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外培训机构如果全部消失，会对学生，家长，还有整个社会产生什么影响？ 第1页

谢邀。

要么继续放任教育资源市场化，最后导致教育产品贵到普通人买不起（其实已经差不多了，随便就一个月四五千的补习费）；

要么一刀切，先用政治强制力刹车，给提升公共教育供给和监管争取时间。

我也不喜欢一刀切，但在批判前先得摸摸自己的屁股坐哪。

我国的教育市场化是疯狂的，不是拿几个欧美国家岁月静好的例子就能反驳的。

去年学前至高中的校外机构有49万家，去年疫情期间新成立的就有8.4万家，而今年前五个月新增的有4.9万家。

日本韩国这块的市场规模也就五六百亿人民币，美帝也只是小千亿。

中国，1.4万亿。

资本的涌入下，教育产品的价格水涨船高。十年前C9的学生兼职给高二孩子补课（还得上58同城），一小时50元，数理化英语可以再加。

现在这个价格只能上初中的网课，高中的要翻番，真人线下课再翻番，真人线下一对一再翻番。

高中数学线下一对一辅导，400元一小时不是开玩笑。

这种疯狂的后果，就是大量教育资源析出，教育产品的高价趋势全面蔓延。

一是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析出。其中比较隐形却很典型的，就是“课上不教课下教”。

老师上课给你认真讲，你不听。还不能揍你骂你，因为你娇贵，因为你爹妈不能让自己宝贝孩子受委屈，因为很多地方只要有校内学生伤亡，校方无条件背锅。

所以很多学校佛系了，特别是非重点，点到为止爱学不学。真心想学习的，开个价，报我的班。

你还真得感谢这些愿意赚钱的老师。因为现在很多老师不在乎职称，你开价他都不教你。

反正我感觉我国公立教育水平总体是有波动的。之所以看上去很好，那是因为教育资源内部也在随着城市化而集中，养出了很多生源极佳的“一中”。

在非重点里，很多老师就是来画押点卯念教纲的。

公立教得越差、公共教育时间里学得越烂，市场化的教育生意就越红火。

其二，这种循环在疯狂下沉。

一是年龄段的下沉，沉到学前班去了。

学前班搞思维训练？我擦咧我学前班的时候就是在江西师大的池塘边玩土，每天晚上等着外婆买根小学生或者盐水冰，每个周末吸着鼻涕去游戏厅看人打三国。

兄啊，学前班辅导真的没啥意义。什么叫“学前”？就是还没进入适应教育的年龄。这个阶段教的东西实际上是记不住的，也没有办法形成系统理解的。

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恰恰是家人互动，为孩子的社会性提供范式，巩固心性。结果这个年龄的小娃娃被批量塞进辅导班里。

这些家长将来要是发现自家孩子在同理心、自我表达、情绪管理上出现偏差，麻烦先扇自己嘴巴子。

小中高就不用说了，疯狂内卷。

二是教学内容的下沉。

我感觉以前教学内容就三类：

一是兴趣类，家长宝可梦对决时用的，画画舞蹈小提琴（当然少数是孩子有天赋）；二是竞赛类，上个奥数；三是捞差生类，为了考试冲一波。

应试类的不算绝对主导。因为最熟悉考纲的是老师，而老师又直接负责教纲。你的老师看了你几十份卷子，你烂在哪块知识点，他绝对比课外机构要熟悉。

但现在不是。现在有些地方，我感觉真正负责教学的不是学校，是课外机构。

课外机构拎着考纲和解题思路狂讲，学校里负责上课的老师反而一打铃就跑路。

那我们要学校干嘛？给校外机构换块牌子得了？

以前一个班里四五十人，上辅导班的两三个人。其他同学，好学的回家K题K卷，不好学的浩方走起。

现在一个班里三四十个人，报了网课兴趣班辅导班的，超过60%（至少我身边是这样）。

？？？

我身边月入两万的父母掏五千，月入十万的父母敢掏五万。大家鸡娃都鸡疯了，所有人都在鸡，你孩子周末躺家里打游戏简直是犯罪。

我每次听到都懵逼：我高三每周还去网吧通宵一晚呢，我算老崔级别吗？

虽然没找到什么数据，但我觉得教育开支已经占了家庭的25%左右了，基本挤掉其他消费。

最后，这玩意没啥产出。

我身边但凡混得牛掰点的，都不会让孩子在国内卷，一般是美高走起。

我认识一位top2本硕博带佬的名言：实在不行，再让孩子读top2。

他们很多路径是完全不一样的。

留下来卷的，并没有卷出什么教学模式创新（网课我十二年前就用QQ上过），孩子也没成汉利安超人。

“刻苦学习”这事被高度资本化了。效能增加不明显（我那个非重点高中一天两到三套卷子，这个题量到今天我看也没啥变化），但每个动作都要收费，都有定价。

总体上收益在哪里？上市敲钟是人家的呀。至于年年的录取线走高，那是因为国家扩招。

课外机构全部消失，不是好事。

因为公立教育机构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教育需求。

但现在出出重拳，我个人没什么反对的立场。

什么“逼着孩子读技校做工人”啊，什么“有钱人可以别墅辅导”啊，慢慢吵。

吵的时候你就问自己一句：

是不是什么都不做会更好？

我反正觉得不会。

有些教育行业把这次收到监管之后的局面，说的很悲壮。

什么空有抱负啦，什么梦想破灭之类。

把自己比成各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历史人物，还特意渲染个落泪，叹息。

拜托。

我就在想：

• 当时给投资人描绘远大目标的时候，不知道这个业务是自己赚钱，全社会买单么？
• 和手下小兄弟盘算着先烧钱，后收割的策略时候，没意识到这么做事实上制造了千万家庭的财务压力么？
• 顶着2018年的政策文件继续互联网上铺天盖地打广告，找写手制造焦虑的时候，没想过监管真的会出手么？

其实都想过，但是财富自由的诱惑太大，再造一个教育体系呼风唤雨的诱惑太大——手，收也收不住。

就别嘚瑟了，可以向被反垄断调查的几个巨头学学，什么叫中国式的智慧，什么叫守规矩、不折腾。

现在不是10年前，有些东西，越pr普通人越烦。

说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全部消失，对全社会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

让每个人都花钱，和让每个人都不花钱是一样的。

前资本时代，确实有资源的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单独辅导，这个操作除非是规定单独辅导违法，否则无法禁止。

但是对更多人来说，这些机构制造的焦虑，不断抬高交易成本，实际上是把一个正外部性的行业做成了负外部性的行业。

所以，消失就消失好了。

以上，供参考

没有任何影响。

我们当初顶天了一个少年宫，还全玩的琴棋书画，妨碍我们做四化接班人了。

严重打击了商业地产，疫情后商铺写字楼空置率感人，偶尔有租出去的大多是做教育培训的。黄金地段的商铺慢慢的招牌都换成xx教育。

这下除了艺术类和学前教育的全玩完。又一大批商铺写字楼空置。

看到了 @佐伊23 大佬的回答，提起了GAKA，这就必须手痒补充一下了，韩国教育培训改革，那故事可多可乱哩。

GAKA时期，教育和劳动力培养被提到国家战略的角度。

1974年，韩国推行“教育平均化”政策，口号是“公共教育正常化，减少私教育费，教育让大多数人满意”。

具体做法：教育统一化，整齐划一。每个阶段所有的学生使用统一的教科书，取消公、私立学校之分，取消初高中入学考试，废除重点学校、中小学生就近入学(学生可报志愿上居住地附近的几所学校，最后抽签决定)。一年一度的高考由韩国教育部统一命题，划定录取分数线，各名牌高校再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新生录取分数线等等。为了扩大中学的规模，新设 377 所学校，新建 8579 间教室，增加 11,515 名教师。

严格实行“三不政策”：不允许高校自主举行入学考试、自主招生;不允许各高中学校按高考成绩划分重点非重点校;不允许私人捐款入学。

校外培训机构开始走向狂飙发展。

80年代以来，学生为了“生存”被迫接受课外辅导，支付巨额课外辅导费，韩国成语称为“亡国课外”。课外辅导过热引起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为筹集课外辅导费用而做家政工作的妇女开始增多；有一些学生因成绩不好而悲观，甚至自杀；有些家长不尊重学生个性发展，过早地让子女到海外留学等。

这并不单纯是教育自身的原因。大韩帝国末期，民众希望通过社会进化论成为强国。殖民统治时期，民众认为强者统治弱者是自然规律。20世纪60年代开始，GAKA体制下，韩国将所谓的爱国主义、 民族优越主义确定为实现国家现代化与发展经济等理念的基础，进而形成国粹主义。课外辅导过热的同时，韩国民众不自觉地，追求和强化了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竞争规律与追求一流的个人主义。二者结合深入韩国人的脑髓，课外过热便更加严重。

1980年，全斗焕提出《7·30教育改革》方案，颁布《规范教育和消除课外补习过热的措施》，目标是完全控制课外补习，具体措施：增加大学入学考试次数以减少考试的激烈竞争程度；成立教育管理委员会系统以提供低价的课外补习；所有大学生和学校教师一律禁止提供有偿的私人课外补习；学校禁止开设学术科目方面额外的高中课和课外补习等。

配套地，成立了37个课外辅导稽查队，负责取缔校外培训机构。

需要留意的是，80年代以后，韩国人口与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韩国35岁以下的年轻人已经占总人口的75%，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之一，而且由于它的人口识字率接近100%，韩国属于当时世界教育水准最高的国家之列。

在这种前提下，7·30措施不但没有成功实现教育公平，还催生了臭名昭著的别墅补习，既然校外培训做不下去，那么韩国江南区的老爷小姐们就可以让孩子在家安心上私课了。

1987年9月，“民主教育促进全国教师协议会” （“民教协” ）宣告成立，“民教协” 领导教育界开展了要求修改“教育恶法” 的抗争。 1989年5月，在韩国工运趋势的推动下，“全国教职员劳动组合”（“全教组”） 宣告成立，决心团结韩国教员为实现“民族、 民主和人品化教育” 而斗争。“全教组”推动卢泰愚政府加快了教育改革进程。

到1995年金泳三时期，4月，韩国“教育改革委员会” 发表“5·31教育改革方案”，加大教育投资。随后金大中政府延续教育政策，在大学入学制度改革和减少课外补习压力等方面进行努力，成立国务副总理领导的专门机构，改革专业和课程设置。

2000年4月，韩国宪法裁判所裁定《课外禁止法》 为违宪，教育培训机构迅速脱缰了。课外辅导费用大增，从2003年到2008年的5年时间增长了52.3%，家庭生活费中教育费所占比重从1965年4.8%，到2007年达到10.1%。

在韩国富人的江南区，到达法定入学年龄进入小学学习的比例仅仅82%，与全国平均水平88%相去甚远，因为江南区盛行早期留学。

到卢大圣人时期，卢武铉认为，韩国社会的贫富差别，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教育不均造成的：有钱人住在富人区，能上重点高中，然后进入名牌大学，所以必须坚决反对所谓精英教育，特别反对重点大学垄断优秀生源。卢大统领说，“重点大学别要想选拔千里挑一的人才，能对百里挑一的英才加以培养就很好了”。有卢政权的官员建议，取消名牌大学原来的名称，改称国立第一大学、第二大学、第三大学等。卢武铉时期取消中小学的重点学校、重点班，学生升学一律就近入学。看起来很美好，结果是家长在公立学校放学后纷纷将孩子送入课外辅导班补课，为此付出昂贵的课外辅导费，更加重学生的学业负担。家贫的孩子上不起辅导班，继续加大贫富学生学习成绩上的差距。

鼠明博上台后，主张大胆推进体制改革，转变为“以自主和竞争，强调效率为基础教育先进化体系”以“培养符合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型人才”。作为CEO形的总统，教育方面过分强调效率，无视学校的等级化和平民教育费的负担。例如通过高中多样化工程，扩大自我管理型私立高中，极大削弱高中平准化政策，强调英语教育，还是大大助长了课外辅导。

2000年，韩国正式进入65岁以上老人比例超过7%的老龄化社会。2005年，韩国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为1.08人，世界平均生育率为2.6人，发达国家平均生育率为1.57人。造成韩国低生育率的原因有许多，最重要的原因是房价、生活费上升和就业难等问题，使得结婚年龄上升；私人教育费、养育费的负担逐年增加，使已经结婚的可生育人群不愿生育。

那么韩国近况如何呢？

2019年，韩国课外教育市场规模突破20万亿韩元。

首尔市长吴世勋表示：“既然不能遏制课外补习教育的发展，就应该让所有人共同享受其好处。现实和理想总是存在差距，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们什么时候能够听上明星讲师的讲课？在江南听最火的课外老师讲课的时候我就想，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只能靠学校课程来追上其他孩子的情况要延续到什么时候？我们起码要让江南区域和江南地区以外的学生们听到同样的讲课内容。”

2021年7月2日，首尔议会通过36亿韩元的“首尔学习”工程预算案，“为缩小江南和江南以外地区教育差距”，“首尔学习工程”将购买知名讲师的网课，免费提供给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学习。

首尔蔡裕美议员表示，“首尔学习工程只会使课外教育市场进一步扩大，对发展公共教育没有丝毫好处，首尔市民缴纳的税款就这么随便使用吗？”

“不担心课外教育的社会”等33个教育组织对首尔议会通过首尔学习工程预算一事大力批判，并计划召开记者会。“教育差距不是把网课机构的课程引入网络教育平台，为学生提供听课权就能解决的问题，首尔学习工程不仅与现有的公共服务重复，还利用公共平台主张课外教育的风气，与政府加强公共教育的政策大方向相违背，存在致命缺陷。”

韩国总和生育率连续两年全球垫底-新华网 (xinhuanet.com)

韩国大约的确是要消失了。

有百利而无一害。

中国一定要发挥中国的优势，就是让明白人当家作主，不要像有些国家，天天听刁民废话连篇。我特别支持广东的做法，就是把校外培训列入打黑除恶专项整治中去。中国的社会治安是不错的，但为什么大家还是很累呢，就是中国社会骗子太多，处处挖坑，处处诈骗，防不胜外，校外培训就如此，说白了，就是借不懂事的子女为工具骗父母，中国老百姓又不富裕，要是任由校外培训发展，年轻一代就是被敲骨吸髓，不是危言耸听。政府喊什么口号，走什么道路，都不重要，最重要就是要保障人民利益，借着医疗骗老人，和借着教育骗小孩，属于社会危害性极大，且个体难以解决难以防患的问题，如果政府不果断决策，其实也愧对自己所处位置，以及人民的信任。

切谁切的狠，谁的叫声就大。

你以为是鸡娃的家长们和被鸡娃的娃吗？

你们都是金鱼吗？近几年教育的焦虑和16年、17年买房的焦虑何其相似？焦虑传导给全民，凭空做出来的蛋糕却被小部分群体拿去，你们难道没发现那些个大教育机构和某些房企、互联网的玩法很相似？

在知乎搜搜，那些焦虑的乱相回答都还在。

几年前校外培训机构没这么多的时候也不见有人说机构太少了影响了社会、家长、孩子。

什么叫劣币驱逐良币啊？我看这几年激进的校外培训机构越来越像劣币了，你们去没去过new east？你们知不知道它的流失率很大？它年年大规模招聘，不是教育专业的应届生被校招进去速培出来给你家娃讲课，而且价格还贵，完全是吃信息差，大规模的宣传焦虑，你周围孩子全被鸡，导致你也鸡，小小的孩子背着个大大的书包，周末上着各种兴趣班，有意义吗？这种全卷了你不卷就会输在起跑线的焦虑有意义吗？

另外，我反对教育金融化，反对过度的教育，反对不正规小作坊教育，反对那些吃不到更多的蛋糕而在课堂上不教真把式迫着学生参加他们课外补习的东西（深受其害）。

赞成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真搞教育的不宣传焦虑的教育机构，或者有助于孩子成长的教育机构。

“做强做优免费线上学习服务。教育部门要征集、开发丰富优质的线上教育教学资源，利用国家和各地教育教学资源平台以及优质学校网络平台，免费向学生提供高质量专题教育资源和覆盖各年级各学科的学习资源，推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各地要积极创造条件，组织优秀教师开展免费在线互动交流答疑。各地各校要加大宣传推广使用力度，引导学生用好免费线上优质教育资源。”

几个问题：

1、义务教育后的升学制度，是现在社会大生产的分工机制，目前社会游戏规则不改，改校外培训机构，你觉得分工机制会有变化吗？

2、如果现在社会大生产的分工机制，衍生出来的是学历的阶层论，阶层不打破，你觉得学历阶层论会被打破吗？

3、假设我国的高等教育资源上限是容纳1000万人一届，当期新生儿达到1000万人，会导致所有人都有大学读吗？

4、教育减负中，把一个公式的由来、使用场景、题型等大量的课内知识，减负成只摆着一个干巴巴的公式，你猜这是为了减负，还是为了把资源不够补课的人挤出去？

5、校外培训机构全部消失，校外这么多年积累的资料会不会消失？一个U盘就能解决的事情，怎么阻止？

6、可以监管校内老师，如何监管变相式的全职私聘老师。当一个社会高层花5W私聘一个全职特级老师给他孩子补课，怎么防？

放个爆论：不要想着这是利好谁谁，系统管理员只是不希望“社会大生产的分工机制”崩了，大家都玩不下去罢了。

20世纪70年代后，朴正熙统治下的韩国，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发展出口导向型企业，迎来了经济的腾飞。在70年代，韩国经济增长率连续7年超过10%。伴随着这种经济的腾飞，带来的是对人才的需求。而学历是人才的标签，只要能够通过高考考上名牌的大学，就意味着拥有了好工作和高薪水。

但与中国一样，高考是个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游戏。为了能让孩子考进名牌大学，家长们开始了疯狂的内卷竞争。各种辅导班纷纷涌现，家长投入在辅导班上的费用也越来越高，培养孩子越来越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

辅导班过度发展的结果，就是使得教育成为了一场金钱的游戏。有钱人让孩子上一些比较高级的辅导班，接受更好的培训和教育；而穷人只能上一些一般的辅导班，甚至上不起辅导班。阶级的分化造成了教育的分化，教育的分化又完成了阶级的再生产，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底层上升的通道没有了，整个社会的不满情绪也就越来越强烈。

面对要求教育公平和教育减负的声音，韩国政府开始了对辅导班的限制性政策。

1980年，韩国政府颁布了《规范教育和消除课外补习过热的措施》，并成立了30多个专项稽查队，负责打压并取缔校外培训机构。

从表面上来看，辅导班被取缔了，但是围绕着高考的竞争仍然存在，对家庭辅导的需求依然存在。

所以，当时的很多辅导机构摇身一变，成为了专门针对中上层家庭的一对一服务。这样，直接把底层排斥在了教育的内卷游戏之外。底层确实不用卷了，因为连卷的资格都没有了。

这种政策所造成的后果是，此后很多年考进名牌大学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富人家庭。韩国政府本意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结果却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

很多中下层家庭意识到这种不公平，强烈呼吁开放校外培训，甚至为此上街游行。到2000年5月，韩国政府最终决定允许校外培训，给出的理由是“禁止补习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

这也迎来了校外培训机构的再次繁荣期。2019年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在韩国上补习班的学生比率高达74.8%，其中小学生为83.5%，初中生为71.4%，高中生为61%。

从本质上来讲，在韩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教育就是一种阶级再生产的手段。在阶级社会中，追求所谓的教育公平是不可能实现的，追求一种不内卷的教育方式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教育的不公是由社会的不公造成的，教育的内卷是整个社会的残酷内卷造成的。在不解决社会问题的情况下，妄想单独解决教育问题，是不可能的。

当然，教育问题之所以引起韩国政府的高度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公平问题。校外辅导机构的繁荣以及家庭不断加大的教育支出，加剧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趋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韩国的生育率近年不断触底，在2020年度全球各国生育率排行中，韩国名列倒数第一。

没有新生儿，也就意味着没有韭菜；没有韭菜，就没有资本主义的未来。

批判完七八十年代的韩国，我们再来看看七八十年代的苏联。历史证明，资本主义辜负了韩国，而修正主义则辜负了苏联。

下文是《红旗》杂志1975年的一篇文章，仅供批判。

请看苏修的一种新行业

阳戈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光，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免，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榜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补习班”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艺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可是，以“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于是苏修报纸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莫斯科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