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本书叫《大而不倒》,建议各位看看。
中国经济危机最重要的原因,和美国次贷危机实质上一样的,都是企业道德风险作用下,整个经济的资本配置出现了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大企业(包括那些城建公司)获得了政府的隐性担保,在银行和民众眼里大而不倒,因此他们可以无限获得资本。当企业只要足够大就可以免除破产的风险时,那么企业就会偏爱于做大基本面,减少对利润与效率的关注。企业想要规模扩大,最好的方式就是融资,想要融资比别人多,最好的办法就是资产比别人多,因为银行和民众都偏爱重资产公司,于是企业都开始投资以房地产为代表的重资产行业,其结果自然是资本产出比断崖式下跌。
在发展经济学上有条件法则叫卡尔多规律(定律),讲的是GDP增长和制造业增长高度正相关、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和制造业增长高度正相关、劳动增长率和其他产业负相关。之所以存在这样的规律,在于只有制造业存在规模报酬递增(不变),其他的行业,无论是服务业还是农业,都存在规模报酬递减。比如土地有限的情况下,增加化肥投入和劳动力,农业的增长是有限的;同样金融行业则由于科层的增加,行政成本增加,使得收益减少。
因此在中国这类城乡二元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有许多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其他行业,农业本身的生产率也需要大量提高,此背后的城市化才是中国的核心问题。那么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自然是制造业升级、产业链整合、品牌维护(塑造),只有制造业本身高速发展,那么其他行业的进步才是有源之水。这几年中国500强大部分企业资产产出比都下降了,许多企业的利润率甚至不如银行利息,而只有金融业的利润不变(提高),按照上面的卡尔多规律,我们知道金融业发展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其背后必然有问题。
其背后问题就是文章一开始提到的大而不倒。在金融业高度垄断和利息管制情况下,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业没有兴趣给高风险的成长企业融资,他们更倾向于给重资产公司融资。比如同样是钢铁厂,一个厂花1亿研发一种新型汽车用钢,另一个企业花一亿扩充产能,如果你是银行你给哪个企业贷款?显然是后者。前者研发没成功,你从哪里要贷款?后者扩产失败,你至少可以拍卖机器。同样是运动品牌,李宁这样增长前景很小、却资产很多的公司贷款,和一家增长前景不错、资产很少的山地运动品牌贷款,你是银行主管你给谁批贷款?如此,既然资产多久容易获得贷款,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企业本身做大。
企业做大后可以获得更多的政府担保,破产的风险会小许多。这不仅仅是国企问题,民企也有这样的问题,不仅是以P2P为代表的金融企业问题,实体经济也有。比如陕西榆林多地的煤老板,通过12%以上的年息融资,然后投资金融、房地产和能源等多个行业。经济泡沫破裂以后,当地政府开始鼓励金融系统继续给这些煤老板输血。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只要大到可以影响当地政府,那么这些企业根本就没有破产风险,结果是全民埋单,因此实际中国有一大批的通用、克莱斯勒。
当企业层面存在着如此的金融逻辑时,政府刺激就不会对社会整体的效率提高有多少作用,甚至政府刺激本身还会恶化经济环境,因为资金越宽松垃圾企业可以获得更多资金,而政府钱不是凭空来的,它实际上是从个人和企业征收的税。当政府不断补贴劣质企业时,其实就是优质企业在不同劣质企业,其结果自然是大量企业负债率不断上升、资产产出比不断下降。因此很多媒体报道
今年实际赤字超5万亿,刺激水平其实已经超2008年了,然而现实中大家对经济的印象除一二线城市地王频现外,没人觉得这轮刺激有什么作用,甚至发现家乡破产的店铺越来越多。
所以说说解决刺激背后企业微观融资领域的问题才是关键,这个时候很多人必然提到私有化。就像上面说的,企业私有化本身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榆林的煤炭业和房地产业就是代表,美国的通用、克莱斯勒也是代表。如果不解决企业对政策影响能力,不改变企业的规模,企业融资和道德风险问题就永远悬着,那么私有化不过是缘木求鱼。即便是特别崇尚自由经济的智利前总统普诺切特,当初私有化了银行业,发现也没作用,只要又国有化银行业,其逻辑就在这里。
因此问题的关键一是要优化金融结构,包括P2P企业在内破产并不说明放宽管制有问题。银行业是低风险、低回报,自然破产风险小,新进入的企业都在高风险、高回报领域,自然破产增加。创新本身就是高风险的事情,如果没有这类金融机构,高风险、轻资产的公司自然无法融资,产业升级无从谈起,因此问题的关键是监管这些新金融机构,而不是杯弓蛇影的不再审批。
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的产业整合不能再是以兼并为主了,而应该是分拆。因为兼并的结果自然是企业规模更大,那么他们的政策影响力也就更大,破产可能性更低,于是越改革效率越低。因此产业整合应该像上个世纪90年代一样以分拆为主,比如把铁道部分拆成铁建、铁通、运营三个系统,电信分拆成移动和电信两个系统等等。
以上都是愚见,看官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