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没有一听就让人落泪的话？ 第1页

“我们打扫战场时，见到鬼子伤兵通常给他一刺刀，不是我们残忍，是那些鬼子兵装死想和你同归于尽，容不得你可怜......”

“淞沪大战的时候，我们没见过的东西太多，包括鬼子炮兵用的观察气球，因为好奇心和无知很多士兵就那样白白牺牲了。我们的士兵大多数都没有作战经验，在上海打巷战，有一个营被人家在两边堵在巷子里头打，就这么一个不剩全部死光了，真的很惨；战场上的经验是要用很多人命去换回来的，但我们当时往往是凭着热血，一支部队一支部队地全部拼光了。”

“其实鬼子对中国百姓的大规模屠杀并不是从南京开始的，在苏州他们就这样干了，整整八年，在这些禽兽所到之处就没有停止过；后来，当自己已经见惯了那些恐怖屠杀场面后，我每次碰上这样的场面都会把新兵们带去埋尸，埋过尸的新兵以后就不会对鬼子手软了。”

“我带过的新兵中，有几个是亲人被鬼子杀害后，起来还抗杀了鬼子投军的，这些士兵以后都特别勇敢，初上战场就比很多老兵都要狠；他们的眼神中有一股特别的杀气，似乎他们生存的意义就在于复仇，战争能把人彻底改变。”

“我们在打扫战场的时候，见到鬼子的伤兵通常就是给他一刺刀，不是我们残忍，是那些鬼子兵经常会拉响自己身上的手榴弹和你同归于尽；在战场上要活下来，你容不得自己有一点同情心。”

“有一次，我们被抽中去当督战队，在长官的命令下向逃散的乱兵开火……唉！那些散兵，都是新兵啊！我们知道他们是怎样的害怕，我们也是新兵过来的，但我们不能不开火，因为他们会冲乱防守的！每开一枪心里都在发抖啊，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肯当督战队了。”

“我一生开过最难开的一枪，就是一个好兄弟被鬼子摸哨捉了去，绑在木架子上推到了战壕前边，那些禽兽一刀一刀地割着我的兄弟……我那一枪是闭着眼睛扣响的。”

海东同志：

请你部借2500元给中央，以便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35年12月

从隶属关系讲，红二十五军是红四方面军部队，徐海东是张国焘的老部下。张国焘当时已经另立中央了，徐海东到底是听中央的还是听张国焘的?

要知道，三个月前，自恃兵强马壮的张国焘，根本不把红一方面军那几千破衣烂衫的官兵放在眼里。草地分兵之时，像陈昌浩和徐向前，内心明明知道跟着中央北上是正确的，可张国焘一声令下，就违心地带领部队南下。红四方面军，八万多人，没有一个跟着毛泽东和党中央走……

看完纸条后，徐海东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愧疚中。自从和中央红军会师后，他早该想到中央的困难了。虽然让人给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做了几套棉衣，可就是没有想到该拨出一部分钱款去为中央红军解饥寒。如今反倒让毛主席亲自打条子来借钱，真是不该啊！

徐海东立即把供给部长查国桢找来，问他：“咱们现在总共还剩多少钱？”“还剩7000块大洋。”查国桢答道。

“那好，留下2000，5000给中央。”徐海东斩钉截铁地说道。

素有“守财奴”之称的查国桢坐在炕沿上，没有言语。他思量：军团首长决定了的事，他当然不该反对。可是，部队眼下正需要花一大笔钱支付部队伤病员过冬的费用啊！

徐海东明白查国桢心里是怎么想的，他说道：“是啊，这点钱我们自己就不够用，若拿出5000块大洋，就更不够用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毛主席动口向我们借钱，说明党中央、中央红军比咱们还要困难。我们就是不吃、不穿、挨冻受饿，也要支援党中央，保证他们度过陕北的第一个冬天啊！”

查国桢毕竟是一名老红军、老党员，他坚定地说；“我们在陕南的时候，天天想中央、盼中央。你和吴政委当时都说，我们哪怕3000多人都牺牲了，也要迎接中央的到来。现在送去几千块钱，这算得了什么！我这就去办！”

第二天，供给部派人把5000块大洋送到中央红军。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同志，都是见过了太多血雨腥风、练就一身钢铁神经的硬汉，竟然感动得一块儿落泪……

亲历过这段历史的人，均对徐海东充满敬意。

许多年后，毛泽东还对这五千块大洋念念不忘，他常说:“徐海东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

建国后，周恩来总理有一次在北戴河理发，听说徐海东也来到理发店，立刻让理发师住手，留半边头，急忙出门迎接，紧紧握住徐海东的手，相谈甚欢。

后来，彭德怀见到徐海东说：那钱真是“雪中送炭”啊，应多多感谢你这位财神爷！

徐海东不好意思地说：“彭司令怎么这么客气，这是应该的，本应多给些，无奈我们穷，拿不出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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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问林徽因：“如果日本人打进四川怎么办？”

她回答：“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家门口就是扬子江（长江）。”

抗战爆发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拒绝日本人的工作邀请，林徽因教育女儿，要勇敢，并告诉她，爸爸妈妈“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人”，因此，她也要“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他们在日军占领北平前夕，抛下了安逸的生活、舒适的四合院，带着林母和子女，几只皮箱，两个铺盖卷，毅然地奔向了陌生的西南大后方，开始了战时半流亡的生活。

他们一路颠沛流离、历尽艰辛，在长沙险些死于日本人的轰炸，林徽因的健康更是遭到了极大的损害，他们到达昆明后，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陷入了贫困。梁思成因为扁桃体脓毒不仅使受伤的脊背剧烈疼痛，还引发了牙周炎，不得不将满口牙齿全部拔掉。为了维持生计，林徽因接受了去云南大学为学生补习英语的工作。生活并没有消磨掉他们的意志，他们一直关心着前方的战事。林徽因在给友人的信中多次表示希望参战，却不得不遗憾地表示：“我们的国家还没有组织到可使我们对战争能够有所效力的程度，以致至今我们还只是‘战争累赘’而已。”梁思成身体刚恢复健康就开始重建营造学社。他总结了学社的工作，制订出了新的工作计划。在重新争取到中美庚款基金会的支持后，他与随后来到昆明的学社成员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等一起，对中国西南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古建筑调查活动。

1940年冬，由于日寇对昆明的空袭日益加剧，营造学社追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再度西迁到四川宜宾附近的一个小江村，李庄。这里距长江尽处只有三十公里，而离重庆却有三天的水路，是个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

梁思成和林徽因生活拮据、贫病交加，儿子梁从诫回忆说：

家里唯一能给母亲养病用的“软床”是一张摇摇晃晃的帆布行军床，晚上，为了父亲写书和我们姐弟做功课，全家点两盏菜籽油灯，当时，连煤油灯都是过于“现代化”的奢侈品。记得我在这里读小学时，除了冬天外婆亲手做的一双布鞋外，平时都只能穿草鞋。偶尔有朋友从重庆或昆明带来一小罐奶粉，就算是母亲难得的高级营养品了。父亲爱吃甜食，但这里除了土制红糖之外没有别的。父亲就把土糖蒸熟消毒，当成果酱抹在馒头上，戏称之为“甘蔗酱”。整个李庄没有一所医院，没有一位正式医生，没有任何药品。家里唯一的一只体温计被我失手打破，大半年母亲竟无法量体温。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她的病情一天天沉重，却得不到像样的治疗。眼看著她消瘦下去，眼窝深陷，面色苍白，几个月的工夫，母亲就失掉了她那一向焕发美丽的面容，成了一个憔悴、苍老，不停地咳喘的病人。

然而就在这样的境遇下，他们俩也没有被困难吓倒，拼上性命继续学术研究，终于，在林徽因的协助下，梁思成反复修改并最后完成了《中国建筑史》这部重要著作的初稿和用英文撰写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还把《营造法式》一书中的宋代建筑作法用现代工程图绘制出来，并对晦涩的术语加以解释，完成了自己从学生时代以来的夙愿。梁从诫回忆：

他和母亲一面讨论，一面用一台古老的、霹啪震响的打字机打出草稿；又和他亲密的助手莫宗江一道，绘制了大量英汉对照注释的精美插图。当时，父亲的颈椎灰质化病常常折磨得他抬不起头来，他就在画板上放一个小花瓶撑住下巴，以便继续工作。而母亲只要稍为好过一点就半坐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做种种补充、修改，润色文字。今天，还可以从当年那些用土纸写成的原稿上，看到母亲病中的斑斑字迹。

在前往大后方的路上，有一批空军航校学员曾经帮助过他们夫妇，来到昆明后，他们再度相逢，这些学员，是一批抗战前夕沿海大城市中投笔从戎的爱国青年，后来大多数家乡沦陷。在昆明时，每当休息日，他们总爱到林徽因家来，把她当作长姐，诉说自己的乡愁和种种苦闷。他们学成时，梁林夫妇曾被邀请做他们全期（第七期）的“名誉家长”出席毕业典礼。但是中日空军实力太过悬殊，抗战没有结束，他们十来人便全都在一次次与日寇的空战中牺牲了，没有一人幸存，十分壮烈。因为多数人家在敌占区，他们阵亡后，私人遗物便被寄到林徽因家里。每一次她都要大哭一场。

一九四一年，林徽因非常疼爱的三弟，当时刚从航校毕业不久的空军上尉飞行员林恒，在一次对日机的仓促应战中，牺牲在成都上空。噩耗传到她病榻上的时候，她几乎痛不欲生，写下了悼亡诗《哭三弟恒》，这首诗可以说不是只给她三弟一个人，而是献给抗战前期她所认识的所有那些以身殉国的飞行员朋友的。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悼你的死；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你们给的真多，都为了谁？你相信今后中国多少人的幸福要在你的前头，比自己要紧；那不朽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世上永久。

在李庄时，林徽因爱读杜、陆后期的诗词，在她和梁思成身上，常表现出中国读书人的那种传统的“气节”心理。费正清和夫人费慰梅也多次来信劝他们去美国治疗、工作，梁思成和林徽因非常感激朋友们的关心，他们给费正清夫妇回信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梁从诫回忆：1946年，抗战已经胜利，有一次我同母亲谈起1944年日军攻占贵州都匀，直逼重庆的危局，我曾问母亲，如果当时日本人真的打进四川，你们打算怎么办？她若有所思地说：“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我急了，又问：“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病中的母亲深情地握著我的手，彷佛道歉似地小声地说：“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听到这个回答，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这不仅是因为感到自己受了“委屈”，更多地，我确是被母亲以最平淡的口吻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凛然之气震动了。我第一次忽然觉得她好像不再是“妈妈”，而变成了一个“别人”。

毛主席的十个没有和邓公的十个如果。

随便放一句出来都看着想落泪

“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1、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问题。

2、如果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　

3、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4、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5、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6、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的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

7、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别是中国人口多，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六万亿美元……就表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8、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9、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10、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使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

我爷爷的一个表哥自抗战时期就迁居到美国了，后来又移居到了新加坡；他的儿子儿媳在2002年的时候来过大陆，探望过我爷爷。

2015年秋，公司董事会委派我去新加坡参加一个亚洲企业家峰会，会后有两三天的自由时间。

我专程去探望了老爷子，老爷子时年已近百岁高龄，精神还算不错，说话依然有着较重的乡音。跟他聊了很多事，感觉他非常思恋故乡；因为我打小就喜欢听祖辈们讲他们年轻时的事，所以直到快晚饭的时间我才想起该告辞了。看到我要走了，老爷子略显伤感，拉住我的手说道：你要走了，估计我不大可能等到咱们爷们儿再见面了，我有句话，希望你能帮我带回到故乡！

我连忙做聚精会神态听他讲。他有些激动的说道：我离开大陆的时候带了3万8千银元，在美国安顿好之后，我就为了抗日马上向国家捐赠了整整3万银元，自己只留了个零头，回去有机会告诉家乡的人，我不是逃兵，我对得起我的故乡，我对得起国家......

说完老人竟然老泪纵横，我理解他的心意后瞬间就随着他一起泪眼婆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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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和收藏有几千人了，真的特别高兴，特别欣慰！因为当时我虽然答应老爷子一定把话带到，但其实也只是向我父亲一个人正式说过这件事（当时我爷爷已经过世）。现在至少有几千人知道这件事了，真好！

老爷子已经在2017年冬天过世了，为了能够更直接的实现老人家的心愿，我透露一下：老爷子的故乡是天津市和平区，他曾经住过的房子现在还在，他的父亲和我的曾祖父都是民国时期天津一家知名纺纱厂的股东，而且那家纺纱厂一直到90年代末才关闭。相信看到这个回答的知友里面肯定会有一定比例的天津人，我也算是替老爷子把话带回到故乡了！谢谢大家了~~

“我爱大清国，我怕它完了，可谁爱我啊！”

“我们在后方多留一滴汗，人民志愿军就会在前方少流一滴血！”

“困难的只是我们的飞机大炮等武器还不够多，为了使我们英勇善战的志愿军，能够以更小的牺牲，消灭更多的敌人，

我们建议全国各界爱国同胞们，不分男女老少，拿出自己增产收入的一部分，捐献志愿军，来加强他们的威力，巩固我们的国防！”

1951年5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入朝作战七个月，连续取得多场战役胜利，威力让联合国军为之一震。

但由于武器装备的巨大差距，空军、装甲兵都没有入朝参战（没有装备，建设几乎为0），炮兵参战也极少，

特别是防空的高射炮，数量仅仅部署在鸭绿江大桥等后方重要补给点上，前线防空趋近于0，导致志愿军面对世界第一的美国空军没有基本的防卫能力。

造成的困难是极大的，美军飞机一出，铁路桥、铁道线、暴露的仓库、车队基本就完了，部队在前面吃冻土豆，伤员无法大量后送，弹药由于运力有限也捉襟见肘。

美军飞机当时在朝鲜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它不是此前国内碰到的果党空军，来几架呼呼打完就走，它是划分地域，几架飞机专门负责这个地方，一天到晚就是转，且有航空照片参照识别，哪里多个“草垛”“土包”，一眼就明白，基本就是随便打。

所以部队只能昼伏夜出，钻山入林，公路大道更是不敢走，许多志愿军老兵入朝三年没住过房子，不敢进，只能睡树林里。

作战中更不用说了，凝固汽油弹把志愿军阵地炸的一片火海，一些连队整连整连的牺牲，许多拍胸脯保证“只要毛主席给飞机，美国咱包打”的志愿军战士，至死也没有等到自己的飞机。

没办法，当时国家太穷了。

国内一百年来一直在打仗，哪有什么发展可言？

灾区需要救援，工厂需要恢复生产，基础设施需要重建……果党又带走了大部分黄金白银储备，确实拿不出钱来再发展装备。

那些动辄说“苏联送飞机”论调的，你可知志愿军空军的飞机，除了部分是苏联免费赠送之外，大部分还是按半价收费的？

一架战斗机折合人民币15万元（新币），一辆坦克25万元，一门大炮9万元，一门高射炮8万元。

1951年5月中旬前后，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组织的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完成慰问回国后，先后反映了志愿军在作战中由于极端的装备差距而出现的困难情况。

于是，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授朝总会发出了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

“根据前线的报告，根据我们的赴朝慰问团回来的报告，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在一切方面都能完全压倒敌人，困难的只是我们的飞机大炮等武器还不够多。

为了使我们英勇善战的志愿军，能够以更小的牺牲，消灭更多的敌人，早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必须迅速以更多的飞机、大炮、坦克、高射炮、反坦克炮等武器供给前线。

我们建议全国各界爱国同胞们，不分男女老少，都开展爱国的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运动，用新增加的收入的一部或全部，购置战机、大炮等武器，捐献给志愿军和解放军，来加强他们的威力，巩固我们的国防！”

“各地捐献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将冠以捐献单位的名字，作为光荣的纪念！”

新中国最厉害的就是这一点，发动群众，举国动员，全国一盘棋，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并且和果党捐款买飞机、款子去向不明的不同，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还是县、区、乡，你捐的飞机都可以署名，翱翔在保家卫国的天空上。

人民的爱国热忱一下子激发起来了。

6月1日同日，国家发布：

“捐献武器运动，必须与增加生产或其他增加收入运动结合起来。如果在今后半年内各界人民能够在自愿基础下，从努力增加的收入内，每人平均捐献五斤到十斤米，全国即可有几十亿斤米的收入，这对于前线和国家财政，将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6月7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捐献武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具体办法的通知》——

(一)要求各地抗美援朝总分会、分会应即邀集当地各人民团体、各机关及各界爱国人士的代表，讨论订立捐献的具体宣传和动员计划，进行充分深入的宣传和细密的组织工作;

(二)捐献运动在工厂应与增加产量、减低成本，在农村应与深耕细作及发展家庭副业，在工商界应与改善经营增加收入相结合。其他各界也应多从积极方面设法捐献。

（三)所有捐献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任何人不得强迫。捐献可以一次缴纳，也可以先行认捐一定数目然后分期缴款。整个捐献运动暂定以半年为期。

(四)为便于计算和筹划起见，所捐外币和物件一律按人民币折价计算，人民币15亿元计为一架战斗机（1万旧币=1新币）、25亿元计为一辆坦克、9亿元计为一门大炮、8亿元计为一门高射炮，所有捐款均委托各地人民银行代收。

恨透了果党贪污腐败、利用人民爱国热忱敛财的新中国，对每一条都进行了明确细化，任何人不得强迫摊派，

并且是“与增加产量、减少成本、精耕细作、发展家庭副业”相结合，不是掏空老百姓腰包，而是鼓励每个人都劳动起来，利用工余时间自愿捐款。

于是全国上下人人争相掏腰包，人人努力生产劳动，利用休息时间增产，掀起了一片捐款给空军买飞机的热潮。

这完美诠释了中国人民“人穷志不穷”的奋斗精神。

北京市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通过增加产量、拣废铁、捐奖金等办法，捐献了“石景山钢铁厂号”战斗机1架。

甘肃玉门油矿的职工，在8天内用增产所得捐献“石油工人号”战斗机1架。

四川省简阳县农民精心种植棉花，棉农们发起1斤棉捐献运动，在两个月内就完成了捐献两架“棉农号”战斗机的捐款。

湖南省湘潭县76岁的勤杂工谭楚云，每月只有8元的收入，从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捐献武器号召之日起，就做一个竹筒，上面钻一个小孔，每天工余挑三、五担水，把卖水的钱装进去，竹筒上写着“抗美援朝生产捐献 谭楚云记”字样。

每月8元收入，却勤勤恳恳要捐15万元的战斗机，什么是愚公移山啊？这就是。

辽宁省彰武县一个小学的1200名小学生，利用放学后和假期内的闲暇时间，拣粮食、打柴禾、打柳条子积累了1200元钱全部捐献出来。全国儿童捐出零花钱购买“儿童号”战斗机

作家丁玲、周立波等在发起文联和文艺系统捐献“鲁迅号”飞机的同时，个人又捐献了500万元和1000万元

徐肖冰、苏河清、周峰、吴立本、李华、徐来、何士德将获得斯大林文学艺术奖的全部奖金共1.29亿元全部捐献，用于购买“人民电影号”飞机。

李济深、蒋光鼐、王昆仑、蔡廷锴、陈铭德、屈武、柳亚子等在倡议捐献“民盟号”飞机的同时即分别认捐5000万元、1000万元,600万元至100万元不等。

民盟在大陆捐飞机打美国，蒋公在岛上想出兵帮美国。

光头在岛上气的要骂人。李济深他们深知三民主义中“民族”的涵义，孙中山先生的“打倒列强除军阀”他们是记得的。

宗教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10月份，首次捐献1.3亿元，在青海省喜饶嘉措副主席的推动下，青海塔尔寺和广慧寺的全体僧众，于10月份捐献1.3亿元，购买“佛教号”战斗机。

京剧大师梅兰芳6月在汉口两场义演直接得款1亿元，加上积蓄，个人捐献1架战斗机，“梅半城”名不虚传。

上海戏曲界自7月17日起，在一个半月时问内，有13个剧种共义演201余场，收入15亿元全部捐献，

许多金盆洗手十几年甚至20年的60岁以上的京剧老前辈王瑶卿、尚和玉(80岁)、马德成((76岁)、张德俊、郝寿臣(69岁)、谭小培、鲍吉祥、刘喜奎等、为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也纷纷重新登台举行义演。

豫剧大师常香玉变卖了孩子的金锁和首饰，变卖了汽车，首先捐款4千万元(旧币)，又把3个孩子托付给西安市保育院，从1951年8月起，在河南、陕西、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等6省巡回义演180多场，最多一天连唱八场，

为早日凑足钱买飞机，常香玉与演员一起吃大锅饭、睡地铺，直到1952年2月7日，香玉剧社共募捐到了15.27亿元（旧币）

为志愿军买了一架当时最先进的米格15战斗机。

一天八场，嗓子都唱哑，常香玉就用这种近乎演员断后路的方式义演。

老前辈还亲自跟随慰问团奔赴朝鲜，为志愿军战士们演出。

当豫剧《穆桂英挂帅》“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天波府里走出来我保国臣。头戴金冠压双鬓，当年的铁甲我又披上了身。帅字旗，飘入云，斗大的“穆”字震乾坤”在保家卫国的战场响起时，

我热泪盈眶。

（直到1998年抗洪抢险时，已经75岁高龄的常香玉老人还不顾家人劝阻，坚持到抗洪一线给部队当场清唱一首《花木兰》）

于是出现了——

“工人号”、“二七胜利号”、“农民号”、“农民爱国丰产号”、“新中国农民号”、“毛泽东故乡号”、“棉农号”、“工商号”、“民盟号”、“中国青年号”、“中国少年儿童号”、“中国学生号”、“中国妇女号”、“中国海关号”、“民航号”、“人民水利号”、“中国图书号”、“中国金融号”、“华侨号”、“白求恩号，、“中苏友好号”、“基督教革新号”等等，

是的，你没看错，“基督教革新号”都出来了，中国基督教革新运动委员会号召全体基督徒们捐的。

不知道美国空军在空战中碰到这架飞机时作何感想。

佛教号：超度F86

基督教革新号：上帝之罚

上述都是单位和一些著名人士捐的，更广大的人民群众直接跟着自己的省份捐：

山东人民捐款“山东空军师”120一130架；

江西人民捐款“江西空军师”81架；

苏南人民认捐“苏南空军师”120架；

东北人民认捐203架、华北人民认捐234架、湖北人民认捐100架……

等等。

同时，海外华人华侨也在捐——

北京归侨发起捐献“华侨号”飞机的同时，许多归侨当场即捐献2亿多元；（不得不说确实有钱）

平壤华侨至7月底捐献朝币780余万元；

福建晋江侨乡捐献战斗机1架，

昆明市归侨捐献人民币10亿多元，

北京、广东、汕头、台山的归侨，也做了大量捐献。

至1951年年底的半年时间，捐款运动结束。

截至1951年12月26日止，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实收捐款已达47280余亿元，超过10月30日前全国认捐总数的19%。

其中华东地区超过36%，

中南地区超过13%，

西南地区超过16%，

东北地区超过9%，

华北地区超过15%，

内蒙地区(中央直辖的自治区)超过47%。

西北地区实缴款数占认捐总数的88%

进入1952年后，国家停止大规模捐献运动，转为“爱国节约”，

自1951年6月1日至1952年5月31日，一年来全国各省市人民银行汇解抗美援朝总会的武器捐款，共为55650亿余元人民币，以每架飞机15亿元计算，共折合3710架飞机。

尚余人民币6230万余元。

其中华东地区捐献21320亿余元，折合战斗机1421架，占全国捐款总数的38.3%，

仅上海市即捐8491亿余元，折合战斗机566架，占全国捐款总数的15.3%;

中南地区捐献12659亿余元，折合战斗机844架，占全国捐款总数的22.7%;

华北地区捐献7474亿余元，折合战斗机498架，占全国捐款总数的13.5%;

东北地区捐献6517亿余元，折合战斗机434架，占全国捐款总数的11.7%;

西南地区捐献4605亿余元，折合战斗机308架，占全国捐款总数的8.3%;

西北地区捐献2610亿余元折合战斗机174架，占全国捐款总数的4.7%;

内蒙地区认捐献462亿余元，折合战斗机31架，占全国捐款总数的0.8%。

可以说，中国的第一代人民空军、人民装甲兵、人民炮兵、人民防空兵，就是人民用腰包硬生生凑出来的。

有了人民的靠山，我军先后组建了17个地面炮兵师，8个高射炮兵师，从苏联进口15000门新式火炮，

所以1952年的上甘岭战役后期，志愿军能在坑道里包饺子，能和美军炮兵进行高水平的火炮对战；

所以1953年金城反击战，能打出1.7：1的火力优势，以超越苏德战场的炮兵标准，集中1100门火炮和70万发炮弹，连喀秋莎都投入使用，直接把联合国军打蒙；

所以1951年11月马良山战役，能甩出IS-2这种大杀器，以坦克支援步兵参战，让64军191师全歼英国皇家苏格兰团一营；

所以1951年12月2日，志愿军空3师能在鸭绿江上空爆发与美国空军的300架喷气机的大空战，5日和8日又连续参加300架以上的大空战。

没有人民的靠山，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

此前一直用身体+炸药包去炸坦克的战士们，在无后坐力炮运到后，欢欣鼓舞，有战士负伤后仍不下火线，喊着：

“这是祖国的工人老大哥给我们送来的无后坐力炮啊，不能一辆坦克都没打就扔了”

强忍剧痛又击毁了敌坦克。

中国人民经历过巨大的苦难，他们经过千辛万苦有了生活的希望，迎来了自己的新生，谁会愿意再重新堕入列强的黑暗？

所以无论男女老少，士农工商，各族群众，华人华侨，宗教人士，都怀着极大的爱国热忱和民族精神。

1952年6月24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总结：

“全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家和其他各界人民，在这次运动中，都争先恐后地贡献自己的力量，来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事业，充分地表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伟大精神。”

“这次爱国捐献运动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已经极大地加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威力，使他们更有效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抗美援朝，不但不是像帝国主义者所妄想的那样，使我们在经济上不能恢复和发展；相反的，我们的人民经济事业却在抗美援朝斗争中得到了促使迅速进步的动力。”

这就是国家，这就是民族。

每当我看到那句：

“困难的只是我们的飞机大炮等武器还不够多，为了使我们英勇善战的志愿军，能够以更小的牺牲，消灭更多的敌人，
我们建议全国各界爱国同胞们，不分男女老少，拿出自己增产收入的一部分，捐献志愿军，来加强他们的威力，巩固我们的国防！”

我都感动万分。

我仿佛看见了“工人号”“农民号”“华侨号”“中国少年儿童号”“常香玉号”“民盟号”“中国青年号”“中国少年儿童号”“中国学生号”“中国妇女号”“中国海关号”“中国图书号”“佛教号”“中国金融号”…………祖国各行各业的战斗机在天空中横滚、盘旋、开火扫射，保卫着人民自己的国家。

什么是“神州大地”啊？为什么是“神”州呢？就是神啊。

人民支持自己的军队，军队也全力保卫自己的人民。这就是国家，这就是民族。

不然就和曾经的吉卜赛人、犹太人一样居无定所、任人宰割，成了一盘散沙。那还组成国家干什么，还结成民族干什么？

切不可辜负那一代人为我们赢得的尊严。

彭老总还向教员详细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并以内疚的心情检讨说：“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

教员听罢，一时沉默不语。他伸手去拿烟，两次都没有将烟从烟盒里抽出来，最后还是警卫战士帮他取出香烟。他大口地抽着，两眼凝望窗外已经萧条的柳枝，轻轻地背诵起《枯树赋》：“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沧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然后，教员抬起头来，沉痛而缓慢地对彭老总说：

“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作为无产阶级战士、共产党员，他尽到了自己责任。你要回去讲，岸英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不能因为是我、党主席的儿子，就不该为中朝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

教员真的很伟大，他爱他的人民。舍小家为大家，他事先士卒做到了。他也和普通人一样，也是一位父亲，却不能如普通人一样号啕大哭一场，他还要兼顾全局。

那些诋毁教员的人，不知那颗跳动着的，真的是心脏吗？

韩先楚将军

这位敌人头疼不已的“旋风将军”，敢违抗彭老总的命令，力挺早日收复海南岛，敢和美国佬好战叫板，建国后他是毛主席特批的开国上将 ，后为炮击金门原福州军区总司令。

将军一辈子都在炮火里为了祖国统一强大出生入死，守护着身后千千万万的百姓。

面对炮火他眉头不会皱一下，最牵挂的是

台澎金马上，还没有五星红旗啊！

将军临终前，留给世人最后的一句话

“台湾，台湾！”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中国的核试验仍然在继续，那时林俊德院士主动提出说，他们这批研究人员还是应该继续留下来。就这样林俊德在这荒滩戈壁一呆就是52年，他参与了中国所有的45次核试验。

直到他75岁，被确诊胆管癌，他仍然在研究着国家给他分发的保密项目，医生告诉他：“你的病情可能只剩下最后的一个月了。”他的回答也很简单：“让我工作。”

后来，这位戴着呼吸机工作的院士说

“坐着。不能躺，一躺下就起不来了……”

他临走前最后一句话是：把我埋在马兰。

埋在马兰，留在那个他守了一辈子的地方。

1928年，夏明翰因叛徒出卖在汉口被捕，因拒绝投降，被反动军警杀害，年仅28岁。

临死时，夏明翰写了著名的就义诗，展现了大义凛然、英勇就义的共产党人风范：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京剧大师周信芳

九•一八事变后，

周信芳在上海戏院唱戏，台下坐满观众。

当天周信芳唱的是一出《明末遗恨》，杀宫那一场。当周信芳借崇祯之口在戏台上唱道：“儿呀，什么最惨！”

皇太子应声答道：“亡国最惨！”

观众听完，泪流满面。

周信芳继续唱：“儿子，你们要知道，亡了国的人，就没有自由了！”

公主问道：“儿有何罪？”

周信芳回答：

“儿身为中国人就是一项大罪！”

锣鼓一敲，满堂皆惊！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上海相继沦陷，日本人到处搜捕京剧大师为其“服务”。

程砚秋种菜养家，拒不出山；

梅兰芳蓄须明志，不为日本人唱戏；

当身边的人问周信芳，是不是也要归山的时候，周信芳瞪着眼说：

“唱！为什么不唱！抵御外辱，战士们有枪，我周信芳有京剧，京剧就是我的枪！”

他接连编演了《明末遗恨》、《徽钦二帝》、《文天祥》、《史可法》等抗日救亡戏。

他威风凛凛站在台上，借戏中人之口说：“卖国汉奸何其多！”

周信芳说：“我要演文天祥和史可法，哪怕被禁，我也要演，他们是我们的民族英雄，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却为我们的民族争取了正义！我要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

1998年的那场特大洪灾，至今难忘。

29个省遭受洪水灾害，我国经济损失高达1600亿元，摧毁了680万间房子，同时也带走了我们4000多名同胞的性命。

为了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32万解放军和武警战士，他们冲在了抗洪最前线，没有堤坝，他们就用自己的身体做堤坝，不停地往洪水里跳。

众多老百姓都跪下来说：

别跳了，房子我们不要了，你们别再跳了！

有的解放军战士因为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晕倒了，不知觉掉到了江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有的战士有幸被救醒，可是醒来第一句话居然是洪灾怎么样了？

时任抗洪前线总指挥的董万瑞将军

把自己唯一的儿子安排在了最危险的阵营

做为总指挥，他两天两夜没有合眼

有记者采访他，他说：

“我们的兵都没睡觉，我们睡什么觉！！”

铁血将军，也有柔情

他满含热泪送自己的兵凯旋回营，

在他心里，他的兵，是最勇敢的战士，是最可爱的人。同时，他们也是孩子。

1993年7月7日，“银河号”按计划在天津新港上货后启航。

然而，美国却称据他们所获得的情报，说中国“银河号”上有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制造危险化学武器的原料。

　　美国蛮横无理地要求检查“银河号”上的货物，还咄咄逼人地说如果中国不让他们检查，他们将会对中国做出制裁。并且还派出很多军舰把“银河号”重重包围。艰苦的环境下，船员们咬紧牙关，经过努力，“银河号”进入达曼港，由中国政府代表与沙特政府代表一起进行检查。美国派专家作为沙特方面的技术顾问参与检查。在接受检查期前，美国直接关掉中国银河号上的GPS，迫使中国银河号不能逃避美国的检查。

　　 美国人一个个准备充分，好像期待了很久一样，但是开了一个又一个的箱子之后，他们的脸色似乎越来越难看了，因为箱子里面的货物根本就不是他们所说的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

　　最终，9月4日下午1点，中、美、沙三方代表正式签署“银河号”《调查报告》，确认“银河号”货轮未载有上述化学武器前体。

　　据美国声称，当时是CIA对情报的错误收集，才导致了这场误会。

　　（CIA所谓收集的情报，需要的是“银河号”装船货物的货物清单，而要获得这份清单，它只要在出口企业、海关、港口装卸作业公司、理货公司等等部门中随便几个部门收买几个奸细就可以了。而CIA 得到的清单，其实是装船计划清单，而不是实际装船清单，也就是说，船上装的货物并不是清单上的货物。而CIA的间谍们，估计是对航运流程的不清楚，才把名单上交。造成了“银河号”事件，让美国人狠狠打了自己的脸。）

“银河号”，因为美国的无理取闹，在海上漂流了33天。美国不许中国运输物资上船，“银河号”船员勒紧裤腰带，饿了靠喝水，硬是扛了33天，没有向美国求援，展示了中国人的清者自清的傲气。

而中国不能眼睁睁看着船员受苦，没办法，只能忍辱负重让美国查。而后来美国并没查出所谓的“危险品”。

时任外交官的沙祖康气愤地斥责美国

“你们的情报是一块钱买的吗？”

在后来的采访中，

沙祖康连说 17个 “窝囊！”

　“银河号”事件之后更加让中国人明白了一个道理：弱国无外交！

2018年4月9日，在联合国会议上，

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巴沙尔•贾法里指出，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调查已经进行了18年，但是什么都没找到。

This commission didn't find anything after 18 years of investigation or examination. They didn't find any chemical weapons. They didn't find Coca-Cola or Pepsi Cola.
经过18年的调查和检测，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什么证据都没找着。 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化学武器，也没找到可口可乐，没找到百事可乐，什么都没找到。

贾法里怒斥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借谎言肆意挑起战争，搞乱别的国家和地区，现在又想找借口打击自己的祖国叙利亚。

Through lying, these countries are trying to defeat Syria, and prepare the ground for aggression.
通过说谎，这些国家还想击败叙利亚，而且为侵略找借口。

他凭一己之力，舌战群儒，想要努力阻止自己的国家的人民生活在炮火里。

可他的拼尽全力和愤怒最终是一场徒劳。

因为在他开始发言的时候，美英法驻联合国代表就早早转身退场了。

“弱国无外交”，大抵就是这样。

那些年，革命先烈们的抗争，都充满了我们不能想象的艰苦心酸和屈辱吧。

（穿插一些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内容：那个哭着感谢中国的塞尔维亚总统，在白宫跪了？）

庆幸的是，我们出生在中国

我们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奔头

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北斗

现在，我们可以底气满满说出

“欢迎忠烈回家！”

以史鉴今，不忘初心。

相信教员的话

“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盛的敌人，任何艰苦的环境，都会向咱们投降！”

文字看累了，

来听听音乐，看看视频吧

新更：

古城登封，这里流动人口超过百万，曾经一度黑社会横行，是河南恶性案件的重灾区，积案累累，百姓怨声载道，市公安局在全市30多个职能部门行风评议中多年列倒数第一。这座城，曾经还以居民“性剽悍，善诉讼”著称，是有名的上访城市。

任长霞，2001年调任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为河南省公安系统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公安局长。她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疾苦和安危放在心上，解决了十多年来的控申积案，共查结控申案件230多起。带领全局民警共破获各种刑事案件287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200余人，有力地维护了登封社会治安和稳定的政治大局。她一上任就大力整顿队伍、严肃警风。警察队伍中的3个害群之马，15名长期不上班、旷工、迟到以及参与违法违纪行为的民警被开除和辞退。此举令民警的精神面貌为之焕然一新。 面对辉煌的战绩，干警和群众服了。大家都说：“咱登封来了个女神警，案发一起就破一起。”

（任局长就任不久，一封按满血手印的举报信，让盘踞白沙湖、草菅人命、横行乡里的王松进入任长霞的视线。曾致使7人丧命、百余人受伤的王松团伙，背景复杂、关系网密集。一位当时跟踪王松案件的记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那些天，任长霞显得很“神秘”，只见她的车在公安局大院进进出出，办公室的灯光一直亮到子夜。

尽管市民的“口头文学”与资料记载略有不同，但公认的事实是，任长霞趁王松带着巨款大摇大摆走进她办公室游说时逮捕了他。王松的67名喽罗也无一漏网——这简直像是电视剧的情节。此案被列入当年中国十大涉黑案件。）

2001年5月3日，登封市大冶镇西施村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13名矿工遇难。任长霞在处理这起事故中，得知11岁的女孩刘春玉的父亲遇难，母亲也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刘成了一名孤儿，她便毫不犹豫地承担了小春玉生活和学习的全部费用。小春玉对记者说：“任妈妈让我重新得到了母爱，我为有这样的好妈妈感到骄傲！”

为了使更多的孩子得到救助，2002年1月，任长霞向民警发出倡议，在全局开展了"百名民警救助百名贫困学生"活动。全市有126名贫困学生得到了救助，重新回到了课堂。孩子们都亲切地称任长霞“任妈妈”。

2004年任长霞殉职后，登封当地每天有十数万市民自发到医院吊唁，高峰时达到20万人，而登封市人口总数不到63万。一位当地电视台的记者跟拍了葬礼的全过程。他说，17日，当灵车开往殡仪馆火化时，送别的人群几乎让灵车难以前行，“长霞，一路走好！”“好闺女，你慢点走！”哭喊声响成一片。直到灵车走出市区，还有一些老百姓开着拖拉机、摩托车追随在后面。

任长霞参加公安工作20多年以来，忠实履行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曾荣立个人一、二等功各1次、三等功4次，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青年岗位能手"、"中国十大女杰"、"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河南省优秀人民警察"等称号40余次。

任局长对公安的理解：

“公安、公安，

心中只有‘公’，人民才能‘安’。”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但是我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藉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都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不过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无穷的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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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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