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认为古代有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爱国家就是爱朝廷,爱朝廷就是爱皇上。
皇帝与朝廷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顾炎武提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那都是17世纪末了,从2000年王朝史角度说,已经是很晚了。
我只知道在儒家盛行前,知识分子们对于天下和国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
题主确定真想这么问吗?
古典时期的国家观和近现代完全不同,古人认为君是神授权的代理人,君的合法性等于国的合法性。所以按照古代伦理,忠于朝廷就是爱国。而如果旧政权被推翻,新政权上去也要找一个要么天要么神的玩意儿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而不是宣称造反有理。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上面的“君”指的不是君主个人,而是君主所处的家族。一个昏君暴君被拿掉,换上同一家族的新君并不从根本上违反政治伦理。全世界都是这么一套王权等于国家的思想。
这一思想的动摇从文艺复兴肇始,由宗教改革松开了枷锁。君权神授受到打击,以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为代表的新思想全面推动了君权合法性的质疑,经过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君权=国家的神圣性进一步解构,由此诞生了社会契约论和国家主义,重塑了民和国的关系,把政府与国家分开,确立了“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国民权利的让渡”这一新思想,国的根本从君权转化为民权,政府从国本转化为国的服务者,爱国和爱政府从此脱钩。
君权的神圣性瓦解后,以效忠君主作为国民判断标准的原则失效,又面临着“判断国民的标准是什么”这一新问题,欧洲人开始把民族作为民权边界的最高原则,这就是近代民族主义,也叫国族主义,并在两百年间传向全世界。
所以按照古代伦理,忠君当然就是爱国,就算这个君很糟糕,也只能说他爱国的方法有问题,但不会改变爱国的本质。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古今思想的差异:文天祥面对宋恭帝的劝降,虽然不接受,但依然非常客气地保持君臣之礼。要是放到抗战的时候,说不定当场就破口大骂你这个汉奸走狗有什么脸来见我了。时代不一样,理念当然也就不一样。
奉劝题主,玩影射史学要多补点常识,否则会闹笑话。
我看过顾炎武说的这么一句话,找出来给各位过过眼,不敢说对错,但有心中所想,唯不敢言耳。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语出自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亡国”与“亡天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亡国”是指改朝换代,调个王帝,国号。而仁义道德得不到发扬广大,统治者虐害人民,人民之间也纷争不断,称之天下将灭亡。保国这类事只需由王帝及大臣和掌握夺利的人去谋划。 但是“天下”的兴亡,则是驾驭国家的赶车人的马匹优劣(用人)有直接责任。
简单点就是:食君之禄,为君分忧,既得利益者之一,理当保国;未曾食君之禄,不过一百姓耳,若遇到灭族大祸自然应当冲上去保卫种族。若遇到灭国之事,管你毛事?
以上是对明朝著名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顾炎武先生的一个解读,不是我说的。我没觉得对也没觉得错
忽必烈见郭靖气宇轩昂,不自禁的喜爱,心想若能将此人罗致麾下,胜于得了十座襄阳城,说道:“郭叔父,赵宋无道,君昏民困,奸佞当朝,忠良含冤,我这话可不错罢!”
郭靖道:“不错,理宗皇帝乃无道昏君,宰相贾似道是个大大的奸臣。”
众人又都一怔,万料不到他竟会直言指斥宋朝君臣。
忽必烈道:“是啊,郭叔父是当世大大的英雄好汉,却又何苦为昏君奸臣卖命?”
郭靖站起身来,朗声道:“郭某纵然不肖,岂能为昏君奸臣所用?只是心愤蒙古残暴,侵我疆土,杀我同胞,郭某满腔热血,是为我神州千万老百姓而洒。”
——摘自《神雕侠侣》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日知录》第十三《正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