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件有趣的事情,张勋复辟时全国舆论纷纷讨伐,只有康有为自己办的《国是报》还在试图为其辩护,结果没过多久,《国是报》的排版工人拒绝排版,罢工了。
我很喜欢这个问题,因为他提出一个观察近代历史不能无法忽略的视角:谁掌握着人民的话语权和定义权。如果认为“共和观念”没有深入到广大的农村地区和社会基层,那么这种观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认为只有社会精英接受了“共和观念”那恐怕也是有所偏颇的,除非你将上海租界内报馆的排版工人也视为社会精英,那么这样的“社会精英”恐怕脱离了他最初的含义。先说结论:当我们在讨论“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时,这里的人民最直接的角度而言,是那些能够被报刊等新式传媒影响到的人,从更本质的角度而言,是哪些自认为政治参与主体的人,而五四之后进一步的启蒙,则意味着政治参与主体突破了原有的阶层范围进一步拓展。
“共和”一词最开始被广泛讨论是1906年前后梁启超与革命党的大论战,双方就三民主义的所有方面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是只进行政治革命还是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并行?政治革命是民主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在政治变革之外是否要进行社会革命?就这场辩论而言,与其关注最后的结果谁胜谁负,不如关注这场辩论对于双方的影响,就辛亥革命的结果来看,革命党最后也接受了五族共和的主张,而立宪派也纷纷投入革命阵营,“五族共和”可以视为这场辩论最终的成果,革命党接受了“五族”,立宪派认同了“共和”,换句话说,这场辩论促进了不同阵营政治观念的融合,由此也影响了新一代的知识分子。
20世纪初,为了响应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蒋智由在《新民丛报》中写下诗句“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句话真正流传起来,是由于邹容将他写进了《革命军》的开头,这句立宪派创作的诗句最终因为革命党而广为传播,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党都认可文字传播对于革命事业的促进作用。由于政治流亡,《新民丛报》与《民报》的总部都设在日本,因此他们最直接影响到的留日学生,在甲午战争后,留学日本开始形成一股潮流,并在1905-1906年间达到高峰,二十年间总计留学人数达两万五千人,被称为“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目的的大规模知识分子移民潮。”他们都广泛接受了新式传媒,《清议报》等报纸最早就是在留学生团体中传播,受其影响,这些留学生组织也开始创办刊物,将梁启超和革命党的政治思想进一步传播出去。这种传播除了思想上的传播,还包括物理上的传播,那些被清廷禁止的刊物被他们走私带到上海租界,进而由上海的出版行业和书籍商人来到各个城镇的报刊局、阅书社,由此形成“东京-上海-内地”的传播链条,梁启超和革命党关于共和及其他西方政治观念的讨论被广泛传播。
这上述链条中,最值得关注的实际是相对模糊的“内地”,究竟哪些区域、哪些人群可以接触到这些新式报刊,直接决定了谁是被新思潮影响的人,就此而言各个区域的情况并不相同,如西南、东北、西北等边缘地区,绝大多数报刊集中在省城,且以官报为主,在华南、湖广和华北地区,除了省城,通商口岸的报业也十分发达,而临近上海的江浙地区更是分布密集,不少中型城市都有三种以上的报刊,而被这些报刊的影响的人,并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精英”,在相对偏远的广东潮州和湖南辰州,十多岁的学堂学生邹鲁与舒新城从学校的阅报室与庙祠旁的书报社不期然的读到了各种新学甚至革命书刊,辛亥革命中在湖南独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新军陈作新并未加入革命组织,只是读过不少在湖南秘密流传的《民报》等革命书刊,因而心向革命,如果说学堂学生还能被视为广义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老兵油子陈作新恐怕很难被视为社会精英。
由此我们可以重新观察新式报刊在辛亥革命中的影响,传统叙事一般将辛亥革命的进程描述为“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望风而降”,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各省长官的反应,直到首义一个月后,江苏巡抚程德全才成为第一个担任革命军都督的地方大员,之后的效仿者只有安徽朱家宝、广西沈秉堃两人,并且两人均未能掌控局势很快下台,真正直接参与到革命进程的地方督抚只有程德全一人。相反,拒绝担任革命军都督的则有陕西钱能训、江西冯汝骙、云南李经羲、贵州沈瑜庆、广东张鸣岐五人,而死于革命或在革命后自杀的则包括四川赵尔丰、山西陆钟琦、江西冯汝骙、福建松寿四人。既然地方大员并未对革命普遍采取积极态度,为何各省的独立如此迅速呢?其关键在于作为地方武装力量的新军积极投入革命,从首义的武昌到湖南,再到之后的南方省份,新军在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革命的进程往往是地方新军发动起义,地方长官缺乏有效应对的武装力量,于是望风而逃,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武昌首义中与盛宣怀共享“误国首恶”名号的瑞澂。紧接而来的问题便在于,为何新军如此倾向革命呢?与后世的革命不同,同盟会并未在新军队伍中建立严密的政治组织,甚至加入同盟会的新军比例也并不多,因此新军的这一动向并非政治组织的结果,而是政治政治观念的结果。《民报》等革命刊物却在新军之中广为流传,在武昌首义前几乎到了人手一份的地步,以黄花岗起义为例,为组织起义,革命党倪映典选编洪秀全、岳飞、韩世忠和清兵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故事,广泛传播于新军队伍中,被新军戏称为“讲古仔”,由此将革命思想渗透到新军中,就此而言,以报刊为载体的政治观念而非政治组织,构成了新军倾向革命的关键因素,也成为辛亥期间各省“土崩瓦解”的重要缘由。
就新式报刊对革命的影响,我们还可以从时人的评价中窥见一二。辛亥革命后,严复在书信中谈及革命爆发的原因,其中第二条是“心怀不满的新闻记者们给中国老百姓头脑中带来的偏见和误解的反响。”并且特别点名了《新民丛报》和《民报》,认为“这两份刊物都畅销,对中国的舆论具有巨大影响”。梁启超回国后主张:“去秋武汉起义,不数月而国体丕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南方尚稍烦战事,若北方则更不劳一兵、不折一矢矣。问其何以能如是?则报馆鼓吹之功最高,此天下公言也。”在革命之前,清廷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抱怨资政院:“该院自开会以来,议员私通报馆,不分良莠,结党成群,欲助长势力,意味推翻政府地步。其所主张之事,或籍报纸以宣布,或凭演讲以感动,务使国民有反对政府思想。”甚至是袁世凯在《致各督抚电》中也着力强调自己“以安上全下为目的,以多数舆论为从违。”这一情势一直延续到1920年代,杨荫杭评价道当时北洋军阀之间的战事“直与演戏无异”,各方并不“出其全力以从事于战”,反倒是“用其全力于打电报”。由此可见,在清末民初,报刊、电报等新式传播对于政治持续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还需要强调的是,在辛亥以前的新思潮中,排满与共和往往密不可分,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更重于共和,胡汉民曾指出:“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阎锡山回忆:“辛亥之改革可以说民主主义的力量不过一二分,其余一半为利用时机的力量,一半为排满主义的力量。”甚至孙中山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演讲中也承认:“没有革命以前,大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民族主义,譬如当时参加同盟会的同志,各人的目的都是在排满……他们本人的心理,许多都是注意民族主义,要推翻清朝,以为只要推翻满清之后,就是中国人来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而在革命进程中,武汉军政府发布的第一张布告中强调:“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满政府,并非我家汉儿……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建立中华民国,同胞其勿差池,士农工商尔众,定必同逐胡儿。”在《布告海内人士电》则称 :“为十八省亲爱父老兄弟诸姑姊妹报二百六十年之仇 ……我汉人四 万万之生命, 死活在此一举。”此类在革命初期在各地纷纷出现。联想起“讲古仔”所选编的历史内容,可知在此一阶段,民族矛盾实为新式报刊所承载的主要内容。
然而随着南北和谈的展开以及民国的建立,“光复”的目标已然达成,“共和”开始成为民国思潮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在这里无需举其他例子,只需看日后图谋复辟的袁世凯是怎样看待“共和”即可,在南北和谈的最后阶段,袁世凯致电南京:“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中国。”3月8日,袁世凯致电参议院:“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祈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北京参议院开院典礼上在演说中强调:“从数千百年专制之后,一跃而跻共和,宜吾国民之色然而喜也。”二次革命发布檄文讨伐李烈钧:“共和民国以人民为主体,而人民代表以国会为机关,政治不善,国会有监督之责,政府不良,国会由弹劾之例……岂少数人所能自由起灭,亦岂能由少数人权利之争,掩尽天下人民代表之耳目……捏词污蔑,称兵犯顺,视政府如仇敌,视国会若土苴,推翻共和,破坏民国,全国公敌,万世罪人。”
同样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张勋身上,这位一直密谋复辟的清朝遗老同样曾列名电文:“我军人为保卫四万万同胞而赞成共和,非为推戴一二伟人而赞成共和……如有颠覆政府,破坏共和之人,我军人枕戈而待,不敢言劳。”立宪派汤化龙在二次革命后意味深长的与黄兴通信:“今昔情形迥异,革专制之命,其名顺,革共和之命,其名逆。”就1912-1913年的思想状况而言,“破坏共和”堪称民国第一大罪。列举上述几例并非是想为袁世凯或张勋洗地,而是恰恰相反,即使是袁世凯这样的野心家在民国初年同样需要讴歌共和,从观念史的角度而言,比起观察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等思想家,更应该关注这些对共和似懂非懂蒙昧不清的人,因为当这些人也将共和是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并为之宣扬时,共和才真正意味着一种普遍的政治观念。
如果我们从事后来看,他们对于共和的理解实际上是千差万别甚至存在讹误的,在上述引用共和的例子,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区别于“三代之治”“周召共和”“吊民伐罪”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民初的共和实践中,这些政治人物对于普通民众的态度确实是冷漠的,在制定《国会组织法》时,110名参议员中只有6人赞同废除选民资格的财产限制,在面对军警威胁时,他们从未考虑过动员群众进行对抗,“公民团”反而成为军阀们导演的闹剧,而在1917年国会第二次解散,南北国会各居法统互不相让,并最终导致长期的分裂后,共和观念也迅速的被废弃了,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更年轻的一代人被动员起来,政治参与的主体进一步扩张,于是才有了之后的“深入人心”。
因此,当我们在讨论“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这一命题时,我们需要从不同的方面进行考察,一方面,如果我们以1949或者1919作为比较对象,那么民国初年的“深入人心”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那些最广大的农村地区对于共和仍然一无所知,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能够接触的新报刊、新思潮的人来说,1912年到1917年之间,“共和”确实成为了无可争议的共识,而新式报刊也成为共和观念传播的关键因素,新的传播媒介将新的思潮带给政治新人,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是政治参与的主体,从1906年的大论战开始,共和观念可以迅速兴盛,1912-1916年之间随着民初共和实践达到顶峰,而在1917年以后共和话语迅速衰落,直到五四之后,深入基层的党组织取代了此前报刊的作用,成为启蒙的关键力量,而政治参与者的认同则进一步突破了地域和阶层的限制。
所以,当我们说“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时,他们是谁呢?他们是创办《新民丛报》的梁启超,是暗藏野心的袁世凯,是小镇学堂的邹鲁和舒新城,也是《国是报》的排版工人,他们怀着各异的心情与想法,不约而同的点燃共和的火花,挥手与旧时代告别。
当时人民的状况从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可知百姓根本不了解民主共和
朋友,大胆点,不要说普通百姓不了解民主共和,你去问问中华民国的几任大总统,他们敢说自己了解民主共和么?
你问问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这些人,他们对民主共和的理解一样不?
不可能的宝贝。
辛亥革命的一大特点就是理论基础极度薄弱,革命党人整天忙着暴力革命呼唤同胞起来推翻鞑清统治,自始至终也没有非常完备的理论支撑。到最后共和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各色人群对共和话语权的争夺简直是一大胜景:你往东去是为了共和,我往西去也是为了共和,至于到底谁是真共和谁是假共和,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比如说广东香山——孙中山先生的故乡——东海十六沙护沙权争夺事件。十六沙这地方在香山境内,然而沙田却大多归顺德人所有。很显然,既然沙田是我顺德人的,那我顺德人搞个“护沙局”,维持本地治安顺便搞点money也是很合理的事情。偏偏辛亥革命发动时社会动荡,香山大人物孙中山在外边领导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香山小人物们在东海十六沙驱逐异县恢复沙田,然后顺德人跟香山人就此展开大撕逼,香山人民表示我们这是维护共和你们晓得不晓得啊?
夫有权利,始有义务,此共和之目的也。权利者,主权之谓也;义务者,输纳经费之谓也。我东海十六沙十余万人民,唯有坚持共和目的已耳[1]
当然,先进思想又不止你香山人有,我们顺德人民也很懂:
今复有无赖数人,假冒香山各邑名义,借口地权,希图争收捕费, 夺我业佃自治主权。事经都督批准,尚多方阻挠,扰乱治安,莫此为甚。世界大同,何有县界[2]
什么叫“共和深入人心”?这就是共和深入人心——不管干什么,先把共和的旗号打出去。在民初,“共和”两个字逐渐成为了一种天然的政治正确话语。大家或许无法准确把握共和的内涵,但问题是……
傻子也知道,“专制”、“帝制”肯定不是共和啊!
共和作为一个明面上的最大公约数,是不能轻易被撕破的。想否定这玩意需要的不仅仅是枪杆子,还需要一套更成熟的、能被各个利益集团所接受的新理念。我们经常说辛亥革命进行得不够彻底,激进的革命党人、莽撞的会党草莽、狡猾的前清官僚,这些人互相妥协、互相推让,最终联手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种情况下期待真正的民主共和能够建立,当然是不切实际的,而这也给了老袁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的机会。
民国肇始,百废待举,况以数千年专制一变而为共和,诚非旦夕所能为力。故欲收真正共和效果,以私见所及,非十年不为功。[3]
孙中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乐观的认为有了共和这层皮,剩下的可以缓缓图之;而老袁则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前清权臣,官场老手,他从上位之后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实在是太容易了,这让他觉得既然专制的“实”已经有了,那么这个共和“名”就不重要,不如索性撕掉——最后就为万夫所指,郁郁而终。这是他身为一个旧王朝官僚的悲哀,似乎也是一种命运的必然。
正所谓是一个人的命运啊,固然看个人努力,可也要看历史的大势啊……
清末民初的大多数底层人民未必懂得什么是共和,但是他们大多完全不信任清末政府,一有风吹草动,动辄就会流传“朝廷勾结洋人xxxx”又要来害我们了。
手机打字举几个例子
清末宣统年的人口普查,存在着大量的少报,漏报,统计失真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盛传朝廷勾结勾结洋人,要收集百姓数据做恶
安徽南陵。乡民认为政府将大家的生辰八字卖给洋人,供洋人筑造五百里长之铁马路,“每五尺长,即用一人顶桥梁”。游医王某信誓旦旦说自己从江苏过来,亲眼见已调查地区凡名册一送官,上册人就全家死光。名册或送去修铁路填枕木,或海塘打桩压入桩下,不拿回来,性命不保。于是围殴调查员,抢出底册。
江西丰城。百姓认为调查户口是官府灭门毒计,鸣锣聚众,在村旁挖一大洞将调查员活埋。有人甚至把调查为“征兵”再讹为“蒸兵”,说上册人都要受釜甑之苦。上高县调查员及仆从二名被活活打死。
云南昭通。传“国家拟抽收人税、树税、生男女税,故先查明人户总数”。距上海仅七八十里的浏河,乡民谓“调查户口不久将实行人口头税,遂群情惶恐”。
各地被官派充当调查员的乡绅、乡学莫名成了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最好的情况也是如常州武阳“不知调查为何事,一遇问年龄等,疑忌多端”,将调查员拒之门外,来个“就不告诉你”。
清末新政时期,地方为了办新式学堂而对百姓大肆摊派,很多民众怀疑官府勾结洋人,收钱为了盖教堂,因此产生了清末毁学风潮
1906年,河南永宁县在修理小学堂校舍之时,因为摊派捐款1000余两,被乡民们指为建造教堂而进城肆闹。
1905年,四川犍为县神拳教教民四处攻击教堂和教民。当他们进入县城打算捣毁教堂时,因官方事先已经严加防范未能如愿,于是便转而“指各场所办小学堂为洋学,肆意捣毁”,并将该学堂学董和师范生等人杀害。
1906年4月8日,贵州都匀府因官府举办初等小学堂收取学捐过重,苗民们苦不堪言,于是进城捣毁习艺所、大堂、二堂等处。
1907年,陕西华州因举办路捐,乡民们在各地遍发传单并于12月30日进城,“先至中学堂,将门窗器具概行焚毁,并沿路打毁厘局卡门牌”。
到了宣统年间,各地毁学终于演变成一场席卷全国的大风潮。其间以江苏、浙江、湖南、广东等地最为激烈。
现在有些公众号作者都理解不了当年的民众
清末保路运动,百姓集资就是为了不让清政府勾结外国出卖利权。所以主张铁路国有的盛宣怀被视为卖国贼
6月13日,四国借款合同传到成都,怒斥盛宣怀之声立即响彻蜀中大地。《蜀报》上登出《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为题的文章,痛骂“盛大臣卖国奴”。
既被朝廷训斥,又被盛宣怀无视的王人文也很愤怒:虽说他这个总督只是“护理”,是低级官员暂时代理高级职务,但好歹也是四川当下的最高长官,铁路收归国有这么大的事情盛宣怀事先不商量,事后不听劝,这下可好,事情闹大了。他仔细研究借款合同,发现内容涉及借款使用须由主借银行监督,须以厘税作抵,工程须聘用英德美各国一人,须由银行监督购用工料等条款,据此上奏朝廷,认为这是卖国条约,怒责盛宣怀误国丧权之罪。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内容实质上均涉及经济问题,是西方银行为保证贷款不受损失的惯有条件,不关国家主权问题,只不过当时的中国官员及一般民众却认为这就是卖国。
王人文以封疆大吏的身份奋起抗击,受到舆论高度赞扬。6月17日,人们聚集在岳府街的川汉铁路总公司,四川省咨议局副议长罗纶登台,向满场一揖,开口便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顿时满场号啕,连在场的警察也在哭。哭声长达二三十分钟。随后罗纶一拳砸在桌上,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台下同呼“赞成!”保路同志会就此成立,会长蒲殿俊,副会长罗纶。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发展得很快,成立不到二十天,登记的会员就有20多万人,遍布全川各地。
欧阳修指责王安石改革一大罪状就是与民争利,
横竖看这改革,哪里与民争利了?
哦,原来地主才是民啊
以前地方地主士绅可以通过科举参与到中央政治,新政开始后,地方设立咨议局,就是地方议会,那时通过选举选出议员和中央下派总督组成地方政府,权利可以说远超之前科举体制。以前熟读四书五经的地主们迅速就摸清玩法,开始搞议会制。
皇族内阁闹剧发生前,地方咨议局连续不断车轮战的要求清朝中央,开立资政院,而且就地方议会还有议会权利大小开始了热火朝天选择日本式君主立宪还是英国式君主立宪争论,革命党当时也是吃瓜子看戏。
皇族内阁闹剧发生后,地方咨议局就不配合了,尤其后来皇族内阁无视自太平天国战争以来,南北洋大臣下放权利,重新要中央集权的时候,尤其中央委派总督干涉地方资议局决定。
马上就闹出四川保路运动。
所以民主深入人心,换句话就是
中央休想把权力再从我这收回去
鲁迅就一写小说的,懂个毛的民主革命(不是。
如果民主共和没有深入人心,那么什么深入人心?君主帝制?既然君主帝制深入人心,怎么后来一个复辟成功的也没有?
人呐,更愿意相信他们所亲眼见到的,鲁迅也不例外。鲁迅是浙江光复会元老,辛亥革命他亲身经历的。鲁迅说,辛亥年挑落了衙门几块砖瓦以示革命,这个没错,江苏巡抚程德全就是这么干的。鲁迅说,革命党反清复明、穿着白盔白甲打着白幡为崇祯帝报仇,这个也没错,萍浏醴起义时有部分会党真这么干的,辛亥革命时他鲁迅所在的浙江革命党打着的旗帜就是法国国旗(滑稽。
辛亥革命并不是革命党力量发展到足以推翻清廷的程度才灭了清,而是清廷率先兜不住了烂摊子最后自我崩溃。如果慈禧放下成见,召回康梁,光绪继位,清廷撑到一战后一点问题也没有。甚至说,如果没有清廷先利用义和团、再借师助剿的骚操作,封建帝制仍然是深入人心的,不排除以后仍会有能成功称帝之人。
自古“皇权不下县”,地方乡绅代行政府职能,随着官僚系统腐朽、乡绅土地兼并,底层民众(农民、小工商业者)会自发地报团取暖,形成一个个会党教门,具有地方自治、行业保护性质,而这也成为清王朝最基层的部分,渗透进了清廷各个军队,从绿营湘军楚军到新建陆军,都有会党教门,将之渗透成筛子。这些会党教门虽然名义上“反清复明”,但绝大部分仍是“沉默的大多数”,服从地方官府,甚至很多与清廷、乡绅勾结起来再欺压贫民,正如当下许多工会一样。而这些会党教门信仰的是关二爷、弥勒佛、灶王神、马王爷,更信仰“玉皇大帝”,人间皇权思想在宗教信仰上的投射,皇权思想根深蒂固,名副其实的“四亿人民总保守”。当然,也有敢于反抗朝廷的,比如拜上帝会,你别笑,太平天国从组织形式到思想纲领仍未超出会党教门的范畴,只不过拜的这个上帝在鬼才洪秀全的修正下成为了统管东西方的昊天上帝,看,就是玉皇大帝改了改名字。在这种民风下,走向民主共和是不可能成功的。
然而这个问题很快就不是问题了。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进来的不止有鸦片、洋人,还有基督教会,他们崇拜的是一神教天主,而中国百姓推崇的是泛神论玉皇,思想上根本上对立;而教会因为是洋大人撑腰,官府也惧怕,乡绅地痞攀附其上,成为教民,欺压百姓,在利益上也对立。于是乎,基督教牧师神父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激烈的民间反抗,教案层出不穷,而清廷选择了拉偏架、息事宁人,这让信仰玉皇、推崇皇权的百姓们顿感手足无措,而矛盾最激烈的时刻便是义和团运动,起因还是因为教会教民拆了玉皇庙,建了教堂,激起百姓愤怒,清廷在剿灭不利的情况下,又利用义和团要挟洋人,最后反手又把义和团给卖了。
我们想维护清廷,但是清廷不维护我们。
我们想抵抗西方思想、坚持玉皇崇拜,但是清廷苟且于西什库教堂。
我们想拥护封建帝制,但是清廷坚决做洋人的狗、并借师助剿。。。
标志着太平天国理论失败的事件是天京变乱:
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
同样,标志着封建帝制破产的事件是义和团运动:
清廷灭玉皇,帝制必将亡。
庚子国耻后,南北会党教门纷纷聚集在革命党人之下,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之前孙中山也召集会党教门,但是数量极少,之后则是成片成片的会党教门加入进来,以省计算,包括被重创的义和团,也是革命党在北方运动起义的重要力量。一帮子皇权思想极为浓厚的底层民众,在民族主义的号召下,转化为了推翻帝制的主要动力。所以鲁迅所见的,白盔白甲,白衣白旗,打着白幡,反清复明,为崇祯复仇,这些奇异现象反映的并不是封建帝制思想根深蒂固,而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激化的产物。
如果取代清廷的是另一个封建王朝,那么底层百姓中已经破产的皇权崇拜思想也许会被重新构建,然而不是,取代清廷的是中华民国,是在宪法里公开宣称的“主权在于国民全体”的民主共和制。
一旦帝制常道破例一次,很容易就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破窗效应”,秦始皇统一中国才十几年,但是以后的历朝历代总会以此为先例;陈胜吴广起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后所有的民变起义都会以此为先河;成济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一枪捅死了魏帝曹髦,以后三百年间都不会有人再把天子当回事。
同样,推翻了帝制,你要有多大的声望功勋才能再次当上皇帝?拿破仑吗?很显然,没有人能做到。溥仪在日本人的强力扶持下才当上东北的伪帝,张勋率领几千辫子军复辟一个京城的“十二日天子”,袁世凯称帝,然而除了个别军头支持,无人响应,曾经皇权思想浓厚的会党们此时竟成为袁大头口中的“作乱民党”,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吗?
当然,你非要抬杠,我也可以杠精,毛时代依然有人“称帝”,毛时代结束后仍然有人“称帝”。
1、对于当时的老百姓而言,共和究竟是什么并不重要,但无论男女老少,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那就是共和意味着没有皇帝了,谁想当皇帝就是破坏共和;
2、所谓共和深入人心,主要讲的是大家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反对,有能力反对他们的,当然是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界、国民党和北洋军阀中高层,只要共和深入了他们的心,那称帝和复辟就搞不成;
3、至于共和的本质,别说当年,即便是现在,无论中外,你问问有几个底层老百姓知道什么是共和?
只要翻看史料,就会看到2个事实:
其实我们都不看国内的记载,看外国人的记载都可以。在晚清社会里生活着大量欧洲人,这些欧洲人出于各种目的来到中国,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设身处地地经过过辛亥革命,他们留有的记载也可以在侧面反应当时晚晴社会下民众对于晚晴朝廷的看法。
第一个人物是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乔治·莫理循,他在中国生活多年,曾经担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留有《莫理循书信集》,这本文献里面就记载了辛亥革命时期很多人对于清王朝的看法。
他在1911年10月7日辛亥革命爆发前的信中写到:
我遇到的任何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外籍同事,都私下告诉我他们希望革命成功,我的一个朋友同刚刚通过北京归国留学生考试的十二位毕业生聚餐,他们都是从英国、美国、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大家都为革命的成功祝酒。
武昌起义成功之后,在北方引发震动,10月27日,莫理循再次写到:
我在这里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赞成革命,甚至比较开明的低级满族官吏也反对他们的政府。
第二个人物是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记载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在1911年5月12日写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中说道:
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
4天后,他又写了一封信,里面说道:
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现在已经公开鼓吹革命,并且获得了普遍的同情,而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措施,却尽在瞎闹。
这些人欧洲人从旁观者的角度都看出来晚晴政府将要垮台,更何况是深处晚清政府统治下的亿万民众。
我们可以再看晚清政府的究竟盘剥民众到了何种地步。
清朝在嘉庆、道光时期的清朝财政收入仅为4000万两左右,在同治年间恢复为6000万两。在光绪时期清朝的国库收入基本维持在8000万两以上。此后甲午一战赔款2.3亿两白银,《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如此巨额的赔款和战争消耗,但是在1911年清朝的年度财政收入居然到达3亿两白银,这不奇怪吗?
晚晴政府并没有举行工业化,清朝依旧是一个农业国,就算有洋务运动和接受一些外国政策比如海关等措施,也不至于在赔了大量战争赔款之后收入能够从8000万两白银猛增到3亿两白银,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实现税收的快速增长?还不是加紧盘剥晚清统治下的芸芸众生,把百姓的身上的最后一点价值都要榨取出来。
光是看晚清政府种种增设的税收就令人咋舌,有粮银、盐税、茶税、糖税、鸦片税、印花税等税收,在晚晴实施新政后需要金钱的情况下,于是又增加了赔款捐、地捐、随粮捐、房捐、彩票捐、坐贾捐、糖酒油房捐、铺捐、纸税、果税、肉税、煤税等等税收,当时有一句话叫做:
其余各种杂税,省省不同,府府不同,县县不同,明目不下百数千。
根据《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的记载,在1910年9月1日,天津各行行商感慨道:
人之所需,无一物不捐
《赵尔巽全宗档案》记载,四川清理财政局的一位官员在给总督的汇报中说道:
民间除正课税契外,其日用所需,无论油、酒、肉、糖,负担已重,及下至竹木果实之微,春贴酒席之类,亦几于无物不税,无地不捐。
如此盘剥百姓,能让百姓对于晚晴政府有任何好感吗?或者说坐在紫禁城中天天开会的爱新觉罗皇室把底层民众当成人看了吗?深处其中的百姓真的能够忍受这种剥削吗?
首先我们抛开革命党人陆续发动的起义时间,光是清朝百姓的民变就已经遍地开花,按照《中国近代通史》的统计,在1906年到1911年之间,全国各类民变989次,一年平均发生近165次,远远超过1905年之前的数量。
至于这些民变为什么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叛乱,其中的原因很多,比如清政府的猛烈镇压,但是最为主要的原因是民众缺乏组织性,没有明确的政治需求,无法形成一个有着共同政治诉求的实体,而上层的士绅还对清王朝抱有幻想,故而与清朝政府联合。
更为恶劣的是晚清政府的政治定位问题。
甲午战争之后,光绪皇帝想要维新变法,结果被慈禧摧毁,此后又发生了八国联军侵华,在这次事件之中,清朝的军事力量不堪一击,列强都有瓜分中国的意思,只是由于列强的矛盾无法调和,最后维持了清政府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清政府就是列强在中国的利益代理人。
陈天华在《猛回头》中说过:
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我们分明是拒洋人,他不说我们与洋人做对,反说与现在的朝廷做对,要把我们当做谋反叛逆的杀了。
陈天华所说的话与英国人赫德持有的看法不谋而合,赫德作为英国人一直担任晚晴政府海关总税务司,无疑是列强在中国的“中国通”之一,一些公知对于赫德崇拜得不得了。但是赫德就曾经说过:
各国于支那问题,大率不外三策,一曰瓜分其土地,二曰变更其皇统,三曰扶植满洲政府。然变更皇统之策,无人足以当之,骤难施行。今日之计,惟有以瓜分为一定之目的,而其达此目的之妙计,则莫如扶植满洲政府,使其代我行令,压制其民。民有起而抗者,则不能得义兵排外之名,而可以叛上之名诛之。我因得安坐以收其实利,此即无形瓜分之手段也。
赫德政治之老辣可见一斑,而在实际上列强正是扶持清王朝做自己的代言人,以此获取在华利益,实际上这种做法也延续到了现代,美国、英国、法国就很喜欢在非洲地区扶持代理人,然后挖掘矿产获取利益,国家乱了就再扶持一个代理人,既可以免除直接统治的成本,又可以获取大量的政治利益,何乐而不为呢?
晚晴政府是一个政治定位极其失败的政府,虽然在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已经呈现灭亡的趋势,但是所幸的是内有李鸿章和曾国藩等汉族士绅效忠清王朝,外有列强扶持,得以熬过这段时光。
但是甲午战争之后,清王朝就朝着毁灭之路冲锋。为了守护利益,慈禧亲手掐灭光绪的维新运动,这使得保皇党彻底失望;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慈禧为了自保,抛弃一手扶持的义和团,这使得广大的农民对于晚清政府感到绝望;在1905年,慈禧弄出新政,随后抛出《 钦定宪法大纲 》和皇族内阁,立宪派再也不对清朝抱有乐观态度;的革命党自然是希望清王朝快速灭亡。
从事实上看,推翻清朝自然是所有人的想法,清朝的灭亡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件,只是差了一个导火索而已。
数据不可信,还有个原因,有关调查是什么调查?是哪个专业机构还是部门发布的?
数据来源有什么论文支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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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确诊过,所以不相信这个数据。
作为一个十大几年的老病号,来回复发,我已经过了有人为我发声就高兴的年代了。
因为他的目的未必是帮我,结果更是未必对我有益。
很多人说好多没去看过,那这9000万数据是咋来的。如果按照某个比例,这个数字岂不是应该更大?
我认识我们好几个医院的心理科大夫,门庭冷落,如果像这数据统计的,岂不是每天应该门庭若市?
我从来没有那种自己抑郁,全世界都有问题的观点。
有抑郁症治疗就好了。没必要总是呼吁和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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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数据有问题,我们单位大概有一千多人,我几乎都认识的。加上社会交往,加入了几个心理咨询的圈子,我身边确诊的人数不足五人。
我所在的四线城市,大概有四百多万人。但身边接触到的抑郁症患者很少。在心理学圈子里已经包含了很多有点问题,有的确诊,有的没有确诊的人。所以不知道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
按照统计,十几分之一的抑郁症。。。这个就很神奇。。。感觉有点哗众取宠。。。。这个周刊,你是认真的么?
因为这个数据感觉明显失真,所以也不知道该说啥。
不过抑郁症的诊断总觉得还是比较随意的,国内的心理学圈子也比较杂乱。之前有一次坐网约车,司机正好是我们这医院心理科的大夫,聊了一会儿,嗯,挺不专业的,开车的过程中,和媳妇吵了一路。。。。
倒不是因为他的斜杠职业,而是确实感觉不对路。
总体几年求医的经历,感觉除了精神病院没去过,其他的感觉都就那么回事。当然这方面和我所在的地区医疗水平有关。。
根据世卫组织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的平均寿命是78.5岁,是唯一平均寿命不足80岁的发达国家。比如德国平均寿命81岁,英国平均寿命81.43岁,韩国平均寿命82.66岁,加拿大平均寿命82.81岁,澳大利亚平均寿命82.9岁,法国平均寿命82.95岁,日本平均寿命84.17岁。为什么会这样呢?
1.垃圾食品摄入量大。
美国的垃圾食品大家都知道,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因此许多美国人就每天以汉堡薯条炸鸡作为一日三餐,餐后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这就是英文单词couch potato的由来。
当然有人问了,难道加拿大澳大利亚人不吃垃圾食品吗?可他们的平均寿命也比美国长好几岁啊?
那就要说到另一件事。
2.贫富差距大。
下图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美国的基尼系数是发达国家里最高的,意味着美国的贫富差距是发达国家里最大的。
这和之前的问题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那些吃垃圾食品躺沙发上看电视的人主要都是低收入人群,中产阶级和富人是非常注意养生的。
美国的贫富差距远大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所以美国低收入人群占比远高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所以美国吃垃圾食品躺沙发上看电视的人群占比也远高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3.肥胖率高
由于前面提到的两个因素,美国的肥胖率高居世界第一。如下图所示。相信去过美国的人都能在街上看到许多胖子。
这些就是美国平均寿命比其他发达国家短的原因。
识字率
明代:
明朝对社学的入学年龄规定:“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即15岁以下的孩子都可参加,入学时也不需要考试,招生数额也没有限制,凡是愿意读书的,都可以来参加。
《明史·杨继宗传》中记载了这么一句话,即:“成化初,用王翱荐,擢嘉兴知府.......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
明代小说出版业繁荣,有大量的人购买这种休闲通俗读物。
传教士记载:利玛窦等合法传教士的著作,他们不约而同地记载道:他们惊讶地发现明国老百姓识字率很高(而那个时候他们使用二十多个拉丁字母的西班牙葡萄牙母国的识字率可能还不如用几千个汉字的大明),并且把识字率高的原因归功于两点:1.中国人特别注重文化教育2.中国各地方言差异大,要互相理解必须靠文字作为桥梁。
清当局: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
第二,不得立盟结社;
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第四,大兴文字狱
第五,篡改历史文献
第六,禁毁和篡改汉语著作
通过以上手段,经过两百年黑暗统治中国人识字率终于达到历史最低的 1% (清当局学部在1909年的统计,当时中国人的识字率不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