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号出来之前古人是如何纪年的？ 第1页

这是个好问题，但困于材料太多，一直没时间整理。

正好国庆期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董珊教授做了一个讲座，题为《战国纪年法的改革与年号的产生》。对汉代以前的纪年法，做了极全面的材料梳理和研究。

董珊教授是当今「古文字学」研究的大家，其研究范围包括商周甲骨文、商周金文、东周题铭、先秦两汉简帛及文献。不仅在古文字方面建树颇丰，还旁及先秦两汉的历史与考古，复旦陈剑先生所谓「罗（罗振玉）王（王国维）之学」者。

故本回答直接整理自董珊老师的讲稿（已授权）。讲座中所列材料极多，无法备举，只能各简择数例说明。讲座需要的背景知识及私货则于文中间厕之。

本回答【第〇节】对汉武帝的年号及文景二帝的纪年做一个概述，【第一节】、【第二节】与【第三节】详述汉朝以前的几种纪年方式，【第四节】讲一些私货扯扯淡，【第五节】则讨论汉朝年号产生的由来。

〇.汉朝年号

先说一个常见的误区。

1.第一个年号

翻开《现代汉语词典》附录的朝代列表，我们会看到从汉武帝即位始，中国便有了第一个年号——「建元」。

然则「建元」果为中国第一个年号？

这意味着，汉武帝十几岁登基，就想好这一套纪年法了——有点不现实。其文献记载亦多龃龉，故赵翼《廿二世劄记》云：

是帝至元狩始建年號。從前之建元、元光等號，乃元狩後重制嘉號，追紀其歲年也。

赵翼认为「元狩」才是第一个年号，前面「建元」、「元光」等都是后来追记的。

北大辛德勇老师认为「太初」是武帝第一个年号，并于是年重订历法，前面年号皆为追记。复旦郭永秉老师指出，出土「雒阳武库钟」有铭「元封二年」，「上林乘舆铜铫」有铭「元封三年」者，故其论似不确，「元封」应更早。

而「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诸年号迄无文物，坊间所传「建元」、「元光」文物皆为伪器，或则断代错误，俱不足论^[1]。

故第一个年号似当为「元封」。前面「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五年号共历30年，按每年号6年均分，皆追记。

2.文景改元

但没有「年号」不意味着没有「改元」。

「改元」就是将之前的纪年序数抹消，重新从元年记起。汉文帝的改元，《史记》有详细的记载：

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史记·孝文本纪》

汉文帝在十七年得祥瑞，将此年改为「元年」，重新记数。于是后代史书记叙汉文帝的在位历年，就将改元前的时期称为「前元」，共16年；其后称「后元」，共7年。

同样，汉景帝也分为「前元」7年，「中元」6年，「后元」3年三段。

但「改元」并不始自汉（见【第一节】之【1.a】），同样，「年号」制度也不可能在汉朝突然冒出来，我们需要观察汉朝前人们的纪年方式，并研究其中的演变。

一.序数纪年

1.王位序数纪年

用王的在位的第几年来纪年应该是最容易想到的纪年方式，其历史极其悠久。商周金文即有之，一直到战国都很普遍：

惟王十祀又五肜日。「小臣艅尊」 （商代晚期）
惟王六祀翌日。「六祀必其卣」（商代晚期）
惟王五祀。「何尊」（西周早期）
惟王二十又三祀。「大盂鼎」（西周早期）
惟王元年正月。 「师酉簋」（西周中期）
惟九年正月既死霸。 「九年卫鼎」（西周中期）
惟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颂簋」（西周晚期）
惟十有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盘」（西周晚期）

其中早期的「祀」就是后世的「年」。材料太多就不备举了。

「王位纪年」中有一个问题——「改元」。对于同一君主来说就是「分段纪年」，对于新君即位就是「逾年改元」，下面分别做一个讨论。

a.分段纪年

君主改元，则其纪年序数便会分成几段，如汉文帝的「前元」、「后元」。我们现在所能见到最早的「分段纪年」，都发生在战国早期。是由于战国初期君主纷纷称王，导致各国重新纪年。

而其中秦国的材料是最清晰的：

这些铜器都在秦惠王时期，「相邦义」就是张仪。《史记》记载张仪于秦惠文君十年相秦，从铜器上也可以看到，「十三年」、「王元年」和「王四年」秦国的相邦都是张仪，而「王五年」到「王七年」已经更为严君疾。

所以「十三年」、「王元年」和「王四年」这三个纪年是连在一起的，这和《史记》中秦惠文君在十四年改元的记载相合：

十四年，更為元年。《秦本纪》

也就是说，秦惠文君于十四年称王，并将当年重定为「王元年」。

从铜器也能看到，改元前的「十三年」不冠以「王」字，而改元后的年份前，皆冠以「王」，称「王某年」，与未称王时的「某年」相区分。

这种区别只发生在秦惠文王时代，其后秦国诸王也只称「某年」，不称「王某年」，所以这里的「王某年」正是秦惠王改元的标志。

其他诸国：

魏惠王于三十六年称王，出土铜器有「王之一年戈」：

韩国于宣惠王十一年称王，出土陶文有「十一年以来」，以示强调：

赵国称王最晚，当于赵惠文王即位当年称王，故无改元事。齐国、燕国、中山则资料缺乏。

而是否存在其他原因也会导致君主改元，由于目前材料太少，无法得到有效结论。

b.逾年改元

纪年一直有一个问题：

如果前任君主当年死了，新任君主即位，那么新任君主的「元年」到底是今年还是明年？

我们把「明年定为元年」的做法称为「逾年改元」。汉以后一直采用「逾年改元」，包括1911年武昌革命，而定「民国元年」为1912年，也是继承「逾年改元」的做法。

但古人到底是否采取「逾年改元」，我们是不知道的，这也给古人排年表造成相当的混乱——是一个大问题。

不过我们目前能知道的是，至少战国赵国已实行「逾年改元」。

赵武灵王二十七年，赵王传国于小儿子王子何，自己跑到北边胡服骑射刷副本。今出土青铜器有「王何立事戈」：

「王何」即王子何，也就是后来但赵惠文王。「王何立事」是什么意思？

战国兵器铭文格式是很固定的，而「王何立事」四字，正出现在应该记年份的位置上。还有数件铭有「王立事」的兵器也一样，比如有两支赵国「春平侯铍」，其一铭「王立事，相邦春平侯……」，其一铭「二年，相邦春平侯……」，其对比十分明显。

所以「王立事」的确是一个表年份的概念。那么「王立事」表哪一年？是否表「王元年」？

我们注意到其他赵国兵器颇有铭「元年」者，如「元年相邦建信君铍」、「元年往亡命鈹」，所以「王立事」并非「元年」。可以推断，「王立事」指的正是旧王退位或死亡，到第二年（新王元年）的这一段时间。

所以「逾年改元」至少在战国赵国已成制度。但再早是怎么样的，我们也不知道了。(￣∇￣)

2.执政官纪年

春秋齐国有一种神奇的纪年法——执政官纪年，这与罗马颇为相似。

齐国「国氏」一族地位甚高，是《左传》所谓「天子之守」者。我们现在有发现国佐任上卿时的器物「国佐甔」：

铭文开始即言「国佐立事岁」，即国佐管事的那一年。其余铭文还有「公孙灶立事岁」、「陈屎立事岁」等，都以执政官名字纪年。

不宁唯是，还有「某某再立事岁」、「某某三立事岁」的称法，即该执政官第二次执政、第三次执政的那一年。但目前未见三以上的数字，似乎齐国执政官任期最多三年，颇具共和之风。

也有一些铭文省去「立事岁」，如「郑阳陈得三」，当是陈得第三次执政之年。

3.地方序数纪年

以上都是国家层面的序数纪年，再来讨论地方。

一个国家并不一定从上到下都统一使用王位纪年，地方也可以用自己地方的封君年份纪年。比如韩国的「濩泽君戈」：

铭文云「濩泽君七年」，明言是地方封君濩泽君的纪年，而不用王纪年。

再有，珍秦斋藏秦国「王二十三年戈」，是秦昭王时器。其铭文云「王二十三年」，而前文已述自秦惠文王以下，纪年不再冠以「王」字，故可推断此处的「王」当为区分秦王纪年和地方纪年的标志，也可作秦国存在地方封君纪年的旁证。

于齐国则使用「地方执政官纪年」。

齐国地方执政官相当于县令，或更小的官僚。在其行政区内，则使用自己的纪年。比如这件陶片：

誾門外陳得，平陵縣稟豆，宿戟所爲。

「誾门外」是陈得的籍贯，「平陵县」则是陈得的辖区。后面的「稟豆」是器物的名字，「宿戟」是制造者的名字。

好，「序数纪年」到此大致讲完。

不过「序数纪年」也有一个巨大bug，就是过了很多年后，鬼知道「惟王某年」到底是哪个王的某年，这也是现在对出土青铜器断代的特大困难之一。

让我想起一个笑话：一个农夫在每日新孵的鸡蛋上都写了日期，但过了不久他还是分不清是什么时候的——因为他每个鸡蛋上都写着「今天」。

而此时，楚国则流行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纪年法。

二.大事纪年

顾名思义，「大事纪年」就是用当时发生的大事记录这一年。

1.西周及文献中的「大事纪年」

「大事纪年」出现得非常早，西周铭文就常用这种方式。比如「厚趠方鼎」：

惟王來格于成周年。厚趠有覿于祭公。趠用作厥文考父辛寶尊齍。其子子孫永寶。

这件鼎用「周王到成周」这件事来描述这一年（惟王來格于成周年），而不用「王某年」。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举数例说明：

中方鼎：唯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
小克鼎：王命膳夫克捨命于成周，遹正八師之年。
作冊绅卣：唯明保殷成周年。
麥方尊：唯天子休于麥辟侯之年鑄。
旅鼎：唯公太保來伐反夷年。

都用当年发生的大事来记叙这一年，这都可以称作「大事纪年」。但大多是随口一提，并非有一个专用于纪年的「大事系统」——后面会讲到楚国是有这么一个系统的。

「大事纪年」在传世文献中也多有例征：

《左传》襄公九年：公送晋侯。晋侯以公宴于河上，问公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会于夷仪之岁，齐人城郏。其五月，秦、晋为成。”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齐人城郏之岁，其夏，齐乌余以廪丘奔晋，袭卫羊角，取之。

而「大事纪年」真正普遍成体系的使用，则要等到战国楚国。

2.楚国「大事纪年」：

著名的「鄂君启节」第一句便是：

大司馬昭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鄂君启节」

这还不是孤例，《包山楚简》中也出现了这句话：

大司馬卲昜敗晉師於襄陵之歲。《包山楚简》

一字不差。

所以这件事应是当时楚人对此年统一的称呼，并非某一二人心血来潮的做法。

其他散见于铜器与简文中者：

滕公卲者果適秦之歲。
秦容城侯適楚之歲。
郾客臧嘉問王於戚郢之歲。
齊客陳豫賀王之歲。
東周之客鄦致胙於戚郢之歲。
秦客公孫紻問王于戚郢之嵗。
齊客紳雘問王于戚郢之嵗。

这些都是用国家之间的聘问事件来称呼当年，比如「滕公卲者果適秦之歲」就是说「滕公卲者果到秦国的那一年」，「秦客公孫紻問王于戚郢之嵗」就是「秦国的公孙紻到楚国聘问楚王的那一年」。

所以诸如一些简称，比如「向壽之歲」、「郘豊之歲」自然也就清楚了，就是「秦国的向寿来楚国聘问的那一年」和「秦国的吕礼来楚国聘问的那年」。

「大事纪年」在楚国铜器和竹简中所见极多，种类亦丰富。除了上文多举的「聘问」以外，还有一些战争，比如前文「大司馬昭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还有「大莫敖陽為晉師戰于長城之歲 」；或是一些事件，如「越湧濩君贏將其眾以歸楚之嵗 」、「魯陽公以楚師後城鄭之歲」；也有以楚王行踪纪年，如「王復于藍郢之歲」、「王自肥还郢徙于鄩郢之歲」等等。

而楚国编钟铭文里经常没由来地铭一件事，也应看作是以此事纪年的简称，如：

秦王俾命競之定救秦戎 。
唯荊曆屈亦，晉人救戎於楚境 。

即是分别在「秦王俾命競之定救秦戎」、「晉人救戎於楚境」的那一年造的编钟。

3.楚国「大事纪年」性质

a.「大事纪年」出现原因

楚国的「大事纪年」材料，最早出现于战国早期楚惠王时代。董珊教授推测，这可能和楚昭王「改紀其政」的事件有关。

当年楚国被吴王阖闾五战入郢，楚君臣仓皇出逃，终于返国后战战兢兢，于是「改紀其政」：

四月己丑，吴大子終累敗楚舟師，穫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于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左传·定6》

「改紀其政」可能包含了「大事纪年」的使用。

b.「大事」唯一性

如前文所述，「大司馬昭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在「鄂君启节」和《包山楚简》中都有出现；「秦客公孫紻問王于戚郢之嵗」也同时见于《天星觀簡》和《秦家嘴簡》。

所以「大事纪年」应是楚国成系统的一套纪年法，每年都有唯一的表述。而且以目前竹简所见，尚未有一例「王位序数纪年」，唯楚国青铜器中有两例「序数纪年」。李学勤先生根据材料推定的部分「大事纪年」年代如下^[2]：

c.「大事」的选择

前文多举以楚国与他国之间相互聘问，即「外交事件」为大事纪年的例子，这其实也是楚国大事纪年中最常见的选择。

因为诸侯聘问大抵发生于去年岁末或今年岁首，所以以聘问来作此年的大事，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其早期则多以楚王的行踪为纪年大事。

三.其他纪年

1.混搭纪年

既然有「序数纪年」，又有「大事纪年」，自然也可以两种混搭使用，比如：

十八年，齊率卿大夫眾來聘。「秦·商鞅方升」
唯王五年，鄭陽陳得再立事歲。「齊·陳璋圓壺」

但这种纪年法目前所见不多，只秦国2例，齐国2例，燕国5例，魏国3例。

2.太岁纪年

太岁纪年就是用这玩意纪年：

在楚国的「薳夫人鼎」中有见：

唯正月初吉，歲在涒灘，孟甲在奎之際，薳夫人囂擇其吉金，作鑄沐鼎，以和御湯，長賴其吉，永壽無疆，薳大尹贏乍之，後民勿忘。

《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就是用太岁纪年，这也是后来的干支纪年的来源。

今所见太岁纪年材料亦不多。

四.扯一下淡

古人的纪年方式到此已经讲完了，现在来扯一下淡。

其实人们认识时间，永远脱离不了大事纪年。

比如问公元208年是哪年。谁知道这个数字代表着啥？但若是知道这是赤壁之战年份，那对这年在中国历史中的定位就清晰多了。至少知道这之前曹操破了荆州，之后刘备准备入川了；往大点来说，「五胡乱华」不远了——这不都还是大事吗？

或者近一点，2008年是哪一年？「北京奥运」之年。那我大概就会围绕这事去想当时在干嘛，于是这年的经过，逐渐在我脑海里清晰了。但你要问我2009年是哪年，我还真回答不上来，不记得这年有什么事发生。不过你要问我2013年，我就很清楚， 因为这年我读本科，想到这，很多事情就浮现在眼前。

「北京奥运之年」其实就是国家层面的大事纪年，「我读本科之年」就相当于地方上的大事纪年。这不？「大事纪年」真好用。

而对于我来说，序数纪年就是，我20岁那年干嘛了？那我得想那年我读大几，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你单问我20岁我干嘛了，我还真一时答不上来。

总结一下，「大事纪年」对于当时人来说非常好用，因为「大事」很容易和自身产生联系，反而「序数纪年」很抽象。

但对于后代的历史学家，由于对当时事件没有切身感受，看当时「大事纪年」则非常混杂，很难算清某两年之间到底隔了几年，也容易在排年表是错乱，于是「序数纪年」变得好用。

所以不要觉得古人怎么发明出这么多纪年法，其实无非是为了实用，都是很自然的选择。网上不是有人呼今年为「疫情元年」吗？这妥妥的「大事纪年」+「序数纪年」啊！

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

五.汉朝年号

我们现在回过头，可以讨论汉朝年号的来源了。

1.「年号」出现原因

前文所述战国时地方封君的独立纪年，在汉朝依然存在。从出土的青铜器来看，汉代诸侯国是有独立纪年的，比如：

長沙王紀年：剌廟銅鼎一，容斗五升有蓋並重十四斤四兩。長沙元年造第一。
六安王紀年：陽泉使者舍熏爐一，有般及蓋，並重四斤一……五年，六安十三年。

而中央集权逐渐加强，官府所辖的时空范围都远大于战国，统一的纪年成为必要——至少咱们说起某年时得有共识吧。

不然这么多诸侯国，每个纪年都不一样，交流的时候可想而知有多困难。到汉武帝即位，汉朝已历数十年。不唯追溯战国，就是对汉朝本身的纪年都可能出现混乱。

所以如何合理纪年，亟待解决。

2.「年号」的性质

我们看武帝第一个年号——「元封」。

这年汉武帝封禅于泰山，当然是「大事」。

再看前面追溯的诸年号：

建元：武帝即位。
元光：建元六年秋八月，星孛東方長竟天。
元朔：此年冬至日月合朔。
元狩：元狩五年獲一角獸。
元鼎：元鼎四年四月，獲寶鼎於汾上。

都是以某大事为标志，从这点来看，都是「大事纪年」。

而在这些「大事」后加上「某年」，用的又是「序数纪年」。

「年号」其实就是「序数纪年」和「大事纪年」的糅合产物。

3.总结

我们在上节已讲到，「大事纪年」对当时人来说是很容易记住的，而「序数纪年」则显抽象；对于后世人来说，「大事纪年」过于杂乱，「序数纪年」则容易理解。

「年号」纪年正是糅合「序数纪年」和「大事纪年」的产物。人为地在某皇帝的在位时间内，插入若干大事，分为若干小段，以避免高纪年的产生。既方便当时人记忆和使用，也使后人追溯这段历史时更为清晰。

因此董珊教授总结：年號的產生是官府管理为適應社會發展的產物。

当然，从更弘远的视角来看——比如两千多年后的今天，那汉武帝在位的那几十年，自然又显狭小，这些年号还是够麻烦的。

但这早就不是汉武帝应该操心的事啦。( ´▽｀)

感谢董珊老师的讲座～

参考

1. ^ 赵化成《汉"建元","元光","元朔"诸器辨伪兼及武帝前期年号问题》
2. ^ 李學勤：《有紀年楚簡年代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