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君士坦丁堡是什么感觉？ 第1页

1913年的奥斯曼京城君士坦丁堡老城区大多未经规划，尽管在19世纪中曾经多次尝试城市改革，但普遍还是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街道上的垃圾堆积成山，淡水只能不定时地由水泵和泉水供应，码头边的臭鱼味挥散不去，鸽子绕着清真寺的院子飞来飞去。当地的土耳其人用残羹剩饭喂狗，这些狗凶猛地守卫着它们各自的一块块领地，至于它们究竟是东方污秽的象征，还是幸运的护身符，则要看人们从什么角度想了。对于一些把皮埃尔·洛蒂最新的书抱在怀里的游客来说，君士坦丁堡这个名字本身就能够激起美丽与悲剧的奇思妙想，在他们的脑海中生成栩栩如生的画面，比如旋转不停的托钵僧，或者后宫的土耳其佳丽和来自高加索地区的切尔克斯女子。对于另外一些游客来说，君士坦丁堡狭窄弯曲的街道意味着封闭的中世纪思维，更多地体现了东方神秘主义而不是现代科学，意味着一个离深不见底的野蛮仅仅一小步之遥的民族。想要取代沿袭了数个世纪的习惯，仅凭一两名青年土耳其党官员的雄心壮志是远远不够的。

罗伯特·希琴斯漫步在君士坦丁堡，发现是城市的一种历史感在指引着他的行进：“伊斯坦布尔，它见证过多少，经历过多少啊！”其他人则更多地被它的衰落所感染。《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的一名英国记者埃利斯·阿什米德—巴特利特（Ellis Ashmead-Bartlett）1912年前来报道巴尔干战争，他将这座城市描述为“被自然指定为人间天堂的地方，却被人类变成了邪恶、腐朽与流血的渊薮”：

……这座城市，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望去，仿佛是紫色山坡上挂满了大理石的梦境，近距离观察，却只见一堆摇摇欲坠的房屋，乱七八糟，无可救药，墙壁颓败坍塌，沿着没铺好的陡峭街道而建，疲惫的马在这些街道上跌跌撞撞地走着，美丽的清真寺零星可见，从一种陈旧的信仰花哨的垃圾堆中高高窜出。土耳其人自从1453年侵入这座城市，就没有做过任何有建设性的美化工作。他们仅仅是给古老的拜占庭教堂安上了宣礼塔，或者效仿希腊建筑风格建起一座座俗丽的清真寺。除此之外，他们就只是让这座城市陷入绝望的衰败。

1913年11月底，新任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到达君士坦丁堡。两天后，他参观了大巴扎（Grand Bazaar）。在返回大使官邸途中，他在日记里写下了简洁明了的判断：“非常古怪。”

相比之下，佩拉颇为现代化，对欧美人来说也更为熟悉。外国使馆集中在这里，英国使馆占据着海面上方小山顶的一大块古典风格的街区。外资银行也在这里。［其中一家银行，奥斯曼银行（Ottoman Bank），在1896年被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团体亚美尼亚革命联盟（Dashnak）占领，他们威胁称如果得不到更大的自由，就要炸掉银行及其外国员工，这件事闹得很大。］西方科技创新往往也是最先传入佩拉：1856年城市的第一批煤气灯，1895年城市的第一部电影，以及1875年城市的第一条地铁线，这项工程在地下从加拉达码头沿岸一直挖掘到佩拉山顶，命名为“隧道”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在佩拉大街（Grande Rue de Pera）两侧，以及与之相连的大街小巷里，分布着君士坦丁堡的欧式酒吧、舞厅和商店——意大利马戏场、法国剧院、德国市场（Pazar Alman）百货公司，还有Bon Marché百货公司，这里的导购员会用法语报出价格。在这里，在整个奥斯曼帝国349家经销店中的一家，你可以买到一台胜家缝纫机，还会有人教你如何使用这台机器追赶最新的巴黎时尚。母亲可以购买包装上用英语和法语做宣传的罐装雀巢浓缩牛奶，因为这种牛奶能够防止霍乱和本地牛奶中的掺杂。在玻璃窗后面的陈列中，或者在高高的商店货架上的堆积物中，人们还可以找到罗曼诺夫皇室委托制造的俄国Treugolnik胶套鞋，曼彻斯特生产的“巴黎”围巾，或者带着长缨的亮红色土耳其毯帽（不过就当时的时代来看，在奥匈帝国的某家工厂或者奥斯曼帝国首都方圆100英里之内生产，都是有可能的）。

在佩拉，可以见到城里的法国、德国或俄国家庭女教师。这种趋势遭到了保守派穆斯林的批评，他们担心穆斯林家庭会聘用这些基督徒女子。这座城市必然有一个部分是奥斯曼人去喝酒、买外国报纸或者外国书的地方。青年土耳其党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1913年正在索菲亚担任奥斯曼帝国驻外武官，他在休假时也会来到佩拉，练习法语，展现舞蹈才华。侨民和具有西方思想的本地人，会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法国中学，这所学校自19世纪60年代起就在区内占据了很大面积，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均可在这里接受教育。最近这一地区有一项扩建工程，是意大利僧侣经营的帕多瓦的圣安多尼罗马天主教堂，1912年才刚刚完工，与主街有一小段距离。城里的一流酒店全部集中在佩拉——其中包括佩拉宫（Pera Palace）酒店——还有那些二流酒店，例如Khedival Palace、Hotel de Saint Pétersbourg和亚美尼亚人名下的Hotel Tokatliyan。

一些人认为佩拉浮夸的西式现代性很无聊。罗伯特·希琴斯抱怨这里的“咖啡馆闪耀的玻璃，狡猾又放肆的眼神永远在透过它打量着外面的行人”，还有“从欧洲二流音乐厅走出来的那些自命不凡、涂脂抹粉的女人”，她们的肤色在电灯下像鬼一样苍白。美国人哈里·格里斯沃尔德·德怀特（Harry Griswold Dwight）担心“西方文明致命的同化力”正在把这座城市转交给“德国情侣（Liebespaar）、英国老处女、执意要让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一模一样的美国母女”。 G. F.阿博特嘲笑“伪欧洲文明浮夸的平庸……异域一切令人厌恶的事物，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正在飞快地把东方变成一张悲喜交加的西方巨幅讽刺画”。

的确，不只是有文化的西方人觉得佩拉完全是赝品。土耳其历史学家艾哈迈德·杰夫代特·帕夏（Ahmed Cevdet Paşa）事先提醒一个外国熟人，佩拉呈现出来的奥斯曼帝国整体印象是完全失真的。他说：“你从这里透过望远镜观察伊斯坦布尔，但你使用的望远镜一直是歪的。”对于那些装欧洲人装得比真欧洲人还像的同胞，土耳其人是会暗自发笑的。作家艾哈迈德·拉西姆（Ahmed Rasim）就曾讽刺这样一个土耳其人的做作：……在意念中去过巴黎，在精神中经过维也纳，瞥一眼柏林，看过意大利米兰、罗马和那不勒斯这三座城市的地图，朝伦敦方向遗憾地叹了口气，在旅行指南中读到过美国纽约、华盛顿、费城等地的情况，然而事实上去过最远的地方不过是伊兹密尔（Izmir，在土耳其西部），在飞檐下走来走去。

但这真的只是笑料吗？西方习俗入侵佩拉、进而影响整座城市的过程中，难道就没有什么有害的，甚至危险的成分？“不要小看自行车，”拉西姆写道，“它有很多弊端。”例如可以利用它来盗窃商品，引诱成年女性和年轻姑娘。对于穿着暴露的游泳衣公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游泳这种地地道道的欧洲习惯，另外一些土耳其人也颇有微词，因为土耳其人就算真的要下水，也宁愿在竹围的严密保护下，洗男女分开的海水土耳其浴。一些人注意到了过去几年里奥斯曼女性着装的变化，甚至是走路姿势的变化，从慢悠悠的步伐变成了轻快、自信的欧式步伐——他们将其归因于西方的影响。这种现象击中了穆斯林社会的要害，因为这表示女性正在从她们的男主人手中解放出来，这太危险了。这要止步于何处呢？

1906年，年轻的土耳其女子泽伊内·阿农（Zeyneb Hanoum）怀揣着对更大的西方自由的梦想，逃离了君士坦丁堡对她人生的束缚。在那里，她被“关在玻璃笼子里，包裹在原棉中”。她广泛游历，在巴黎、伦敦、布鲁塞尔和意大利度过了6个月。然而，阿农最终还是回到了奥斯曼帝国。她发现西方并不一定比东方更优越，只是有着不同的弊端：愚钝、贪婪、暴力、自私。她总结道：“怂恿那些东方人到西方去，不出几年，他们就会沦落成和那些吸收着病态文学、沉湎于酒精、可怜堕落的西方人一样，这是多么危险啊。” 阿农体验过西方，觉得它很做作；佩拉则是君士坦丁堡中心西式做作的象征。

居住在这座城市的数十年间，拜占庭学者亚历山大·范·米林根（Alexander van Millingen）记录下了君士坦丁堡的诸多变化，这些变化并不都是往好的方向。他在20世纪初写道，这些年来，这座城市的特色或许稍微有些淡化了。西方科技的进占，让东方的神秘黯然失色。19世纪70年代，德·亚米契斯所描述的各种各样的路人服饰，奥斯曼专家一看便知穿戴者的民族和宗教，而那些服饰正在逐渐被千篇一律的欧式打扮所取代：“当下的风尚是‘无拘无束’ 。” 为传统的土耳其家庭增添一丝神秘、为家里的女人挡住入侵者视线的格子屏风，正在被威尼斯式百叶窗所取代。“站在大道上便利地点的马群，可以把你载到几步之遥的街上，或者路途遥远的地区，”范·米林根忧郁地写道，“可它们已经让位于出租汽车站，以及一条贯穿加拉达山的隧道。”在19世纪40年代还是孩子的那些老人，可能会记得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第一艘轮船；如今，这样的轮船在海面上起起伏伏，挤掉了过去那些不怎么结实却很雅致的轻舟。过去，欧洲的邮件从的里雅斯特走海路需要一个星期，从马赛每个月有三班邮轮，而如今每天都有火车运送邮件，邮资也很低：

那年（1888年）8月14日，聚集在君士坦丁堡的火车站［锡尔凯吉（Sirkeci）车站，海峡对面是亚洲线的终点站海达尔帕夏（Haydarpaşa）车站］、目睹从奥地利首都开来的第一列火车的人们，或许对于这一事件的意义知之甚少。但这里是君士坦丁堡与西方世界的接入点。如今的主宰是新思想、新时尚，不管是好是坏。这座古老的东方城市的缺点，很快就会变为一场旧梦。

1913年，这座古老城市的缺点或许还存在着——但是在范·米林根眼里，大概也是这座城市魅力的一部分。

现在，加拉塔大桥上有了新的行进队伍：土耳其军队，其中很多来自安纳托利亚内陆，他们正要去击退几乎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的巴尔干军队——还有难民，几乎是清一色的穆斯林，他们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了几个世纪的欧洲村镇，来到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

暴力一直是奥斯曼帝国边境事务的一部分。在穆斯林与基督徒混居的阿尔巴尼亚省，奥斯曼帝国当局与地方叛乱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些叛乱大多是关于无穷无尽的苛捐杂税和征兵，以及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之后，对于阿尔巴尼亚学校应采用哪种文字体系的争论。低级的抢劫和军事报复愈演愈烈，成了巴尔干民间传说的素材。英国旅行家伊迪丝·德拉姆（Edith Durham）在1909年的著作《阿尔巴尼亚高地》（High Albania）中，引用了一首典型的热情洋溢的巴尔干歌谣：

啊，我们又回到了巴尔干，

重拾欢乐与苦难——

倘若它起火刮风或者下雪又如何？

我们又回到了巴尔干。死亡，

心口被洞穿，或者头部中一枪——

回到这里，热情澎湃，慷慨激昂——

啊，我们又回到了巴尔干

随着1913年3月埃迪尔内落入保加利亚人之手，巴尔干的局势对奥斯曼帝国更加不利了。列强急欲争取某种和平解决协议，最终在5月迫使交战各方签订了《伦敦条约》，这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欧洲领土。但这并不是事情的结束。《伦计划就已经在酝酿之中了。巴尔干同盟一直是出于地缘政治的方便而结合，而非出自热爱，如今正在瓦解。虽然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黑山通过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都获得了多到令人震惊的领土，可它们都觉得自己还应该再多分一杯羹。到了6月，保加利亚人已经与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打了起来。奥斯曼人看到了机会。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已经是无可挽回了，但至少埃迪尔内还是可以夺回来的。7月，对自己力量估计过高的保加利亚人被赶出了这座城市，最终，青年土耳其党军队领袖伊斯麦尔·恩维尔（现称恩维尔·帕夏）可以宣告一场奥斯曼人的胜利了。《伦敦条约》匆匆修改，以反映局势的变化——现在它变成了《布加勒斯特条约》，确认了奥斯曼帝国对埃迪尔内这一系列的战争血腥凶残，无论是在后方还是前线。这次冲突会在整个巴尔干半岛留下深深的伤疤。在保加利亚军队占领的地区，穆斯林被迫改宗，经过了洒圣水和象征性地吃香肠，才算完成。当埃迪尔内陷落时，奥斯曼军队被围困在一个孤岛上，每天有数以百计的人死亡，抬手能够到的树皮全都被撕下来充饥。萨洛尼卡的犹太人莱昂·夏基（Leon Sciaky）后来将1913年确定为大批犹太人从这座城市向外移民的开始，很多人都移居至奥斯曼帝国的另一个角落——巴勒斯坦。这一年，他参观了偏远的乡下地区，回想起“甚至都没有犬吠声迎接我们的到来……孩子们的欢歌笑语停留在往昔，如今的这里一片沉寂”。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资助的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指出：“战败一方的人口焚烧村子，大批离去，这在巴尔干所有的战争和暴动中，都是已成常态的传统。”让人沮丧的是，这类冲突总是周而复始：“他们总是把自己的遭遇转而施加在他人身上。”尽管在巴尔干战争的第一阶段中，奥斯曼土耳其人溃败得太快，来不及犯下太多残忍的暴行，但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他们还是有机会报复的。在Kirka村，曾经屠杀了当地穆斯林的东方希腊人反遭屠杀。

夺回了埃迪尔内，奥迪曼帝国的荣誉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君士坦丁堡重掌的政权也得到了巩固。如果和平能够持续下去，那么面对大幅度衰落但或许更容易管理的奥斯曼帝国，青年土耳其党人现在就可以转过身来面对将这个国家现代化的迫切任务了。1913年9月，统一进步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帝国行政和经济改革方案，并表示该委员会应当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政党，向西方的政治正常化看齐。

为了保证比以前小了一些的奥斯曼帝国的未来，有许多事情要做。在失去了这么多领土和人口之后，如今不同群体之间的政治安排必然要重新调整。尤其是帝国的阿拉伯人，必须要安抚他们，使他们免遭分裂的诱惑。1914年4月，政府首次允许在阿拉伯人占多数的省份的法庭上使用阿拉伯语，并且在学校里将阿拉伯语作为主要语言。次月，奥斯曼军队中的一名德国军事顾问提议称，帝国或许应当迁都到阿勒颇，他认为这项举措有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意义。这对于青年土耳其党人来说太难接受了。但在1913年，一名阿拉伯人被任命为大维齐尔，此举体现了帝国的发展方向。

希腊北部的这片土地疲惫地见证了东正教徒朝一个方向前进，而穆斯林则往另一个方向前进，这一切都给人一种世事无常的忧郁感受。离开小亚细亚的希腊人绝大多数是商人阶级，许多人只会说土耳其语；东行的穆斯林绝大多数是种植烟草的农民。欧洲、北非与中东的吸烟者数十年来抽的都是詹尼察（Giannitsa）香烟，这种香烟使用的烟草由欧洲穆斯林种植，烟草田就位于奥斯曼拜占庭的皈依者埃夫雷诺斯·贝伊于1383年建立的城镇附近。只有少数人从这场干预中获益，而小亚细亚显然蒙受了较大的损失。伊斯坦布尔周围出现了难民营，许多人死于营中。

在伊斯坦布尔，虽然希腊牧首区获得特别豁免，得以继续留在城里，一定数量的家庭也确实继续留在牧首区周围的希腊区与佩拉，但城内这块东正教基督徒聚居地的孤立状况很快变得让人难以忍受。大约有15万人认定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离开这座城市。1922年，伊斯坦布尔有1413家餐厅，其中1169家是希腊人开的。与其他非穆斯林人口一样，希腊人也许不是主政者，却是城市重要的一环。但到了1932年，希腊基督徒却被禁止从事包括裁缝、医师在内的30种职业。十年后，希腊人又被课以新税。1955年，“伊斯坦布尔骚乱”（Istanbul Pogrom）期间，愤怒的土耳其青年攻击东正教教堂、商店、学校乃至墓地，焚烧与破坏财物，导致十余人死亡，许多人遭受虐待，更多人选择收拾行囊逃亡。

与此同时，《经济学人》认为“君士坦丁堡正在泰然自若地处事，几乎不被国家的胜败所左右”。人民迎来了一场大丰收，贸易也正在恢复。（《经济学人》表示，这座城市如果变成自由港，将会得到很大提升。）君士坦丁堡位于Silahtarağa的第一座发电站正在建设中。有轨电车已经开始通电，先从城市的加拉达区的几条线路着手进行。推出电话业务的工作也在进行着，来年将建成至少12个电话局。12月，让俄国人颇为懊恼的是，德国人利曼·冯·桑德斯（Liman von Sanders）将军受奥斯曼帝国政府邀请，率领一个由40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君士坦丁堡，这样的规模远超过去。他们此行的任务是协助奥斯曼帝国的军队继续进行现代化建设。换句话说，伊斯坦布尔乃至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进程还在缓慢的展开着，尽管相比东京底特律这些新兴大城市的发展速度相比它的现代化显的过于缓慢，但至少在奥斯曼帝国灭亡前，它仍旧是这个没落的帝国环境最好最为现代化的大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