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十九世纪的高利贷资本主义，低生育率和缓慢的工业革命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第1页

谢李修宇、星空邀，知乎的艾特系统太辣鸡，我就不往下找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尤其是我自己平常更关注的是大革命前后的政治史部分，对于经济史了解的不多，所以这里我也只能根据自己以往阅读中涉及到这部分的内容简单进行一下说明，并且我本人对德国史一窍不通，所以本篇回答与其说是一种比较，不如说仅仅是对于19世纪法国经济状况的反思，就当是抛砖引玉吧。

1940年，著名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曾如此反思法国在二战中的溃败：“我们应有勇气承认，在我国，刚刚被击败的恰恰是我们所珍视的小城市。他的生活节奏太过缓慢，公共汽车的迟缓，行政机构的慵懒，每个散漫的行动所累积的时间损失，咖啡馆里的游手好闲，短视的政治伎俩，收入微薄的工匠，架子上空空如也的图书馆，对陈旧事物的嗜好，对所有可能扰动绵软乏力的习俗的新奇之事的猜疑：这一切，都被繁忙的德国以它著名的动力所推动的高速车轮粉碎。”

布洛赫的反思准确的反映了彼时法国的社会面貌，让·布维埃也曾提出，如果认为工业“革命”意味着强烈的转变的话，那么在法国几乎从未发生过工业“革命”，法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不平衡的发展过程。1847年，法国农业的国民生产净产值为51亿金法郎，工业为81亿金法郎，而到1910年，二者分别为100亿金法郎和155亿金法郎，诚然工业产值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但是如果看工农业的比例，60年来的变化其实不大，真正发展迅速的是第三产业，他从1847年的36亿扩展到1910年的100亿，甚至超过了农业生产净值。

此外，工业化不仅意味着生产与技术的革新，他还包括社会结构在横向的空间领域及纵向社会阶层的流动，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法国的工业化进程同样是值得忧虑的。1856年法国的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1.4%，工业则为31.1%，到了1906年，农业人口比例下降到43.2%，但是这些人口并未进入第二产业，恰恰相反，工业人口反而略有下降，达到29%，这些人口实际流入了第三产业，他从1856年额17.5%上涨到1906年的26.1%，绝对数值上同样如此，1856年农业人口总数为730万，工业人口为441万，1906年则分别为884万和593万，工业人口的增长与农业基本持平，并且仍然落后200多万，第三产业则发展迅速，从249万上涨到570万，已经接近工业人口总数。

与工业缓慢发展相伴随的，是法国人口的缓慢增长。从18世纪末甚至更早开始，法国人的人口增长就开始放缓，他的老龄化程度相应增长，1850年到190年，德国人口从3500万增长到5600万，而法国的人口则从3600万增长到4100万。马尔舍夫斯基认为19世纪法国人口增长的逐步放缓是其物质生产量被英国超越的主要原因之一，后者在18世纪的起点更低。尤其是结合上述农业人口相对稳定的事实后更是如此，根据图坦的估计，农业人口的消费能力只有工业人口的45%，而在法国，似乎从未发生过“圈地运动”式的农业人口流出。然而另一方面，法国工业的发展状况也并未展现出对劳动人口的巨大需求，换句话说二者之间互为因果，法国的人口数量与结构制约了工业发展，而工业发展状况又无法改变人口结构。

至于题目中的“高利贷资本主义”，实际上与前两个因素并不同步，他的出现要晚于工业与人口形势，实际上在与后者同步的19世纪中期，法国人对信贷的态度非常保守。直到拿破仑时期，法国才拥有第一家国家银行，而就整体19世纪的状况而言，无论是垄断型工厂还是小作坊企业似乎都更青睐于自筹资金，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会选择信贷，而且以公债为首选，股票为次选，对于法国的资本家而言，稳定比利益更为重要，所以19世纪的法国资本家被广泛认为“缺乏冲劲”。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法国自由贸易的最主要推动者是拿破仑三世，而显贵与名流们则极力反对，从这个角度，皇帝走在了时代前面，他比那些经济贵族更了解他们自己，实际上自由贸易来的正是时候，法国工业已经发展了四十年，已经可以经受得起来自国外甚至英国的竞争，贸易保护者们以高价维持这个系统的超额利润，但同时价格保护既不是经济保障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他们需要去适应市场。

在分别阐述了三个因素的相关事实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性，那就是讨论他们的起点都是1850年代前后，而这恰恰是法国真正开始工业化的起点，因此讨论法国19世纪经济发展缓慢最整体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来的太晚了。说一个有趣的事实，我国在引进乔治·杜比的《法国史》时改变了原书的分卷结构，在我国的版本将古代到旧制度分为一卷，将启蒙运动到二战分为一卷，将二战以后分为一卷，由此第二卷《法国史》实际可视为独立的《法国近代史》，但是在法国的原版中，近现代的分野不是二战，而是第二帝国，对于大部分国人而言，拿破仑三世只是拿破仑的侄子，普法战争的失败者，但是在法国，甚至有学者将拿破仑三世称为“现代法国之父”。

正是在第二帝国时期，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首先是19世纪中期的长期萧条后工业重新开始快速增长，钢铁产量从1851年的25.4万上升到1856年的73.1万，铁路长度从1851年的3546公里上升到1858年的8675公里，巴黎等大城市开始进行大规模建设。皇帝不仅仅是经济形势转好的受益者，恰恰相反，他是这一进程积极的参与者，帝国对作为工业基础的信贷与交通进行了大量投资，铁路公司合并，1858年第一个铁路网出现，之后是促进资金流动的动产银行。物价与工资开始上涨，虽然工资的上涨相对更慢一些，但总体而言经济的繁荣终于在帝国初年得以实现。

对于经济问题而言，将任何一个单一因素视为整体解释的原因都是不严谨的，就像上文曾提到的人口与工业的互动关系一样，任何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都是复杂的，因此我们只能从整体上对19世纪法国的经济状况进行描述：缓慢的人口增长、落后的经济结构、保守的融资心态构成了19世纪法国的整体面貌，而这最直接的原因或许就在于起步的缓慢。如果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社会在今日仍有意义的话，我们首先要明白，现代社会从不是单一的技术社会，它意味着全新的社会关系、权力结构和集体心态，很显然，19世纪的法国并不具备这些。

如果我们将发生于是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称为双元革命的话，我们会发现二者存在有趣的错位，首先完成经济革命的英国在1832年才将政治权利下放给新兴资产阶级，而实现政治革命的法国则在19世纪中期才开始工业化进程。这其中的责任可能要归咎于大革命之后的几个政权，无论是第一帝国、复辟王朝还是奥尔良王朝，他们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巩固统治与平衡各方势力上面，导致彼时的法国经济与大革命前并无二致。

然而无论怎样，虽然起步更晚，但是一经开始，工业化的脚步就不会停下来了。1889年，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世博会，彼时的世界最高建筑埃菲尔铁塔落成了，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对于电力的应用。而在他旁边，就是一百年前国民卫队向民族、法律、国王宣誓效忠的战神广场，很快，埃菲尔铁塔就将取代它，成为新法国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