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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的新作《一九四二》符合真实的历史吗?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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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歪曲历史事实!李培基,蒋鼎文,胡宗南,汤恩伯是救灾英雄。白修德抢了张高峰和王芸生的普利策奖。死亡人数很可能在100-150万人,绝不是300万或500万!请看《再考1942河南旱灾的九大历史真相》:

1.河南大饥荒早在1942年春就开始。从当年夏季直至秋季全面爆发。灾区涉及河南中,南,东部及晋东南,鄂北及皖北等地。

2. 李培基是救灾英雄:早在1942年6月18日,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就意识到此次灾害的严重性,并紧急上报中央。7月下旬,河南省党报,省政府及第一战区主要负责人又联名上书国民政府,报告河南特大旱情。7月27日,蒋鼎文也连续多次上书军委会,声称经研究1942年豫省应征实征购军粮500万石,”如此巨数,非请助邻省,实难足额“。7月28日,刘真如,李培基,蒋鼎文再次联名上书,请求将河南省1942年军粮数额由邻省配拨。显然国内长期传说“河南省一直故意隐匿灾情”是不成立的。史料来源中国台北国史馆藏《河南省灾害救济》1942年6月20日至10月25日,总统府档案,293—001054310A002。

在向中央积极求援的同时,河南省政府制定了救灾“六项原则”,即停办不生产事业,筹集平粜基金,筹办赈粮及运输,各县以富养贫,贷款给中等民户,牲畜喂状保育等。同时从省到市,县均设立救灾委员会,制定紧急救济办法,给富户参与赈灾进行奖励。这些措施,挽救了无数生命。而国内长期传说河南省政府赈灾不利是不成立的,相反李培基领导的河南省政府尽全力救灾,挽救无数人生命。史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源汇编》第5辑第2册财政经济(2)载《财政部田赋管理委员会检送1942年10月-12月工作总检讨报告函》第21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台北国史馆藏《社会—救济灾难》(4)《河南省救灾工作检讨》,档案号[0160-52][3480.55-04]。

3.蒋介石,孔祥熙未重视灾情:蒋介石第一时间收到河南省及第1战区灾情呈文后,均将电报转交行政院从速调查。然而,河南大饥荒蔓延太快,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均忙于战事,没有真正重视河南灾情。时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就更没有重视河南灾情。直到1942年8-9月期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西安王曲召开“前方军粮会议”。蒋介石才严令国民政府粮政部队“征用所有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史料来源: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31年6月(下)至8月(上)》第50册,中国台北国史馆2011年第645页。

同年9月初,李培基在陕西省与主张西安军事会议的蒋介石当面求援。9月11日上午,蒋介石电各行政院及粮食部,将河南省1942年度军粮征购数减至200万石,且“此时不宜限期催缴”。 史料来源中国台北国史馆藏《河南省灾害救济》1942年6月20日至10月25日,总统府档案,293—001054310A002。中国台北国史馆藏《社会—救济灾难》(4)《河南省救灾工作检讨》,档案号[0160-52][3480.55-04]。

10月上旬,河南赈济会派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杨一峰等代表赴重庆,向国民政府痛陈灾难,再次要求免除河南灾区征实配额。10月20日后,中央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被派往河南实地考察灾情。据说两人携带5亿元法币赈灾,其中2亿元用于各地遍设粥场,3亿元用于购买赈灾粮。10月29日,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一次会方上,河南籍参政员郭仲隗痛陈河南灾情,痛责粮食部等部会救灾不利。他的报告才使国民政府真正意识到河南灾情的严重性,很快触动了蒋介石。11月3日,蒋介石手谕全国赈济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要求在“陇海路沿线各站,应令豫陕二省从速筹设粥厂,救济豫省灾民,并由振委会派员协助督导实施”。11月7日至中旬,被派往河南实地调查灾情达半月之久的张厉生,张继先后返回重庆。两人递交的灾情报告再次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随即划拨2亿元法币救灾,同时给河南省政府再度下达减免赋税的命令。以述史料来源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31年8月(下)至11月》第51册第539页,中国台北国史馆2011年。

5.国民政府,河南省政府,第1战区等全力平定灾情: 1942年秋末从安徽,陕西调运近200万担二麦种子分发到各地,并督导留守农民不要吃掉种粮并不违农时地种下越冬的二麦。此外,国民政府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筹措1000万法币与美中救济部署下拨300万法币,用于种子粮的购置。中国农民银行也下拨4000万法币,用于打井和灌溉工程的整修。这些措施为1943年夏粮丰收缓解灾情奠定了基础。绝非国内长期传说的,国民政府和河南省政府毫无作为,坐看灾情蔓延。白修德:《时代》载《十万火急大逃亡》1942年10月26日。宋致新编著:《1942:河南大饥荒》(增订本),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页。

1943年3月26日,河南省赈济委员会李达三报告,由于河南灾情严惩,美国国际救济会已加拨急赈2000万元。省赈济委员会也移用了一部分军粮先生救灾,”第一战区允再揆借军米三万包,豫省平粜委员会向陕,皖鄂邻省采购米粮,现亦陆续运到,情形当较好转”。第1战区也自1942年8月起开展节粮帮助灾民行动,对于灾民度荒大有裨益,一定程度上也改善了河南的军民关系。第1战区蒋鼎文就“非常关心河南的灾情,提倡官兵节食救灾,每人每天节余食二两,为期三个月,当时第一战区驻防河南的军队在七十万以上,节余之数目相当可观,因此救活不少灾民”。来源宋致新编著:《1942:河南大饥荒》增订本载杨却俗:《关于<河南浩劫>的话》,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6-307页。

在1943年春荒之际,国军节粮15万大包及军粮名下移借数万包,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1942年8月至1943年6月间,驻豫蒋鼎文部拨借军粮救灾小麦940万斤,节食助赈小麦300万斤。胡宗南部拨借军粮救灾小麦400万斤,节食助赈面粉5166袋。汤恩伯部拨借军粮救灾小麦290万斤,节食助赈小麦495.515万斤,面粉5166袋。1943年7月23日,蒋介石还电令嘉奖第一战区各部。可见国军第1战区各部在救灾各个阶段都积极参与,绝非国内长期传说的“国军如狼似虎般欺侮百姓” “荼毒百姓”,汤恩伯也不是“水旱蝗汤”。要知道当时国军是二餐制,很多官兵都严重营养不良。还要节食赈灾,面对河南战事。可见国军抗战之艰难。史料来源中国台北国史馆藏:《河南省灾害救济》1942年10月24日至1943年8月16日,总统府档案294-001054310A003。

1943年5月初,河南省赈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常志箴电呈军委会,因豫灾已至麦收前的最紧要关头 ,各地粮食缺口仍大,希望将陕西粮秣处存储的麸皮 (军队马粮)或借或卖1万包。何应钦遂下令将40万斤麸皮一次性减价出让,由该会自行运输以救灾民。史料来源《河南省灾害救济》1942年10月24日至1943年8月16日,总统府档案294-001054310A003。

在1943年3-月4月间,河南省政府出台劝导富商济贫,命令各县筹备食品抢救重毙灾民,以乡镇为单位普设粥厂,汤厂,发起捐献活动,裁减政府雇员以节约粮食,令各厅局长,委员分赴各区巡视救济工作等办法,收到了一定效果。史料来源中国台北国史馆藏《河南救灾工作检讨》载《社会—救济灾难》(4)档案号【0160.52】/【3480.55-04】

河南省政府还采取移民就粮的救济办法,鼓励灾民由洛阳乘陇海路火车赴陕西逃荒。为此,河南省政府沿途设立救济站,在洛阳附近北山岭还开凿100多个窑洞供灾民使用。陇海铁路局也尽最大努力运送灾民。至1943年3月,仅从洛阳车站就运送了30多万灾民。4月中旬,河南籍参政员王公度,李续珍,马乘风,王隐三等上书蒋介石,提出陕粮东运,“唯杯水车薪,饿殍仍多,麦收情形如何,尚不可知。大灾之后,民间元气急需恢复”。史料来源中国台北国史馆藏《河南救灾工作检讨》载《社会—救济灾难》(4)档案号【0160.52】/【3480.55-04】。《河南省灾害救济》1942年10月24日至1943年8月16日,总统府档案294-001054310A003。

5.报道河南旱灾英雄张高峰,王芸生:早在1942年冬,《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在豫西,豫东到黄泛区的采访中,就意识到河南灾难的严重性。于1943年1月17日,把《饥饿的河南》发至重庆《大公报》社。2月1日,《大公报》社将题目改为《豫灾实录》予以全文发表,河南大饥荒首次在国内公开。2月2日,王芸生所撰社论《看重庆,念中原》也在《大公报》发表,并引起国内及国际舆论的一片哗然,可以说白修德并不是第一个报道河南灾荒,更谈不上“英雄”。

而白修德是1942年10月初,才首次重庆美国驻华使馆一些来自洛阳,郑州传教士的信件,获悉河南正在发生灾荒就根据这些材料写成题为《十万火急大逃亡》的报道发回美国,发表在10月26日《时代》上,但并未引起反响。

当年底,白修德读到《大公报》相关报道后,才决定与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于1943年2月中旬飞往陕西,从宝鸡经西安到达黄河,潼关,进入河南采访。他完成了《等待收成》的文章后,为了躲过重庆国民党中宣部审查,通过洛阳电报局向纽约发出。《等待收成》在1943年3月22日《时代》周刊上才刊登,遂引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史料来源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31年12月至32年3月(上)》第52册,中国台北国史馆2011年第426页。张高峰:《炎黄春秋》2013年第4期载《1942年<大公报>怎样披露河南大灾》。宋致新编著:《1942:河南大饥荒》(增订本)第3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白修德:《探索历史—白修德笔者的中国抗日战争》,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07-118页。

白修德在《等待收成》中称在洛阳附近就看到无人掩埋的死尸随处可见,至于人吃人现象,实际是一路是听说的,他本人并没有亲眼所见。而最具争议的“饿死三百万”,来源于白修德著《探索历史—白修德笔下的中国抗日战争》1987年版第117页:“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里还有八百万居民。 其次是一些边缘县份,那里还有许多人正在奄奄待毙。 根据我们目击的情况和地方官员给我们提供的死亡数字推算,我们可以推测有两三百万人已经背井离乡外逃了;另有两百万人已经饿死 。当时是三月份 ,我们估计,如果庄稼长势正常,新粮也要到五、六月份才能成熟 ,所以还会有两三百万人饿死 。 我在灾区的最后一个星期集中精力于统计数字。我的最可靠的估计是 ,有五百万人已经饿死或快要饿死—无论用什么方法计算 ,这个数字可能有百分之二十的出入”。 大家注意白修德用的都是推算,估计,预测。并不是确切的数字。而且他也承认可能有20%的出入。

6.关于1942-1943年河南大旱灾的死亡人数:存在多种说法。如河南省政府呈文称“非赈不活着五百万”,白修德“饿死300万”的估算。当时国民政府曾先后发表3份报告。最早是1943年9月,国民政府发表《河南灾情实录》,记载饿死300万。

1943年9月,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派出张光嗣一行4人赴河南调查救灾情况,重点考察河南第1,5,6,7,10行政督察区。于同年9月27日,发表《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29个县死亡人数总计为148万余人。但张光嗣的报告不全面,只涉及28个灾情最严重的县,占河南省辖区近一半。再加上张光嗣等人调查时间在1943年5-6月份,此时灾荒已近结束。将大量逃荒未归,无法联系的人员统计为死亡,不过比传说的300万,500万还是要有据的。

1944年7月,河南省政府又表布《河南省政府救灾总报告》,对全部82个县灾民死亡与逃荒人数进行统一。其中许昌伤亡最大,共计死亡182224人,襄城40444人,方城18188人,汝南22238人,济源41001人,沁阳18213人,其余各县死亡人数均未过万,合计全省死亡人数为288006人。除杞县,兰封等5县未提供逃荒人数外,合计全省逃荒人数为1526662人。有学者认为《河南省政府救灾总报告》,很可能存在隐瞒。

综上,这三份材料均为政府方面的统计,差距非常大。但学界已排除河南大饥荒的死亡300万或500万说。普遍认为《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的可信度要高于1944年河南省政府《河南省政府救灾总报告》。但由于张光嗣报告只统计灾情最严重的28县的数据,再加上包含了大量逃荒,失联人员,笔者认为死亡人数很可能在100-150万间。史料来源中国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8)载《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1943年9月27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61页。中国台北国民党党史藏《河南省政府救灾总报告》1944年7月,馆藏号:防003/1158。

1944年9月,河南参议会驻会委员会以省政改组交接进行账目清查,竟查出平粜粮价高于灾区粮价,1000余万元购置麻袋数目不符,陇海路运费每公斤运费4角该会却收取各县2.5元至3元,购粮与拨粮数目差距较大,不少账目有事后造假嫌疑等8大问题。这些问题由参政员徐炳昶等15个提交国民参政会予以彻查,直至1945年10月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行政院才以公函形式回复,有些问题有传说夸大成分,多数问题的确存在,“明显有贪污罪嫌,自应立即移送该管法院贪污处理”。史料来源中国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四届一次参政会请查河南32年办理平粜舞弊案》1945年10月,馆藏号003/3512。

如果单纯从电影质量上看,《1942年》是国内少有的历史灾难片,在反映河南旱灾和民众苦难上,还是很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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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舆论的重点在于警察到底是多久赶到的。

没拜码头,收保护费,打砸门面这种原因我们都知道,也不怕;

但是公权力私用或者黑白勾结这种事,就会让人非常害怕;

如果西安公权力真的黑白勾结,还睁眼说瞎话,那就需要处理整顿了。

我朝的治安也不是一直这么好的,人民也不是软弱无比的,60年代西安打的也很凶的。难不成西安各公司以后都要雇佣保安公司保护经营?

这次出警距离1公里,走路10分钟都到了,所以就坐等这次真实的出警时间是多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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