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古代老百姓，你更应该讨厌明朝还是清朝？ 第1页

常说阶级矛盾大过天，

他大清一来，各路刨了朱家祖坟、杀了宗室全家的跟大明有不共戴天之仇的农民军们居然纷纷倒戈卸甲，改行当明军了。

那他大清和老百姓的矛盾，

那得多大啊？？

清朝。

先不谈满清开国的屠杀。 土地兼并啊压迫啊这个明清都有

但是

清朝后期因为人口内卷的更厉害（清末内卷>明末内卷），生存压力也大得多（所以鸦片流行）。

中国历代王朝兴替，碰到历史周期率死于兵燹也就认了。但是迁海令这种明明天下几乎已经太平，就为了打击南明残余，导致沿海几千万黎民涂炭，几百万人死于沟壑的残暴行为，那是历朝少有的（隋炀帝也许？）。

令下即日，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籍道途。”

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记。”

而且乾隆朝的文字狱，打击的并不只是士大夫，只要弘历皇帝觉得你有问题，就算你是个草民也会被铁拳砸到头上（之前历朝历代的士祸党锢党人文字狱打击的基本是士大夫，草民无碍）

清朝有三藩起事，川楚白莲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等咸同变乱。 后两者的原因正因为百姓内卷活不下去，其战乱规模兵燹惨烈远胜明朝（即使明末也没惨烈如此）

还有， 满清辫子真的难看。。审美接受不能。

这么讲吧，若我生在明末，当清军入关之后：

假如我是一个青年人，那么我会学习夏完淳，像他一样，投身到反清复明的运动当中去。

假如我是一个中年人，那么我会学习阎应元，像他一样，投身到反清复明的运动当中去。

假如我是一个老年人，那么我会学习朱舜水或者张岱，像他们一样，要么去日本借兵反清复明、要么隐居山林绝不出仕。

借用切·格瓦拉的一段话：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数千年，纵使一时倾危，然最终能转危为安，正是因为有文天祥、张钰、黄道周、李定国这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义士。若人人效法洪承畴、汪精卫之畴，只怕会有亡国灭种之危！

你要是有点名望的缙绅乡绅，奏销案哭庙案还有后来各种文字狱等着，自己没事后代说不定也要被砍了（比如屈大均都挂了七八十年了，孙辈还被乾隆砍了）。要是泥腿子，祈祷运气好别遇到带清天兵震怒屠城。顺利存活下去的，税也比明末不见少。拿带清永不加赋之类鼓吹带清爱民税低的，大约不知道带清把三饷直接算正税了。

李定国打新会时候，看带清王师让p民堵缺口，就放弃进攻。昭宗从昆明跑路时候，“恐清师至此无粮，徒苦我百姓”，把粮食原封不动留给满洲太君。虽然也不是常见现象，但带清天兵一星半点也找不出来。

洪天王造反祭拜明孝陵，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之后祭拜明孝陵，章太炎鼓吹大家闹革命也是搬出明末那堆人，留日学生1902年搞中国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连日本人甲午时候鼓吹大家起来造反都把朱元璋搬出来“勿为明祖所笑”，一直闹到完蛋要恢复前朝的风气还深厚如此，大概也就带清独一份了。

答案显而易见——清朝。

因为清朝的税负要比明朝重得多。

要讨论明清税负的问题，我们就要来普及一个基础的概念：“起运”与“存留”制度。明代，在各地包括田赋在内的任何税收都同时包含为两项，其一起运，其一存留。为何要有存留呢，当然是要解决地方财政的问题，“凡州县经征钱粮，扣留本地，支给经费，曰存留”。一般而言，“起运”的比例在明代约为50%，主要是银或铜钱，相比粮食转运成本要低很多，也可减少在途损耗。

清初沿用明制，但很快满清统治者就发现，地方的存留简直是一个取之无穷的宝库。从顺治朝到康熙初年，地方存留一减再减，下降到赋税总额的10-20%左右，使得地方财政严重困难。到乾隆朝时，存留才稳定到20%。当然清初能够做到这点，也与明后期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以及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有关系。粮食在赋税比例中进一步下降，赋税转运到中央就容易了很多。由此，我们就理解为什么清朝中枢财政要比明朝好得多了，这都是以抽空地方作为代价的。然而，地方的政府部门仍然需要运转，钱哪里来呢？这就不得不提著名的“耗羡”。

明代也有“耗羡”，数额很低，属于弥补官吏俸禄过低的一种潜规则。而清代的“耗羡”比起明代发生巨额增长，其原因就在于其中包含大量地方政府运转所必需的正常开支。显然，很多人比较明清赋税的时候，忽略了清代庞大的“耗羡”，所以得出了清代人民负担只与明代相当或者还略轻的结论。但实际上，清代大部分的地方开支，都依赖于“耗羡”等摊派。

对此，康熙皇帝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地说：“各省文官私派加耗。武官空粮等事。朕颇得闻知。”他也坚决不肯认可耗羡的合法性，要甩锅给地方不让朝廷背锅。姚念慈先生在《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一书中明确指出，康熙晚年因为对准噶尔用兵等原因，百姓已经被压榨到民穷财尽，不堪重负，所以康熙才大规模蠲免百姓缴纳不上来的赋税，故作仁慈。然而只看当时的正税，似乎并不极重，之所以会如此，乃是老百姓除了正税之外，还要供应地方政府部门为了运转而实行的摊派的缘故。

清朝的地方大员也属实不好当，既要自筹政府部门的经费，万一激起民变，还可能被上峰杀鸡儆猴。某些清史学者口中所谓的——有清一朝反腐力度最大，杀贪官最多，也实在是这畸形的起运制度逼出来的。可以说清朝的高压绝不仅仅是一个文字狱，而是自上而下，层层高压，系统性的构建出一个极端压抑的社会环境。

雍正想要把起运存留制度恢复到明朝时的状况，就实施了“耗羡归公”。“耗羡归公”的结果是耗羡之外又增耗羡，这是大家知道的。但这真不是雍正的锅。因为一开始，耗羡是放在地方，供地方自由裁量使用的。像田文镜这样操作成功的官员，已经可以通过火耗银子翻修仓库和城墙，还可以给河南全省官员发放丰厚的养廉银。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制度成功延续下去，清朝畸形的起运存留制度就可以借此修正。很可惜的是，十全老人乾隆上台后，由于财用不敷，再次把雍正在地方建立的火耗体系收归中央，并且几乎不存在返还到地方的情况。地方回到了康熙朝的穷窘状况，不得不火耗之外再加火耗，使得老百姓的负担进一步增加。有人在吹捧乾隆时，一方面吹嘘乾隆会搞钱，多的时候一年甚至能搞8000多万两银子。另一方面又说乾隆对老百姓好，多次赈灾，先后蠲免天下税赋数亿两。那笔者就寻思啊，难道乾隆会点石成金，能变出钱来不成？

显然，乾隆朝的蠲免，绝大部分就跟游戏里装备打折一个性质。反正老百姓已经被压榨到极限了，积欠的钱粮收也收不上来，蠲免一下还能表现自己的“仁德”。乾隆朝那高额的财政收入，无疑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是通过各种手段自民脂民膏中搜刮而来的。那么，清朝的税收政策真的一无是处嘛？当然不是的，不然为什么清朝作为一个异族统治的王朝，能有200多年国祚呢。清朝中枢比明朝中枢有钱，就可以做很多事。就以赈灾系统来说，清朝赈灾效率比起明朝是要高一些的，灾荒时饿死的人口较少，这方面有利于人口增长，清朝人口大爆炸不仅仅是高产作物等因素，也有清朝的管理体系的原因。

尔汉人，一日三餐，夜又饮酒，朕一日两餐，尔汉人若能如此，则一日之食，可足两食，奈何其不然也？

——爱新觉罗·玄烨《清稗类钞》，此话背景：地方久旱不雨，百姓饥荒，地方官上疏此事，我千古第一仁君吃糠喝稀大帝一语道破天机。

紧接其后，我大清官员上奏曰：

小民不知蓄积，一岁所收，随意耗尽，习惯使然。

康麻子并不只是说说，在他孙子乾隆的努力下成为了现实。

在大清海量专精计算下，汉人养成了只吃两餐就能存活的体质，能够像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人民一样忍受慢性饥饿而快速增长(众所周知大和人种基因上不矮，古代矮纯粹是粮食不够吃饿的)，大清人民实现了人均身高历代最低，粮食可以养活更多人口，养出四亿面黄肌瘦的饿民也被清粉当作大清善政大肆吹嘘。至今有些农村每天只吃两餐，正是大清习俗遗存。

如果你是一名生活在大清的农民，那么在清朝的重税（正赋+耗羡+雍正之后新增的耗羡）与地主在大清纵容的重租政策结合下，你可以保持只吃两餐的健康饮食到60岁，由于高产作物的传入，你可以在山上偷偷种点红薯，煮点红薯叶子补充下膳食，寿命并不会因为营养不良而受到太大影响。而万一闹饥荒了（如果你不是生活在西北地区，撞上这事概率真是低得不行），首先你可以靠储备的地瓜干子和土豆先撑一阵，然后士绅会从他们从你和你的乡亲那里压榨的无数仓白米中挑出一两仓来假惺惺地熬点插不住筷子的粥帮你续过去，没多久，朝廷的赈灾粮终于到了，虽然不多还被官员贪墨，里面掺着糠和沙子，但你被压榨这么多年形成的耐饿体质让你吃了下去，并活了下来。接下来朝廷会很慷慨地表示，既然这个地方闹灾，那就免征三年税银，之前拖欠（因为你和你的乡亲们实在太穷，卖光粮食也交不够）的税银也全部免了吧。当然，地方政府负责征收的耗羡，朝廷从来不知道这东西，从未征收过此项税米，你们也不要向朝廷问，问了是要杀头的。灾荒过去之后，剥削你的地主老爷家门口因为赈灾积福，立下了大大几块功德碑，等到下一个丰年，又多征了你几斗米，此外什么都没有改变。

而到了数百年后，许多清史学家会拿着大清的救灾文献报告，纷纷盛赞清朝赈灾体系之高效，消耗钱粮数量之大。而广大清粉群体也奔走相告，你看，我大清的食人记录在历代各朝相对较少，有效避免了大量人相食的惨剧，我大清善政冠绝封建社会啊！

推荐鲁迅一个小说《风波》。

《风波》的历史背景的张勋复辟阶段，乡下的一个故事。主人公七斤，“虽然住在农村，却早有些飞黄腾达的意思”。因为已经三代不种地了，给人撑船，相当于个小生意人。所以在农村一般老百姓里还是有比较高地位的。毕竟他每天能进城，说点城里的事，比如“雷公劈死了蜈蚣精”之类的事，已经可以做到经常都是村里焦点人物。也就是说，七斤的财富、地位、见识比村里绝大部分老百姓都多，也得到大家一定的尊重。

清朝灭亡时候，七斤因为进城，所以被人剪了辫子。本来也没什么，结果后来某一天，突然听说皇帝又坐龙庭了，于是担心剪辫子会遭到灾祸。而回家之后，赵七爷就过来找晦气了。这个赵七爷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当然赵七爷的学问也就是读了个《三国演义》，但是就这已经是这里最有学问的人了。赵七爷一直是把辫子盘在了头上，此时刚好放下来，然后来告诉七斤“留发留头”的道理。

然后七斤吓坏了，只能各种赔笑；七斤嫂吓坏了，之后一直痛骂七斤非得去剪辫子；其他的村民从此也远离七斤。七斤就这么战战兢兢，被村民鄙视被媳妇骂，过了一段日子。直到有一天回来，七斤嫂问他皇帝还坐龙庭不？七斤不知道。媳妇告诉他，应该不坐了吧，因为看到赵七爷又把头发盘上去了。

以上是小说大意，小说也不长，估计很多人看过，没看的可以搜一下看看。

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张勋复辟前后。张勋复辟是1917年，此时民国已经建立五年了。但作为村子里的村民们，哪怕是七斤这种已经算是最有见识的普通人是什么态度呢？压根不知道皇帝不皇帝的是什么概念。皇帝是个很遥远的概念，来个皇帝坐龙庭会大赦天下一下，也会惩罚反贼一下。但具体和生活有什么关系？不清楚。七斤这种能经常进城的人都不清楚，普通村民更不清楚。

同样，象征着清朝的辫子，是什么概念，同样大家都不清楚。有没有辫子，对村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民国已经五六年了，也就个经常进城的七斤剪了辫子——还是去城里时候被强迫剪的辫子。

普通老百姓这样，那有点学问的人呢？赵七爷读个三国演义现在看也就是初小水平，当那时候已经是方圆三十里学问家了，至少几个村子里的翘楚。赵七爷比起一般村民，更清楚皇帝意义一点，希望有皇帝。但这主要因为没了皇帝，对他没有任何新收获；失去皇帝，反倒显得自己读三国学到那点所谓忠义没有了炫耀的地方。至于有没有皇帝，除了在冤家面前耍个横，别的也没什么，大清亡了，他也犯不着去忠于皇室，不过就是头发盘起来而已。

以上这些人物，基本就代表了中国古典社会老百姓的特点：农民、小商人、手艺人眼中，皇帝是个天高地远的朦胧概念，谁坐龙庭、龙庭里有没有皇帝，只要不影响自己生活就无所谓。读了一些书但还不到能取功名地步的基层小知识分子会拿抒发对皇帝忠诚作为逼格，但也仅仅就是能比更底层老百姓有点炫耀意义的身份不同罢了。

1917年时候，中国已经进入近代社会数十年了。虽说广大农村依然是古代模样，但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近代感染的。即便如此，如果你去问七斤，问村民们，你们更讨厌清朝还是更讨厌民国，他们恐怕只能给你个黑人问号脸；你去问赵七爷，估计会说更讨厌民国，不过要是告诉他民国了你的茂源酒店每月税银少几分，那估计答案马上也就变了。

所以，如果就是个普通老百姓，时光比1917再往前拨几百年，你以为你能意识到讨厌谁？如果真有对比，只能是谁的税少一点，吃的饱一点，就更喜欢谁。

只能说，现代人随便一个小学生见识学问都可能超过放在过去都能秒杀赵七爷这种几个村的翘楚，更是接受了近代以后西风东渐来的现代民族思想，所以觉得代换到古代老百姓，还能保持自己的这种思想。

殊不知，物质决定意识，回到几百年前，做一个普通老百姓，并不会比赵七爷、七斤、普通村民们好到哪里去，依然只会对皇帝、对服饰、对朝代名的感觉虚无缥缈，远不如谁能让自己多吃几顿饱饭来得实在。

没有更不更的，对于老百姓来说，所有的封建王朝都该埋葬。

吹明吹清的人一直都有，这也很正常。生活吗？吹吹水，男人吗，吹吹历史。

但总体来说，吹明的人比吹清的人要脸。

或者说，部分吹清的，太不要脸了。

吹明怎么吹？

我上来一定先吹我于少保，扶大厦之将倾，救生灵于水火。

然后我吹一波朱重八，开局一个碗，主线任务做皇帝。驱除鞑虏，收回燕云十六州。

接着吹朱棣，五征漠北。吹仁宣之治，吹万厉中兴、成化早期……

实在过分地吹吹崇祯末代皇帝的气节，至于能力只字不提。

总之就是一个词“扬长避短”。

吹水吗，这就是重点。

清吹呢？

吹一吹康乾之治，吹一吹乾隆的版图，吹一吹康熙收复台湾。

当然，这都是常规操作。

然后恶心人的那批清吹来了。

然后，奇怪的来了。那些吹慈禧的，吹李鸿章，吹曾剃头的是什么鬼？

这些人这么恶心，你为什么要吹？

请问这些恶心人的清吹，丁汝昌为什么不能“吹”？左宗棠？

合着这些清末气节人士你不提，就盯着那捧着满清封建臭脚的官员贵族是吧？

吹水历史、政治、军事本来就是男人正常的娱乐活动，本无可厚非。你要是吹水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哪一个更牛批，那我觉得能吹一天。你非要找这些臭脚来吹，是为了什么？恶心大家吗？

对了，还有吹水溥仪的。可怜溥仪的。

你那是可怜溥仪吗？你那是可怜尊龙。溥仪改造后思想觉悟不低，溥仪都不吹自己，你们在那吹水。（溥仪听了想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