡散发“兰州设有八路军办事处”的纸条，给失散的西路军官兵指引归队的道路，同时以缺少女护士为名要回了西路军女战士王定国等人，送至西安办事处，而王定国后来与谢觉哉结婚，百岁老红军。高金城的举动最终引起“张掖王”韩起功（马部100师少将师长，1949年9月投诚，1951年因历史血债被枪毙）的注意。1938年正月初四，韩起功以给自己看病为名，将高骗至师部，在逼迫高金城交出名单未果后恼羞成怒，命令断高四肢，将其活埋在张掖大衙门后花园里。

值得一说的是，我军一般不杀投诚后的原国民党将领，但韩起功的血债实在是令人发指，不杀不足以告慰西路军烈士的在天之灵。以下是张掖党史资料中对韩起功暴行的描述：

红西路军失利后，张掖成了红军俘虏和伤病员的集中地。韩起功对红军人员使用了极其残忍的手段进行杀害，残害手段有火烧、吊打、枪杀、刀砍、活埋，甚至剥皮、挖心、取胆。在张掖县境内被杀害的红军，达3240人之多，其中枪杀575人，烧死56人，活埋2609人。张掖的东教场、牛王宫、高家庄、下滩子、十里行宫、韩家花园、义园广场、北城墙根都埋有红军的尸骨。尤其是东教场，成了最为恐怖的杀人场，常在夜间大批活埋红军伤病员，先用大刀、镢头、斧子、铁锨一阵疯狂砍杀，而后不管死活，全部推进坑里埋掉。据东教场附近一位目击到活埋场景的农民回忆说，有一次埋人的大坑有4丈长、2丈多宽、6尺多深，推进去的人把坑都填满了，次日早晨看到大坑四周的血像水一样流向大路和旁边的地里，地上扔满了帽子、背包和布鞋，有一个女红军和两个小孩子浑身血淋淋从坑里爬出来，又被马匪拉去埋掉……

但在1937年9月28日彭加伦给中央关于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的报告中，也有如下记录。“流落兰州的不少，多找到了职业，以挑水的多，有的在饭馆做小工；他们不愿回来，对部队极不满……”

我觉得，这部分不愿意归队的西路军流浪人员中，应该不都是四方面军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大家内心好好品味一下吧。

我们把视角重新切回左支队。

4月16日至5月9日，西路军工委只向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向中央汇报了如下情况。

1、左支队原计划走敦煌改为走安西，可以节省路程。

2、请中央或远方（共产国际）派汽车和粮食到新疆星星峡接应。

3、目前左支队还剩850人。

自此，西路军工委和援西军、中央再无电报往来。直到5月9日，中央致电刘伯承、张浩的援西军，告知左支队余部420余人已和陈云回合，这再次失联的二十多天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上文我曾提到左支队误打安西就是发生在这个时间段，这一战程世才的回忆是损失七八十人，包括一名团职军官。左路军在撤退时被马家军骑兵追击，分割包围在王家屯、白墩子等地，经过几番殊死搏杀，退到红柳园子。红柳园子战斗是西路军的最后一战，此战左支队一分为二，天黑时主力突围进入戈壁，顺着公路的电线杆子行军几天，终于进入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而后卫部队人数过少，火力薄弱，很快被敌人骑兵冲散，最终全部损失，三名师级干部阵亡，电台也损失了（因此而和中央失去了电台联系）。

进入戈壁沙漠地带的左支队，顶着肆虐的黄沙，在无吃无喝的窘境下走了三天三夜，几近崩溃，好在发现了星星峡附近的水源。30军88师参谋长饶子健带领的十几个人是最先抵达终点的，在这里迎接他们的是新疆星星峡办事处主任兼星星峡边卡大队长王效典。王效典出身东北抗日义勇军，失败后退入苏联，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后斯大林与盛世才协商，将这部分原东北义勇军官兵安排进亲苏的新疆，此时，陕北已和新疆通过苏联建立了统战合作关系。

王效典得知左支队大部分还没有走出来，亲率两辆汽车插着红旗，携带粮食和水在戈壁滩里寻找，终于找到了李先念、程世才带领的200多人。（这段历史在电影《西风烈》中有体现）到4月30日，抵达星星峡的西路军人员已有240人，在随后的时日里，王效典部共陆陆续续收容西路军人员437人，并给予西路军幸存人员很大优待。王效典在生活上安排的极为周到，每天吃5顿饭，顿顿有肉吃。5月7日，左支队抵达迪化，改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1937年12月，李先念、李卓然等高级干部返回延安，部队交中共中央代表邓发管理（期间张国焘的铁杆，原四方面军参谋长、红军大学校长李特和5军参谋长黄超被处决）。李先念回延安后，一度被降为营级干部，后经毛泽东安排到新四军开辟鄂豫边根据地。随着盛世才逐渐撕下亲苏亲共的外衣，新疆局面逐渐恶化，1940年2月，新兵营大部人员返回延安。

至此，西路军仅存的部队终于抵达终点，这支三过草地、五过雪山、血染河西走廊的百战之师的长征终于结束了。

至此，石窝会议之后的西路军故事讲完了。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说中央红军那点人马到达陕北是仅剩骨头架子的话，那么西路军的脊梁骨都被打断了。

高台的西路军纪念馆里，是这样记载西路军损失情况的：战死7000余人，被虏12000余人。被虏的人中，5600多人被杀害，3000人返回故乡，4000余人被营救送回延安，流落西北各地1000多人，突围至星星峡的400多人。

维基百科引用的资料在统计数字上略有出入，但还不算离谱。

西路军二万一千八百人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灭。其中七千多人阵亡，被俘九千多人。被俘后五千六百多人被杀，回到家乡者二千多人，经营救回到延安者四千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二千多人。

由李卓然和李先念率领的437人，是西路军最后唯一成建制保留的力量。

但西路军这支长期被扣着国焘路线帽子的部队，余部却走出113位开国将帅，除了左支队成建制的同志之外，更多的是流浪回归，还有的是被俘后通过各种方式归队，你甚至能用轻松的语气说这是花式跑路。他们中有统帅徐向前，也有普通的士兵，很多并没有在将帅之列，因为后来很多人在归队后倒在了抗战、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开国少将蔡长元西征时是9军供给部长吴先恩的警卫员，梨园口之战9军几乎打光，蔡长元跟着首长在祁连山当了三个月野人，走出祁连山后二人沿街乞讨，昼伏夜行，后在凉州走散。走投无路的蔡长元进入国军邓宝珊部当兵，四处打听红军下落，后来带枪投奔八路军385旅。

时间来到1949年8月，经历抗战磨练和解放战争洗礼的蔡长元已经是一野63军189师政委。兰州战役爆发，蔡政委终于迎来复仇的机会，而63军幸存的西路军战士不少，打马家军根本不用动员。566团和565团分别拿下窦家山1号2号阵地，马家军组织力量进行反扑，被189师以白刃战杀得尸横遍野，战斗意志崩溃。之后的宁夏战役常乐堡战斗中，蔡政委终于按捺不住，拎刀冲入敌阵展开白刃战。

根据566团1营营长张广有回忆：他当时带了一个战斗组亲自保护蔡长元，战况太激烈，实在害怕政委有什么闪失。同时，他还说了一个细节：蔡长元每砍倒一个敌人后，都会怒吼一声“血债要血还……”而蔡政委除了有为老战友复仇的血性，警卫员出身的他刀法也是很厉害的。根据189师的战斗英雄唐满洋（抗美援朝开挂一样的存在）老人回忆：“在九旅（189师的前身）的时候，蔡政委就经常到连队指导战士们进行白刃战训练，他的刀法相当了得。”

1953年，军委要求全军团以上干部写一本《干部自传》。蔡长元在这部书里写道：因为犯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他写过四次检讨，常乐堡战斗就是其中的一次。

确实，师政委亲自下场拼刺刀，这是不被允许的。但此时的蔡长元更是一位西路军老战士，出这口积攒了十三年怨气是为自己，更是为在古浪、倪家营子、梨园口等战斗中倒下和被残害的战友们。

这一切又变得顺理成章了。

更新中，未完工。

下面该讲李先念和王树声在解放战争的表现了，即另一次“跑路”。

中原解放区位于鄂豫皖交界处，大别山区，这是红四方面军的摇篮，地跨平汉路两侧，战略位置颇为重要。地图上很多地名都能让人联想起国共十年内战，比如黄陂、霍邱、罗礼经光。

现在有必要说说李先念和王树声回到延安之后的轨迹了。

1937年底，李先念从迪化回到延安，在抗大和马列学院学习将近一年，在1938年11月，李先念带领100多名干部南下鄂豫，与我党在当地零散武装力量会和，并将其整合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经过与日军多次战斗，部队发展到近万人。1939年底，随着正面战场的逐渐恶化和抗战形势的变化，鄂东、鄂中和豫南我党抗日武装进行了整合，整编为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在与日伪军作战的同时也不断和国军发生摩擦，成功将国军程汝怀部逐出，部队实力得到壮大。

皖南事变后，我党重建了新四军军部，并将长江南北的新四军和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挺进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5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此时5师的活动范围已经不仅仅在河南湖北，足迹已遍布鄂豫皖湘赣边。1942年7月，新四军5师改由中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建制上仍隶属新四军。5师依托大悟山，与日军反复拉锯，并在1944年逐步转为攻势作战，1945年初，与二王（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余部会师（359旅为主力，一次不成功的孤军远征），实力已有近5万人，民兵30余万。到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李先念的5师与王树声的河南军区、王震南下支队组建了中原军区。

“皮有功，少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授衔，毛主席亲自在材料上签字。

1946年的6月份，蒋介石欲发动全面内战，盯住了中原解放区，调集重兵从四面八方向中原解放区扑来，6月26日，悍然撕毁国共双方于1月间达成的《停战协定》， 对中原军区部队发起大规模进攻，并准备在7月1日发起总攻击，妄图一举歼灭我中原部队主力。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急电中原局：“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要准备牺牲一部分兵力，抓紧时间，在敌实施总攻前迅速突围。 中原军区决定采取“丢卒保车”的策略，而皮定均将军所率领的部队，就是在中央军区决定之下决定丢弃的“卒”，皮定均将军根据大将王树声的要求，以七千人的兵力佯装主力，吸引敌军火力，拖住敌人三天，完成对真正的主力部队的掩护。

但是对于三天之后的行动方向和方案，王树声大将语气非常的沉重——

“主力突围以后，你们下一步的行动可以自主决定，可以化整为零，可以到山区打游击，可以和主力回合，可以突围到太行山区，可以南下渡过长江，可以到江苏，都可以。”

因为他不知道三天之后这支部队还是否存在。事有先例，当年在中央红军长征突破湘江封锁线时，担任掩护工作的红军34师，就是以全军覆没结束了自己的悲壮军史。

为什么要挑选皮旅做为留守部队呢？首先皮旅是中原军区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佯装主力正合适；其次一旅旅长皮定均军事素养好，党性强，是一个经过千锤百炼培养出来的军事干部，能够坚决贯彻执行上级的命令；最后一个理由有些牵强，但是符合实际，那就是此次任务九死一生，不管是中央还是中原军区都不对皮旅生还抱太大希望，如果让二线部队执行留守任务可能还没等中原军区主力开始突围就溃散了，让一旅这支经过多年抗战磨练的主力来做“弃车保帅”的车，符合我党一贯的军事作风，即最艰苦最危险的任务让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去执行。

皮定均去军区开会接受任务时，军区领导问皮定均有什么要求尽管提，一定满足。皮回答说没有要求，坚决完成任务。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有些不舍，送皮回旅部的途中，不经意的小声说，旅部准备几套便衣。准备便衣做什么，就是等被击溃的时候化装成老百姓逃跑。皮定均在旅部宣布了军区的决定，几个团长都是一起出生入死多年的同志，大家表示宁愿战死，也不会逃跑，于是皮定均心里就踏实了许多，积极投入到了作战指挥当中。为了掩护主力部队向西突围安全撤离，中心区向东面一字摆开， 战线拉到20多公里，在如此宽大的战场上正面抗击国民党10万大军。

从1946年6月24日起，为彻底让敌军相信皮旅就是中原主力，故意大张旗鼓向东集结，摆出大部队运动的姿态。敌军果然上当，但毕竟有些心虚最初只是试探性进攻，这也给皮旅赢得了部署时间。随着敌军攻势愈发猛烈，全旅将士沉着依托地形英勇阻击，予敌重大杀伤。

皮定均将军在召开会议之时，众人提出了多种建议，比如向南面跨过长江进行突围，或者是向西部去追随主力军，同时也有人提议向东面分散突围，但是种种看似可行的提议，都被皮定均一一否决，凭借对他性格的了解，领导们都意识到： 皮猴子要走一步险棋了。

6月26日晚，我军的主力部队已经突破平汉铁路，皮定均同志的任务也就此完成，当时天降暴雨，皮将军心中大喜，暗喊道： “天助我也！” 借着大暴雨的掩护，皮定均率领部队在20多公里宽大的正面战场上全线出击，而后又迅速收兵，7000人的军队，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长期的战争中，皮定均养成了观察地形的习惯，而且记忆力特佳，凡是路过的山川地貌无不了然于心，此时皮定均猛然想起一个去处——刘家冲。

刘家冲并非险地，仅有几个低矮的小山包，但那里有片繁盛的松树林，正处于两条公路之间。当敌军大摇大摆的通过公路时，怎么都没想到近在咫尺的松林中，会藏着几千人。这是一招极险之棋，但皮定均还就这么做了。雨过天晴，刘家冲两边公路上十几万敌军频繁运兵，可把新战士吓坏了。

皮定均算好敌军主力都向西北方向去了，皮旅又动如脱兔，迅速通过潢（川）麻（城）公路，向东直插鄂豫皖边界的大别山。当敌军回头时，皮旅已经消失在茫茫大山之中。

7月初，部队进入皮定均的家乡金寨（当时叫立煌县）县吴家店休整，在吴家店，自主力西去后就和上级失去联系的电台此时突然接到延安的红色电波：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946年7月11日兵临淠河。先头营营长过河之后只派一个连占领山头， 自己和两个连在山下睡起大觉，几乎给全旅造成灭顶之灾。占领山头的一连人马因不愿意离开家乡，集体开了小差，回到大别山打游击。在山下睡大觉的两个连也几乎被偷偷摸上山的敌军包了饺子。

1946年7月13日，皮旅撇开纠缠不休的广西军队急行军到达大别山最后一个山坡——东山坡。看着眼前皖中平原上道路纵横、电杆林立的风景，许多皮旅指战员产生了回师大别山的想法。

然而回师谈何容易！皮旅身后一直有几个师的敌军“护送”，特别是在淠河边没有捞到大便宜的桂军行动最积极。广西猴子非常有战斗力，跑得快，他们一直想抓住皮定均这只“红猴子”。

在东山坡，皮定均进行了突围中最为艰苦的行军动员：争取在5天内飞跃皖中平原，突围到华中根据地。随后，7千个背包扔了整整一山沟，文件、档案变成缕缕青烟，重伤员也忍痛撇下，从未当过前卫的主力一团开始充当开路先锋。官兵们终于体味到了什么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7千官兵像一股旋风在皖中平原上狂飙，不分昼夜。官兵实在太累，为争取一天的休整时间，二团团长钟发生气得骂街，旅政委徐子荣亲自说情，皮定均不为所动，一再重复着中央的指示：快走！快走！快走！……他把自己的部队撵得“屁滚尿流”，一路尾随的敌军也是叫苦不迭。有时候在前面开路的侦察员甚至踩着睡得一塌糊涂的敌军，踢都踢不醒。

奇迹发生了！“皮旅”不仅成功地完成了掩护主力西进转移的任务，居然还在敌军几十万兵力的紧逼下安然脱身。皮定均率领“皮旅”一反常规，孤军东征，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突破敌军的封锁包围和堵击，强攻松子关，智取青风岭，抢渡淠河，胜利跃出大别山，辗转24个昼夜，行程1500余里，大小战斗23次，以还是“一个旅、五千人”的完整建制，胜利到达苏皖解放区。从此，皮定均和他的“皮旅”创造的这个经典战例，以傲人之姿进入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史册。

在此次突围中，皮定均怀孕的妻子跟随军区主力突围，但是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却在回老家的途中不幸遇难。

这次中原突围，皮定均将军率领的部队在所有人心中都留下了十分深刻印象，也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特别嘉奖，不仅如此，皮定均同志也在国民党的军队中挂上了号。而在中原突围之后，皮定均将军也多了一句口头禅，那就是 “ 老子就是皮定均！

1976年7月7日，皮定均将军在福建指挥军事演习时，因直升机失事，不幸遇难，年仅62岁。

不开玩笑，历史上真的有这种人……

松田千秋(1896-1995)，海兵44期第14名(黄金假面的同学)，海大26期，大和第二任(1942.12~1943.9)舰长

这位大佬最大的战绩是恩加诺角之战指挥小泽舰队残余兵力(主要为伊势、日向组成的第四航空战队)利用高效的机动和防空弹幕成功跑路，以及之后45年2月的北号作战里率领“完部队”(伊势、日向、大淀、霞、初霜、朝霜)从新加坡起航，拉了一大堆物资冲破多层封锁成功无伤返航本土

虽然说松田在这之前就以其才能和性格出名了，但是并没有什么战绩，这两次水平相当高的跑路行动算是他最大的战绩了

松田终战时军衔为少将，战后开了家办公用品公司发了财，还搞了一百多项专利，业余时间接受些采访和联谊活动，在过去同僚的圈子里口碑相当不错。1995年去世，活了99岁，也可以说是名利双收了(笑

威廉·乔治·坦南特(1890-1963)，皇家海军中将(1945.6授衔)

这位大佬参与过的四个大事件中，两个都和跑路有关系:

40年发电机行动里，他作为当地“Senior Naval Officer”直接指挥协调滩头官兵登船，确保了大部队完整撤退，之后被授予三等巴斯勋章(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the Bath, CB)

41年的马来海战中，作为反击号战列巡洋舰的舰长，他亲自指挥座舰机动规避，躲过了19枚鱼雷和7枚炸弹，虽然最终跑路失败战舰沉没，但其优秀的操舰水平和指挥(新加坡方面得到关于Z舰队遇袭的第一份较确切电报就来自于坦南特)得到英日双方的一并赞赏，42年2月晋升为海军少将，之后参与了攻占马达加斯加的铁甲行动。

44年6月坦南特参与了诺曼底登陆战，负责桑椹-1/2号人工港和冥王星输油管道相关事宜。战役后被授予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CBE)以及美国功绩勋章(Legion of Merit, LOM)。45年6月晋升中将，同年12月被授予巴斯骑士指挥官勋章(Knight 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the Bath, KCB)

关于他的更详细介绍可以参考下 @BREgrenadier 大佬的这篇文章

可以说他以两次跑路(一成一败)出了大名(

菜鸟才疏学浅，还有类似的人物各位大佬可以在评论区补充下(国军那几位大家都很熟悉就不必多说了

(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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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ng-cheng-23-41 网友的相关建议: 
      

叫得上名号的德国将军基本都有过成功跑路的“光荣”历史，比如古德里安在莫斯科城下反向飙车，曼施坦因带着南方集团军群一路跑过蓝色行动起始线，莫德尔带着第9集团军在勒热夫和奥廖尔都成功跑路，胡贝在西西里和卡面涅茨两个极为凶险的情况都成功把人带出来了，隆美尔一路从埃及撤到突尼斯不带停，克莱斯特撤着撤着还撤成了元帅。当然啦，德国名将也是有没撤出来的，只不过这名的主要是恶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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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dao-bu-liao-33 网友的相关建议: 
      

善于跑路，和善于撤退是两回事儿。撤退确实是军事指挥中更难的那一个。难度远远大于防守与进攻。

影视剧中表现撤退时大多都是胡乱编一编。比如《集结号》，听号令撤退？大家想一想，正面进攻会吹冲锋号，偷袭会吹冲锋号吗？同样的，谁家撤退吹号告诉别人我撤退了，你们快来追我。

一般撤退前，部队需要进行撤退前的反击，先打退敌人进攻。在敌人休整时伺机撤退，一般规模稍大的部队，会分批次阻击撤退。总之不论怎么退，部队编制不能乱，不能散，士气不能过低，战斗意志要保存。

敦刻尔克大撤退实际上有一定的组织性，但更多地有点坑。

以退为进的战役可以欣赏一下：如朝鲜战争中志愿军与美军使用过的两次撤退战术。

先说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利用了地方指挥官麦克阿瑟的狂妄与信息不对等。利用部队撤退诱使敌人进入包围圈，又利用实现准备好地预备部队从中间对美军部队进行分割。同时两翼部队向敌纵深三所里猛插，完成合围。

美军在第四次战役后，吸取了教训。换将烧烤大王李奇微，李奇微使用了臭名昭著的磁性战术。美军利用机动化部队优势，长距离地向后方撤退。由于其机动化优势，部队 撤退过程中建制与士兵战斗力得以保存。然而志愿军靠两条腿向前推进，同时过长的距离造成了补给线过长，前方过于冒进，中间缺少适当地防御部队。美军利用火力优势抓住志愿军冒进机会，以一点为突破点，向志愿军纵深猛插，意图切断志愿军补给中书点。同时，美军部队在打开突破口后，利用其机械化优势将前线回防志愿军远远甩在了后面。

当然，孙元良不算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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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a-yue-17 网友的相关建议: 
      

当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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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omlf 网友的相关建议: 
      

那必需名将啊。

要知道军队的组织难度最高的就是撤退，撤得不好就成溃败。甚至很多军队就是一次撤退没撤好成为了历史名词。所以评价一只部队的实力，看她能不能在敌人的重压下有序的撤退就行了。凡是做到这一点的在组织力上都基本点满了科技树。而能指挥好撤退的自然也是名将了。

特别是封建时代的作战当中，多数士兵其实不是死于战斗过程，而是队型崩溃以后的追杀。所以太祖才言：“失地存人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当中第一句里的“失地”不就意味着要进行撤退吗。那么在失地的过程当中还要存人，那必然是有组织有持续的撤退。太祖这样的一流战略家都这样总结，那还有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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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li-bi-ya-bu-bing 网友的相关建议: 
      

善于把队友卖了自己跑路的，不能算优秀将领，除了在英国。

但是善于组织撤退的，能够带领全军一起跑出包围圈的，绝对是优秀的将领。

另外善于撤退并不是一个将领的功劳，如果军队里有一个英国师，你已经计划好一个完美的撤退计划，结果英国将军不管防线带着英国部队跑了。敌军直接从这个豁口快速撕裂你的部队。你计划再好也赶不上英国人。

毛主席的四渡赤水绝对是非常秀的操作了，但如果其指挥的不是TG而是国军，四渡赤水可能第一次就渡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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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yun-dong-zhu 网友的相关建议: 
      

还选个毛

几个老头，谁能活到11月谁自动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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