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冰箱和冷链运输的古代,猪肉只可能是个本地产、本地卖的食材。这样一来,因为各地饮食习惯和养殖条件的不同,价格就可能出现很大的差异。再说,古代也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国家储备粮、储备肉体系,在今天看来并不算大的自然灾害,就有可能导致一个地区的粮价出现暴涨。对于搞经济史研究的人来说,想要搞清楚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真实物价,不坐上一年半载的冷板凳,看上几百万字的史料,是拿不出让人信服的数据的。
而要想拿猪肉价格来比较生活水平,最起码也应该拿同一地区的物价水平来对比。你拿明清两朝北京地区的肉价来对比,或许还能说明一点问题,但你拿明朝的北京跟清朝的湖南来对比,根据肉价不同得出结论,说清朝人生活质量下降,是一点价值也没有的。
何况,既然你拿苏东坡举例子,总该知道苏东坡的那句“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吧?莫非说,宋朝时候,就连泥土的价格也已经涨到120文一斤了?那样宋朝光靠着卖土也能发财吧。
宋朝到清朝,跨度将近一千年,铜的生产量、铜的进口量、铜价、铸币量、铸币成色、铜钱占流通货币的比重这些数据都可能有巨大变化。
市民阶层的收入是非常难以考证的问题,猪肉价格很不稳定,难以作为一般等价物,即便是被当时的人们当成一般等价物的粮食,价格也经常波动幅度很大。
就算是同一个朝代,也跨度几百年,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物价可能天差地远。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使用的一般等价物也不见得相同。白银、铜钱、大米这些硬通货的价值,尚且随着时间、地域的变化大幅变动,何况猪肉。这个村和那个村的肉价差别都可能很大,今天杀的猪和昨天杀的猪价钱也不一样。
只通过题主列出的这几个数据,没法得出什么结论。这个问题太大了,一本书都不见得说得明白。
明朝276年,清朝268年,两个接近三百年的王朝,拿着两个肉价就能比较生活水平,那恕我直言,你想要什么样的结论我都可以给你。
不就是猪肉么?来,我给你论证一个大萌费拉不堪,大清天下无敌。
据《明会典》的《洪武计赃时估》,洪武年间一头猪的价格是1两白银。
崇祯十六年陕西华州有人将当时物价若干种刻在一座小庙墙上的石上,当时猪肉一斤要卖(白银)一钱八分(两百文左右)。
据《虞初新志》卷之一九《讱庵偶笔》,康熙十二年上海四百文钱便能买一头猪。
所以,大萌真心费拉不堪,大清真心天下无敌!
*物价虽然不同,没有可比性。
但是清人的生活质量确实普遍低于明朝。
借用一下李梦阳的图,本文没有提及白银价格问题,有眼疾的可以去医院看一看。
第一上图标出来了明朝万历初年人口,为1.2亿,并没有拿最低人口比较。
明代万历初年人均土地5.5亩粮田,平均每户粮农耕种6.8亩,平均粮食286公斤。
是不是普遍没有有下过田?一个家庭连6.8亩土地都耕种不过来?
现代人均土地1.1亩粮田平均粮食479公斤。
清朝每个粮农的人均拥有量低于明朝农民,且不断下降,而且清代田赋远远高于明朝,不懂得可以看看 @临溪主人 关于清朝田赋的回答,清朝田赋在中后期相当于明朝的三倍。
所以就农民生活而言,明朝在万历初年的生活高于清朝,而且清朝农民生活在不断的下滑。
明代中等农户的收入折银在40两左右。
戴逸《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的数据:乾隆时期的中等农户,年收入约32两银子。
清代每个农民的收入下降了8两,某些人嘴里的通货膨胀解决不了农民普遍收入下降的问题,这里你们得抛出通缩。
在不断下降的生活质量不会立刻使得农民造反,因为农民们只有还能活着就不会去反抗,但是只要发生一点点动乱就会击垮清朝的百姓,而人均粮食的下滑加重了这一现象,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乾隆中期以后农民造反频率激增。
第二气温对于清朝的影响。
1630年到1700年农业亩均产量出现相较于温期产量锐减的的趋势。
说明了此时的农业生产十分糟糕,在加上清军入关的残暴的屠杀行为和为了战胜南明三藩而不断的加征粮饷,大家最好不要对农民的生活质量有什么期望。
毕竟清初农民起义一点不少。
在1680年以后气温开始逐渐上升进入了一个升温期,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逐渐从有害转为有利。
这时候的农民相较于早期要安稳许多,内地暂时没有战事,社会迈入正规。
第三我们可以看出另外一些端倪。
这里是理想化的模型,只考虑了全部农民生产粮食的特定情况,但是明清农民肯定不会全部种植粮食,他们会种植甘蔗,棉花等经济作物的。
清朝在每个农民都种植粮食的理想模型下向社会输出的粮食要低于明朝,而且约往后约低。
导致了社会经济的逐渐落后,因为粮食不足必然导致减少种植经济作物,而没有原料各地的制糖织布等产业会受到影响,间接影响了城市规模。
这也侧面印证了关于清代城市化的研究,因为清代的城市化比例一直都是下降趋势,由农业效率下滑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在清朝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清中期出现了一定恢复,但是自清中期以后,清朝城市人口比例占全国人口比例开始连年下滑,而农业生产的效率下降正是根本因素。
1.地域根本不统一,没有比较价值
2.明代铸钱量极为低下。明代13文>清代40文的陈平不等式在当时是成立的:能在明太宗年间拿出14枚永乐通宝,绝对比在康熙朝拿40枚康熙通宝困难,甚至比拿14枚墨西哥鹰洋都难
3.宋代钱币混乱。四川用的是铁钱,禁止铜钱。而东京又只用铜钱,禁用铁钱。同时还有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宝钞的干扰
对评论区写作文的说一句:大白话的论文都看不懂的或者不想去看的,我是没兴趣跟你辩的,请先学好中文。还有张嘴数据不可信的,笑死人。这篇文章在中国经济史论坛上就有…自己去找,先看看书…
……原文…………
拿猪肉没什么好比较的,宋人好吃羊肉,因此羊肉贵而猪便宜,猪肉富贵人家不屑吃,宋朝的猪肉价格怕是最便宜的。实际上明清才开始流行吃猪。拿铜钱比较也颇有点无厘头,因为宋明清一文钱的购买力是不同的。
明清生活水平对比,实际上已经有学者做过一点比较。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作者郭松义 这篇文章。
对于不喜欢看论文或者看不懂论文的人,我转贴论文中几个结论性的表格。
第一张图表明,清代粮食的产量超过明朝,论文里也讲了平均亩产也超过明朝,主要原因是清代增加了复种。但是,每个粮农平均产粮数反而是下降的。
第二张图,每个劳动力可养活的人口也是持续下降。
第三张图,清对比明朝,农民生活水平确实是不断下降。
再引用该论文结论,作者探究了一点农业模式的缺陷。我以前有两篇回答也略讲过一点中国历史上农业模式的缺陷,甚至以我的观点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农业将大量人口束缚在土地上,貌似高亩产高产量的数据下面是非常低的人均产出,因此才不能产生资本主义。
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在粮食生产上,由明及清,明末比明初有提高,清代又超过明代,说明农业是有进步的。但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看,就显得不那么乐观了。它自清乾隆初达到最高点,以后便不断滑落,至清末,连平均亩产也下降了,从而呈现出中国传统农业后劲不足的一面。美国黄宗智教授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过密型变化”。就是说:因人口压力加大,农民为在有限的土地上得到更多的收益,不惜采取增加单位劳动时间的办法,从而造成劳动生产率下降、边际报酬递减[83]。黄宗智教授的观点无疑是值得重视的,但也没有理由悲观.正如吴承明教授在《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一文中指出的:小农经济是精打细算的经济,它不浪费资本,也不会浪费劳动力。农民不会在自己的田场上“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或去搞什么“人海战术”。以为人口压力会迫使农民将剩余劳动力无限投入土地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又说:在晚清,即令粮食亩产有所下降,亦不等于总产也一定下降了,因为耕地仍在增加,农业耕作方法仍有改进,农业技术投入也有所进展[84]。就以我们匡算的各时期粮食产量为例,晚清的总产略低于嘉庆中期,却比晚明和清乾隆中晚期增加了,或大有增加。正是如此,使得中国的粮食生产在明后期养活了1亿多人口,至清中期,人口增加到2亿、3亿、接近4亿仍能维持。进入清晚期乃至民国时,人口达到4亿多、5亿多,在全国也没有因为粮食问题而闹出危机。纵观中国历史,农业生产与社会治乱一样,不是平直延伸的,有曲折,也有停滞倒退,然整体而言,它总是前进的。清代中期后劳动生产率下滑和后来亩产量的降低,不过是农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波折,究其原因,有的已超出了农业本身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初农业的进步和80年代的跃进,便是证明。
清初之后人民生活水平确实持续下降
但仅从肉价并不能体现。
物价提升的一大原因是海外流入了大量白银。明朝就因白银流入使得粮价上涨(同时金银比从1:4变成1:10)
而清朝平民生活水平下降主因是人口激增导致人均粮食产量下降。以及制造业的不进反退。
由于 @冥太祖猪猿蟑 的答案无法回复,发此答案。
粗略换算了一下。
1940年法币对美元汇率约为六比一,又据说1940年1美元相当于2020年的55美元,所以2角法币换算为今日美元,55÷6×0.2≈1.83美元。
又已知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约为6.5元对1美元,所以12元人民币约合1.85美元。
2021年上海猪肉价格实与1940年的上海猪肉价格并无显著差距。
我也不知道这算是乳谁,算错了就是乳我罢。
1888年,英国牛肉每磅7便士(£0.0643/kg)。
2021年,英国牛肉 £11.5/kg
所以?
一杭州八旗
1强占民房
清廷下令旗人圈占城内百姓的住宅为驻防营,驻防官员于是选择了城内自钱塘门至涌金门这个居民十分稠密的城区作为营址。据《康熙仁和县志》载:"此方之民,扶老携幼,担囊负签,或播迁郭外,或转徒他乡,而所圈之屋,垂二十年输粮纳税如故。
当地百姓被强行驱逐,对满人不满者极多。
1662年旗营官员再次准备以扩展驻防城来安置一些新调来的人员,杭州百姓闻讯极为恐慌。为了保住他们的房产,驻防城附近的绅民向地方官乞求允许其出资在旗营内为新来者建造房屋。时任巡抚的朱昌柞与旗营官员商讨后同意了这一请求。
2满汉互殴
第一次发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杭州城因驻防旗人在茶叶店与人口角,纠众滋事,殴伤近二十人,于是市人汹汹,自鼓楼至盐桥皆罢市最后赖仁和、钱塘两县令出为调停,乃始开市。直到乾隆年间,这样的兵民冲突仍然屡屡发生。
在乾隆十六年(1751)六月十九日,乾隆皇帝谕军机大臣等云:
朕闻杭州兵丁,因角口细故,与民人斗殴报复,抢夺铺户,竟至罢市。……杭城省会重地,有将军巡抚弹压,何至兵民互殴?如果有罢市情形,则兵民中必有棍徒为之渠魁,理应严加惩创。
杭州驻防八旗确实令杭州人生厌,仗着自己特权,在杭州城内胡作非为, 从1695年一直到1861年双方冲突不断,常年互殴,水火不容。
3放高利贷,侵占民田,开养蚕厂
“营债”指的是一种要求借款人以房产和家人做抵押的高利贷。旗人之所以有能力放债是因为清初他们在财政上颇为宽裕。
他们通过被称作“营线”的本地捐客把手中的银钱向杭州的升斗小民发放高利贷。迅速增长的利息常常使借款者无力偿还,旗人就乘机夺取他们的房产和妻儿,或迫使借款人投身旗营为奴。这种令人家破人亡的高利贷自然便杭城百姓极为反感。1682年,营债问题引起城北武林门附近的商民罢市抗议。而当一位目击此事的地方官逮捕了几个营线以平息众怒时,数十名旗人对他进行围攻并捣毁了他的轿子。
清末一位将军奏请朝廷取消春季演炮。有意思的是,他所提出的理由是演炮的噪音会震动地脉,并因此对杭州附近地区的农业和重要的养蚕业造成不利影响,而养蚕厂正是他的产业。
4成为地主
杭州八旗在18世纪初旗营马匹总数在一万以上,朝廷为此划分了大量土地作为马场。而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马匹缩减至仅剩300多,这些空余的土地被八旗兵丁们出租给汉人种地,做起了地主老爷的美梦。
5结局
太平军第一次围城,旗营尽出所有之兵掠取民间,不分大小店铺、贫富居民之家,无物不要,口称非吾等打败发匪,尔等身家性命安得存全?如是者兵民抢夺约有十日。
杭州八旗最后被太平军和当地百姓一起杀绝,只留下46人。
第二荆州八旗
荆州八旗也放贷,也侵占民田,这些在下文中就不细说了,他们最出名的是聚众械斗。
1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闰五月初五日,“荆州驻防旗人与汉城铺户,先因观划龙舟,争强互殴,频年结怨未释,以致本年闰五月初五日,有满洲营旗人纠众绕进汉城,专寻咸宁武昌二县铺民滋闹,将民人殴伤二十余人之多,且有因伤毙命之人。复拆毁铺面,弃掷货物,并将咸武客民会馆放火烧毁,不法已极。”
荆州八旗骄横惯了,竟然直接入城殴打平民,打伤二十余人,在城内直接纵火。
道光帝于七月接到报告后,一面令湖广总督裕泰等对已经拿获人犯严加审办,一面发谕旨荆州驻防将军的恒通:“驻防旗人因观划龙舟小忿,辄行纠殴,折毁铺面,并有伤毙人命,焚烧会馆之事。现经该督等咨拿惩办。驻防旗人系该将军等专辖,此次纠殴焚毁,不得诿为不知,何以两月之久,并不据实奏闻,著恒通等明白回奏。”
后被汉人大臣上奏于道光帝,责问这些旗人没有受到处罚。
恒通只能支吾其词:“当时未经获拿滋事人犯,无凭审办,是以未即具奏。”道光帝在他的奏折上批道:“甚属糊涂无能。”这个恒通并不真的糊涂,随后,他上奏向道光帝说明:“咸武民人,素称刁悍,旗人常被欺侮,往往寻衅争殴”,并请求道光帝命令裕泰,“提同案内旗、民各犯,隔别严讯。将起衅根由确切查明,秉公据实办理,务得其平,不可稍有偏袒,意存消弭。”
这个满人将军居然说民风彪悍,平民常常欺辱八旗,滑天下之大稽。
最后调查结果为
二十六年闰五月初五日,东门外城河戏划龙舟,旗、民各往观看。有旗人特瑞在岸喝彩,咸武人斥以多事。
旗人恼火,将咸武人铺户打坏六十一家。初六日,又有旗人代昌复纠集吉亮等至汉城及城外草市地方,将咸武人铺户打坏八十八家。两次凶伤贸民二十余人。迨路过武昌会馆,吉亮触起平日至会馆看戏,每受欺侮嫌隙,纠允代昌等,将会馆烧毁。
是日,旗人已革武生长元等,因向有咸武人赁居旗人房屋,意欲一概驱逐,致将咸武人张在中刃伤身死。
最后杀人者被处死,其余数十人被流放到了新疆。
但是荆州八旗的作恶史还没有结束。
2光绪十八年(1892年)正月,荆州又发生一起重大旗、民斗殴致伤人命事件,综合各种资料,其简单经过是这样:
“荆州东门外草市地方泰山庙,于正月二十五日演戏酬神,旗丁小祸等欲上台看戏,当有管台之庞家顺拦阻,旗丁夺梯上台,愈上愈多,将庞家顺殴打摔至台下,庞家顺惨呼救命,以致激成众怒,与旗丁互相斗殴。”旗兵“回城邀约数百人,执持刀枪重往草市报复。先后致毙民人王大福、郭光焕二命。”“正月二十六、七等日,满营兵丁复札东门外,见有草市人进城卖货,将货掀弃,举械朋殴,连日殴伤无干之民人杨开甲等十三名。东门为东乡买卖要道,难以进城。二月初八、十六等日,又迭据呈报岳州府客民孙凤翔、曾科选、刘怡上及草市民人周廷喜等进城,均被旗丁无故殴打,将周廷喜殴伤,旗、民尚未相安。”事发当晚,荆州府属官员准备将旗丁验伤立案,旗营协领宝俊不同意,并于次日请理事同知联兴到满城验看,查报受伤旗丁达四十七人之多。宝俊等人向驻防将军报告说:“本日草市泰山庙演戏,旗丁间有看戏者,午未时分忽见台上口角纷争,不料本村地痞程大、程二、邱大、邱二、邱三、郭三、郭四等二十余名趁此鸣锣聚众,各执铁尺、叉棍、扁担、尖刀将城内男妇老幼等逞凶殴打,抢夺衣物”。
此次斗殴的规模是很大的,将军对旗丁的包庇及旗丁豪横是很明显的。但各方报告互相歧异,“所禀情形与县禀旗丁殴人肇衅激成众怒情节大相悬殊”,经反复查证,到四月初,清廷根据祥亨的报告,下令了结案件:“光绪十八年四月丙申:荆州将军祥亨等奏,旗民互殴身死,左司协领宝俊等办事疏忽。得旨:宝俊等著交部分别议处。”将军已先行上奏,占得先机,张之洞以著名封疆大吏,亦无可如何。
3上一次旗人得逞后气焰愈发嚣张。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二月,荆州城外又发生一起较大规模的旗、民斗殴事件。事件的起因也不复杂,几名旗兵在小北门外,因喝酒不付账与当地民人发生争执,旗丁回到满城邀集多人,持枪械斗殴。事发后,又不服地方官员弹压,将理事同知及江陵县令打伤。与前述事件相同的是,驻防将军祥亨与总督张之洞分别向朝中报告此事,但二人所奏情节差异甚大。祥亨报告说“旗丁受伤甚重”,而张之洞则说:“有旗民不服查验,入署殴官”。
然而此案又是久拖不决,最后不了了之。
这些只是较大规模惊动上层的斗殴事件,小规模斗殴只会更多。
后面由于荆州八旗欺人太甚,辛亥革命时,汉人以666为验几乎将八旗杀绝。
三太原八旗
以抢劫闻名。
太原城内有皇城,旗兵所驻也。器械呰窳,旗兵年久长,养子孙,与居民无异。然恃势自为风气,汉人有肩挑小贸易至者,往往为所陵,汉民久嫉恨之。至是变兵攻入,惨加杀戮焉。
他们把附近走街串巷的商贩哄骗到满城中,然后找借口将货物一抢而空。而来钱最顺手的路子是给盗匪当“保护伞”,因为地方官没有权限搜查“满城”。所以提供庇护,坐地分赃就成了不少旗兵的生财之道。太原知府张集馨在向皇帝的奏章中就称,太原城驻防的八旗军“兵丁剽悍,窝盗为匪,肆无忌惮”。普通市民则把八旗兵居住的满城称为“梁山泊”。地方官对八旗兵的违法行为,根本不敢过问。对待这种潜规则的“特权”,普通百姓则是恨意十足。
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大员张集馨的日记里对太原八旗兵暴行记载极多。
九月初,几个旗兵在深夜宵禁之后强闯大街栅栏,守卫栅栏的更役不肯放行,旗兵就用砖头将更役打得头破血流。
更役被打的第二天,阳曲县县令李廷扬和太原府理事通判(知府佐官,负责一府的司法事务)麟耀会审此案,麟耀包庇八旗兵,反而将责任推给被打伤的更役,并且将更役处以杖刑来讨好八旗兵。李知县心中愤愤不平,但不敢和麟耀抗争,从此八旗兵更加横行无忌。
九月十八日,李知县巡夜,只带着一个年幼的仆人微服私行。经过一间旅店门口,看见店内有火光,就让仆人进去盘查。这时,旅店里突然冲出几个八旗兵,将李知县团团围住拳打脚踢。李知县大叫:“你们干什么?我是阳曲县知县。”八旗兵假装没有听见,仍然抓着李知县不放,反而大声呼叫:“这两个人欲闯进店中强奸妇女。”竟企图将李知县扣押起来。幸好县衙门的衙役得到消息后赶来相救,李知县才得以逃脱。
第二天,太原守尉四恒通秉承藩司和桌司的意思来调解此事,八旗兵也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李县令知道八旗兵一向骄悍,也不敢继续追究。通判麟耀曾公开在官厅里说:“当年巡抚鄂顺安大人被八旗兵辱骂,也没有追究。太原知府珠澜大人的轿子被八旗兵当街砸了,珠澜告到“两司衙门,也不过让八旗兵道了个歉而已。”我听了深感震惊:骄兵悍将如此横行,大祸不远了。
太原县有一个大盗叫根寅儿,在县城里抢劫当铺,并且用刀砍伤了店主,被通缉捉拿。有一个叫文英阿的马甲(指清朝八旗骁骑营的士兵)在太原城里开设了一家旅馆,很多宵小之徒就躲在里面--就是李知县被殴打的地方。根寅儿和文英阿一向交好,还有骁骑校尉长庆、马甲伍奴儿、武隆阿等人,一起合伙分赃,也不是一天两天。
四西安八旗
雍正七年,陕西省驻防兵,“自藏回陕之八旗兵丁四百名,仍有沿途骚扰居民之事,经抚臣宪德两次參奏,共一百三十余件”
辛亥革命时被秦陇复汉军杀绝。
五青州八旗
六镇江八旗
七南京八旗
《明季南略》记载,建奴入城,分通济门起,以大中桥北河为界,东为兵房,居八旗兵,驰骑四占,驱百姓迁移,不许搬运物件,提男抱女,哀号满路。南京满城驻扎四到五千八旗兵,连同家眷共有三万人左右,南京的满城面积约占南京城面积的百分之二十。满城内的满人趾高气昂,满城也是城内的最高级住宅区,汉人严禁入内,事实上同元朝治下也无甚区别。鲁迅曾在南京水师学堂上学,路过南京满城时,还曾经被满人孩子投石辱骂,当时已是清末,可见满人对汉人的歧视。
八绥远八旗
九德州八旗
十潼关八旗
十一福州八旗
装死后逃往南洋谋生。
福州将军朴寿命令旗营各户准备洋油石灰,如遇进攻则妇孺集体自焚。
湘军起义攻打满城福州满城闽浙总督松寿自杀,福州将军朴寿投降后被杀,死亡官佐共15人,满人畏死,不肯自焚,福州光复。
十二广州八旗
广州八旗最出名的就是在满城内畜养鸡鸭,成为当时最大的农贸市场。
广州八旗每年秋季,例有瘦狗岭实弹射击之举。此事表面,则为演习武备,内容实则假公济私,虚报开销,得帑分肥。原因是将军都统都系带兵官,除了俸给之外,并无其它收入,故此妙想天开,借每年秋季检阅八旗为名,虚报路程极远,开支巨额公帑,中饱私囊。其作弊的办法,在申报之中故为安排路程之远,由将军衙门起行,所经的路线,从惠爱四约 (起今中山五路),过清风桥,其间虚报为若干里数,由清风桥到小马站,其间虚报若干里数,由小马站到大马站,大马站到明月桥,其间各虚报为若干的里数,方才到达大东门,再由大东门到东郊,由东郊而至瘦狗岭,其间又共分若干站,每站又各虚报为若干里数,诡诈安排到十分遥远,令人观之,的确走到人困马乏,清廷办事,素来糊涂,据报即信以为实,照准开支。于是此辈遂得领款分肥,其计售矣。闻之故老传说,每年秋季射击,虚报开支的事,外而将军都统,内而经手部员,彼此串通一气,所以从来并无批驳,安然得帑分肥。
而汉军旗分润不到这笔清政府的巨额公款,只能兼营副业,俾资维持,大如商店,小如肩挑摊贩,均有经营。商业方面,最多的为买卖旧傢俬和旧屏门窗扇木器等类,昔日之西门直街右都前一带(今中山六路),此项商店,几于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其他经营小食和水果以及鱼菜摊 贩,更触目皆是。就中食品,如百灵街、药王庙前的咸脆花生,惠爱二约金刚庵前的汤豆腐角,光孝寺的油炸云吞,以及一般的咸糕油条等等,均属调制得宜,价廉味美,为本地人所喜食的东西。更有规模较大,获利其厚的一种商业,则为酱园。因为旗人向有公家发给军盐,已属供过于求,更兼时有违法所得的私盐,两者剩余,积存不少,于是拏来大开酱园,其营业的规模,大小不一,成本既轻,收益自厚。昔日最著名之酱园,为森森斋、致美斋、六和栈等号,直至今天,致美斋仍巍然尚存,生意蓬勃,为本市数一数二的有名大酱园。至于工业方面,男子多制作妇女伴髻所用的纸花,商品需用的纸盒,和纸盒原料的纸朴,及一般人爱玩的毽子,每年元宵节及中秋节,花灯满街,工艺精美,多是旗人出品。妇女方面,家家厅上,横陈木架,整天刺绣,夜以继日,所绣的是用金线和绒线两种,绣成山水人物,亭台楼阁,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式式具备,并皆佳妙,为旗人妇女特具之长,所绣之品,供应剧场上需用的各种服装。
惟满旗习于安逸,不任劳作,经营副业的颇不多见,大多数只是把军盐军粮倒卖一二,放高利贷,当然他们也有经商的,只是比起汉军旗来说要少。
乾隆中期,八旗子弟刘守庵霸占了高第街金家的地产,在广州文德路开设了“致美斋酱园”(中国四大酱园之一),直到抗战后,金家人才拿回来。与此同时,八旗子弟余、张、黄氏也先后开设了“森森斋酱园”、“安盛隆酱园”、“六和栈酱园”。
雍正朝,广东驻防八旗兵丁集体打抢平籴厂,把数万石粮食洗劫一空。
1841年,天地会三元里起义抗英,广州八旗出兵整压被天地会重创。
著名的贪官琦善就是在这里发家致富的,负责查抄的吏部尚书、步军统领奕经等人奏称:
奴才等查抄琦善家产,前经奴才等将查出金锭、金条、金叶约重五千余两(约合5万两),元宝七百八十一个(合39000两),散碎银锞锭二万六千五百余两大概情形,具奏在案。今复连日详细抄检,又续行查出金锭、金条、金叶约重二千两(约和2万两),元宝六百十七个(合30850两),散碎锞锭银二万余两。
后据道光帝面谕,负责将琦善没官财产生息以充兵饷的军机大臣穆彰阿奏称:
琦善入官元宝银一千四百三十八个,散碎银四万六千九百二十两二十一两琦善入官地亩,现据内务府按契核计,共地二百五十二顷十七亩零(也就是25217亩),以地方官征租差地核计,每年可收租银二千余两。又琦善入官铺面房间,内务府现已兑明,每月约得房租银九百六吊二百二十八文、银五十一两。
琦善总家产约合30万两,外有25217亩地,还有数十间铺子,都是其贪污腐败,侵占田地得来。
十三成都八旗
成都驻防八旗以贪腐闻名于世。
康熙六十年,留旗兵1600名、步兵400名、军官74名、匠役96名,在成都正式设立驻防八旗,由副都统法喇管辖。
八旗官兵居住在少城内。后来,旗兵眷属陆续来到成都。移眷工作直到乾隆初年才全部完成,八旗官兵及眷属共计5000余人。
到光绪三十年,成都当地八旗已经达到21760人。
咸丰年间,成都将军崇实以聚敛钱财闻名,一年任期所捞银子,不下二三百万。成都将军吴棠到任后收下属贿赂不下十余万金。
满族官僚贵族豪华奢侈,利用拖延克扣粮饷、开当铺、放高利贷等手段剥削汉人,或者贪污、霸占桑园、地产等手段聚敛财富,形成少数半官半绅、半官半商阶层。
光绪时,有的满族官僚已拥有田产千亩。在道光以前,旗民们生活比较稳定。同治以后,满族人口增加,但兵额未获增加。部分旗民因无法生活而典当衣物,有的旗民每日买“升升”“把把柴”,吃“对时饭”过日子,生活日益恶化。
光绪三十三年,在“裁旗停饷”消息的刺激下,数千名旗民围哄将军衙门,用砖石瓦块掷击衙门的门窗和官员。
这群寄生在成都的蛀虫,没有粮饷只能挖野菜充饥,算是得到了报应。
1915年,护国运动爆发,护国军由云南入川。
八旗军投靠袁世凯,成为旗兵。
而驻守当地的袁世凯部下王芳,以为护国军来袭,遂下令炮兵开火。慌乱之中,炮兵将炮弹射入旗军队伍,顿时大乱。至天明,3000旗兵所剩无几。
十四开封八旗
十五北京八旗
这个是重量级,八旗兵们潜入圆明园偷盗宝物,贩卖出国。
清政府驻守西郊的八旗兵是洗劫圆明园的凶手之一。据王威所著《圆明园》一书记载:“城外的驻军与恶霸们活动得更凶,他们乘机大肆洗劫西郊各园的陈设,圆明园也不例外。他们将殿座亭榭及宫门和铜狮等一齐拆下来出卖,连砖瓦、石料都不肯放过。”
外国军队撤离时,京城暂时处于无政府状态,驻守西郊的散兵游勇、太监以及恶霸蜂拥闯进圆明园,再次劫掠院内陈设,大肆拆毁园内的殿堂、亭榭,盗运园内的砖瓦、木料等。其最甚者为本地土著的各旗营,曾经调驻城内,此时却都逃出城来。他们手中操着斜五排快枪,回到家中化兵为匪,自由结合,聚众大拆圆明园宫殿、砍伐树木。只一个月时间,整个圆明园内的树木及原来残存之建筑荡然无存。圆明园的西路毁于精捷营,北路毁于河北黄营,长春园毁于白旗大小营,其拆园最烈者为镶白旗小营与精捷营的八大恶棍首领。
1860年10月14日镶白旗小营率60名旗民,将“海岳开襟”全部占领,撬开大量陈设箱子,将珠宝奇珍一夜抢光。硬木桌椅一类的笨重之物,又抢运了三昼夜。最后将殿宇柱子锯断,用马车运走可使用的木材,砍掉园内巨大的松树和柏树来卖钱。
著名国宝,唐代传世的名画《捣练图》就是北京八旗子弟卖给一位日本人冈苍天心的。
十六宁夏八旗
十七乍浦八旗
十八凉州八旗
十九兰州八旗
二十满清让旗兵在政治、法律上的优厚待遇,人为地造成民族间的隔阂,旗人当官的几率远远高于汉人,也使旗人欺凌汉人合法化,汉人见到普通旗兵也要称“千爷”。
这种矛盾是由于驻防八旗的军队性质所决定的。清设驻防的目的,是将其作为一支国家的常备军,实施对广阔国土的控制,尤其是对广大汉族民众反抗斗争的控制。“故国家驻防之兵,最为良制。尽选虎贲劲旅,屯戍四方,督其操练,严其律令,使四方稍有不靖,自可驱除,不须远方调拨以误时日。”
在法律的惩处条例上,满汉亦有区别。清代,旗民不交产、不通婚、不同刑,严格地保持着旗、民界限。按制:“凡旗人犯罪,苔杖各照数鞭责,军徒免发遣,分别枷号”。旗、民犯同样的法,旗人可以减刑、换刑。此种旗民差别待遇政策,一定程度上掩盖旗人内部的阶级对立,形成了旗人心理上的优势,“汉人见了旗人,总要让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